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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沧桑忆子长

吴岱峰

在纪念子长逝世70周年的前夕，作为一名有7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老红军，残酷的战争岁月的幸存者，我由衷地为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骄傲，也更加怀念那些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建者、我的良师益友谢子长。我今年已102岁，子长比我大5岁，忆往昔，子长离开我们虽然已近7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保留在我的脑海中。70年来，子长的光辉形象和崇高革命精神，时刻激励我在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东奔西走 探索救国道路 　　谢子长1897年1月19日(光绪戊戌年腊月十七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枣树坪村一个小康之家。子长自小聪明勤快，农忙下地劳动，农闲读书认字，有时也随拳师练功习武。14岁开始在村里上冬学，16岁时到安定县城小学读书。受父亲的影响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从小就同情穷人，不满压迫，富有反抗精神。1914年，也就是他刚上小学那年，安定出了一件大事，由玉家湾村民牵头，集合九里二乡农民近千人拥集县公署要求取消羊圈税，当众挖出科员赵国安眼珠示众，迫使知县宣布取消羊圈税。这对子长思想教育很大，他痛恨贪官污吏，钦佩农民群众的斗争精神。1916年，安定县群众奋起砸了瓦窑堡税局的招牌，进行抗盐税斗争，但遭到延安知府王操权的镇压。这对年幼的子长思想震动更大，他开始思考救国救民之道。 　　1919年秋，子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年冬天，子长回家度寒假。当时，安定县县长章尚武贪赃枉法，囚禁反袁志士郭海宽。袁世凯倒台后，章仍以种种理由囚禁不放，引起全县群众的义愤。子长经过多方奔走，搜集了章尚武的劣迹罪行，步行六天到榆林告状。在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的帮助下，榆林道台接见了子长，革了章尚武的职。 　　1920年春，子长转入榆林中学就读。这年，五四运动爆发，子长和榆中师生一起集会，声讨北洋军阀政府的罪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榆中，子长接受了杜斌丞先生教育救国的思想，决心付诸实际行动。他在榆中仅上了一年学，未及毕业，就于当年底返回家乡安定办学，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22年春，他到安定第一高级小学任教，希望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但是，军阀政权横征暴敛，土豪劣绅鱼肉人民，办学救不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子长深深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道路行不通。要改造黑暗的社会，只有靠武力、靠军事。同年秋，当他听说阎锡山在太原办起学兵团，招收高小毕业生学习军事的消息，毅然辞退教职，翻山越岭，步行13天，行程800里，东渡黄河来到太原，报考了学兵团，编入二期二营六连。在两年学习期间，他没有回过一次家，勤学苦练，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很受师生们器重。当时，一般人都视学业为求官工具，拿到毕业证后猎取官职，子长的同学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了阎锡山手下的军政要员。子长对高官厚禄不屑一顾，1923年6月学兵团毕业后，子长毅然离开山西，只身奔赴北京，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北京，子长结识了中国共产党陕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魏野畴，以及许多共进社成员，并参加了共进社的活动。共进社成立于1922年10月10日，是由陕西籍旅京学生组织的一个进步社团，其社刊《共进》是五四时期全国最进步的刊物之一，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方面，对全国都很有影响，特别是对陕西的革命发生过重大影响。北京之行让子长大开眼界，他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改造方法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十分赞同《共进》发刊词的主张：“我们认为无论解决现在什么问题，除自己起来，直接行动，做所能做、所应做的事情外，莫有第二个更好的办法。”经过慎重考虑，子长决定回到家乡，利用自己学到的军事知识，去做挖断旧社会根基的工作。 　　1924年春，子长在安定县创办了民团，担任团总。他招收贫苦农家子弟当团丁，又动员来一批青年学生，使民团的组织成分发生了根本变化。子长利用民团这一合法组织，惩办恶霸劣绅，禁止军队任意拉差，保护人民利益，被群众尊称为“谢青天”。在此期间，子长结识了有志青年李象九，帮助李象九成立了学兵连，后来编为井岳秀部石谦团第三连，把阎红彦、雷恩俊等一批有为青年送到学兵连作骨干，为以后党在陕北军队中建立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5年春，安定民团被编为石谦团十二连，子长任连长。在十二连和三连里，集中了陕北许多有为青年。这时，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在陕北撒播革命火种，李子洲担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校长。谢子长经常到李子洲处促膝长谈，在子洲的影响下，子长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1925年冬，为了进一步开阔眼界，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子长联络李象九、史唯然等四人，再次奔赴北京。 　　在北京，子长很快结识了陕西籍共产党人、中共北方区委团的负责人耿炳光和共产党人白超然、营尔斌、白志诚等人，并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经过对各种学说的反复研究，联系到陕北实际，子长明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武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是挽救中国的惟一正确方向；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惟一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党。因此，他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北京地委批准，谢子长在北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将他介绍回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取得了联系。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子长终于找到了党，找到了共产主义，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惟一正确道路。以后，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共产主义运动中，虽几经失败，但败不丧志，愈挫愈奋，与刘志丹等同志并肩战斗，终于创造出西北革命的大好局面。 　　回到部队后，子长在绥德地委帮助下，从榆林中学、绥德四师调来一批同志担任班排长，使我党在石谦部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的基础。他在两个连队里大力宣传马列主义，请进步教员给士兵讲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很快在部队中传播开来。1926年春，在绥德地委领导下，石谦部里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子长为特支委员。到1927年春，石谦旅中的几个营中部有了党的支部，先后有五六个连长和一二百名士兵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特别支部改成了直接受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子长是军支委员之一。 　　1927年春，子长率十二连进驻安定县城，协助领导建立了中共安定特别支部，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组织。支部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改组了国民党县党部和政府。在陕北率先制订了《农民协会章程》，也叫《谢制农民协会章程》(原件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全县很快建立了14个区的农民协会，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了大批农运骨干，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子长还直接领导召开了安定县农协会员代表大会，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对土豪劣绅、收高利贷者进行清算，拘禁和审判了大土豪宋应昌、李耀辉、王伯扬，赶走了全县最大的两个高利贷者王玉书、马子厚，撤换了混在农会中的地主豪绅。贫苦农民扬眉吐气，“谢青天”叫得更响亮了。安定农民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在陕北具有深远意义。从此，革命的种子在安定人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后形成了一股熊熊燃烧的烈火。安定县的农民运动，足以和全国工农运动最发达的广东、湖南、湖北等南方省份相媲美，这在整个北方都不多见。 　　奋不顾身 领导武装起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爆发，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新军阀在陕西各地大搞反共反人民的“清党”运动，镇压革命。许多党组织被破坏，工会、农会被解散。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到陕北后，子长十分愤慨，准备率部并组织农民起义，因上级党组织不同意而未行动。他是我党在西北地区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领袖之一。1927年8月22日，陕北土皇帝井岳秀暗杀了倾向革命的石谦旅长，并密令解除谢子长、李象九的武装。革命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决定在石谦部组织武装起义，建立独立武装，并派负责省委军委工作的唐澍、白乐亭到清涧加强起义的领导工作。唐、白到部队后，立即成立了由唐澍、谢子长、李象九三人组成的党团委员会和陕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唐任书记，谢、李为委员。军事委员会决定打出“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发动起义。起义前夕，子长挥笔写下了“大地民方醒，中原鹿正肥”的对联，抒发自己的豪情。 　　10月12日，起义的枪声在清涧城胜利打响。第二天，起义军从清涧出发南下，会合了延川、宜川的起义军，攻占了延长，击毙了反动营长齐梅卿。沿途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纷纷前来参军，起义部队发展到1700多人。攻占宜川后，领导层中对起义后的行动方针发生了争论。唐澍、谢子长主张打出革命红旗，把部队驻在离城30里、有重要军事价值的交里镇。此地是敌军来犯的必经之路，进可攻，退可守，守不住时沿大南川撤进黄龙山，相机行事。子长提出，陕北交通不便，敌人的镇压部队只能一营一营运动。乘敌人兵力还未集中，我们采取集中力量、主动出击、各个歼灭的办法，消灭上几个营，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样，起义部队就会越战越强。同时，要在组织上对部队进行整顿，用坚定可靠的共产党员来淘汰表现不好的连排长。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李象九却不同意。唐澍只好离开部队，去西安向省委汇报。由于，起义部队困守孤城，坐视敌人从容调动了六个营的兵力，前来围攻宜川。加之起义部队成分复杂，领导上又不知避敌锋芒，只知道打硬仗，死守宜川，结果战斗失利，部队被打散，只有子长率领一营突出重围，退到宜川以南的韩城西庄。此时，唐澍、阎揆要等同志带着省委的指示回到部队，还带来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12月30日，起义部队公开打出了红旗，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由唐、谢担任正、副指挥，率部北上，打算到群众基础好的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沿途在宜川、交口等地发生激烈战斗，革命军寡不敌众，屡遭优势敌人的袭击。1928年1月20日，部队到达陕甘交界的合水县豹子川时，只剩下29人。这时，敌人又追了上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唐澍、子长决定暂时分散隐蔽。至此，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西北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终于失败，唐澍、谢子长辗转回到省委。 　　1928年春，子长奉省委指示，同唐澍等到达渭南，与刘志丹一起，到共产党员许权中掌握的一个旅去组织武装起义。5月1日，渭华起义爆发。在党的领导下，渭南东原1000多群众在崇凝镇召开大会，宣布起义，成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5月中旬，许权中旅开到华县高塘与农民起义军会合，成立西北革命军。全军共1000多人，编为四个大队、一个赤卫队和一个骑兵队，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谢子长任军委委员兼第二大队长。起义队伍在渭南、华县地区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农民运动，组织反霸斗争，摧毁地主武装。 　　渭华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6月8日，敌人调动一个旅的兵力向起义军占领的军事要地塔山进攻。陕东赤卫队奋勇抗击，但寡不敌众，形势十分危急。司令部命令二大队迅速增援。子长把裤管卷在半腿上，握着手枪冲在最前面，战士们端着刺刀紧紧跟随，杀声震天，脚下的黄土被高高扬起，笼罩了半个天。敌人吓得转身就跑，赤卫队也乘机出击，两路夹攻，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几天后，敌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骑兵旅偷袭高塘司令部，遭到英勇抵抗。正在攻打华县县城的二大队闻讯后立即回师夹攻，敌人狼狈而逃。6月19日，敌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亲率三个师大举“围剿”，子长率三大队驻在高塘以东奋勇阻击，血战半日。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最终失败，唐澍壮烈牺牲。 　　子长参与领导的清涧、渭华起义，是西北地区最早的两次武装起义，树起了武装革命的旗帜，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鼓舞了人民群众，为尔后的武装斗争和西北红军、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建，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大批干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在西北革命武装斗争中，立场坚定，忠勇果敢，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彻底的革命精神。 　　百折不挠 开展兵运工作 　　渭华起义失败后，子长和志丹被省委派回陕北，领导兵运工作，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8月，子长返回陕北途中，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被反动民团抓捕，差点牺牲。经组织营救脱险后，他又奔走在陕北大地，黄河两岸。1929年7月，子长分别到宜川后九殿和凤凰山，做争取杨庚武和梁占魁的工作，先后派刘文从、侯奉孝、赵文尉、马云泽、阎红彦、雷恩钧(俊)等同志到杨庚武部开展工作。 　　1930年3月，子长到宁夏平罗县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取得了苏部十一旅旅长的头衔，筹划成立十一旅。陕北特委积极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十一旅当兵。子长把张秀山、贺晋年、高鹏飞、杨林、李树林等近百名党团员和青年组成学兵队，由共产党员张东皎任队长。后来由于苏部溃败，兵运失败。 　　同年夏天，子长又在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部挂名建军，开展兵运，以直辖三团团长的身份组织武装，先后组编了两个营的兵力。结果，又被反动民团首领张廷芝吃掉。 　　冬天，子长到北方局汇报工作，负责军事工作的薄一波同志接待了他。一见面，子长开口就说：“北方局能不能给我弄两支枪?”当时，北方局正好搞到一批武器，一波挑了两支驳壳枪交给子长。子长爱不释手，马上把枪插在腰间。随后，北方局又设法办了持枪证，子长带着枪顺利返回陕北。 　　子长对武装斗争的道路坚信不疑。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毫不气馁，愈挫愈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准备投入新的斗争。这些兵运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保存了革命力量，埋下了斗争火种，为我党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经过大革命时期和三年多兵运工作血的教训，子长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按井冈山道路建立党领导的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 　　高举红旗 建立红色武装 　　1931年春，子长被陕西省委任命为军事特派员，回陕北家乡从事地下活动。1931年春夏之交，根据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正式把阎红彦和拓克宽领导的游击小组和太原兵工厂的部分地下党员，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总支书记杨重远，阎红彦和我为副大队长。1931年秋，农历7月20日，由拓克宽、黄子文、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遭到优势敌人的疯狂进攻，处境十分困难。根据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游击队的骨干、30名共产党员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游击队行军到安定南沟岔时，途中突然遇到敌军六七人，因拓克宽、黄子文认识该股敌人，放走了敌人，引起队员们的强烈反对。经全体队员讨论，撤销了队长、政委职务，一致选举阎红彦为队长，杨重远为政委，我仍为副队长。游击队在安定一带活动时，中共安定县委(今子长)马文瑞组织动员了一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参加了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这时，活动在黄河沿岸的杨琪、师储杰两支土客保运武装，因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追剿，要求与晋西游击队联合行动。晋西游击队队委会研究，为争取和改造他们，在接受“听从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不抢穷人、不强奸妇女”三个条件后统一行动。为统一指挥，暂将土客保运队编为陕北支队(因当时他们还不具备红军的条件)。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支队在特委领导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打了不少胜仗，迅速发展到300多人。游击队一边转战一边向陕甘边转移，急切希望找到西北革命斗争中的领袖谢子长、刘志丹。1931年10月，终于在甘肃省合水县南梁堡找到了刘志丹。不久，子长奉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来到陕甘边，统一领导南梁地区的所有武装。 　　谢子长一来，就在晋西游击队队委会的基础上，主持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子长、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同志组成，子长任书记。随后，子长主持召开扩大的队委会，总结晋西游击队的经验，研究今后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子长说，晋西游击队转战晋、陕、甘，经过了艰苦曲折的战斗历程，保住并扩大了革命武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今后陕甘革命武装和武装斗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良好基础。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便无从站脚，更不能发展扩大。毛泽东、朱德同志在井冈山的胜利，充分说明了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根据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和西北地区的客观形势，我们应该以乔山中段南梁地区为中心创造根据地，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扩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党领导的独立革命武装，高举红旗，开展游击战争。子长的发言，得到队委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个主张，认为目前红军力量弱小，打红旗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打起红旗，目标一大，必然会引起敌人注意，不容易立足。因此，主张仍用在军阀部队挂名建军的方式，积蓄革命力量，等部队扩大后，再打出红旗。 　　为了说服不同意打出红旗的同志，谢子长进一步分析了西北的形势，强调了红军在陕甘边地区能够存在的理由：一是陕北和陕甘边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很好，对红军有认识；二是南梁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地域辽阔，山大林深，便于迂回，敌人统治薄弱，又有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三是井冈山道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提供了宝贵经验，指明了方向；四是有晋西游击队这支革命武装力量，为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五是晋西游击队转战晋陕甘，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不仅保存下来，而且有所发展，充分说明红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六是我们有过利用国民党军阀的经历，但每次都得到血的教训。实践证明，我们在利用敌人，敌人也在利用我们。敌人只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我们存在，一旦超出这个限度，他们就杀我们人，缴我们枪。经过充分讨论，有些意见仍然相持不下。队委会决定，先整顿部队，为开展游击战争做准备。同时，派人向省委请示汇报。 　　不久，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与荣子卿一起来到南梁，带来了省委打出红旗的指示，但又要求部队向南转移，到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据九一八后民族矛盾上升，全国抗日民主救亡运动高涨的新形势，省委决定，暂时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进行公开活动，争取团结抗日力量，与各省地方党组织广泛联合，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壮大武装力量。1931年12月底，在甘肃宁县柴桥子，正式成立了西北抗日反帝国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兼队委书记，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下辖两个支队、两个直属队，师储杰任一支队长，刘志丹兼任二支队长，白锡林、胡廷俊分任警卫队队长和政委，强龙光、杨琪分任骑兵大队正副队长。一支队下辖三个大队，阎红彦任二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高岗任政委。二支队下辖的四个大队，大多是刘志丹刚刚收编的民间武装。 　　当时，部队南下途经宁县盘克原任掌堡时，一支队的警卫队长和二支队一个队的队长旧习不改，一哄攻下寨子，大肆抢劫，奸污妇女，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子长和志丹十分生气，愤慨地说：“这简直是土匪行为，哪里象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这样下去，脱离群众，要不了几天就会失败。共产党的部队绝不允许这样。”大年三十，群众向谢子长、刘志丹告状说：你们二支队有的队抢人。谢、刘当时就让省委派来的荣子卿去查看，结果真有此事，队委会下定决心整顿部队。为了处理违纪问题和彻底解决收编问题，队委会决定，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正宁县三嘉原将整军后的抗日同盟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2月12日，三嘉原上红旗飘飘，庄严肃穆，政委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共计400多人。旬邑县委书记代表地方党和群众，将一面标有镰刀斧头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几个大字的红旗授给了谢子长。谢子长庄重地接过红旗，高高举起。人们望着这面飘扬的红旗，眼睛都湿润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是建立党直接领导的西北革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西北高原上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从此，不管经过多少困难和挫折，这面红旗一直举到迎接党中央、中央红军到陕北。 　　矢志不移 创建陕甘苏区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立即开展武装斗争，第二天就打下旬邑县职田镇，发动群众，开仓分粮。随后，在职田以东的阳坡头一举毙俘敌300多人，打了一个以少胜多的大胜仗，红军的影响迅速扩大。阳坡头战斗，是游击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运用毛主席游击战争的原则，首次打了歼敌一个营的歼灭战。子长接着率领部队南下耀县照金镇，消灭了部分民团，并及时在香山召开会议，总结经验，讨论如何按照中央红军的办法建立根据地。会后，在宜君焦坪一带又消灭了部分民团，乘胜进入正宁县山河镇四村原，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从而开辟了陕甘历史上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此前后，游击队为了建立根据地，两次攻打甘肃正宁县山河镇，由于向导引错了路，耽误了时间，另外缺少重武器，都没有成功。部队随即转移到盘克原一带活动。 　　正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以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为口实，指责游击队不在平原建立根据地，转战山区是“拒不执行省委指示”，给谢子长扣上了“游而不击、逃跑主义、流寇思想，梢山主义”等大帽子，说“梢山里没有马列主义”，然后在党内宣布撤销谢子长总指挥职务。杜衡考虑到子长威望高，怕引起部队波动，没敢在部队中公开宣布。子长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带领部队于4月20日一举奇袭旬邑县城成功。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第一次打开的县城，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群众。但杜衡为了推行南下平原建立根据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最后还是撤了子长游击队总指挥的职务，派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极大地伤害了部队指战员的情绪。面对杜衡的无理批评，子长以革命利益为重，毫无怨言地离开了部队，去搞兵运工作。 　　1932年5月，子长领导组织了靖远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7月，又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派杨林、苏杰儒到甘肃合水县西华池，组织敌新编十一旅一个团起义。7月9日，该团高鹏飞连长等(共产党员)率170多人举行起义，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为大队长。这次起义是陕甘兵运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起义。 　　杜衡把谢子长赶出游击队后，继续强行推行王明“左”倾错误。他把部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与李杰夫、阎红彦与黄子文分任队长和政委，我任三支队参谋长，杨重远任五支队参谋长，分头南下活动。随后，根据省委指示，为统一指挥，粉碎敌人进攻，任命刘志丹为游击队总指挥兼三支队队长，李杰夫为政委兼三支队政委，杨重远为参谋长，我仍为三支队参谋长。农历四月，游击队经临镇、韩城几次战斗失利，五月中旬北上撤到宁县麻掌子时，队伍已由千人减员到200多人。这时，队委会发生了“南北分家”的争论。黄子文、李杰夫提出愿南下的南下到三原一带，愿北上的北上。正在这个关键时刻，阎红彦带队从黄龙山赶到，他在队委会上据理说明游击队不能分家的理由，最后统一了意见，并选举阎红彦为游击队总指挥。正当阎红彦大力组织开展游击活动期间，陕西省委于1932年7月派李艮担任游击队政委，继续执行错误的“左”倾路线。他批评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瞎指挥，致使游击队三战二败，给游击队造成了最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让子长回来。迫于形势，省委只好调谢子长重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 　　1932年8月30日，子长回到游击队，受到热烈欢迎。9月12日，敌人分三路前来“围剿”，企图将红军歼灭于照金地区。子长与志丹决定采取“避实击虚、以退为进”的作战方针。经过一夜急行军，游击队于第二天绕到照金北山，居高临下袭击进入照金之敌。在大雾中激战一个半小时，全歼敌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三县民团400多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敌三县民团总指挥胡景铨、副总指挥党谢芳、耀县民团大队长蔡志发等被当场击毙。 　　14日，子长又将部队埋伏在照金西南的安子洼。9月15日，敌贺高侯团向照金进发时，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1000多名敌人被全部击溃，从而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由于省委坚持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这一战略性错误的影响，致使陕甘游击队来回折腾，建立不起巩固的根据地，只能长期进行无后方作战，许多问题不好解决。为解决过冬问题，部队决定北上攻打保安县城，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战斗，敌人兵力强大，又占据了有利地形，游击队缺乏重武器，战斗失利，只好退居人烟稀少的平定川、瓦子川一带，住在梢山的破窑洞里。由于没有粮食，没有冬装，部队处境十分困难，一部分人产生了悲观情绪。子长鼓励大家说：“不要怕失败，应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加坚定起来，因为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他常向同志们讲：“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肯定是我们的。”志丹也积极协助工作，使部队的情绪得到稳定。子长、志丹、红彦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分兵发动群众，依靠各地党和群众的支持，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力量。刘志丹率一个大队到甘肃合水一带活动；阎红彦、杨重远率骑兵大队到照金、耀县一带游击；黄子文、杨森等一部分到三原一带活动：子长和我带30多个老战士和一些伤病员留守，一面负责与陕北特委联系，一面指挥整个红军游击队。留守部队缺吃少穿、无医无药。子长与同志们一起外出背粮、打柴、碾米、放哨、抬伤病员，给伤员洗伤口，问寒问暖。有时，筹集到少量被褥、棉衣，子长总是把这些东西让给伤病员，自己却穿着破棉袄，偎在火堆旁过夜。他这种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鼓舞着同志们战胜困难，坚持斗争。 　　经过一个多月的分兵活动，红军终于度过了难关，物质条件有了改善，还将一部分款项支援了北方局。1932年12月，陕甘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慕原会合，子长、志丹、红彦同志率领红军南下淳化、照金地区，准备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但是，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正当红军准备行动之时，杜衡再次来到游击队。他一来，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宗派活动。他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老调重弹，污蔑子长、志丹、红彦、重远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擅自决定开除四位同志的党籍(后经省委查明，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并全部调离部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子长、红彦据理力争，并以革命利益为重，一再要求将志丹、重远留在部队工作。子长和红彦被迫离开陕甘。12月24日，在宜君转角召开军人大会，杜衡在会上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杜衡身任军、师、团三级政委。在选举团长时，杜衡规定原游击队排以上干部无选举和被选举权，在班长中选举王世泰为团长。在杜衡的错误指挥下，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屡遭强敌打击，损失惨重。 　　1933年夏，子长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被派往北方工作。到北平后，中央驻北方代表派他前往张家口、察哈尔、绥远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十八师许权中部工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子长历经千难万险回到北平。1933年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他的代表李华生去北平，处理抗日同盟军从前线撤回北平的干部派遣工作，谢子长被任命为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回西北领导游击战争。 　　重整旗鼓 缔造陕北红军 　　1934年1月22日，子长返回陕北安定。当时，陕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由于受到敌人的血腥镇压，正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攻打安定枣树坪失利，惠泽仁等五名同志牺牲，支队长强世清受伤。部队在转移中又遇到敌人，政委魏武不幸阵亡。随后，白德胜、任志贞分队在延川关庄作战失利，白德胜负伤被捕，强世清、任志贞等被叛徒出卖被捕，英勇就义，部队失散。子长找到地下党组织，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首先恢复了红一支队，开展游击战争，很快就建立了安定、安塞、横山、靖边、延川游击根据地。在子长和陕北特委领导下，除已有的二、三支队外，又先后建立了四、五支队。1934年5月，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成立游击队指挥部，使各根据地联成一气。7月上旬，在安定阳道峁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指挥部，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7月中旬，子长同志指挥一、二、五支队及赤卫队一举攻入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200多名被捕的党员、游击队员和群众。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子长率一、二、五支队及赤卫军南下，7月23日在南梁阎家洼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25日召开了联席会议，交流了情况，分析了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形势，研究了协同作战，发动群众，扩大苏区等问题。会议决定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并派四十二师第三团去陕北，配合陕北军民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一次“围剿”。 　　会后，子长率部队北上，于8月15日抵达安定西区根据地。8月17日，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将敌一个连包围在安定景武家塌，首战获胜，全歼该敌。8月22日，子长率部在清涧县张家圪台将敌追击部队两个排全部歼灭。8月26日，子长率部奔袭清涧河口镇，子长身先士卒，不幸胸部中弹，鲜血从胸前溢出。那时，他身上穿件深紫色棉袄，血流出来一时不易被人发现，他自己也一声不响，继续坚持指挥战斗。后来，血越流越多，才被同志们发现，劝他撤下火线，他坚决不肯。战斗结束后，同志们看到子长伤势很重，一再劝他离队养伤，但他坚决不愿离开战斗岗位，仍然带伤指挥部队作战。9月上旬，子长率部转战安定，再次打进安定城，消灭了外号叫“狼儿子”的安定李丕成民团。接着又消灭了折可达、黄儿子等几个民团，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这时，子长病情严重，再也无法继续工作，这才到离枣树坪不远的阳道峁养伤。 　　1934年9月18日，在子长的领导下，在安定崖窑沟，陕北游击队一、八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子长抱病亲自给团长贺晋年授旗。接着先后成立了红二团、三团、五团。 　　1935年1月30日，陕北特委在安定县白庙岔举行庆典，庆祝陕北红军各团合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同时，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2月初，刘志丹从陕甘边来到陕北，会同陕北特委的马明方、郭洪涛、白坚等同志到灯盏湾去看望谢子长。子长和志丹是亲密的战友，是西北地区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袖。他们在长期的战斗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从渭华起义到宁夏兵运，从“三道川事变”到风雪子午岭，从陕甘游击队到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从反动派的屠杀到“左”倾路线的迫害……两人共同渡过无数惊涛骇浪，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打击，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终于领导人民创建了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落脚点和出发点。 　　在灯盏湾，两位老战友热情拥抱，共商大计。他们重点商谈了统一领导陕甘和陕北两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只是在军委主席的人选问题上，子长和志丹互相推让。子长说：“我的伤病不好，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这副担子就由你挑，不要再挂我的名字了。”志丹深情地说：“你是老大哥，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只要你在世一天，就应该选你。”当刘、谢争论相持不下时，子长说：“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确定你为军委主席。”这才终止了争让。 　　临别时，志丹对子长说：“我派出买药的人快回来了，你好好养伤。”听到这话，子长说：“你不要再费心了，我可能不行了。今后的担子就要你挑了!”说着便流下了泪。志丹也不由自主地流下热泪。两位驰骋疆场的战将这时手握着手哭了，在场的战士、干部、老百姓也跟着哭了。 　　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统一两地区党政军领导问题和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和陕北两地的工作，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支革命武装。会议推举谢子长为军委主席，志丹为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 　　壮志未酬 英雄虽死犹生 　　子长临终前最后一个除夕之夜，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响彻灯盏湾全村。子长9岁的儿子谢绍明和小伙伴们一起正玩得起劲，听到父亲在窑里叫他。绍明回去后，父亲高兴地叫着他的乳名说：“双玉，我几个月没打仗了，想闻闻火药味。你把鞭炮掰开，把火药倒在炕栏上点着。”火药点着了，闪着耀眼的火花，发出了浓浓的硝烟味。子长深深地吸了两下，意味深长地说：“你闻，这火药味多香呀!”此时，他仿佛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935年2月21日，子长病情恶化，不幸永远离开了我们，年仅38岁。临终之前，子长流着泪，痛苦地对伺候他的侄媳白盛英说：“盛英啊，三大活不了啦。老百姓怕我死，这个心情好理解。只可惜我给他们做得太少了。”子长逝世后，当晚就被秘密安葬，家属和战友们不准吊孝，可是天上下了一场大雪，山山峁峁，沟沟岔岔，房顶树梢，百草头上都是一片洁白。人们说，这是老天爷给“谢青天”的“百草吊孝”。 　　子长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死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重大损失。由于子长在西北的重大影响，为了避免敌人乘机进攻和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稳定人心军心，对子长逝世，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严密封锁消息，秘密安葬，未开追悼会。在一段时间里，西北军委的行文布告落款，仍沿用西北军委主席谢浩如的名义签发。直到1935年5月，经过吴家坪、马家坪战斗，西北形势大局稳定后才解除了保密。 　　1935年秋，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改子长的故乡安定县为子长县，永志纪念。1939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子长的亲属，给子长以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北红军的创始人谢子长败不丧志，真了不起呀!”同时，毛泽东为子长烈士墓两次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并亲笔为子长写下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子长修建了陵墓，举行入葬典礼。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朱德也题词：“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子长光辉的一生，受到党和人民高度的赞颂。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了最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十六大代表人手一册。这部党史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总结，对谢子长、刘志丹两位西北革命领袖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以高度评价。党史中写到：“(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创建的。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先后进行两次反‘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爱民如子 百姓齐呼“青天” 　　把一切献给人民的人，人民将永远纪念他。1946年2月，谢子长灵榇移葬时，瓦窑堡2万余人举行公祭，陵前四五顷地全为吊祭者踏平，附近三条道路为之增宽，人众之多为瓦窑堡有史以来所仅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敬送挽联，上书：“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这是对子长革命一生和身后影响的完整概括。 　　子长待民如赤子，事事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嫉恶如仇，敢作敢为，铁面无私。因此，土豪劣绅怕他，人民群众爱他，称他为“谢青天”。 　　在安定创办民团时，子长就明确宣布不准欺压老百姓。他说：“民团、民团，就是人民的团，就要保护老百姓。”带兵后更是坚决执行。他带十二连驻防宜君时，驻耀县部队一个排长的哥哥，要去兵营看兄弟，仗着自己弟弟的官势，就抓了民夫和一个毛驴，走在宜君街上，被子长碰见了。子长一马鞭就把这个人从驴身上打下来，指着骂道：“你竟敢这样仗势欺负老百姓？”那人连连讨饶，表示再也不敢欺压百姓了，谢子长才将他放走。 　　瓦窑堡有石谦一个兵工厂，厂里的人受旧军队影响，经常打骂群众，百姓见了他们都躲着走。1927年元宵节闹秧歌时，兵工厂高跷队又和老百姓发生了矛盾，当场打伤几个群众。来瓦窑堡办事的子长碰上后，立即上前制止。兵工厂的人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谢连长，吓得掉头就跑。跑回去后还不放心，怕子长来抓他们，赶快派人来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子长严厉批评了他们，要他们写下保证，再不打骂群众，并罚造300支枪，不给付工钱。子长威信高，说罚就罚。从此，一连好多天，兵工厂的人不敢上街，瓦窑堡城安宁了许多。 　　清涧起义爆发后，李象九的护兵黄福财乘机抢劫群众。子长知道后，立即派人捉回予以枪毙，并在部队中进行了严肃的教育：“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老百姓，我们也是老百姓出身。咱们的大和妈，哪个不是老百姓呢？我们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要给他们办好事。苦害老百姓，就是苦害咱们的大和妈!就要受到处罚。” 　　起义队伍南下宜川，途经延川县境，宿营在一个村子里。吃过饭后群众都不收部队的饭钱，子长坚持要付。群众说：“自古兵食不掏钱。”子长说：“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共产党的队伍一定要掏!”子长命令部队如数付了钱，深得人心。 　　在红军队伍中，子长更是坚定不移执行群众纪律。子长受伤在安定县阳道峁养伤时，由于当地反复受到白军摧残，群众生活困难，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群众来看望他，时常带些吃食东西。子长知道后，严肃地说：“我咋能白吃群众的东西?我给劳苦大众没办多少事呀!穷人的东西咱不能要。”伺候他的侄媳妇难住了，不收东西，没吃的怎办?子长果断地说：“你就说我有吃的，一定不行给点钱。再不行，面留一两，鸡蛋留一个，肉割下一点就行了。”子长说着说着流下了泪。这是侄媳妇到谢家后第一次看见子长流泪。在子长看来：“这些都不是小事，这里有个群众关系。” 　　子长在灯盏湾养伤时，白军到处搜捕。一次，群众抬着他转移时，他安顿抬担架的人：“能抬出去当然好，实在不行就给我一枪，尸体丢到山水渠里，你们逃活命，我不能连累你们。千万不能叫敌人把我活的捉去……。” 　　子长热爱群众，群众也爱戴子长。有一年雪夜，子长刚刚回家，驻扎在安定的敌人便跟踪追来。接到群众报信后，子长跑到山上藏在山窑里，但雪地上留下了两串清晰的脚印。拦羊老汉谢国祥看到后，赶快把羊群赶出去，沿着老谢的脚印来来去去走了几个来回，将脚印全掩盖了，老谢才安全脱险。 　　高风亮节 光照千秋万代 　　我与子长相识并共事多年，可以说是同甘苦，共患难。第一次见到子长是1930年在山西平定。当时，我正在国民党四十七军高桂滋部从事兵运工作，他到北方局汇报工作回陕北时路过平定。我向他汇报情况后，他指示我们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待机起义。1931年春夏之交，晋西游击队在山西孝义正式成立后，遭到敌人重兵围攻，在山西呆不住脚，队委会决定西渡黄河，到陕北去找谢子长。在陕甘边，谢子长领导我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子长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他性格坚毅，百折不挠、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他识大体、顾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对家庭、亲属要求极严，谆谆嘱咐投身革命。从1932年到1936年，子长同志一家，有九个人在战场和刑场上英勇牺牲，留下老少六个寡妇。他生性淡泊庄重，不慕虚荣富贵，不染烟酒，不讲吃喝，志在革命事业，具有过人的品格。他常说，一个革命者要有远大的志向，应该做到绝情欲、去细碎。 　　在西北革命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和强大的敌人斗争，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和党内“左”倾错误斗争。以杜衡为代表的陕西省委，始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坚持要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他们只考虑到平原地区可以威胁敌人，似乎“威胁”就可以打败敌人，根本不想平原地区无法站得住脚，更无法巩固。他们甚至要求弱小的红军游击队“正规化”，打攻坚战，这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陕甘和陕北地区在谢子长、刘志丹的正确领导下，获得了巨大发展，保住了全国保留下来的这块惟一的根据地。可惜，子长过早逝世，未能参加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盛事。 　　在1946年的公祭仪式上，作为子长的生前战友，首先由我报告了子长的革命事略。仪式结束后，我和史唯然、李景林、杨林、张贤约、李宗贵、李景膺、曹力如、薛兰斌诸同志扶谢子长烈士灵柩入墓安葬。当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抚今追昔，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这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结果。作为一名已走过整整一个世纪的百岁老人，百年的人生经历，使我坚信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今天，我再次讲述谢子长的光辉业绩，希望我们的后人全面了解子长同志的革命事迹，学习他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公而忘私、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让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复兴而努力奋斗。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