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隋代佛教史可以看出，隋文帝本人偏重定门，他曾于长安西南设立禅定寺，集名德禅师120人，四事供给，以为提倡，遂大开习禅为重点的佛风。如曇询(515—599)“毋入禅定，七日为期”，真慧(569—615)“创筑禅宇，四众争趋，端居引学，蔚成定市”，志超(571—641)“创立禅林，晓文勤修”。但文帝既以佛教为治国方略，便不能完全地以个人好恶为转移，所以他选择了因神秘而能慑服人心的佛舍利为题目，把文章做足。文帝时期，佛舍利一直是热点。东方文化本来就具神秘色彩，印度舍利文化与之十分吻合，这便于异域文化在华传播，并可推动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治国即治老百姓，欲以佛治众多的庶民之心，就必须选择为百姓易于接受且喜闻乐见的方式。佛舍利具备以下特点：一是灵异，吻合东方人追求诡异的思维趋势；二是具体，百闻不如一见，令人信服；三是现身说法，一下子拉近了普通信徒与至高无尚的佛祖之间的距离，倍感亲切，也增长了成佛的决心；四是通俗浅白，无须啃经典，也不必念詰屈聱牙的经文，很适合文化层次低人数众多的下层群众。隋文帝大概出于这些考虑，而于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颁布《立佛舍利塔诏》书云：
门下帷仰正觉，大慈大悲，救护群生，津梁庶品。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见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熏陵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住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山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见。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已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自非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①
此次行动，文帝派沙门30人，各配以侍者2人，散官1人，各带熏香120斤，到30州送舍利，计有雍州仙游寺、岐州凤泉寺、泾州大兴国寺、泰州静念寺等。并规定各地接到舍利之日，各州据情集僧360人、240人或120人为文帝、皇后、太子及诸王子孙、一切官民，行道和懺悔7日，任民施舍，但钱限十文以下。民办不够则官助，准许动用官库和役使正丁修塔。文章亦仿阿育王先例，规定全国要在当年十月十五日午时，同时把舍利安置塔内，从州刺史到县尉，停止办公7日，举行供养舍利的斋会。此后，舍利热又不断有“升温之举”，仁寿二年(602)又派人给51州送舍利，命造塔供养。仁寿四年(604)又下诏在30州建舍利塔②。前后共建舍利塔111座。
如此多的舍利从何而出呢?王劭《舍利感灵记》载：
皇帝昔在潜龙，有婆羅门沙门来，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后，皇帝与沙门曇遷各置舍利于掌而数之，或少或多，并不能定”。曇遷曰：“曾闻婆羅门说，法身过于数量，非世间所测。”于是始作七宝箱以置之。
更为奇者是：
皇帝当此十月之内，每因食于齿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银碗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须臾忽见有两右旋相著。二贵人及晋王昭、豫章王暕蒙赐蚬(xiǎn)，敕令審视之，各于蚬内得舍利一。未过二旬，宫内凡得十九。多反光明。自是远近通俗，所得舍利，率奉献焉。皇帝曰：“何必是真!”诸沙门相与推试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拶(zǎn)之而无损。
“何必是真”道出了隋文帝煽起舍利文化热的本意，只要能以佛教笼络住全国百姓，以舍利凝聚人心，统一意志，自然国泰民安，故何必求真!隋文帝要的是大规模的能覆盖全国的以舍利弘法为重点的佛教宣传运动，所以不能拘于一地一寺，也不在乎舍利的真假和规格，但求广泛而深入地社会效应，对于法门寺并不特别看重，对于法门寺的佛指舍利也不特别看重。
隋文帝通过分送舍利、广建寺塔将这一宣传运动全面铺开后，如何将运动引向深入呢?如何将舍利文化的内涵充分展示并发挥慑服人心的作用呢?下一步便是广泛收集感应事迹，进一步鼓荡崇佛的热潮，让人们迷狂。文帝暗示臣子，“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③。臣子们心领神会，“其后处处表奏，皆如所言”④。王劭《舍利感应记》便是这一崇佛热潮的总结，文中列举诸多灵异现象，例如：
雍州于仙游寺起塔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秦州于静念寺起塔，先是寺僧梦群仙降集，以赤绳量地，铁撅订记之。及定塔基，正当其所。再有瑞云来覆舍利。是时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开华。舍利将入函，神光遠照，空内又有赞叹之声。
蒲州于栖岩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寿寺，其夜堂内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天大吼，岩上有钟鼓之声。十月七日，舍利将之，栖岩地又动。八日，舆登山，从者千数，大风从下而上，因风力俄顷至于佛堂，其夜浮图上有光，长数尺，乍隐乍显。至于十余瓶内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歙入瓶。又有二光并大于钵，出于西壁，合为一道，流入塔基，食顷乃灭，俄而复出，流入于堂山顶。亦有大光照二百里，远望皆言烧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绕浮图，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内又有光，状如香炉，流至浮图露盤上。……自朔至望，寺及城内常闻异香，桃李杏奈多华，人采之以供养舍利。……有妇人抱新死小儿来乞救护，至夜便苏。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
定明于垣岳寺起塔，有一异翁衣礼拜，施布一匹，负土数笼。人问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旧无水，开皇三年初营寺，其西八里白龙渊忽东流而过，作役罢水便绝。及将起新塔，水复大流。
郑州于定觉寺起塔……寺僧设二千人斋供，然而万令人食之不尽。一瓮饭出八十盆。余食供寺众二百人，数日乃尽。
泰州于岱岳寺起塔，舍利至明，其夜岳庙内有鼓声。天将晓，三重门皆自辟，或见三十骑从庙而出，蓋岳神也。……有童子能涌法华经，来礼舍利，遂绕身于野以供养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鸣，北听则声南，南听则声北，东西亦如之。
隋州于智门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龟。七日，甘露降于石桥旁之杨树，有黑蜂无算，来绕之。八日旦，大雾，舍利将之寺，天便开朗，历光化县忽见门内木连理过杨树之下，甘露五道悬流沾灑舆上。既而沉阴。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神龟色状时有异文在其腹，曰“王”。兴州使参军献之，日日开匣，欲视其头，而缩藏不可见。敕著作郎王劭审检，龟便长引颈足，恣人反转，連日如之。乃见有文在其头，曰：“上大王八十七千万年。”皇帝亲抚视之，入其怀袖，自然驯狎。放诸宫治及草内，還来直至御前，毋放辄如之。
蒋州于栖霞寺起塔，邻人先梦佛从西北来，宝盖旛花映满。寺众皆执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梦焉。
种种瑞应，不一而足。安放舍利前后舍利呈现异光、异物、异人，如奇妙的光照，奇妙的气候变化，草木不按节令提前开花，地震雷霆，云霧聚散，甘露降，水复流，神龟现，奇人异梦，等等。这一切都向人们昭示，释迦牟尼是圣者，他那不死的灵魂仍能在千百年后施展法力，于冥冥之中观照他的代表物——舍利，向人们传递信息，为人们降福消灾。还有一种瑞应，反映了佛教东傳的悠久历史，例如：
番州于洪扬里之灵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指南朝宋，400—479)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铜函，盛二小银像，其一有银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内有神仙云气之像，昔宋王刘义隆之时，天竺有圣僧求那跋摩，将诣杨都，路过灵鷲寺，谓诸僧曰：此间寻有异瑞。兼值王者登临，征应建立，经逢菩萨圣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群鹚共銜绣像，委之堂内。及齐主萧道成初为始兴，太守游于此寺而起白塔。陈天嘉三年(562)寺内立碑，其文也如此。圣主修弘，验于今世。
舍利的瑞应遍及全国各地，即使不建舍利塔的地方也有吉兆显示：
號州表言：州虽不奉舍利，亦请众僧行道。有一异乌来集梁上，意似听经，不惊不动，一夜一日乃下，止于读经之床。人人赞叹摩挲，又擎之以行道，法师于佛前为之受戒，良久乃去。
岐州凤泉寺也有瑞应：
岐州于凤泉寺起塔将造函，东北二十里忽见文石四段，光润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于是大函南壁异色分炳为双树之形，高三尺三寸，茎如雪白，葉如玛瑙。北壁、东壁有乌兽龙象之状。四壁皆有华形左旋右转。其后基石渐变，尽如水精。沙门道璨图此双树之象，置于许州，葉尽变为青色。
法门寺奉以佛指舍利的瘞藏而著称于世，在这史无前例的“舍利热”中未能独领风骚。在此之前已奉旨改名为成实寺，后来于大业五年(609)因僧不满50人，“此寺以废入京师宝昌寺”。法门寺一度挂靠京师宝昌寺，《舍利感应记》以不多的笔墨叙其感应事迹，云：
明年，岐州大宝昌寺写得陕州瑞相图，置于佛堂，以供养当户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户外，于是户外十佛像及观世音菩萨亦频放光，半旬之内，天华再落。
文中压根儿没提法门寺佛指舍利，而且这“大宝昌寺”是否确指法门寺还值得怀疑。法门寺归属于宝昌寺的时间是隋大业五年，即公元609年，而隋著作郎王劭提到的大宝昌寺瑞兆是仁寿二年，即公元602年的事。也就是说，此时的法门寺似乎已被隋代皇帝遗忘。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被遗忘，而是皇帝关心的是他亲自分送天下舍利的弘法效果，对于前代已瘞埋佛指舍利的法门寺压根儿没纳入弘法计划。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既然与当今皇帝无缘，当然不被重视。但不重视并不等于弃置，作为一个佛子，他并未对藏有佛指舍利的法门寺弃之不顾，所以有仁寿末年岐州刺史李敏的修复之举。《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中简单提了一句：
隋开皇中(法门寺)改为诚实道场，仁寿末右内史李敏复修之，賡其铭矣。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云：
隋文时郡牧李敏、唐太宗刺史张德亮，并继开灵趾，咸薦鲜花。
也就是说，李敏不仅对法门寺作过修葺，还启开塔基，让佛骨面世。文帝第三次下诏在30州建舍利塔，这是当时弘法的重头戏，重中之重，作为州刺史李敏大概出于不能冲击“中心事宜”的考虑，仅启出佛骨，似未敢进行瞻礼活动。故此事载入唐碑，隋代佛教文章反避而不提，这说明李敏的修寺和展示佛指，在当时影响甚微。
记述至此，对李敏的身世略作交待，据《隋书·李穆传》，他是北周申国公李穆侄孙。父李崇，助杨坚平尉遲迥，得授上柱国。开皇三年(583)在幽州总管任上与突厥战于沙城，为国捐躯。隋文帝以崇死于王事，养其子。成年后，襲父爵。因姿艺俊美，为杨坚长女乐平公主的女儿娥英选中，与之成婚。经乐平公主内中帮助，李敏得授柱国，后改为经城县公，邑1000户。历任蒲、幽、金、华、敷諸州刺史。但常留京师，多不应职。后来随侍杨坚避暑仁寿宫，转为岐州刺史。他重修法门寺在仁寿年间。
李敏既任岐州刺史，治下两寺，一是凤泉寺，一是法门寺(时称成实寺)，自不能厚此而尖彼。凤泉寺新建不久，寺宇辉煌，而法门寺日渐荒败，奏请修葺，理该如此。“继开灵趾”，只是说启开塔基，展示佛骨。塔基是否重修，佛指是否瞻礼，有何灵异，史无记载。
本节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隋代的舍利文化盛极一时，对于佛教的中国化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在隋代37年里，假舍利大红大紫，而法门寺佛指舍利反被委屈而默默无闻。但舍利文化的发展又为唐代佛指舍利的面世作了铺垫，37年的埋没换来了300年的辉煌。若无隋代37年的“舍利热”作舆论准备，并提供理论指导，大唐诸帝未必会步隋文帝后尘，而在佛指舍利上大做文章。
①《广弘明集》卷15
②《广弘明集》、《續高僧傳》
③④王劭《舍利感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