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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长城抗日

强铁牛

29．喋血察哈尔 　　1933年春，继“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者并没有停止吞占中国的步伐，胃口越来越大，魔爪从关外伸向关内。山海关被攻破，热河省被攻陷，长城喋血，华北危急。蒋介石依旧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调子，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反而加紧了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就在这个时候，曾誓师五原、出兵中原的冯玉祥站了出来。他响应共产党“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在张家口发出组织抗日同盟军，誓与日本侵略者开战的宣言。中共中央也从上海以及各地接连派出自己的精英——党的优秀工作者和红军高级指挥员奔赴长城，参加抗战。谢子长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派去华北的。 　　国民党反动派也不作壁上观，反其道而行之，阻挠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爱国人士向华北集中。大群大群的特务暗探游动在车站码头，对去北方的人严加盘查。一批批青壮年被拴在绳子上拉出站口。谢子长、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担心万一被查出误了大事不说，反让党对自己的信任付诸东流。他们四人商定靠两条腿走出上海，爬也要爬到华北前线。上海到南京他们有车就坐，无车则步行，到南京才设法登上了开往渭南的一列客货车。出了渭南站便一头扎进渭北原，向韩城急进。本可以从龙门口过黄河到华北，无奈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又不能去偷去抢，怎么办?四张嘴可是要吃饭的，一顿不吃还饿得慌，怎么赶路呢?于是四人决定绕道回安定筹措路费，顺便看看家人，道个平安再上前线。一路上不时听到人们议论：“北边都红啦，谢子长领导的游击队杀了国民党安定县县长……”每当听到有人这样说，他们总是相视一笑了之，人常说十里路上没真言，由他们说去吧。但是说的人多了，且又头头是道有鼻子有眼……“不管说什么，咱还是早筹路费，尽快赶到抗日前线”，谢子长连走带说和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钻沟爬洼连明打昼夜赶路。 　　世事茫茫两相隔，有家才知回不得。路人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却是言之凿凿。去年冬谢子长秘派强世清、史法直等人回安定组织武装，进行游击战争。他二人凭着一长一短两支枪很快拉起了十来个人的游击队，并与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陕北特委南路巡视员毕维周接上了头。旋即陕北特委任命强世清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九支队副队长。早在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就指示陕北特委“编制游击队，立即开始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谢子长为此上宁夏，去甘肃，赴山西殚精竭虑为此而奋斗。这年12月延川人氏刘善忠、高朗亭经特委批准集资买枪，从事秘密活动。1932年3月，刘善忠、高朗亭智取清涧怀宁湾民团枪支，组建延川游击队，不久即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是年10月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任政委，活动于安定、清涧、延川、延长一带。1933年4月，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强世清为队长，李成荣任政委。 　　强世清接到九支队副队长的任命通知时，心里想，老谢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就带两支枪去九支队未免有点寒酸，叫人看不上眼。恰在这时地下党送来情报称：近日安定县东区民团团总黄儿子(天锡)带民团由县城去瓦窑堡……天赐良机岂能放过。来不及向县委请示汇报，强世清、史法直就立即带着两长两短四支枪找栾家坪村地下党员栾成功商量夺枪之事。 　　1933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一)吃罢早饭，强世清、史法直、栾新春就悄悄藏在栾家坪前村秀延河畔上，清朝安定县大户人家为光宗耀祖而立的路碑后面，等着黄儿子自投罗网。栾成功背了一支长枪带着栾丕娃、栾醉娃兄弟俩上到村后的书坊台瞭望放哨，掩护强世清三人撤退。半天拉后(上午10点左右)，栾成功发现从焦家沟坪里下来的不是黄儿子，却是县长刘墅明和他的勤务兵。这时栾成功已来不及与强世清联系了，只好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书坊台东头扬了一把黄土，强世清心领神会，“猎物”就要入围了。穿过栾家坪村，路过村头的小石桥，刘墅明走到村东头的秀延河边。此刻强世清也发现不对头，说是黄儿子怎么来的却是县长刘墅明呢?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能放过这个夺枪的机会。刘墅明的坐骑走到过水桥头，怎么拉、怎么打都不上桥。这桥是乡人为不涉冰冷之水，而在秋冬季节用椽棒搭建的，上面铺着秸秆盖着石板的临时小桥，夏季发山水(洪水)时即拆除。这马平时温顺听话，今不知何缘故死活不上桥，又不进有冰碴的河水。刘墅明抬头朝四周看了一会儿，没发现异样情况，提着的心落到了肚子里。他做鬼都没有想到一支黑洞洞的枪口正在朝他瞄准。河里的冰开始融化，河水溢满了河槽，马缓步走到河边低头喝水，刘墅明却依然骑在马上。绝佳的活靶子，强世清扣动扳机，一枪便把刘墅明击落马下，送上了黄泉不归路。勤务兵一看县长倒栽葱跌到河水里断了气，回头拼命跑上小桥朝瓦窑堡方向跑去。不到20岁的栾新春一扑跳下土圪塄大声呐喊：“把枪放下，要不老子一枪毙了你。”为逃命勤务兵一把撂下枪，头也没回大奔而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强世清、栾成功带着缴获的长、短枪和一匹马一头钻进红石峁沟的大山里。第二天，署名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布告贴满了安定上下川道的村庄，号召人民奋起反对贪官污吏、封建地主，进行革命斗争。 　　杀了国民党的县长，就像晴得朗朗的天上猛然间响起了余音绕梁的炸雷。这雷声震动陕北乃至大西北!这雷声如冲锋号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这雷声又如一把悬着的利剑，让地主恶霸、贪官污吏胆战心惊。陕北军阀井岳秀震惊之余，即增派张建南营进驻安定，张云衢炮兵营从横山石湾向安定“清剿”，高生全连驻扎在谢子长的家乡枣树坪村。狗急跳墙、丧心病狂的敌人不仅杀害逮捕了谢子长的家人，谢德惠的四儿子财娃被活活铡死。又在村子脑畔山上挖了一道深10多米的壕沟。扬言斩断了谢家的“龙脉”，从今往后谢子长成不了大气候……把个好端端的小山村糟蹋的鸡犬不宁。 　　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为何值得井岳秀如此大动干戈呢?刘墅明，安徽萧县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西北军调防安徽时，他和《红岩》中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琦云打入杨虎城部，后随杨回师西安。1932年春，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派刘墅明接替王干候出任安定县县长。刘墅明到安定近一年既没有暴露他的党员身份，也没有与安定县党组织有过任何联系。总而言之一句话，刘墅明到安定既没做好事，也没做坏事①。红军打死了省主席派来的县长，井岳秀能不卖命地表现自己吗?安定县处在腥风血雨之中…… 　　谢子长、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回到安定，随处都可以看到敌兵从这个村庄开到那个村庄。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碰上挑着炉担走村串户的栾成功，谢子长一把拉住他肩上的担子问：“哎，小伙子，你认识我吗?”栾成功未及细看担心碰上敌人的暗探便说：“我是个穷铁匠，走乡串户揽点活养家糊口，家里老父母好多天都揭不开锅了。”谢子长又说：“你好好看看我是谁?”栾成功这才放下炉担瞅来瞅去看了一会儿，突然大惊失色地说：“啊呀!这时候你怎敢回来，敌人到处撒网捉你呢。”原来他们四人回到安定一看阵势不对，即化装成收羊皮的小贩，所以碰上熟人不仔细看是一眼认不出来的。强龙光叫着栾成功的小名说：“不要怕，正是这个时候，敌人才不会想到老谢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接着向栾成功介绍了阎红彦、高鹏飞。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栾成功才把老谢他们引进自家破旧的院门。吃过饭，担心敌人来搜查，他们又到书坊台的瓜庵子里过夜。强龙光摸到近在咫尺的家里…… 　　天快亮时，栾成功把老谢他们安顿在山上的土窑子里，便和强龙光的弟弟筹款去了。这一天恰逢安定集日，栾成功带了几件铁制家具摆摊筹款，瞅熟人借贷。“哎，铁匠，这拦羊铲一把多少钱?”栾成功扭头一看，是谢德惠蹲在地摊上手里掂量着拦羊铲。他赶忙把谢德惠拉到背圪*(左土右劳)说明情况……谢德惠说：“只要人好着，一切都好说。栾铁匠等着，我去挪借。”晌午过后，满头大汗的谢德惠趁没人的空子从褡裢里掏出一小布袋递到栾成功手里，说：“这40块银元，你赶快送给他们，叫快些走。敌人三天两头出来，扬言一定要抓住谢子长。我很想见他一面，可又怕连累他们。你千万不能给老三(子长)说钱是我弄的……” 　　下午，老黄风又吼叫起来了，不大一会儿功夫便刮得天昏地暗。栾成功把卖铁器的三块银元，家里仅有的四块银元装进小布袋塞进怀里，腰里紧了根绳子、扛着老镢头上了山，灰头土脸地走进山窑子。“老谢，跑了一天就弄到这么点，不知够不够?”谢子长接过小布袋眼里闪着泪花说：“铁匠，难为你了。钱没多少，只要能到北京就行了。”栾成功往跟前凑了凑说：“今在集上见到了谢老大，他叫我给你说家里都好哩，该干什么就干去!他还说出门在外不像在家门边，要互相照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谢子长说：“铁匠，想办法转告强世清一定要坚持下来。再瞅机告诉阎红彦的家人，报个平安，叫他们咬紧牙关……胜利不会太远了!” 　　夜幕笼罩了大地，黄风还在一个劲儿地吼着，栾成功送谢子长他们爬上山畔。谢子长、阎红彦、强龙光顺路陪高鹏飞回家看了一眼，四人便渡过黄河，沿着晋西北崎岖的山路奔赴华北。 　　谢德惠往手里递钱时潸然泪下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栾成功的脑海里。经过这几年的折腾谢家的光景远不如前了。后来，栾成功才听谢德惠的小儿子绍生说：“父亲听说三大(爸)缺路费，向来要强的他把姐姐卖了……”原来，谢德惠的小女儿春香心灵手巧，模样俊俏。前村张大户家的儿子三番五次托人提亲，虽说张家殷实，小伙子人也不错，可春香就是不同意这门亲事。谢德惠也担心女儿嫁过去受委曲，愣是回绝了一次又一次。为给弟弟弄路费，谢德惠抹下面子答应了亲事，定亲的40块银元到手了。可怎向春香交代呢?春香理解父亲的苦衷，虽不情愿但还是嫁了过去……这一切，谢子长离开人世前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委。 　　1933年4月，谢子长一行来到北平，此时的北平城里随处都可以听到抗日救国的话题，随时都可以看到集会演说的场景。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热血男儿纷纷汇集到“抗日同盟军”的大旗下。年初，曾担任过陕西省委常委的旬邑人张金刃(即张幕陶)，被河北省委任命为中共张家口特委书记，做冯玉祥的统战工作。5月，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张幕陶出任军事委员会常委。这时张家口聚集了一批陕西人蔡子伟、张文华、杨晓初、白明善、杨璞等。这期间张幕陶与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发生冲突，孔原即以河北省军委书记柯庆施组成河北前线委员会，取代了张家口特委。1931年初，张幕陶追随罗章龙分裂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中央，于河北组织“第二省委”，派出许多人赴北方各地进行游说分裂党的活动，不久张幕陶被河北省委开除党籍。1932年11月，中共中央恢复了他的党籍。随后即派赴张家口。 　　谢子长从包头组织兵变回到张家口，各界联合会主席、榆林镇同人杨璞对他说：“浩如(子长)，你和许权中是老熟人，把白明善、蔡子伟等带到十八师。”不久白明善出任了十八师军需长。1933年9月，张幕陶被柯庆施主持的前线委员会再次开除党籍，北方代表孔原也将“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并号召北方各级党组织反击批判。 　　5月初，河北省委派遣柯庆施、邹春生等去张家口组织中共前线委员会。此时，全国许多民众团体纷纷致电冯玉祥，敦请他举旗抗日。5月26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5月29日，冯玉祥令吉鸿昌组建抗日同盟军总指挥部。已在前线委员会工作的白坚突然看到出现在面前的谢子长又惊又喜。这位陕北靖边县的年轻小伙子，从小就对谢子长非常仰慕和钦佩，他一把拉住谢子长的手大惑不解地问：“老谢，听说你把陕甘的天都闹红了，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他乡遇故知，相催话别后。白坚为谢子长的撤职感到愤恨和惋惜，为陕甘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白坚领着谢子长、阎红彦来到河北省抗日前线工作委员会书记柯庆施的办公室。“久闻大名，今见尊容。我代表前线委员会欢迎西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前来加盟抗日队伍……”柯庆施咬了一阵文又说：“目前同盟军正在组建，为达到10万之众的抗日力量，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更多的民众走上抗日前线。因此，我正在物色有经验的同志去热河前线，争取改造一个绰号叫‘老北风八千岁’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没等柯庆施说完，谢子长就慨然应道：“我和红彦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太多了，就让我四人去吧?” 　　当民族利益受到侵害，同胞生命有了危险的时刻，即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挺身而出。谢子长终于在口外的多伦大山里找到了那个号称“老北风八千岁”的中年人。这绰号听起来似有点邪乎，其实这个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子的人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他统领的队伍衣着五颜六色，武器各式各样，既有破产入伙的农民，又有专事祸害他人的鸡鸣狗盗之徒。这些人虽与贪官、地主势不两立，但又不愿与正义之师为伍，他们我行我素闯荡江湖。外敌打进来的时候，这些人的良知还未彻底泯灭，便自发改称为“抗日义勇军”，仍然独来独往不受任何节制。 　　谢子长熟知这些人的脾气和所作所为，当年他上黄龙山游说夏老幺、梁占魁时，不也是在两排匪兵横眉竖眼、刀枪并架之下进入山寨大厅的嘛。“老北风八千岁”照样摆了这么一副阵势，半山腰他们就收了谢子长四人的枪支。走进帐篷，“老北风八千岁”见谢子长面不改色，二话没说掏出手枪击灭了角落里点着的蜡烛。谢子长微微一笑伸出右手，“老北风八千岁”心领神会一把甩过手枪，谢子长接住枪转身走出帐篷，一只云雀掉在不远处的草地上。一个贼眉鼠眼、自称“二当家”的走过来接住谢子长手里的枪，围着他转了一圈说：“大当家的，此人来者不善，可别被他愚弄上当受骗。”谢子长不请自坐，对着众人说：“我四人是为抗日大计而来的，你们既然有抗日之愿望。只有加入冯玉祥先生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才会更有效地发挥你们的作用。否则，只凭你们这点力量，迟早会被日伪军吃掉。”“你们先住下，既来之则安之嘛。我和弟兄们探讨探讨再说也不迟”。一向粗鲁的“老北风八千岁”竟在谢子长面前咬起文嚼起字来了。最终由于这支队伍良莠不齐，怕受人约束没了自由……加之谢子长四人处处受到监视和排挤，因此无法开展工作，不久便返回张家口。 　　“东陵大盗”孙殿英又称孙老殿。他不仅敢挖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坟，而且还是一个八面玲珑、四面讨好随风倒的墙头草。日本侵略者进攻察哈尔，他躲在绥远重镇——包头隔岸观火。谢子长、阎红彦带着任务马不停蹄地赶到包头，协助孙部担任副团长的地下党员刘振远秘密组织发动包头兵变。谢子长和刘振远坐镇统筹，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下连当兵，直接到士兵中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揭露蒋介石不抵抗的卖国罪行。世上随处都有透风的墙，阎红彦的频繁活动引起敌团长的怀疑和警觉，遂将他逐出包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谁让他急于求成而功亏一篑呢?自己一人被逐无关紧要，误了大事那可就要人头落地了。好在那里还有谢子长、刘振远撑着，天不会塌下来。阎红彦坐在火车上想了半天，觉得于心不甘，自己一走……想来想去还得回去。车到呼和浩特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了下去，当晚又爬上了开往包头的拉煤车。 　　谢子长、刘振远见阎红彦又跑了回来，怕夜长梦多，再发生变故，因此不敢耽搁立即研究应变策略和起义部署。一个漆黑的夜晚，谢子长、阎红彦带着数十名共产党员包围了团部院子，刘振远和护兵敲开了团长的房门，一枪结算了他的伙食账，当即宣布起义。“包头兵变”拉出的近一千人连夜向东急进，摆脱了孙殿英的控制。第三天下午到达张家口西北的商都，即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刘振远任团长。又从各连队抽调100多名积极分子，配备了好枪好马组建骑兵连，阎红彦任连长。经过短暂的整顿整编，起义部队奉命开到张家口编为吉鸿昌军许权中第十八师第一团。此刻中共前委领导下的主要军事力量有三师之众，即由汾阳军校改编的第四师，由宣侠父任师长的第五师，许权中任师长的第十八师。在这三个师当中，均有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连接关内关外的北平西北屏障重镇——张家口，一下子成了万众瞩目的地方。“抗日同盟军总指挥部”、“中共河北省前线委员会”都驻扎在这里。前敌指挥部，谢子长见到了渭华暴动时的战友许权中、杨晓初和同上后九殿山寨策反的李锦峰以及米脂县的已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将军的侍从副官杨再兴，还有在同盟军总部任职的白坚，以及白明善、杨璞、蔡子伟等陕西人。十多个“吼一声秦腔地动山摇，唱一曲信天游解除心焦”的陕西汉子一下子碰到了一块，你说那个心气有多高就有多高。不用介绍，听口音就对上了号，他们缺少客套、生性爽快、心直口快有啥就说啥。谢子长在西北的影响加之年龄又在他们之上，大家都嚷着要老谢请客，反倒成了个焦点人物。李锦峰后来回忆：“老同志相逢话就是说不完。记得只说陕甘红军所到之处，老乡们争着要看谢司令。我们心领神会都大笑一场，但就是没说他(谢子长)与阎红彦等同志为什么出来，陕北内部情况怎样。这就是谢子长严守党的机密，组织性、纪律性强的表现……”又要和许权中一个锅里搅稠稀了，谢子长问：“权中，渭华一别音讯全无。这几年你到哪里去了?又从哪儿来到这里?”许权中答：“从那以后，我曾日谋夜想去找你……到上海后中央即派我去了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军大学学习。一晃三四年过去了，今年夏初共产国际派回很多同志参加抗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谁曾想，在他乡遇到了你这位知音。”谢子长笑着说：“你是喝过洋墨水的高才生，就让我们在抗日战场上合作愉快，一展雄风。”许权中被任命为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第十八师师长；谢子长为第十八师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协同许权中指挥部队；杨晓初为第十八师参谋长；白明善为军需长；阎红彦骑兵连调归吉鸿昌军部。长城内外的抗日战场上，老陕们身背大刀、手握钢枪、纵横驰骋、杀敌报国。 　　30．战地婚礼 　　1933年夏，党组织派尤祥斋、高敏珍到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组织妇女救亡工作，这两个米脂女子也恰好分配到十八师。一天谢子长从前线回到留守处，脸上的汗水还没顾上擦一把，杨晓初便嬉皮笑脸地凑了过来，神秘地说：“浩如你想不想见心上人?”一句话问得谢子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顺口回敬了一句：“晓初，前方战事吃紧，你还有什么心思拿我穷开心!”“这个人你早就想见了，要不怎会隔三差五地给人家写信呢”，杨晓初依旧不想把那一层窗户纸戳破。谢子长心想杨晓初说的人十有八九是尤祥斋，北平城人海茫茫去哪里找她呢?他一边洗脸一边说：“晓初，你说的人我知道了，等打败日本侵略者，回北平再慢慢找她也不迟。”杨晓初笑得前仰后合：“你还一本正经总是战斗、战斗的。人家找上门来，看你该怎办?”谢子长急着问：“她在哪里?”杨晓初还没有收住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两个人还在卖关子的时候，杨晓初的夫人李馥清领着尤祥斋、高敏珍进了门。 　　人人呀都说咱们俩个好， 　　阿弥呀陀佛只有天知道。 　　人人呀都说咱俩个有， 　　自幼儿没有拉过你的手。 　　…… 　　一曲悠扬的信天游直率地抒发、婉转地表露了一对相恋男女内心火热的情感。虽说都大男大女了，但一时还解脱不了传统思想的束缚。还是过来人李馥清快人快语：“祥斋，背过人你说他这也好那也好，咋一见面反倒哑巴啦!”尤祥斋这才抬起头看着身穿一件很破旧的毛衣，精神却很饱满的谢子长手里拿着洗脸毛巾，站在那里微笑着也在看自己。男子娃终究比女子娃胆大，谢子长三句话不离本行地说：“你们刚出来，要提高警惕，注意防止敌人的破坏……” 　　三十大几的谢子长怎还没个家(妻子)呢?礼仪之邦的中国，谁家的老人不为儿女的婚姻大事操心呢?十年前谢子长在太原学兵团学习的时候，父亲就给他相中了他家后山里的一位勤劳朴实、模样俊俏的姑娘，并按陕北的乡俗交了占亲(定亲的礼物)、定了婚。父母亲早也盼晚也盼，盼儿子回家把媳妇迎进门，拴住心在家里好好过光景。谢子长打心眼里对父母包办的这桩亲事不满意，可又不愿意伤害老人家的心，总是借口办民团事务多一拖再拖。年事已高的父母一见到儿子总是没完没了地唠叨：“你打光棍(娶不下婆姨)不应说，叫我们的老脸往哪儿放，以后在人跟前说话办事不了。”遇到这样的时候谢子长总是硬着头皮任其数落，民团就要改编成正规军了，一走婚事就等于脚后跟上拴绳子一把拉倒了。父母越想越觉得应把生米做成熟饭，他不回来咱给他送去，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父亲谢彪鹏择了黄道吉日，吆着毛驴把定了亲的儿媳送到安定县民团团部，并张罗着办了几桌酒席，才放心地回了家。洞房花烛之夜，和谢子长亲如兄弟的团丁们心想着闹新房乐和乐和，可谢团总却整衣束带坐在大厅里看书。东方都快要亮了，大厅里灯火仍旧明亮如初，团丁们议论：“听说古时候关云长秉烛夜读《春秋》，咱谢团总撇下婆姨不要，却在灯下夜读《新青年》……”为了让那位姑娘不耽误青春另寻个好男人，谢子长写了一封“休书”连姑娘一块打发团丁送回家中。 　　“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朗诵之声打断了谢子长的思绪，他推开窗子看见尤祥斋拿着一本“唐诗、宋词”。谢子长深深吸了一口微风送来的清新空气，又陷入了美好的回忆之中。 　　陕北大人小孩都能脱口而出“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民谣把一溜四县的特色说了个清楚、道了个明白。原名刘芝兰的尤样斋就出生在貂蝉故里米脂县城，虽生在大户人家，但她从小就表现出了叛逆的精神。1924年米脂女校刚办起，尤祥斋第一个报名学习，并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外围活动。1926年尤祥斋投身革命，加入了共产党。她对闻名陕北的“谢青天”谢子长既敬重又仰慕，把他作为自己的政治偶像。1927年尤祥斋带领妇女姐妹游斗地主婆受到挫折，面临危险。谢子长得知消息便给米脂县妇女促进会和主席尤祥斋写了封信。“你们做得好!做得对!这是对地主豪绅的迎头痛击，给妇女同胞申了冤出了气。愿你们永远做妇女解放的先锋和民族斗争的英雄。今后继续斗争下去，为争取革命的成功，非常需要争取妇女的解放。我愿不断听到你们的斗争胜利的喜讯。”从这时起爱情就在少女的心里萌动，并把它深深埋在心底。遇到知音的尤祥斋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米脂婆姨有火一样的激情、水一样的温柔，她们豁达大方，重情重义。三个婆姨一面锣，五个婆姨一台戏，米脂婆姨敢说敢笑，敢爱敢恨，爱得热烈，恨得铭心。1929年春，米脂三民二中教员郭朗亭建议尤祥斋去安定县创办女子学校，党组织同意了她的想法。从未出过远门的18岁的她，又不敢向母亲道别，一时左右为难。谢子长听到这消息又给写了封信鼓励她“一要耐心地千方百计地对母亲宣传妇女解放的好处；二要有坚强的意志，为实现远大理想奋斗到底。旧社会是铜墙铁壁，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很多人的齐心协力是不容易推倒的。望你反复考虑这一点，克服一切障碍，突破重重困难，为光明的未来斗争到底。光明是一定会来到的”!封建礼教十分浓厚的陕北别说女子娃上学了，就是男娃也只有十之二三才能走进学堂。动员女娃上学那自然困难就多了。谢子长写信要她“首先做好群众工作，特别要和妇女打成一片。每天用串门子(到别人家)的方法和妇女拉长道短，先把关系搞好建立感情。你在她们中间就逐渐有了威信，得到她们的信任，就会把女儿交给你的。另外要联合比较进步的绅士们，动员他们带头送女儿入学。帮助贫苦人家的女儿上学尤其重要，要给她们减免学费，设法解决她们的具体困难。这样女校就会创办起来”。 　　在尤祥斋心里谢子长只会掂枪打仗，没想到他的来信字里行间，不仅闪现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且还渗透着叫人感动的细心和善解人意的智慧。在安定县当教师，尤祥斋不时听到人们谈论谢子长。在老百姓心目中他是“青天”，对百姓的生活知冷知热；在绅士们当中他可恨可怕，但又值得钦佩。一句话他不仅是安定县的大能人，而且是陕北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爱情的种子开始在“黑格油油的辫子俊脸脸，展格峥峥的身胚毛眼眼”的米脂女子尤祥斋的心里发芽；同时也在“两绺绺麻绳捆铺盖，为革命奔波常在外”的安定汉子谢子长的生活中掀起波澜。三十出头的他真该有个家(指婆姨)了，婆姨是航船靠岸的港湾，是鸟儿回林的巢穴，有婆姨才有温馨的家。1930年冬，谢子长动身去天津前托人给尤祥斋捎了一封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迹，说出了结婚这个字眼。许多战友劝尤祥斋：“百两黄金容易得，一位终生知己不易得。你们都大男大女了还羞羞答答……”她把这事告诉妈妈后，她妈提出：“见不上女婿，要个照片看看不过分吧。”尤祥斋很痛快地答应了母亲的要求。她根本没有想到被敌人通缉的谢子长哪敢随便照相。可是为了老人并不苛刻的要求，谢子长动了一番脑子，费了很大功夫才照了一张相，又想办法把底片要了出来，没给敌人留下一点可乘之机。 　　相知八年未谋面，团聚硝烟烽火间。谢子长和尤祥斋的罗曼史一经传开，陕西，特别是陕北来的同志你嚷他吵，要喝他俩的喜酒。因为日本侵略军正在轰炸独石山，攻进了宝昌，占领了康保，张北前线战事吃紧，谢子长又要奔赴疆场了。杨晓初夫妇提议他俩立马举行婚礼。很快就在师部留守处附近借了一家老乡的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尽其所能布置了一番。“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陕北婚嫁是人生礼仪中最隆重，最喜庆的事情，眼下出门在外且又兵荒马乱，不可能按老家的乡俗筹办。虽没有唢呐高奏般的响吹细打，迎来送往的至亲出面，也没有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礼仪；但结婚的那天，高敏珍和丈夫蔡子伟权为送人的，杨晓初和李馥清自然成了迎人的。他们把尤祥斋从留守处送到老乡家就算正式结亲成家了。剩下的是老乡加战友相聚一块吃喝热闹了一阵子。 　　从这一天开始，尤祥斋除主持妇女救亡会的工作以外，又增加了做饭、洗衣服，还要给同志们缝缝补补的分外事情，每天有许多同志来找谢子长请示汇报，有时候夫妻刚端起饭碗，同志们进门了，尤祥斋只好再生火做饭。一时半会儿做不出来心里就犯躁，难免埋怨几句。有一次来了几个同志把刚做好的饭狼吞虎咽送下肚一拍屁股都走了。他们俩还空着肚子，听到妻子嘟囔，谢子长不声不响地又和了一块面，笑着说：“祥斋，我给你烙饼子吃。”尤祥斋看难不住他便一块动起手来。好不容易拿起筷子……谢子长说：“祥斋，这就是革命大家庭，不要看不起这些工作，这就是革命工作。这不仅可以帮助同志们更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能更好地团结同志一起搞好工作。大家都是阶级兄弟，应当互相帮助，不应只想自己吃亏还是占便宜。学会这些也是接近群众，团结群众的有利条件之一。你到群众中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会对你像自己人一样。” 　　战士阵前拼生死，边警日催问行期。谢子长又披挂上阵去了。新婚燕尔的尤祥斋则天天关注着前线的战事。 　　6月22日，抗日同盟军从日伪军手里夺回康保，一战告捷。 　　7月1日，抗日同盟军再克宝昌，同时沽源亦告收复。 　　7月4日，抗日同盟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多伦进军，形成了对多伦的包围。 　　7月12日，吉鸿昌、许权中、谢子长指挥十八师攻克多伦城。战斗之激烈，格斗之残酷实属罕见。吉鸿昌亲率袒臂露胸的敢死队(队长强龙光)，经过三次冲锋才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谢子长率一支骑兵队冒着猛烈的炮火，挥舞着马刀冲进多伦城门。强龙光一马当先冲到街中心，连人带马被飞来的炮弹炸倒……谢子长跳下马抱着强龙光的尸体泪水涌流，仰天大吼“多好的同志啊!年轻轻的说走就走了，狗日的小日本迟早不得好死”!多伦被克震惊中外，战火依旧呼呼燃烧，硝烟仍然翻滚冲天。谢子长在城外找了块向阳的地方，含着泪水掩埋了战友，用马刀劈了块小木板，亲笔写下“强龙光烈士之墓”。他说革命胜利后，要为强龙光烈士立碑纪念…… 　　7月19日，谢子长从多伦回到张家口，尤祥斋看着消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且布满血丝的丈夫，心疼地说：“都三十大几的人了，怎不注意保重自己。”一句话让谢子长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还保重啥，能活着回来就算大幸了。龙光没保住，牺牲了……” 　　正当同盟军血战长城，扬我国威的时候，蒋介石倒行逆施，以“妨害中央统一政令，破坏国策”的罪名，切断交通，拒绝粮秣，配合日伪军夹击同盟军。他又施展阴谋诡计从内部分化瓦解同盟军。压力之下冯玉祥于8月5日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了抗日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去山东泰山闭门思过。在此同时，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全部撤到张北。8月9日一万余人开赴张北，吉鸿昌又扛起了抗日同盟军的大旗。蒋介石一意孤行，一方面对张北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施加政治压力，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吉鸿昌及其同盟军成了他肉中的刺、眼中的钉。一些高级将领开始动摇、妥协、逃跑，导致部队思想混乱、人心涣散。8月27日，中共前线委员会于张北县北部二泉井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研究部队去向问题。 　　有人提出：“为继续坚持抗日路线，首先将部队开到商都与高树勋部会合。然后由商都出尉县向南发展，建立北方新苏区、新红军。” 　　谢子长则建议：“华北一带交通四通八达，部队到那里不易立脚，红二十四军的失败要引以为戒。部队还是拉过晋西北到陕西北部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那里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敌人不易进攻。在那里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等站住脚再向山西、河北推进。” 　　阎红彦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到河北一带很危险，那里离敌人的统治中心太近，我们难以站稳脚跟，应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既然是开会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谈自己的看法…… 　　阎红彦的话音刚落地，一个个子不高，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人立即站起来指责：“你懂什么?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当前时局艰难，斗争复杂，我们党应该退出同盟军，将部队交由吉鸿昌指挥。” 　　谢子长一听又是无端训诉别人的腔调，准备站起来与他理论。年轻的阎红彦呼地往起一站，连珠炮似的和那个派头十足的人激烈争吵起来……1943年在延安阎红彦才知道与他吵架的人叫陈伯达。 　　9月下旬，同盟军撤到昌平一带遭何应钦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辗转苦战于10月下旬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谢子长、阎红彦死里逃生回到了北平。 　　秋末冬初的北平寒风卷着树叶狂飞乱舞，街道上行人比往常少了许多，不时有警车尖厉地号叫着从人们身边呼啸而过。谢子长把脖子上的围巾往起拉了一下对尤祥斋说：“你看，又有同志遭殃了。这东躲西藏的日子让人揪心，还是真刀实枪的在战场上痛快。”尤祥斋压低声音说：“浩如，陕北特委来了些同志找北方局。”谢子长忙问：“你听谁说的?”“白超然见到了他们，说红二十六军南下关中全军覆没，陕北游击队攻打枣树坪失利，强世清被敌人抓进监狱，陕北革命又步入低潮……”尤祥斋说着，看到谢子长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再没说下去。过了一会儿谢子长问：“祥斋，有件事你能不能帮我办一办?”“你这不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显得生分吗?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尤祥斋说完疼爱地瞅了丈夫一眼。 　　北平北海公园西侧有一条狭小而又偏僻的胡同，北平人称为草岚子胡同。两个长辫子陕北姑娘出现在胡同里，外表很不起眼的院落门前，她俩大大方方地把手提袋里的东西翻出来让警察检查。斗了一番口舌后二人才走进那座神秘的大门。这里是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的都是被认为是颠覆国家的“政治犯”。关在这里的有绥米的刘澜涛、李力果、安子文，有神府的张友清，还有山西的薄一波……尤祥斋受谢子长的委托，扮成李力果的表妹，一同和刘澜涛的妹妹来探望这些同志。谢子长和他们为革命走到一起，风里来雨里去睡过一条炕，钻过穷山沟，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看起来是一次极为平常的探监，其实表达了战友之间的情谊，传达了一个革命事业永远不会停息的信念。 　　陕西省委、渭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了谢子长的心头。一天晚上，阎红彦风风火火闯进门来说：“老谢呀!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杜衡被敌人抓去，在报上登了叛变启事……”谢子长赶紧问：“你听谁说的?”“我见到了逃出虎口的贾拓夫……”“他也到了北平?我找他好好谈谈……”没等谢子长说完阎红彦就说：“我和拓夫已长谈了一次，他正在起草给中央的报告，还劝咱俩回陕北。他还说要去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见谢子长低头抽烟一句话也不说，阎红彦才收住了话头。此时，谢子长心里就像大海上刮起了台风，波涛汹涌：为创建西北红军已三起三落，好马不吃回头草呀!为此，他曾给北方代表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到东北抗联或去中央苏区工作。向来直爽的阎红彦看出了他的心思，便说：“都啥时候了，怕什么?哪里跌倒哪里爬嘛!我再去包头把孙志殿(殿英)部拉出一部分回陕北……”房外的风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屋檐上的麻雀唧唧喳喳叫个不停，揉着发红发涩的眼睛，他俩相视而笑。1933年11月13日，《拓夫关于陕西党组织破坏情况给中央的报告》②这样写道：“当我们走时会议提出的意见，至少要求中央派二个以上最得力的干部到陕西去。在目前西北形势的发展上都要求中央用最大的注意加强西北工作的。现在我们还坚持这个意见，要求中央选择二个得力同志到西北去，这两个人一个负总的责任，一个负军事工作的指导，再配合当地一二个好的同志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来领导西北工作。这样在工作恢复过程中，再恢复与健全省委组织与领导。……二十六军的问题，我在河北时也曾与河北负责同志谈过，让浩如(子长)与鸿雁(红彦)回去，红彦到二十六军去，浩如到陕北游击队去。红彦在军事上最健全的，在二十六军是有威信的，过去虽有很多政治上错误，然而不是根本问题。他今年出来后经过中央训练与华北的实际工作，我和他在北平谈话，的确是有进步的，所以我觉得红彦回二十六军最合适。浩如(子长)在陕北部队与一般的社会影响都很好，号召力大，他回陕北去最适当。而河北方面也准备派他两人回去，同时还有陕西的几个同志也准备回去。这样一来，二十六军与陕北的游击队也相当地加强了。二十六军可以组织一个军委，指导二十六军及其他陕西的游击队，同时还可以指导这一区域的白军工作。比如红彦的回去，不仅在陕北可以组织兵变，而且对孙殿英部工作也有办法，因为红彦在那里工作过一时期……” 　　31．军事特派员 　　1933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听完陕北来的常学恭、崔逢运、鲁贲的汇报，以及要求向陕北增派干部的愿望后。立即指派李华生为他的全权代表，去找从前线回来的谢子长，商量如何把陕北的事情办好。同时决定谢子长回西北工作，担任西北军事特派员，全权负责领导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李华生找到谢子长传达了北方代表的决定，并同他就西北工作，特别是陕北工作进行了认真讨论。李华生说：“北方代表同意了阎红彦的要求，他先到绥远活动，拉出孙殿英一部回陕北与你们一块战斗。子长同志，你在西北的影响，中央和北方代表是很了解的，那里的武装斗争虽说受到挫折，但只要你回去，我们相信陕北武装斗争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谢子长深知特派员的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道篱笆三个桩，独木不成林、孤掌难鸣呀。我知道那里干部缺乏，能不能再派些去陕北?”“行呀!你自己先去物色，然后报北方代表批准即可成行”。李华生答应得很干脆。 　　回到租住的小屋，尤祥斋还在灯下为战友们缝补衣服。谢子长披着一身雪花进了门，她忙从床边站起来生火热饭。谢子长脱下外衣说：“先别忙着热饭，出门看看有没有‘尾巴’，把门关好。”一会儿尤祥斋进门说：“都大半夜了，老雪直倒，哪个特务会跟上你受罪……”听说丈夫回陕北她也嚷着要一块走。谢子长亲昵地说：“那里可是战场，你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怎行动嘛?再说你肚子里的可是咱的接班人，千万不能有个闪失。”闹了半天尤祥斋说：“快睡吧，天都快亮了。你要物色的人很多，我们绥米来北平的人有你挑的。”谢子长急忙问：“祥斋，怎跟他们联系呢?”“那还用联系，我们宏文中学就是一个地下工作站嘛。”尤祥斋说罢得意地格格笑了。 　　再回西北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几天谢子长和阎红彦早出晚归结伴而行，按照宏文中学提供的线索，他们在北平沙滩的蓬莱旅馆，找到了来北平不久的米脂人郭洪涛。谢子长向他介绍了西北的大致情况后，单刀直入地说：“西北反动军阀采取极端的高压政策，残酷镇压革命。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一支队埋枪，陕北特委被严重破坏。毕维周、王兆卿、高录孝、高庆恩、崔明道、王守义六同志被敌人杀害于无定河畔。陕北人民又遭罪了，革命遇到了麻烦，你和我一块回陕北开辟工作。”看了看郭洪涛脸上的表情，谢子长接着说：“我搞军事工作，你搞地方工作，同心协力把咱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起来，绝不能让好不容易点燃的革命烈火就此熄灭。”郭洪涛点了点头。1933年12月初，谢子长安顿好妻子尤祥斋，告别了战友，在王怀德的护送下先行返回陕北。送走谢子长，阎红彦上了一列去包头的客货列车，深入虎穴组织兵变去了。 　　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张家修接到王家山党支部书记的通知：要他当晚去白家川无定河渡口接老谢(子长)，并要严格保密，好好保护老谢同志。接老谢，张家修哪敢怠慢，立即把党团员叫到家里。把迎接老谢的事详细作了交代。他说：“今晚上我和苏子章趁黑去接，你们把住村子东西两头，放上暗哨，注意外来人”。黄河流经白家川与无定河汇合，水流虽说湍急，但河面却比较宽阔，所以自古以来就是连接晋陕两省的一个热闹繁忙的渡口。时值数九寒天，陕北的其他河流都被封冻，唯独黄河依旧急流汹涌。半夜时分东西两岸对上了暗号，不一会儿船划了过来。从船上下来的有谢子长、王怀德、白雪山、贺牛，还有船老大白凤武的父亲。清涧白雪山、绥德的贺牛是陕北特委派到山西榆次接老谢的，他二人和张家修比较熟悉。因此白雪山说：“老谢的安全就看你了，出点差错小心……”张家修赶紧说：“我都作了安排，就是手里没这个……”白雪山拔出手枪让他看了看，张家修又说：“有这个就好办了……”天空飘起了雪花，张家修领着谢子长一行人摸黑上山，高一脚低一脚向村子走去。苏子章远远地跟在后面一步三回头地盯着来路。谢子长问：“家修，有多少队伍?”张家修如数家珍一样说这里有一个营，那里有一个连……谢子长又问：“有这么多队伍，工作怎么搞不起来”?张家修这才恍然大悟，忙说：“我说的那是国民党的队伍，咱们的队伍，我们常叫红军游击队。”大伙跟着谢子长一块笑了起来。张家修被笑得不好意思，一不小心跌下一处不算很高的土崖。谢子长关心地问：“家修跌疼了没有?”张家修爬上来说：“不碍事，受苦娃娃就是跌跌碰碰长大的。” 　　第二天雪下得更大了，谢子长只好住在张家修家。陕北人有个习惯，遇到天阴雨湿、大雪封山的日子，就足不出户，窝在炕头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谝着闲传(拉话)。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每人都要把肚子里的那点墨水倒个一干二净，方才显出谁的故事多，谁的理行稠。有时说着说着就抬起了杠，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但都不往心里去，过后仍然见面哈哈笑。说来也奇怪，谢子长一过黄河雪就下开了，而且整整下了两天一个晚上，满山遍野的积雪足有一尺多厚。敌人虽说在这老雪天轻易不会出来，但张家修还是在村子两头安排了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党团员和基本群众这两天都轮番窝在张家修家里，听谢子长讲革命道理。这是没有安排，也没有刻意准备的一次培训班。谢子长接过张家修递来的旱烟锅，一边抽着一边听着大家你一轮他一轮地说陕北的事情。看到大家情绪低落，谢子长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行，两次不行，就搞它三次四次，文的不行，搞武的。现在很明显的一点是赤手空拳不行，必须弄到枪搞武装斗争。”看到大家有了信心，谢子长又给他们讲开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有人问：“老谢，苏维埃是个什么人?”谢子长笑着说：“苏维埃是一种政权的组织形式，是由工人、农民和红军掌权，先打土豪分土地，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然后逐渐集体化、国有化，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反正大雪封门什么事也干不成，大家围着谢子长问个没完，山里人总想知道外面的世事搞成什么样子。谢子长从周恩来、朱德、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武装斗争，一直说到：“我们要学习毛泽东的办法，开展农民运动，建立西北根据地。条件一成熟我南北红军一汇合，他蒋介石拿咱红军就没办法了……现在要以村组织贫农会、赤卫队，几十个几百个村子连成一片，苏维埃政权就能建立起来。清涧起义之所以失败，就是我们那时不懂得发动广大农民和我们一起干，没有建立农村根据地。”有人问：“老谢，咱陕北什么时候能建立起苏维埃?”谢子长说：“日子不会长了，明年咱们这里差不多就能成立苏维埃了!”没有说错，这一预见竟是那么的准确…… 　　雪花不再狂飞乱舞了。谢子长归心似箭，众人想留他多住几天。他却说：“赶开春恢复一支队，时间紧迫……”白雪山、贺牛护送谢子长回安定，他三人一人拄着一根柳木棍，踩着积雪出发。为减少麻烦专拣深山旷野的地方往前赶路。三支手枪和足够的干粮，不仅能应付突发事件，也能保证四五天的行程不饿肚子。 　　又是一个深更半夜，谢子长、白雪山、贺牛摸到与枣树坪一山之隔的马圈坪。听到叫门声刘明山披着一领皮袄开了门，一看是谢子长他把皮袄一摔一把拉进门说：“老叔你可回来了，这下好，这下好了!”白雪山问：“这里安全不?”刘明山这才想到老谢的安全忙说：“这离枣树坪太近，敌人经常来。咱趁天不明走开，找到西区地下党组织再说。”于是便领着他们去张家砭，敲开谢德惠暂住的窑门。随即几个人又翻山去了崖窑沟。薛光兰家住在一条支毛沟的半山腰上，他有早起拾粪的习惯。这一晌下了雪没处拾粪，可他还是早早爬起来到硷畔上拾掇柴上的积雪。一抬头看见五六个人向村子走来。薛光兰跑回家拿了一把铁锨往沟底里走，一看是谢德惠、刘明山引着谢子长，紧走几步跑到跟前，捶心捣肚地哭着说：“老谢呀，天都快塌下来了……”谢子长一把拉住他的手说：“光兰，不要哭，咱回窑里慢慢说。” 　　1933年8月，安定县西区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存元为掩护群众被捕。 　　1933年11月2日(农历九月十五日)晚，红一支队攻打枣树坪，政委魏武牺牲，队长强世清身负重伤。安定县北区区委交通员柳玉元叛变，出卖了养伤的强世清，强世清被关进安定大牢。 　　1933年11月，红一支队一分队队长白德胜，政治指导员任志贞夫妇被捕，关在瓦窑堡监狱。 　　敌营长张建南和东西南北四大民团四处搜人抓人，特别是大狼李丕成，二狼李丕胜更为凶残。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抓去。他们几乎天天杀人，还把人头割下来挂在城门上。 　　老庄墕等村一次抓走9人，杀害6人，驼儿巷等村一次杀了17人；马圈坪等村一次抓去7人，杀掉5人。 　　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血腥镇压，红一支队活着的战士都藏在深山里或最亲的亲戚家里，不敢露面……血和泪交织在一起…… 　　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恐怖场面，挂在城门或高杆上怒目圆睁的一颗颗头颅，横在雪地上一具具少胳膊短腿的尸体……还有仍在狱中坚持斗争、浑身伤痕的同志……谁听了，谁看到都会为之动容，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流泪。谢子长一大家子人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远走他乡不知死活……他大哥谢德惠的小儿子绍生侥幸逃出敌人的魔爪，都快大半年了音讯全无。谢子长清楚大哥最疼爱小儿子，得找回来给大哥个交待……自从匪兵进驻枣树坪，谢家就没一天安省的日子，大人娃娃一个也不放过，不是抓就是杀。逃出的谢绍生隐姓埋名一路讨吃要饭找红军，颠沛流离来到蟠龙川下坪落了脚。他揽工度日，悄悄打听红军消息。蟠龙川的人都说这个小后生拦羊放牛、推磨拉碾样样在行，人又实诚……好心人给的一领老羊皮袄，谢绍生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一天，有人给绍生说：“北边来了个人打听个小青年，你去看看是不是打听你呀?”绍生一把撂下拦羊铲子……果然是南贵臣带一个人来找他。原来谢子长派南贵臣去南梁送信，顺便到安塞、延安一带寻找谢绍生。跟着来人连明打昼夜赶到安塞韩河里，恰巧谢子长也在这一带活动。父子三人一见面悲喜交加，谢子长抚摸着绍生的头说：“候年(绍生)，你以后跟三大(爸)……”谢德惠说：“好啊，跟三大(爸)掂枪闹革命……”谢绍生流着眼泪点着头。谢子长紧锁双眉悲痛的泪水流了一回又一回，他自言自语地说：“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可这代价让人承受不了。”刘明山说：“……有的同志说，我们现在赤手空拳没有枪，看着群众受害……”谢子长擦掉眼泪说：“没有枪怕什么，只有消灭反动派我们就会有枪!” 　　一次党的秘密会议在薛光兰家里召开了，来的同志虽说不多，但谢子长还是很认真，很耐心地动员了一番。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搭台子重唱戏。干革命要有三起三落的精神，不要害怕失败，失败了再干。现在组织上派我回家乡闹革命，也不能说不再失败……当务之急是同志们分头行动，赶快把失散了的同志找回来，把埋了的枪挖出来，恢复一支队，解救狱中的同志……” 　　白雪山回清涧时，谢子长向他交代：“雪山，回去立即找党的同志，把一支队失散了的同志收揽到一块，挖出埋藏的枪支，瞅准机会干它一下。驱散压在人们头上的失败阴云，鼓起人们斗争的信心。”“有你在，我们胆就正了!清涧起义时咱就下决心……”白雪山看着当年的谢连长语气也硬邦了许多。“二十三年时世乱，起了红军闹共产。红军头子白雪山，一心要在解家沟把工作办，一黑夜杀了九个半……”1934年1月21日(农历腊月初七)，白雪山联络崔田民、白如冰等十多人，来到解家沟集市，寻找下手机会。这一天纷纷扬扬的雪花很快就把黄色的大地涂成了白色，因赶集的群众多，怕伤及无辜，于是决定晚上动手。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雪仍在下而且刮起了大风，白雪山把队伍分成几个小组下了安家山。在群众配合下，把还在睡梦中的敌人全部抓获，杀了罪大恶极的九个半(其中一个人未死)，其中有国民党省、县催款员、敌区长和土豪。轰动陕北的一夜杀了九个半，使平时为非作歹的敌人胆战心惊。总害怕红军找上门，这脑袋还能长在脖子上。同时也振奋了群众斗争的信心…… 　　由于井岳秀在农村推行保甲连坐制度，加之敌人三天两头搜查。谢子长只能白天藏在深山里的土窑子里，晚上回到附近村庄发动群众，吃上一顿热饭，睡上三两个小时的热炕，天不亮又要钻山沟住土窑子。寒冬腊月，透骨的寒冷可想而知，到了这个季节猪狗都不离窝，何况人呢!苍天有眼，大山作证，谢子长就在这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里坚持工作，联络同志。不仅和中共安定县委的刘昌汉、杨彩斌取得了联系，而且还找来了李盛堂、薛兰岗、南贵臣、刘志清、谢绍安等原红一支队的战士。农人进山放牧、耕作避雨的小土窑子成了讲革命道理、上党课的红色学校，一拨人走了一拨人又来，两三个月里在这里接受培训的不计其数。这土窑子又是司令部，领到任务的同志从这里出发拉地主老财的票子，解决经费问题……就是在这土窑子里谢子长精心运筹，苦心经营，烧旺了即将熄灭的武装斗争的烈火。 　　快过年时，谢子长派南贵臣下南梁找刘志丹传达口信。年关将近，南贵臣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团长杨森，带着刘志丹的亲笔信和200块银洋北上安定。杨森见到谢子长感慨万千，分别一年总指挥的革命热情还是那么旺盛，信念还是那么坚定。两个人坐在土窑子里的麦草上，话题又扯到了杜衡赶走谢子长后，把红二十六军送上绝路的往事。谢子长说：“党内的一些同志信守教条，不懂实际工作，由这样的人来领导，革命成果迟早会被断送。最可恨的是杜衡这家伙竟成了可耻的叛徒……”杨森被总指挥的宽阔胸怀感动了，他说：“临走前，志丹同志叮嘱我老谢是党任命的咱西北军事特派员，到了安定一切行动听你指挥。志丹同志还安顿说你有什么指示，让我回去时带上。”谢子长谦虚地说：“志丹和你们在南梁干得很不错……告诉他们要尽快创造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巩固现有根据地。我现在是光杆司令一个，等把队伍拉起来，局势稳定后我去南梁……”接着两个老战友就攻打安定城商量了半天。谢子长考虑骑兵攻城目标大，又不便在山区活动。这样救不出狱中同志，反倒加快反动派对他们的残害。他说：“杨森，你还是带队回南梁吧，这里有事再与你们联系。” 　　敌人风闻到谢子长回陕北的蛛丝马迹，除成群结伙到乡下搜查外，开始对关在狱中的同志下毒手了，一场疯狂的报复又要降临。 　　腊月三十是一年的年月尽，也是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辞旧迎新的节日。在这一年一度的喜庆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却给安定县群众心上蒙上了一层至今让人想起来都无法抹去的阴影。过大年的那天上午10时，反动营长张建南带着一群匪兵把任志贞、白德胜从瓦窑堡米粮山拉了下来。瓦窑堡长长的石板街道上任志贞、白德胜一边走一边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革命一定能成功!”任志贞喊一阵讲一阵：“红军是杀不完的，杀了任志贞，还有后来人……张建南你不得好死，人民迟早要将你除害”。瓦窑堡南门外的雪地上两摊鲜红的鲜血飞溅出一朵朵报春的梅花……父老乡亲目睹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止不住的泪水顿作倾盆雨。 　　正月初六过小年，也叫过人庆。这一天安定城戒备森严，城门口重兵把守，严禁出入。天不明飘起的雪花越下越大，黑乎乎的大铁门被四五个狱警推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安定县长刘培仁的指挥下，把强世清、强世光和红一支队一分队队长张增荣拉出牢门。强世清站在院子里痛骂道：“刘培仁你狗日的听着，红军是杀不完的。老子再过20年又是一条好汉，到了阴曹地府老子也不会放过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坏种。”张增荣拖着沉重的脚镣放开嗓子高呼口号，一根麻绳套在他的嘴里，两个士兵死硬地朝脑后拉着。过街道时强世清吼起了秦腔《斩单同》“……将爷绑在沙场外……二十年后某再来……”拱极门(水门)外秀延河畔，刽子手用屠刀将三个年轻人活活砍死。刘培仁为解恨，也为放线钓鱼，割下他们三人的头，挂在安定城东门上。谢子长的二哥谢占元，侄儿谢绍斌、谢福成仍被关在大牢里生死不明。 　　敌人的血腥镇压让许多人心灰意冷，他们问谢子长：“老谢，这样下去能把革命闹成吗?”谢子长毫不犹豫地坚定地回答：“共产党人就像河湾里的毛脑子柳树，砍了一茬，另一茬会照样长出来。别看敌人杀害关押了我们许多同志，可我还活着，整个陕北还有许多共产党员。白军(敌人)杀人越凶，恨他们的人就越多，起来造反的人自然就更多，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 　　恢复重建红一支队的那段日子，正值数九寒天，北风呼呼地吹，雪花转着旋儿飘。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谢子长白天钻进深山旷墕的山窑子，夜晚到刘家圪*(左土右劳)刘海旺家开会、找人谈话商量具体事宜。刘海旺大革命时期入党、中共安定西区区委委员。因他沉稳老练、办事认真可靠，所以区委书记谢德惠很信任他，二人关系也很密切。每到谢子长他们快来的时候，刘海旺就以打平伙(大家凑钱一块吃饭)或打扑克牌的方式，把村里那些夜不睡支到后庄里……海旺的婆姨(妻子)就担负起招呼谢子长他们的任务。这位朴素的农家妇女虽没念过书，可也明事达理，懂得不能有半点闪失。她一会忙着准备饭，一会又到硷畔上看动静。有时，谢子长他们下不了山，海旺婆姨就以走亲戚的名义，转转角角跑上几十里山路把蒸馍烙饼、煮鸡蛋，送给山窑子里的同志。她的女儿见娘隔三差五磨面收鸡蛋，可连一点都吃不上，不免有些埋怨。海旺婆姨又不能明说，只好搪塞：“咋，都叫妈吃了……”有一次，睡在后窑里的女儿听到吃饭的咕噜声，悄悄爬起来到前窑一看似乎明白了一切，但饭香还是勾起了小女儿肚里的小馋虫。她怔怔地看着炕桌上的饭菜……谢子长抬头招呼大伙，看到站在脚地的小女孩便顺手把一颗熟鸡蛋递了过去。海旺婆姨上前接过鸡蛋说：“有娃娃们吃的，这是专给你们准备的……”谢子长急着埋怨说：“嫂子，你这就不对了!娃可是咱们的接班人呐，不能亏欠娃娃。你要是这样我们以后还能来吗?”海旺婆姨笑着说：“大兄弟，眼下不是困难着吗?她们还小，等革命胜利了有她们吃的穿的。”说着从针扎上抽出一根线将鸡蛋一分两半递到了两个女儿手里。这以后女儿们懂事了许多，不仅不再埋怨，而且主动帮助妈妈做一些大人不好做的秘密工作。谢子长深情地说：“刘嫂子，革命胜利了咱一定要把娃娃培养好，到那时候咱做个儿女亲家……”海旺婆姨高兴地说：“只要娃娃们看下，做亲家不成问题。”就是这一句戏言，后来竟成了事实，谢家和刘家结成了姻缘。 　　1934年3月8日(农历正月二十三)晚上，谢子长在安定西区刘家圪*(左土右劳)村刘海旺家召开恢复红一支队会议。一盏麻油灯摆在炕席中间，谢德惠、李盛堂、谢绍安、南贵臣、刘志清、刘明山、薛兰岗十多人围着谢子长坐了一圈。谢子长把一块红色包袱皮子剪成一面红旗，用毛笔写上“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支队”。接着用黑白两样布精心制作了红一支队臂章，发到队员手里。一切准备停当后，谢子长庄严地宣布：“一支队今天正式恢复，李盛堂任支队长，谢绍安任副支队长，刘志清任政委，刘明山为经济员。”李盛堂接过队旗后全体起立向死难的烈士致哀。大家又围坐在炕上听谢子长讲话：“一、继续扩大队伍。把原来的老战士都找回来，再适当招一些家庭出身贫苦，政治上可靠的新战士。从消灭一个敌人和缴一支枪开始，逐步扩大。但在目前形势下兵要精不要太多。二、斗争的目标。我们主要的敌人是驻守安定的张建南和地主武装四大民团。在西区就是李丕成、李丕胜，要想办法消灭这两个坏种。三、经费问题，通过抓土豪拉地主，尤其是要抓资本家(指贩毒二大商人)和国民党管钱粮的官，解决经费困难。搞到的钱物，一是用于部队，二是用于被捕入狱的战友。三是照顾牺牲了的烈士家属。四、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李家岔为中心，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和赤卫军……”端起粗瓷老碗喝了一口水，他继续讲道：“完成这些任务，我们每个人要学会打仗，学会宣传，学会建立政权……”这些平时能说会道，四六三七的句子一出口就逗人捧腹的人，就像学生一样静静地听着老师讲课。鸡叫了，大家又要上山钻土窑子，心里可却亮堂了许多。有了明确的方向、对头的政策、具体的任务，再加上有老谢在身边壮胆，何愁打不败敌人呢! 　　①1987年，作者曾访问过马文瑞，他说：“我当时是安定县委书记，刘墅明和我们没有联系。”作者又到安徽萧县，县党史办证明刘墅明按烈士对待。当时强世清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 　　②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卷。 　　 奠基大西北 谢子长与中国革命/强铁牛.—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