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央机构问题。3月16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问题》的报告；任弼时作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草案》的报告。20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会议还决定对中央领导机构及其负责人的分工进行合并与调整。这次政治局会议是整风运动期间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有着重要意义。
在此之前，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基本上还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时确定的，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某些成员的职位和责任有较大变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随后，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责。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于王明(陈绍禹)等人回国，中央书记处又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但中央最高层的人事并未作调整。这样，到开展整风运动，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任弼时、博古、朱德、康生、陈云、项英、彭德怀；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陈云、康生，还有在重庆的周恩来。从组织上说，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负责，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张闻天召集，但是，由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遵义会议后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后得到全党公认，因此在党内分工方面，张闻天主要管宣传、教育工作，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由毛泽东最后来作决定。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1941年“九月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以后，对这条错误路线负有较大责任的同志，很难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从1942年初起张闻天离开了延安，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一直称病，不出席任何会议。周恩来常驻重庆，中央全盘工作亦很难参与。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势必影响党的工作。因此，调整中央领导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3年3月16日，任弼时在政治局报告中指出：现在中央机构比较分散，需要实行统一和集中，拟定在中央政治局下面分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央的助手。在中央苏区时，书记处在政治局之上，实际上等于政治局常委，不合适。现在要确定书记处的性质与权力，使书记处成为政治局的办事机关，根据政治局的决议、方针处理日常工作。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洛甫(张闻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等，共13人。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与精简草案。康生介绍了机构调整的酝酿过程。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会议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其他副主席是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等4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中央宣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开例会一次，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等8人组成，由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兼任秘书，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例会一次，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中央各部、委、厅、局、社的工作均由书记处或者经过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统管起来。由于毛泽东总揽全局，负责全盘工作，宣传委员会实际上就由王稼祥具体负责。可以看出，这次中央机构最显著的变动，就是刘少奇参加中央书记处，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出处：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