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弘佛大盛举 中外文明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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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历史上法门寺十次大的舍利供养活动

    佛“舍利崇拜”,是法门寺佛教文化的独特地方。由“舍利崇拜”引发的舍利文化,是法门寺佛教文化的核心,也是法门寺历史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

    笔者认为,佛教文化是另一世界文明古国——印度,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融汇贯通着其在哲学、宗教、科学、文化、艺术、天文、医学等领域的诸多成就,是古印度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国佛教文化是另一世界文明古国——中国,虚心吸纳印度佛教文化长处,并改造融入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之后,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隋唐之后,在印度已衰落的佛教在中国却兴盛,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中国佛教文化的辉煌已大大超过了原印度佛教文化,它是世界文化成功交流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吸收外来文化创新发展自己和开放精神的体现。

    中国佛教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中国的佛教化与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播,虽离不开佛经的传播,但最主要的传播,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形式,即是佛的崇拜和佛舍利的崇拜。

    法门寺因瘗藏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而很早就著名于世。佛教徒因对法门寺佛指舍利的崇拜而出现供养、朝拜、迎奉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特别唐代八位皇帝六迎佛骨舍利的盛举影响极为广泛和深刻。这些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且是不可低估的团结人心、巩固政权的政治活动,还是规模盛大的文化活动和中印文明的大融合。

    历史上有记载的法门寺大的舍利供养活动,始于北周岐守拓跋育,鼎盛于唐代。笔者现有选择的记叙其中较重要的、规模较大的舍利供养活动十次如后。

    从这里,人们就可看出法门寺在佛教文化中的巨大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次次大的崇佛盛举,实际上是次次中外文明的大融合。

    (一)元魏(北周)拓跋育初启塔基供养

    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记载:

    “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

    南北朝时,魏帝原姓拓跋,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二十年诏改为元姓,至西魏废帝末年又复姓拓跋。因此拓跋育,也称元育,是北魏王室成员之一,跟随魏出帝元修一同入关,西魏大统年间为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后来,西魏政权归于宇文氏。拓跋育由于积极追随宇文氏,在废西魏帝元钦和降魏宗室诸王为公等重大事件中很有功勋,被宇文化“内外任使,布于列职”,历仕几代,官运亨通。上述所提“元魏二年”,经国内外专家多年考证,当为北周明帝二年,即公元558年。当时,关中地区各族统治者,都大力提倡佛教,大做“功德”之事。关中佛教遂成为全国佛法流布的策源地。法门寺因瘗埋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而为关中要寺,元魏皇寺。

    公元558年,拓跋育以小冢宰之职任岐州牧(刺史),新到职,游育王寺(法门寺),对育王寺的悠久历史、对育王寺名与自己名字“育”相同等,颇有感慨,又看到当时法门寺规模较小,与自己的身份、名望不相符,便大作“功德”,施舍钱财,组织修葺育王寺。在原基础进行扩建,广建殿宇,高筑围墙,加高门庭,增度僧人,使法门寺面貌一新。因此,《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记述:

    “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事出于古,名同于今,乃敞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度僧以资之,刻石以记之”。

    拓跋育,是个敢于创新的人,他不仅在修建法门寺中,敢于“敝旧规,创新意”,而且在佛指舍利供养中,敢于“创新意”,开辟了官方供养佛指舍利之先河。

    这次开启塔基,供奉舍利,是法门寺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佛指舍利供养活动,新扩建的寺庙建筑,在阳光下光彩绚丽,盛大的法会,香火旺盛,鼓钟齐鸣,僧尼诵经,凡众虔诚,拓跋育及众官员相互庆贺,极为高兴。

    对于法门寺来说,拓跋育当是第一批有功之人!

    (二)隋文帝时郡牧李敏开塔供养

    法门寺地宫《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载:

    “隋文时郡牧李敏……并继开灵趾,咸荐香花。”

    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官方第二次启塔供养法门寺佛指舍利。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隋代开国皇帝隋文帝是历史上最崇佛的皇帝。这时,法门寺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公元583年,隋文帝改天下佛寺为道场,当时长安佛教主要有三种理论主张的派别:地论师、楞伽师和成实师。法门寺为专弘“成实师”的中心,敢于独树一帜,引人注目,故被文帝改为“成实道场”,专门研究弘扬“成实论”。《成实论》,为古印度河梨跋摩所作,是小乘空宗走向大乘的一部重要佛教著作。

    公元601年6月13日、602年1月23日、604年4月8日,隋文帝效仿古印度阿育王弘法护教的行为,三次下诏分舍利113州各建塔供养,举国上下掀起了崇拜舍利的崇佛之风。

    但是,岐州所建舍利塔并不在法门寺,而在法门寺西北十五公里的凤泉寺。当时,有人向隋文帝反映说“凤泉寺不如法门寺有真舍利。”文帝不容分辨地说:“何毕皆是真!”其实两寺相距很近。(宋代、明代凤泉寺为法门寺的陪寺或副寺。现代,凤泉寺是法门寺的下院。)隋文帝时法门寺是有名的“成实道场”,自然有一定的规模。

    公元602年,岐山刺史(也称岐州郡牧)李敏对“成实道场”(法门寺)有过修葺,并勒碑记事。此后,文帝诏敕李敏开启法门寺塔,供养佛指舍利。故地宫《志文碑》有此记载。

    (三)唐太宗敕令张德亮开示供养

    大唐王朝八位皇帝六次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到京都供养,是世界史上最盛大、最精彩、最有意义的崇佛弘法壮举。其实这六大壮举,源始于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

    公元631年,即太宗贞观五年初,岐州刺史张德亮(也称张亮)来到法门寺烧香拜佛,看到法门寺舍利宝塔破破烂烂的,整个寺院也萧条不堪,原来唐初略有发展的法门寺,不久前因不慎失火焚毁。向来崇佛的张德亮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法门寺瘗埋有佛祖释迦牟尼灵骨,是著名的佛教寺院。岂能如此冷落,衰败,自己作为当地刺史,岂能视而不管?”他打算为法门寺做件“功德善事”。他将这一情况伺机上报给唐太宗。

    唐太宗当机准奏,亲自把皇宫中准备修“望云殿”的木材、石料批给法门寺,在原塔基上很快修起了唐四级木塔,雄壮异常。在这次修塔中,张德亮听到瘗埋佛指舍利的法门寺“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道俗生善”,“三十年一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的古老传说,喜出望外,格外激动。他认为开启塔基,供养舍利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但他又“恐开聚众,不敢私开”,上奏唐太宗,“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

    公元631年2月15日,唐太宗同意了张德亮的这一请求,立即下诏开示法门寺佛舍利。当时在塔下一丈多深的地下,找到佛指舍利,同时还发现了周魏时的二通古石碑,即“千佛碑”和“北周七女碑”。此二碑虽残缺,但还保存在今日的法门寺博物馆,价值很高。这次,舍利面世后,消息传开“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以上见《感通录》)。“京邑内外,奔腾同屯积塔所,日有数千。舍利高出,见者不同。或见如玉,白光映彻内外;或见绿色;或见佛形象;或见菩萨、圣僧;或见赤光;或见五色杂光;……或有见不全者,问其本来,为一生已来,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彻到忏悔,或有烧头炼指,刺指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种种不同不可毕录。”(见《法苑珠林》)当时舍利是就地开示,并未将舍利迎奉到京都,但瞻拜舍利的唐人是很多的,就地供养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唐太宗特许的这次“开示”佛指舍利,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此后每三十年迎奉一次佛指舍利,几乎成了唐王朝的不成明文的制度。

    从此,便有了唐帝国八位皇帝六迎佛骨的世界壮举。

    看来,李世民真不愧为“一代明主”!

    (四)唐高宗、武后第一次迎奉佛骨

    公元649年,一代名君唐太宗“暴疾”身亡,高宗李治继位。李治“宽仁孝友”,堪为“孝道”的楷模。他忠实地执到了太宗奠定的儒、释、道“三教调和”政策。

    公元648年,为太子的李治为了纪念“文德圣皇后,”就命有司在长安营建慈恩寺,凡10余院,总1897间,度僧300人,“别请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登基之后李治敕修中外闻名的大雁塔,高60余米。大力支持曾去印度取经的高僧玄奘在此译经弘法。于公元657年,他亲笔撰写《大慈恩寺碑文》。大慈恩寺玄奘率僧众迎碑,沿途“三十里间灿然盈满”,声势壮观,高宗“帝登安福门楼,望之甚悦,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公元664年春,玄奘大师圆寂。高宗挥泪连连痛说:“我失国宝了,国家失玄奘法师一人,真好似失一佛界栋梁,众生无导师呀!又好像航行于苦海的大船,舟楫突然断沉;昏暗的夜晚里的灯炬,剧然熄灭一样”。高宗给玄奘举办了规模空前的葬仪。玄奘逝后,位于京都皇家内道场大慈恩寺圣火渐暗,而位于京外的法门寺因佛指舍利却香火渐盛。

    公元659年,以破译咒术闻名全国的内道场高僧智琮、弘静应召入朝,向高宗帝介绍引荐了法门寺和阿育王塔,高宗说:“莫非童子施土的(印度)阿育王,若对的话,法门寺塔就是他建造的八万四千之一塔。”

    智琮答:“未详虚实。古老传云,名育王寺,言不应虚。又传云:三十年一度出舍利。前贞观年间初(太宗敕命开示舍利)已曾出现,大有感应,今三十年期满,请出舍利。”

    高宗高兴地说:“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请有瑞,乃可开发。”遂派智琮与给使王长信等十月五日从京出发去法门寺“祈瑞”(即佛骨灵异瑞相),并拨钱五千绢五十匹以志供养。(见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智琮等赴法门寺入塔内祈瑞,果有灵异出现。十日三更,忽闻塔内佛像下振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佛像足各各放光,智琮高兴极了,便召来使王长信同观瑞相。高宗得报后派人送绢三千匹,令造自己等身阿育王像,并命开发出佛舍利以开福慧。

    公元660年三月,高宗命僧众迎奉法门寺佛舍利往东都洛阳宫中供养,又调遣长安七位高僧来东都内道场行道,并出示佛指舍利让他们看,同时出示的还有西域献来的佛顶骨。高宗对他们说:“这是佛真身,你们可顶戴供养。”一夜之后又迎入宫内供养。

    这次迎奉中,皇后武则天施舍衣帐绢一千匹,为法门寺佛指舍利敬造九重宝函,“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可见,高宗武后“二圣”礼佛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见《法苑珠林》)

    公元662年春,经过二年零七个月的宫内供养,高宗命人送佛指舍利归法门寺塔下石室(即地宫)。

    据此,唐大历《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载:

    “至显庆五年(660年)盖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开发,即以其年二月八日□□□□□□□□奉迎护舍利,二圣亲造九重宝函。”

    《佛祖统记》卷三十九记载:

    “高宗显庆五年,诏迎岐州法门寺护国真身释迦佛指骨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施金函九重。”

    地宫《志文碑》:“高宗迁(延)之于洛邑”。

    (五)女皇武则天、中宗李显二次迎送佛骨

    唐代八皇六迎法门寺佛骨中,最有影响对法门寺辉煌贡献最大的要算一代女皇武则天。她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原是唐太宗的嫔妃。太宗逝后,她被送入感业寺当了尼姑,从此与佛结缘。后来又被唐高宗看中,复召入宫,并步步青云,公元655年当上了皇后。高宗儒弱,她凭着才智参与朝政。与高宗一起被称为当朝“二圣”。公元660—662年高宗首迎法门寺佛骨时,武后就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为佛指舍利施舍“所寝衣帐、直绢1000匹”,“二圣亲造九重金函”。公元664年,天下大权皆归武后。她积极大兴佛教,利用佛教文化为巩固与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国家发展服务。672年,她赠自己胭脂钱2万贯助造洛阳龙门大佛和奉先寺。681年,净土宗祖师善导主持的香积寺落成,她“或频临净刹,倾海国之名珍;或屡访炎凉,舍河宫之秘宝”,为佛供养。683年,她临朝称制后,拨款大修原白马寺,并任命情夫、僧薛怀义为白马寺主持。

    公元686年9月6日,临潼(新丰)县境内发生地震奇事。平地上突然涌出一座孤山。仅过一夜,这孤山猛长到二百余丈高,山南裂出三眼偌大的泉水,山东边的陷处又出现一个约三百亩大的水池,水池中央有三小岛,岛峰上柿树、石榴树硕果累累,香味扑鼻。更奇的是岛上平坦处,片片菽麦却吐穗杨花。当然地震也使当地群众受灾。武则天迎合当地官员,故意把这次地震说成上天垂兆,佛祖赐瑞,将此孤山赐名“庆山”,把新丰县改为庆山县,多年大肆修造庆山寺。

    公元688年,武则天毁洛阳皇宫乾天殿,就地建成高88米的三层雄伟建筑明堂,号“万象神宫”。明堂北又建天堂,高五层,更为宏伟!在三层便可俯视明堂。内贮夹伫大佛象,其小指中可容数十人,可见此大佛与天堂之高大,壮观无比!

    公元689年7月,有沙门(僧人)法明、云宣等10人伪撰《大云经》,宣扬武则天是弥勒佛下世,应取代李唐做天下之王。法明在《大云经》写有“女主当有天下,佛祖菩萨佑之”,“实是菩萨,现受女身,是时王者”。云宣为《大云经》作疏写道:“陇头一丛李,枝叶欲凋疏,风吹几欲倒,赖逢鹦鹉扶”。“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歌武媚娘”。

    公元690年,武则天废唐睿宗,自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4月,武则天把初唐以来“三教调和”政策作了有利佛教方面的调整,公开宣布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前。并把七年前发生的一件巧合事件说成“瑞兆”,即华严三祖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讲到华藏海震动处时,恰好发生地震。这偶然的巧合,令僧众震惊不小,认为是不祥之兆,上奏武则天。武则天御笔回答道:“开讲之辰,感地动而标异,斯乃如来降祉”。

    武则天还大力支持佛教译经。曾遣使往西域于阗国求索《华严经》梵本,迎三藏实叉难陀到神都洛阳从译,由著名僧人法藏受笔,复礼缀文。久视年间,又诏法藏译大乘《入楞伽经》等。

    公元704年(即长安四年),武则天终生最后一次大的崇佛活动,就是再次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

    这年冬天,在礼佛道场中,女皇武则天听到高僧大德奏说法门寺佛指舍利是阿育王送来的佛祖圣骨灵迹,法门寺是魏书中所说的八万四千之一塔。她当即决定在自己有生之年,再举办一次盛大的迎佛骨活动,一来向佛感恩“还愿”,以报答佛对她几十年的佑护;二来以盛大的迎奉活动,显示盛唐特别“周武”盛世的功德和国家实力。她特命凤阁侍郎崔玄伟为首的官员和以长安大崇福寺主持、著名高僧法藏为首的十名僧界大德,前往法门寺迎奉。法藏等僧众来到法门寺,念经七天七夜,献上武则天皇帝的最高供奉品阿育王塔和蹙金“绣裙一腰”(阿育王塔现在法门寺博物馆展出)。然后开启塔下地宫宫门,把佛教最高圣物佛指舍利迎了出来。法藏曾少年时就烧“炼一指”供奉法门寺佛舍利,今对佛舍利更是肝胆虔诚,捧佛指舍利于掌上,“掌上腾光”,光芒四射,“洞照遐迩”。佛门僧众和凡夫俗子们跪到一大片,膝行相迎,“顶缸指炬者争先,舍财投宝者耻后。”

    年除夕,佛指舍利被迎至西京长安崇福寺(今小雁塔寺)。当时留守西京的会稽王率领官员和五部之众,跪拜迎接于道路两旁,并争相倾施异宝奇珍和钱财,“香花鼓乐之妙,朦聩亦可觐闻。”

    正月十一日,佛指舍利被迎到了神都洛阳,女皇武则天敕命全城王公望族,所有官员,百姓倾城相迎。事先精心做好的幡华幢盖,遮住了云天,蔽隐了日头。宫中“太常具乐奏迎”,一路上前接后迎,浩浩荡荡,迎佛指舍利至富丽辉煌的明堂。

    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八十二岁的女皇武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即以极合适的装扮,虔诚的心态和样子,亲拜佛祖,请法藏大师捧持佛指舍利,“普为善祷”,为国家和天下百姓祈幸福祈平安。

    当时,“万乘梵香,千官拜庆,云五色而张盖;近结城楼,日重光以建轮,远浮郊树”。真可谓规模空前盛大,不愧为一次旷世盛典!

    翌年即公元705年,朝中发生宫廷政变,老态龙钟的武则天被迫交出了政权。唐中宗李显复位。

    11月初的一天,武则天最后一次去明堂礼拜佛舍利。回到宫里,躺在御榻上,艰难地招手让儿子中宗皇帝近前,说出了她最后的心里话:

    “朕一生与佛结缘,臣民生灵幸无涂炭,佛佑大唐,朕感灵光。尔等继位,纳佛于心,善待臣民,绝弃杀戮,自会德大福报。”说完,撒手而去。

    武则于终生对法门寺佛指舍利特别偏爱。有唐一代,诸帝对法门寺赏赐财物大的有九次,而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就占了四次。尤其是武则天亲自参与组织的两次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全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纷纷为法门寺施舍钱物无数。使法门寺财力丰足,寺内建设大步发展。今日不少专家认为,世界上最大的法门寺“瑰琳宫二十四院”很可能建于武则天时期。

    继位的唐中宗也是一位崇佛高手,仍对法门寺特别偏爱,时常去明堂朝拜佛指舍利,于纷乱政权中多次拨款修建法门寺,度僧49人,派高僧法藏提早精制瘗藏佛指舍利的汉白玉灵帐。

    公元708年,唐中宗皇帝敕命高僧文纲等僧众恭送佛指舍利回归法门寺塔下地宫,同时他和顺天翊皇后(韦后)虔诚地割下自己青丝入塔供养。同下发供养的还有中宗四子温王李重茂,长宁、安乐二公主和韦后二妹郕国、崇国夫人。并刻石《唐中宗下发入塔铭》埋入塔基附近。此铭现存法门寺博物馆,铭文曰:

    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二月乙丑朔,十五日已卯,应天神龙皇帝、顺天翊皇后各下发入塔供养舍利,温王、长宁、安乐二公主、郕国、崇国夫人亦各下发供养。□使内寺主□妙威、都维那仙嘉、都维那无上。

    中宗下发事佛由法门寺三纲(寺主、上座、都维那)操办,与佛指舍利入塔下地宫可能同时进行。

    至此,女皇武则天迎奉佛骨盛大活动,由中宗送归而完成。佛指舍利在长安和洛阳宫中供养历时近四年,为迎奉佛骨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

    公元710年,唐中宗亲为法门寺题名“圣朝无忧王寺”,真身宝塔为“大圣真身宝塔。”使法门寺这一皇寺、国寺,名扬中外。

    (六)唐肃宗第三次迎奉佛舍利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南逃四川,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趁战乱之机,在西北军人的拥立下,756年7月提前登基于灵武县,是为唐肃宗。

    肃宗始并不崇佛,但因西北军人多信佛教,为了团结稳定这部分善战却又“教之甚难,不达人意”的军队,不得不借助于佛教。加上肃宗挂帅的平叛指挥部移至当时法门寺所在的扶风县。肃宗亲临法门寺,受到唐初太宗李世民讨伐薛举叛乱中朝拜佛骨后大胜的历史启迪,而转向利用佛教。

    肃宗在扶风密遣使者入已陷入叛军占领的长安城,向盛有大名的“开元三大士”之一不空求教制胜之法—秘密法,以战胜叛军“恶魔”之流。

    不空号“不空金刚”,为密宗大阿阇黎。接诏后,不空立即指导唐肃宗在扶风设立密宗曼荼罗坛“降魔”,并为唐肃宗破敌收复长安等失地出谋献策。

    至公元757年,唐军收复了长安。加上肃宗染疾,皇后派人刺血写经请佛保佑,百官到佛寺祈祷。这时肃宗把平叛胜利和自己疾愈归于佛的法力,而转向崇佛了,在国难和财力拮据情况下,一贯节俭的他筹划了第三次迎奉法门寺佛骨的活动。

    公元760年五月中旬,唐肃宗敕命高僧法澄等与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赴法门寺迎请佛指舍利到长安宫中供养。唐肃宗亲临道扬,“昼夜苦行”,以身事佛。七月一日,肃宗“诏赐瑟瑟像一铺,□事金银之具□百□□□爪发玉筒及瑟瑟数珠一索,金袈裟一副,沉檀香三百两以赙之。”

    另有记载,十二月,南逃的唐玄宗自成都还京师长安,认可了肃宗的继位合法。肃宗诏命僧元皎在凤翔开元寺建药师道场。会中忽生“李树四十九茎”。元皎上表祝贺,肃宗敕答:“瑞李滋繁,国兴之兆。生处伽蓝之内,亦知觉树之荣,感此殊祥,与师同庆”。诏迎佛指舍利“入禁中,立道场,命沙门朝夕礼赞。”

    这次迎佛骨历时两个月,虽是平叛战乱中迎佛,规模不大,但影响与作用不小,对稳定和统一国人的思想起了重大作用;为法门寺佛教输入了密宗成份,扩大了不空为首的密宗的影响。

    (七)唐德宗第四次迎奉佛舍利

    唐德宗名李适。即位之初也不崇佛。后因当时各藩镇势力太大,连连对抗中央政府。调遣西北泾州之师去平藩,西北士兵在长安发难,把德宗赶到奉天,只好下“罪已诏”,改“剿”为“抚”,以理求“大和”。用武力平息叛乱之后,德宗认识到,要统一军队和全国人心,离不了佛教的作用。

    公元790年,德宗继承几代先帝的旧制,下诏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到长安禁中供养。《资治通鉴》卷233记载:

    (贞元)六年春,诏出岐州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这次迎奉佛骨,仅历时一月左右,佛骨入宫供奉,并且到京都各寺向僧人百姓开放供养。各界人士争相瞻礼朝拜,施舍钱财巨大。既团结了人心,又聚集了巨大财力,德宗逐渐转向了崇佛。

    公元791年,即迎佛骨第二年七月,德宗幸游章敬寺,触景生情,赋诗九韵名《七月十五题章敬寺》,诗中云:

    “尝闻大仙教,清净宗无生。”

    “名相既双寂,繁华奚所荣。”

    “境幽真虑恬,道胜外物轻。”

    诗中称赞了“大仙教”(佛教)的清净无为,名相双寂,重道轻物的思想和教义。

    同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请华严宗四祖澄观于长安崇福寺主讲《华严经》,德宗宣召,垂听佛法。公元796年又宣召澄观入京,聆听澄观讲经,称赞“妙哉言乎!微而且显”。先后封澄观为“镇国大师”、“天下大僧录”、“清凉国师”。这时德宗已把佛教,作为治世之术,安抚人心,发展文化之术。由此可见,迎奉佛骨不仅是唐王朝的宗教活动,而且是不可低估的团结人心的思想教育活动,也是促进文化发展,繁荣文化的活动。

    (八)唐宪宗第五次迎奉佛舍利

    唐宪宗李纯是历史上比较“睿智英断”、治国有方的皇帝,他善于利用佛教辅政治世,稳定社会。

    宪宗与华严宗四祖澄观关系密切。公元810年,他诏请澄观入内讲法,赐“僧统清凉国师”,敕有司铸造一枚大金印赐给澄观。他亲给新译的《大乘本生心观经》作序,表达了崇佛的目的,是利用佛教“辅于时”,“裨于礼”。

    公元818年11月,功德史向宪宗奏报:

    “凤翔法门寺塔有佛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

    宪宗联系肃宗、德宗两朝,借用佛教力量统一人心的基本经验,立即准奏。

    公元819年正月,宪宗诏令太监杜英奇带领宫人,高僧30人,手持香花赴扶风法门寺迎奉佛指舍利。

    杜英奇一行来到法门寺,先由宫人、高僧持香花到塔下,燃香点烛,顶礼膜拜后开启了地宫石门,迎舍利到长安。自法门寺到长安二百余里的长道上,无论是县府衙,还是寺庙村镇,处处筑起高台香刹,张灯结彩,跪拜迎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

    宪宗亲自到安福门迎拜,开光顺门入宫中供养。宪宗日日素衣斋食,梵香点烛,跪拜舍利,“亲奉佛灯”。在虔诚的礼拜舍利中,宪宗灵感大发,赋诗一首,诗曰:

    功成积劫印文端,不是南山得恐难。

    眼睹数层金光润,手撑一片玉光寒。

    炼经百火精神透,藏之千载英彩完。

    净果熏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闲看。

    宫中供养三日,历送京城十寺,递迎供养,具释部威仪,及太常、长安、万年音乐,旌幡鼓吹,伟胜殊特,长安城出现“佛骨热”。

    这次迎奉舍利历时两月。中途出现了“韩愈谏佛”事件。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看到皇帝、百官及百姓对佛骨如此痴迷,凭着文章才华写了一篇《谏佛骨》表,劝阻皇帝,宪宗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由于宰相裴度等官员求情营救,韩愈得以免死,贬为潮州刺史。

    (九)唐懿宗、僖宗第六次迎送佛骨

    唐懿宗李漼时期,是大唐帝国的晚期。战乱不断,国事衰落,民不聊生。懿宗已无力治国,但仍尊崇佛教。

    公元871年(咸通十二年)8月,九陇山禅僧师益向朝廷上书,请求结坛于法门寺真身宝塔下地宫,得到了唐懿宗的同意和支持。师益等高僧开启地宫石门后,于此年8年19日在旧隧道之西北角获得佛祖圣物—佛指舍利。

    这一特大喜讯传到京师,唐懿宗立即安排准备大规模地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提早扩修地宫,提早精心设计制作盛置舍利的八重宝函,供养舍利的捧真身菩萨,最高规格的法器佛祖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锡杖等等。

    公元873年(咸通十四年)3月22日,身患重病的唐懿宗亲自派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鲁等,与左右街僧录(统管全国僧众之僧官)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重谦、云颢、慧晖等高僧大德,到法门寺迎奉佛骨。文武百官上疏劝谏,甚至有的提出当年唐宪宗迎奉佛骨自己不久晏驾命归西天之事。懿宗当着群臣面坚决地说:“生得见之,死亦无恨!”意思是,“只要亲眼看到佛指舍利,我就是立即死了也没有怨恨之言。”史书对这此迎奉佛骨,作了详细记载。“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

    四月初八,即佛诞日那天,佛骨进入长安。以禁军卫队为仪仗队,“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地数十里。仪卫的盛况,超过郊区祭祀”,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唐宪宗元和年间迎奉佛骨。并且有凤翔府监军王景恂、观察判官元允等官员士兵都来护送。“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竟相侈靡。”(见《资治通鉴》)

    懿宗皇帝亲自到安福门迎接,下城楼朝拜佛指舍利,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上迎佛骨入内道扬,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麟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皆九年河陵国所贡献也”。每日跪拜。“三日,置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记”。

    公元873年(咸通十四年)7月,懿宗因病晏驾,其子李儇(即唐僖宗)继位。唐僖宗继承父业,筹办了大规模的舍利送归法门寺活动。“以十二月十九日自京都护送真身来本寺。以十五年正月初四归安于塔下之石室。玉棺金箧,穷天上之庄严;蝉翼龙纹,极人间之焕丽。叠六珠而斥映,积秘室以相鲜。皇家之厚福无涯,临劫之良因不朽。仍令高品彭延鲁,内养冯全璋,颁赐金银钱绢等,诏凤翔节度使令狐陶,监军使王景恂充修塔寺。”

    地宫《物帐碑》记,“中天竺沙门僧伽提和迎送真身到此,蒙恩赐紫归本国”。说明有国际友人参加了这些迎奉活动。

    这次迎奉佛骨历时九个月,懿宗、僖宗两朝,规模如高宗、武则天时,皇室等施舍惊人,并且送归地宫时,由唐密大阿阇黎智慧轮等精心筹划,精心布设为唐密曼荼罗最高法界,为千年之后的今日,留下了众多的大唐珍宝文物和失传的唐密曼荼罗文化。

    (十)法门寺开放盛举“真身舍利瞻礼大法会”

    “盛世现佛骨”。公元1981年8月24日,法门寺千年古刹—真身宝塔半壁忽然坍塌,部分佛像、佛经跌落,剩下半壁塔身,依然挺立,奇而壮观!

    公元1987年4月3日,法门寺塔下唐代地宫发掘,宫门打开,数千件大唐供佛珍宝惊煞全世界!

    公元1987年5月5日,即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第一枚佛指舍利面世。此后共发现四枚佛指舍利:一枚灵骨,三枚影骨。这是佛教界惊天动地之大事也!

    人民政府充分代表了人民的心愿。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提出“妥善保护稀世珍宝,集中反映它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就地保护和利用”的原则和方案。7月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安排布置了在法门寺原址修塔,建博物馆的一期工程。

    经过各方面一年多的努力,法门寺真身宝塔终于再次挺立于古周原宝地,寺院也得到较大规模的恢复。寺院西侧,一座收藏、展示、研究地宫珍宝和佛教文化、大唐文化的专题殿堂—法门寺博物馆也同时诞生。

    公元1988年11月9日,即农历十月初一,修葺一新的法门寺正式向世界开放。在庆典开放盛会的同时,举行了“法门寺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瞻拜法会”。中外佛教界人士,高僧大德及政府官员、考古专家,与各界群众五万多人参加了此“千年等一回”的盛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副会长明旸法师、周绍良居士、刀述仁、圆拙等到会。省、市、县政府、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领导前来祝贺。赵朴初和陕西省政协主席周雅光等为重修的真身宝塔与博物馆“珍宝阁”开放剪彩。

    释迦尼真身舍利瞻拜法会上,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中外高僧大德,闭目合掌,唱赞诵经,瞻礼舍利,顶礼膜拜,表达对佛祖的敬仰和虔诚,盛赞佛祖舍利的重现,共同祈祷国运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和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

    赵朴初会长在法会上激动异常地说:

    《妙法莲华经》上说,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佛指舍利自唐朝安奉在法门寺塔地宫,历时一千一百一十三年之久才又出现于世,这也有着“一大事因缘”。它象征着佛陀慈悲之光重新生起。随着舍利同时出现的大量唐代文物,展示出亚洲古代文化、古代智慧的灿烂光辉。

    在瞻拜佛祖舍利时,出现了许许多多动人心魄的热烈场面。晶莹的佛指舍利之前,是黑压压一片的虔诚人群,再后面是长长的等着瞻拜的佛子队伍。信徒们看到佛指尤如看到的佛祖,激动不已,叩首膜拜,热泪盈眶,不肯离去。不少人说:“看到佛祖灵迹,真是今生有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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