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利是外来词，梵语SARIRA的音译，《实用佛学辞典》中“舍利”條云：

    舍利：佛之骨也。又总名死尸。是依戒定慧之熏修所致也。元鎦绩霏雪録曰：舍利，按佛书室利羅或设利羅。此云骨身，又云灵骨。有三种色，白色骨舍利，黑色发舍利，赤色肉舍利。

    据印度佛经记载，释迦牟尼滅度后火化，得佛指舍利几枚。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除佛指骨外，还有什么存在形式?根据齐耳瓦所著《佛牙史》载，佛火化后，还留有头蓋骨和两根锁骨。《法苑珠林》卷51云：唐高宗顯慶五年三月，奉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入东都洛阳时，还有“西域又献佛束顶骨至京师”，其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

    高僧们焚身后有骨如五色珠，光莹坚固亦名曰“舍利子”。舍利在佛教中被视为圣物。印度佛教瘗埋舍利的方式是安置于刹中、塔上或塔基下。瘗埋舍利的葬具用函瓶、鉢、罐及函棺、函塔等器具。随同舍利随葬的供养品主要是“七寶”：金银、琉璃、芙渠、玛瑙、珍珠、琥珀等。据《大唐西域记》载：“七宝小窣堵波(塔)，置如来顶骨。”

    印度佛教所言舍利，并非仅拘限于僧人火葬后的残余骨燼，亦允许以米粒或它物制作代用品，如《如意宝珠金楞咒王经》所云：

    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玻璃衆宝等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沙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

    在佛教经典中，关于舍利的阐述，还不限于此。如《缁门崇行录》云：唐代善静，长安金城人，南游乐普，见到安公法裔，向他学习，乃融心要，后还故乡，留守王公营永安院，在洗澡时，舍利陨落，随即收起来秘藏。又如《华严感应略记》云：唐代樊玄智，安定人，皈依杜顺和尚，以诵《华严经》为业，日久，诵经时口中频获舍利，共数百粒。又如《武林高僧事略》云：宋代辨才净法师，与僧熙仲同餐，仲看到师傅的眉间有火如莹，取之即为舍利。此外，还有雕佛得舍利、绣像得舍利、笔端得舍利、经字得舍利、剃发得舍利等等。在佛教徒看来，舍利之孕育，非有关生理现象，亦非服任何药品可长成，而是长期修习佛经，積诸功德的结果。如《金光明经·舍身品》云：“是舍利者，即是无量六波羅蜜所重”，又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

    舍利内涵的扩展，一则说明佛教发展迅速，在普天下广造舍利塔供奉膜拜，舍利已供不应求；再则说明佛教文化本身即蕴含象征意义，只要一心向佛，不必苛求真伪，虚擬佛物、佛境未嘗不可抵达。

    据《处胎经》载，佛涅槃后，即三分舍利：一分神天，一分龙王，一分八王。《阿育王经》又说，八国共分舍利，阿闍世王得八万四千数，龙王力求幸得佛齿，于须弥山下起水精塔，闍王还国，以紫金盛舍利，作千岁灯于恒河水中，作塔藏之。

    相传阿育王于佛灭后300余年，诣王舍城取阿闍世王所藏八万四千舍利，造八万四千琉璃宝箧盛之，并造八万四千宝盖，以八万四千匹彩为之庄严，使诸鬼神于阎浮提同时起八万四千塔，相传华夏之中有五，扶风得其一。

    佛灭后2380年的公元1896至1898年，欧洲人柏佩和印度人史密斯在印度境内发掘出安奉佛骨舍利的石函，藏舍利的蜡石壶盖上有阿育王时代或其以前的刻文：“藏薄伽梵(意为‘世尊’)佛陀遗骨之比圣宠，乃属于释迦族即大圣之兄弟姐妹，其儿子妻室等之所有。”这一考古发现证明了《大涅槃经》上所述佛骨分配的真实性。

    阿育王弘法派出大批高僧，这些高僧仰仗的法宝有三：一是经书，二是舍利，三是因缘。

    阿育王之后的跨国弘法活动亦按既定方针，即高僧说法、译经传法、舍利供养、立寺引道、设缘行道。诸多史迹见于记载。

    《高僧传》：

    “康僧会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建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覩形未及其道，疑为矯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权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仙迹，忽踰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誓期三七，果获舍利，明旦呈权，举期集观，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高僧传》：

    “康法朗，在中山，门徒数百，讲法相系。”“支遁于沃州小岭，立寺引道，僧衆百余，常随禀学。”“竺法义，受业弟子常有百余。”“释道安，住受都寺，徒衆数百。”“竺僧朗，立精舍于金舆谷，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郎孜孜训诱，劳不告倦。”“释法遇，止江宁长沙寺，讲说衆经，受业者四百佘人。”

    《高僧傳》：

    “支遁晚出山陰，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衆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每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凡在听者，咸谓審得遁旨，回令自说，得两三反便乱。”“于法开，每与支道林争即色空羲。廬江何默申明开难，高平郄超宣述林解，并傳于世。……开有弟子法威，嘗出都，经过山阴，支遁正讲《小品》。开语威言：‘道林讲，比汝至，当至某品中。’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此中旧难通。’威既至郡，正直遁讲，果如开言。往复多番，遁遂屈。”“道安宁佛圖澄为师。澄讲，安每复述，衆未之惬。咸方须待后次，当难杀昆仑子。即安后更复讲，疑难鋒起。晏挫锐解纷，行有余力。人语曰：‘漆道人，惊四邻。’”

    《魏书·释老志》：

    “兴光元年，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显祖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闕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初，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当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有鑒于此，故可以说：印度和西域高僧入中土弘法，舍利和经书大体上也是同时傳入，其时当在东汉末年。

    佛教正式傳入中土的时间，达成共识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年间(58—75)。其间，汉明帝刘莊派遣蔡愔等人去西域求取佛法，于永平十年(67)，在大月氏遇见中天竺僧人竺摩騰(即迦葉摩騰，又作摄摩騰)和竺法兰，和他们一起回洛阳，用白马驮回佛像和经卷，明帝为此而造白马寺。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白马驮经”的来历。

    唐代诗僧灵澈有诗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两句诗概括了中国佛教史上两桩大事件，然未言及舍利傳入之事。

    有史料表明，白马驮经之期，舍利亦随同经像傳入。永平十四年(71)正月一日，五岳诸山道士对佛教的傳入十分恐惧，当即作出强烈反应，五岳十八山690人表奏皇上，指责汉明帝迎佛是“弃本追末”，并自吹自擂，言其道术“或策使鬼神、吞霧吹气，或入火不烧，或履水不游，或白日升天，或隐形不测，至于分术，无所不能”①，并公开叫战，要与“胡教”比较法术。皇上敕令尚书令宋庠主持有史以来第一次佛道间的“对抗赛”，时间选在正月十五，地点在洛阳白马寺。道士首先表演纵火焚经典，结果道教经书化为灰烬，接着表演升天隐形，结果鬼神不助。太傅张衍对南岳道士褚善信说：“卿等所试无验，即是虚妄，宜就西来真法。”刚来华不久的竺摩腾和竺法兰使用的致胜法宝不是经卷，而是佛舍利，当时“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环如盖，遍复大众，映蔽日光。摩腾法师踊身高飞，坐卧空中，廣现神变。于时天雨宝华在佛僧上，又闻天乐，感动人情，大众感悦，叹未曾有，皆绕法兰听说法”②。较量结果，佛门大获全胜，南岳道士费叔才愧恧而死，刘峻等诸宫人士庶千余人出家，四岳诸山道士620人出家，妃嬪官人妇女230人出家。

    发生在白马寺的佛道初次交手，其史料并不太确鑿，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印度佛教文化在传入之初就已显示出其理论优势，而中国本土道教则以符録法术取悦教徒。但面对道教的挑战，佛教虽然不大重视“法术”，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使出“看家本领”，搬出佛舍利，以其灵异征服人心。

    毫无疑义，舍利文化是佛教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源头在印度。

    舍利文化是佛教文化中较为神秘的部分，以“灵异”为特点。此后发生的若干次佛道之争，双方舌战，往往是各执其说，难以调和，而舍利的灵异现象对于具有浓厚神鬼观念的中国人来说，具有强大的慑服人心的力量。

    ①《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傳三》，载《广弘明集》卷1。

    ②《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傳三》，载《广弘明集》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