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814—846)，名李炎，穆宗李恒第五子，文宗李昂之弟。开成五年(840)文宗薨，李炎即位是为武宗。起用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为宰相。

    武宗偏爱道术，排斥佛教。登基之年，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次年，即改元后的会昌元年(841)正月初四值国家忌日，敕命僧人行香设千僧斋。到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于宫内集两街大德及道士4人谈经论对，结果两名道士赐紫，释门大德什么也没得到。当时南天竺三藏闻此不满，擅自入宫求归国，冒犯天颜，被收禁7日，并牵连其弟子和通事僧挨了棍棒。另一方面，武宗却对道士赵归真过从甚密，赵归真趁机攻击佛教有叛逆之心，理由是有谶语“李氏十八子运尽”，由“黑衣天子”理国，附会为唐十八代皇帝武宗将被僧人取代。

    当然，武宗下决心排佛不仅仅因为赵归真的挑拨，还由于诸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通鉴》载：

    会昌五年，祠部奏报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宇以逃避从军、交税和劳役的差使，这样国家作战兵源不足，税收减少。寺院又乘均田制之破坏，扩充庄园，广招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逃避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坊以多方谋利。寺院富比王室，与国家争利益、争劳力，结果重演了两晋时代的故事，佛门成了社会一大祸患。《弘明集·释驳论》载：

    晋义熙之年，江左袁、何二贤，商略治道，讽刺时政，发五横之论。……世有五横，而沙门处其一焉。大设方便，鼓动愚俗，一则诱谕，一则迫脅。云行恶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穷之庆。敦厉引导，逼强切勒，上减父母之养，下损妻孥之分，分同尽餚膳之甘，寺庙极壮丽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无用之虚费，罄私家之年储，闕军国之资实。

    当上层建筑不能服务于经济基础，反过来要摧毁经济基础时，这个上层建筑的根基便不会牢靠。佛教无节制地发展，且偏离教义，不择手段地牟取利益，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危及自身的存在。内因永远是事物变化的根由。历代法难都与佛教自身的蜕变有直接关系。法难是重新平衡三教的极端措施。

    自会昌二年(842)始，武宗一步步实施灭佛的计划。是年敕命发遣保外无名僧，谕令不许置童子沙弥。次年敕令僧尼业已还俗者，不得再行入寺。会昌三年七月后，敕令各道、州、府分流僧尼。会昌四年，开始大规模的毁佛。是年三月，武宗敕令“焚烧经教，毁拆佛像，赶出僧众，各归本土”，并将打击重点指向佛指节及瘞埋有佛指节的寺院，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载：

    十二月，得楚州新羅译语刘慎言书，云：“天台山留学圆载闍黎称，进表遭弟子僧两人，令归日本国。其弟子等来到慎言处觅船，慎言与排比一只船，着人发送讫。今年九月发去者。”

    唐武宗会昌四年歲次甲子，二月，越州军事押衙姓潘，因使进药，将圆载闍梨书来。书云：“缘衣糧罄尽，遣弟子僧仁好等两人往本国，请衣糧去者。”潘押衙云：“载上人欲得入城来，请得越州牒，付余令巡中书门下。余近日专候方便，入中书送牒。宰相批破，不许入奏例。上人事不成也。”三月，敕下：“朕欲驾幸东京，乃晓示百寮，如有朝臣谏者，诛身灭族。”敕不许供养佛牙。又敕下云：“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寺中有佛指节也。并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仗二十。诸道州县有送供人者，当处投獲，脊杖二十。”因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

    同年七月，武宗颁发诏令，拆除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寺、义井、村邑斋堂等。

    同年十月，唐武宗又诏令，拆毁天下小型佛寺，经文佛像移于大寺，各寺大钟转送道观。其被拆佛寺的僧尼，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一律还俗，遣回本籍。对于年老且精于戒行者，分配到各大寺，虽有戒行而年少者，也一并还俗回籍，这一次，长安城又拆小寺32所，其它城乡拆毁庙宇更是不计其数。

    唐武宗和佛教的短兵相接并对佛教施以最为严厉的屠滅，在会昌五年全面展开了。

    是年三月，唐武宗敕令天下寺院不得设置庄园，并令盘查清点天下寺舍奴婢和财物，京城诸寺由两军中尉勘检，诸州府寺舍委令中书门下检查。同时将城中寺舍的奴婢分为三等，分别收遣。自四月一日起，年龄在40岁以下的僧尼，尽行勒令还俗，返还原籍。于是，长安城每天约有300多名僧尼还俗，直到十五日才暂告一段落。自十六日起，令50岁以下的僧尼还俗，至五月十日方止。自五月十一日起，令无度牒者还俗，到了最后勒令有度牒者亦须还俗。到五月底，长安城内的僧尼已是一扫而光。本土的僧尼不再保留，对于外国来的胡僧，唐武宗同样作了驱逐的诏令，凡无祠部牒者，亦须还俗，送归本国。如有不服还俗敕令者，朝廷在各佛寺大门上张贴的牒文是：“科違敕罪，当时决杀。”

    会昌五年八月，唐武宗再次下诏，对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的佛门子弟给予最为致命的打击。诏敕中称：

    洎乎九州山原，两京城闕，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工本之功，本人力为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違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莫过如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之構藻饰，僭似宫殿。……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唐武宗认为，由于全国的和尚数量越来越多。寺院遍布，不仅在修建中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许多金银财宝都流入寺院之中。与此同时，僧徒们又与官府勾结，害人壤法，威胁国家安全，不予以打击，大唐王朝就难以稳定和巩固。唐武宗的这道敕令，也许真正道出了他反佛和毁佛的初衷。既然佛教势力发展到足以跟朝廷抗衡的地步，作为朝廷的执政者，自然就不能等闲视之。

    在武宗发动的一系列滅佛运动中，全国共有4600座佛寺被毁，其它有关佛教建筑被毁4万余座，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之多，没收寺院土地达数千亩，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没收寺院财产无以计数。

    “会昌法难”给佛教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远不止这些，《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

    武皇帝荡灭真教，坑焚貝多。銜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缘谢而隐，感兆斯来，乃有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囗囗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符圣心。以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

    这段碑文的大意是，“会昌法难”中，唐武宗曾敕令毁碎佛指骨舍利，但法门寺却只是毁碎了佛骨舍利的影骨(仿制品)，搪塞过去。而那真正的佛骨却被秘藏起来，至咸通年间才在旧隧道的西北角处找到。

    千余年后，我们在地宫找到的佛指骨舍利却是一真三影，赵朴初居士称之为“一月映三江”。或许其中有很深刻地含义，但影骨的缘起在当时却是受了武宗下令毁骨，和尚们便想出“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的高招。称其为“君子从权之道”，即让世人不要非难此举是对佛祖、皇帝两不忠。深谋远虑的高僧们大概担心后世重复武宗毁佛的故事，便有了造影骨之制。影骨不能叫做“假骨”，而是真身佛指的代用品，应当视为佛指舍利。

    “会昌法难”中，同时遭到打击的外来宗教还有襖教、摩尼教、景教等。关于这三教，史有记载：

    《通典·職官门》：”视流内有正五品萨宝，从七品萨宝府襖正。又视流外有勋品萨宝府祓祝，四品萨宝府率，萨宝府史①。”《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六年正月，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八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鶻摩尼八人。”“长庆元年五月，回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又《回鶻傳》：“元和初，以摩尼至，其法，日宴食，饮水茹劳，屏湩酪。可汗常与其国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武宗初年，命有司收摩尼书若像，烧于道，产赀入官。”

    武宗之排佛，大秦寺②、摩尼寺皆废罷。京城女摩尼70人皆流回纥，于道死者大半。景教僧、襖僧2000余人，并放还俗③。此后佛、道劫后复生，并继续发展，然襖教、摩尼教、景教自此消声匿迹，不复现于世，仅留下一些遗物或文字资料供人凭吊。这一方面说明唐武宗的手段太厉害，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几个教派也太脆弱。

    “会昌法难”时法门寺同全国各地的寺院一样，遭到了殿宇被拆、地宫被毁、僧尼还俗、佛教经典焚毁散失的厄运——这是唐代乃至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所受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打击。这场“法难”，从表面看来是由于武宗信仰道教，加之道士赵归真等人趁机怂勇鼓动所造成，但实际上则是佛教势力和大唐朝廷势力在利益冲突中的总爆发。任何事物，超过一定限度，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佛教势力的过分膨胀，导致了滅门之灾；而朝廷过分地打击佛教，对大唐的统治也极为不利。双方在冲突中的过分行动，则又预示着必然要有一个大的反复和重新解决矛盾的开端。

    会昌六年(846)三月，当毁佛行动还在持续时，唐武宗便因服食赵归真等人供奉的仙药暴疾而死，其叔父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

    ①襖者，西域天神，佛教所谓摩醯首羅。武德四年，置襖祠及官。

    ②即景教寺

    ③《唐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