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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伤前后的谢子长

白应奎

1934年1月，谢子长让我打入安定西区“狼儿子”的民团去搞兵变。当时民团内已有刘光汉、周生玉等在搞，子长认为力量太小，要我也去，我就去了。 　　8月26日，谢子长率领部队攻打河口镇时负了伤，一颗子弹从他胸前扫过，将左边的三根肋骨溜了一道深沟，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撤出战斗后，郭洪涛让他骑马，他说不要紧，不骑；他侄子谢碧玉要给他打伞(当时天正下雨)，他也不要打。9月15日夜，子长带伤指挥部队偷袭安定城。当天下午，部队住在唐家川、东沟一带。城内褚文汉开个小杂货店，是个地下秘密联络点。他告诉我，我又告诉刘光汉(周生玉那天到瓦窑堡去了)。我们原计划活捉“大狼”、“二狼”，然后袭击高生全连部。下午，“大狼”李丕成把我叫去，对我说：“今天晚上要注意，红军在东沟。”我当时心里猛然一惊，他怎么知道？难道暴露了？但又想，如果是暴露了，他就不会这样对我说了。当天晚上，我安排刘光汉放哨。刘站了一班又一班，千方百计找借口，不让其他人放哨。直等到人都睡定了，才等到谢绍安(外号“老实人”)。当时，我陪“大狼”、“二狼”在城楼里睡。“大狼”听见外面有动静，一下坐起来，大声问：“什么人？”刘光汉把门帘一揭，回答说：“不晓得就来了这么些人!”“二狼”李丕胜见情况不对，要开枪，不知子弹早被我下了。他一窜从门里钻出去沿城墙跑了。“大狼”李丕成一见门里进来了谢绍安，慌忙从被子下面抽枪，谢绍安一跳上炕，骑在他身上，我将“大狼”的枪一把拿过，谢绍安向“大狼”身上连打两枪，刘光汉又向其臀部补了一枪，将其击毙。这时，北门上的敌人也乱打起枪来，但他们摸不清情况，不敢到东门来。这时城门已开，谢子长带红一支队进城来，问我为什么开枪?我将情况给他说了。他当机立断，命令火烧城楼，然后撤退。我们将老麻油浇在“大狼”身上，放火烧着，然后将民团的人全部带出。 　　16日，我们住在当阳树坪。17日在涧峪岔开了自卫军成立大会，谢子长在会上讲了话，向大家讲了自卫军的任务，并庆祝我们这个“民团”胜利归来。当天，高桂滋的一个刘副官来找谢子长密谈。部队到了新庄墕，刚住下就接到一封信，子长打开一看，很是吃惊。原来是贺晋年受伤了，住在瑶台。谢子长立即骑马去看望贺晋年，我和史秀云也都去了。 一进村，大家听说“老头”来了(当时众人都称谢子长为“老头”)，都争先恐后地跑来看，把院子都挤满了。群众家里给做了荷包蛋白面条，他只吃了一碗便说吃饱了。我们临走前，谢子长对贺晋年再三安慰，嘱咐他好好养伤。回来的路上，子长对贺晋年的负伤很是惋惜，说：”这人很能打仗，这下，又要得一个时期了”。当晚，子长说他身子不舒服，“那碗面吃坏了”。我说：“那你当时就不要吃”。他说：“不吃，老百姓不高兴。”此后几天，他肚子胀，不大便，后来还是吃了些硫苦，才泻开。身体稍好了点，又在孙家河召开军官会，布置行动任务。会上没指名地批评了马佩雄老在一个地方住，这样不安全，容易被敌人发觉，被敌人抓去怎么办？还决定让高岗以贩羊的身份去北京，给北方局送经费(高后来没去)。不久，部队又到了阳道峁向陕北特委汇报了工作。特委决定让子长离队养伤。那里有一件事，对我教育很大。听说特委决定将其他枪支一律收回要用在军队上。当时贺晋年在周家崄养伤，贺吉祥看护，带一支驳克枪；白占玉在地方政府工作，也带一支枪；我和薛三海看护子长，有一支马枪。我们思想上通不过，认为要保护老谢。但子长给我们做工作，要我们服从组织决定。晚上，郭洪涛来看望子长，安慰他好好养伤，说特委没有决定收枪，这支马枪留着。子长说：“我养伤没枪可以，‘白拐子’(白占玉)的枪不要收，他的工作不同，需要经常和敌人打斗，没枪不行。”子长总是时时处处为革命为同志着想，坚决服从党的利益，而总是不顾自己。 　　过了一段时间，子长搬到阳道峁后山上红崖洼养伤，听说吴志渊从北京回来了，就赶快派人把他找来，让他参加工作。吴志渊是吴家寨子人，家里是地主。他在北京上大学，已入了党。子长怕他回到家里，受家庭影响不革命了，所以专门把他找来，给他做工作。吴后来曾跟随了子长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组织上另外分配了他的工作，吴志渊才离开。不久，从瓦窑堡又来了四个学生，要求参加革命(记得是张景民、阎某、温某，还有一个记不清姓名了)。子长很高兴，对他们说了许多热情鼓励的话，并希望他们以后多联络些同学来参加革命，革命是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的。 　　子长的病情越来越不好，先是找个姓杨的医生看。这个老头一见子长的伤口，很害怕，满脸惊慌，手直打哆嗦。子长反而风趣地和他开玩笑说：“你怎么能在病人面前惊惶失措?医生嘛，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是给病人壮胆、打气”。后来，由史维翰找来安定的中医张文华，张文华开的药方，由史维翰到瓦窑堡去抓药。一度治的似乎有了效，但过了一段又反复了，主要是外边似乎好了，而里边却在发炎。当时，瓦窑堡有个西医，叫柳乔，是个党员。子长当初对他很相信，抱有很大希望，捎话请他来，他口上答应来，但一直不来。派人去找，他躲到清涧去了；到清涧去找，他又跑到绥德去了。他是个怕死鬼，不敢给老谢治病，害怕国民党抓他。气得子长对我们说：“以后我死了，你们谁碰上这人都可以枪毙他。这家伙坏了心了。” 　　不久，在湫滩沟召开赤卫军大会，谢子长不顾伤重，又去参加会。去后，大家听说老谢来了，都要求见他。他在窑洞里，躺在炕上不能起来，就让史秀云代他去会上给大家讲话。会上，众人情绪十分热烈，一致要求见见老谢，经史秀云一再解释才罢。当时，赤卫军请来了一个教师，原是红枪会的，在会上给群众宣传“硬肚术”，说什么“刀枪不入”。谢子长要高岗去给群众讲，说：“这个玩意骗敌人可以，可不能骗自己人。咱共产党可不能讲迷信。”高岗出去到会上一说，那个教师当场要试。子长很为难，不试，赤卫军相信这人的“硬肚术”；试，肯定会打死的。最后，和窑里的人商量再三，决定当场试验，以教育大家。结果一枪把那个人肚子打穿，人当时就死了，大家才都不相信什么“硬肚术”了。 　　这次会后，子长要我和他一起去吊儿沟接应薛应昌。薛应昌是个地下党员，其父是安塞县民团团总。他给子长写来信，说他父亲很反动，他实在没法争取，但他可以把民团带出来。但是，他听说延安给民团20支枪，还没运到，要不要等枪来了，再将民团拉出?还是现在拉出，等待子长的指示。子长这时已经不能行动了，只好又给我说让贺晋年或路文昌去。但贺晋年也正养伤，路文昌也忙的终于没有去。薛应昌因没有得到子长的指示，一直没敢行动。后来子长逝世，志丹率部队打安塞时，将薛俘虏回来，先在黄家峁子押着，后来因为群众来信强烈要求惩办民团的人，就把薛应昌错杀了。 　　不久，子长又转到周家崄住了一段时间，此时已完全不能起床。白庙岔成立陕北省苏维埃人民政府时，我们又搬到柳沟。刘志丹和马明方、郭洪涛、白坚一起来看望子长，我和高岗也在。志丹和他商量成立西北军委，要子长当主席。子长说：“我不行了，你担当起来。”志丹说：“那不行，你是老大哥，只要你在一天，就还要你当。”记得志丹刚来时，子长拉着志丹的手，高兴地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打仗，你比我强”。 　　志丹来了两三天后，我们又搬到灯盏湾，子长这时病情已很严重，有时一下子就昏迷过去了。我和谢德惠给他烧点大烟，让他抽几口，才能缓一下。1935年2月21日晚上9点多，我和谢德惠正在灯上给子长烧烟，这位陕北革命的开拓人之一，深受广大群众敬爱的革命领袖，我的革命引路人却永远停止了呼吸，我们当时都十分悲痛。当晚，谢德惠就安排周海旺(子长曾在他家养过伤)、白根娃在阳道峁村后的一个山沟里打了坟，由我、薛三海、谢绍安、薛兰岗(薛明山)四人用门板将子长同志的尸体抬出去，悄悄地埋了。为了不影响红军斗志和防止敌人乘危袭击，组织上决定对子长同志逝世的事进行保密，对外只说他到苏联治病去了。 　　子长同志生前无子女。埋葬他回来，他大哥谢德惠对史秀云说：“你们也没有孩子，我的一个女子和谢绍明就算是你们的孩子。” 　　子长生前留下惟一的一张照片，是当年在太原学兵团时照的。1950年，我到西安从史唯然家里拿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想放大，但因当时放像技术还不行，不能放的很大，最后只好根据照片在武汉画了一张大像，即现在子长陵的那张画像。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