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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子长同志

马佩勋

从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 　　50年来，无论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日子里，我无时不怀恋在陕甘同谢子长、刘志丹一起度过的一段最艰难的岁月。每当唱起“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的信天游，就心潮起伏，不能平静，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那个血与火的岁月里，谢子长那熟悉而亲切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 　　1931年秋，我们晋西游击队一行30名共产党员，在隰县一带突出敌人重围，星夜兼程向黄河岸边行进。一个漆黑的夜晚，老乡帮助我们乘坐单皮筏子渡过了敌人重兵把守的黄河，来到陕北清涧县的白家川，寻找谢子长和刘志丹。 　　当时，我同谢子长虽未见过面，但对他的名字已经相当熟悉。早在山西的时候，我就多次听到他参与领导清涧起义，渭华暴动的英雄业绩，一次又一次地激动着我的心。进入陕北后，我和同志们是多么想见到他呀。 　　不久，我们离开白家川，很快同中中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在特委的领导下，我们转战安定、安塞、保安、三边一带，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党组织又给我们派来了马云泽，强龙光，侯凤孝等一批共产党和老战士，我们还收编了萧永胜、杨昆、杨琪、师储杰等原在山西的一批烟商武装，游击队迅速发展到200多人。在寨儿山、营盘山、玉家湾、瓦窑堡、蛇顶山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共歼敌军300余人，收缴敌人大批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给了敌人很大打击，为我军顺利转移陕甘边东华池扫清了道路。这年九十月间，我们终于到达了甘肃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新堡，与驻在林锦庙的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胜利会师了。随后，谢子长也来到部队，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第一次见到谢子长，是召开干部会的时候。在我们想象中，这位从1924年起就在陕、甘、宁等地进行革命活动，领导过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被陕北民众称为“及时雨”、“谢青天”的大人物，该是威武高大、英气勃勃的形象。然而，站在我眼前的子长，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穿一身破旧的衣服，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表情慈祥而轻松，使人感到他和普通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待人非常亲切热情。他很善于联系群众，散会后，就和大家坐在一起，笑呵呵地拉起了家常，问这个战士叫什么名字，老家是哪里的?家里有什么?问哪个战士什么时间参军，哪年入党的?还关心地问起我在山西打游击的情形，大家都一一做了回答。开始，我还有点紧张，子长同志问一句，我硬邦邦地答一句。后来，见他问这问那有说有笑，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家说说笑笑，很快就“打”成一片了。难怪有的同志说，子长是见面熟，他到农村去很快就能和老太太说上话，问鸡下不下蛋，像是自家人一样。白军也说，子长是个“擦子”，走到那里就在哪里“擦”一片(指分化瓦解白军)，很有成绩。 　　在南梁附近的村庄，我们住了一个冬天。部队利用同白军陈国璋部特务二团团长刘保堂的统战关系，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初步整顿。编为三个大队，由刘志丹带一个大队，阎红彦带一个大队，师储杰带一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有三、四个分队，相当于一个小团的建制，实际上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当时，部队还没有总指挥部办事机关，只是明确由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统一指挥，后来才组成了总指挥部。我在阎红彦这个大队任分队长，全队有200人，骨干都是原晋西游击队的一些同志，子长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刘志丹的那个大队有三个分队，分队长是赵连璧(小名叫二娃)、杨丕胜、贾生财。师储杰大队人多枪多，他手下的分队长是马洪英、白春华、焦志明，都曾是一些保送大烟的商人。我们委派或指定共产党员白雪山、雷恩俊、陈玉清进去担任指导员，以加强政治工作，整顿师储杰的部队。 　　腊月天，接到省委指示，部队离开南梁，经子午岭，向甘肃正宁三嘉原一带转移。路过任家堡子时，遇到了反动土豪的抵抗。土豪有十多条枪，加上堡子里的老百姓不了解我们，在土豪的蒙骗下也扔石头块打我们。命令还没有下，部队已经一窝蜂似的攻了上去拿下堡子。堡子里的男人打死打伤不少，尤其是后来赵二娃带的人，抢老百姓的牲口、财物，强奸妇女，群众纷纷跑来告状。这一下可把子长气坏了，他说：“这哪里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当即，子长召集二大队积极分子会议，我记得班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上子长作了动员，他说：“我们这部队纪律很坏，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要不了几天就会失败。”他还突出点了赵二娃的名。 　　子长动员以后，下决心整顿部队，解决赵二娃的问题。那时，正赶上部队庆祝一个什么节日，每个战士都做一面小纸旗写上标语，插在自己的枪眼里(这样子弹打不出去)。部队集合后，按预先布置，我们二大队站在队伍的前头，白锡林、阎红彦就站在赵二娃的身边。子长、志丹都背着枪站在一个高土台子上。子长首先讲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要革命就不能不要纪律!”说着，子长果断地发出命令：“现在，下赵二娃的枪。”赵二娃刚要反抗，被站在他身边的白锡林一枪打倒，其他人听说缴械，都吓跑了，丢下一二十条枪。这时，我看刘志丹站在土台子上一动不动，表情严肃镇定。 　　任家堡子事件，给了部队很大教育。收了赵二娃的枪，经过整顿，部队纪律更加严明，虽然不久师储杰叛变投敌，但在子长的领导下，部队情绪一直很稳定。 　　二 　　1932年，快过老历年的时候，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我们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过罢年后没几天，在正宁县三嘉原的细嘴子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记得志丹当时不在。游击队成立那天，近千人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细嘴子村的旷地里，一眼望去红旗招展，刺刀、红缨枪闪闪发光，每个战士的脖子上系着红带子，战马的头上挽着红绸子，昂扬的战歌声、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显得威武雄壮。正宁、旬邑一带的农民也成群结队，有的抬着猪羊，有的吹着唢呐，四面八方赶来庆贺。在成立大会上，陕西省委代表荣志卿、旬邑县代表第五伯昌和子长都讲了话。子长讲话时，神态从容自然，讲得生动实际，通俗易懂，战士们听了受到很大鼓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第五伯昌代表地方党和群众把一面缀有镰刀斧头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几个大字的红旗授予子长时，只见子长举起红旗，当空一展，群情更加激昂，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和鼓掌。子长那瘦削的身体在红旗的映衬下，更显得威武坚强。望着这面在陕甘高原上第一次飘扬起来的革命红旗，我和同志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到莫大的兴奋和鼓舞。游击队成立后的一天夜里，我们悄悄摸进职田镇，骑兵在镇子周围，捕了反动区长和民团头子，捣毁了敌区公所，捉来不少土豪，由我们警卫队押在街上来回游了几趟。子长立即发动群众，开仓分粮，成立农民协会。当众烧了区公所的文书、账本、地主的契约，火苗窜起一丈多高，穷苦百姓真是扬眉吐气，奔走相告。这一行动使敌人恐慌不安，驻旬邑的军阀部队立即调来一个营(营长姓罗)，纠集彬县、长武的民团千余人向我扑来。 　　在敌人军中有个连长李明轩是我地下党员，山东人。以前部队派我带两名战士曾去过他的驻地旬邑县，他招待我们吃了饭，我们拿十几匹牲口换了几箱子弹药回来。这一次他事先派人给子长送来一封信，将敌人的作战部署统统告诉了我们。子长得信以后，抓紧战机，当即命令部队连夜撤至职田镇以东20里的阳坡头，占领有利地形，埋伏起来，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第二天拂晓，敌人在职田镇扑空以后，即向阳坡头进发。李明轩连长故意牵着马走，士兵问他说：“连长，你怎么自己牵马走?”他吓唬士兵说：“打红军可不是闹着玩的，自己牵马，走起来方便得多。”到达阳坡头，只见敌人从西面黑压压地扑来。子长指挥部队迅速从隐蔽的坎坎中跃出，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如同猛虎下山冲进敌群。和我相跟的有强龙光、胡廷俊，还有神枪手郝金标。敌人依仗人多，武器好，蜂拥而上向我扑来，离我只有二三十米远，我依靠一个阵地奋力还击。强龙光举起驳壳枪正要打时，被敌人溜了一枪，头部负伤，血流不止，我急忙上去给他包扎了一下，继续攻击敌人。不大一阵胡廷俊的一条腿也被炸伤，还有几个同志牺牲了。这时，我们用枪集中火力扫射敌人，杀伤敌人先头主力，接着友邻部队迂回攻入敌阵地，敌军立时混乱。李明轩借机上马掉头就跑，大喊：“红军来了，快跑呀?”敌人争相逃命溃不成军。我将士杀劲上来，跟踪追击，一直追到旬邑城跟前，毙俘敌300余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用来补充自己。阳坡头告捷，大大提高了红军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凶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迅速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此后，子长率领部队由旬邑的清水原南下耀县照金镇，沿途消灭了一部分民团，来到通往韩城的交通要道——柳林的香山庙。 　　香山庙是陕西有名的佛教寺院之一。庙从沟底一直修到山顶，地势险要。住着200多个尼姑、和尚。他们拥有大量土地、牲畜、牛羊，囤积大批粮食、金银财物，还存有不少大烟土，长年出租土地，雇工剥削群众。庙里的和尚很贪心，处处欺骗坑害百姓，群众进去烧香，每次要两块大洋。我们在庙里弄了好多粮食，分给了附近的贫苦饥民。子长还在这里主持召开了队委会议，总结作战和发展群众工作的经验，讨论省委的指示，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提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坚决走毛泽东指引的井冈山道路。 　　队部离开香山时，胡廷俊的伤口恶化，子长对此十分关切。决定通过地下党送西安后，再转送上海治疗。临别时，我紧紧抓住廷俊的手，不禁流下热泪。后来，我听说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将胡廷俊转送上海治疗。在上海，胡廷俊被锯掉了一条腿，装上假腿以后，把文件藏在假腿里，仍然为党积极工作，不幸被敌人发现逮捕。廷俊在敌人的严刑威逼下，铁骨铮铮，坚贞不屈，最后被押解到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胡廷俊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的英雄形象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 　　三 　　2月，我们离开香山庙之后，又东跨桥山，在焦家坪包围了宜君民团。我们骑兵进去，民团30多人赤着身子还没睡醒，就被缴了械。尔后，子长率领部队兜了一个圈子，回到离三嘉原不远的寺村原、湫头原发动群众，建立革委会，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牲畜、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陕甘游击队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壮大，分为三、五两个支队，由刘志丹、阎红彦分任支队长。 　　这时，乘陕军与甘军混战陇东之机，子长指挥部队围困山河镇，打开局面开辟革命根据地。 　　山河镇离三嘉原不远，这个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曾经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这里的赤卫军和群众拿起大刀，长矛，配合我们作战，把堡子里敌人的两个骑兵连团团围住。我警卫大队驻在东关，三支队二大队长高岗带的人马驻在西北面，南面也是我们的人。当我看到部队把敌人围得紧紧的，心里十分高兴。附近的群众每天按时给我送饭送水，我们一直围了一天。根据当时情况，是完全可以把山河围攻下来的。但是，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敌人突然向山河增兵，加之我们城镇作战经验不多，巷道交通不熟悉，我们一些同志来来往往不在乎，被敌人的冷枪打死了一些骨干，致使山河没有攻下。一天，敌人一股骑兵突然打了进来，高岗没有顶住，一下子跑到我们阵地上来。我们立即开枪把敌人顶了一下，敌人跑得不见影，我们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见。突然，我和副大队白锡林、神枪手郝金标几个人发现敌人钻进了一家老百姓的院子里，我们迅速冲上去把敌人堵在院子里，打得十分激烈。郝金标一枪一个，撂倒了不少敌人。白锡林端起长枪，打得嘴里都吐出白沫，敌人骑兵人马死伤不少。正在这时，敌人嚎叫起来，要向我们缴枪。年轻的郝金标由于没有经验，结果上了敌人假投降的当，上去缴枪时，被马上的敌人一枪打死，我跟着上去把他拉下来。随后敌人冲出，又从高岗的防线上逃跑了。 　　这时，子长指挥部队已经撤到离此地一、二十里的庄子上。到第二天拂晓，部队部署在一个高原坎口下面隐藏起来，伏击敌人。在战斗打响以前，子长下令：“敌人不到30米不准打枪，谁要开枪割谁的头!”不多一阵工夫，敌人的马队远远而来，黑马、红马、白马，黑压压的一片，只见敌人的指挥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走在最前头。我身边有两个50多岁的老兵，他俩的枪法很准。一个说：“我一枪非把敌人那个当官的打下来不可。话没落音他已经扣动扳机，只听“砰!”的一声，远处的敌人指挥官一个倒栽葱掉下马来。子长骂了一声：“谁打枪!”但未割头。我们还有个叫盛三毛的战士，一下子混到敌人骑兵后头，敌人问：“你是哪一部分的?”三毛说：“你自己人认不得自己人。”说着“啪”一枪将敌人放倒，骑上马掉头跑了回来。跟着，子长从隐蔽的沟坎中跃出，一马当先发起冲锋。敌人见指挥官已死，便乱作一团。我越打越猛，敌溃不成军，纷纷夺路回逃。我一路追杀，直到正宁城根，缴获了几十匹好马，还有不少枪支武器。 　　跟子长打仗，我感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下命令坚决果断，硬攻不犹豫，打起仗来冲锋在前，很勇敢。山河战斗以后，部队离开寺村原又奔袭旬邑县城。本来打算奇袭，因准备杆子、云梯走得迟了一些，天黑出发，整整走了一夜，赶到旬邑县城跟前，天已经亮了。部队虽经连日行军打仗，疲劳得要命，但来到旬邑城下，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以勇猛的动作投入战斗。子长组织火力，下达进攻命令，他自己带着云梯冲在最前头。我带一个冲锋枪班担任前卫，有一二十名神枪手，打的敌人在城楼上站不住脚，纷纷往回缩。这时，只见子长带着几个战士已经插到城下，挨近城墙，搭起云梯，命令连环枪掩护。第一个战士已经登上城墙，由于西城楼未攻克，无法立足，结果跳进城里。接着我第二个扒上城墙，一看跑道太窄难以立足，就一纵身窜进墙豁口，端起冲锋枪对准西门楼连打几梭子，敌人见几个弟兄被打死，便蜂拥着往下逃。我后面上来的战士扔下砖头瓦片，我又扔出两颗手榴弹，敌人叽哩哇啦乱叫，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跳进城里的同志迅速打开城门，占领城楼，插上红旗，我军一拥而入，全歼敌人两个连，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还打开监狱放了“犯人”，杀了反动县长和警察局长。下午，部队撤出城外。 　　打开旬邑县城，这是陕甘游击队破天荒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在西北产生了很大影响，广大游击队员和贫苦百姓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可是，就在欢庆胜利的时刻，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危机。记得他一来，先给我们作了一次形势报告，接着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批评起子长来了。说什么子长没有攻下山河镇，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还在党内无限上纲，以势压人，进行宗派活动，错误地批斗子长，并且撤了子长的职务，强令子长离开部队，到甘肃去搞兵运工作。 　　子长平日跟战士患难与共，情同手足，大家在一起就像亲兄弟一样，说心里话，我真舍不得他走。可是子长宁肯自己受屈，也要顾全大局。离开部队时，子长和大家一一握别，我和同志们依依不舍，一直把他护送到西兰公路，看他把羊皮大褂穿戴起来，才互相道了再见，挥泪而别。 　　四 　　子长走后不久，我也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这一时期，我听说子长在甘肃工作很出色，他领导和组织了靖远起义，又组织西华池新编十一旅连长、地下党员高鹏飞率部170多人起义，与陕甘游击队胜利会合，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这是西北兵运工作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我也听说，李艮来到游击队，强令死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原子，下令20天分完土地，使部队连连受挫，损失很大，许多战士纷纷起来要把李艮撵走。为了扭转陕甘游击队的危险局面，省委又把子长请回来任总指挥，不仅使部队战胜了困难险阻，恢复了元气，而且得到巩固和发展。我还听说，1932年底，杜衡再次来到部队，撤掉子长、志丹的职务，强令他们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子长同杜衡据理力争，并以革命利益为重，再三要求留下志丹。接着，杜衡在转角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杜衡兼任军、师、团三级政委(当时红二十六军只有一个团)。杜衡虽然勉强同意留下志丹，却不分配重要工作。子长、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等被迫离开陕甘以后，杜衡又强令红二团南下，在蓝田遭强敌袭击，在激战中部队被打散，使我党辛苦创建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给毁掉了。杜衡在部队到达三原武字区时，临阵脱逃跑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志丹、王世泰等历尽艰险，在地下党和群众的掩护下突出重围，返回照金苏区。 　　1933年夏，子长由上海调往中央北方局，到天津后，被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察哈尔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中工作。子长协助许权中师长带领部队，在长城以北，英勇作战，同盟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强龙光、高鹏飞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子长十分悲痛。子长以中央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秘密回到了家乡——陕北安定县。 　　子长回来前，安定原有一个九支队，十几个人。1933年春，红二十六军骑兵队队长强世清回到家乡强家湾，打死敌安定县长，夺枪闹革命，在九支队一部分的基础上，成立了陕北红军第一游击支队，由强世清任支队长。接着，一支队在强世清的带领下，南下照金，回到红二十六军住了一个多月，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志丹派杨重远任总政委，带领一支队返回陕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 　　当年6月，在志丹的指示下，我和尹云山在南梁新堡缴了敌人的枪，建立起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叫南梁游击队。正好与返回陕北途中的一支队相遇，战友相逢，备感亲切，我和强世清等有一肚子的话说不完。当即在政委杨重远的指示下，把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共30多人，20条枪，还有四五匹马，仍由强世清任支队长，我任副支队长，杨重远任总政委。 　　回到陕北后，在安定董家寺附近，我们同敌人的一支巡逻队遭遇，我奋勇而上，全力冲杀，不大一阵工夫歼灭了这股敌人，缴枪十余枝。不料惊动了周围的敌人，敌人张建南一个营追击我们，我且战且退，迅速转移，终于甩掉了十倍于我的敌人，撤出战斗。不幸的是在撤退中，杨重远中弹牺牲。我和同志们悲愤交加，决心严惩敌人，为重远报仇雪恨。 　　此后，在安定北区、西区一带，我们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白天，分散隐藏在群众之中，为群众做好事，打水，扫院子，干农活。我们整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干活，敌人过来过去却不知道我们是游击队。晚上，我们把队伍集合起来，神出鬼没地打土豪、踏民团，骚扰敌营，搞得敌人焦头烂额，十分恐慌。同时，我们还帮助地方党组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成立赤卫队、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在斗争中，军民鱼水相依，青年争着参军，一支队不断发展壮大，增至100多人。由于政委杨重远牺牲，支队建制也作了一些调整，由强世清任支队长，我任副支队长，李成荣任政委，张义成任经济员，支队下面设了五个分队。 　　到了秋天，支队决定再次南下，除留下一个分队由白德胜、任志贞负责就地坚持斗争外，其余的人由强世清和我带领从安定东沟出发，经白河川向照金进发。一路上，我们连打几个胜仗，缴获敌人一些枪支武装，还有骡马。到照金后，正逢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同志从秦岭山回来，大家见了面真是百感交集，激动的心情笔墨难以形容。当时，我党辛苦创建的红二十六军已被杜衡断送。在照金，只有王泰吉团起义剩下的一个连，七八十人，全副武装能作战，还有黄子祥带领的红四团，有一二百人，再就是县上的一些游击队。 　　我们一支队别看只有80多人，但能打仗，战斗力强。一到照金，志丹就派我带一个分队驻守地势险要的薛家寨。以后，志丹又带领我们远距离奔袭，出其不意，一举打下合水县城，歼敌守军一个连，缴枪100多支，还有大批弹药物资。当即打开监狱，放出所有犯人。打了胜仗士气上来了。敌人到处说“红二十六军没有了，刘志丹打死了”的谣言也给彻底粉碎了。 　　攻克合水，我们一支队补充了一些枪支武器，奉命返回陕北，继续展开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临行前，将政委李成荣留在红二十六军工作，调来魏武接任政委。当时，我提出到陕北吴堡开辟工作，高岗说，只要你们队委同意。队委同意了我的请求。强世清、魏武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勇将，在归途中，我们带领部队在高桥川一带消灭了一些民团。到达安塞县后，我被调离开部队换了装。部队给了我一头毛驴，几块钱路费，经延安到吴堡开展工作。后来，我在宋家川听说，一支队回安定以后，敌人已在子长的家乡枣树坪筑起一座碉堡，并驻有一二连人。支队进去后仓促上阵，攻打枣树坪，由于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内应，硬攻敌人坚固据点，结果失利。当场牺牲了几个同志，负伤六七人，支队长强世清也身负重伤。原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惠泽仁因调回陕北特委分配工作，回安定后也参加了战斗，当场牺牲了。魏武在战斗以后，被敌人围住也英勇牺牲了。这时，支队已失去领导，为了避开敌人清剿只好分散，一路到延川一带活动，一路由河南人、原南梁游击队中队长王孝曾带领去吴堡、清涧一带活动。不久敌人增兵，到处围攻清剿，有的人被敌人一时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招了。正在养伤的强世清和照顾他的弟弟强世光，在一个土崖窑里也被敌人抓走，分队长白光在一个土崖窑里也被敌人抓走，接着分队长白德胜、任志贞夫妇也被捕进牢房。被捕后，强世清等在敌人严刑拷打，百般威胁利诱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34年年三十，强世清(被敌人杀害于安定，而不是瓦窑堡)、白德胜、任志贞被敌人押赴瓦窑堡城南刊场，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英勇就义。 　　强世清牺牲后，部队失散，有的被杀，有的埋了枪，还有的投了民团，一支队基本上垮完了。只有王孝曾在清涧保存了一点力量。一次打土豪，王孝曾从房上跌下来跌坏了腰，组织上只好让他回家去养病。后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回来过几个人也都站不住脚。一时间，安定地区的武装斗争走向了低潮。 　　子长回来的消息像长上翅膀一样，一传十，十传百，人们被压抑了多时的情绪，一下子振奋起来，大家高兴地说：“老谢回来就好办了!” 　　子长首先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以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恢复一支队的斗争。他把刘明山、南贵臣、李海、陈文波、薛兰亭等散失后相继回来的同志聚合起来，找回埋藏的枪支，杀了一个名叫韩九成的坏蛋，在刘家圪崂宣布一支队正式恢复。任命李盛堂为支队长，谢绍安为副支队长。 　　一支队恢复后，子长写信与刘志丹取得了联系，志丹派人送来200块大洋，帮助支队渡过难关。随之，一支队在子长的领导下，打土豪，除恶霸，采取夜战、奇袭等方式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敌人。子长还组织了庆阳东山游击队的一些力量，使一支队迅速发展壮大。原来投入民团的一些同志也纷纷跑了回来，个个痛哭流涕，子长宽宏大量，既往不咎，让他戴罪立功。 　　1934年夏天，我去一支队时，支队又恢复到二三百人。贺晋年任政委兼支队长，路文昌任参谋长，李宗堂同志也回来了，这就加强了部队的领导，使一支队成为陕北一支力量集中，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这一时期，在陕北特委和子长的领导下，各地的武装斗争也风起云涌。除一支队外，有绥德的二支队、五支队，神府的三支队，佳县的六支队，宜川的九支队，还有佳县四支队。与此同时，地方党政工作也十分活跃，各种群众组织相继成立，赤卫队有了很大发展，一时间陕北简直闹“红”了。 　　1934年5月，陕北特委在佳县王家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把各根据地连成一片。7月在安定阳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子长任总指挥。紧接着，在上千名赤卫队员的配合下，经过周密侦察和部署，又有在敌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策应，子长指挥一、二、五支队一举攻克安定县城，占领了敌县政府，杀了一批坏蛋，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物资。然后，部队撤出城外，拉上南山。敌派两个连追击我们，只见赤卫队在山上遍插红旗，呐喊助阵，敌不敢再进，只好缩着脖子退了回去。打开安定县城，这是陕北红军战争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和陕北人民，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 　　此后，我在吴堡接到陕北特委指示，要我和高朗亭抽几支短枪到安定县。高朗亭从神府过来找我，等我带了四五支驳壳枪来到安定县的李家岔村，子长和郭洪涛已带一、二、五支队去了南梁。遗憾的是这次到南梁我没去成。后来，我听说子长率部和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南梁胜利会师，并在阎家洼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两支部队如何发动群众，协同作战，进一步扩大苏区等问题。会议决定派四十二师第三团回师陕北，配合广大军民粉碎敌人“围剿”，并决定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 　　子长回到陕北，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根据地大发展，局面大改观。他带领部队转战安定清涧一带，连打胜仗，部队走一路，人民群众欢迎一路。路旁树上、村屋墙上贴着一张张红绿纸写的标语：“欢迎老红军回来!”“欢迎谢青天!”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情景。部队每到一地，老乡主动帮助我们放哨、煮饭、杀猪宰羊。过春节时，子长同志把打土豪没收来的羊肉分给穷苦老百姓，每人两斤肉，包顿饺子吃，因此深得群众爱戴。当时，在陕北群众中普遍传颂着这样一首歌谣： 　　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县，“犯人”放出监。 　　下到南梁堡，见了刘志丹。 　　老刘亲热说，欢迎歇几天。 　　五 　　1934年8月，我又调回一支队，在子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时，蒋介石疯狂地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陕北军阀井岳秀发动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子长指挥部队灵活果断，同敌人在安定、清涧一带周旋。记得我们在安定景武家塌歼敌两个排，打了胜仗，路过安定北区强世清同志被俘的地方时，子长立即命令部队停下，下马肃立，静默三分钟，向英勇牺牲的强世清、强龙光、强世光、白德胜、任志贞志哀。子长在队前讲了话，他说：“强龙光、强世清、强世光他们兄弟三人，还有白德胜、任志贞同志都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战士，他们是为革命牺牲的。今后革命胜利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子长对牺牲了的同志念念不忘，这样关心，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紧接着就是河口战斗。我记得这是一个夜晚，天下着雨，子长下达攻击命令，天不亮战斗打响，佳县四支队在刘子义带领下冲上山去，击溃了敌人占领了山头阵地。不幸的是刘子义腿负重伤，被抬了下来。四支队见我大队人马攻进镇街上，自动放弃山头阵地一哄而下，敌人乘机重占山头。我在平坦坡地进行攻坚，打了好长时间没有攻下，还伤亡了几个同志，直到上午，我见子长倒在一个坡上，一声不吭。当时，子长已经带彩，可我没有发现，还气呼呼地对子长说：“这么个鬼地方，我们千把人打不下他两个连，乘下雨我们再攻一次，不信打不下。”子长听后，叫我把各支队领导同志找来，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会儿，再次发起冲锋，仍然没有攻克，但给了敌人很大杀伤。下午，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王家沟，此时敌人也放弃河口，逃回清涧县城。 　　子长负伤后，仍然随军行动，指挥作战。回到安定县的李家岔，我带的前卫部队与高双成部一个营遭遇，子长指挥部队在南山上同敌人打了好几个钟头，我虽有点伤亡，但对敌人杀伤很大。天快黑时，敌人扔下不少尸体、武器逃跑了。接着，我们再次攻入安定县城，消灭了安定民团。在崖窑沟，以一支队为基础，由子长正式宣布，成立了陕北红一团，贺晋年任团长，我任政委，路文昌任参谋长。 　　以后，红二团、三团和五团也都相继成立。10月间，子长病情严重，再也无法坚持工作，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到阳道峁村养伤。敌人时刻在侦察子长的行迹，到处贴出告示悬赏捉拿。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他，给他送东西吃。为了避开敌人的追踪，把子长从阳道峁转移到周家崄，又转移到灯盏湾。 　　1935年初，志丹来到安定灯盏湾探望子长。志丹紧握住子长的手，摸着他盖的被子，深情地说：“你的被子太坏了，应当换个好的。”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坏一点不要紧。”志丹告诉子长，要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请他担任军委主席。子长连忙说：“不，不!我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两人相互谦让起来。以后在选举中，同志们考虑到子长正在病中，建议由志丹担任主席。志丹坚决表示：“老谢是老大哥，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 　　1935年2月，我和几个同志去看望子长时，子长的爱人史秀云在照顾他。他的伤势已经恶化，又染上肺痨，呼吸困难，气短的使他白天黑夜坐着，不能睡觉。他见我们来，让我们坐到炕上，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喘息着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看……我们住的这个山墕垃子……敌人都不管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不行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战斗了……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要继续战斗……革命到底!”我和几个同志都流下泪来。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