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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长在一起的日子

尤祥斋

子长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的革命精神却永远不会泯灭。多少年来，在出生入死的艰苦斗争中，一想起他，什么样的艰难遭遇我都不低头，什么样的人民仇敌我都不畏惧。直到今天，这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形象依然历历如在眼前，激励我们斗争，鼓舞我们前进!子长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一次听到子长的名字 　　春天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米脂一带经过连续两年的灾荒，到了1926年的春天，粮食奇缺，难以度日，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党组织决定利用这时机，组织“吃富户”。发动妇女的任务，自然落到我们几个女同志的身上。 　　1926年正是大革命的高潮，斗争形势很好。但是组织“吃富户”这样的群众运动，在米脂是第一次。有的同志不免有些胆怯、害怕，顾虑重重。我刚刚入党，还缺乏斗争经验。只知道听党组织的话，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有几位同志给我们讲谢子长同志打仗如何勇敢呀，搞“兵变”如何危险呀。打仗是要死人的，他们死都不怕，咱们动员贫苦妇女出来进行斗争有什么可怕的？听到子长的事迹，对照我们面临的斗争任务，心想确实没有什么可怕，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吃富户”斗争一定能胜利。于是我们满怀信心接受了任务。 　　米脂城里的劳苦妇女们，长期生活在困苦中，有给富人洗衣服的，有当老妈子的，有奶孩子的，有讨饭的。把她们组织起来，和男人们一同向地主豪绅们进行斗争，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把西城最大的地主高和亭家门口围的水泄不通，使高家进出两难，狼狈不堪。我们夹杂在群众队伍里，不时寻找机会，教给他们如何向地主讲理，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不达目的不罢休。高和亭家见到群众激愤，不得不答应穷人的要求，不论大人小孩每人发米二两。这样连续斗争了几天，地主们才被迫开办施饭场。但是他们用的是已经变质霉烂生虫的陈米，煮饭时又加了不少碱，很多人吃了胀肚子。人们吃得少了，地主们便省了米。见此情景我们非常愤恨，立即又发动群众向地主斗争，再次获得胜利。斗争的胜利使我们无比的兴奋!这时候我又想起了谢子长的名字：谢子长搞“兵变”，同土豪劣绅作战，我们同样在发动群众，同豪绅地主做斗争! 　　第一次来信 　　我直接得到子长同志的鼓励和帮助，是从1927年开始的。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了，陕北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依然搞得轰轰烈烈。 　　7月，我们米脂妇女协进会、米脂旅外学生联合会、国民党米脂县县党部和学生联合会联合组织了一次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童养媳制度，反对虐待、压迫妇女。那时候广大妇女受着重重压迫，童养媳就是廉价买来的奴隶。东街有个大地主士绅高增厚，他的老婆高吕氏虐待妇女，极其惨无人道。有一次她竟然用烧红的火棍子烫伤两个女孩的阴道，还曾在女孩们的腿上、臂膀上，用剪刀剪下一块块肉，然后放在已经发霉变质的饭里，硬打得叫她们往下咽。孩子们实在不能下咽，高吕氏又挥起棍子打得她们皮开肉烂，鲜血直流。我们决定把高吕氏作为典型，狠狠地斗她一番，来警告那些虐待妇女的家伙。那些士绅的老婆们向来是骑马坐轿不曾走路，这次我们押着高吕氏在城里游街，给她背上插上纸旗，上面写着：打倒惨无人道的高吕氏!齐河两岸真是人山人海，惊天动地。游街之后，又把她押在县政府，打了40大板，坐狱40天(当时的县长梁海峰比较进步，支持了这一运动)。最后高吕氏保证不再虐待两个女孩，才灰溜溜地回家。这次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使得人心大快，正气大伸。 　　不久，有钱有势的高增厚把我们告到西安。县长梁海峰被撤职，我们几个团体的负责人自然也要担些风险。家里人料定我凶多吉少，非常害怕。妈妈十分焦急，又束手无策，便不停地骂我闯下了滔天大祸，说咱是“头顶人家天，脚踏人家地，手无寸铁，可怎么办呀?!” 　　正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刻，我接到子长的来信。一封是写给妇女协进会的贺信，一封是给我的。那信是简短，但意思很深刻，字里行间，洋溢着赞扬的激情，充满着无限的鼓励。信的大意是这样的：你们做得好，做得对!这是对地主豪绅的迎头痛击，又解放了女同胞。愿你永远做妇女解放的先锋和民族斗争的英雄，今后继续斗争下去，为了争取革命的成功，非常需要争取妇女的解放。我愿不断听到你们斗争胜利的喜讯!他的这些鼓励，使我在暂时的挫折和困难面前有了勇气，有了力量。至今想起来觉得精神奋发，情绪激动。因为那时我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只有革命热情，脑子里非常单纯。何况还面临着高增厚等反动势力反扑的严重局面。 　　从此，危险的处境，母亲的责备，都不能动摇我的斗争信心和意志。为了革命，为了争取妇女解放，我什么也不怕了! 　　秋后，米脂三民二中成立，党组织决定让我们在该校读书。恰好新调来的县长韩兆鹗那时也比较进步，给我们上史地课，我的史地学得还不错。后来西安传讯我们时，韩便申请此案可以当地审处。经韩审处，只是宣布妇女协进会早已解散不存在了，领导人就不存在了，这场风险就这样过去了。 　　这是我第一步接受子长的鼓励和帮助。 　　具体指导 　　1928年秋，陕北革命力量的公开活动被迫转为秘密活动，组织上决定一批同志到教育界工作做掩护，派我到离家30里路的正川堡做教员。初出社会的我，四面八方实在难以应付，再加上斗争的方式比较简单。因为反对罗校长而被解雇，在家无事可干，感到苦闷。1929年春，三民二中教员郭朗亭建议我去安定县(现子长县)创办女校。虽然组织上同意了，我还是犹豫不决。我当时才18岁，未曾出过远门，又怕妈妈不放心。我是她的大女儿，由于父亲早死，她为我长大成人受尽了折磨，如今那能轻易放我走呢?这时子长知道了这个消息，便来信教给我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一要我耐心地千方百计地对母亲宣传妇女解放的好处；二要有坚强的意志，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奋斗到底。他说：“旧社会是铜墙铁壁，没有竖强的意志，没有很多人的齐心协力，是不容易推倒的。望你反复考虑这一点。克服一切障碍，突破重重困难，为光明的未来争斗到底，光明是一定会来到的。”在他具体的指导帮助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打破了重重的困难，前往安定创办女校。 　　去安定先经绥德。我从米脂走了两天，到绥德李子洲家住了一夜(那时子洲同志牺牲不久，我同他爱人住在一起)。第二天组织上派来同志将我接走。从这里到安定是四天的路程，每天要走八九十里路。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我想这也是锻炼革命意志的尝试吧，再困难，也要做个开拓者。 　　陕北封建势力浓厚，特别对妇女完全是讲什么“三从四德”呀，“女子无才便是德”，把妇女锁得紧紧的!女孩子读书是很少的，有也是有钱人家的子女。办女校的也少极了。像我一个十八九的大姑娘，远走高飞，单身独马的跑出来，真是陕北的罕奇之事。我走后，妈妈受了许多亲友和社会舆论的耻笑。但母亲以她那刚毅纯洁的爱女心情，反驳说：“我生身了，没有生下心”，“人们都是没爷娘的夸孝敬，没儿女的夸干净。”说得那些嘲笑者哑口无声。 　　到安定县不久，子长又来信告诉我动员女孩入学的具体方法和步骤：“首先要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是和妇女打成一片，每天用串门子的方法和妇女们拉长道短，先把关系搞好，建立感情，使你逐渐在她们中间有了威信，得到信任，她们就会把女儿交给你的。另外要联合比较进步的士绅们，动员她们带头送儿女入学。帮助贫苦人家的女儿上学尤其重要，要给她们减免学费，设法解决她的具体困难。这样女校就会创办起来的。”我按照他的话做了，不到两个月功夫，果真有三十多个小姑娘上学了，我非常高兴!安定女校就在子长他们军队驻过的城隍庙正式建立了。 　　关心教育事业 　　子长在当年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对女校的工作仍然很重视、很关心。他写信要注意儿童的身心健康、个性特点和心理特征等等，还常常挤出时间给我们编写歌谣。现在我还能回忆其中的一些片断。如有一首宣传反帝思想的歌谣是：“月儿一出上树梢，田野一片静悄悄。英日两国狗强盗，掠夺中国真不少……”；还有一首儿童强身歌：“太阳红彤彤，雄鸡咯咯叫。早晨锻炼身体好，谁比我们志气高!”子长担心我不热爱小学教师工作，又讲述了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意义。 　　1930年冬，组织调我到清涧县城做教员。我离安定时，学生和家长都恋恋不舍、哭哭啼啼，把我送得很远。我在工作中能取得这些成绩，除了有党的正确领导外，子长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高尚的品德 　　群众感激地说：“我们的老谢是谢青天!他时时刻刻关怀着我们。他对他的兵教育的很好，尊老扶幼，公买公卖，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他们宁可驻在城隍庙里，也不占用老百姓的地方。” 　　绅士们以复杂的心情谈论谢子长。他们畏惧谢子长反对土豪劣绅，破除迷信，拆庙宇，又称赞他热心扶助教育事业，精神可嘉，异口同声地说谢子长是我们县上一个有才能的人。安定县长王锡候的爱人是我的学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安定县有名的绅士孙志鸿、李耀辉等谈论起谢子长的为人，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兴致勃勃。在他们心目中，子长可恨、可怕，又值得钦佩。 　　子长对于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时时表现着英勇善战的战斗精神。他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又善于把理论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他在危急困难的时候，总是冷静沉着，对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得透彻、清楚，解决问题能运用自如，处理得当。他有高度的组织才能和宣传说服能力，谦虚、诚恳，常常用诲人不倦的精神帮助别人，使人感到心悦诚服。 　　在那出生入死，艰苦创业的年代里，子长和他的战友们建立了崇高的无产阶级战斗情谊。他和志丹的感情很深，常说志丹的长处。他曾告诉我，1932年，他和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同时受到“左”倾路线执行者杜衡的打击、迫害。杜衡还强令陕甘游击队这几位领导人全部离开部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为了保存这支红军，他们与杜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才使志丹、重远留在部队里。1933年秋天，刘澜涛、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李力果等一批同志被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子长曾派我佯称是力果的表妹，和澜涛的妹妹一起去监狱看望这些同志。记得国民党的狱卒问我们：“共产党在陕北的大头头叫谢子长，你们知道他的下落吗?”当时敌人到处通缉子长，我们忙说不认识这个人，我们是山西人。子长从北京回陕北之前曾对我说，这次回陕北，一定要设法筹集一些经费接济这些同志，以便营救他们出狱。对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子长非常怀念。他不止一次地提起胡廷俊、强龙光、申士俊等同志，说他们作战非常勇敢，真是为革命牺牲的好同志。他为他们掉过泪，甚至悲痛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他常向同志们讲述龙光等同志的事迹，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临回陕北前，他特地把廷俊，龙光同志的照片留给我，叫我设法保存好，将来革命胜利了要好好纪念他们。 　　结成革命伴侣 　　子长与我通信多年，到1930年冬，子长在一次来信中提出，希望我俩生活在一起。我虽然没有很快回复他的要求，但我们的通信一直没断。 　　1932年秋，好些同志又劝我，特别是史唯然给我来信说：“祥斋你应当很好地考虑，百两黄金容易得，一位终身的知己不易得。”自己前后左右的考虑了一番，许多同志都能信任他，群众也拥护他，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很大，解决了我的许多困难，使我增强了革命勇气，坚定了革命信心，使我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加稳定。我拿定主意之后，又同妈妈商量，妈妈提出一个要求说：谁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得上女婿呢?是否要张相片给我看看。我当时是那样幼稚，只想到要张相片也对，却没有想到受敌人通缉的子长哪能随便照像呢。后来子长对我说：“应当很好地感激同志们的帮助。那张相片照来得多不容易呀!要不是他们几个同志轮流值班将底版抽出，岂不是给敌人送了好礼品吗?” 　　1933年夏天，米脂敌人把六位共产党员在城外十里铺枪毙了，并把他们的尸体推到无定河里，群众都说血染无定河40里。被害的同志有毕维舟、王守义、崔明道、高庆恩、高禄孝、王兆卿。他们死得都很英勇，特别是王守义，一直骂敌人没有停。后来，组织上决定要我们去北平(今北京)，到工厂做女工。我们到了北京，住了几天后，又决定我们到张家口。我同高敏珍一起到张家口十八师许权中部队。当时由参谋长杨晓初和他的爱人李馥清为我们安排了吃住问题。 　　过了几天，子长由张北、多伦回来，身上穿了一件很破的毛衣，但精神很饱满。一见面就告诉我们，你们刚出来，要提高警惕，注意防止敌人的破坏。话还没有说完，就来了好几位同志。大家就闹个不休，马上就得要我们结婚，李馥清大姐便积极地办理此事。同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就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革命的大家庭 　　结婚后，我的工作任务又增加了做饭、洗衣服，给同志们缝补衣服和袜子等，还要组织妇女救亡会，每天忙个不休。我对于做家务的事不熟悉，思想上又搞不通，心想我出来是革命，而不是搞这些，有时就很不高兴。多亏有个久做地下工作的王怀德，做饭补衣服样样在行。他热情地帮助我，教我怎样做。 　　那时每天有好多人来找子长谈话，有时正吃着饭，就来了好几位同志，都等着吃饭，我做饭的本事不行，一时做不出来，同志们等着，自己也着急，吃的不够了我和子长就饿着肚子。有一次，同志们吃完走了，火也要灭了。子长一声不响地和了一块面，笑着对我说：“祥斋等着我给你炕饼子吃。”说着便拿一块抹布把炉与筒擦干净，炕起饼子来，我也只好跟着一起炕。他对我说：“这就是革命大家庭。不要看不起这些工作，这就是革命工作。这不仅可以帮助同志们更好完成任务，而且能更好地团结同志，一起搞好工作。大家都是阶级兄弟，应当互相帮助，不应当想到自己吃亏还是占便宜。学会这些也是接近群众，团结群众的有利条件之一。你到群众中和他们一起干活，他们就会对你像自己人一样的……” 　　子长和同志们是那样亲密无间，对群众总是时刻挂在心上。在他的这种思想熏陶下，我在革命的大家庭里得到了无穷的幸福和快乐。 　　过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发生了张家口事变，抗日同盟军开往张北一带，子长随军前往。我和高敏珍回京住在白超然办的弘文中学。抗日同盟军失败后，组织上决定子长回陕北，我留在北京，从此再未见面。子长回陕北后，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由于病情恶化，于1935年2月21日离开了我们。我后来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极度的悲痛实在无法抑制。当时在西北红军中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子长牺牲后，为了稳定部队的士气，防止被敌人利用，组织上决定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家属、亲友和战友不戴孝。在一段时间里仍以他的名义签发布告和命令。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子长在西北革命中是杰出的领袖人物之一，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每当想到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我的内心才得到一点宽慰。这也是他能够永远鼓舞我们前进的原因。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