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 > 谢子长 > 全文图书 > 奠基大西北--谢子长

第七章 陕甘举旗

强铁牛

21．奉命上南梁 　　1931年春天，谢子长从山西回到陕北。不久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他为军事特派员，负责在陕甘边组建红军。此时此刻，谢子长顿觉肩上担子的沉重，而且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发展，应迫切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二是武装斗争要有所依托，那就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两件事想到容易做到难，更何况此时的陕北已到处风声鹤唳，敌人防范甚严。去年秋天开始，共产党要在陕北暴动，就等于给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坐椅下放了包炸药，他能等闲视之吗?一群群敌探像疯狗一样，只要闻到一点气味马上就会猛扑过来。“共匪头目”谢子长、刘志丹当然是井岳秀黑名单上的重点对象。通缉他俩的告示铺天盖地随处可见，赏钱也一涨再涨、身价百倍。这一切都给革命活动带来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然而困难吓不倒英雄汉，越是艰险越向前。谢子长偏偏是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铮铮铁汉。过了黄河，谢子长一副寻吃的(乞丐)打扮向安定方向走去，白乐亭则北上榆林寻找陕北特委去了。 　　春二三月正是陕北黄风斗阵的时候，三天两头的老黄风有时刮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谢子长走到清涧县西面的集镇折家坪，看到井岳秀的兵痞们斜挂着枪，三三两两在街道上游来荡去，一双双贼眼盯着过往行人，看到不顺眼的不是打就是逮。他本想找地下党了解情况，却又怕连累同志便一拐进了袁家沟沟岔。那一天正好晴空万里，上午，一个寻吃讨叫、穿戴破烂、手提寻吃棍(木棒防狗咬)的人来到北沟村挨门逐户探望，令人奇怪的是给吃给喝，寻吃的都不要，好像在寻找什么。圪蹴在大门口石条上，端着老碗吃饭的雷恩均一眼认出了上了硷畔的他，急忙站起来把他拉进院子。一会儿雷德昌把村里住户主事人请到隔壁场院里，恳切地说：“老少爷们，刚才我家里来的寻吃的，是我儿子的同学，他家里遭了难才出来讨吃要饭。你们看井岳秀老龟子，这晌到处抓共产党，为防备出意外，也为保全咱村老少平安，千万不要把今来人的事传出去。”雷恩均的父亲在村里是个厚道人，所以大家一直守口如瓶。过了一个多月村里人才慢慢知道那个寻吃的，就是他们心中的“青天”谢子长。 　　平时来雷恩均家串门的人很多，乡里人有个习惯，一劳动完无事可干就凑合到一块，天上一下、地上一下谝闲传。这几天平时爱串门爱说笑的人也不到新窑院来了，他们好像有个约定似的。看到谢子长这身穿戴雷恩均很是吃惊，忙问：“老谢，出了什么事?”谢子长笑着说：“没事，我不这样装扮，还不叫井岳秀那帮人把我活吃了，从平津归来看你在不在家?你们现在搞下个什么样了?”雷恩均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收到肚子里，向谢子长汇报了自三道川分手以后的活动情况。“我和红彦、锡林按你的指示活动于黄河两岸。李象九忙他的生意，似乎靠不住，张汉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中央特科，他说到杨虎城那里去。我们三个就自己动手干，先给土客武装掂过枪争取他们，可这些家伙只认钱不认人，出尔反尔。其中最大的一股是清涧城东刘家湾的师储杰，他手下有四五十人，这帮人揽下活就过黄河吃上一口，然后又回陕北分散居住。清涧起义和咱一块干过的杨风鸣，马凤银在师储杰手下吃粮，他俩答应过说要做师储杰的思想工作。”谢子长说：“那就好了，你再找他俩共同做工作，师储杰总有回心转意的一天。你过黄河后找红彦、锡林他们，另外你悄悄给阎红彦说，让他到太原找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在晋西吕梁山里开展游击活动。如果在山西站不住脚，就把队伍拉回陕北，我到(黄)河边接你们。” 　　雷恩均过黄河去了晋西，谢子长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家乡枣树坪，村子里没有外姓，不容易走漏消息。此时正是母亲逝世三周年。人老了有个归宿，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谢子长心里却总觉得十分愧疚。一个人悄悄跑到母亲的坟头烧化了纸钱并磕了三个响头。从此他在武装革命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白天，谢子长钻进脑畔山上的山窑子里，二哥谢占元一边耕作，一边为他瞭望放哨；晚上，谢子长走出冰冷的山窑子回到村里，大哥谢德惠黑更半夜为他找人联络同志。就这样谢子长昼伏夜出为筹建一支革命武装殚精竭虑、废寝忘食。 　　一天，谢子长正在埋头奋笔疾书，一声长长的吆牛声传进山窑子，这吆喝声是他和占元事先约定的暗号。谢子长弯腰走出山窑子，看见侄儿谢绍安引着一个人走上山畔。“云泽，你怎寻到这里来了?”马云泽端起农民送饭的瓷罐咕嘟嘟喝了一气凉水说：“老谢，我是来向你汇报请示工作的。”谢子长拉了马云泽一把说：“坐下来慢慢说，你看山窑子又冷又潮……”看到老谢乐观的态度马云泽的眼睛湿润了。谢子长去华北后，马云泽和刘志丹就把三道川回来的5个人找到马云泽家，开会研究到保安重新建军的计划。随后刘志丹、马云泽等7人分成两组前后互助照应去了保安。半路上碰到姜兆莹，得知刘志丹等人的计划后，他建议先从太白镇黄玉麟民团下手，那里有不少好枪。而且可假称谭世麟遇到危难，共商解围之事，乘机夺取枪支。刘志丹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便同姜兆莹一块到永宁山落脚，做行动前的准备。 　　过了几天，刘志丹就带着八九个人去了太白镇。黄玉麟这个蠢货一听他们是为其主子谭司令的事而来，便毫无戒心，请刘志丹躺在炕上抽大烟。黄玉麟腾云驾雾之时，刘志丹趁其不备，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同去的人顺手就把民团的枪都缴了。之后队伍也随之扩大，因此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比如干部的配备，向何处活动等都得向特委请示汇报。刘志丹就让马云泽找陕北特委。马云泽到了绥德，特委的同志说：“不要汇报了，子长从华北回来了，你去安定向子长汇报去。”马云泽路过任家砭为弄清谢子长是否在家，找马文瑞打听。文瑞说：“老谢在枣树坪，处境非常艰险，白天在山里隐蔽，晚上回村里和来的同志讨论工作……”马云泽连夜赶到枣树坪，他一见老谢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几个月的工作说了一遍。“老谢。请你到南梁参与部队的领导工作吧，志丹也说见到你一定请来，共图大业”。高兴得眉开眼笑的谢子长说：“云泽，你和志丹这三四个月干得好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部队!至于干部配备问题应由志丹同志考虑解决，现在的关键是多搞些武器，进一步壮大部队。活动地点嘛，我看先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南梁一带活动。打什么旗?给什么番号?待我和省委交换意见后再行定夺。” 　　谢子长身居山窑而心系天下，生活虽苦但也愉快，时势艰难却又从不悲观。就是在这个简陋的只能遮雨的山窑子里，谢子长掌握着时局的变化，筹划着行动的方案。他把写好的一封信递给马云泽说：“你回南梁后，抽空去一趟西安，把信亲自交给杜斌丞或呼延立人，叫他们在杨虎城那里帮咱要个合法的建军名义。这就由你去交涉了。”谢子长的老师杜斌丞时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他的同学呼延立人时任杨部参谋处长。看完谢子长的亲笔信，杜斌丞向马云泽交代说：“现在看来要杨虎城给个合法名义还有困难，你回去给子长说，还是自己动手先干，干起来再说。西北的军阀头子没有爱国的思想观念，画地为牢、各霸一方、派系纷争、各怀异心，都是想当土皇帝。非枪杆子很难统一起来。他们之间也非铁板一块，还是有空子可钻的。子长还能解(陕北方言读亥)不开这些。”马云泽很快返回安定，向谢子长汇报后，二人即动身去米脂找特委。 　　时值盛夏，穿着单褂半裤都热得满身是汗。谢子长、马云泽防敌盘查，又趁晚上凉快，专拣山间小道赶路。一路上他俩听到了许多有好有坏的消息。刘志丹被苏雨生关进彬县大牢，所带队伍也在职田镇被缴械。他们心里既难过，又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听说吕梁水头山打出了晋西游击队的红旗，他们的高兴劲又自难形容，进一步坚定了建军的信心。 　　听说雷恩均找他，谢子长从米脂动身赶回安定县。他才知道阎红彦和刘天章派往晋西的杨重远，吴岱峰等会合，成立了晋西游击队。师储杰保运武装也和游击队一起干了一阵子。他们吃不了那苦，自由散漫惯了，又受不了纪律约束，便不辞而别过黄河回了陕北。队委会要雷恩均回陕北继续做师储杰的工作……山西的形势最近也不乐观，徐永昌当了省主席干得第一件事，就是大肆“清剿”共产党人，调集一个步兵师和一个炮兵团开赴吕梁山“围剿”游击队。谢子长知道这些真实情况后心急如焚，决定亲自去吕梁……雷恩均左右为难，那里危险不说，陕北的事也离不开老谢呀!他看阻拦无望便联系地下党组织，派呼震安、惠泽仁护送老谢。山西汾阳万义客栈是杨重远先前为晋西游击队建立的地下交通站。谢子长在吕梁山里没有找到游击队，只好来到万义客栈了解情况。老板对这位不速之客分外警惕，一问三不知，要住没房间。惠泽仁只好从裤腰缝里抽出雷恩均写的短信递过去，老板才抬头盯着他们三人看了一阵，慌忙让座倒水。并说：“这一晌风声很紧，杨重远他们都上山钻了梢林，临走时撂下一句话有人来就说在山西站不住，去陕北找老谢!我看你们赶紧走吧，这里不敢久留……”出了客栈谢子长让惠泽仁、呼震安找陕北特委汇报，做好迎接准备工作，自己则去西安找陕西省委。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谢子长来到西安，目睹了西安城里抗日反蒋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的盛大场面。他才搞清楚是蒋介石唆使张学良把关外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替蒋介石背上不抵抗的黑锅……中共陕西省委迅速做出了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议，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各武装军队团结起来抗日救国。这时省委派谢子长到陇东、南梁一带检查工作，传达省委决议，相机组织抗日武装。甘肃平凉驻敌陈珪璋部地下党支部书记张秀山接到谢子长要来的通知，立即找王世泰商量秘密接待事宜。王世泰这个洛川小伙子在延安上中学时，就对如雷贯耳的谢子长非常钦佩，就要见到久已仰慕的谢子长，他对张秀山说：“老谢的安全由我来负责……”夜幕刚刚拉开，张秀山和王世泰来到事先约好的联络点，平凉东关一处偏僻的小客店。月上树梢头，夜半人才到。谢子长穿着一件蓝布大衫，戴顶旧礼帽，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小包袱，俨然像个惯走江湖的小商人。和他一块来的还有省委交通员高岗。 　　张秀山说：“老谢，你看天这么晚了，好好睡上一觉……”急性子的谢子长却说：“我看现在就把该找的党员同志找来，听听省委的决议，谈谈这里的工作。”王世泰后来回忆说，见到谢子长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谦和、诚恳、坦白，同时具有英勇、果敢、刚毅的性格。他说话淳朴，但却如烈火似的煽动起人的斗争的意志，在我们的第一次晤面里，他就足足谈了五六个小时…… 　　谢子长传达了省委决议精神后，又讲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他指出：“我们要以忧国忧民之心，看清九一八之后国内局势发生的变化，适时调整工作方向。目前，要推动抗日运动，掀起民族革命斗争。”他又以自己的经验告诫战友：“到群众中去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教育群众帮助群众，说服和改造群众。”他还特别提醒：“要帮助士兵识字、写信、学操，注意改善士兵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他们，才能把他们吸引到抗日的队伍中来。” 　　不知不觉天已放明。张秀山站起来说：“老谢今哪里也不要去，我叫店掌柜留点心，你美美睡上一觉……”谢子长伸展了一下腰身问：“为什么?”张秀山回答：“今上午平凉城召开军民大会，甘肃省要员到场训话。你看这人多眼杂，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向省委交代!”王世泰也说：“老谢，你是省委军事特派员，千万不敢抛头露面。再说你在西北的名望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如果被人认出那可就麻烦了。”谢子长微笑着说：“怕什么!没那么严重，我也没有那么金贵。这正是了解情况的好机会，哪能错过呢。”高岗把手一挥说：“不怕!咱老谢什么风口浪尖没闯过，再说还有我呢!”张秀山、王世泰看老谢主意已定，只好回头对在场的党员们说：“今在会场里，大家要多长几个眼睛，一有情况首先要保护好老谢!”谢子长笑着说：“秀山，没事。国民党出高价要我的人头已有两三年了吧!可我凭什么给他们呢!” 　　平凉城中心广场上一个肥头大耳的要员正在声嘶力竭地干吼着：“蒋介石总裁发话说，攘外必先安内。因此，你们不要听共产党的蛊惑和煽动……”人群里谢子长依旧戴那顶礼帽，穿着长衫，嘴里不时吐着瓜子皮子，悠悠然转来转去。高岗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手巾，活像陕北老乡里下来的一个农民。站在队伍里的张秀山、王世泰他们手里捏了一把汗，心里盘算一旦有人认出谢子长，就眼疾手快地把他干掉不留活口。一会儿，谢子长转悠到场边的一棵老柳树下，高岗也凑了过去。谢子长低声说：“我们在争取群众，国民党也在争取群众。我看不在谁说的天花乱坠上，主要看谁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事后有人说：老谢名望这样大，何必冒那样大的危险，叫人认出了如何了得。也有人说：这才是咱老谢的性格! 　　10月初，刘志丹以陈珪璋部十一旅旅长的名义，派马云泽去平凉索要服装。听说谢子长、高岗也到了平凉住东关旅店，马云泽手头的事没办就去找。一见面谢子长爽朗地笑着说：“云泽，真有意思，西峰镇打来的电报，把马云泽翻译成马大泽了。刘保堂弄不清楚，拿来问我，我一看就笑了一阵，我说这是马云泽。”说得马云泽也跟着笑了一阵，即向谢子长汇报了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的活动情况。马云泽汇报完即问：“老谢，你说怎么办?”谢子长说：“省委派我负责这一带的军事工作，我和高岗来平凉就是找你们。现在就好嘛，你快把事情办妥了咱一块回部队，回去再具体商量怎样办!”翌日，谢子长、高岗、刘保堂和马云泽一道随运输队北上南梁。 　　22．晋西游击队 　　1931年春夏之交。谢子长和陕北特委派往吕梁的阎红彦、雷恩均、白锡林等十多人；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从高桂滋部抽调的吴岱峰、杨重远等十多人以及太原兵工厂的马佩勋等五六人汇合于吕梁山区、大麦郊楼底村西泉。面对写有“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红旗，庄严宣誓： 　　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 　　马恩列斯为师导，共产主义是目标。 　　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 　　从此，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在吕梁山区打土豪、惩恶霸，分粮食、分浮财发动群众，与反动派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三晋大地名噪一时。1931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晋西游击队在反“围剿”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召开队委扩大会议。决定突出重围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找谢子长、刘志丹打游击。为保存和发展这支吃尽千辛万苦创建的，经过严峻考验的红色武装力量。9月2日(农历七月廿日)晚上，晋西游击队30多名健儿趁着浓云遮盖的夜色泅渡黄河，踏着黎明前的黑暗登上黄河西岸的山冈。放眼似海涛般翻滚的黄土高原，灿烂的太阳穿云而出，即将成熟的糜谷如同金色的波涛在闪光，透红的高粱宛似一把把火炬在燃烧。回首河东巍巍吕梁山，俯视脚下滔滔黄河水。死里逃生的游击队员们感慨万千，放声高歌《黄河颂》： 　　啊!黄河，你穿越崇山峻岭，跨越万里 　　长城，横贯中原，浩浩荡荡，奔腾向前，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泉。 　　啊!黄河，你居高临下，急流如飞，汹涌澎湃， 　　浊浪滔天，革命红旗，冲破黑暗， 　　向着曙光，迎风招展。 　　啊!黄河，你千年不止，万年不息，所向无敌， 　　不畏艰险，我们红色战士，像你那样顽强勇敢。 　　啊!黄河，你自古称天险，今日不过黄河非好汉， 　　游击队战士，播种晋西，转战晋陕，三十健儿， 　　驰骋祖国西北高原。 　　9月3日，晋西游击队到达咸榆公路边的清涧县石咀驿，这是古代的一处驿站，虽说废弃有年，但这里很久前形成的集会却一直延续至今。这天适逢五天一次的集日，老乡们担着瓜果梨枣，提着羊毛、鸡蛋上市交易，人来人往倒也非常热闹。部队当即展开宣传：我们是山西过来的红军游击队，到陕北为的是打倒军阀井岳秀!打倒地主恶霸、贪官污吏……赶集的老百姓见他们买卖公平，态度和蔼，且又是本乡本土口音，担惊受怕随即雾消云散。 　　第二天游击队翻过一架大山沿重尔川西进。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心情畅快。读过中学的吴岱峰给大家摆开了龙门阵：“谁晓得这条川为什么叫重尔川?”有人不假思索地答道：“那还不是因为虫(重)子多，所以才叫虫(重)儿川嘛，这还用你考。”哈哈哈一阵欢快的笑声过后，吴岱峰提高嗓门说：“同志哥哟，错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吴秀才那你给大伙说说看。”“好!”吴岱峰绘声绘色地讲述起来：春秋战国的时候，晋公子重耳被奸臣陷害，过黄河来到这里避难。十多年后，他返回晋国成就了霸业，当上了晋文公。后人就把怀宁河流过的地方叫为重尔川……咱这一带人还是他重耳的娘舅家呢! 　　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游击队进入安定县界南沟岔继续向西北行进。转过山峁马佩勋尖兵班突然与六七个敌人迎面相遇，十多条黑洞洞的枪口一齐顶到这伙匪兵的胸前。“一进安定县敌人就主动送上门，是个好兆头呀!”有人这样说。可是游击队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却命令归还所缴枪械并放走了敌人。队员们疑惑不解，议论纷纷。拓克宽、黄子文才说敌军官是他俩的熟人老相识，不忍心下手，叫他们到十字路口等旁人。事情虽然说清楚了，但队员们仍然七嘴八舌表示很不满意。有的说：“有交情也得把枪支弹药留下”；有的说：“这么大的事不研究就私自连人带枪都放了”；有的说：“我们打得这是什么仗?”有人干脆就提出：“改选领导。”……走到距南沟岔十多里处的柳树滩，在队员们的要求下开会。一致通过撤销了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的职务；选举阎红彦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 　　当晚游击队进驻涧峪岔，村里土豪薛华英已闻讯而逃。经调查核实薛华英一贯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穷苦百姓对其痛恨切齿。于是打开薛家粮仓给群众分粮，此等好事却没有人敢来领取。阎红彦就让队员们背粮登门入户送到老乡手里，这才让老百姓放了心，躲到山里的群众也跑回来争着分粮。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的消息在安定县迅速传了开来，人们奔走相告这下可有出头的日子了! 　　这几天，谢德惠老是听人说山西过来一支队伍，专跟欺压穷人的人作对。他想这支队伍与他兄弟谢子长肯定有关系，所以哪里也没去，就身在家里看再有什么消息。 　　9月8日的半前晌，谢德惠圪蹴在硷畔上抽旱烟，看着大路上稀稀拉拉的行人。谢占元从脑畔山三步并作两步奔下来气喘吁吁地说：“老大，来了!打着红旗的队伍来了!”谢德惠一扑站起来说：“老二，慢慢说。”说话间一支队容整齐，人人背长枪、挂短枪的队伍从前沟里走到井沟渠的老柳树下。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雷恩均跑上硷畔，谢占元东瞅西找迷惑不解地问：“老三(谢子长)怎没回来?”雷恩均笑着说：“我们是来寻谢子长的……”说着他向谢家兄弟俩介绍了站在一旁的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谢德惠一听是自家队伍，急忙吩咐家里人炖羊肉、压饸饹，还叫几个侄儿到底滩里打了两筐子红枣送到店窑院里。……通过谢德惠，游击队才知道，谢子长已去山西找他们，并和中共安定县委接上了关系。 　　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得知晋西游击队到来的消息，即刻主持召开县委会议。派县委委员慕嘉绩和特委巡视员张资平前去枣树坪与游击队联络，并带去了一些急需的宣传用品。马云泽路过任家砭时，听马文瑞说游击队在李家岔一带活动，便滴水没沾牙立马去找。几个三道川蒙难战友到了一起，话语自然多了起来，插不上话的杨重远、吴岱峰只好待在一旁听他们侃大山。马文瑞了解游击队的情况后，分派县委工作人员到各区乡动员青壮年参军。强龙光、强世清、侯奉孝、侯奉高、郭立本、赵福祥、惠怀玉、惠泽仁、李维俊、阎宝忠、路文昌、陈志刚、张增荣、刘昌汉等六七十名青年先后加入了晋西游击队。队伍迅速扩大到100多人枪，有一多半人是党团员。农历八月廿三日，晋西游击队于安定寨儿山击溃敌万宝山营之后，当晚来到孙家河宿营。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正在油灯下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哨兵带进一个送信的。阎红彦拆开看了一会儿说：“这是保商武装杨琪、杨鼎、张福才、肖永胜他们要求和咱们联合行动的信，你们看该怎办?”吴岱峰说：“这是扩大革命力量的好事……”杨重远接着说：“是好事，但必须严格改造他们……”阎红彦说：“我看立即召开队委会，把这事好好研究一下，定个规章……”原来，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后，滞留在山西的保商武装也遭到敌人的围剿和沉重打击，不得已撤回陕北。在山西期间他们就与游击队有过联系，一部分还是同情革命的。他们听说晋西游击队不断扩大，连打胜仗，便提出了联合行动的要求。队委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可以与保商队联合，把他们争取过来加以改造，共同对付敌人是好事。但必须与他们约法三章，如果同意我们提出的条件，就立即请示县委和特委同意，即行改编。农历八月廿五日，不甘心失败的万宝山又纠集横山民团向我晋西游击队进攻。双方激战于营盘山，此役俘敌40余人，缴枪五六十支、子弹数千发，打得万宝山残部抢头鼠窜、仓皇溃逃。战后，游击队进至安定北区南沟岔休整。这时，又一股从山西过来的保商武装师储杰部百余人也来到南沟岔，表示愿和游击队一块行动。也就在这时，陕北特委委员、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陕北特委巡视员张资平，批准了晋西游击队提出的与保商队联合的条件：一、接受听从晋西游击队的领导和统一指挥；二、不抢穷人的东西；三、不强奸侮辱妇女。马文瑞在审查游击队送来的报告时，提出：前三条规定的很好，第四条准备戒大烟(鸦片)瘾，恐怕他们难以接受，因为他们中大烟鬼很多，不利于团结改造，所以暂可不提。游击队队委会据此，于南沟岔对愿意接受三项条件的各股保商队，进行整顿改编。为加强对保商武装的领导和改造，晋西游击队队委会选派骨干分别担任保商武装各小队的政治指导员。同时，又抽调人枪组成以雷恩均为队长、白崇发为副队长的执法队，以监督查处他们违犯军纪的行为。晋西游击队和陕北特委认为保商武装暂不够红军条件，以示与晋西游击队的区别①，共同决定把他们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晋西游击队仍然是晋西游击队，番号一直没有改变。至此，整顿改编全部完成。红军晋西游击队及其领导下的陕北游击支队迅速发展壮大到400余人枪，声威远播整个陕北。 　　游击队在南沟岔整训期间，已是小学教员的任志贞看见一队敌骑兵顺沟向玉家湾开去。她便悄悄跟在后头，到了玉家湾费了一番周折才打听清楚，这个骑兵队是来进攻游击队的。任志贞前几天才听马文瑞说红军游击队在南沟岔休整，如不及早把情报送给他们，肯定会吃亏。可是游击队是否还在那里，她也搞不清楚，再说天色已晚，到南沟岔三四十里路程不算还要翻一座大山。黑更半夜要办成这事，对一个女人来说的确不容易，任志贞思前想后还是决定不顾个人安危，把情报送到游击队。半夜时分任志贞才高一脚低一脚赶到南沟岔，哨兵看她是个女的，才把她送到指挥部。阎红彦叫醒队委会其他人员开会研究对策，当他们知道送情报的是任广盛的女儿任志贞时，无不为她的精神所感动。与其等敌来攻，不如我连夜出击，将敌消灭在被窝里。任志贞在前头带路，翻过了官道峁山玉家湾即近在眼前。游击队一路从玉家湾脑畔山往下压。一路转过大王庙顺沟往里攻，另一路则从后沟出去往前沟里攻。拂晓前敌骑兵散住的院落都被游击队包围，阎红彦第一个冲进院门和几个向大门跑来的敌兵迎面相撞。他眼疾手快一排子弹扫过去敌被撂倒在地。一个排长模样的敌人溜过墙根冷不防冲出大门，一位战士追过去将其制服并下了枪。阎红彦回过头一看“嗬!我看你这个老土匪(石得禄)往哪跑!”石得禄也认出了阎红彦，疯狂地叫嚣着要阎红彦缴枪。阎红彦冷笑一声说：“死到临头嘴还硬!拉出门外打(毙)了!”师储杰也和石得禄是老相识，急忙出面说情：“阎队长，不要打(毙)了，留下我带他吧!”阎红彦说：“这家伙特别坏，在瓦窑堡周围也是数一数二的坏种!”说着一枪结算了他的伙食账。经过10多分钟的激烈战斗，除敌两人逃脱外，这个所谓的加强排被全歼，四个排长被击毙，其余的都当了俘虏。这次奔袭战缴获战马30多匹，当天就组建了骑兵队，由胡廷俊任骑兵队队长。 　　战斗结束后，队委会决定出敌不意，乘胜进攻陕北重镇瓦窑堡。杨重远率领步兵走小路，翻越乳天山赶天明到达瓦窑堡城下。骑兵由阎红彦率领走川道直驱瓦窑堡与步兵汇合后发起攻击。步兵出了冯家屯沟岔隐蔽在士圪堵山背后，雷恩均带着执法队和第一大队迂回到河东村。这里只与瓦窑堡旧堡城仅一河之隔，忽然听到大东门底下有人高喊：“快，游击队来了……”听口音喊叫的不是本地人。雷恩均立刻意识到是玉家湾侥幸逃脱的敌兵，便迅速率部冲上文昌庙山，占领了瓦窑堡城东的制高点。天渐渐放明了还不见阎红彦到来，雷恩均只好眼睁睁的看着敌骑兵团团长种宝卿，把重火力都撤到了瓦窑堡旧堡的城墙上，土袋子也堆在了通往米梁山的各条巷口，上面还架上了机枪，看来敌人是要死守瓦窑堡了。 　　说来还真凑巧，骑兵队路过吴家寨子时，正遇上吴家给吴岱峰的弟弟迎婆姨(娶新娘)。吴岱峰的老父母说什么也不让阎红彦他们走，等吃了饸饹油糕再去攻城……骑兵队赶到瓦窑堡时，已是早饭过后的半前晌。早有准备的敌人看到骑兵队沿着咸榆公路，从郭家楼冲了过来便开枪射击。这时全线发起攻击，一度攻进外城的游击队与敌形成僵持状态。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队委会成员集中到文昌庙山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大家觉得老城一时难以攻下，若组织强攻伤亡肯定会大，等到晚上攻城又害怕刚改编过来的人员乘机进城乱抢胡闹，坏了游击队的名声。因此，决定主动撤出战斗，向瓦窑堡南余家坪一带转移。过后，当地传出了“吃了一顿饭，丢了一座城”的顺口溜，对未能攻克瓦窑堡表示遗憾。 　　游击队进攻瓦窑堡以后井岳秀仿佛才睡醒一样，猛然间觉得这股匪患不以重兵“围剿”必酿后患。游击队与围追之敌接二连三打了几仗，根据敌人南北夹击的不利形势，经陕北特委同意，游击队向安塞、保安方向挺进，寻找谢子长、刘志丹。 　　1931年11月初(农历九月下旬)，游击队转战陕北一个多月后，进抵甘肃合水县南梁堡。这个堡子是早年前修建在两川交汇处山梁半腰上的要塞。沿着两条川延伸的山梁像半抱的臂膀把南梁堡、荔园堡和寨子湾拥在了一个向西的山坳里。后来，有人又在这山坳的下边分别修筑了荔园堡和一处寨子，与山梁上的南梁堡形成犄角之势，易守难攻是屯兵的好去处。南梁则是一个地域的代名词，它包括庆阳、合水县境的二将川、荔园堡川、豹子川、大风川、平定川、太白川以及保安县境的白豹川、脚扎川、义正川、瓦子川等方圆数百里的偏僻山区。南梁又处在陕西南北走向的子午岭北端，山大林深，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交通闭塞。进可通关中，退可守捎山，且又远离敌人的统治中心。 　　扎下营盘后，听说刘志丹在南边不远的地方。此时刘志丹兵运新败不久，经刘宝堂推荐，陈珪璋给了个旅长，正在南梁一带收编队伍。队委会立即决定派马云泽带二三十骑兵去找刘志丹。马云泽一行走到一处向阳的山湾时，听到对面几孔破土窑洞院子里传来喊问声：“干什么的?”马云泽一看不像土匪遂答道：“进院说话。”刘志丹闻声从窑洞里跑出来，他穿得还是那样朴素，一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农民打扮，看上去身板还算结实，只是面容憔悴了许多。马云泽眼圈一热紧走了几步说：“志丹……我接你来了!”刘志丹也紧走几步一把拉马云泽的手说：“云泽，我估计是咱们的人来了。听说来了好几百人!”由于不了解当时的情况，马云泽没有正面回答，接着说了声：“走，咱们回!”刘志丹立即会意地点了点头说：“好，那就走吧。”说话间他又回头看了看身后的五六个人，似乎有些犹豫地问马云泽：“这些人怎办?”马云泽说：“把他们派出去，以你的名义招集附近散兵游勇，然后到阎家洼子一带集中。”刘志丹接受了马云泽的意见，布置停当，一块来到南梁堡。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雷恩均等队委会领导非常热情地接待刘志丹同志，向他介绍了晋西游击队奋战吕梁转战陕北的情况，大伙谈得很融洽。阎红彦拿出一把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他。拉话中大家形成共识：在未与陕西省委接上关系之前，部队暂在南梁一带打土豪、济群众，消灭危害群众的土匪，积极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 　　不久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荣子卿来到南梁，传达《中共陕西省委给陕甘边境游击队的指示信》。省委要求：“……加强本部队政治教育，改变现有成分。”省委认为：“……大部分还是土匪成分，流氓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因此必须“健全党的组织……确立铁的纪律。”“……不执行党的决议时加以毫不客气的自我批评，如果教育不能改正时，即严格的加以组织上的制裁，把党内异己分子逐渐淘汰出去。”②谢子长立即召集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雷恩均等，传达学习省委指示信，决定：集中精力整顿和改造这支成分复杂、良莠不齐、纪律涣散、侵犯群众利益的部队。由于刘志丹还在号召组织队伍，所以整顿先从晋西游击队带过来的陕北游击支队开始。 　　23．反帝同盟军 　　深秋的南梁景色分外秀丽，满山遍野的梢林红一簇、黄一片、绿一堆的树叶，有的已飘落在林间的草地上，有的依然挂在枝头，在阳光里显得更加耀眼。那山那水还真让人心旷神怡，忘记一切烦恼。谢子长来到南梁堡心里虽说高兴，但又觉得此行并不轻松。因为，眼前的这支部队的成分相当复杂，既有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他们从山西带过来的晋西游击队，又有杨琪、师储杰等土客保商武装，还有刘志丹刚从合水县固城镇收编来的赵二娃、杨丕盛、贾生才三股100多人的民间武装。同时，陇东军阀陈珪璋也在打这支队伍的主意，派人联络意欲收编。有一点还真让谢子长看到了希望，那就是又和老战友刘志丹重逢了，马文瑞把安定县五六十个党团员和有志青年，送到转战千里的晋西游击队里。这大大加强了晋西游击队在这支队伍中的核心地位。 　　谢子长首先召开党团员会议，讨论成立了以晋西游击队队委会为基础的新的队委会(即党团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委员有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吴岱峰、雷恩均等。紧接着谢子长又主持召开队委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有：总结晋西游击队的工作；讨论整顿改造部队问题；关于正式打红旗，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谢子长首先对这三个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他说：“晋西游击队转战晋、陕、甘行程数千里，历尽艰难曲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他们在吕梁、陕北打土豪，分粮食，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发展了革命力量，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使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更为扩大，锻炼保存下来党直接领导的一支红军力量。为今后陕甘武装斗争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一切是不能抹煞的……”讲到这里他话题一转，又说：“志丹同志联络的一些民间武装和杨琪、师储杰的土客武装，虽然成分复杂一些，但经过党的争取、教育和改造，也有可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晋西游击队应土客武装的要求和他们联合行动是正确的，因为天天行军，接连打仗，来不及整顿和改造。这些武装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且又组织纪律观念淡薄。因此，除了派党员加强领导外，我们要利用一段时间进行整训和教育，改造他们的面貌和作风”。他接着指出：“……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的队伍就无从站脚，更不能发展壮大。毛泽东、朱德同志在井冈山的胜利充分说明建立根据地的重要。因此，我们要以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为根据地，根据省委指示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使之成为党领导的独立革命武装，高举红旗开展游击战争!” 　　会上，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白锡林、胡廷俊、雷恩均等许多同志，认为谢子长讲的三点意见既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又符合西北实际情况，是实事求是的，表示完全赞同。刘志丹则认为眼下红军力量小，不易立足。他主张仍在陈珪璋那挂个名，等部队扩大后再打出红旗，成立陕甘游击队。尽管谢子长详细分析了创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及其能够生存的理由，但仍然说服不了暂缓打红旗的同志。工作上出现争论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在某一观点上有不同看法也是党内允许存在的，更何况刘志丹的本意是好的，也是为革命事业着想。就在争论无法取得一致之时，队委会作出决定：一、按照省委指示先行整顿部队，主要是改造土客武装。二、为了给将来开展游击战争做准备，从各队抽调20多人枪。以晋西游击队强世清、侯奉孝、李维俊等为骨干组成一个大队，由阎红彦任大队长，率队去陕甘宁交界活动，扩大党和红军影响。三、部队开到新堡进行整训。四、派高岗去西安向省委请示汇报。 　　会后统一进行整编，晋西游击队和土客武装为第一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下属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杨鼎，副队长杨琪；第二大队队长白锡林，副队长胡廷俊；第三大队队长雷恩均，副队长陈玉清；第四大队队长阎红彦。刘志丹收编的武装为第二支队，刘志丹任支队长，由于当时刘志丹还在号召人马，组织队伍。所以整编后不久二支队也下属有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赵二娃；第二大队队长杨丕盛；第三大队队长贾生才。 　　部队开到庆阳县城东北60里外的新堡，队委会即派吴岱峰、马佩勋、李成兰、党永亮等10多名共产党员分别到杨琪、师储杰带来的土客武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土客武装的政治思想教育，革命纪律教育，随之整训在第一支队全面展开。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杨琪带过来的土客武装表现积极，拥护党的领导，成为一支党可以掌握的武装。杨琪，1895年出生于延川县北原村，曾在冯玉祥部当过骑兵排长，后回家组织起一支保运武装。1931年9月，杨琪要求与晋西游击队一块行动，之后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1932年5月，杨琪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红军部队中任大队长，骑兵队队长，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1936年初，杨琪任红二十八军三团团长，同年3月在攻打绥德岱王庙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41岁。因杨琪年纪大，所以谢子长、刘志丹都亲切地叫他“老杨哥”。 　　就在全面开始整训的时候，陈珪璋也加快了收编游击队的步伐。他手下的人在师储杰、赵二娃、杨丕盛、贾生才所部中活动。他们之中有些人虽说出身贫苦，但在绿林生涯中多有伤及无辜，损害百姓的行为。因此，藏匿在山林而不敢回家。他们更想被收编为堂而皇之的国军，好在人面前露脸。这一切谢子长不仅看在眼里，而且急在心上。经过几年不懈努力才组建的队伍，被收编于心不忍不说，前途究竟会如何呢?难道三道川事件会在这里重演吗?他不敢想下去了，血的教训像影子一样浮现在眼前挥之不散、驱之不走。 　　土窑洞里的热炕上，谢子长、刘志丹两个老战友促膝而谈，反反复复地讨论着。谢子长进一步分析了西北形势后，提出红军能在陕甘边山区存在下去的理由：一是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在陕北就有发展。清涧起义、渭华暴动震撼了西北的反动统治。近两年多来你我在陕甘宁一带活动，使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带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思想觉悟都是很好的，对我们千方百计创建红军有所认识。这都为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二是这里的地理条件对我们有利，山大沟深、林密人少、地域辽阔便于红军迂回。这里又是敌之统治薄弱的地区，又有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三是毛泽东、朱德等开辟的井冈山根据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何不效仿而努力为之呢!四是有晋西游击队这支革命武装力量，为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直接掌握了枪杆子是保证红军生存的主要前提。五是晋西游击队转战吕梁、陕北尚能存在，而且有了发展，这充分说明了红军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六是自1928年以来，你我都有利用国民党军阀发展武装的经历，但每次都是血的教训。实践证明，我们利用敌人，而敌人也在利用我们。敌人只是在一定限度下允许我们存在，超过了这个限度，他们就缴我们的枪，杀我们的人!难道你我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吗!刘志丹掐灭了烟头说：“浩如(子长)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能解(陕北方言读亥)下。前一晌蒋云台要抓我，没办法只好逃到这深山老林以图再干。可是目前已进入冬天，这么多人就说吃的问题好解决，可过冬的服装怎么办?总不能叫同志们在冰雪地里行军打仗呀!我看还是暂借陈珪璋的名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等队伍真正扩大了，再说举红旗的话也不迟。人常说，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个帮手，少一个朋友就等于给自己设了一堵墙。两全其美的事情何不乐而为之呢”?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两人有不同看法，需要请示省委后再决定；指战员身上仍是单衣褂裳，一下子解决棉衣问题却也困难重重；土匪、保商出身的人员热衷于收编，盼望早点穿上国军的衣裳，吃上国军的粮；对这些问题谢子长也不是心里没底。于是他和刘志丹同意在省委指示没来之前，派马云泽、刘约三与陈珪璋交涉、试探。 　　这当然正中陈珪璋的下怀，他立马派刘保堂、史方成带着一部分军需物资去新堡协商具体收编事宜。与此同时命令一个营开到新堡附近驻扎，监视游击队的行动。反共顽固分子史方成一到新堡就与臭气相投的赵二娃勾搭上了。他和赵二娃、杨丕盛、贾生才、师储杰部的哥老会成员勾连在一起，大搞开香堂、拜把子那一套把戏，上蹿下跳十分猖獗。因此，接受收编的情绪甚嚣尘上。在党内是打红旗还是归陈珪璋收编的争论仍在继续。刘志丹同志的意见在党内虽然是少数，但是在党外却是多数。师储杰、赵二娃、杨丕盛、贾生才及其手下的人大都极力赞成归军阀收编。一时间新堡到处传扬着收编后的安排，比如说收编为一个旅，谢子长做旅长，刘志丹为副旅长，下编两个团，分别由师储杰、刘志丹任团长。谁任营长，谁任连长，说的有头有脑、有眉有眼、有鼻子有耳朵，把新堡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有的人为急于坐上史方成许诺的交椅，疯狂叫嚣不接受收编就缴枪，严重地威胁着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安全。在外有敌人的包围，内有顽固分子捣乱的紧急情况下，谢子长急调阎红彦率队返回新堡。进一步严格了改造土匪和土客武装的条件，迅速开展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革命纪律教育。 　　就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候，高岗从西安回到新堡，同他一块到来的还有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省委负责秘书工作的焦维炽。谢子长立即召集队委会成员听取李杰夫传达省委指示：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精神，结合九一八事变之后西北形势的变化，决定在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领导的独立武装。要求部队脱离国民党军阀控制，经过整顿打出红旗，南下扩大到关中交界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组建抗日武装，公开行动，广泛争取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李杰夫传达完后，谢子长首先表示坚决执行省委指示，并指出：“由于我们内部有人扬言，说什么晋西游击队那部分人不接受陈珪璋收编就下枪抓人。陈珪璋除派人到我部外，还秘密派遣了一个营的兵力部署在我们周围，随时都有进攻我们的可能。因此，部队立即南下陇东正宁县，报照省委的要求进行整编。” 　　部队出发时，赵二娃仍迷恋于收编而不愿意南下，刘志丹只好向谢子长反映了这一情况。他说：“我一个人害怕带(指挥)不动赵二娃，杨丕盛他们。能不能派人协助我，跟我一起走。”谢子长当即派通信员找来雷恩均，当着刘志丹的面交代：“志丹要求派人协助他，和他一起先行南下。我想把你们三大队暂时调归他指挥，和二支队一块行动。赵二娃部非开走不可，如抗命不从就收枪!”赵二娃一看阵势不对，想违抗还没资本。因为他率领不到100人，枪支也不多，大多扛着大刀、长矛之类的武器，所以只好跟着南下。二支队途经宁县盘克塬上的一个寨子时，土匪习性依旧的赵二娃等心里窝着的火，终于发到了无辜群众的身上。他们趁机浑水摸鱼，抢劫寨中群众的牲畜财物，强奸妇女，毁坏水井、农具，把个寨子闹得一塌糊涂。好名不出村，恶名传千里。赵二娃等人的恶行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刘志丹、雷恩均率队南下之后不久，部署于新堡周围的敌营立即包围了一支队，企图消灭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在指挥突围的同时，于庆阳县柳树原一举歼灭其两个连，迫使敌再不敢轻举妄动。一支队摆脱敌人的纠缠迅速南下与二支队会合。 　　1931年11月20日，谢子长率部到达正宁县柴桥子，队委会遵照省委指示对部队进行整编。谢子长、刘志丹、李杰夫、荣子卿、阎红彦、高岗、吴岱峰、杨重远、雷恩均等考虑到对打红旗的认识还有差距，暂时不能统一，加之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极坏的实际。研究决定暂将现有700余人的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组建新的队委会。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队委书记)李杰夫，副总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参谋荣子卿，经济处主任马云泽。11月底，谢子长代表队委会宣布同盟军成立，并向支队、大队长分别授旗。总指挥部的红旗上写着：“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部”，大队的旗帜上分别写着“西北抗日反帝国盟军第×支队第××大队”的字样，授旗毕，谢子长宣布干部任命名单和同盟军向湫头原、山嘉原转移的命令。 　　抗日同盟军指挥部下属两个支队，两个直属队，即一支队、二支队，直属警卫队和骑兵队。一支队队长师储杰，二支队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一支队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队长师储杰兼，指导员田荣；二大队队长阎红彦、副大队长吴岱峰，指导员高岗；三大队队长雷恩均、指导员陈玉清。二支队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长赵二娃(连璧)，二大队长杨丕盛，三大队长贾生才。随后同盟军总指挥部对外发出通电：“号召西北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西北反帝同盟军组建之后，谢子长又委派阎红彦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并通过在杨虎城部警卫团的张汉民、史唯然、阎揆要弄些枪支弹药。阎红彦向汪锋汇报了同盟军成立的经过后，又找到张汉民商量搞枪弹的事情。张汉民通过时任军械处长的史唯然弄到一汽车枪械。由警卫团负责运到甘肃平凉，再雇骡马驮送到同盟军驻地。阎红彦还带回《古田会议决议》《中央苏区情况》和《红军制度》等文件，以及“省委关于积极准备，打出红旗的指示”。 　　同盟军移驻湫头、三嘉原的细咀子、锦章、狼牙洼、吴家圪崂、南庄子等村子后，谢子长、刘志丹、李杰夫、杨重远到部队所住村子视察，看到的却是除战士外村无一人，静得鸦雀无声，群众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他们为什么躲避呢?当然大都与国民党军队和土匪掳掠有关，但也不能否认内部有人肆意损害群众利益，致使群众见兵如见贼。有的人家跑的仓皇，门都没来得及上锁。看到这一切他们理解老百姓的苦衷，更加同情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人民，也更加觉得责任之重大。怎么办呢?加大宣传力度!可眼下群众跑了个净光，工作该从哪里入手呢?谢子长、刘志丹果断下令：严肃部队纪律，在群众未回家之前，不准动一草一木，要求组织战士把村子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派侦察员去找老百姓……细咀子村有个叫张万有的18岁的青年没有跑，这不是因为他天不怕、地不怕，连阎王老子都不怕，是因为双目失明的老娘不便远走他乡。张万有抱着要硬的就和你拼，要软的就与你磨蹭的态度，才躲到村子附近的一条沟渠里。部队进了村子，张万有心里就像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老是不得踏实，他藏在暗处怎么看，怎么瞧，总觉得这支队伍和从前来的兵匪就是不一样。于是试探着回到村里，谢子长、刘志丹把他请到指挥部，又是让座又是递水杯，还问长问短，询问村里的情况，说明了队伍的来意，并动员张万有叫回了外出的乡亲们。 　　这期间，陈珪璋的“特使”史方成仍然贼心不死，在同盟军中蛊惑煽动一些不受纪律约束、侵害群众利益、还未改造好的士兵，接受收编。谢子长、刘志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又几乎被那些脚踩两只船，一心攀高枝的人破坏干净。群众送给同盟军的口粮也被那些人截留挥霍。为解决这些问题，谢子长、刘志丹多次交换意见，认为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再根据实际存在问题制定切实的、严明的纪律。不拿群众一根针、一条线，更不能随便抢老百姓的东西，打土豪缴获的东西一律归公，不能私自占用……我们是穷苦人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就不能不要纪律；同盟军将要改编为红军游击队了，更要讲纪律。尽管谢子长、刘志丹下决心、花力气整顿部队，但一些心存不满情绪的人，却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这算什么军?是队伍不发饷，是土匪不去抢!”那些人不但发牢骚，而且还背着谢子长、刘志丹去干些鸡鸣狗盗之事。受害群众直接找谢子长、刘志丹反映，要求给他们个明白话…… 　　在正宁县山嘉原整训的一个多月时间中，谢子长、刘志丹经常深入到贫苦农民当中，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开展打土豪斗争。将山河镇商会会长、大地主张占成在北柴桥子村开办的酒坊没收，100多石粮食分给了穷苦农民。西北反帝同盟军给长期遭受兵匪扰害和地主恶霸压迫的陇东人民留下了良好印象，播下了革命火种。然而在同盟军内部关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改造教育部队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争论激烈…… 　　1932年6月24日，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上，以《红军游击队的产生及其成份》③为题作了报告。他说：“……因为有许多同志在部队中能起不少作用，下层群众与谢浩如(子长)同志有许多历史关系，还能号召起来。当时陕西省委即派浩如(子长)等三个同志去领导，开到接近关中道一带，与农民斗争配合起来，改造为红军游击队，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浩如(子长)同志去后，不久即将全部领出来，用‘反帝同盟军’旗帜，开到陕甘边境的正宁县。省委又派常委李杰夫(高维翰)同志去领导……”不久“正式改编……设立总指挥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总指挥即谢浩如(子长)同志……这时全部队有枪二百余枝(支)人数六百余人……” 　　24．陕甘游击队 　　除夕之夜人不眠，守岁待旦盼来年。新春伊始，中共陕西省委再次指示同盟军尽快打出红旗，迅速组建红军游击队。指挥部就贯彻省委指示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以多数压倒少数的表决，决定执行省委指示，立即整顿、纯洁队伍，正式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定于农历正月初六，在山嘉原细咀子村举行改编誓师大会。 　　1932年2月11日(正月初六)，天空格外晴朗，太阳也显得比以往温暖。昨夜下的一场鸡爪(不厚)雪在阳光下很快就溶化了。一年好景在前头，老天爷也仿佛理解了人们的心意，一改半阴半晴的面孔，太阳露出了金灿灿的笑脸。开过早饭，随着一阵阵嘹亮的军号声，同盟军指战员从不同方向齐集于细咀子打谷场上。场畔上栽着两根长椽，横空悬绷着一条红布长幅，贴着15块绿色斗方纸，上书：“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横幅下摆放着一张黑色八仙方桌和几条长板凳，权做主席台。两边插着绣有斧头镰刀的大红旗，场子周围的树干上，墙畔上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还有陕西省委代表李杰夫、荣子卿，中共旬邑县委书记第伍伯昌坐在方桌后的木凳上。指战员们人人佩戴红袖章，脖颈上也戴着红色的牺牲带，整齐地站在打谷场中心，枪口上都插着小红旗，骑兵的马头上也都拴着红带子。战士们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喜悦，以自豪的心情欢庆这革命的盛大节日。正宁，旬邑县交界处的湫头、山嘉、羊坡头、职田等地的农民吹奏着高亢激昂的唢呐，敲打着震天动地的锣鼓，抬着猪羊赶来庆贺。军民欢腾，歌声、笑声、此起彼伏如报春的惊雷，滚过冬云笼罩的长空响彻陕甘高原。 　　陕西省代表李杰夫穿一件黑色长袍，系一条灰色围巾，戴一顶棕色礼帽。他从方桌后站起来，首先宣读陕西省委关于建立陕甘边境游击队的指示信：“……红军胜利与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在陕西剧烈扩大情势之下，必然要更加迅速发展前去。这一形势正需要我们党，坚决领导农民革命的游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兵士哗变，才能推进斗争的发展与保障它的胜利。使正在开展的群众斗争，汇合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来。这一客观的政治形势是非常有利你们发展的条件。”“……你们的行动方针是应加紧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区域和方向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旬邑)、淳化、富平、三原、长武等为主要方向……你们将来必须和这些区域内农民斗争配合起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李杰夫宣读完指示信后接着说：“我代表陕西省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今天成立了!”同时宣布了陕甘游击队的组成和建制，以及总指挥、各大队军政领导的任命名单。第伍伯昌代表地方党和穷苦百姓，把一面中间绣着黄色五角星和镰刀斧头；上方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旗套旁边竖写：“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红旗授予总指挥谢子长。谢子长接过红旗迎空一展，这旗啊!那么大、那么红、那么鲜、那么亮!高高飘扬在冬日的天空里，印在了军民的心中。这旗啊!像燃烧的火炬，似报喜的红霞，迎着金光四射的朝阳飘啊飘!从此，西北高原竖起了红旗，有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山嘉原群众代表任生堂也把一面写着“爱民”二字的红旗献给了游击队。 　　哗…哗…哗的掌声中，谢子长向前迈了一步站定。他穿一身黑色便服，头戴白色棉帽，系着红领带、戴着红袖章，赤红的面庞经太阳一照，两眼炯炯有神，显得很精神、很干练。他大声讲道：“……这支游击队是党领导的队伍，它的建立宣告了陕甘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队伍。陕甘游击队成立后，要执行党中央和省委的决议，创建陕甘苏区，执行游击战争的方针；打击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把财物和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建设苏维埃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全中国!……”接着，省委代表荣子卿，地方代表第伍伯昌，农民代表黄子祥，战士代表也先后讲了话。当雄壮的国际歌高声唱起的时候，军号声、鞭炮声、锣鼓声、口号声相互交织着响成一片。许多老年人被这个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婆姨女子情不自禁地扭起了秧歌。他们跳着唱着、议论着：人老祖辈有几个见过这么大的阵势，这么多的红旗…… 　　陕甘游击队建制为：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参谋荣子卿，经济处主任马云泽；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后为焦维炽)；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大队长杨琪。另设有军事政治训练队，补充队，共计400余人。不久，三原武字区、旬邑等地方党组织陆续派来了不少干部、农民；西安及附近一些中小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也不断前来。指挥部就把他们分配到补充队，由队长吕振邦负责培训后充实到各战斗部队。指挥部还抽调班、排以上干部参加短期的军事政治训练，学习怎样打游击战争，省委及其转来的中共中央文件和其他苏区的经验材料，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由谢子长、李杰夫主持制定的《游击队战争纲领》《纪律大纲》，经士兵委员会讨论并一致通过。又以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布告《告农友书》与《告士兵书》，明确了游击队近阶段的战斗方向和工作任务。“开始占据职田镇，逮捕各区重要土豪，执行游击战争纲领……进一步的进行土地革命，先占三嘉原，次再进清水、土桥原，然后冲击三原、富平一带。” 　　典礼会后，许多农民不愿离去。他们心里高兴，他们扬眉吐气，争着报名参军。职田墙下村十多个农民圪蹴在场畔上争论着要找谢子长“告状”。“我说今就不要给总指挥添麻烦了，地主老财又不是今才欺侮咱。”“不行，得找他说一说。会上他不是说红军是为咱老百姓办事的吗?咱说了，看他们管不管，这一下就能试出个水深浅了”。“对，大伙一起到指挥部叙叙咱的苦情”。谢子长的回答没让这些农民失望，他们期盼着红军游击队早些收拾这伙害人没深浅的老财狗日的。 　　当天晚上，谢子长吩咐强龙光带骑兵队先行一步，封锁职田镇出入路口，等大部队到达后发起攻击。职田距山嘉原40多里路，是附近比较大的集镇，国民党区公所和数十人的民团算是这里的行政机关和驻军。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就是“皇上”，任意捆打百姓，残酷盘剥农民……夜深人静之时，谢子长率部赶到职田镇外，数百名战士圪蹴在土圪塄下等待出击命令。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强龙光低声交换了意见，阎红彦即带着100多人悄悄向镇内摸进。黎明前的黑暗像块大黑布，紧紧包裹着黄土原畔下的职田镇，团丁们横七竖八躺在被窝里做着黄粱美梦。一支支枪已支到了他们的脑袋上，一个个光着身子成了俘虏。这一天迟早会来的，但他们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拂晓，陕甘游击队进驻职田镇，没费一枪一弹就让敌区长、团总以下无一漏网。旗开得胜，增强了指战员们求胜的信心。 　　农历正月初九(2月14日)，职田逢集，今天的集市比以往更为热闹。新正上月赶集做买卖的人倒不多，他们听说红军占了职田还开斗争地主大会，所以，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个山区小镇挤得拥拥不退。谢子长亲自主持斗争大会，“押过来”随着一声指令，骑兵大队长强龙光把他们分头抓到的土豪地主押到台下。看到平日里在穷人脑上拉屎拉尿的“东家”被反绑着，头戴高高的纸帽，像落汤鸡一样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一群群围观的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谢子长又一声命令：“把账本、文约、田赋抱过来!”广场中央火苗蹿起，纸灰在空中飞舞。谢子长宣布：“没收的谦义和酒厂几十石高粱、玉米全部分给穷苦农民!”台下群情振奋，刹那间掌声、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谢子长简要通俗的讲演后，宣布解散敌区公所和民团，成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军，当众推选三名负责人筹建农会和赤卫军。根据群众要求处决了这一带欺男霸女、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地主。从此土地革命在这里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红军占领职田，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杨虎城命令其警卫团驻旬邑县城的三营以及彬县、长武、旬邑三县民团千余人扑向职田，妄想把红军陕甘游击队消灭在襁褓之中。“首战决不能失利，否则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谢子长斩钉截铁地说。是守职田?还是放弃职田?或者是在运动中瞅准机会给敌以致命打击!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们围着谢子长你一句他一句地谈着自己的想法。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报告总指挥，一个说他是警卫团的人要见你!”“叫他进来。”谢子长说着站起身，那人一进门就捣出一封信说：“李连长叫我把它亲自送到你手里……”谢子长接过信拆开一看高兴地说：“我说嘛，党不会忘记咱们，你们看这是地下党送来的情报……”却原来，杨虎城部署军事行动的时候，十七路军地下党员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副团长阎揆要，军械处长史唯然便要警卫团三营七连连长地下党员李明轩，将敌进攻计划告知游击队并相机粉碎敌之图谋。 　　战争年代，敌情就是命令，来不得半点犹豫和拖拉，更不容许讨价还价，磨磨蹭蹭，说干则干，雷厉风行。谢子长当即向参谋长杨重远交代：“你带强龙光骑兵大队到镇东阳坡头一带察看地形，封锁消息。我们疏散群众后即前来会合，设伏歼敌!”这天夜里沸沸扬扬地飘起了雪花，虽给部队行动带来困难，但对惯于打游击的红军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 　　2月16日，敌樊营长带领所属第六、七、九、十连和机炮连携同三县民团，像一群饿狼似的把职田镇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是镇内却鸡犬不闻、悄无声息，静得让人心里直发毛。敌尖兵冲进镇子，看到墙壁上到处刷写的“杀包赌、打骂士兵的樊营长!枪杀克扣军饷的樊营长!”“欢迎警卫团士兵加入红军!”的标语和红军游击队的《告农友书》、《告士兵书》，心里直犯疑。一夜之间数百红军无影无踪……职田扑空，气急败坏的敌人调头向阳坡头赶来。职田东20里的阳坡头，村子不算很大可寨墙却十分整齐，连绵的小山丘环绕左右，村后的深沟崎岖难行，村前却是一片阔地。李明轩七连打头阵，平时他都骑在高头大马上，今天却拉着马与士兵一块步行。有士兵问：“李连长，今你是怎了?放下马不骑和我们一块磨腿把子。”李明轩故弄玄虚地说：“你们以为跟红军打仗是闹着玩的，他们的枪头子都很准，一不小心就成了活靶子。”这一说反倒把士兵搞得紧张起来了。走到阳坡头仍不见红军的踪影，许多士兵靠着土圪塄歇脚晒太阳，谢子长一看出击的时候到了，啪!一声枪响，游击队战士猛冲过去占领了开阔地上的那块坟地，利用坟堆、树桩向敌人猛烈扫射。迂回到敌后的部队在阎红彦带领下冲了过来。这时候来敌已乱作一团，李明轩跨上马大喊：“红军来了，想活命的快跑!”敌兵无心恋战调转头争相逃命。冲锋号吹响了，谢子长率队乘胜追击，一口气追出20多里，直追到职田镇。 　　这一战歼敌300余名，缴枪300多支以及许多弹药和物资。200来名俘虏集中于职田镇中心广场，游击队军事政治训练队奉谢子长的命令。按照中央红军优待俘虏的办法，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欢迎他们志愿参加红军，想回家的经教育后发放了路费，受伤的给予包扎救护，还雇用牛车将敌尸体送到彬县县城。“红军是仁义之师”的说法不胫而走，一些受伤的俘虏兵拉住救护员的手说：“我们连长说被红军捉住就不得活，早知这样早就交枪了……”战斗结束后，一首顺口溜就传了开来“中华民国二十年，红军起首山嘉原；谢子长、刘志丹，他把穷人看得宽。又抗粮、又抗款，打开职田把粮担；抬的抬、背的背，穷人大伙都吃麦。” 　　阳坡头大捷，红军首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指战员的斗志，激发了群众参与土地革命的热情。然而一战之胜也使“左”倾盲动路线的执行者得意忘形起来。一场争论又在游击队高层悄然展开。省委三天两头指令游击队南下渭北原……政委李杰夫仍然挂着省军委书记之名，既然是省委指示就得忠实执行。他对谢子长说：“杜衡(省委书记)来信批评你执行省委指示不坚决，指责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进攻的逃跑主义。”谢子长不耐烦地对李杰夫说：“我也想到平原地区去，你看能走得了吗?这股敌人刚走，那股敌人又来了。你说怎么个南下法，说说你的高明之见。”一句话把李杰夫顶得半天出不上气来。一介书生的李杰夫对带兵打仗就像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脸涨得通红说：“你看着办吧!仗要打，省委指示也要执行，否则你叫我怎向省委交代?”谢子长笑了笑说：“别理那一套!他们光知道坐在西安的房子里突发奇想。根本不知道这里的实际情况。最近我研读了毛泽东写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受益匪浅。我也想有机会咱坐下来好好研讨省委的指示”。李杰夫也觉得谢子长说的是实话，现时南下的确脱不开身。这不是我们不执行省委的指示，而是形势容不得我们长驱南下。 　　敌人第一次失利后，很快又纠集两个正规团，六个县的民团从东西南向职田扑来。陇东军阀陈珪璋也将合水、正宁两县民团部署于北阻击堵截。事实证明，在山区敌人尚且穷追不舍，能在平原站住脚，谈得上建立根据地吗?四面楚歌之时谢子长率部南下旬邑南部的清水原，游击队这一举动还确让李杰夫高兴了一阵子。可对四面来攻之敌他又束手无策，一个劲儿问谢子长怎么办?谢子长看着这个书呆子一脸苦相，没好气地说：“你不是唠唠叨叨强调南下嘛，你可再别说我是逃跑主义。”李杰夫一时语塞，只好点了点头。 　　游击队向东南进入了子午岭南端，翻过老爷岭到达耀县西北的照金镇。农历正月十六日，夜幕落下不久，闹元宵的照金人余兴依旧未尽，镇子里闹秧歌，放社火仍然十分热闹。谢子长见机行事调整作战方案，精心挑选了二三十名战士，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夹在看热闹的人群中进入镇子，一弹未发就收缴了照金民团的枪支弹药。第二天，部队继续东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进驻香山寺。 　　香山位于耀县城北80多里处，是黄土高原上少见的一座大石山，其山势奇特险峻。远看像一个大香炉摆放在连绵不断的黄土丛岭中，近看雕梁画栋、钩心斗角、曲里拐弯的庙宇从沟底一直修到山顶，为陕西渭河以北一处最大的庙宇群。一年四季进香还愿，求儿女、保平安的香客络绎不绝，香火自然很是旺盛。寺院有尼僧200多名，他们靠什么生活呢?寺观拥有大片大片的土地，成群成群的牛羊，附近几个县远近百八十里都有他们的佃户。因此，靠收地租，放高利贷以供日常费用。除此之外，香山寺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进山的善男信女必须掏两块钱，按尼僧的说法那叫随行布施。正因为如此，寺院囤积着大批粮食和金银财宝。谢子长心想这里有吃有住又不扰民，是理想的休整好地方。于是他宣布：“我们共产党人虽不相信迷信，但香山寺庙是劳动人民汗水和智慧的结晶。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要它为老百姓造福呢!因此，不能破坏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警卫队要严加巡查一旦发现严厉处置。”看到山上大屯满小屯尖的粮食，谢子长说服尼僧开仓济民，告示一出百姓几乎无人响应，谢子长只好动员战士们背着粮食送到附近灾民家里，说服他们上山分粮以度春荒。 　　香山整军先从队委会开始，他们在总结了一个多月来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的经验教训后。围绕省委：“游击队应向渭北平原推进，靠近西安建立根据地，威胁西安，争取一省首先胜利”的指示展开讨论。与此同时，谢子长和队委会成员根据“古田决议”精神，结合毛泽东井冈山建军原则，既讲政治课，又讲纪律课。在游击队中推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纠正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推动了部队的自身建设。 　　李杰夫旧调重弹，再次提出坚决执行省委指示，迅速南下关中平原。谢子长这次倒显得格外心平气和，他算是琢磨透了。这不是李杰夫一意孤行，而是省委杜衡书记的旨意，他背后肯定有中央的人支持。难道中央又出了像李立三一样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人物”?他说：“我何曾不想到关中平原建立根据地，那里有吃的，有穿的，不用再为战士的吃穿发愁。可是我们的力量还小呀，到那里是站不住脚的，弄不好这点老家底也要赔个精光。渭华暴动就发生在平原上，那时有很多农民组成农军，那声势够大了。结果呢，敌人来了去哪里?只有失败!这一点我和志丹同志深有体会。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讲得很好，也很透彻，我们还是按他指出的办法。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发展壮大，然后再包围城市，夺取城市。井冈山上朱毛红军之所以能粉碎敌人的数次‘围剿’，首要一条就是占据了地理优势。从我们自身力量来看，目前还无法与国民党部队相抗衡，这就好比鸡蛋与碌碡，那有碌碡滚过来了鸡蛋还往它下面钻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能拿战士的性命去换取党内个别人的高兴!听说中央撤了毛泽东领导红军的职务，真是瞎胡闹。毛泽东虽说受到了挫折，我看党内成大事者非他莫属。话再说回来，尽管省委三令五申，南下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还是不成熟。省委批评我顶着，省委处理我不怕……”谢子长一席掏心窝的话说得大家都动了容，就连李杰夫也不得不承认谢子长有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大局着想的博大胸怀。因此，他认真而又郑重地向省委写了一封信，说明暂时不能南下的理由。 　　香山整军后，陕甘游击队为摆脱杨虎城部的追击，向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防区宜君转移。一路过关斩将，出其不意歼灭了瑶曲镇民团和焦家坪驻敌一个连。随即在朦胧的月光下，踏着皑皑积雪到达宜君县西南的艾蒿洼。 　　第二天清晨，井岳秀部驻宜君县城的一个营协同县民团突然进攻艾蒿洼。面对突如其来的敌人，谢子长指挥部队依山抵抗，战斗非常惨烈。敌一路已攻上山直接威胁指挥部。火烧眉毛的时候，童子班班长王有福向总指挥谢子长请缨出战。谢子长疼爱地看着眼前十多名十四五岁的娃娃，心里的滋味难以形容，他们还是娃娃呀，流血打仗是大男人的事。……眼下与其坐以待毙同归于尽，不如让他们奋起反击。谢子长向娃娃们简要讲了作战要领，欣慰地点了一下头。王有福即率全班敏捷地沿着沟畔土圪墩爬到敌之右侧，猛烈的火力像把刀子插进敌之肋骨。敌猝不及防突然间蒙了头，我游击队跃起反攻，将敌压到沟底里溃逃。童子班一举扭转了危局，使此战成为以少胜多的一个突出战例。 　　战后谢子长十分高兴地宣布：“童子班从今起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王有福当然成了首任队长。当初，陕甘游击队成立时，谁都不想要这十来个娃娃，嫌他们年龄小不能打仗反成累赘。阎红彦却说：“你们不要，我要!我们这些人打不死，也要老死，将来就靠这些娃娃接我们的班。”他把这些娃娃编为童子班，无论行军还是宿营，他都精心呵护，细心培养。关键时候不仅派上了用场，而且还成为一支有战斗能力的生力军。 　　①见《马文瑞回忆录》、吴岱峰《黄土高原举红旗》。 　　②见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陕西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卷。 　　③见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陕西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卷。 　　 奠基大西北 谢子长与中国革命/强铁牛.—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