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代佛教和应县佛宫寺释迦塔
辽是契丹族创立的王朝，与北宋几乎同时。后晋开运三年(946)，契丹主耶律德光(辽太宗)率兵南进，翌年初攻陷后晋都城开封，灭后晋。耶律德光于开封即帝位，改国号为辽，然而因连续受到中原军民的激烈反抗，被迫率兵北归。此后，辽以皇都(后改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为都，另设置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辽兴宗重熙十年(1041)又在中京设兴中府(今辽阳朝阳)。辽王朝于1125年为金攻灭。
辽王朝统治者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建立政教制度，发展经济、文化，并引入和扶持佛教。在上京临潢府除建孔子庙外，还建造寺院、道观。此外，在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等地也相继建寺，扶植佛教在辽占领地区传播。在辽景宗(969-982年在位)时佛教得到较大发展，辽圣宗在位期间(983-1031)已趋于兴盛，至辽兴宗、道宗期间达到极盛。辽兴宗(1031-1055年在位)曾入佛寺受戒，能宣讲佛经，甚至封僧为高官。辽道宗(1055-1101年在位)不仅虔信佛教，而且热衷研究佛教义理，常执经向群臣说法，被人尊称为“天佑皇帝、菩萨国王”，封许多高僧为国师、太傅、司徒等，又鼓励人民出家，经常设斋会供养僧尼，一年饭僧多达三十六万人。他特别支持华严宗、密教的流行，而对中原及南方盛行的禅宗则持排斥的态度。②
辽的佛教深受宋朝佛教的影响，在佛教迅速传播过程中，也与宋朝一样兴起崇奉舍利的做法。早在辽世宗天禄三年(949)降敕允准在燕京(今北京)仙露寺建塔安奉释迦佛舍利辟支佛牙。在佛教兴盛之后，辽兴宗在兴中府重建安奉隋仁寿舍利的延昌寺塔(今辽宁朝阳北塔)，又新建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在燕京东蓟州建舍利塔。辽道宗在位期间，在显州(今辽宁北镇)太保寨白山院建千佛舍利杂宝藏经塔，在蓟州玉田县东上生院建无垢净光佛舍利塔，在燕京永安寺建释迦舍利塔，又在燕京西山建招仙塔安奉原北汉收藏的佛牙舍利。③现存应县佛宫寺的释迦塔，正是由辽道宗降敕建造的，其中的舍利自然是在塔建成后立即安奉于塔内的。
应县现属山西省朔州市管辖，曾是初设于唐末的应州治所，原称金城，领金城、浑源二县，此后屡有变动，在五代后归大同军节制，辽金两代皆归西京大同府节制。
应县佛宫寺创建于后晋天福年间(936-942)，初名宝宫寺。辽代道宗清宁二年(1056)降敕命田和尚主持募资重建，同时建造木塔一座，“高三百六十尺，围半之，六层八角，上下胥巨木为之，玲珑宏敞”。辽道宗赐塔额为“释迦塔”。从此，应州佛宫寺释迦塔闻名天下，被称为“宇内浮图第一”。④
释迦塔在辽道宗在位期间建造，自然是辽代社会佛教兴盛的重要物证。在1966年和1974年从释迦塔中发现两颗舍利和配套珍贵宝物，由此便可以解释当初为什么将塔命名为“宝宫”。因为佛教以舍利象征佛的真身(三宝中的佛宝)。据此可以说，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与北京的招仙塔、仙露寺塔等⑤不仅是辽代重要的佛教传播中心，也是当时崇奉舍利的灵圣之境。
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建成30多年后，在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又加以增修。⑥元代仁宗延祐二年(1215)，因避讳将原名宝宫寺改为今名佛宫寺。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虽遇连续七天的地震，然而木塔未受损坏，屹立如初。明代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北征蒙古途中曾驻跸应州，登塔御书“峻极神工”四字。此后，明武宗在正德三年(1508)巡游至此，在举行宴赏活动中为塔题写“天下奇观”，降敕从国库出资金并命太监周善主持对塔进行修缮，至明神宗万历年间(1574-1619)又加以重修。
清代著名词人朱彝尊(1629-1709)在康熙四年(1665)曾与曹溶等人结伴游应州，参观释迦木塔，写了《木塔记》。其中说：“旧志载：晋天福间建，辽清宁二年重建。考田蕙记，寺无碑记，仅得石一片，书：辽清泰二年田和尚奉勅募建十二字。郡县志胥本此，不知旧志何据?岂寺权舆于天福，而木塔则肇自清泰也耶?”他的推测是正确的。本文前面脚注所引木塔三层“释迦塔”之匾两侧的小字“大辽清宁二年特建宝塔，大金明昌六年增修盖完”可以证明。
二、应县木塔在当代弘扬民族文化中的崇高价值和独特优势
从佛宫寺(原宝宫寺)建成至今已经过1070多年，而从释迦木塔落成至今也经过955个春秋。中国社会经过宋辽金和元明清……至今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举国上下为实现强盛、繁荣、富足、和谐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时刻，如何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评价应县释迦木塔，让朔州、山西、乃至中国为之自豪的这一展示中华民族智慧的巧夺天工的建筑发挥积极作用呢?
笔者认为，应县佛宫寺和释迦木塔在当代弘扬民族文化中当拥有崇高价值和独特优势。这里仅提出以下三点，希望供山西朔州市和应县领导、人民参考。
(一)木塔是辽代佛教文化的物化证明和珍贵遗产
宋、辽、金三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重要组成部分。宋、辽、金三个王朝在历史上虽曾有过激烈的纷争乃至残酷的杀伐，然而彼此也有过和平往来和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从最后的发展结果来看，皆为推进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充实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辽、金的文化和佛教，更多地受到宋朝的影响，地处南北的广大民众皆深受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文化的熏陶，拥有基本一致的社会人文理念、道德和价值取向。这不仅表现在现存大量文史著作之中，也反映到现存的形式多样的文物、遗迹和宗教建筑、雕塑等之中。如前所述，辽代在发展经济、文化过程中也从汉地引进佛教，并大力提倡和推广，至11世纪以后达列兴盛。对此，不仅残存的契丹大藏经及其他辽代佛教著作、北京房山石经等是证明，而且各地的辽代佛教遗迹、寺院、塔、碑等也是证明。在这当中，应县佛宫寺和释迦木塔，是辽代佛教文化强有力的物化证明和珍贵遗产。寺塔建筑本身以及从中发现的契丹藏经书、佛像、舍利、珍宝等，皆从不同角度描述着辽代佛教文化的盛貌、辽代佛教的信仰形态以及佛教建筑、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和风格。
(二)木塔是辽代佛教传播和舍利崇奉的中心之一
寺院是佛教传播的中心，也是民众聚会的场所。一些大的寺院所在地乃至成为城乡商贸的集散地。陈述、朱子方主编《辽会要》卷八收录辽代名寺63座，其中西京大同府有名寺6座：华严寺(在今山西大同)、天王寺、大普恩寺(在今大同)、金河寺(在五台山下)、缙阳寺(在今北京延庆)，还有应县的佛宫寺。
佛宫寺的释迦木塔是田和尚奉辽道宗的敕命兴建的，自然属于辽代重要的佛教传播中心。1974年在维修木塔时，从塔内发现了珍贵的金、银、琉璃、水晶、砗磲、赤珠、琥珀等“七珍八宝”和二颗舍利。由此可以说，佛宫寺释迦塔也是辽代舍利的崇奉中心。舍利崇奉是佛教兴盛过程中崇奉和礼拜佛的一种形式。应县木塔与其他地方建塔安奉和礼拜舍利，是辽代佛教的一个特色，是辽朝廷和民众佛教信仰情况的反映。
应县木塔发现辽代遗留下来的舍利及其附属珍贵宝物，是个事实。然而应如何恰当对待和解释这种情况呢?笔者想提出以下想法与诸位共同探讨。
笔者认为，这里有个作为宗教的“信仰真实”与客观反映的“历史真实”的问题。辽代皇帝、贵族和佛教信众认为所得到的舍利是真的，是佛的真身，建塔予以隆重安葬(或安奉)并加以供奉、礼拜。这属于宗教的真实，他们是将“信”置于首位的。对此，不仅当代人予以尊重，即使后代人也应予以尊重。如果要对此加以说明，只应依据已有的资料客观地说明在何时何地发现的等等，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宜离开已有的资料繁琐地考证它的来源和真实性。因为不仅确切资料有限，而且有很多中间环节难以衔接，靠推理乃至猜测是难以论证清楚的。至于对历史上这一真正存在过的舍利信仰形态和崇奉的社会现象加以客观的描述，则属于历史的真实。既然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事物和现象，即使是宗教现象乃至各种历史传说，也应当如实讲述，是不容否认和歪曲反映的。
从笔者看到的资料来说，不仅佛经对佛牙记载的内容不一致，而且中国史书对佛牙的记载也多种多样。自南北朝以来，史书对佛牙的记载岂止是十多次。东晋法显《佛国记》有三处记述佛牙(佛齿)，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佛牙达八次之多。进入宋代，自北宋太祖乾德三年(965)，经太宗、真宗二朝，至仁宗宝元二年(1039)为止的七十四年期间，共有四十五批印度及西域僧人或使者、中国赴印求法回归者带回佛舍利(二人带回佛牙)。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崇奉和礼拜舍利，将传为唐道宣感得毗沙门天王长子那咤太子送他的佛牙(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安奉于大相国寺法华院，或开宝寺灵感塔地宫等处。宋英宗时还敕大相国寺造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御制佛牙赞碑》，命儒臣王珪撰文记其事。⑦笔者认为，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舍利崇奉现象，应根据资料运用适当的语句如实地讲述，然而不宜对每项记载、每个发现皆运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考证，更不应以推理、猜测来弥补资料的不足。因为这是宗教信仰领域的事，是属于宗教真实的问题。
笔者看到在报道应县木塔的一些文章和资料(有的已经上了网络)中，有些不适当的猜测性的推论。例如对《旧五代史》卷六十七《赵凤传》的记载，只引后唐天成二年(927)“有僧自西国取经回，得佛牙大如拳，褐渍皴裂，进于明宗。”然后说明宗李嗣源将它“拿回应州”了，是木塔中的一颗。略去《赵凤传》中后一段话“凤扬言曰：‘曾闻佛牙锤锻不坏，请试之。’随斧而碎”，断定赵凤将这颗佛牙对着皇帝捣碎是不可能的，并说赵凤地位低微。实际上，赵凤当时地位不低，不仅是明宗的近臣，而且已是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兼户部侍郎，不久升任宰相(中书侍郎、平章事)。佛教史上说舍利“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是有传记可查的。⑧因此，赵凤用斧打碎佛牙的记载是不能凭空否定的。文章又说从西域带回佛牙的僧名智明，却没注明出处。有的文章引证《宋高僧传·道宣传》中道宣感得毗沙门天王之子那咤赠他佛牙的事加以发挥，说“唐宣律师在西明寺行道，北天王太子以捷罗刹所授佛牙上于师”，不仅曲解了原文，而且竟擅自改动原文，增加“捷罗刹所授”等字句；又称道宣在35岁那年参访游历山西时将一双佛牙赠予雁门关外军事重镇应州金城，却未讲出处。我想，这不是严肃的做法，是经不起史实核证和逻辑推敲的。我们今后应当防止这种会严重危害应县木塔可信性和声誉的做法。我们应当仿效赵朴初居士在《重建佛牙舍利塔记》中介绍北京灵光寺奉置原招仙塔佛牙舍利的做法，用朴素而简明的语句，将应县木塔供奉的舍利及相关文物如何发现、相状如何加以介绍即可。当然也可进一步结合辽代佛教历史对舍利崇奉加以客观说明，就足以证明佛宫寺释迦塔是辽代佛教传播中心之一了。
(三)木塔是全国乃至世界最早最高的木结构古塔
据应县文物部门介绍，应县木塔是中国最高、最古老的重楼式纯木结构的佛塔，塔高达67.3米，塔身五层六檐，加上里面四层暗层相当于九层。木塔屹然耸立，全靠木制斗拱支撑，柱梁靠镶嵌穿插结合，不用铁钉也不用铆，是用50多种斗拱的垫托接连砌建而成，虽经历多次严重地震、战争和其他自然灾害，然而皆未受到损害，仍巍然屹立，体现出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精湛的建筑技艺。全塔五层皆塑造有雄伟、精美的佛、菩萨、天王、金刚的像，形态各异，神采生动。普通民众可以前来参观、欣赏，领略中华民族高超的建筑、造像艺术；学者专家也可来此对木塔建筑艺术和风格进行考察研究，从中汲取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综上所述，朔州市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虽经历千年风霜，然而在当代仍有崇高的价值，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以领略祖国历史文化艺术、陶冶情操等方面，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从而为推进祖国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①杨曾文，我国著名佛教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②详见拙著《辽代佛教与朝阳北塔》，中国佛教协会《法音》2008年第3期，总283期。
③参考前注拙著《辽代佛教与朝阳北塔》；陈述辑校《全辽文》相关文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赵朴初撰《重建佛牙舍利塔记》，《赵朴初文集》上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
④此据清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169、乾隆二十九年《钦定大清一统志》卷190、清厉鹗著《辽史拾遗》卷15《应州·佛宫寺》相关记载综合而写。据王荣国《关于应县释迦塔的建造年代》谓这些说法皆源自明田蕙《应州志》中的《重修佛宫寺释迦记》，惜笔者未看到此资料。
⑤参考赵朴初《重建佛牙舍利塔记》，陈述辑校，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全辽文》卷四载《葬舍利佛牙石匣记》(天禄三年)。
⑥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述、朱子方主编《辽会要》卷8对佛宫寺介绍中引1976年第十一期《文物》所载《应县木塔》称：“塔第三层正中一匾，上书‘释迦塔’三大字，两侧几行小字，记载：‘大辽清宁二年特建宝塔，大金明昌六年增修盖完。’”对金代增修时间，《山西通志》等皆认为是明昌四年(1193)。
⑦《佛祖统纪》卷45、卷53，分别载《大正藏》第49卷，第409页中、460页下，并参考《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所载王珪《华阳集》卷46收录的《左街大相国寺释迦佛灵牙序》。
⑧《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另见《佛祖统纪》卷42载宋太祖、太宗以火验佛牙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