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塔创建于何时?较为可靠的说法是在北魏文成帝“初复佛法”之后，大约在5世纪中葉。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认同。
法门寺现存一通四面造像碑(亦称“千佛碑”)，学者们认为此碑刻于北魏，将其作为法门寺塔创建于北魏的实物证据。也有学者认为此碑属唐代，是法门寺塔建于唐代的主要证据。
此碑在“文革”中流入寺院东侧一农家，作为磨刀石使用。1987年发现后收回寺院保管，可惜此碑长期流傳于寺外，其上造像大部分被破坏，无法观其全貌，但仍不失为一件重要的历史物证。
碑为麻沙石质，残高59厘米，宽41.5厘米，厚约7厘米。右侧边缘刻有发愿词一行：“乙卯三月己丑朔十七日乙巳仏弟子淳于舍干。”由于损破严重，前后文均缺。
文中“仏”为“佛”字，末字“干”似为“王”字。“乙卯”为年干支，其前应有年号及纪年，惜已无存，我们可根据所记朔日干支，利用日历来推算，求得其具体年代。查北魏至唐代共有八个“乙卯”年，即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高宗调露元年(679)、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宣宗大中十三年(859)。
以上8次“乙卯”年里，只有北周明帝武成元年与碑记朔日干支相吻合，其余均違。《周书·明帝纪》：“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师晋国公护上表归政，帝亲覽万机……三月奏已陈六军，……四月戊午武当郡献赤乌……五月戊子诏曰”，虽未详记朔日干支，但四月戊午倒推29天，则必为己丑朔，再顺推17日正好为乙巳，与碑记吻合。以此再推，则武成元年五月戊子朔、闰五月丁巳朔、六月丁亥朔、七月丙辰朔、八月丙戍朔、九月乙卯朔、十月乙酉朔、十一月甲寅朔、十二月甲申朔，二年正月癸丑朔与《周书》相合。《周书·明帝纪》：(武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会君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焉。”可证上述推断不误。据此造像碑当为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三月十七日鑿造。
新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简称《志文碑》)曰：“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而《大唐聖朝无憂王寺大聖真身宝塔碑铭并序》(简称《碑铭序》)也说：“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事出于古，名同于今，乃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濛閎，度僧以资之，刻石以纪之。”两碑所记之人同为拓跋育，《碑铭序》记叙了拓跋育开启塔基，供养佛骨。
《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发掘简报》称：“依县志所记，元魏时期寺内已有塔，其位置应在现存中心方座范围内，规模、面积均应较唐塔为小，遗憾的是在清理过程中没有发现元魏塔的任何遗存。”
《魏书·释老志》在记叙中国境内阿育王塔时，只列举了“洛阳、彭城、姑藏、临淄”等四处，对于扶风有佛塔只字未提。
北魏时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记了许多佛寺及塔，在《渭水注·雍水》下对法门寺附近的山川、水系、古迹、行政区都有详细记载，但对这里是否有阿育王塔寺，却未提及。
《梁书》记载了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但也未提扶风或岐山南有阿育王塔。梁高僧慧皎撰《高僧傳》上起汉明帝永平元年(58)，下迄梁武帝天監十八年(519)，记载了许多塔寺也未提到扶风阿育王塔寺。
以上记载，似乎法门寺在北魏时并未建立，其实不然，史籍无载，不等于没有。如《魏书·释老志》记载，至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略而记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则三万有余”。这么多寺院，见于记载的能有多少?法门寺疏于记载，亦有可能。
北魏时，上自皇帝，下至贵戚大臣，州郡牧守，大作“功德”之事，发扬佛教的形迹，于高山秀阜开石窟，造佛塔，建寺院。尽管太武帝曾一度毁佛灭法，境内“土木宫塔，莫不毕毁”，但文成帝即位后，立即恢复崇佛弘法，诏令：“今制诸州郡县，于人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此诏下达后，“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圖寺，仍还修矣。”之后各帝都敦信佛法，崇尚释教。
据《释老志》云：“世宗笃好佛理，每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録条，为内起居焉，上即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圖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难怪司空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表奏曰：“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雜。”足以证明佛教至此时已成泛滥之势，这也是北魏时岐阳镇创建阿育王塔寺的大气侯。
法门镇周围至今还保留有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如：法门镇云龙村有正始五年(508)岐阳东村善男信女为在此地建佛寺而立的石碣；三驾村立有正光二年(521)的千佛造佛碑；南阳乡的朱村寺、豐邑，天度乡的白家村均立有北魏时的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佛教徒偶像崇拜的重要内容与形式之一，与佛寺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大凡佛教造像碑所立的地方均有不同规模的佛寺，以供该地佛教徒集众诵经，进行佛事活动。法门镇周围村庄所立的这些北魏佛教造像碑，足以说明，在北魏时佛教已不是初步傳入该地，而是在这一地区的民间广为流传，并出现各村竞相建寺的局面。法门镇在北魏时为岐阳镇，是这一地区的商业要镇，人口众多，市埸繁华，从各个方面讲，修建阿育王寺的条件均已具备，也完全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