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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谢子长

贺晋年

谢子长，原名谢世元，后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记名秋阳。1897年1月19日，出生于陕西安定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家，少时在家牧羊、种地。由于陕北山区文化落后，至17岁时(1914年)才入县城小学读书，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常名列前茅。进步人士郭海宽，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杀，子长同志义愤填膺，会同进步同学控告知县，受师友爱敬。1919年考入西安省立一中，不久又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受五四运动革命思潮的影响，立志救国救民，未及中学毕业，即于1922回安定创办小学，宣传新文化、新思潮。但是，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横行霸道，土豪劣绅鱼肉乡民，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办学救不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他决心投笔从戎，“以武装打垮旧世界”。 　　一 　　1922年秋，子长只身赴晋，到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然而，所谓学兵团不过是一种旧式的讲武学堂，是维护军阀统治的工具，当然不是他所追求的。1925年，他奔赴京津，一心寻求救国之道。在北京期间，他先后结识了旅京的陕西籍共产党员白超然、白志诚和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刘伯庄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并由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冬，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子长从北京回到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1926年春改为地委)取得了联系，不久利用社会关系，在安定办起了民团，积极反对省、县议会的贿选和驻军的苛捐勒索。此时，共进社成员李象九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返回安定后，利用同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下石谦的同乡关系，当上了安定县的巡警。谢、李二人以合法的地位和公开的身份，在安定一带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石谦先后升任营长和团长。为了利用这个关系，子长首先帮助李象九招收具有革命愿望的青年知识分子和贫苦的农民，在石谦营里建立了学兵连，李任连长。那年，子长又把他在安定建立的民团编入石谦团的第十二连，子长任连长。他还通过中共绥德地委从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榆林中学调来史唯然等一批党员同志任班、排长，担任教育和训练工作。连里每天除两小时军事训练外，其余时间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讲解《劳农政府》，《马克思主义浅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共产党员李子洲、杨明轩等同志常来讲演，宣传革命道理。连里还订有《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杂志。子长对士兵生活关怀备至，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以改善士兵生活，深得士兵的拥护和爱戴，革命思想在部队中很快传播开来。子长等同志在石谦团中秘密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发展了阎红彦、雷恩俊等一批党员。连队也很快建立起新的革命生活，组织了士兵自治会，举办俱乐部、学唱革命歌曲、演戏、打球等，显得十分活跃。 　　1926年下半年，受北伐军不断胜利的影响和推动，陕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此时石谦升任十一旅旅长，李象九任三营营长。党组织很重视这支受党影响的部队，先后派李端阳、阎揆要、曹必达等同志到石谦团中同子长一起工作。到1927年春，石谦旅中的党组织由特支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队支部，子长是军支委员之一。几个营、连都建立了支部，已有五六个连长和一二百名士兵加入了共产党。由于全国范围内国共合作的影响，在子长、象九、揆要、瑞阳等同志的努力下，促使石谦接受了对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附近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的建议。子长趁机把许多进步书刊散发给士兵阅读，并直接向石谦宣传革命道理，促使石谦及其绝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他们学习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办法，学做群众工作，支持农民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同时也改造军队本身。子长在安定驻防时，十分注意军民关系和群众的利益。他带领的连队不侵占民房。把县城的城隍庙改为营房驻兵。组织连队官兵拆除文昌庙的神像，把庙宇改为县立高小和教育局的驻址，以发展教育事业。联合当地学生和进步绅士，组织讲演团、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子长在安定建立了中共区委(相当现在县委)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改组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并要国民党实行民主。子长还直接领导了安定县的农民运动。他经常带领一些学生下乡，宣传和组织农民亲自领导建立了县和全县14个区的农民协会、县工会、学生联合会；创办了农民讲习所，吸收许多贫苦农民参加学习，并从中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作为领导运动的骨干。他又直接领导农民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废除苛捐杂税，开展对土豪劣绅和高利贷的清算运动，处罚了很多劣绅；撤换在农会中工作的全部劣绅，将安定县两个最大的高利贷者王玉书和马子厚赶走，把文约、账簿当众烧毁，群众的欠债宣布作废。公审了当地的大土豪宋应昌、李耀辉、王伯扬等，使贫苦工农的冤屈平反，扬眉吐气，使土豪敛迹，贪官胆寒。当地群众都非常敬佩子长，亲切的称他为“谢青天”。 　　二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叛变革命，南方的四一二、四一五大屠杀，北方的四二八惨案(李大钊等同志被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接踵而来，子长得悉，愤怒已极，准备率部并组织农民协会反抗军阀井岳秀，大举暴动义旗，因上级党组织不同意起义未遂。八九月间，反革命白色恐怖笼罩陕西各地，反动派在西安、延安、榆林、绥德等地大肆反共、“清党”，形势日趋紧张。不久党组织被破坏，农会、工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被解散，绥德省立第四师范被井岳秀封闭，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石谦被井岳秀暗杀，令其反动营长康子祥代理旅长。井岳秀又密令解除石谦部队中谢子长、李象九同志的武装，霎时，黑暗重临，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复活，革命同志被抓入牢房，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秘密派负责省委军委工作的唐澍和白乐亭到清涧，向子长、象九等同志传达了八七会议决议，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的喜讯和全国革命形势，以及省委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陕北军阀，发动十一旅和陕北的革命形势，决定以“为石谦旅长报仇”为动员口号，举行武装起义。同时，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子长、象九等同志为委员，统一领导和指挥清涧武装起义。党组织紧接着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和党员大会，进行政治动员，并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和计划。决定驻在清涧的四个连首先发起暴动，然后会合延川县参加暴动的另三个连会师。10月12日晚(有材料说是14日)在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等同志领导—下，暴动的枪声首先在清涧打响。次日清晨撤离清涧，挥师南下，途经延长县时，一举歼灭了敌驻军两个连和一个营部，枪毙了反动营长齐梅卿。驻宜川敌军闻讯后，于17日向我军准备参加暴动的宜川三个连发起进攻，激战一昼夜。18日，我清涧、延川暴动的部队赶到宜川城下，敌代旅长康子祥率部百余人弃城逃跑。三支暴动部队在宜川胜利会师。沿途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纷纷前来参军。至此，起义部队发展到1700余人，3000多条枪，形势大为可观。 　　谢子长同志很注重部队的纪律教育，在清涧暴动发起的当天晚上，李象九的护兵乘机乱抢老百姓的东西，被谢子长发现，当场枪毙，并借这件事向暴动部队进行了纪律教育。宜川会师后，唐澍、谢子长主张立即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立即整顿干部队伍，纯洁部队，提拔政治可靠、立场坚定的同志担任连、排干部；主动出击，消灭敌人，扩大革命力量。但李象九反对这些正确意见，提出仍沿用十一旅番号，必要时接受军阀的收编，以及不整顿部队等右倾主张。由于意见不统一，唐澍回省委请示。唐走后，李象九打出十一旅旗号，自任旅长，让唐澍任参谋长，下编三个营，由子长、王有才、李瑞成分任营长。这时，延安敌井岳秀部第二师师长高双成，一面写信麻痹起义部队，一面调集六个营的兵力，自宜川进逼。在敌人未到之前，谢子长又提出，由于陕北交通不便，敌人不可能同时到达，我们应主动出击，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但李象九不接受子长的正确主张，按兵不动。敌人用二十多天的时间完成了包围部署。当敌人发起进攻时，我防守凤翅山的一个连擅自撤退，阵地失守，李象九惊惶失措，匆忙决定撤出宜川城。由于指挥不当，撤退中遇到敌军堵击，部队损失很大。只有子长率领的第一营和其余部分官兵共三四百人突围出来，退据宜川以西大南川，不久又转移到韩城县西庄镇。李象九接受了当地驻军王保民旅(杨虎城的部下)的收编。这时陕西省委派唐澍、阎揆要、白志强等同志来到韩城，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整顿队伍，总结清涧起义的经验教训，办起了教导队，决定发动第二次起义。在韩城重新组织军委，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此时，子长由于在参加起义领导工作和任一营营长时，斗争坚决，指挥果断，深受群众爱戴，部队当即以子长的100多人为基础，分编为五个中队，唐澍、子长分任总、副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军委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劫富济贫”等斗争口号，并决定将部队带到党和群众基础好的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1日，唐澍、子长、揆要率部北上，向清涧、安定一带进发。由于轻信了宜川城内只有敌人一个连的传说，贸然决定打宜川。于是部队连夜行军80华里，拂晓袭入宜川城，实际上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激战半日，我伤亡重大，即向西北撤退，行到延长三交口时，又遭受敌人袭击，加上沿途逃跑失散，1月20日到达陕甘交界的豹子川时，只剩下几十人。唐澍、子长等同志回省委，其余人员分散转回陕北。 　　1928年春，子长、唐澍等同志奉省委指示，到洛南三要司，会同刘志丹、吴浩然、乔国桢、王泰吉等同志，去许权中、高克林等同志所领导的部队(当时属于李虎臣的一个旅)工作，子长等同志参加旅党委的领导。4月，部队开赴潼关南原宣布起义，5月上旬又开到华县高塘，同当地的农民起义队伍相会合，5月16日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共一千多人，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赤卫队，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子长任军委委员兼第三大队队长。部队改编后，在渭华地区进行宣传，组织农民开展反对土豪劣绅。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即调遣三个师的兵力，由宋哲元指挥，前往渭华地区进行镇压，革命军奋起与敌作战。在战斗中，子长带领部队击退了敌人一个旅的进攻。在革命军的反击下，敌人逃回华县。6月19日，敌军又以大批人马，并出动飞机，再次向我革命军发动进攻。由于兵力悬殊，革命军战斗失利，被迫转移到洛南山区。唐澍等同志壮烈牺牲，起义归于失败。 　　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领导的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两次武装起义，在西北高原首次揭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进攻，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后来在陕甘地区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三 　　渭华起义失败后，子长和志丹根据党的指示，回到陕北，进行建立革命武装，开展陕甘地区的革命活动。1929年夏，子长同志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前往宜川后九天山寨，拟领导与改造起义上山寨的杨庚武部，创建根据地，扩大部队，未果。该部亦在子长下山后，被军阀高双成部所瓦解，起义遭到失败。此后，子长受党之命，西去甘肃、宁夏一带进行兵运工作。陕北特委派张秀山、高鹏飞、李树林、黄玉华、郝兴民和贺晋年等一批党员，随子长先后打入军阀苏雨生部队中活动，子长取得了旅长职务。这时，志丹也被派到苏雨生部队中当团附。不久，子长、志丹离宁夏回陕北，扩充力量。他们收集了各地为逃避反革命追捕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争取民团哥老会部队，在陕甘宁三省敌人统治薄弱的交界地区活动。陕北特委派去的其他同志仍留在苏雨生部队中，在张东皎领导下进行兵运工作。1930年秋，子长、志丹率部驻在三道川，遭惯匪张廷芝的袭击而失利。是年冬，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子长赴天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事后在冀、晋杂牌军中活动半年。在山西平安时，会见了在国民党四十七军高桂滋部进行革命活动的地下党员拓克宽、吴岱峰、胡廷俊等同志。在听取了他们的介绍情况后，指示不要盲动，要长期潜伏，积蓄力量，坚持斗争，等待时机再搞武装暴动和起义。1931年春，子长回到陕西，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1931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拓克宽、阎红彦先后任大队队长，黄子文任政委，吴岱峰、杨重远任副大队长)由于遭到敌人的残酷进攻，处境困难，根据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刘天章的指示：“如果敌人调遣强大的兵力围攻，游击队无法立足时，可以过黄河到陕北打游击”，于9月13日西渡黄河。过河后，在安定县枣树坪，先通过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兼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在陕甘特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马文瑞等同志又向游击队输送了马云泽、强龙光、侯奉效、侯奉高等一批骨干，打了一些胜仗，游击队迅速发展到百余人。9月下旬，杨琪、师储杰两股“保运”武装，以听从红军指挥，不抢穷人的东西，不强奸妇女为条件，先后被游击队收编。后因敌人围攻，向陕甘边境转移，急切希望找到陕北革命斗争的领袖人物谢子长、刘志丹。10月20日，晋西游击队在阎红彦的率领下，于甘肃合水县林锦庙找到刘志丹及其部队，并到南梁地区休整。10月30日，子长受陕西省委委托到部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高举红旗，建立红军游击队的指示。但个别领导人对形势有不同看法，认为条件不成熟，时机未到，并主张把自己现在的武装也编入军阀部队，依托合法地位，扩大力量，待“时机成熟”后再打出红旗。因为在领导干部中意见不统一，遂将分歧意见报告省委，部队移驻庆阳新铺地区。 　　11月，子长代表省委去甘肃平凉检查工作，向在这个地区搞兵运工作的王世泰、张秀山等同志传达省委指示，并指出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必须积极参加抗日运动，领导民族革命斗争。 　　12月，省委又派军委负责人荣子卿再次来部队传达省委要成立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指示。这时关于是否成立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在领导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不同看法，而陇东军阀暂编十三师陈国璋也在积极进行改编我游击队的活动，游击队遂由新堡向正宁县一带转移。1932年1月8日，在合水县柳园子消灭了监视游击队的暂编十三师两个连，打击了军阀收编的阴谋。游击队到达正宁县柴桥子以后，鉴于领导人之间对于建立红军的意见不统一，而且部队成分不纯，纪律不好，不利于红军游击队名誉，在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根据省委的指示，于1月中旬将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一支队长。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在子长、志丹领导下，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古田会议和省有关游击战争问题的文件。经过学习，使许多同志初步明确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正确路线，提高了思想认识和进行游击战争的水平，明确了红军的政治任务，开始纠正了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到不良倾向，为建立和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 　　1932年2月初，反帝同盟军移防甘肃正宁三嘉原细嘴子村。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反帝同盟军经过改造与整顿后，即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指示“游击战争的区域应以地方党和群众有相当基础的旬邑、淳化、富平、三原、长武等为主要方向”，还部署了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但此时，对于是否打红旗，建立红军游击队的争论仍未解决。当时陇东军阀陈国璋派了团长刘保堂来拉拢反帝同盟军，企图收编。因此，谢子长等同志根据省委指示整顿了反帝同盟军，于1932年2月12日，在正宁三嘉原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后叛变)，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一、二两个步兵大队(阎红彦、吴岱峰、杨重远、高岗分任大队长和政委)、警卫队(队长白锡令、政委胡廷俊)和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各一个，共360余人。还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各大队成立了党支部。在陕甘游击队成立的大会上，省委代表荣子卿和子长讲了话，旬邑县代表把一面有镰刀斧头、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给了子长。陕甘游击队在子长为首的队委会领导下，积极对部队进行整顿，开展练兵运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等组织，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并决定以淳化、耀县、旬邑、宜君和甘肃的正宁、宁县等地为活动区域，进行反抗军阀、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斗争。 　　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地开展了对敌斗争。2月13日，子长指挥游击队消灭了旬邑县职田镇的民团，捣毁区公所，逮捕了罪大恶极的豪绅，召开群众大会，烧毁伪区公所的账簿和地主豪绅的契约，发动群众，组织农会，进行分粮斗争。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使统治阶级惶恐不安，陕西军阀令其警卫团(团长张汉民是中共党员)和彬县、旬邑、长武的民团约千余人，向职田镇扑来。由于游击队和张汉民、李明轩取得联系，得知敌人的进攻计划，子长命令游击队撤至职田东20里的阳坡头，占领了有利地形，待机歼敌。2月15日，敌在职田镇扑空后，次日晨向阳坡头前进。当敌先头部队进入阳坡头村边时，子长同志指挥游击队两个步兵大队，猛打猛冲，将其击退。敌主力展开，以猛烈火力向我射击，战斗形成对峙。这时，子长令阎红彦带领一支突击队向敌迂回侧袭，攻入敌阵。李明轩借机乘马扭头就跑，大喊“红军来了，快跑!”敌兵争相逃命，我趁势全线反击，跟踪追杀，将敌警卫团三营和民团一部歼灭，毙俘敌人数百人，缴枪400余支。这是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打的以少胜多的第一个漂亮仗。战后，对俘虏进行教育，对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士兵，留者欢迎，去者欢送并发给路费，遣散回家，对伤俘人员进行了救护；降敌尸体送往彬县。从此，红军的影响更大了。 　　阳坡头战斗，是游击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后，提高了觉悟，运用毛主席游击战争的原则，首次歼敌一个营的歼灭战。但是执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陕西省委，却荒谬地指责谢子长从职田镇撤兵至有利地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让不进攻战略”，把正确地执行俘虏政策说成是什么“对白军军官采取右倾机会主义的办法”，是“不可饶恕的罪恶”等等，并命令游击队向三原、富平、耀县以至凤翔等县敌人兵力雄厚的平原城镇周围去打游击。 　　2月19日，部队南下清水原、土桥原，发动群众打土豪。这时敌人从淳化进至旬邑，准备再次“进剿”游击队。子长率领部队避开敌人，转移到耀县照金，20日元宵节夜，趁敌不备，全歼耀县民团。21日，游击队在子长主持下，于香山召开会议，总结了作战和发动群众的经验，并讨论了省委关于在三原、富平城周围创建根据地的指示。会议认为，这两县敌人兵力雄厚，地处平原，不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会议决定在同官(今铜川)、宜君敌人兵力薄弱的山区活动。24日，游击队向东进，跨过桥山，进入宜君地区，在焦家坪又歼灭一部分民团。当红军转移到宜君县艾蒿洼时，敌人分几路前来进攻，子长命阎红彦带领童子班从敌侧面打垮了敌人主力。由于在这次战斗中童子班作战有功，打仗出了名，很多贫苦农民子弟都踊跃报名参加。艾蒿洼战斗后的第二天，子长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任命王有福为队长。之后，红军又西跨桥山，乘敌陕军十七师与甘军暂编十三师混战于陇东之机，向陇东出击。3月9日夜，奔袭正宁县府所在地山河镇，因走错路，白天攻坚失利。3月22日，子长率部进入山河镇以南四村原，开辟了陕甘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组织了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和少先队、妇女会等组织，没收了新庄大豪绅刘西昆和徐家庄大豪绅外号叫“赵大人”的土地、粮食等，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处决了“赵大人”。4月1日，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农民千余人的配合下，再袭山河镇，因驻西峰镇之敌一个营来援，红军在歼灭敌200余人后，撤回四村原。这时，旬邑县我地下党组织报告，旬邑县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一部分民团，兵力空虚，警戒不严，子长同志决定奔袭该敌。经一夜急行军，13日拂晓攻进旬邑，除残敌数十人窜入魁星楼外，其余全部歼灭，俘敌300余人，缴枪近400支，弹药万余发。战后，游击队按照省委指示，在旬邑马家堡编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五支队队长阎红彦，并分别活动，三支队到西兰公路之永寿、乾县一带游击，五支队到三原武字区一带活动。 　　4月下旬，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来到部队，不但不检查省委一开始就要红军游击队攻打城镇的错误路线，反而把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的责任全部推到指挥员身上，在党内错误地批判斗争谢子长，诬蔑子长是“逃路主义”、“梢山主义”。更为错误的是撤了子长总指挥的职务，将他排挤出红军游击队、派往国民党甘军警备三旅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5月5日，谢子长、焦维炽领导驻靖远的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三旅吕振华营和教导队一部起义，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部队拉到水泉堡休整，并想继续扩展。但由于未发动群众，加上思想上麻痹轻敌，遭敌突然袭击，张东皎牺牲(原王子元旅的副旅长，共产党员)，杜鸿范负伤，部队基本上被打散了。谢子长决定回陕西省委，并指示孙作宾、杜润芝、王汝林等同志集中失散人员。之后在水泉堡集中了百余人，但又重复了第一次错误，不发动、组织群众，分散打游击，而是依山扎寨，终遭彻底失败。谢子长在返陕途中，于7月1日，以省委特派员名义派杨林、苏杰儒到甘肃合水县西华池新编十一旅一团一连，向连长高鹏飞(共产党员)传达了相机起义的指示。7月8日，高鹏飞、曹盛荣率部缴了第二连的武装，消灭了营部，举行起义。7月9日，所部180余人，在盘克原与阎红彦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这是陕甘兵运工作中最成功的一次。此后，游击队编为三个大队，一个骑兵队，高鹏飞、吴岱峰等为大队长，强龙光为骑兵队长，游击队增至400多人。就在这时，省委派李艮任游击队政委。由于他执行“左”的政策，要部队坚守阵地，限期20天分配完土地，建立根据地；并进行宗派活动，非法成立秘密队委，给阎红彦、杨仲远、吴岱峰等同志扣上“逃跑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帽子，强令游击队攻打敌人据点，致使部队遭受很大挫折。8月下旬，退到马栏镇附近，只剩下100多人。李艮、黄子文离开部队回西安向省委汇报。省委鉴于当时情况严重，为了扭转困难局面，于8月30日，决定重新派子长回陕甘游击队担任总指挥。此时，游击队虽遭挫败，但因有子长来领导，大大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信心，提高了战斗力，使游击队转危为安。照金战斗的胜利就是一例。9月11日，红军进至照金，敌人分三路来围攻。第一路贺高侯部千余人，由旬邑的土桥经安子洼向照金挺进；第二路井岳秀部一个营配合200名民团由宜君县进占马栏镇，企图截断红军后退之路；第三路由胡三带领富平、耀县、铜川三县的民团400余人，以素著恶名的耀县团总柴志发为首由耀县进攻照金。三路敌军企图在照金地区会歼我陕甘游击队，情况非常严重。但谢子长沉着坚毅，在侦察清敌人的意图和查明了敌各路兵力配置及进兵速度后，经与志丹商议，决定避敌主力，打敌弱点，趁敌贺高侯部进展迟缓，红军游击队当晚采用以退为进的战术，先向宜君、同官方向后撤20里，诱柴部进驻照金。红军又连夜折回，经一夜急行军，于12日拂晓到照金镇北山，发起攻击。我军居高临下，在大雾中经过一个半小时激战，将400余敌人全部歼灭，俘敌富(平)、同(官)、耀(县)民团团总柴志发，缴获400多枝枪和大墩弹药装备。在照金战斗胜利后，获悉了敌人继续向我“进剿”的计划，游击队决定向西北转移，避开敌人。当行至安子洼时与敌何金升部遭遇，战斗失利，遂北上刘家店，又遭敌陇东警备旅的袭击，到了石底子地区，才摆脱了敌人。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经受挫折与失败是难免的。子长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有志者事竟成”。1932年9月中旬，子长率部奔袭保安，因一部分部队走错了路，仓促发起攻击，战斗失利。游击队退到以南梁为中心的人口稀少的平镇川、瓦子川一带。当时，游击队住在破烂窑洞里，没粮没棉衣，没有被子盖，部队中弥漫着一些悲观情绪，甚至发生逃亡和叛变的事件。但子长是照样的乐观和坚定，他勉励大家：“不要悲观，不要怕失败，应该从失败中接受教训，更加奋发起来。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我们有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南方还有广大的红军，我们是一定能胜利的。”子长用简短而纯朴的话语，唤起了红军官兵的斗争热情。针对当时的困难局面，队委会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筹集经费、物资，以渡过困难，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派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70余人，到甘肃合水塔尔原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60余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杨琪带骑兵队到照金耀县一带活动，并与省委取得联系；子长带领吴岱峰等30余人留在平正川、瓦子川一带，照看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等60余名伤病员，一面与陕北特委联系，一面指挥游击活动。当时正是10月，天气已开始冷起来了，游击队少吃缺穿，病员缺医少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子长仍坚持不打挠群众，老百姓自愿送来的东西也婉言谢绝。游击队买到的粮食运不回来，子长就和留守人员一起背粮、碾米、煮饭。还坚持参加放哨、查哨、抬伤病员、为伤病员洗伤换药，早晚去探望，问长问短。游击队筹得少量衣物，子长让先发给伤病员，而他自己每晚在火堆旁边睡觉，顶好的时候，也只铺一条毛口袋。这种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大家，使游击队上下团结一致，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克服困难的信心大大增强。经过一、两月的活动，各路游击队(除去三原武字区的外)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阎红彦、杨重远、杨琪率骑兵队，从耀县回到了子长所在地平镇川，带回了很多现款、衣物、药品等，解决了部队的困难。两支游击队会合后，在子长的带领下，转移到安塞真武洞一带打土豪，并在东西营扩大了80多名骑兵。子长处处想着党组织和革命事业，为了帮助中共中央北方局解决经费困难，他派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带一批现款，在陕北特委护送下东渡黄河送往北方局。通过马文瑞将一部分款子转给陕北特委。 　　1932年12月上旬，陕甘各路游击队在黑慕原会合南下淳化地区，准备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就在这时接到省委的指示：将部队开往宜君转角整编。省委又派杜衡到部队工作。杜衡一到游击队就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12月22日，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杜衡在会上胡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指责游击队一年多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并诬蔑子长、志丹、红彦、重远等同志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杜衡为了篡夺红军的领导权，擅自决定开除谢子长、阎红彦的党籍(后经省委查明撤销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并强令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子长、志丹、红彦、重远等同志全部离开部队，送上海中央局“受训”。子长同杜衡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以革命利益为重，建议将志丹、重远继续留在部队参加领导工作。但杜衡根本不相信志丹和重远。12月24日，在宜君转角召开军人大会，杜衡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政委，志丹被降职使用，杨重远、杨琪、吴岱峰以及中队长以上干部的枪都收了。在改编部队中，杜衡为了便于控制，规定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由政委任命产生。原游击队排以上干部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后来有人说红二十六军的前身是红二十四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在杜衡推行的“左”倾错误影响下，主力红二团南下，于1933年6月上旬在蓝田县张家坪遭敌袭击，部队被打散，志丹及七八十名战斗骨干在人民群众协助下，突出重围，先后返回照金苏区。杜衡在1933年5月底部队南下的前一天晚上，私离部队回到西安叛变了革命，成为可耻的叛徒。 　　1932年底，子长、红彦被送到上海党中央“受训”，1933年又被派往北方工作，到北京后被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张家口、察哈尔、绥远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工作。该部队是在我们党的影响和组织下，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中共党员)将军所领导。十八师师长是许权中(渭华起义领导人之一)，子长、红彦协助权中同志指挥作战。抗日同盟军先后在张北县和沽原等地与日军激战，收复了康保、沽原、宝昌、多伦、独不口等地，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同盟军的抗日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全国人民开展了大力援助同盟军的热潮，但却遇到国民党蒋介石和日寇的围攻。在敌人的围攻下，同盟军将士大量伤亡，权中和子长指挥十八师进行英勇的反击，但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十八师被包围，权中、子长率十八师将士奋勇突围，且退且战，历尽艰险才退到河北顺义县。9月底在数倍于我的敌人疯狂进攻下，部队终因弹尽粮绝被打散了。子长在抗日同盟军工作期间，对战友非常关怀，强龙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子长非常悲痛，常向周围的同志讲龙光的革命事迹，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继承烈士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嘱咐爱人尤祥斋一定要好好保存龙光的照片，等到革命胜利后隆重的纪念他们。 　　五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子长回到北京。1933年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子长和郭洪涛同志回陕西领导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子长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洪涛任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当时陕北根据地正值困难时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谭家崄、枣树坪、延川战斗中，支队长强世清、白德胜负伤被捕，英勇就义。部队伤亡较大，未请示上级党，部队领导人就错误地解散了部队，把枪埋起来。1934年1月22日(农历腊月初八)子长经清涧回到安定，消息传开后，已转入地下活动的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群众高兴地说：“老谢回来了就好办了”。子长先后找到了地下党的负责人谢德惠、薛兰斌和红一支队负责人谢绍安、刘明山等同志，分析研究了当时游击队失利的形势和教训，并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首先恢复了红一支队，任命谢绍安(外号老实人，子长的侄子)为支队长，刘志清为政委(后叛变)。在子长指挥下，接连打了一些胜仗。6月，窑子峁河战斗后，发展到近百人，这时任命我为一支队政委。在子长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除已建立二、三支队进一步发展壮大外，又先后建立了陕北游击队第四、五支队。1934年4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普遍组织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扩充一师红军；成立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分配土地；使各个游击区发展为连成一片的根据地。7月8日在安定县阳道峁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我任参谋长。下辖一、二、五支队，谢绍安、白雪山、马万里、崔正然、王海山等同志分任队长和政委。7月中旬，子长指示一、二、五支队及赤卫队(队长薛兰斌，子长的外甥)600多人，一举袭入安定县城，歼敌数十人。我和谢绍安、刘明山、陈文保、路文昌等同志打开监狱，砸烂脚镣手铐，救出被捕的党员郭立本、谢福成等和革命群众几十人。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奇袭安定后，子长和洪涛率一、二、五支队和200余名赤卫军南下，7月23日在南梁地区阎家洼子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会合。2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书记龚逢春)在阎家洼子召开连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各支队干部的联席会议。子长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红四十二师负责同志向子长汇报了情况，检查总结了四十二师的工作。会议研究分析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革命形势。为使两支红军更好地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扩大苏区，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团长王世泰)去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和群众粉碎井岳秀部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并决定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的工作由我负责。 　　子长在回陕北短短的几个月，局面大为改观，深受陕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他带领部队转战在安定、清涧一带时，沿途人民争相欢迎“谢青天”。主动帮助红军放哨、煮饭，杀猪、宰羊。他住的地方，窑里，院里、院外都被群众挤得满满的，他总是亲切地和大家谈话。当时在安定一带流传着热情歌颂子长的民歌：“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打开安定县，犯人放出监，下到南梁堡，见了刘志丹，老刘亲热地说，欢迎歇几天……”。 　　1934年夏，正当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国民党西北军阀也开始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进攻。7月，陕北军阀井岳秀乘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之机，派遣一个师配合地方民团大规模地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在他们所到的地区实行了残酷的烧、杀、抢、掠，并推行保甲制度，强迫群众并村，妄图断绝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8月15日，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到达安定地区。18日，他在景武家塌统一指挥主力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歼敌八十六师的一个连。22日，在绥德张家圪台又歼敌八十六师的两个排。26日，袭击清涧河口，给敌一个连以沉重打击，敌逃往清涧县城。河口镇战斗中，子长负伤。河口镇战斗后，红军挥师北上，子长带伤指挥攻打横山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连。至此，粉碎了敌人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保卫和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9月上旬，子长率部转至安定，在一个夜晚，指挥谢绍安、路文昌和我带领红一支队，与驻守安定县民团内部的地下党员白应奎、刘光汉、周生瑜事先取得联系，里应外合，攻入县城，将民团几十人、枪全部拉出。在撤出前，火烧了东门楼子，将外号叫“狼儿子”的敌团总烧死。1934年9月18日，部队转到安定崖窑沟，根据陕北特委神堂沟会议精神，以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为基础，成立了陕北红二十七军红一团，我任团长，马佩雄任政委，子长亲自给红一团授了军旗。不久，陕北游击队二、三支队相继改编为红二、三团(白雪山、任三为团长)。1935年1月，在安定白庙岔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下辖一、二、三团。后又把三团改为神府独立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由四支队编成的红五团改编为红三团(团长王士杰)，归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统一指挥。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由于子长和陕北特委的正确领导，以及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的支援，陕北红色区域迅速扩大，把绥(德)米(脂)佳(县)吴(堡)边、绥(德)清(涧)延(川)边和安定三块分割的苏区十余个县连成一片，红色政权也相继建立起来。1935年1月25日，在安定县的庙岔村召开了陕北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近百人，历时三天，讨论了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开展土地革命、保卫发展根据地等问题，成立了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选举马明方、霍维德、崔田民等同志为正副主席，下设12个部和保卫局。 　　1935年2月上旬，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今子长县境)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统一两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和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工作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两个特委工作，选举惠子俊为书记(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谢子长、刘志丹、崔田夫、郭洪涛、张秀山，马明方、习仲勋、高岗等为委员。还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个地区的革命武装，选举谢子长为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白坚、范子文先后任秘书长。在选举中，有的同志考虑到子长病重不能到职，建议刘志丹当主席，志丹坚决反对，他深情地表示：“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我协助他完成任务。”志丹广阔的胸怀是很感人的。子长养伤未到职，实际工作是由志丹负责的。不久，子长逝世，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即由刘志丹担任。历史的实践证明，周家崄会议决定统一两个特委的工作和统一指挥两个地区的革命武装是非常正确的。它使红军的力量形成了拳头，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于1935年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连续解放六座县城，使陕甘边、陕北长期隔开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以后迎接中央来到陕北，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条件。 　　子长在战斗中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不怕流血牺牲，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1934年8月下旬，他在指挥河口的战斗中胸部负重伤，鲜血从胸前流出。他当时身着紫褐色的夹袄，血流出来，别人一时看不出，后来越流越多，他才对同志们说，并揭开上衣，让洪涛看了一下，洪涛要他立即下火线，接着子长指挥部队撤出战斗。这一仗虽未全歼敌人，但敌人伤亡很大，惊慌万状，退出苏区河口，逃回清涧。此后，子长依旧紧张地工作着，他不愿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同志们都很焦急，但说服不了他。一直到九十月间，他的身体实在不能支持了，才到离家不远的阳道峁村去休养。卑鄙的敌人时刻侦察子长的行迹，阴谋杀害他。红军指战员和老百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爱护子长，把他从阳道峁转移到周家崄，再转移到磁圪湾、水晶沟。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看望他，给他送东西吃。1935年1月20日，刘志丹等同志到灯盏湾探望子长的病情，并就两支兄弟部队统一指挥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谈得十分融洽。临走，志丹摸着子长那块薄薄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坏，应该换个好的。”子长笑了笑说：“只要伤好了，被子没关系。”志丹走后，子长对身边的人说：“老刘来了就好了，老刘不来，农民要受害。”子长在养病期间，仍关怀着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生活。快过春节时，子长病情恶化，他的外甥薛兰岗去看望他，子长问：“给你的兵怎么过年?”兰岗说：“已准备有肉和白面。”子长高兴地嘱咐说：“有这么多好东西，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些，可以做八碗叫大家吃嘛。”当他意识到他的伤无好转的希望时，他悲痛地哭了，说道：“我给老百姓做的事太少了!”看望子长的农民周海旺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放心啊!老谢，病会好的，这几天咱红旗到处飘呢，对土豪劣绅到处打着呢!”子长又满意地笑了。 　　1935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八日)子长由于病情恶化，不幸与世长辞，时年38岁。 　　子长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西北红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西北最早的两次武装起义(清涧和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是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英勇善战的卓越的红军指挥员。他忠于革命，忠于人民。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并努力实践。他戎马终生，驰骋北方，性格坚强刚毅，百折不挠。他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子长不仅自己献身于党，献身于人民的革命事业，还教育全家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献身于革命事业。仅从1932年到1936年，在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家在战场上牺牲和刑场上就义的就有九人。他短暂的一生，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北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为了纪念子长，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改子长的故乡安定县为子长县。1939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子长的亲属谢绍彦和白卓武，亲切地问候烈士的家属，并教导他们要继承子长烈士的事业，好好干革命。同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子长烈士遗体移葬于子长烈士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子长烈士墓，6月23日，毛泽东亲笔为子长烈士墓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同年农历七月初九，又题词：“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毛泽东并亲自书写了子长烈士的碑文： 　　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1925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所，组农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第二十六军之前身。1933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诸同志，创造了陕甘宁边区。1934年于河口之役负伤，1935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 　　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时书以叙之。 　　毛泽东题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1939年8月13日)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子长烈士在瓦窑堡修建陵墓，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公葬典礼，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朱德题词：“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彭真也都题了词。 　　我们十分怀念子长，我们要学习他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努力实践百折不挠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团结一致，继续奋斗，把革命先烈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