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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红色政权

强铁牛

25．建政寺村塬 　　1932年3月，陕军杨虎城部孙蔚如十七师与甘军陈珪璋十三师混战于陇东。这给游击队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也为创建革命根据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谢子长立即率部由东转西来到桥山主峰芦卜梁山下的小镇——上畛子，静待时局变化。这场混战因陈珪璋被甘肃省代主席孙蔚如师的旅长杨子衡暗杀、陈部群龙无首而失败，残部流窜各地。散兵游勇成群结伙打劫骚扰百姓，其一部退居正宁。因此，国民党正宁县向农民摊派款项多达10多万元，以及大批公粮，农民因无法承受而自发组织自卫团进行抗粮抗款斗争。 　　一年一度的老黄风又接二连三地刮了起来，遮天蔽日刮得人东倒西歪，这就是黄土高原乃至大西北的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谢子长率部从上畛子回师陇东，一路上他见抬担架的同志在狂风中着实辛苦，便抢过一头说：“咱轮着抬，大家就能多歇会儿”。战士们对身体单薄的总指挥说：“让我们年轻人抬吧……”可是担架一旦到了他的肩上就不肯让出。谢子长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无形中给部队战胜困难增添了力量。 　　回到柴桥子，许多群众和农民自卫团的代表纷纷找谢子长诉苦，要求攻打山河镇。前几天，这里以赵锁为首，动员群众用链枷棍把正宁县来催粮逼款的马师爷一伙赶跑。如丧家之犬的马师爷面对愤怒的群众号叫：“……血洗南原，提几个人头回去。”于是西坡、山河、永正、永和、罗川、湫头等村庄自动组织了千余名群众，他们摩拳擦掌盼望红军游击队和他们一块消灭山河之敌。游击队遂决定：就地联合自卫团，组织农民打山河。甘肃正宁县城——山河镇建在一块狭窄的小高原上，东西北三面筑有高而坚固的围墙，一条深沟横在南面。城内驻有陈珪璋残部、县民团、保警队。尽管山河镇易守难攻，但谢子长还是下定决心攻坚，啃下这块硬骨头。为了打好这次攻坚战，谢子长除周密部署外，还利用社会关系不战而屈人之兵，约好山河驻敌陶连长为内应，于3月19日拂晓以拍手为号打开东城门…… 　　3月18日晚，谢子长指挥部队分东西两路摸黑向山河城运动。由于向导迷路，致使攻打东城的部队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眼看着太阳从东原畔昏黄的天际升起，谢子长心急如焚，只好下达了攻击命令。 　　3月19日早晨，游击队和千余名群众从东西两头浩浩荡荡开到山河城下，突袭不成转为强攻。昨晚住了的黄风又呼呼地吼叫起来，谢子长立即调整作战部署，改步兵为前锋，骑兵为后卫，趁黄风弥漫、天昏地暗之机一举攻而克之。敌人凭借高墙壁垒，居高临下抵抗，游击队奋勇轮番攻击，都被敌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陶连长被叛徒告密，惨遭杀害。没有经过训练和战火洗礼的农民，看到这阵势大都缩头藏脑，不敢直面炮火。没有重武器，靠布阵强攻很难拿下，反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谢子长遂命令趁夜撤出战斗，寻机再行攻克。 　　3月21日，谢子长在西坡四圪塔村召开队委会，重新讨论行动计划。会议决定：一、红军游击队开赴正宁南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二、广泛发动群众，将农民自卫团改编为赤卫军，以配合红军游击队行动；三、立即实行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四、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拔除敌人的据点；五、在南原一带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下旬，陕甘游击队开到寺村塬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寺村塬又叫永和塬或南塬，是正宁县南部一块较大的高原，由湫头、五顷等数块小原组成，南接旬邑，东靠子午岭大稍山。这里土地肥沃，盛产小麦，集期三、六、九日。每逢开市农具、山货摊贩比比皆是，算得上是这一带的政治、经济中心。谢子长将游击队划片包干，分兵为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他们一个村一个村打击恶霸斗地主，召开群众会议，宣传共产党、红军的革命主张、为穷人谋解放的革命道理；他们一户又一户访贫问苦，促膝谈心，做思想发动工作。官逼民反。为抗粮抗款、抵御土匪，寺村塬上下百姓自发组织了自卫团。计有上五社(张村、巩家斜、梁家沟圈、崖窑、东黄那)自卫团；中五社(双佛堂、车家沟、东城、新庄子、年庄子)自卫团；北八社(苟仁、西黄那、莫刺村、苜蓿岭、西沟、杜泉堡子、白杨树塌)自卫团；此外还有上下原各社自卫团。他们平时都在家干活，一旦有事几个团头一商量，便击鼓为号，集中行动。谢子长就把各村自发组织的武装，改编为农民赤卫军，并加以指导训练。在此基础上，谢子长于3月24日率游击队开到新庄子，召开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选举当地农民杜兴邦为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为副总指挥。在谢子长领导下，游击队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了村分会、贫农团、妇女队、儿童团，支持群众开展抗粮、抗款、抗税斗争。没收了徐家庄号称“徐大人”、新庄子土豪刘西昆、于家庄豪绅赵元亨家的土地、粮食、牛羊等财物分配给穷苦农民，并当众烧毁了契约。以寺村塬为中心的根据地已俱雏形，基层政权建设方兴未艾。 　　农历二月，南方已是山寺桃花始盛开，燕子飞入百姓家的春意盎然的时候，北方却时不时飘起雪花给人以为严冬还未过去的感觉。寺村塬一带的农民心里洋溢着翻身解放的喜悦，他们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分到土地才能翻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见了穷人家，就像见了亲人，到了穷人家就像回到自己家，扫院、担水、劈柴……什么活都干。有这样好的队伍，国民党的尾巴就长不了几天”。 　　1932年4月3日，以寺村塬为中心，南北宽40多里，东四长100多里，东起五顷原西至上南坡头72个村庄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及附近群众数千人集会于新庄子山神庙场畔。举行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选举主席、副主席，组建革命委员会军事、财粮、贫农、工人、青年、妇女会。谢子长主持大会，他首先讲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意义，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坚持土地革命斗争……随后谢子长让大家提名候选人，因群众一时不理解这一意思而冷场，过了一会儿谢子长说：“大家不提名，我来提，让张进元当主席，唐桂荣当副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话音一落，群众一哇二声呐喊：“同意!”于是选出贫苦农民张进元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农唐桂荣为副主席。大字不识两个的张进元遇到这种场面从不怯场，他健步走上主席台满嗓子讲道：“革命就是革地主老财狗日的命，穷人翻身当家做主人!红军、共产党打的就是地主老财狗日的，爱的是穷苦老百姓，是穷人百姓的救命恩人!有了红军、共产党，我这个穷光蛋今天当上了革命委员会主席。我们穷人要翻身，就要起来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坚决走革命道路!”张进元简单明了的就职演说，在满嗓子的口号声中结束。山嘉原上索洛村的贫苦农民李彦宏，当场吼起了自编的民歌： 　　中华民国二十年， 　　红军起首山嘉原。 　　谢浩如、刘志丹， 　　领导穷人把身翻。 　　东靠黄河西靠山， 　　锦章、细咀子扎营盘。 　　枪声一响震四方， 　　好像猛虎追恶狼。 　　反动走狗民团跑， 　　土豪劣绅逃不了。 　　打土豪、分田产， 　　开了仓、把粮散， 　　车子推、口袋掂。 　　家家户户吃白面。 　　常开会、来宣传， 　　你拿斧头我拿镰。 　　都是红军来得好， 　　世道翻了个底朝天。 　　一人唱万人和，唱遍了寺村塬，唱红了陕甘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共产党人在西北建立的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寺村塬革命根据地是陕甘红军在西北开辟的第一块苏区。并从此揭开了陕甘根据地建设的序幕，标志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时隔不久，游击队队委会决定第二次攻打山河镇，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和赤卫军指挥部立即动员72村近千名赤卫军配合作战。4月1日，攻城战斗打响。游击队主力于山河镇东20里西坡埋伏，强龙光带骑兵大队冲到城下攻击，引诱守敌出战。驻守山河的只有谢牛团两个骑兵连和县保警队及地主民团三四百人。射程之外强龙光即命令战士下马向城下移动，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强龙光又命令战士撤到射程之外，像张飞骂张郃一样把被激怒的敌人引出了城，且战且退。追敌进入伏击圈后，谢子长指挥步兵从两面坡上冲了下来，强龙光又命令骑兵调转马头冲击。敌人丢下数十具尸体，仓皇逃回县城，闭门固守。游击队、赤卫军遂将山河镇团团包围，当地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给部队送饭、送水，转运护理伤员。下午，强世清带领突击队一度攻到东城门下，郝金标和六名战士倒在了弹雨中。攻打北门的战士冒着敌人投来的手榴弹奋勇向前，一颗手榴弹恰好落在了猫腰冲锋的李维俊背上，炸得雪团似的棉絮在空中乱飞。谢子长一拳砸在还未解冻的地上，泪水夺眶而出，所幸李维俊不但没有受伤，反而站起来又冲到城门跟前。就在相持胶着的时候，从西峰来援之敌已靠近我外围阵地。为避免腹背受敌，招致更大损失，谢子长当即下令向西坡坳撤退。守敌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一窝蜂似的拥出城追击过来。谢子长指挥游击队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当场击毙追敌40多人，收缴100余支枪及弹药。锐气大挫之敌急忙调头败退，逃进山河城固守待援。由于山河城坚壕深，二次攻打又未得手。 　　撤回寺村塬，陕西省委即令游击队南下，向平原地区推进。4月20日，旬邑地下党组织报告，旬邑县城防守空虚，戒备不严，请求游击队前去攻打。队委会经过分析研究，决定奔袭旬邑县城。当晚，谢子长率部出发，第二天拂晓抵达旬邑城下。吴岱峰带二大队在敌熟睡还未起床之前摸上西山寨堡，活捉敌哨兵，打开城门。谢子长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东门和南门，控制了城内制高点。在游击队夹攻之下，守敌一个连又两个排不战而降，民团被打得七零八落死伤惨重。活捉了旬邑县长和警察局长，打开监狱，放出了“犯人”。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反动分子，向群众分发了大地主高万安的粮食和财物，放火烧掉县衙门和卷宗账目。旬邑奔袭战毙伤敌300多人，缴枪200余支，陕甘游击队攻克了第一座县城。老百姓拍手称赞“红军打得好!红军打得好!”红军声威震动了陕甘高原，游击队也很快发展到近千人。 　　1932年4月27日，《陕西省委关于政治形势、组织状况、游击战争及党的任务等给中央的报告》①，不顾客观事实对成立不久的陕甘游击队横加指责，但又不得不承认在短短三个月中所取得的成绩：“……不久，游击队照着我们的决定开到旬邑。此时，我们又讨论游击队的具体任务和行动纲领，在这次讨论中，省委中起了很大的争论。一方面是杰夫同志的意见，认为游击队的成分非常不好，而且经过长期的战争，所以应当暂时休息一期，在这段时间加紧内部成分的改造，待成分有相当的改变，再来执行游击纲领，而改造的办法当然是由省委派大批的下级干部和大批的农民去当兵；一方面是省委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这部队的成分非常的不好，应当马上改造，但应当由中心部队(其中有六七十人之谱为一大队，完全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同时武装又好，能挟制整个的部队)领导执行游击的纲领，配合广大农民群众斗争……并由省委派调下级干部以改造内部成分——这才是改造的最好办法。并严重地指出了杰夫同志的右倾错误，经过激烈争论后……省委便决定派愚痴(李艮)去做游击队书记，派杰夫同志去巡视……又接到游击队来信，认为游击队有了严重的问题。讨论结果又派励君(杜衡)去……严重问题：(1)直到现在土地革命还没有开始执行；(2)不配合当地的群众和建立当地的群众组织，不武装群众；(3)不大号召吸收地方农民到游击队中来；(4)政治上的宣传鼓动和内部的训练工作等于没有，尤其是内部训练。这证明了杰夫同志的领导完全执行了他的右倾的路线。”“游击队在陕西这种形势之下，必然而且已经有很大的发展，至于旬(旬邑)后，只是执行了逮捕豪绅和部分的分配食粮以及反抗捐税等，已经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所以，他以三百余人的力量，几个钟头解决了白军两连和彬县、旬邑整个保卫团，缴长短枪一百二十余支。第二次又打败了富平、同官(铜川)耀州各县保卫团和井岳秀左协中团，收枪三百支之谱。这两次胜利在工农劳苦群众中的影响非常之大，现在已零星地往那里去当兵。”《报告》在批评李杰夫的同时，也在给谢子长罗织罪名。尽管如此，《报告》不得不承认：“游击队现有千余人，枪千余支……其中分三大队：A．警卫大队；B．第一大队；C．第二大队。各大队为三个中队，每中队分三个小队。每大队的战斗力相当连，其余即若排、班等”。 　　4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和刘志丹、黄子文来到部队。杜衡戴着王明早已制造好的“左”倾变色眼镜，下车伊始，不调查、不研究。对游击队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不作全面评论，而是咿哩哇啦乱发议论。人们感到杜衡不是来指导工作的，而是专门来挑毛病、找麻烦、栽赃陷害的。他对游击队艰苦转战粉碎敌人“围剿”，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以两次攻打山河未克为口实，指责游击队领导“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执行了一条“与省委所指出的完全不相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党不可饶恕的罪恶”。他认为桥山地处穷乡僻壤，游击队活动这里在经济上毫无出路，政治上影响不大。只有毫不迟疑地向渭北进军迫近关中，才能震慑敌人的统治，形成革命高潮。杜衡信口开河诬蔑谢子长是“逃跑主义”，“不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不扩大红军苏维埃，和白军作战采取了“退让不进攻的战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把游击队的战绩、谢子长的功勋说得一无是处。这样信口雌黄，大睁两眼说瞎话，他还嫌不够，又号召要“集中火力”对“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加紧进行斗争。孤家寡人的杜衡见斗争不起来，无奈之下采取不讲任何理由的清君侧的办法，首先把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排挤出游击队，继而对谢子长采取“左”的惩办政策，在党内宣布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强令谢子长离开部队。当时，杜衡慑于谢子长在干部战士中的崇高威望，怕引起波动，未敢在部队中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谢子长看着杜衡得意扬扬的样子，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其实谢子长与杜衡早就认识。那是1926年的下半年，还在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读书的杜衡，被党组织派到谢子长十二连搞宣传……那时他叫杜振廷。谢子长看这个佳县年轻娃娃脑瓜挺灵便、口才也不错，讲起话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很有煽动性，所以时时处处给予方便和支持。而杜衡在那阵子对谢子长也很尊重，很崇拜。认为大他十多岁的谢子长有胆有识，是李自成之后陕北的又一个英雄；是包文正之后在陕北叫得最响的青天。那时候不论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下里见到谢子长，杜衡都毕恭毕敬，常是陪着一副笑脸说话，从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势。清涧起义之后，谢子长与杜衡虽也见过几面，但谈不上有什么太深的交往。此时的杜衡正跟在李子洲身边跑腿……后来他进入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也只不过是个打杂的小秘书而已。谢子长血战渭华的时候，省委派杜衡回陕北组建党的陕北特委。本来这特委书记是要在党的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可杜衡压根儿就没传达这一条，而是自任陕北特委书记。从这开始杜衡便平步青云，直做到省委书记。特委书记当了没几天，杜衡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就把书记一职撂给杨国栋又跑回西安。绥德西川张家岔会议上，杜衡摇身一变成了省委的“钦差大臣”。这时的杜衡已春风得意、居高临下，对原来的同学故旧，以及当初他所敬佩的人都不放在眼里了。他和杨国栋一唱一和对谢子长提出的组织武装斗争的意见不屑一顾横加指责…… 　　本来谢子长有一肚子的话正想向杜衡倾吐，可是看到他与以前不大相同的样子，心里直犯嘀咕。杜衡这次来部队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副领导者的架子，说话也变了腔调、阴阳怪气。此时的杜衡根本没有心思听谢子长说话，即使听也根本听不进去。人啊人，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快呢?为什么说变就变，叫人看不清其庐山真面目呢?小人得志便猖狂嘛!向来直率的谢子长心想算了吧，和这号人说不下个名和姓。他把包袱一把挎到肩上，朝西安的方向头也不回地走去。 　　26．陇上烽火 　　1932年4月下旬，谢子长来到西安，他把一肚子的心里话向省委倒了个一干二净。省委的其他负责同志听着听着也为谢子长的委曲鸣不平。他们说：“浩如(子长)，不要和偏听偏信的杜衡这号人计较，他能搞下个什么名堂，到头来还得靠你呀……现在你可利用一段时间，去甘肃靖远王子元警备第三旅，把你和志丹在平罗组建的学兵队带回来。他们在那里可闹大了，大都担任营、连、排长，手里有枪有人。只要一举成功咱西北红军的力量就壮大了。”人总不能闲着，何况谢子长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没事干他心里就憋得发慌。谢子长二话没说领受了任务就和团省委书记焦维炽出发，沿着西(安)兰(州)公路来到甘肃北部的靖远县。 　　两年前，学兵队成员随着所在部队易帜换号为甘肃小军阀雷中田的新编第八师第三旅。这期间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分别又派李罕言、苏醒民、吕振华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第三旅加强工作。在党的特别支部积极而又秘密努力下，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工作基础日渐牢靠。 　　1931年8月，党的特别支部改称为特别委员会，下设了校官、士兵、教导队三个支部。组织关系也由陕北特委划归陕西省委直接领导。 　　1932年初，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共产党员孙作宾、李玉清、常黎夫和马豫章以国民党甘肃宣慰使署点验小组的名义，由兰州赴靖远王子元部，将其改编为甘肃警备第三旅。此时，我党在这支部队中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党员已发展到近百名。该旅尉官以上的青年军官基本上全由共产党员担任，人数达30余人。张东皎任副旅长，孙作宾任参谋主任，牛化东任二团团长，王儒林任一营营长兼军法处主任，李罕言任旅部副官长，吕振华任二营营长，苏醒民任教导队队长，石子健任执法队队长，杜鸿范任旅部特务连长。杨林、贺晋年、张秀山等共产党员都担任了连、排长。在党员比较集中的二团还组建了团党委，张东皎任书记，牛化东任副书记，领导着三个支部并负责党的教育工作。陕西省委认为，这支部队已经具备了举行兵暴的条件。之所以派谢子长来组织领导兵暴，是因为他在这支部队中有相当的工作基础，对党员干部的情况比较熟悉。 　　1932年4月28日，谢子长化名秋阳来到靖远。当他出现在老战友张东皎面前时，已升任警备第三旅副旅长的张东皎又惊又喜，赶忙支走身边的人员，惊奇地问：“老谢，听说你在陇东搞起了咱自己的队伍，这里的敌人听着都害怕哩!你怎又撇开队伍来这里呢?”谢子长看着张东皎迷惑不解的样子，笑着说：“咱这号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党叫干啥就干啥嘛。组织现在派我来拉你们这支队伍来了。”因为部队中有许多人认识谢子长，所以不便于公开活动，张东皎就把他安排住在党的地下交通员李发荣家，统筹一切、坐镇指挥。化名赵仪三的焦维炽则公开活动，到各营连召集党的会议，了解情况。 　　4月30日夜晚，党的秘密会议在李发荣家召开，谢子长主持会议，焦维炽、张东皎、张秀山、石子健、苏醒民等出席。张东皎首先汇报了该旅党的工作，接着焦维炽报告了国内目前形势和陕甘游击队的发展以及群众斗争的情况。会议就起义问题展开了讨论。张东皎和该旅多数党员认为，立即发动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士兵的思想发动工作还待进一步深入。年轻气盛的焦维炽则认为这是右倾思想，党员应服从上级，坚决执行兵变的决定。老练的谢子长为缓和会议气氛便说：“张东皎和同志们这几年还是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不能全说成是右倾错误。”他最后强调：“这次武装起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影响，也是配合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我们要精心准备，争取一举成功……” 　　由于争论相持不下，焦维炽即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改组了团党委，焦维炽任书记，委员有石子健、张秀山、高定天和一名士兵。决定新团委是这次兵变的最高领导机构，警三旅所有党员必须服从领导，执行新团委的决定。在谢子长主持下，一致同意暂缓举行暴动。初步商定从士兵的切身利益出发，以要求发服装、鞋袜和菜金的方式鼓动士兵，并以此作为斗争的口号。 　　5月3日晚，各团、营、连派代表以发服装、补发菜金为由和旅长王子元展开面对面的斗争。非常恐慌的王子元，当天就发给了每人三分钱的菜金，第二天又给每人发了一套单军装。斗争的初步胜利让士兵受到很大鼓舞，也加快了起义的步伐。但是，这次行动也使王子元有了警惕、加强了防范。他立即扩充特务营的人员，配足了枪支、弹药，同时还在骑兵营暗中收买党员，分别采取拉拢、排挤手段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谢子长、焦维炽等也加快了暴动计划的制定，利用星期四开会，或于星期六教导队举行毕业典礼时，派人将王子元当场逮捕，逼他下令收缴特务营枪械。同时，组织所有力量迅速解决第三营，保证起义顺利举行。 　　谢子长让焦维炽和张秀山一起去找张东皎、苏醒民谈话，告诉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并严守机密。谁知苏醒民首先表示反对，他说王子元的力量太强，兵变难以成功。张东皎也赞同苏的意见，认为盲动不保险，担心反受其累。其他人看到张、苏反对也表现出了含糊和动摇。为此，谢子长和焦维炽决定重新研究新的行动计划，但实施“兵变的总原则是不能有丝毫变更的”。不久，新的计划又出了台，决定乘王子元和新任参谋长姚绍芳举行军事会议时，由吕振华率二营包围司令部，拘捕所有反动军官。强迫王子元下令收缴特务营枪械，迅速打出红旗，东进与陕甘游击队汇合。 　　就在谢子长、焦维炽周密组织、准备起义时，情况突然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5月5日，王子元听说谢子长已经秘密来到靖远。他的原参谋长杜香亭煽动说：“谢子长这次到靖远，见张东皎不见你，可要小心，防止被张东皎把你吃掉。”王子元一听大为恼火，一怒之下于当晚午夜扣押了张东皎，紧接着又把王儒林也看管起来，并收缴了该营和石子健执法队的枪。5月6日清晨，张秀山发现有了变故，立即向谢子长、焦维炽作了报告。谢子长、焦维炽并没因此而慌乱，赶快召集石子健、苏醒民商量，决定天黑后行动，把能拉走的部队全部带走。当时估计有把握带出来的有张秀山任排长的一连、曹炳奎任连长的五连及苏醒民任队长的教导队，争取在骑兵营也带出一部分。行动路线是起义部队先开到东湾子，收缴那里一个连的枪后，再向海原方向前进。一切布置停当后，谢子长、焦维炽由石子健带领出了东门，住在一个小店里等候。 　　1932年5月6日晚，谢子长、焦维炽领导的西北革命史上著名的靖远起义爆发了。 　　当时，曹炳奎带五连驻守在靖远县城东门，傍晚，吕振华带教导队也来到了东门城楼上。天黑后，张秀山急急忙忙赶到东门，见五连已准备就绪，就对曹、吕二人说：“我马上回去带一连，等我来了，咱一起走。” 　　张秀山乘连排长们都已经睡了觉，就把部队集合起来，宣布起义当红军。当他带着队伍赶到东门时五连已先走了。他即带着队伍到小店里去找谢子长和焦维炽，喊了几声无人答应，到屋里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以为他们是跟着五连一起走了。张秀山便带上部队沿着大路猛追，发现五连直接朝海原方向走了，也向海原追了过去。追了半夜，才在打拉池川里追上五连，一问才知道和谢、焦二人失去了联系。原来曹炳奎、吕振华以为张秀山也被扣留，所以就带着队伍先行出发。天亮后，起义部队到了打拉池，正式宣布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因谢、焦二人不在，总指挥暂由吕振华代理。五连改为第一大队，曹炳奎任大队长；一连改为第二大队，张秀山任大队长；教导队为指挥部的直属队。一支新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在打拉池诞生了。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起义部队向海原出发，走到郎山村时被敌人的追兵赶上，红军游击队一面阻击，一面撤退。张秀山与吕振华商议，由吕振华带大部分人后撤，张秀山、曹炳奎带少数人阻击。为了甩开敌人，避免重大损失，游击队分为两路一边打游击，一边向陕甘边转移。张秀山在狙击敌人后没有赶上大部队，结果被俘。吕振华、曹炳奎带着剩下的一部分人，到定西一带打游击(因战士多是定西人)，坚持了一个多月，遭敌人重兵“围剿”而失败。 　　5月6日晚上，石子健带着谢子长、焦维炽出了小店后，没走多远就看到南山方向有火光，以为是手电，就往那里赶，到跟前才知道是老乡抽烟点火，赶快又返回大路。他们赶到东湾子附近，发觉毫无动静，这才估计起义部队是朝打拉池方向走了，又向打拉池方向追了过去。谢子长担心打拉池川里有追兵，所以三人只好走山路，不一会儿还听见前面山上枪声响成一片，等枪声停了又去找结果寻了几天找不到部队，三人只好转道兰州。 　　谢子长他们来到兰州后，很快就与先期到达兰州的共产党员杜润芝、邬逸民、吴景敖接上关系，并在闵家桥一个烟坊里隐蔽下来，进行秘密活动。被扣押的张东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王子元才以张东皎马上离开靖远县为条件将其释放，王儒林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旅参谋主任孙作宾的营救下也被释放。二人即赶往兰州，与谢子长、焦维炽等会合，并联络杜润芝、邬逸民、吴景敖等人，共同策划在靖远举行第二次起义，组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 　　时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的秘书常黎夫，把谢子长引到兰州小西湖，见到了老师杜斌丞先生。谢子长毫无遮掩地向老师介绍了共产党在西北闹革命的形势，希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杜先生答应尽可能帮助，并送给谢子长一支手枪。不久，杜斌丞又介绍谢子长与邓宝珊在五泉山见面。此时，邓宝珊担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是甘肃的一个实力派人物。谢子长向他介绍了我党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邓宝珊深为共产党人的民族大义所感动，当即送给谢子长手枪两支，子弹200发。然后说：“杜先生把你的情况都给我说了。有这样的恒心，你们的事业必定有成!你们闹去，不行了再找我。”事后，邓宝珊又秘密让其部下拿出两支手提机枪、两支盒子枪、三支步枪和500发手枪子弹，通过常黎夫交给谢子长。 　　正在谢子长他们为策划第二次起义积极做准备的时候，得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王子元派特务连连长杜鸿范来兰州领取军火给养。这对于谢子长他们来说，真是跌倒拾了个金元宝，碰了个正着。 　　杜鸿范是杜斌丞先生的儿子，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受父亲的影响，也倾向革命，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和谢子长不仅面熟，而且交往甚密。谢子长、焦维炽找杜鸿范面谈，提出建立游击队需要枪支，请他帮忙。杜鸿范慷慨答应：“我这次不回靖远了，把枪拿上打游击去!”随后，他把领到的50多支步枪、2万发子弹、1500余套军衣及印信等都交给了谢子长。谢子长还通过邓宝珊、杜斌丞等人的关系，筹集到了1000多块银洋，又购买了16支步枪、2挺机枪、4支盒子枪、1支手枪、8000余发子弹。这批装备和经费一到手，谢子长等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由杜鸿范以合法身份出面，运出兰州。5月25日夜，谢子长带领焦维炽、张东皎、王儒林、石子健、杜润芝、姜耀、吴景敖、王世昌、常焕章、邬逸民等五六十名同志，连同杜鸿范带的士兵共100多人，从兰州广武门外下河乘上羊皮筏子，沿黄河漂流而下，于第二天到达河口。 　　兰州夺枪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为靖远再次起义奠定了基础。谢子长一行抵达河口后，决定先由杜润芝、王儒林出面召集所属近百人作了政治动员，并宣布起义。5月30日，起义部队在谢子长的带领下，绕山路，渡黄河，开到靖远县的水泉堡，打出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 　　水泉堡位于靖远县东北90余里处的黄河东岸尖山山坳，是兰州通往宁夏小道上的一个古堡镇，镇子下边就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游击队在这里宣布成立了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杜润芝任参谋长，邬逸民任秘书长。起义队伍分为三个支队，杜鸿范任第一支队司令，张东皎任第二支队司令，王儒林任第三支队司令。游击队共有200多人，近百条长枪和若干短枪。游击队打出红旗后，立即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等革命主张和口号，使农民群众知道了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从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拥护。 　　王子元获悉谢子长等截取枪支于水泉堡再次起义，急忙于6月2日命令三团二营营长周维邦率部围攻水泉堡。游击队在谢子长指挥下奋勇作战，击毙了敌营长周维邦。不幸的是，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张东皎却壮烈牺牲了，杜鸿范也受了伤。战后，起义部队转战到园子河休整，合编为一个支队，由王儒林任司令，杜润芝任政委兼参谋长，向宁夏海原方向游击。后来，这支部队一度发展到400余人，在一次与宁夏敌骑兵一零五旅野骡子冶成章部的遭遇战中，损失惨重，被迫化整为零，潜伏行动。 　　两次靖远兵暴虽然失败了，但在当时革命还十分沉寂的甘肃大地特别是兰州地区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反动统治，起到了唤起民众、传播革命火种、扩大我党影响的积极作用。在兵运工作中，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经历了武装斗争血与火的洗礼。兵暴失败后，不少党员回到地方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撒播革命种子，在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水泉堡战斗后，谢子长接到陕西省委通知，要他回西安接受新的任务。谢子长又是一身商人打扮，穿长袍，戴礼帽，冒着6月的烈烈炎日，匆匆踏上了去西安的路。 　　谢子长到达隆德县城时，正巧碰上杨林、高昆山、郝维新三个靖远起义失散的同志和高照壁等几位革命青年。当了解到杨林他们是准备去兰州孙蔚如教导团开展兵运工作时，谢子长沉思片刻，直截了当地说：“靖远起义后，兰州形势很紧张，你们暂时不宜去，还是到陇东开展工作为好。”几个人接受了谢子长的意见，随他一起返回平凉。途中，又遇见要去兰州报考教导团的苏杰儒同志，也接受了谢子长的建议，随返平凉。 　　谢子长一行翻越六盘山来到平凉，为了安全起见，没有直接进城，而是绕道城外柳湖来到东关，看见一大群人正围着看墙上贴的告示。他们凑上去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原来，这是一张陕西绥靖公署悬赏通缉“共匪头子谢子长、刘志丹”的告示。走在前头的郝维新紧张地回过身，拉住谢子长的衣角，示意他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谢子长十分镇静，从容不迫地低声说：“怕什么?看看赏价再走也不迟!”说着，他踮起脚尖，透过人缝看到：“报告下落者，赏大洋1000元；拿到首级者，赏大洋2000元；俘虏归案者，赏大洋3000元。”他回过头，对身边的几个年轻人说：“看清了吧!3000块大洋哩!赏价不低呀!可惜抓不到!”走出人群，他看到周围没有旁人，就一边掐着指头算，一边笑着说：“从1927年起，到现在已经6个年头了，我看到的这类玩意儿已经很多了。可不，我现在还是好好的嘛!敌人的这种办法，只能吓唬吓唬胆小鬼。”他们转弯抹角，找了一家小饭馆，坐下休息吃饭。谢子长又让杨林买来一张最新的近期的《西京日报》，头版头条就是吹嘘国民党军队在陕甘边围剿谢、刘“共匪”的新闻。看完“共匪头子谢子长部已被击溃后不知去向”的新闻后，大家不禁哑然失笑。 　　吃罢饭，谢子长一行摸黑上路，一口气走到50里外的白水镇，找了一家客店投宿。他们几个几乎彻夜未眠，一块分析了陇东形势，研究了行动计划。谢子长最后决定，杨林、郝维新、苏杰儒、高照壁四位去庆阳国民党十一旅活动。当晚，谢子长给十一旅地下党员高鹏飞、李树林各写了一封信，要他们相机起义。翌日一早临分手时，谢子长把两封信交给杨林后赶往西安。 　　杨林四人带着谢子长的亲笔信来到庆阳后，了解到高鹏飞任十一旅特务营一连连长，随特务营驻在合水县西华池。李树林任十一旅第一团一连连长，住在合水县。他们决定分两路走，苏杰儒、高照壁带上谢子长写给高鹏飞的信去西华池联系，杨林、郝维新带上谢子长写给李树林的信去合水县。杨林、郝维新见到李树林后，了解到兵暴条件不成熟，住了一晚后也赶到西华池。高鹏飞看了谢子长的信后，决心按照谢子长的指示，举行兵暴。 　　特务营共三个连，营长曹又参和第三连住在庆阳城内，营部和一、二连由潘营副带领住在西华池。高鹏飞的一连人枪齐全，战斗力强，是该营的主力，班长以上和连部的勤务员多数是共产党员。高鹏飞按照谢子长信中的意思写了一封信，派党员班长宋廷壁带着找陕甘游击队联系。三天后，宋廷壁带回了刘志丹、阎红彦的回信，同意举行兵暴，届时陕甘游击队将接应兵暴部队。高鹏飞、杨林、苏杰儒和二排长曹盛荣立即召开会议，商定起义计划，决定了兵暴日期。 　　1932年7月9日，正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农谚有“六月六，新麦子馍馍熬羊肉”的说法。陕甘高原晴空万里，太阳像火球一样烘烤着已经开镰的小麦。夏收被人们称为“龙口里夺食”，老百姓最担心的是下连阴雨，这样一来麦子一长芽别说租子交不上，一年的辛苦也就打了水漂。遇到这样好的天气，农民们谁能不高兴、不忙乎呢! 　　这一天开过午饭，按照预定计划，曹盛荣和苏杰儒、高照壁带领一连战士，突然包围了正在操场上空手打拳的第二连，收缴了架在场边的枪支。与此同时，杨林、郝维新带领号兵康健民等10余人冲进营部，正和潘营副一起搓麻将的高鹏飞，看到杨林带人冲了进来，一把掀翻麻将桌，拔出手枪喊道：“不许动!谁动打死谁!”潘营副一伙束手就擒。一切收拾停当，高鹏飞集合队伍宣布起义。当天晚上，起义部队170多人在高鹏飞带领下向陕甘游击队活动地区进发。7月10日下午，总指挥阎红彦率领陕甘游击队一大队和骑兵大队在宁县盘克原与起义部队会师，开赴正宁县湫头原。之后，起义部队被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 　　在西北革命史上，我党先后发动了70多次兵运工作，基本都失败了，而西华池起义则是最成功的一次，堪称兵运工作的杰作。谢子长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这次起义，但却直接策划了这次起义。起义的发起是他直接指示的结果，起义的成功与他密不可分。这次起义为陕甘游击队增添了新鲜血液，使受挫的士气得到极大的鼓舞。 　　与杨林等人分手后，谢子长从泾川踏进陕西地界，走上了长武原。望着天上云卷云舒，谢子长也心事浩茫连广宇：游击队这会成了什么样子?杨林、高鹏飞能顺利举行起义吗?省委会给我什么任务呢?…… 　　27．临危受命 　　谢子长离队后，杜衡以省委名义于旬邑县马家堡召开会议，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把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五支队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杜衡的目的达到后，即强行命令部队开到乾县、礼泉、三原一带活动。5月上旬，省委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这时，国民党西安“剿共公署”已形成了对红军的包抄态势。陕甘游击队只得又向陕北移动，连续打了一些胜仗之后南下韩城一带，遭到杨虎城部冯钦哉四十二师的疯狂围攻。游击队突出重围辗转回到宁县麻子掌，只剩下了200余人。在屋漏偏遇连阴雨的节骨眼上，游击队内部争论不休，几乎达到分裂的地步。黄子文提出“愿意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陕北籍和关中籍战士争来吵去，闹得不可开交，于是就分开各住一个村子，仍然“争人争枪争马，几乎发生火拼”，刘志丹都已经无法控制部队了。6月中旬，从黄龙山赶回部队的阎红彦果断表示：“我哪一边都不去，首先立即停止分裂活动，明天开会讨论。”关键时刻阎红彦挺身而出制止了“南北分家”，解决了内部分歧。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阎红彦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7月23日，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艮到游击队兼任政委，他一到就停止了部队一切工作，集中干部开会。李艮像是杜衡来游击队所作所为的再版，按照省委事先定下的调子，指责游击队党组织“继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省委的布尔什维克路线非难、对抗，不执行省委关于土地革命和创造新苏区的指示。”说到此，李艮又声色俱厉地限令“游击队在20天内，完成五顷原分配土地的任务”。“一村一村实行土地革命，逐渐巩固和扩大以至完成创建陕甘新苏区的任务。”当有人提出：“游击队忙于作战，不能长期待在根据地，况且农民又不敢要土地”的问题时，李艮恼羞成怒地回击道：“这是不相信群众的北方落后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借口忙于作战是逃跑主义的上山路线，是只游不击的游击习气。”戴帽子、打棍子一下闹的大家哑口无言，只得听他那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省委指示“陕甘边区的军事地形是有利于平原作战的，敌人的大兵力不易展开，运动非常困难。因此，红军的平原战术即可开始运用。绝对要打击把红军拘泥和束缚在游击战中”。他看了看与会人员紧绷的毫无表情的脸，自以为他们成了任人使用的炮灰，便又提高嗓门说：“陕甘边区中的防御工程必须开始按照各处险要地形构筑。搜集一切旧式火炮、火器配备在这些工程上面，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 　　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强龙光等对李艮不着边际的这一套虽不屑一顾，但又无可奈何，看得出他是背着“尚方宝剑”整人来了。李艮的奇谈怪论，也引起了游击队员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李艮自觉势孤力单，便私下活动，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拉帮结派，私下里组织了一个“秘密队委会”，高岗名列其中，企图取代游击队党的领导，推行省委的错误路线。李艮在游击队一意孤行之际，敌人的又一轮进攻又开始了。他强令游击队死守五顷原，“不让敌人的铁蹄踏进五顷原一寸土地”。然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是不会等李艮演习好了“平原战、阵地战”再来进攻的。只会说不会干的李艮到危难时刻失了方寸，手忙脚乱穷于应付。王郎坡一战失利，山嘉、牵马原被困，400多人的游击队在宜君马栏镇集结时，只剩下七八十人。李艮就像江西苏区的那个外国人李德一样，“仔卖爷田不心疼”，一味推行“左”的那一套。部队遭到重大损失后，李艮不但不承认错误，却反咬一口说：“失败的根子，全是右倾作怪。”甚至怀疑游击队内部有“反革命阴谋在闹事”。更让人可气的是就此了结也就算了，可他偏要显示自己的正确，把七零八落的队伍集合起来，信口开河地说：“部队没打胜仗，是右倾……”话还没说完，战士们就起了哄，质问李艮：“你是国民党西北军派来的，看把部队搞成啥样子了?”……你一言他一语七嘴八舌弄得李艮非常狼狈，下不了台。在阎红彦、杨重远的耐心劝说之下，战士们的情绪才暂时缓和下来。李艮、黄子文看到在部队不好再待下去了，便借口回西安汇报，于当晚一拍屁股离开部队。 　　陕甘游击队成立不到一年，却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波折。省委一些公道正派的领导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支能征惯战的队伍就此垮掉，于是把目光又一次聚焦到谢子长身上，决定让他重返游击队，再任总指挥。8月30日，谢子长来到陕甘游击队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那些曾经“人到有用抱上怀，没用时就推下崖”的恶劣做法，欣然受命，披挂上阵。他一到游击队就废寝忘食地投入了工作，很快整顿了队伍，稳定了军心。他又派人与陕北特委、三原、旬邑等县党组织进行联系，他们很快就动员送来了一批青年农民参加了游击队，陕北特委还送来了一批军事骨干。谢子长回到部队，三下五除二就壮大了部队力量，重新振奋了士气。 　　然而就在谢子长再次上任不久，*(左足右乞)蹴在西安城里的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边区军事计划》，好似如来佛给孙悟空制造的紧箍咒。要是谢子长不听话，便马上念叨五字真言。中央于1932年9月17日收到这份报告，其中有：“……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一贯的右倾路线之下，放弃了创造新苏区的历史任务，脱离群众的单独军事行动……”其中指出了十条“游击队的严重错误和弱点：一、脱离群众单独行动，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二、不建立根据地，上山逃避，一切军事行动都是消极的应付，不是积极的进攻。三、不适用游击战争的战术，不开展游击运动，组织当地农民小的游击队。四、每次作战都是没有精密的计划，没有指挥的作战，都是无组织的零乱散漫的各自作战。五、军事组织形式是正式红军，但没有建立起红军的组织系统，行动迟滞不灵活。六、战斗员的军事政治教育工作完全没有。七、干部的提拔不是从可靠的工农分子与共产党员，而是纯属在军事作战上的老土匪(中提拔)。八、军事纪律没有树立起来，失掉战斗力。九、侦探通讯联系没有建立，对敌情常是不明。十、给养军火不利用截敌人运输队，完全靠作战。”谢子长再任总指挥才十来天，省委就给中央送了这样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省委对陕甘游击队的看法由来已久…… 　　这次临危受命，谢子长算是比以前“聪明”了一些。他既要求部队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又要让省委易于接受，便召集队委会研究决定：“到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地段照金一带，开辟新根据地。”照金位于耀县西北百余里处，北靠连绵的子午岭；南接丘陵、平原与三原县辛字区、午字区紧紧相连；西与旬邑、淳化县境的山大、原高、沟深的地方接壤，东与山高林密的宜君相接。谢子长率队进驻这个山区小镇，背上的行装还没卸下来，地方党组织就送来情报说，敌人纠集了大部兵力，分三路进攻照金。第一路由富平、同官(铜川)、耀县民团组成由东南进剿；第二路由何高候一个团从淳化土桥，经安子洼扑来；第三路由井岳秀的一个营部附带两个连，配合宜君民团进驻马栏，从西面堵截。这一天捉住的敌探也证实了上述消息，并进一步确悉富、同、耀三县民团约400余人，在总指挥胡景铨、副总指挥党谢芳、蔡子发的带领下，已快逼近照金镇。 　　谢子长立马召开队委会，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面对三面来敌，尚处劣势的我军不宜坚守硬拼，应以退为进，先纵后打，主动撤出照金，然后再杀回马枪。 　　1932年9月11日夜，天空阴沉沉地下着小雨，谢子长率领部队从杨柳坪出发，在雨雾迷茫的黑夜里向西转移。沿着崎岖曲折的山沟穿行了10多里，便爬上了北面树木茂盛、少人行踪的石山。绕过老爷岭主峰，战士们浑身全被雨水打湿，秋风一吹冷得直打颤。一夜急行军80余里赶到了照金北山，部队就地休息，谢子长召集队长们部署战斗，分配作战任务。三县民团闯进照金，以为游击队闻风而逃，便高枕无忧地睡起了大觉。游击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灌木丛林，下山摸到敌人营地。梦中惊醒的敌人仓促应战，游击队像下山猛虎直扑狼群，激战一个多小时，全歼来犯之敌，胡景铨、党谢芳、蔡子发被当场击毙。稍事休整游击队于第二天赶到安子洼，抢先占领山顶有利地形，将敌何高侯团击溃，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陕西绥靖公署原先还以为红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肯定是一击即溃，没想到自己却连吃败仗，损失千余人。于是，又迅速调集两个团，督促周围各县民团，开始了又一轮的“围剿”。 　　队委会上，吃了苦头的红军领导人说：“老谢，你先亮亮底，看咱以后该怎办?我们听你的!”谢子长说：“我们不走要吃大亏。照金离城市太近，敌人说来就来，我们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从人数上看敌众我寡，不利于我军作战。对我们来说，省委一直坚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致使游击队来回折腾，反受其害。长期无后方作战，许多问题都不好解决。我认为陕北安定、保安一带地域辽阔，便于回旋，且又地处偏僻，反动统治相对薄弱。重要的一条就是远离省委极左路线的干扰，便于我们独立开展游击战争，也能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讨论决定：突破敌人包围，北上保安、安定打游击，创建根据地。 　　1932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清晨，陕甘游击队迂回到保安县城北面，从后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居住过的那排红石头窑洞的脑畔山上冲了下来。阎红彦自告奋勇担任突击队长，带领强世清40多人一直打到石窑洞门口，敌向西退入保安旧城。这座旧城已废弃多年，虽有高高的土城墙，但里边早已不住一户人家。敌人依托土墙拼命抵抗，周河对面山上的驻敌居高临下构成交叉火力网，且敌人又多出事前侦知的一倍。谢子长随机应变下令撤出战斗。游击队退上北山梁转西过周河、渡洛河南下瓦子川。保安驻敌高玉亭部又尾追上来，游击队只得撤至陕甘交界处的墩儿梁，才击退追赶之敌。 　　墩儿梁很早以前人口稠密、集市繁荣。清同治年回乱期间老百姓背井离乡，这里便山野荒芜，土匪出没，近百年几乎人烟绝迹，可遗留下许多破烂不堪的土窑洞，正好成为游击队的栖息之所。他们虽说可以生火取暖，但却找不到饭吃，弄不到水喝。富县八卦寺只有五六户人家，凭着肥沃的土地和一些水浇田，粮食产量除自食外多有结余。谢子长即派人买了一些糜谷粗粮，分发到班磨面碾米，又让战士们挖了些野芹菜，采摘山杜梨等野果，总算填饱了肚子。为解决数百人吃饭问题，谢子长又将游击队带到合水县平正川。 　　革命大家庭也像庄户人家过光景一样，碰到缺吃少穿的时候，一家人就等着当家主事的拿主意、想办法。秋尽冬来的子午岭上，树叶由绿变红、变黄，经风一吹落的满地皆是，河沟里早晚已结上了薄冰。300来名战士中有十分之一是伤病员。半夜三更寒气袭来刺骨难忍，只好坐起来生火取暖，借得群众的一领老皮袄只能让哨兵轮着穿。吃的更为困难，常常靠野菜山果度日，群众好不容易送点粮食来，加上野菜煮成汤糊分着喝。同时，部队还要时刻提防南梁堡、阎家洼、太白镇、黑水寺民团、土匪的袭扰，所以不等太阳落山就得转移地方。调治伤病员一无医二无药，好在群众帮着挖草药，送土方(民间治病的方子)。1927年冬天，谢子长、唐澍、雷恩均、阎揆要带着清涧起义剩余部队来到这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因此，当地群众了解党，也了解红军，更熟悉谢子长，党的组织也有一定基础。这里的群众给了游击队无私的支援，为游击队渡过难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这极端困苦难熬的日子里，陕甘敌人的报纸大肆蛊惑人心，鼓吹“红军完了”、“游击队垮了”、“匪首谢子长、刘志丹惶惶不可终日……”这还不算，内部又有人在起哄，一次队委会上，黄子文提出“坚持南下关中”。眼看一场争论即将发生，谢子长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和部队的具体情况后，果断提出：“为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开展群众工作，同时也为解决部队过冬问题，暂分为四路活动。一路，刘志丹带少先队百余人到合水县的塔儿原、黑幕原一带活动；二路，黄子文、杨森带六七十人去三原武字区活动；三路，阎红彦、杨重远、杨琪、刘约三带骑兵队到宜君、耀县一带活动，并通过地下党与省委联系，汇报请示部队如何行动；四路，谢子长、吴岱峰和30多名伤病员留守平正川一带，与陕北特委联系，动员进步青年参加红军。送走外出的部队谢子长又找来强世清，要他带领10余人北上安定县组织游击队，开辟根据地。”谢子长平正川分兵确实高人一筹，这不仅化解了矛盾，而且解决了眼下的困难，特别是派强世清回安定更是深谋远虑。以后的事实雄辩地证明谢子长走的这一步棋，足以让人啧啧称道。 　　冬天的子午岭，气温多在零下二三十度，凛冽的西北风，卷着雪粒，顺着山梁刮了下来，让人冷得要命。夜里睡在破土窑口的谢子长半夜常常被冻醒，他身下铺的毛口袋和露出棉絮的被子早已让给了伤病员。找不到药品，谢子长就用盐水轻轻地给伤员清洗化了脓的伤口，再用小木签卷上纸，蘸点小麻油，慢慢滴到伤口上，用这种土办法挽救了不少人命。有时，他看到大家冻得睡不着，就悄悄地到外边拾些干树枝，在窑洞口生起火烘暖驱寒。山风吹得干柴噼里啪啦作响，大伙干脆围着谢子长坐在火堆旁拉话。“现在我们遇到了困难，但不要悲观，不怕失败，最后胜利还是我们的!你们看这满山的树春天绿，秋天又黄，有繁荣兴旺的日子，也有萧条枯黄的季节。我们现在干革命也一样，有胜利也有失败。这方圆百里的子午岭不错呀!烧柴不用砍，吃水不用担，采野果、打野羊，吃肉穿皮袄，我看啥也不缺”。谢子长一番风趣的话把大伙逗乐了，沉闷的气氛一扫而空，大伙七凑八和唱起了信天游： 　　子午岭、十八弯， 　　弯弯有宝用不完。 　　党参麻黄刺五加， 　　野兔山鸡遍山洼。 　　干果充饥带木瓜， 　　游击队员拖不垮。 　　谢子长，计谋大， 　　领着我们打天下。 　　冰天雪地咬紧牙， 　　受点冷冻算个啥。 　　红军红旗迎风扬， 　　来日方长还看咱。 　　尽管日子如此难熬，谢子长却坚持不打扰老百姓。他常说：“老乡的生活也很苦，我们给他们帮不上忙，还怎能麻烦人家呢?”可是老百姓还是主动转送伤员、送信、打探敌人动向，把省吃节用下的粮食送给游击队。老百姓一来驻地就老谢长、老谢短话拉个没完，谢子长也很热情，询问他们粮够吃不够吃，有没有棉衣穿……老百姓们说：“红军为老百姓打仗，看他们受罪吃苦，我们能不管吗?” 　　派出的三路队伍的境况也迥然不同：刘志丹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和战友们一起共度难关，坚持下来；阎红彦收获颇丰，他和战友们截获了韩城一个商运队的大量烟土、银洋和财物，使部队无米之炊的处境得到改善，还了欠老百姓的钱，又将一部分送北方局做活动经费，并接济狱中的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尤祥斋；黄子文回到三原，不久即暂时压枪散伙。 　　28．再次离队 　　1932年12月上旬，陕西省委通知陕甘游击队到宜君马栏川杨家店集中整编。王明路线在陕西的忠实执行者杜衡圪蹴在西安城里偏听偏信，不调查研究，不顾客观形势所迫，错误地认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有“反革命阴谋”。他动身前就精心策划一场到游击队“夺权”的斗争。12月18日，省委书记杜衡携同压枪散伙的黄子文来到部队。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1932年初谢子长、刘志丹组建陕甘红军，打出红旗，公开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叫板、较劲。这在西北是破天荒的大事，必然引起国共两党的同时关注。国民党中央日报《大公报》在头版头条登载：“陕北共匪头子谢浩如(子长)不甘清涧、渭华之失败，近又窜到陕甘交界组织红军，打家劫舍，危害地方治安，大有江西朱毛红军之态势。如不及时剿灭，则将为大患矣。我陕甘两军奋起追剿，据云其余部钻进梢林，已成强弩之末……”陕西的报纸也纷纷叫喊：“红军完了……”杜衡主持下的陕西省委于这一年的10月11日、11月29日连续给中共中央送去两份关于陕甘游击队的报告。其中第一份写道：“游击队形势现更为严重。谢××(子长)在游击队中公开讲，过去他在部队中受省委同志的压迫，牺牲了许多个人意见，现在他要实行‘独裁’决定分路游击。将较好的同志调开，要这些同志回省委，说只有这些同志离开部队，游击队问题才能解决!谢子长和阎红彦等将游击队骑兵大队的中心队伍带往保安、鄜洲。那里是土匪巢穴，恢复他们土匪生活，并且与当地土匪进行联络……”第二份报告则对游击队乱加指责，他竟然如此健忘，大睁两眼说瞎话：“游击队的产生是由于阶级的模糊同志采取乱拉票子的方式，弄钱买枪而创造的，不是由阶级斗争创造出来的。……内部大部分的群众是土匪和贩大烟土的流氓……有反革命阴谋分子，他们抓着军事上的地位，把好的枪支完全操在这些分子的手中。形成我们领导下没有中心部队，没有骨干领导(最主要的)……在这些严重问题下面，遂使游击队无法执行土地革命，扩大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由以上种种事实说明，他们已是阶级的叛徒，绝不能执行省委的路线和政治任务。我们执行布尔什维克路线，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彻底肃清。我们党必须派得力的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干部彻底改造这一部队，然后才能完成组建红二十六军的任务。” 　　“雪中送炭真人少，锦上添花庸客多”。敌对阵营的明刀亮枪，对于久经沙场的谢子长、刘志丹他们来说确实好对付。从清涧打响第一枪开始，他们就没有停止过生死相搏的较量。可是对内部的阴谋和暗箭，谢子长、刘志丹他们反而显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起，就对党充满信任和忠诚；因为他们相信党会对他们这些穿梭于枪林弹雨、置生死于度外的人是信任的、支持的。可是事实却与愿望往往是相违背的。当他们面对杜衡阴冷的面孔、信口雌黄的编造时，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在杜衡一伙眼里谢子长、刘志丹就是“反革命阴谋分子”，是他们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绊脚石。在这一点上杜衡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看法和言论真是异曲同工呀!国民党要剿杀他们，杜衡却要批判斗争他们，这对谢子长、刘志丹来说确是进退两难。和杜衡斗争吧，苦心经营的部队就会分裂；不斗争吧，南征北战的部队将要毁于一旦。天下很难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他们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等待杜衡的发落。 　　只会照猫画虎，不会具体操作的杜衡讲起话来却有一套，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很能迷惑一些人。在杜衡看来，把部队开到关中地区和敌人硬拼就是“革命”，在山区坚持打游击就是“逃跑”；北上建立根据地就是想过“土匪生活”，争取改造绿林武装就是与“土匪联络”；罪名何其多也。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谢子长、刘志丹他们不听他杜衡的话，不执行他杜衡推行的路线。为了镇住眼前这些人达到夺权的目的，他搬出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创造华北苏区…”等“左”的目标和论调。大谈特谈中央北方会议提出的“将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的决定”，以及省委关于游击队到三原一带开辟苏区的指示。看到坐在下面的人对他们的讲话表示冷漠，反应不够强烈时，杜衡一反常态吼叫起来：陕甘游击队一年来没有执行省委的路线，没有在平原上建立根据地。而是“捎山主义”、“逃跑主义”、“游而不击”的“土匪路线”……唾沫星子乱飞的杜衡几乎要把王明发明的“左”的字眼，全倾泻到谢子长、刘志丹他们的身上。煽动士兵斗争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 　　12月22日，杜衡在杨家店召开游击队党团员、战士代表大会。除发动新一轮的污蔑攻击外，宣布对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四人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部队。杜衡还不解气，擅自给了谢子长留党查看三个月的处分(后经中央查明撤销了这个处分)，决定送他们四人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会后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在一块商量，四个人一起走部队有垮的危险，必须留下两个。他们分析留谢子长、阎红彦，杜衡说什么也不会同意，刘志丹、杨重远有留下的可能性。刘志丹、杨重远也不愿意留下跟杜衡共事，他们担心杜衡一意孤行把部队搞垮，自己也要跟上背黑锅。这次谢子长以兄长的口气平静地说：“两位老弟不必担心害怕，咱相信党，相信战士们终究会作出公证判断，谁歪谁好，让人去说。咱们四人都走了，我担心大部分人不会跟着杜衡走下去的。再说杜衡这个人我了解，1926年就认识了他。这个只会耍嘴皮子、故弄玄虚、说三道四的人对军事一窍不通，他盲目蛮干就等于往狼嘴里送肉。我们不能眼看着辛辛苦苦拉起的队伍成为敌人的盘中餐。”刘志丹也忧心忡忡地说：“老谢说的有道理。可我担心杜衡不会采纳我们的意见。”谢子长拍了拍刘志丹的肩膀说：“你我和重远都不要出面，让红彦找黄子文说清利害关系，给他施加点压力。看得出杜衡之所以到游击队横行霸道，背后就是有黄子文这些人在支持。所以黄子文的话，我想杜衡还是会听的。红彦和黄子文从组织晋西游击队起就一块共事，我了解他对红彦打心眼里有些害怕。因此，红彦出面事成一半，剩下的只有我们和杜衡斗争了。”阎红彦找到黄子文开门见山地说：“你那两刷子别人不知道，我可是知根知底的。南沟岔你放走了敌人被选掉一直耿耿于怀，找个机会就向上级打小报告，张不行，李不行。我看我和老谢、老刘和重远都走了，你能撑起这个家吗?杜衡不懂行军打仗，可你呢?也没有两下子。因此，你必须向杜衡反映把志丹和重远留下，有个出谋划策的人，不要叫这支队伍垮在你和杜衡的手里。”黄子文听着虽不顺耳，可又不敢在眼前这位打仗冲锋在前、不怕死的刚强铁汉面前发火，只得点着头说：“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也担心你们四个一走这仗怎么打?好!我这就去找杜衡，坚持要他把志丹和重远留下，这你该高兴了吧?” 　　果然不出谢子长所料，阎红彦硬中带刺的话把个黄子文说得无地自容，且又爽快地答应了找杜衡理论。经黄子文反复说明利害，申明大义，杜衡才勉强同意把刘志丹、杨重远留下。但又不安排领导职务。杜衡心虚怕鬼，他担心给了职权会听他的话吗?到头来，偷鸡不着蚀把米，自己倒被架空。然而对谢子长来说，能把志丹、重远留下就是胜利，游击队战士就有了主心骨。在敌人面前他们都毫无惧色而叱咤风云，可是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他们却只能委曲求全。世事就是这样，非得把棱角分明、事非明辨的人，打磨的溜光圆滑，点头称是才对。否则，你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会把你束之高阁，不能起用。这样的事，从古到今不胜枚举，实在叫人心寒意冷。 　　12月24日，杜衡召开全军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这次来部队不像前一次一样，把人一整停当就匆匆离开，他要扎根了，要出风头了!自任军、团两级政委，同时举行就职典礼。时隔半个月，即1933年1月9日，他写给省委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作了一个很长的演词。指出红二十六军英勇的战绩，在北方革命运动中之作用；指出省委过去的领导谢子长等右倾机会主义的上山逃跑，使部队削弱的罪恶；最后指出红二十六军的正确路线及紧急任务。演词完后即宣誓就职。我的誓词：我誓以无产阶级的至诚，执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正确路线，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给予的任务，以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杜衡没在游击队打过一次仗，何来战绩之有，真是一个十足的欺世盗名之徒也。杜衡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可是他这样做了吗?没有!别看他站在台上信誓旦旦，可到了台下就变成另一副样子。6个月后，就是这个满嘴“革命”词句的家伙，被敌人捕捉后成了可耻的叛徒，从此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说是整编，其实就是换了一下名称，将陕甘游击队四个大队编为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连、补充连，共200来人，枪150支。为了全面控制部队，杜衡别出心裁地规定部队干部从战士和班长中选举，再由他这个政委任命。他还又多了一个心眼，抽调十余人枪组成政治保卫队，也直接由他这个政委领导。改编成的红二十六军建制和序列为：军、团政委杜衡；红二团团长王世泰；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经理处长刘约三；管理处长杨琪。红二团没有营的建制，直接设置到连。步兵一连连长杨志和，杨文谟、李秉荣先后任指导员；步兵二连连长吴岱峰，指导员高锦纯；骑兵连连长曹胜云，指导员张秀山；少年先锋连连长芮四，指导员魏武。政治保卫队队长王兆相；随营学校校长汪锋，政委李杰夫；共青团书记师可寿(后叛变)。在选举红二团团长时，杜衡害怕把长期在陕甘游击队中担任领导的同志选上来，影响他的指挥权威。因此，剥夺了陕甘游击队排以上干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从班长和战士中提名选举，王世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选为团长的。杜衡虽然大权在握，可没有军事斗争经验，不得不起用了一些原游击队的干部。刘志丹、吴岱峰等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任用的。1933年1月上旬，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一把大火烧掉了建于唐朝中期的千年古刹香山寺。6月杜衡做出再南下渭华的决定，他向部队宣布：“要南渡渭河，去商洛地区开辟新根据地……”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经过艰苦努力，创建的这支革命队伍，到了杜衡手里，终于断送于渭华，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刘志丹、吴岱峰、汪锋、王世泰少数人逃出敌人的魔掌，回到他们当初起家的陕甘南梁。 　　部队改编完后，杜衡就强迫谢子长、阎红彦离队。前来送行的人一拨接着一拨，大家都认为这样对待老谢是不公平的。其中有的含着泪说：“老谢，你一走，我们也像丢了魂似的没个依靠。你说我们还能提着脑袋拼命吗?”门外的雪花越飘越大，山野里、树枝上都披上了一层白白的雪衣。刘志丹、杨重远、吴岱峰进门看到谢子长和阎红彦正在打捆行李，吃惊地问：“老谢，要连夜走呀?这可不行，外面正下着大雪，山高路滑怎么个走法，等天明了再走吧!”谢子长回过头来叫他们坐下说：“你们来得正好，我反复思量怕给你们添麻烦。杜衡那双贼溜溜的眼睛到处瞅着呢，看我们搞什么活动。”阎红彦不服输地说：“怕他什么?有这个下场我看到顶了，他杜衡有本事敢枪毙咱吗?”谢子长按了一把阎红彦说：“不要乱说，隔墙有耳。咱一走了事，留下的同志该怎么办。”他们一时无语，都低头抽着手里的烟卷……谢子长打破沉默说：“撤职赶走都没有什么，大家不要患得患失。革命就像一副担子挑在肩上，职位越高担子越重，党叫担就尽力担。如果其他同志能担好，咱也当然高兴呀!王世泰是个忠实的好同志，可他毕竟还年轻，缺少经验，咱不能看他的哈哈笑。志丹呀，你以后多给他提理长智，帮助他把队伍带好。”村子里的老公鸡咕咕——鸣、咕咕——鸣地叫了起来，谢子长再次告诫前来送行的十多位干部说：“你们叫大家顾全大局，服从党的决定，不要闹事。”说完把包袱挎在肩上和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一块走出院门，钻进不远处的大梢林。 　　中国的大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正因为上海人稠且杂便于掩护活动，中共中央才把主要机关设在这茫茫的人海里。到了1932年冬天，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事实上党中央已无法继续立足了。因此，中央首脑机关，陆续迁往江西苏区的瑞金。1933年1月中旬，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临时中央”负责人先后抵达瑞金。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仍然留在上海坚持工作，负责与各地的联系。 　　三年前，谢子长虽说参加过上海中央特科组织的武装暴动培训，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是在别人的陪同下去外滩溜达了一圈。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则是第一次来上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倒把“受训”的事撂在了脑后，围着谢子长问这问那。好在党的地下交通线还算畅通，装扮成大商人和伙计的谢子长他们四人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党中央留在上海的机关。谢子长、阎红彦寡言少语地等待安排，他们知道陕西省委早有关于陕甘游击队的报告送到了中央。既然敢让他们到上海“受训”，就说明中央一些人是支持省委某些人这样做的。反正咱是党的人，是歪是好听天由命吧。然而使谢子长、阎红彦没有想到的是中央接待他们的同志并没有盛气凌人，而是和颜悦色地和他们交谈起来。谢子长、阎红彦觉得一肚子委屈到该倾吐的时候了。他二人从清涧起义、渭华暴动、陕甘宁兵运、组织晋西游击队、山嘉原举红旗、陕甘游击队的战斗历程，一直说到“被迫离队”……口干了喝一口水接着说。中央的同志不时插问，核实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次没说完，约定时间再接着谈。这时候谢子长、阎红彦敞开了心扉，终于把一肚子苦水倒在了上海滩。“哼!简直是胡闹!说谢浩如(子长)走‘土匪道路’，不执行省委正确路线，为什么还要把他再派回去担任总指挥呢?真是天大的笑话。杜衡给你的‘留党查看’处分纯属无稽之谈，应立即撤销……”听到掏心窝的话语，久违了的笑容又在谢子长、阎红彦脸上绽放。此刻，谢子长感慨万千，他在想敌人做梦都想叫我和刘志丹垮台，可他们没有办到。到头来却被“自己人”弄了个灰头土脸，当做“有反革命阴谋”而被处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也只有“自己人”才能办到。此时，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志丹他们的处境又如何呢?游子千里总有牵肠挂肚之处。谢子长和阎红彦被秘密安顿下来，一边系统学习党的理论，一边帮助缺人少手的中央做秘密工作。 　　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转眼间，江南春来早。谢子长、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身上的棉袍已热得穿不住了，他们找了家当铺当掉棉袍，又添了点钱每人买了件时兴的衣服。一天，当初接待他们的同志来找谢子长、阎红彦征求意见，分配工作。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一触即发，那里需要军事人才。因此，决定谢子长到中央苏区去。谢子长考虑再三，认为到江西语音不同，水土不服，风土人情、地理环境都不熟悉，恐怕难以完成任务，辜负了中央的期望。分配阎红彦留上海工作，他想自己是陕北人，长了这么大第一次到上海。搞秘密工作，说话口音别人一听就会抓住辫子不放。谢子长、阎红彦向找他们谈话的同志说了自己的难处后，不到一个月，接到中央同意他们一道去北方局工作的通知。就要离开上海了。谢子长暗下决心：岂容卧榻别人睡，定以我血荐轩辕。 　　①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卷。 　　 奠基大西北 谢子长与中国革命/强铁牛.—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