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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子长战斗的十余年

雷恩俊

今年2月21日，是西北人民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谢子长牺牲45周年。今天，我们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新长征中，回顾陕甘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深切怀念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中同他的亲密战友刘志丹一起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谢子长。四五十年前子长领导我们战斗的岁月，仿佛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 　　谢子长是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人，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1897年出生于一个小康的农民家庭。17岁入小学，发愤求学成绩常列第一。后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不久又转入榆林中学，未及毕业即回他的故乡安定办小学。 　　我认识子长，是在我16岁那年(1920年)，到安定县立完小上学，第一次见到他的。我家住在安定县东区北沟，离他家有100多里路。我未上学前，就听我村里在这个学校里念书的两个孪生兄弟讲过，说他们学校有个姓谢的年青先生脑瓜灵、学得好、课也教得好。我心里想，这样的一个先生一定长的英俊气派，到学校一看，和我想的完全两样：他个子不高，背还有点驼，猴形脸，友人戏称“谢猴”。这年，他大概有二十四五岁。他身体瘦小，但性情开朗，坦率大方，行动敏捷，说话果断，显得很精神，生气勃勃。当时，他给高年级教数学，课余，经常给学生讲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鼓励学生从小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立志改革社会。他既有学识，又平易近人，学生对他既尊重，又喜爱、很愿意和他接近。 　　我由于家庭贫寒，在这个学校只上了两年，到1921年冬季我就停学回家了。1926年初的一天，子长打发我同村的一个学生叫我到他那里去。这时，子长已在安定县办起了民团，担任团总。那些年头，陕北和全国一样，军阀混乱，民不聊生。谁掌握一点兵权，就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土豪劣绅也到处压榨劳动人民，广大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子长在榆林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立志救国。他未及中学毕业，就回到安定县办学。办学，并不能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他觉得，要改革这个黑暗的社会，就要靠枪杆子，搞军事。在我离开学校的第二年(1922年)秋天，他听说阎锡山在太原办起了学兵团，就抱着“救国为民，以武装打垮旧世界”的思想，去投考这个旧式的讲武学堂。但他去后，招生名额已满。再者，人家看他个头小，身体瘦弱，看不上，不愿要。学军事改革社会的强烈志向激励着这位热血青年，他在太原设法找了些有名之士，多方说情，才进了这个学兵团。出乎主事人的所料，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聪明好学，专心致志，各门功课都学得非常好。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这里毕业。 　　1924年，子长从学兵团毕业后，即北上北平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去寻找革命真理。在北平，他结识了一些旅平的陕西籍共产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这位忧国忧民之士，找到了斗争的武器，好像猛虎添翼，奔向了民族解放的战场。1925年冬，回到家乡闹起革命。 　　子长的家离安定县城有15里路。家里比较富裕，他父亲是个开明人士，在县城还有些影响。1925年冬，子长从北平回到安定县后，为了便于活动，就利用这个关系，打出办民团的公开合法旗号，动员县上的绅士、地主出钱出枪帮助他办民团。那时节，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地主绅士也常常被过路的“兵匪”骚扰，一听说上过洋学堂见过大世面的子长出头办民团，都满心欢喜，积极出钱出枪出物，很快就办起了40多条枪的县民团，乡绅们得意洋洋地给县长保荐子长担任了县团总。 　　哪知道，子长搞民团和绅士们想的完全是两样。民团一搞起，子长首先用它来对付那些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谁欺压老百姓，子长就整谁。只要群众有反映，他就找上门去整治。全县各区作恶多端的一些土豪劣绅差不多都被他整遍了。西区有一个绅士，对老百姓凶残，无恶不作，儿子又任区团总，比老坏蛋更坏，人称“狼儿子”。子长就派人抓来，毒打教训了一顿，他告饶找保后才释放了。 　　子长办事公道，铁面无私，原则性很强。一次，他的一个老乡从家里往城里带了一些大烟土，被城门上站岗的团丁检查了出来，不让带进城。此人就说这是谢团总的父亲让给别人带的。团丁给子长报告后，他说：“我父亲说的也不行!就是我父亲来往进带也不行，公事要公办!”终未让带进城。 　　子长这样搞，老百姓欢迎，绅士既害怕又恼火，由原来的积极支持而变为千方百计刁难，县衙也不好好供给经费了。这样民团的伙食、经费就很困难了。没粮吃，子长就派人到铺子去取。团丁们要吃肉时，也派人去家里拉来了几只羊吃。他不惜出卖自己的家产以改善士兵的生活。就这样，他家供给县民团半年多。在他的影响下，他家里人对穷人的态度都比较好。子长的父亲去世早一些，他的大哥谢德惠在他的影响下，思想进步，积极支持子长搞革命，以后他也参加了党，曾任安定区委党的负责工作，为革命做了许多贡献。在1925年前后，国民党县政府逼迫群众交纳苛捐杂税时，他领导群众抗交各种苛捐杂税，他对县长说，群众没钱我收不来款，你不行了就把我押住。县长把他关在班房里，群众都很感激他。 　　1926年初，就像我这样被子长叫去的共八人，都是念过几天书的20岁左右的穷苦青年学生。去后，他给我们说：我不要你们当团丁，也不要你们站岗放哨。每天，我们除了进行一些步兵操典外，他就给我们讲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压榨工人的情况，给我们讲述革命道理，启发我们的阶级觉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这一段时间，我们从子长那里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原先，我们觉着到这里来当兵还可以抖一抖威，在他的直接教育下，我们逐渐树立了革命的思想。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导师。 　　三个月以后，我们八人和另外的两人共十人被子长派到瓦窑堡，到陕北军阀井岳秀所属石谦团李象九(共产党员)连里去当兵。去后不久，一天李象九找我谈话。他问我：你能不能打破个人观念和家乡观念?我说能。他又问：你能不能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由于有子长几个月的教育，我思想上对革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就干脆地回答说：能。他又说：这你都能行，就加入共产党吧?在此之前，我只听说过革命这个词，还没听过共产党这个词。就问：共产党是干啥的？他说：共产党就是打富济贫，搞革命的。我就回答说：好。于是就和另一个人一块儿在这年(1926年)参加了共产党。入党不久我就被任命为班长。 　　就这样，在中共绥德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党乘石谦扩大实力的机会，利用李象九与石谦的同乡关系，在部队中秘密地发展了我们党的力量。到1926年春天，子长带领的安定县民团也被石谦收编为一个连，子长任连长。到1926年冬打下韩城后，石谦的兵力已发展到一个旅。随着他的兵力的扩大，我们党在其中的力量也逐渐发展，共产党员李象九还担任了营长，不少共产党员已担任了班、排长。在全国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在谢子长、李象九的积极工作下，我们党在石谦部队中的兵运工作搞得很有成效，开始在部队中宣传马列主义。子长从绥德师范和榆林中学请来一些进步教员，给士兵讲解“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连队里订有我党出版的《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五一”劳动节还召开军民联欢会，革命思想在部队中传播很快。到1927年春，石谦旅的两三个营部和各连里都有了共产党的支部，有五六个连长和100多名士兵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大部分官兵也都倾向革命，石谦本人也逐渐倾向革命。与此同时，谢子长还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子长率部驻在安定，他在安定建立了中共安定区委，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组织。亲自领导和建立了县和14个区的农会、工会及学联，改组了国民党县党部，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班，经常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集会讲演，宣传识字、禁烟、放脚，宣讲革命道理；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不准官方放赌，禁止军队拉差。在子长的支持和领导下，学生组织了儿童团。他们到处打孔庙，搬菩萨；宣传妇女解放，叫妇女剪发、放脚，活动搞得很有生气。当时的安定县县长张凤梧，此人很反动，千方百计破坏学生的进步组织和农民协会。为了教训这个家伙，党组织派儿童团长李宗贵带领儿童团员找张凤梧进行说理斗争，迫使这个家伙烧火、扫地、打水，使其威风扫地，轰动了安定城。在子长和党组织的领导下，陕北的革命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军阀官僚!”“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响彻陕北高原。 　　子长的第十二连，班、排长都是共产党员，纪律严明，秋毫无犯。1927年过春节时，连里一点好吃的也没有，包括子长在内，每人只喝了点小米荞面糊糊。当地的老百姓知道后，杀猪宰羊给部队送来，非让他们收下不可。 　　子长的连在瓦窑堡住时，还给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瓦窑堡是榆林到延安的交通要道，军阀的部队经常来来往往，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到处抓差，让老百姓赶上毛驴给他们驮东西。一些散兵游勇及地方上的小官吏也经常乱拉差。毛驴是陕北老乡的主要牲畜，犁地、送粪、驮水、磨面都离不开。这些官兵乱拉差，搞得群众没办法，连地都耕不成。子长到这里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任何人乱拉老百姓的毛驴支差。他首先从他的部队开始执行，其他过路的部队拉了群众的毛驴，他抓来亲自审问严厉惩罚了几次，以后，消息传开，谁都再不敢随意乱拉差了。老百姓十分感激。安定、瓦窑堡一带的群众，称他为“谢青天”。他在陕北群众中，有极高的声望，至今人们仍深情地怀念他。 　　二 　　1927年，谢子长连调驻安定县，李象九连调驻清涧县。同年5月李象九被提升为二营长。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密派唐东元同志(广东人，又名唐澍，黄埔军校学生)以军事教官的名义来清涧做党的工作。革命运动出现了高潮，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陕北军阀井岳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就在这时，蒋介石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镇压和屠杀，反革命腥风刮到了陕北。反动军阀井岳秀遥相呼应，紧密配合。许多党组织被破坏，工会、农会被解散。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晚，井岳秀派刺客暗杀了赞助革命的旅长石谦。接着，师长高双成命令李象九营到延安，借口说是要改编为“骑兵团”；命令谢子长连到宜川换防，阴谋分而歼之，借机消灭这两支“赤化”了的部队。在此紧急关头，中共陕西省委派人向谢子长等介绍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形势，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示李象九、谢子长：敌人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消灭我党在部队中的力量，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应立即举行兵暴——武装起义。按照省委的指示，子长和李象九、唐东元等同志组成了起义领导小组，立即着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以谢子长、李象九的两个连为骨干，联络受我党掌握的影响的其他6个连共约1000余人，在陕北清涧县发动武装起义，这就是陕北历史上有名的清涧兵暴。 　　1927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公历为10月10日)傍晚，子长和李象九、唐东元等同志在清涧县城召开排长以上紧急会议，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传达了省委关于举行起义的指示，然后对起义作了具体的部署。决定驻在清涧的四个连首先发起暴动，然后会合延川县参加起义的另一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县参加起义的其他三个连会师。 　　12日清晨，起义的枪声在清涧县城胜利打响，部队即按原计划顺利进行。第二天清晨即撤离清涧县城，挥师南下。起义部队途经延长县时，一举歼灭了敌军两个连，并一个营部，枪毙了敌营长齐梅卿。驻宜川的敌军闻讯后，即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我准备参加起义的宜川三个连发起进攻。这三个连当即迎敌，激战一昼夜。第二天，我清涧、延长起义的部队赶到宜川城下，敌代旅长康子祥率部属百余人仓皇越城逃跑，三支起义部队在宜川胜利会师。 　　谢子长很注重部队的纪律教育，他亲自抓部队的军纪监察工作。清涧起义发起的当天晚上，李象九的护兵黄中甫乘机乱抢老百姓的东西，被子长发现，当场枪毙，并借这件事对起义部队进行了纪律教育。 　　宜川会师后，任一营营长的子长及时提出：陕北交通不便，敌人的追击部队只能一个营一个营地向我们运动，乘敌人兵力还未集中之前，我们应该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各个击破的坚决手段。敌人来一个营，我们消灭一个营，消灭上它几个营，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样，我暴动部队的士气就会越战越强，党和革命的影响就可以进一步扩大。这个意见，得到了唐东元的支持。但当时担任旅长的李象九却惟恐这样会损失部队兵力，影响他的旅长地位，执意不听谢、唐二同志的意见，一直按兵不动。结果敌人用20天左右的时间，相继调来6个营的兵力，包围了宜川县城，并先后攻占了虎头山、凤翅山这两个重要的护城山，使我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时，李象九又张皇失措，匆忙决定撤出宜川城。撤退以二营为突击队，计划首先击毁离城五里路的党家圪崂一营敌军，扫清我军向南川突围的障碍。当晚战斗打响后，我紧随突击队向外突击。这时，驮辎重的100多匹骡马受到猛烈炮声的惊吓，狂蹦乱跳，四下奔跑，把作后卫的三营冲乱了，还以为前面被打得折回来了。于是，三营又退回城，压上城门，直到枪声停了才开城再往出突围。由于指挥不当，造成战斗失利，我千余人的起义部队只突围出去290多人和十几匹战马。只有子长率领的一营作右翼防卫没有被打散，其他两个营都被打散了。 　　当革命遭受挫折时，总会有一些动摇分子要离开革命队伍；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和异己分子则会叛变革命。子长同志对这些叛徒异常愤恨。突围后，我所在的五连连长、土匪出身的雷进财召集班、排长开会，预谋叛变投敌，我当时在这个连任排长，向旅部报告了这个情况，子长得知后，来我连亲自下了雷进财的枪，并立即处决了这个叛徒。 　　这年腊月，部队经过艰苦转战，南下到达韩城西庄镇。这时，在宜川突围前因和李象九意见不一致而去省委汇报的唐东元和省委派的阎揆要等五六个同志一起来到了部队，带来了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和传单。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道路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按照省委的指示，我们甩掉了政治上发生动摇的李象九及其所控制的一部分人，整顿了部队，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一游击队，由唐东元、谢子长分别任总、副指挥，向陕甘边界进发，开展游击战争。我们走后的第二天，李象九及其所控控制的部队被敌军王保民部队缴了枪支。除阎红彦、白锡林等少数同志拒绝交枪、坚持斗争以外，其他都被敌人收编，李象九至此也脱离了革命组织。 　　我们向陕甘边界进发的部队在唐东元和子长的带领下，昼夜兼程，于离开西庄镇的第三天晚上来到宜川城下。为了不使敌人追击，我们采取主动进攻的方法，第二天清晨打进了县城。当天下午我们又主动撤出宜川县城。沿着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的方向继续前进。一路上，井岳秀的伪军前堵后追，加上寒冬腊月，我们衣薄粮缺、生活极其艰苦，不少人牺牲了，一些人开了小差，部队减员很多。1927年底我们转战到达陕甘边界的瓦子川时，总共只剩下了29个人，我所在的五连只剩下连长阎揆要和我两个人。我们在瓦子川刚吃过晚饭，敌人又追了上来，由于寡不敌众，我们便三三两两的分头钻进了山上梢林。结果，互相失掉了联系。至此，历时四个多月的清涧起义失败了。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我党领导的西北历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是我党领导陕北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次尝试和预演，是我党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前奏，它使共产党人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尔后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 　　这次失败后，子长并未气馁，他又奉陕西省委指示，同唐东元到达渭南，与刘志丹一起领导了渭华起义，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再次失败，唐东元壮烈牺牲。子长和志丹返回陕北，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三 　　清涧起义失败以后，我回到家乡安定县，和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后搞地下活动。 　　子长领导渭华暴动失败以后，蒋介石反动派出巨款在全国通缉他，谢子长秘密回到了安定家乡。我听说他回来了，就到他家去看他。他白天在山窑子躲藏，晚上出来活动。我几次去后，看他都住在阴暗潮湿的山窑里，我说：“你经常住在这里怎么行?”他爽朗地说：“革命就得不怕死，就得能吃苦!”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至今，我还记得他在低矮的山窑子里的草铺上猫着腰说这话的情景。 　　1929年春，陕北特委决定成立陕北军事委员会，子长被选为军委书记。此后，还先后到陕北、甘肃、宁夏的军阀部队中搞过兵运活动。我记得1931年前后他曾在宁夏平罗县军阀苏雨生的部下当过旅长。     　　1931年，在子长的领导下，阎红彦、白锡林在山西的吕梁山搞起了晋西游击队，我当时奉子长的指示：去清涧县拉师储杰的烟商武装(保护贩运大烟的武装)，也过山西去搞革命活动(有50多枝枪)；另有杨琪领导一股武装(约40多枝枪)也去山西搞革命活动。三股武装在山西搞得轰轰烈烈，引起了阎锡山的惊慌，调动了大军，包围了晋西游击队的活动地区，进行围剿。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同年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在陕北特委领导下，这三股武装力量成立了统一的组织，第二天早晨在玉家湾一举消灭井岳秀部属种宝卿团的精锐骑兵排，收了30多支长短枪，30匹马，随即乘胜攻打了瓦窑堡。我们发动群众参加游击队，扩大武装力量，游击队迅速发展到200多人。这年10月我们转战到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山区，在华池县南梁堡和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胜利会合。不久，子长奉党的指示也来到南梁，领导游击战争，担任我们这支部队的总指挥，下辖两个支队，志丹担任第二支队长。1932年1月，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子长担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 　　1932年2月，反帝同盟军转战至正宁县三嘉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志丹分任正副指挥，我当时任三大队长，被选为二十多人组成的队委成员，队委会是陕甘游击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书记、副书记由子长、志丹分任。 　　在子长、志丹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这支队伍打下了旬邑县职田镇，消灭了旬邑、彬县、长武、宜君的部分民团。4月攻占了旬邑县城，力量发展很快，红军影响迅速扩大。在正宁县的四村原，开辟了陕甘历史上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但是，就在这时，积极推行“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污蔑子长未执行省委关于游击队攻打城市的错误指令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销了子长的总指职务，将他调到甘肃军阀部队去搞兵运工作。 　　在杜衡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强令游击队攻打强固的敌人据点，使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敌人又分路前来“围剿”游击队。在此情况下，1932年8月底，党组织又派子长重回游击队任总指挥。 　　在子长、志丹的正确指挥下，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采取避实击虚，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先向宜君、铜川方向后撤80里，诱敌进入照金镇，然后连夜折回，乘敌不备全歼了“围剿”的敌主力耀县民团。接着，又在安子洼，击溃了军阀贺高侯部，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剿”。后来，在敌重兵的追击下，游击队转战退居到人烟稀少的子午岭山区，以华池县南梁为中心的豹子川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经过艰苦的群众工作，南梁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子长决定率队伍南下淳化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但在这时(1932年冬)，“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杜衡又再次来到部队，污蔑子长、志丹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擅自决定开除子长的党籍(后省委查明情况，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撤销了子长，志丹的一切职务，强令他们离开部队，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 　　子长以革命利益、党的事业为重，为了不使部队垮掉，据理力争，坚持要求将志丹留在部队工作，自己被迫离开了自己亲手建立的陕甘游击队。是年12月底，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杜衡任军政委职位。 　　在杜衡的错误领导下，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1933年6月上旬，在蓝田被敌人重兵包围，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志丹和王世泰等同志在地方党和群众的协助下，化装突出了重围。杜衡则在此之前擅离部队，只身逃往西安，后被捕叛变了。 　　四 　　1933年12月，正当陕北革命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子长以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由北平经太原过黄河，回到了陕北安定县。当时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安定枣树坪战斗失利后，身负重伤的支队长强世清被叛徒告密，惨遭杀害，壮烈牺牲。支队领导力量薄弱，压枪散伙，白色恐怖笼罩了安定县。敌人疯狂地报复、屠杀革命者，安定县城监狱被敌人抓进二三百名革命同志，城门外，经常有革命者惨遭杀害。敌人把牺牲同志的头割下来挂在城门楼上。陕北第一个女游击队指导员、19岁的共产党员任志贞，就是这时候同他爱人白德胜一块儿被敌人杀害的。她在临刑的路上还是威武不屈，一直高呼“共产主义胜利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听说“老谢回来了”，老百姓高兴得睡不着觉，暗地里奔走相告，以后在群众中还传出了神话故事：说黄河往年不结冰，这年老谢回来，就结了冰，黄河也为老谢回来铺路搭桥。敌人听到子长的风声，吓得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实行保甲制，谁家来人都要报告。子长回来村子里不能住，就住在山窑子里。晚上回到村里吃顿饭，找可靠的同志，开展工作，赶天明上山隐藏。当时正是冬天，陕北的冬天又特别冷，子长穿一件烂棉袄，脚穿单鞋烂袜住在山窑子里，被褥又很单薄，把子长的脚都冻坏了，脚指头上流黄水，开始还能走，后来连走路也不方便了。这时敌人闻讯，搜捕的更厉害了，还要躲避敌人的搜捕，今天钻东山这个山洞，明天晚上又得转到西山那个山洞。晚上也不能回村吃饭了，群众只好借放羊的机会，给他送些吃的，有时，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子长通过他的侄儿、共产党员谢绍安找来薛兰刚、刘明山、南贵臣、李盛堂等一支队的骨干成员，帮助他们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鼓励他们：“失败是胜利的基础。革命就是要有三起三落的精神，起来，失败，失败再起来，直到胜利。” 　　在子长的直接组织领导下，到1934年3月，就恢复建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他们以毛主席领导的井冈山为榜样，扩大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到这年5月，一支队就发展到40多人，并以安定李家岔为中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组织了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等群众组织。接着，进行了姚子峁战斗，部队发展到100多人。在陕北特委和子长的直接组织领导下，绥德的二、五支队，神木的三支队，吴堡的四支队，佳县的六支队都相继建立和发展壮大。1934年7月，以第一、二、五等支队为基础，在安定县阳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总指挥部，子长任总指挥。7月17日，子长指挥游击队攻入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敌人关押的200多名革命同志，为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1934年7月下旬来，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及赤卫队挥师南下，在华池县南梁的阎家洼与志丹恢复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胜利会合。这样，陕北根据地就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联在了一起。两支兄弟部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子长和志丹两位亲密战友又共同战斗在一起，领导陕甘人民的革命斗争。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对陕北根据地也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7月底，子长又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回师安定，连续在安定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圪台打了胜仗。 　　张家圪台战斗后，当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打河口。河口位于清涧县黄河边上，地形险要，山顶敌人修了一个碉堡，周围还修有坚固工事，易守不易攻。敌二十二军一个姓董的连长，带100多匪兵把守这个黄河口子，这些家伙伙同当地的地主武装作恶多端，残害百姓，也给我红军活动造成极大不便。8月26日，子长决定拔掉这个眼中钉。群众听说红军打河口，非常高兴，有的自动带路，有的还参加了战斗。晚上红军包围了河口敌人的驻地，半夜战斗打响。敌这个连的战斗力比较强，凭借有利的地形、工事，又有民团配合，红军连攻数次都未攻下，直打到天明，还未攻开，敌援兵也可能很快到来。这时，子长亲自到火线指挥，重新组织力量，配备了火力往上攻。打得正激烈的时候，不幸一颗子弹打来穿过子长同志的前胸，他打了一个趔趄，又继续坚持指挥战斗，直到血涌出来湿透了夹袄，被同志看见，才硬把他拉下了火线。这时，群众送信来，说敌人的援兵快要到了。子长和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分析了情况，不宜再战，决定撤出战斗。红军撤出后，河口的守敌也被打得昏头转向，吓破了胆，当晚就逃跑了。子长负伤后，流血过多，身体很虚弱，同志们都很沉痛和忧虑，为了稳定部队和群众的情绪，子长传出命令：对他负伤的事要保密，不许声张。他还坚持步行，把马让给其他重伤员骑。同志们给他搞下一点好吃的，他也让送给其他重伤员吃。接着，子长又带伤率领部队北上，指挥红军在安定董家寺打了一个胜仗，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子长负伤后，打发人叫我到他那里去。9月，我在安定县西北柴家河见到子长时，他负伤已经一个来月了。当时，既没有大夫，又没有一点药品，只好用南瓜瓤涂在伤口上解毒消炎。生活也很苦，吃不上有营养的食品，走到那里都是粗粮，搞到什么吃什么，有时送来的饭冻硬了不能吃就饿着。还要防备敌人的突袭，一个地方住上几天，就得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子长身体很弱，除了枪伤外，还经常肚子疼，气喘咳嗽得直不起腰。我当时在安定、清涧一带农村搞地下活动，开辟新区，见到他后，他指示我把县军事委员会建立起来，以便统一指挥全县的游击队。 　　9月份，他还亲自指挥我们第二次打了安定县城。火烧了东城门，消灭了作恶多端的西区团总“狼儿子”李丕成。 　　9月18日，在子长领导下，以安定县游击队第一支队为基础成立红一团，以清涧县二支队编为红二团，绥德、吴堡的游击队编为红三团。陕北省第一次工农兵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我被子长提名当选为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时，子长的伤势已十分严重，志丹来陕北看他，子长握着志丹的手说：“看样子我的伤不易好了，陕甘宁全部军事工作由你负责，这副担子也只有你担了!”志丹也拉着子长的手安慰说：“你是老大哥，你好好养伤，病好了还要你担!”两位战友握手含泪告别。 　　子长离队养伤也没有一个好环境。敌人到处搜查，今天抬到这时，明天抬到那里。12月间的一天，同志们把子长转移到安塞韩河村时，敌人到了相距只有十多里的水晶沟，子长对看护他的薛明山等同志说：”你们抬我再走吧!万一抬不动时，把我一枪打死，你们逃命，绝对不能让敌人把我活捉去!” 　　这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也不放松对子长的迫害。陕北特委有个同志在清涧黄河畔搞什么集体农庄失败后，又跑到安定来，步叛徒杜衡的后尘，又说什么子长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富农路线”、“梢山主义”等等，命令当时赤源县苏维埃主席白占玉收子长的枪。白占玉向子长汇报了情况，子长生气地说：“我是四十二师政委、中央军事特派员，谁敢收我的枪!”对“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1935年2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支革命武装。选举子长为军委会主席，志丹为副主席。当时选举时，有的同志考虑到子长身负重伤，不能到职，建议由志丹当主席。志丹坚决说：“老谢是老大哥，是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威望比我高，应当选他当主席，目前他不能工作，也应当选他。” 　　但是不幸，此时子长病情恶化了，子长同志病危期间，住在安定灯盏湾，来看望子长的群众和干部站满了院子，警卫人员动员他们走，但是男女老少流着泪，谁也不愿离开，都要最后见一面“谢青天”。有些群众急得没有办法，有的去柏山寺求神，有的去石公寺求神，这当然无济于事，但反映了老百姓的心愿及子长和群众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啊!1935年2月21日，子长同志与世长辞，结束了他短暂、战斗的一生，享年38岁。事后，听他亲属说，临终时还问过我在那里。我当时到处打游击没有一个固定地方，子长临终前，再未能见上他的面，实为终生一大憾事! 　　子长去世后，为了纪念这位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做出决定，将他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 　　1939年，毛泽东主席为子长烈士墓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并亲笔为子长同志墓写了碑文。 　　从1920年初次相识到1935年子长牺牲，这十几年来火与剑的斗争中，子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他那革命的坚定性。为了党的事业，他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失败了再干，毫不动摇。他亲自参加领导的大小武装斗争失败了多次，他从没有对革命丧失过信心，总是再接再厉，奋斗到底。 　　二是他艰苦奋斗的革命牺牲精神。子长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家庭富裕，但为了广大劳苦民众的翻身解放，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献身革命，把“家园骨肉齐抛闪”，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家庭，在他的影响教育下，为革命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敌人为了镇压革命，捉杀他，1933年8月，派一个连的兵住在他家，对他家人，残酷镇压，无情杀害。他大哥谢德惠，曾任安定区委党的领导人之一，敌人“围剿”时，五六十岁的老人躲在山窑子里，冻饿交加，得病无医逝去。他二哥谢占元，支持革命，被敌人捕进监狱，折磨而死。他侄谢绍斌，地下党员，被敌人抓去杀害在安定城西门外。他侄谢绍安，很早就跟随子长参加红军，人称“老实人”，作战勇敢，后任红四团团长，1935年12月底，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他侄史福成(给他姑为儿，故姓史)，在敌狱中遭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打开安定出狱后带病坚持工作，病发而亡。他侄谢财娃被敌抓住拷打折磨而死。他侄谢福玉被敌追下崖跌死。他侄女谢玉梅被敌人在病中赶出门冻死在山中。子长家里当时先后被敌人杀害了九人，丢下老少寡妇五个。子长却说：革命是要花本钱、花代价的，敌人想多杀害我家几个人，逼迫我不革命，根本办不到，敌人的暴行只能促使我革命到底!” 　　二是对敌狠，对己和，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他和群众的关系很好，处处想的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他威震陕北，使敌人胆寒，但平常对干部、战士态度很客气，平易近人，一点不摆架子。有时他在炕上坐，老乡进来了，他就赶紧下来热情接待。子长曾说：“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革命又是为老百姓。所以要尊重老百姓，如果打骂老百姓，就是败家子、丧家犬。狗肥不认主的话，我们就要失败!”他每到一处地方，都喜欢跑到群众中间去，了解年景的好坏，有什么困难，对革命有什么反映要求，并尽量帮助他们解决。 　　四、他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严守党的纪律，忠于党、忠于人民。他两次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无理地撤销了职务，甚至开除党籍，直到病危时仍遭到迫害，但他对党毫无怨言，党叫干啥就干啥。他1932年被撤职后，到甘肃部队中去搞兵运工作，还成功地领导了靖远起义，工作仍然搞得很出色。 　　子长的身上，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思想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今天，在四化建设中，这种思想品质和革命精神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 　　子长同志，安息吧! 　　我们将学习和继承你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