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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朱根生 李凤明

谢子长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他从实际出发，以极大的信心和耐心，在领导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和刘志丹共同领导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后来南方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为西北红军的创建、发展壮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本文仅就谢子长对西北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所做的贡献，作一探讨和梳理，以纪念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诞辰110周年。 　　一、参与领导清涧、渭华起义，揭开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根据中央指示，1927年9月26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秘密举行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确定了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的方针和措施。会议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提出了“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同时还指出，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的兵变，并要建立独立的武装；培养党的军事干部，对党员进行军事知识教育；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开展农民运动，“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必要时亦可上山”。①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西北地区中共党组织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开始进入领导西北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早在大革命时期，谢子长就十分重视武装斗争，坚决主张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根据党的指示，他曾在家乡安定县(今子长县)办县民团，自任团总。1925年9月，谢子长帮助共产党员李象九，招收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和贫苦农民，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营组建了第三连，李象九任连长。不久，谢子长领导的民团也加入石谦部，编为第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为了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中共地方党组织从陕西绥德第四师范、榆林中学等地抽调了一批党团员充实李、谢连队。根据党的指示，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在部队积极开展政治军事工作，发展党团员，并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1926年，石谦升任旅长，李象九任营长，部队中的特别支部改由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并大量吸收进步官兵入党，至1927年春，石谦旅有100多名官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象九营基本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为瓦解共产党掌握的这支武装，1927年8月22日，井岳秀诱杀了倾向革命的石谦，任命其亲信康子祥接任旅长一职，并命令李象九部移防。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石谦旅举行武装起义，并派主持省委军委工作的唐澍到石谦部工作，领导起义。 　　10月12日清晨，在唐澍、李向九、谢子长等领导下，石谦旅驻清涧部队以“为石谦旅长报仇”为口号，举行武装起义，冲进警察局，收缴警察的枪支弹药，并捣毁国民党县政府，起义获得成功。当天下午，起义部队南下延川，与据守该城的共产党员王有才连会合。第二天，起义部队赶到延长，谢子长亲手处决了反动营长齐梅卿，收缴了两个连的枪械，随后占领宜川。 　　在宜川期间，起义部队领导人产生了严重分歧。唐澍、谢子长主张立即打出革命的红旗，将非党的旧干部洗刷出去，由党员干部接替他们的位置，主动进攻延安，相机消灭敌人，扩大革命力量。而李象九则坚持沿用旧番号，反对整顿干部队伍。由于意见不一，唐澍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汇报。唐澍走后，李象九即改编了部队，打出了第十一旅的番号，自任旅长。谢子长任第一营营长。不久，井岳秀所部高双成进攻宜川，起义部队被迫突围，途中遇袭，受到很大损失，撤至韩城西庄镇。到韩城后，起义部队接受军阀王保民的改编，称为“独立旅”，李象九任旅长。 　　获悉起义部队撤出宜川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唐澍、阎揆要等来到韩城，组成军委，二次发动起义，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的旗帜。唐澍、谢子长任正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决定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1日，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在攻打宜川城时，遭到重大损失。1月底，部队转战到达甘肃省合水县的豹子川，受强敌围攻，再次遭到重创，被迫宣布解散。唐澍、谢子长、阎揆要返回西安。 　　到西安不久，唐澍、谢子长奉陕西省委命令到洛南三要司中共控制的许权中旅工作，唐澍任旅参谋长，谢子长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其间，根据党的指示，谢子长积极筹备起义各项准备工作。 　　1928年5月，渭华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谢子长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谢子长和广大官兵一起大力帮助农民群众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指挥部队抗击敌人的围攻。由于敌强我弱，渭华起义最后失败，刘志丹、谢子长回省委汇报工作，不久被派往陕北工作。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继清涧起义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在全国也有较大影响的起义。这次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农民运动与军队相结合，形成了红色武装割据之势，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积累了有益经验。 　　二、根据西北地区的社会特点，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探索建立革命武装 　　中共六大以后，根据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加强了兵运工作的领导和部署。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大会接受了党的六大决议，承认革命形势暂时还处于低潮，认识到陕北还没有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党的目前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会议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委书记。同年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提出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白色的(兵运工作)、灰色的(改造土匪)、红色的(建立革命武装)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派党员、团员打入国民党军队。此后，兵运工作遂成为西北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中共陕北特委张家岔、红石峡会议后，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大批中共党员到陕西、甘肃、宁夏国民党驻军中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1月，根据陕北特委指示，谢子长和刘志丹打入宁夏苏雨生部。谢子长任第十一旅旅长。谢子长上任不久，到榆林、绥德一带招了近300名学生兵，这些人大多是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成为十一旅的骨干。为提高参加兵运工作党员的军事素质，谢子长、刘志丹在该部成立了学兵队。在谢子长、刘志丹建议下，中共陕北特委派张秀山、贺晋年、张东皎、高鹏飞等一批党团员相继进入学兵队，并在学兵队秘密建立了党的军委(张东皎任书记)。学兵队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这些人后来在靖远和西华池兵变中起了骨干作用。 　　不久，乘西北地方军阀混战之际，为保存党的力量，谢子长、刘志丹带领部队脱离苏雨生部转移到甘肃庆阳地区，接受庆阳五属清乡司令谭世麟改编，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其第三团正副团长。 　　1930年夏，谢子长、刘志丹率部队驻防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准备利用时机举行起义。到三道川不久，谢子长、刘志丹的部队遭到陕北土匪张廷芝袭击，受到严重损失。 　　1930年10月初，谢子长、刘志丹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研究了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继续开展兵运工作，待条件成熟时举行兵变，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会议决定谢子长、刘志丹为陕北暴动总行动委员会正副总指挥。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1932年5月5日，谢子长、焦维炽(化名赵仪三)领导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三旅士兵在靖远发动起义。5月30日，谢子长、杜润滋、张东皎等集合失散士兵200多人，打出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谢子长任总指挥，起义部队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后合编为三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不久，部队在水泉堡遭到敌人围攻，损失严重，最后解散。 　　靖远起义失败后，谢子长毫不气馁，1932年7月初，派共产党员到合水县西南部的西华池向国民党新编十一旅特务营中共特别支部传达了相机起义的指示。7月9日，在中共地下党员高鹏飞、杨林等具体领导下，起义取得成功，在陕甘游击队的接应下，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两个连170余人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西华池起义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在陇东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兵运史上的重大胜利，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 　　在开展兵运工作的同时，为团结一切力量参加革命斗争，谢子长、刘志丹还对陕甘地区的帮会组织哥老会进行了争取改造，将一批哥老会成员逐步引向革命道路。后来，毛泽东在陕北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宣言》中赞扬说：“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② 　　谢子长、刘志丹等进行的兵运工作，除西华池起义外，未达到建立红军的目的，但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尝试，不仅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影响，同时也为西北红军锻炼和造就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力量。兵运工作失败的教训，使谢子长认识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和逐步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这样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和人民血肉相连，永远不被敌人打垮。”③ 　　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西北地区的实际相结合，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强大的敌人对城市和交通沿线统治严密，对广大、分散而偏僻的农村统治比较薄弱，加上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处于几省边界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革命斗争的主要阵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适合中国国情、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西北地区虽然远离中共中央，但以谢子长、刘志丹为代表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领导骨干，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从中国和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学习井冈山斗争经验，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当地的实际相结合，在偏僻的西北地区摸索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清涧、渭华起义和兵运工作的教训，使谢子长、刘志丹等认识到，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必须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这不仅符合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符合西北地区的实际。西北地区有着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良好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从地理环境上看，陕甘边和陕北地区，沟壑纵横，道路崎岖，村落疏散，人烟稀少，梢林密布，便于隐蔽，加上当地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反动统治阶级横征暴敛，人民群众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有着实行武装割据的基础和条件，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成和发展。当地人民有着强悍淳厚、勇敢善武的性格，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在陕甘人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曾不无感慨地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革命嘛!这里群众条件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革命根据地是红军游击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基地。1932年2月，以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之后，在谢子长、刘志丹的指挥下，以寺村塬为活动中心，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谢子长、刘志丹的主张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严厉批评，陕甘游击队的行动也被诬为“梢山主义”，“逃跑路线”，红军游击队被强令进攻三原、渭北等平原地区，试图建立平原根据地，威胁西安，夺取大城市，结果受到严重损失。 　　1932年12月20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这是西北地区成立的第一支正式红军。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共陕西省委代表杜衡指责谢子长、刘志丹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犯了“梢山主义”、“上山逃跑主义”、“土匪路线”错误，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人的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后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像，撤销了这一错误决定)，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刘志丹、杨重远虽然留在部队，却被降职使用。谢子长被迫离开陕甘地区。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即以照金为中心，开展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久，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不顾客观可能，强令弱小的红军进攻敌人统治中心渭华地区，导致了红二十六军的惨重损失和照金根据地的失守，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受到极大破坏。 　　残酷的教训再次证明了建立、发展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的正确观点逐步被大多数人所认识，为西北中共组织所接受。此后，在陕甘边和陕北党的领导下，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干扰，在广大山区农村，坚持革命斗争，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以积蓄力量，逐步发展，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经过艰苦斗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红二十六军也得以恢复，并成立第四十二师。在陕北地区，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组建了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武装斗争得到空前发展。与此同时，陕北革命根据地逐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不久，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工农红军硕果仅存的一块战略基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地区的斗争环境异常艰苦，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得以生存和发展壮大，并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归根到底是他们坚持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 　　四、实施政治建军，加强部队的整顿改造，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谢子长、刘志丹等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下，根据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建军原则，从自身特点出发，坚持政治建军，不断加强部队的整顿改造，为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取得了成功经验。 　　由于西北地区社会的特殊情况，最初是共产党依靠兵运工作的骨干，改造农民武装，组建农民游击队，作为创建红军的主要方式，因此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要把这支部队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首先必须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1931年10月底，阎红彦、吴岱峰等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甘肃省合水县林锦庙会合。中共陕西省委对会合后的游击队极为重视，立即派谢子长、高岗到南梁地区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关中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并指示成立了由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为委员的中共队委会。不久，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和上级党的指示，会合后的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此后，在谢子长领导下，部队进行了整训。谢子长组织领导骨干和党团员学习游击战术和南方红军的经验，对基层干部和战士进行了反帝爱国教育、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同时，还开办了班排长军政训练班。这次整训为以后改编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由于游击队成分复杂，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加之领导人缺乏军队建设经验，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不久发生了三嘉原缴枪事件，部队遭到重大损失。随后，在谢子长领导下，部队在三嘉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陕甘游击队，打出了红旗，公开了部队的性质和任务。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推动了西北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的开展，为在西北地区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组织基础，标志着中共领导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嘉原改编后，谢子长按照红军建军原则在部队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游击队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各大队建立了中共支部，各中队建有党小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成立时，分别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完成党赋予任务的重要保证。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按照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谢子长领导下，部队加强了自身改造，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民主制度，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但在初创时期，部队成分复杂，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不良习气盛行，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古田会议之前一样，在建立民主制度过程中，一度也滋长了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倾向。为解决这一问题，谢子长等组织官兵学习了《古田会议决议》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件和中央红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于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列宁室(俱乐部)，明确了士兵委员会的职责，逐步克服了上述错误。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时，团部成立有政治处，刘志丹任处长，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后，分别建立了师一级的政治工作机关——师政治部，按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政治工作。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红军进行整顿改造，开展政治建军中心环节。为提高部队官兵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素质，陕甘游击队成立时，各大队设有政治委员，负责士兵的政治教育，建立了由政治委员直接领导的宣传队。在内部进行了政治动员，向士兵“说明红旗之意义及游击队之政治任务”，西北红军各部队一成立，开展了红军性质和宗旨教育，集中对官兵进行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才能当好红军”的教育。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红军指战员克服了雇佣思想，懂得了自己是为工农阶级而战，激发了革命的自觉性，在无产阶级建军思想指导下，西北红军实行了军事、政治和经济三大民主，执行了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确立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和瓦解敌军的政策。 　　红军的纪律是建立在全体官兵政治一致和高度自觉的基础上的，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建军宗旨，是红军行动的准则。谢子长将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整顿改造部队，克服部队存在旧习气的重要的一个重要措施。在纪律建设方面，西北地区共产党人在创建革命军队初期有过沉痛的教训。在西北反帝同盟军时期，部队纪律松懈，影响了革命军队的声誉，为将这支部队建设成纪律严明的红军，谢子长极力主张对这支部队进行彻底的整顿和改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陕甘游击队布告第一号——《告农友书与告士兵书》由士兵委员会讨论后公布，士兵委员会还讨论并通过了游击战争纲领和纪律大纲。每当行军宿营，谢子长、刘志丹都要强调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教育大家不扰民，不违纪。在谢子长、刘志丹领导下，部队经过整顿，纪律有了明显改观。由于红军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不仅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同时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制定了纪律暂行条令18条，后来在陕北红军也得到了推行。 　　尽管由于“左”的和右的错误严重干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遭受过失败的挫折和严重的危机，但谢子长、刘志丹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这一关键环节，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正确的发展方向。 　　五、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打开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局面，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落脚点和出发点 　　1933年夏，谢子长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被派往北方工作。到天津后，又派往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第十八师，负责党的工作，并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子长到北平。不久，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委派谢子长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陕北工作。 　　当时陕北的武装斗争，正值困难时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受到较大损失，领导人先后牺牲，余部被迫埋藏枪支，转入地下分散斗争。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陕北后，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开始恢复整顿红一支队。他找回原一支队失散的队员，取出了隐藏的枪支，在安定西区山沟的窑洞里对游击队员进行了培训，帮助大家总结失败的教训，鼓励大家东山再起。他坚定地对大家说：“革命难免遭到失败，要革命就要有三起三落的精神，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经过一段艰苦努力，3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正式恢复，以安定西区的李家岔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在谢子长领导下，红一支队不断取得作战胜利，并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建立了安定、延川苏区，又先后建立了六个游击队，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 　　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阳道峁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谢子长指挥部队在赤卫队的配合下，首先攻克安定城，打开监狱，释放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是陕北红军游击队成立后攻克的第一座县城。 　　谢子长回到陕北后，带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安定、清涧一带，连打胜仗，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陕北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局面大为改观。     　　1934年7月，谢子长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之后，在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的配合下，谢子长指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取得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河口镇和董家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在河口镇战斗中，谢子长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不幸负伤。 　　陕北革命形势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正式的红军。1934年8月28日，谢子长带伤出席了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县寺墕里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冲破敌人的围剿，成立陕北红军独立师。9月18日，谢子长参加陕北独立师红一团成立大会。会上，谢子长讲了活，并亲自给红一团授旗。1935年1月30日，陕北红军独立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 　　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武装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创造了条件，许多分散的红色村庄逐步联成几个小块苏区，县、区、乡革命政权纷纷建立。到1935年初，陕甘边根据地已发展到洛河川，陕北根据地则扩展到延河边，两个根据地相距不足百里，出现了连成一片的趋势。 　　在谢子长、刘志丹共同推动下，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对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的统一指挥。 　　2月21日，谢子长伤势恶化，不幸逝世。 　　谢子长牺牲后，西北红军在刘志丹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联系、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西北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根据地人口逾百万，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游击队发展到约4000人。西北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土地革命的开展，就连国民党军也不得不承认，西北红军的活动“其气焰之猖獗，声势之浩大，几遍及陕北各乡村。更因陕北地势险阻，其严重性实不亚于过去赤匪盘踞之江西。”④ 　　谢子长、刘志丹领导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1935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陕北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中国的东南转到了西北。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也完成长征，三大红军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不断巩固扩大，1937年改称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注：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第137页，128页，138页。 　　②毛泽东：《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1936年7月15日。 　　③贺晋年：《回忆子长同志》，《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 　　④《国民党陆军八十四师政训处长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报告》，(1935)，《陕北革命根据地》，第665页。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