一、有关“秘色”的史料

    抽出日本古籍史中“秘色”一词的用例，通过探讨其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使用的，我想研究日本的舶来品问题。

    如前所述，输入我国的大量越窑青瓷，由于近年来的发掘调查，在全国各地的古遗迹中已被发现①。根据1992年的统计，可列举出185所遗迹，南有鹿儿岛县南种町茎永松永遗迹；北有秋田城址。即是说，从九州岛到本州岛北端附近都有青瓷出土。但是，在冲绳诸岛和北海道的遗迹中却没有发现青瓷。每一处遗迹中出土的青瓷数量，平均为1片到数片，出土残片总数为2752片②。不同地区出土的总数，九州可与其他所有地区相匹敌。与此不同的是，在输入门户的福冈市鸿胪馆址，1987年正式发掘调查开始以前，地面采集约2500片青瓷，但发掘后的准确数据还没有统计，大约有5，0000片以上吧。

    出土的器形，碗、盘自然占大部分。其他的有壶、钵、水注、盒子、唾壶，香炉，托子等。这些是广义上的越窑制品。可以看到有精制品和粗制品两种产品；前者包括上林湖窑，东钱湖窑等杭州湾沿岸地区瓯窑的产品，后者却难以确定生产窑址，有可能是婺州窑及福建省窑的产品。青瓷输入我国的年代开始于8世纪后半至末期，在9世纪前半期供给以大宰府为中心的九州地区，而9世纪中叶以后，优秀的产品被运入平安京。总之，从10世纪到11世纪前半期的产品为多数。而且，这一时期几乎不输入越窑以外的青瓷。

    以需要如此众多的越窑青瓷为背景，表达这些青瓷的语言，“秘色”或“越烷”就在同时代的文献资料中开始出现。在管见所及的范围内，“秘色”的使用有下面3例。

    史料1《吏部王记》，是醍醐天皇的四皇子重明亲王(906—954)的日记断简，欠缺前后日期。但可以看到，是与宫廷内上供忌火御膳之时的礼节有关的事情。膳桌上有供奉四类食物的四个木盘并排摆放，还有沉香和瓶子。其“瓶用秘色”，有951年的记录，作为“秘色”的用例，在我国是最早的。后来室町时代的一条兼良在所著的《花鸟余情》里，注释《宇津保物语》的秘色杯的同时，注释本案的秘色即所谓的青色茶碗类。

    史料2是《宇津保物语》的一个场面。是围绕女主人公源正赖的女儿宛宫的求婚故事。以求婚者身份出现的滋野真菅，是60岁时从大宰府归任途中，其妻亡故的。记述他自己拥有300石的筑紫船；还有从大宰府得到的丝织物等唐物。这可以看作是他利用大宰府的长官之位获取的财产。因而，在他的邸宅有大量的唐物并不奇怪，他正要把它们作为给宛宫的聘礼。列举的史料是用餐时的情景，主人滋野真菅自己用“秘色杯”，女儿、儿子用金属碗，能够看出陶瓷器与金属器有差别。《宇津保物语》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此处引用部分在各版本中是共同的。

    史料3是源氏悄悄进入与其有关的女子末摘花的邸内，透过窗格窥视到的情景的描述。末摘花的邸内因贫困而荒废，屏风破损；四、五个女佣似乎因寒冷而穿着被薰得发黑的白色衣服：吃着粗淡的食物，饭桌上虽有“秘色”类唐物，但因陈旧很不体面，一点雅趣都没有。末摘花曾是极富荣华的常陆宫的女儿，现今却过着衰落凄惨的生活。那里陈旧的秘色食器，大概是作碗使用的。

    上述3例，是有关“秘色”的全部史料。总之，可以说，至迟在10世纪中叶，表示唐物陶瓷器的用语“秘色”，在我国宫廷内已被使用。

    二、“秘色”时期与“越垸”史料

    唐代“秘色”的使用，可以推定为出现于9世纪中叶前后。如果阅读多次引用的唐代诗文，有“秘色”文字的是，陆龟蒙的《秘色越器》及徐寅的《贡余秘色茶盏》诗2例③。两首诗所吟咏的具体年代虽难以确定，但两位诗人都卒于9世纪80年代。前者卒于中和年(881—885)初期，后者卒年不详，但873年前后仍然在世。因此，可以认为这些诗文是9世纪中叶到9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一方面，在他们之前触及越窑青瓷的诗文，比如，陆羽在《茶经》里拘于对越瓷的礼赞与详述，看不到有关“秘色”的表现，还有施肩吾的《蜀茗词》，顾况的《茶赋》等都是如此。由于这些都是诗文，所以，不能过高地看重它们的史料价值。而“秘色”一词的使用大概不会超9世纪中叶以前。对照这些诗文与法门寺地宫封闭年限，可以认为，9世纪后半期为“秘色”一词使用的开始年代，而且与越窑作为贡窑有关系。

    自此以后，众所周知，可以举出很多五代的例子，如有924(宝大元)年，935(清泰2)年，942(天福7)年，969(开宝2)年，973(同6)年的史料，能够抽出北宋1068(熙宁元)年“秘色”的使用例子。因而，可以说“秘色”词语最普遍的使用，是在10世纪中叶前后至11世纪前半期。

    再者，看到我国“秘色”的使用例子，如上所述，在951年为初次出现。可以说在中国最广泛使用的同一时期，我国也是把“秘色”作为唐物陶瓷器的代名词而认识的。我想，其背景是10世纪的平安京出土的越窑青瓷量最大，随着大量青瓷的输入。“秘色”这一特殊的称呼也被传来，而且只固定地使用于贵族阶层。

    以前，曾有论述，在我国从9世纪中叶前后起，为区别唐物陶瓷器与国产瓷器而作表记④。若叙述要旨的话，就是在初期阶段，于唐物前冠炉“大唐”或“唐”字样，表记为“大唐瓷瓶”，“唐白瓷瓶”，10世纪中叶以后。如《仁和寺御室御物目录》那样，简洁地以“茶垸”表示唐物，使用“青茶垸”、“白茶垸唾壶”的形式。从当时的输入量推定，前者指越窑青瓷，后者指邢窑白瓷。日本产的陶瓷器，一般地象白瓷，青瓷那样用“瓷”来表示。这样的区别，是以867(贞观9年)所勘录的《安祥寺伽蓝缘起资财帐》为开端，在寺院资财帐中把两者明确区别并作表记。然而，更进一步象“天目”，“处州”青瓷等那样详细的表记，则出现于13世纪以后。因而，“秘色”是表示唐物陶瓷器中青瓷的用语。但是，作为“越窑”产的青瓷却难以被当时具体认识。进而，在青瓷内，是否用“秘色”表现与优良瓷器的区别还是疑问。史料3的描写，虽然说文章总体是描写荒废生活的，但是，“秘色”虽是旧的唐物，作为表现不体面，又无风趣的象征物来讲，虽是文学作品，却很难认为作者是把它当作特殊的，美的物品来认识的。

    但是，“越窑青瓷”的表现并不是完全没有传入古代我国。仅有1例，我想注意在9世纪中叶史料中能够看到的这个用例，以下要介绍的史料，在我前述的文稿中疏漏，在高野杂笔付录的《唐人书简》里可以找到。关于这则史料，近年有高木訷先生的介绍，石井正敏先生以交流史史料进行研究与考证⑤⑥。关于这一点，基于两位先生的见解略述其概要。嵯峨天皇弘仁年中，受皇后橘嘉智子之要求入唐的惠萼，在承和14年(847)6月，与杭州盐官县灵池寺的义空同道回国。义空住平安京东寺西院，后来，皇后在嵯峨建立坛林寺，使义空移住此寺，这可看作我国禅宗的初传。

    给来日唐僧义空的唐人书简，约有17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徐公直，徐公祐兄弟的书简。兄长公直住苏州，散见于《行历抄》等与圆珍有关的史料中，是有前散将等头衔的大商人；把弟公祐多次送到我国并进行唐物交易。两位都是义空的俗家弟子。书简中欠缺时间，大中年间(847—859)能够推定的史料有“吾六月初从明州出发，廿日到鸿胪馆”，公祐长期滞留大宰府鸿胪馆，往来于日唐间，带来与入唐僧等的联络，兄长的书信及赠品。

    史料A：徐公祐给义空的信

    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前略)谨奉白茶垸五口、越垸子五对(内阁文本——越垸十五对，宝寿院本——越垸子五对，早稻田大学本——越垸子十五对)青瓶子一件，铜匙三对”。

    史料B：唐人徐公祐给唐僧义空的书简9月11日

    (前略)昨天从大唐来，收到家兄(徐公直)来信，希望我前来探望您。公祐谨献上茶一斤。白茶垸(宝寿院本一垸，内阁文库本一椀)十口。恳望不要责怪。

    史料A，推测为闰12月的误写，是大中3年(849)滞留在镇西鸿胪馆的公祐，给东寺西院义空的赠品。列举的陶瓷器有白茶垸5口，越垸(子)5对，青瓶子1件。关于“茶垸”的说法，在史料B中也可看到。如上所述，它是表示从中国输入的陶瓷器的用语。这个词的使用，可追溯的史料，是贞观9年(867)由惠运勘录的《安祥寺伽蓝缘起资财帐》。而《安祥寺伽蓝缘起资财帐》是记载大中元年(847)，唐人张支信等用船从明州由惠尊，义空及同时回国的入唐僧惠运带回物品的。象“大唐研钵”、“大唐瓷瓶”那样，加上“大唐”字样以明确表示舶来品。“茶垸”就不一定是固定表示舶来陶瓷器的用语，而根据唐商人在此的确切称呼，可以认为在9世纪中叶已是表示我国舶来品的用语。

    我想注意史料A中“越垸(子)”的用法。这到底是“垸十对”还是“垸子五对”却难以确定。“垸子”的类似例子没有出现过，但“子”是接尾词，可以看作象“碟子”“盘子”“瓶子”“茶托子”等那样的用法。因而“越垸子”可以认为是越窑青瓷茶碗。这时虽说是唐人之间相互往来的书信，其中有冠以特定生产窑的用语，有着深远意义。这佯的知识传入我国是可能的，但是，很遗憾，平安时代的“越垸”的用例别处却没有发现。数词“对”是与茶托相配套的吧。

    三、法门寺“秘色瓷”圈足形式

    若注视法门寺出土的15件“秘色”青瓷的底部形态，就会发现有12件平底，3件圈足底，没有所谓的壁形底器物。虽已考证，壁形底是唐代盛行的形式，但更能够限定其出现与消失的时期。若汇总唐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的纪年铭资料，壁形底的出现，浙江省诸暨县茶场唐墓(794)作为确切的资料是最早的。可是。由于江苏省仪征县刘夫妻墓有可能追溯到770年。其出现是在8世纪第3四半期与第4四半期的交替时期。9世纪前半期资料较多，这一时期碗的底足形式，不足是越窑，而且在邢窑白瓷，长沙窑青瓷中都广泛采用，但是，刻有850年铭文的上林湖朱氏墓土的青瓷罂作为最终，很快在越窑消失。变化为圈足。邢窑白瓷有870年的资料，消失时期稍晚；法门寺出土物作为最终，在此窑也变化为圈足，还没有法门寺以后的纪年铭资料。

    如果用日本出土物验证此推移的话。那么从9世纪后半期遗迹出土的例子为多。这里有必要考虑输入日本、使用之后直到废弃的时间，因而与中国的年限大体相符。在大宰府遗迹与有927年纪年铭木简一起出土的30片越窑青瓷内，圈足占大多数，有28片，壁形底不过2片而已。

    因此，从壁形底向圈足转换的时期为法门寺出土品所处的位置。有关更详细的情况，请参考拙稿⑦。

    注  释

    ①龟井明德：1986年《日本贸易陶瓷史的研究》《日本出土越州窑陶瓷器之诸问题》4493／PP；《初期输入陶瓷器的名称及实物》115—137／pp。

    ②土桥理子：1993年《贸易陶瓷奈良平安的中国陶瓷》原考古学研究所。

    ③小山富士夫：1943年《支那青瓷史稿》，PP45—59。

    ④同①。

    ⑤高木訷元1981年“围绕唐僧义空来朝的诸问题”高野山大学论丛第16卷PP55—90。

    ⑥石井正敏1988年《关于9世纪日本·唐·新罗三国间的贸易》，《历史与地理》394号。

    ⑦龟井明德1993年《唐代壁形底的出现与消灭时期的考察》，日本贸陶瓷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