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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的军事实践与军事思想

杨忠虎 逄锦科

谢子长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我军早期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在他短暂而辉煌的革命生涯中，主要精力从事军事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7年至1928年先后参与领导了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1929年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冬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奉命到张家口察哈尔抗日盟军第十八师做党的军事统战工作，同年11月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1934年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兼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1935年2月初担任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在艰难曲折的军事斗争实践中进行不懈探索，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在人民军队创建史上留下了耀眼的一页，其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是我党我军的一笔宝贵财富。虽然他身后留给我们可供研究的关于军事思想方面的文字资料不多，但是思想源于实践，实践又是思想的结果。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军事实践活动中，从散见的资料、回忆和历史文献中，窥见谢子民同志独具无产阶级革命气魄的军事思想。本文拟就谢子长同志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做一梳理，以纪念我党我军这位早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 　　一、重视建立革命武装和党必须掌握军队的思想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武装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主要依靠力量。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党必须掌握军队并实行对军队的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谢子长同志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较早地认识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党独立领导军队必要性。然而，这一思想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极其曲折的实践过程。 　　青年时代的谢子长，目睹满目疮痍的陕北，感受封建军阀及地主恶绅对于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激发了他强烈的反抗意识，并决心走武装救国之路，建立革命武装。1922年秋，他投笔从戎，只身赴山西，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谢子长学成回乡，在家乡安定县(今子长县)创办地方武装——县民团，并担任团总。如何使这支武装力量区别于旧军队而成为革命武装是谢子长创建武装之初首先思考的问题。为此约法三章：第一，成立团丁委员会，民主治军；第二，制定民团爱民约法；第三，制定军人职责。他严于治军，使民团纪律严明，爱护百姓，镇压反动恶霸劣绅，维护地方治安，一改旧民团的恶习，成为一支百姓称道新式武装力量。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爆发后，为追随革命潮流，谢子长毅然奔赴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平，探索革命真理。在陕西籍共产党员李子洲、魏野畴等共产党员的影响教育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并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革命书刊，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25年初，谢子长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创建革命武装的活动与党的领导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925年底，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谢子长回到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次年春改为地委)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家乡安定，在办好民团的基础上，积极扩大革命武装。他和共产党员李象九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石谦部建立了联系，决定争取和改造这支军阀部队。为此，他于1926年把自己领导的县民团编入石谦部四团三营十二连，自任连长，李象九担任学兵连连长。并在石谦部秘密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发展官兵党员。从此他开始了在党的领导下创建革命军队的探索。为了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克服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除了每天安排两个小时的军事训练外，其余的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他亲自给士兵讲课，宣传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在实践中，他学会了通过军事技能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这两项主要工作来统一官兵的思想，以此达到纯洁队伍，提高战斗力，使这支军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改观。 　　1927年存夏之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全国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此时的陕北也正值黑云压城之时，为了做好武装反抗军阀的准备工作，根据陕西省委指示，谢子长加紧了在石谦部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以争取这支部队投靠革命。贫寒出身的石谦，靠着他在军阀部队中的勇敢冲杀和南征北战，当上了旅长。在谢子长的感化影响下，石谦逐渐接受了革命道理，倾向革命，并默许谢子长对部队进行革命教育。1927年8月，当陕北军阀井岳秀密令其进行清党时，石谦感到左右为难。谢子长及时对石谦进行说服教育，他对形势做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后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同人民、同共产党站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出路。”并建议他“整顿部队，严阵以待，加强警卫，绝不可离开部队一步”。①在谢子长的劝导下，石谦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力量，决定走共产党指出的光明之路。遗憾的是，当井岳秀发现石谦拒绝执行清党命令后，便于8月下旬派刺客在榆林暗杀了石谦，改派反动军官担任旅长，这支队伍也因此发生了分化，党在部队中的秘密工作受到了严重破坏。在形势十分危机的关头，谢子长等毅然率领十二连、学兵连和受党影响的部队于10月在清涧举行起义，打响了我们党在西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由于敌强我弱，这次起义遭到失败。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谢子长深刻认识到党独立掌握军队的重要性。 　　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的工作也逐渐转入地下。为了继续探求一条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有效途径，谢子长每每都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1929年初，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谢子长利用他在陕北一带的影响，奔波于陕甘宁地区，先后打入宜川梁占魁匪部、宁夏苏雨生、陇东谭世麟等军阀部队从事艰苦的兵运工作。兵运工作中，在屡遭挫折和失败的情况下，他不气馁，不动摇，在争取群众、训练干部、扩大党对革命的影响等方面，做出了极为可贵的探索。在陕甘宁地区遍撒革命火种，为后来建立和扩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及开展游击战争，从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奠定了基础。 　　在兵运工作中，谢子长逐步形成了在“在军阀混战中保存革命武装”的策略思想。1930年1月，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兵运计划，谢子长受命西去宁夏打入苏雨生部队，并取得了苏部十一旅旅长职务。为了在苏部建立一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他在榆林、绥德一带招了300多名学生兵，这些兵大多是中共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新招的士兵编入十一旅，组成学兵队，由共产党员张东皎担任大队长。2月，宁夏的马鸿奎、马鸿宾等与苏雨生发生军阀混战。在苏马开战之际，谢子长和在苏部骑兵第四师担任副团长的刘志丹商议，决定不卷入苏马混战，保存革命武装。他毅然率学兵连离开宁夏苏部，进入陕北。为了保住这支由党控制的部队，在无法解决给养的困境下，他们又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麟部队，谢子长和刘志丹分任团长和营长，利用公开职务不断扩充实力。是年夏，在驻地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训练部队时，遭到谭部张廷芝偷袭，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三道川事件，给谢子长以深刻教训。他总结到：“搞武装斗争，不直接掌握军队是不行的。挂个空名，用军阀的那一套办法只能是虚张声势，到了紧要关头，就会弄得鸡飞蛋打，人马两空。”② 　　屡遭挫折的沉痛教训，坚定了谢子长独立建军的决心。1931年，他同其他党员一起四处买枪，召集人马，组织队伍。10月下旬，经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支队到达庆阳南梁，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从此，陕甘边有了第一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武装。在陕西省委的指导下，以谢子长任总指挥的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经过曲折的建军实践，党直接掌握军队的思想终于在陕北变成现实，从此，谢子长踏上了革命斗争的新的起跑线。 　　二、依靠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兵运工作中，谢子长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在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革命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二是武装斗争要有依托，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此间，他得到毛泽东井冈山斗争的经验，精神为之一振，这恰恰是自己苦苦寻求的革命道路!他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他相信朱毛井冈山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1932年2月12日，在陕西省委的指示下，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担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对于期盼革命早日走向正规的谢子长来说，无疑是喜上眉梢。他决心走朱毛红军井冈山的革命道路。但他的这一正确思想却受到来自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在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省委代表李杰夫主持召开的党委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必须积极进攻，把苏区扩大到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要求游击队进军渭北各县，建立城市苏区。此时，深受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影响的谢子长和刘志丹等认为：“夺取全省胜利，和敌人决战”的时机不成熟，盲目冒进太危险，认为“积极进攻不等于冒险拼命!”③他们坚持在南梁实行武装割据，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在旬邑职田打退陕西军阀的进攻后，谢子长没有执行李杰夫提出的收复渭北、进攻大城市的决定，而带领部队回到了照金。李杰夫以谢子长等领导人没有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为由，横加指责，说这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谢子长在听了李杰夫所罗列的十几条“罪状”后，有条不紊地分析到道：“我们游击队刚成立，什么事情都得摸着干。……现在的根本问题，就是在哪里建立根据地，怎样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到山区去，像毛泽东、朱德一样，走井冈山的道路，在山区发展红色政权，进行武装割据。”④他在实践中抵制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错误，在遭受批判、打击甚至撤职的情况下，仍坚持正确路线，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如谢子长、刘志丹后来所认识地那样：“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要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和逐渐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只有这样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和人民血肉相连，永远不被敌人打垮。”⑤在领导革命的武装，创建根据地问题上，与谢子长并肩战斗的刘志丹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曾总结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能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⑥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艰苦军事斗争实践的艰难摸索，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谢子长在军事生涯中逐步确立了“领导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思想。具体概括起来就是：一、一定要有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二、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力量才能存在和发展；三、一定要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革命根据地。正是有这些符合中国实际和陕甘宁地区实际的正确认识，他才敢于抵制“左”倾错误，义无反顾地投入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事业。 　　三、重视党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思想 　　政治工作是党对军队领导和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的根本保证。谢子长在创建军队的过程中，深感部队受旧军队的影响，封建思想、流寇主义、军阀作风、漠视政治等严重困扰部队建设。为了建设一支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他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早在大革命时期，谢子长就在自己所掌握的武装中进行开展政治工作的初步探索。1926年，在把民团编入石谦部之后，他十分重视对部队灌输革命思想，对士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教育，讲解马克思主义常识，宣讲中国革命形势。他还多次邀请李子洲、杨明轩等著名共产党人到部队讲演，宣传革命道理。随着革命思想在部队中的传播，士兵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同时，他十分关心士兵生活，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改善士兵生活，在士兵中提倡艰苦朴素，引导士兵自己缝衣做鞋、禁抽鸦片和酗酒，深得士兵爱戴和信任。他还在连队进行军队民主的尝试，组织了士兵自治会。自治会作为士兵自我管理的组织，经常就士兵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为了激励士气和营造革命的生活气息，他还在连队建立俱乐部，演新戏，举办球赛，学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活跃军营生活。他还给士兵教唱他编的革命歌曲，其中就有“孙文在广东，列宁一声唤，双手迎接共产党”的歌词。总之，谢子长在他创建军队的实践中，十分注重把政治工作渗透到教育、训练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 　　瓦解敌军是政治工作重要原则，也是争取群众，争取党对革命武装领导权的有效途径。谢子长在全力建设革命武装的同时，根据形势不失时机的对军阀部队进行瓦解争取工作，以求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1926年夏秋，受国共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此时在石谦旅任职的谢子长便同党的军支一道努力，促成石谦接受全旅在宜川集义镇附近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的建议。谢子长借此机会把许多进步书刊发给官兵，向官兵宣传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进行革命教育，并直接向石谦宣传革命道理，使石谦及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应该说，在石谦部队不失时机地做争取官兵的工作，这无疑是谢子长在实践中积极主动地探索瓦解争取军阀部队的政治工作的一个鲜明范例。 　　在复杂的武装斗争过程中，谢子长积累了丰富的战时政治工作经验。清涧起义失败后，队伍溃不成军。看到血肉模糊、衣衫褴褛的士兵，他的内心十分沉痛。为了鼓舞士气，他对战士们说：“革命没有一帆风顺的，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相信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⑦战士们本来都东倒西歪地坐在地上，听了他的话，整整衣服，又站了起来。 　　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最大优势，就是视人民为父母，把人民当靠山，与人们打成一片，并把军民一致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原则之一。在陕北革命期间，出身农村的谢子长更能深刻理解民众之苦，了解民之需。他创建军队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把武装力量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使部队与人民打成一片。1927年2月，他发布了《敬告安定父老昆弟》的布告，散发《敬告父老哥弟们》的传单。布告强调：“我们既是民众的军队，自然以拥护民众利益为前提”，并号召“大家更要不分界限切实地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完成国民革命。”⑧传单指出：军队“务必实是(事)求事(是)拿上最诚恳的心志，助我同胞起来自决痛苦，从此以后你们再不要受军队的无故欺负了，凡是路过的士兵，不能任意拉差；就是办公的军人，不论是吃了你们的饭，买了你们的货物，及其用了你们的草料等事，必要按实价给发，不准赊欠登账，亏损可怜的老百姓。以后若有不肖兵士违令损民等事，望即速送来或报告我们，必严厉惩办，决不宽容。”⑨谢子长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在部队宿营时，他带头不住民房，不扰民，坚持和士兵一起住在城隍庙大殿里。他认真实践着军民一致的军事思想。 　　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谢子长对于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在具体实施上也日趋制度化。1932年2月12日，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在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在谢子长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练兵工作，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和列宁室。不仅使陕甘游击队成为党领导的真正的人民军队，而且为后来西北红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寓军于民”、“寓军于军”的军事统战思想 　　谢子长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较长时间从事兵运工作，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寓军于民”、“寓军于军”的军事统战思想。所谓“寓军于民”，就是军民一体；所谓“寓军于军”就是在军阀的军队里建立党领导的武装。 　　谢子长“寓军于民”的统战思想萌生于大革命时期，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早在1927年1月，谢子长就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联合当地学生和进步士绅，组织讲演团和劝导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等活动。通过一系列的联合行动，群众的自我解放意识有了明显的改进。之后，他还向安定县知事张鸣盛建议：“整理地方，召集全县民众共图改革计划”，以便做出“兴除利弊”⑩的决议。张知事欣然接受，于2月20日至23日召开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谢子长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讲话中指出：“安定从前开会既无程序无结果，此次大会应从新组织，并将议决案件须确实施行。”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及其《细则》和《农民协会章程》等三个文件，还做出了关于天足会、农民协会、保卫团及捐税等八个方面的决议案。《大纲》和决议案以“改革地方一切行政事宜，解除民众痛苦为宗旨”，对改革教育、革新社会、兴利除弊的办法作了明确规定。《农民协会章程》根据外地农民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农协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的权利，明确指出“本会以团结农民，互相维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宗旨。”(11)以上几个文件当时统称为《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它不仅体现了谢子长兴利除弊的革新务实精神，而且也蕴含谢子长能够驾驭时局，以制度促联合、谋解放的统战思想。 　　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是谢子长统战工作的成功实践。会后，他协助上级党组织建立了安定县特别支部，开始了党对该县部分行政事务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县和14个区的农民协会及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2月29日，谢子长又主持召开了安定县市民大会，通过了《各团体宣言》，号召各团体紧密团结，并提出了“铲除压迫我们的坏东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取消一切不平等条权”、“改善民众的生活”等口号。不难看出，此时的谢子长，已经由以民权促统战，逐渐发展为在争取民权、人权、政权与主权的互相交融中促统一、求联合的思想。正是这种卓有成效的“寓军于民”统战工作，使安定县成为陕北革命武装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谢子长“寓军于军”的军事统战思想，是在陕北特殊的武装斗争环境下形成的。在我党独立掌握军队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谢子长以及刘志丹早期建军实践的主要形式是把革命武装挂靠在军阀军队的名下，以求发展。这种“借鸡下蛋”的军事统战思想在兵运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党组织认识到了抓武装的重要性。但是，通过何种途径，在什么地方组建革命队伍，当时并不明了。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发出党内文件，指出“当前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要从学运转移到军运方面，在敌军中争取起义、发动兵暴、夺取敌军枪弹支援红军”。(12)在同一时期，中共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出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这些决议精神给谢子长很大启发，在独立建立武装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借军阀部队和其他武装建立革命武装，无疑是一种有利革命的选择。会后，谢子长便到宜川凤翅山作争取改造梁占魁土匪部队的工作。从此，谢子长出色的军事统战才能在兵运工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示。是年春，谢子长利用原来与李象九等人的关系，建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为了大力争取陕北的地方势力，开展革命斗争，陕北特委和谢子长先后派多名共产党员到杨庚武部(时驻宜川、延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建立了党组织，发展革命武装。1930年初，谢子长、刘志丹等带领几十人，来到宁夏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利用第十一旅旅长的职务，吸收大批党团员先后进入苏雨生部。并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为了提高部队中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的军政素质，他创建学兵队，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学兵队学习。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在苏马开战之际，他适时将部队撤出，从而基本保住了武装力量。总之，谢子长同志的军事统战思想是我们党后来所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一种原质形态。虽然兵运工作屡受挫折，但在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而且对扩大党的影响、争取民众、锻炼和培养干部和保存革命的火种具有重要意义。 　　五、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及其游击队，同全国工农红军一样，都是在农村游击战争中逐渐创建和发展起来的，面对数量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反动武装，弱小的红军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求武装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有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 　　清涧起义是谢子长等领导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因缺乏经验而失败，但却积累了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锻炼了军事指挥能力，由此萌生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次起义中，当敌军向会师于宜川的起义部队进逼时，谢子长果断提出了“集中力量主动出击，待机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思想，但由于当时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没有采纳这一正确建议，直到大兵压境却仍按兵不动，致使敌人用二十多天时间完成了包围部署，以至丧失战机。 　　1928年5月的渭华起义中，谢子长率领的第三大队所使用的“出其不意，侧面夹击”的战术方法，曾一度把民团打得落花流水，仓皇溃散。渭华起义的军事实践，进一步锻炼了谢子长领导武装斗争实际能力，这对他后来军事指挥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时任总指挥的谢子长也从实际意义上开始了他领导游击战争的革命生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在实践中谢子长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和方法。 　　针对敌人的不同的条件，采用不同的策略，创造出我军遂行奔袭和伏击的战术，构成了谢子长战术指挥上的灵活多变。陕甘游击队建立后，依据省委指示，在谢子长的领导下，立即南下向渭北的三原、富平、蒲城、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2月攻占旬邑职田镇，击溃国民党地方军队一个连，并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大获全胜，毙伤俘敌300余人，接着袭击了耀县民团，转战于同官(今铜川市印台、王益区)、宜君、中部(今黄陵)地区，3月中旬回师正宁柴桥子。4月13日，谢子长带领游击队在当地赤卫队和农民上千余人的配合下袭击山河镇，驻西峰镇之敌一个营前来增援。子长同志指挥游击队集中力量打击援兵，歼敌200余人，战后撤回寺村原。这时，旬邑县地下党组织向游击队报告，旬邑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驻防，警戒疏忽，防守不严。子长决定奔袭旬邑。4月20日，游击队从寺村原出发，星夜兼程，次日拂晓进抵城郊，立即发起攻击，除残敌数十人窜入魁星楼顽抗外，其余均被歼灭。应该说，游击队成立后，谢子长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制造敌人的错觉，是达到战术突然性的一种常用手段。1932年9月，谢子长领导的照金反“围剿”的胜利，就是一例。由于杜衡等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致使陕甘游击队屡遭挫折。陕西省委鉴于情况严重，为了扭转困难局面，只好召回被撤职的谢子长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到任后他当即率部南下耀县地区，和广大指战员一起，精心组织战斗。当时，敌人以五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向根据地中心照金地区堵击，企图围歼游击队。谢子长与刘志丹等商议，决定暂避敌主力，游击队向西后退二十华里，以迷惑敌人，而后以奇袭手段歼敌。当敌进至照金扑空后，误以为游击队已经逃跑，异常骄横。谢子长等指挥游击队当夜回戈，直奔照金以北坟滩、柿坪等地，拂晓，尚在酣睡之中的敌人即被我四面包围，在大雾中激战不到两个小时，歼敌400余人，缴枪300多支，击毙敌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照金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与群众的斗志。 　　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战略态势下，集中优势兵力，避实就虚，打击敌人弱点是指导战争的一般规则。但如何把理论上的通则化成战斗行动，体现了指挥员的能力。西北红军创立初期，力量极为弱小，谢子长指挥红军游击队主要选择了地方民团作为攻歼目标。一般来说，地方民团人数较少，武器较差，训练水平有限，且比较分散，因而易于战胜。再者，红军肩负着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任务，解除民团是当务之急，只有消灭了民团才能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敌人的正规军轻视红军，又忙于军阀战争，很少顾及红军游击队，也很少支持、加强地方民团力量，这就为红军消灭地方武装提供了可能。因此，红军以对根据地威胁最大的民团为主要作战对象。旬邑之战后，红军游击队采取奔袭、迷惑和伏击的作战形式，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到1934年，随着游击战争深入开展，引起了国民党的严重关注。8月份，蒋介石指示井岳秀调集万余兵力向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其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安定、绥(德)清(涧)地区，敌人采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多股，逐村蚕食推进的方针。谢子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进而扩大战果，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战术。8月17日，红三团及陕北游击队将敌一个连包围在安定景武家塌，首战获胜，全歼该敌。我军乘胜东进，于22日在绥德张家圪台消灭敌人两个排。经过几次胜利战斗，终于在8月底粉碎了井岳秀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六、为军队建设荐贤举能的大局思想 　　谢子长同志一生驰骋疆场，在斗争实践中展示了他智勇双全，德才兼备军事及领导才能。然而，他为军队建设胜不矜功，荐贤举能的大局思想，更让人称道。 　　谢子长和刘志丹是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在群众中都享有很高威望。在处理与刘志丹的关系上，充分显示了谢子长的高风亮节。1932年，在谢子长、刘志丹及中共陕西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由我党独立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此时，陕甘边及陕北大地已烽烟四起，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渐成燎原之势。遗憾的是，我们党内也正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盛行之时，使刚刚诞生的红军游击队几易领导人，整体革命队伍也几遭损失。1932年4月，谢子长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撤销总指挥职务，派往甘肃做兵运工作。谢子长虽受错误打击，但他仍然不卑不亢，泰然接受党的安排。1932年5月，谢子长在靖远组织兵变失败后东返。7月8日，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发动西华池兵变取得成功，170余人参加红军，编为陕甘游击队的一个大队。随后，谢子长重回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12月20日，奉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代表杜衡来到部队，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指令。接着，杜衡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撤消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强令离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此时，谢子长深知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领导突然离开部队，对正在蓬勃发展中的红军游击队建设，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为此，谢子长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同王世泰等人一起与杜衡据理力争，建议刘志丹留任军队工作。刘志丹等几位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同志幸运留队，对后来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1934年，正当西北革命迅速发展之时，国民党军阀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为了彻底粉碎敌人军事进攻，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兼红四十二师政委的谢子长，率领陕北军民进行了英勇反击。不幸的是，在反“围剿”节节胜利之时，谢子长在河口战斗中胸部中弹，鲜血渗透了他穿的紫色夹袄，他用衣襟掩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谢子长的负伤，在敌人对苏区发起疯狂进攻之时，无疑是不利的。在粉碎了陕北军阀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后，谢子长在胜利面前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方面，他认为敌人决不会善罢甘休，必将再次发动更加凶猛的“围剿”，因此在敌人发动新的“围剿”的间隙，必须整顿队伍，扩大红军，巩固革命根据地，迎接敌人新的反扑。部队建设任务很重。另一方面，他身负重伤，又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惟恐不能胜任而贻误军机。经过深思熟虑，1934年9月5日，谢子长写信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求援，他在信中说：“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地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虽然联会暂时要我代理四十二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四十二师”，适应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实施军事、政治上大转变。希望“马上派一担负师政委的同志来。”(13)谢子长并没有以权自居、囿于现状，他以一个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睿智眼光，为了西北红色政权的不断扩大与巩固，革命大局谋求贤才良将，中肯地向党进言献策。由于谢子长的力邀，12月底，刘志月率红二团和陕甘边五、六支队亲赴安定。刘志丹的到来，两军会合，加强了红军的领导力量。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14)看似很平淡的一句话，然而正是在这平淡中，却蕴含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胸怀和高尚人格。与其说他是在为革命寄希望于刘志丹，倒不如说他是在以一个无产阶级军事谋略家的大局思想，期盼革命胜利的到来。 　　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然而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由于谢、刘的推让未定。刘志丹推荐谢子长担任军委主席，谢子长认为自己身负重伤，难担重任，刘志丹应是军委主席最佳人选。两人交谈中，谢子长说：“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志丹说：“那就交给西北联席会议作决定吧!”(15)会议最后选举谢子长为军委会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选举时，有的同志考虑谢子长身负重伤，不能到职，建议刘志丹担任主席。刘志丹坚决地说：“老谢是老大哥，威望比我高，能力比我强，应当选他当主席，目前他虽然不能工作，也应该选他。”(16)但，不幸的是谢子长由于伤势过重，于1935年2月21日与世长辞，为革命献出了他年仅38岁的生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注： 　　①银笙 著：《谢子长将军传》第8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②同①，第180页。 　　③同①，第188、189页。 　　④同①，第180页。 　　⑤贺晋年：《回忆子长同志》，《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第16页。 　　⑥吴志渊 著：《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第33页，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⑦同①，第130页。 　　⑧转引自：中共党史历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卷)，第23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⑨同⑧ 　　⑩转引自：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丛书《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2卷)，第37—3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同⑧，第232、233页。 　　(12)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陕北革命根据地》，第60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13)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32—23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14)中共党史历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卷)，第25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15)同(14)。 　　(16)同①，第416页。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