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 > 谢子长 > 缅怀纪念

功勋昭日月 丹心励后人

徐婧 徐占权

谢子长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他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等职务。1934年8月26日，在清涧县河口镇战斗中不幸负伤。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逝世，年仅38岁。他虽然英年早逝，但却为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毛泽东曾先后三次题词，称赞他为：“民族英雄”、“虽死犹生”。朱德赞誉他为“陕北人民领袖”。这些都是对谢子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建立的重大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对他高尚情操的高度褒奖。 　　一、投笔从戎，决心以武装斗争打破旧世界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谢子长青年时期的伟大理想和抱负。他自小嫉恶如仇，具有平均主义思想。特别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使他在中学时代就萌发了民主、进步的革命思想。1919年，他抱着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翌年又转入陕北23县联合成立的榆林中学。榆林中学是在新生力量和旧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杜斌丞先生民主办学、救国救民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文化、新思想在该校得到广泛传播，使谢子长深受教育和启发，立志救国救民。1920年，他在榆中尚未毕业，即回安定县(今子长县)小学当老师，力主改革旧的办学体制，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并同封建思想严重的校长、县知事作坚决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他深深感到：单靠笔杆子是难以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定投笔从戎，报考山西陆军学兵团。他曾说：学军事去，拿起枪杆子，说不定还真能打块天下呢! 　　报考山西陆军学兵团，是谢子长军事生涯的开始。他抱着忧国忘家、捐助济难、枕戈待旦的爱国热情和“以武装打破旧世界”的坚定信念，冲破了种种阻挠，毅然投考山西陆军学兵团，并被破格录取。在校期间，他除了认真学好学校规定的各门功课之外，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太原图书馆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和期刊杂志，思想豁然开朗。他在该图书馆第一次阅读了《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少年中国》、《工人周刊》等刊物，特别是《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主义浅说》等书籍，对他教育和启发最大，像是在迷途中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捧读、摘抄、思考。当时，他虽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但经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飞跃，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它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正确的理论。为他后来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24年，调子长赴河南进行社会考察结束后到达北平，结识了共产党员李子洲，坚定地表示：要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这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行动指南。1925年秋，他再次到达北平，又结识了魏野畴、刘伯庄，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经常聆听李子洲、魏野畴等的演讲，使他的思想又产生了飞跃，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决心要做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说：“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能给穷人指出一条出路。马克思学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的。”经李子洲的介绍他加入了共进社。同年冬，又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坚定地表示：“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是这样表示的，也是这样躬行实践的。 　　二、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积极开展武装革命 　　兴办民团，是谢子长投身武装斗争的首次大胆尝试。1924年春，他从山西陆军学兵团毕业后，奉命回到家乡安定，会见了该县的警察局局长李象九(中共党员)，共商国事。他们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及北伐战争发展的形势要求，决定组建安定民团，自任团总。他为把民团训练成为革命武装，即成立了团丁委员会，进行民主建军；要求团丁学习军人职责，力图把他们训练为能征善战的正规革命武装；制定民团爱民约法，坚持为民伸冤除害，决不允许扰民、害民。他还积极组织团丁学文化、学政治，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1926年春，谢子长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斗争和壮大革命武装，决定将安定民团改编为石谦部第十一旅第四团第三营第十二连，自任连长。随即，他利用合法的身份，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惩办土豪劣绅，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被亲切地称为“谢青天”。 　　组织领导清涧起义，是谢子长创建革命武装的开始。1927年10月2日，他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与唐澍、李象九等在陕北清涧地区首先组织领导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举行武装起义，在西北地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清涧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党在西北地区组织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震动了国民党反动当局。陕北军阀井岳秀和高双成急忙纠集部队，向起义军发动进攻。面对优势敌军的疯狂进攻，起义军毫不畏惧，奋起抗击，多次打退敌军的进攻。但是，由于起义军缺乏经验，再加指挥不力，在宜川受挫，部队仅剩谢子长营三四百人。但谢子长毫不气馁。他认真地总结了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认为：第一，起义开始时，没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第二，不懂得武装斗争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理，陷入了单纯的军事行动；第三，党的领导不够得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威力，并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将部队解散，使人心涣散；第四，军事指挥呆板，战术不灵活，在敌强进攻下，与优势之敌拼消耗，结果使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他汲取了这些教训，于1927年11月将起义军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公开打出革命的旗帜，唐澍任总指挥，他任副总指挥，并明确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口号。此后，他与唐澍等率部北上，在清涧、安定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时三个多月。它虽然遭到失败，但却极大地振奋了西北人民的革命斗志，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反动统治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各地的革命斗争。特别是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独立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为尔后创建西北红军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政骨干。 　　1928年春，谢子长等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到许权中(中共党员)旅发展党组织。5月，他任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三大队大队长，参加了渭华起义。渭华起义是继清涧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组织和领导的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武装起义。它虽然也遭到了失败，但它公开地打出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采取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形成了武装割据之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扩大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统治，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革命骨干，为日后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开展兵运工作，不断壮大革命武装力量 　　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是谢子长为发展革命武装而进行的又一次大胆尝试。1928年秋，渭华起义失败后，谢子长和刘志丹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先后回到陕北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把瓦解敌军、争取革命武装、变白军为红军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这对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和发展红军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和陕西省委的指示，在绥德西川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把加强农民运动、开展兵运工作和争取革命武装，作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谢子长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特委军委书记。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把开展兵运工作作为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充分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开展工作，瓦解敌军，争取革命武装。谢子长、刘志丹根据这两次会议的精神，先后在陕西宜川、宁夏、甘肃等地积极展开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 　　兵运工作是一项极具生命危险的工作。但是，谢子长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非凡胆略，一次又一次地打入军阀部队，执着地开展兵运工作，出生入死，毫不退缩，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本色。1930年春，他与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乘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扩充势力之际，打入该部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出任该部骑兵第六营营长。此时，谢子长派李力果、阎红彦等将驻宜川后九殿民团杨庚武部的周维奇营百余人拉到庆阳北部三道川(今属吴旗县)，编为第三营，周维奇任营长。谢子长将刘志丹营和周维奇营合编为谭部第三团，自任团长，刘志丹任副团长兼第六营营长。团部驻三道川蔺家砭。不久，张廷芝投靠谭世麟，缴了周维奇营的枪，并袭击了团部和骑兵第六营，刚拉起的队伍遭受严重损失，谢子长、刘志丹机智脱险。这就是有名的“三道川事件”。 　　但是，“三道川事件”并未吓倒谢子长、刘志丹。他们又利用苏雨生部招募之机，带领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该部。为提高参加兵运工作的党员的军事素质，谢子长、刘志丹在该部成立了学兵队，并在学兵队秘密建立了党的军委，培养了一批党的军事干部。这些人后来在靖远起义和西华池起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当时，由于冯玉祥调苏雨生部驻防陇东，影响到马鸿宾的统治谢子长、刘志丹认为，苏雨生凭实力不如马鸿宾，为避免党的武装力量成为军阀战争的牺牲品，即决定一旦双方交战，党在苏雨生部的人员立即回到陕北、庆阳五属区(即庆阳、环县、宁县、合水、正宁五县)，以扩军为名，独立发展。果不出所料，不久敌军内部开战，苏雨生部一触即溃。谢子长、刘志丹随即将学兵连的同志安插到了国民党军王子元部潜伏起来。 　　1930年10月，谢子长在绥德合龙山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决定谢子长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冬，谢子长又奉命到平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次年春回到西北地区，在甘肃平凉一带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组织兵暴，建立革命武装，是谢子长开展兵运工作的最高斗争形式。1932年5月，谢子长、杜润滋、焦唯炽(化名赵仪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组织领导驻守在靖远的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三旅士兵发动暴动。但是，由于行动仓促，主要负责人谢子长、焦唯炽、张东皎等人联系中断，部队分散行动，被敌军分别缴械。5月30日，谢子长等收集失散士兵200余人，公开打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旗帜，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亲自担任总指挥，继续坚持斗争。1932年7月，他认真地汲取了靖远兵暴失败的教训，成功地组织领导了驻守在西华池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特务营和第一、第二连举行兵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陇东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兵运史上的首次胜利。其主要经验是与陕甘边红军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双方相互策应，密切配合，避免了参加兵暴的部队长时间陷入孤军作战，多面受敌的不利局面，也体现了谢子长的高超军事领导才能。 　　此外，谢子长为了壮大革命武装，与刘志丹等还争取当时流行于民间的帮会组织——哥老会，曾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宣言》中，高度赞扬“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而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 　　谢子长和刘志丹等，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兵运工作，多次打入敌军内部，出生入死，积极工作，虽然大多遭到失败，但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的开展，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为尔后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四、创建西北红军，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 　　创建党所独立领导和直接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是谢子长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心工作。他认为，工农武装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坚持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采取“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创建人民军队，才能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为此，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赤卫队、游击队，尔后上升为正规红军。这是他在创建人民军队斗争中所采取的正确的建军路线，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完全相符合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立即派谢子长、高岗到南梁地区，向刘志丹创建的南梁红军游击队和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领的红军陕北游击支队(原晋西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编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关中转移的指示，并决定成立由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等为委员的中共队委会。11月，中共队委会成立，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为委员，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的行动。这时，谢子长等为保存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采取“借水养鱼”的策略，将部队暂时编为国民党军暂编第十三师骑兵第十一旅，对红军游击队的休养生息起了重要作用。同年冬，谢子长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为了适应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要求，在甘肃省合水县柴桥子将上述两支部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下辖两个支队：即以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同时，成立了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为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谢子长、刘志丹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向渭北地区游击。2月15日，在职田镇歼敌第十七路军警卫团第三营和邠县(彬县)、栒邑(旬邑)、淳化三个县的部分民团，共500余人，缴枪400余支。2月20日，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渡过马栏河，向南运动，并乘元宵节之夜，偷袭照金镇，全歼照金民团。随后，部队进入宜君地区，袭击了反动的宜君民团。之后，在艾蒿洼又遇到敌第八十六师一个营和地方民团进攻，游击队童子班英勇出击，打退了进攻之敌。战后，谢子长在军人大会上，正式宣布童子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3月初，敌派重兵来攻，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转至中部县(今黄陵县)尚畛子地区休整。3月19日，陕甘游击队由月明原出发，进攻山河镇不克，部队伤亡较大，被迫转移至正宁县寺村原休整，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4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应群众要求，在赤卫队的配合下，再次进攻山河镇，因缺乏攻坚火力，战斗失利，由300多人减员到100多人。战后撤往西坡村休整。期间以少胜多，歼灭敌陈国璋暂编第十三师一个营。4月13日，谢子长等率陕甘游击队返回寺村原，并相机夺取栒邑县城(职田镇)，毙伤俘敌300余人。栒邑县城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部队获得大批给养，并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充分显示了谢子长的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他们以通俗的信天游形式，传唱“红军游击队，老谢总指挥。砸开万年链，全靠谢青天”，使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空前提高。 　　但是，谢子长却遭到“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严厉批评。1932年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到达陕甘游击队驻地，认为他没有贯彻执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撤销了他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并宣布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其编为三、五两个支队。之后，谢子长被派往甘肃靖远国民党军王子元部队做兵运工作。 　　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纠正了杜衡的错误决定，重新任命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他一回到部队，便整顿部队，保留了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队，又招募了一批青年农民参军。部队整顿后，在谢子长、刘志丹的率领下，在耀县照金一带游击。这时，国民党军再次向陕甘游击队发起“进剿”，游击队腹背受敌，处境十分危险。因此，谢子长、刘志丹等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撤离照金，并在照金以西20华里地区设伏，诱敌深入。当敌进入照金后，谢子长与刘志丹于9月上旬率部将进占照金之敌包围，并乘敌酣睡之际，突然发起进攻，歼敌一部，俘敌民团头目7人，缴枪300余支。游击队无一伤亡，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 　　12月20日，杜衡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县)主持召开党员会议，宣布了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同时撤销谢子长等职务，强令他们去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后经中共上海局查明，认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予以撤销)。 　　1933年夏，谢子长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结束后，被派往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第十八师工作，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子长来到北平。11月又被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孔原派回陕北任西北军事特派员，加强对陕北武装斗争的领导。1934年1月下旬，谢子长回到陕北，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立即着手恢复红一支队的工作。经过艰苦努力，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于3月8日在安定刘家圪崂正式恢复。在谢子长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许多战斗的胜利，并在安定、延川开辟了一块游击根据地。至6月，红一支队发展到50余人枪。7月8日，中共陕北特委为加强对陕北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决定在安定阳道峁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7月中旬，陕北游击队第二、第五支队在谢子长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会同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赤卫军的积极配合下，首先攻克安定城，打开监狱，释放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这是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攻克的第一座县城。这一胜利，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斗志，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 　　陕北红军游击队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震惊。他们急忙纠集国民党军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和反动民团对安定、清涧、神木等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谢子长鉴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遂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率领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及赤卫队200余人，于1934年7月南下陕甘边，以取得同红二十六军的联系，协助陕北红军游击队粉碎敌军的“围剿”。7月23日，陕北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南梁阎家洼子会合。7月2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红四十二师连以上干部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治委员。 　　会后，谢子长于8月15日率领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返回陕北根据地的安定县西区。并针对敌军“围剿”的部署，决定集中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于8月18日在安定西区景武家塌，全歼敌井岳秀部第八十六师第五一五团一个连，毙敌30多名，俘80多名，缴获长短枪100多支。8月22日，部队东进到绥德南区的张家圪台，再歼敌第五一五团一个排，并击退薛家峁敌第五一五团一个连的进攻。8月26日，谢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从袁家沟出发抵达清涧河口镇，与敌激战竟日，敌不支，溃退清涧县城。在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负伤。河口战斗结束后，红军游击队北上攻打横山县董家寺，击溃国民党一个营。这时，敌军转攻为守，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遂宣告失败。 　　1934年8月28日，中共陕北特委在寺墕里召开会议，决定将陕北游击队各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9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正式成立。1935年1月30日，陕北红军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红二十七军是西北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正式建立，凝聚了谢子长的大量心血，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坚持党的建军宗旨，忠实践行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谢子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位优秀代表，是贯彻执行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忠诚战士。他在创建西北红军、指挥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中，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 　　谢子长十分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从组织上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认为，中国工农红军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其中包括许多绿林武装和俘虏兵，要想把这样一支军队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坚持政治建军。因此，他从创建革命武装之日起，就按照三湾改编的经验和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在部队中逐步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从组织上保证党的领导。同时，在部队中逐步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开展富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实行民主制度和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原则；努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等等，从而使西北红军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逐步成长壮大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谢子长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从思想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率先垂范，处处以大局为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积极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历经坎坷，多次遭受“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多次被撤职，但他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贞不渝。1932年12月，他和刘志丹等被杜衡诬蔑为“有反革命阴谋”，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被诬蔑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梢山路线”等等，再次被撤职，并被派往上海“受训”。但是，他想的仍然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在临赴上海“受训”前，他从西北地区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出发，竭力推荐刘志丹留下，从而使陕甘红军得以新生。 　　谢子长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同刘志丹等坚决抵制“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和破坏，独立自主地处理重大问题，使西北红军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这充分表现出谢子长、刘志丹等在政治上的成熟。特别是他负伤后，坚决拥护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积极支持刘志丹负责西北地区的军事工作。1935年1月，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到达陕北安定后，他同刘志丹共商西北大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根据谢子长和刘志丹商定的意见，在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陕甘边和陕北两地区的党政军工作。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不幸逝世。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刘志丹，鼎力举起西北地区武装革命斗争的旗帜，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的斗争，使西北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 　　谢子长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变为红军指战员的自觉行动。在西北红军初创时期，道路艰难曲折、斗争尖锐复杂。因此，他特别重视密切联系群众，认为这是红军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源泉。他积极组织当地民众支援红军游击队的活动，使红军游击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他十分重视开展军事统一战线工作。他和刘志丹一致认为，在优势之敌的严密包围和残酷“围剿”下，必须积极开展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壮大革命力量，才能突破敌军的包围，打破敌军的“围剿”。他们经常教育指战员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特别重视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认为这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1934年，他率领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同刘志丹等共商西北地区的党政军大事，有效地加强了陕甘边和陕北两根据地统一领导和指挥，充分发挥了革命整体的威力。刘志丹也十分重视同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团结协同作战，共创西北革命的新局面。他先后派出或亲率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第二团北上陕北，与谢子长领导和指挥的陕北红军游击队并肩作战，连续粉碎敌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第二次“围剿”，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并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统称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谢子长、刘志丹作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们坚持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顾全大局，团结一致，排除万难，密切协同，相互配合，打退了敌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使西北红军得到发展壮大，西北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北上抗日的出发点。特别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领导和指挥红一方面军一举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为党中央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中共中央指挥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中心。谢子长和刘志丹及其所领导的西北红军广大指战员为此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革命史册。 　　谢子长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负伤后，仍不顾个人的安危，继续紧张地坚持工作，指挥战斗，为陕北红军独立师和红二十七军的创建日夜操劳。直到10月，他的身体实在不能支撑时，才离开部队回到离家乡不远的游击区杨家峁休养。但他不顾伤痛，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再三表示：活着做革命人，死了也做革命鬼，决不当敌人的俘虏。他一再对看护人说：“抬我走吧!抬不动就一枪打死，你们逃命，绝不能让敌人把我活捉去。”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 　　谢子长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一生却是光辉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西北人民的一大损失。为纪念这位革命领袖，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1935年决定将他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他的家属时，对子长给予高度评价。1939年毛泽东两次为他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他撰写了碑文。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修建陵园，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彭真等也题了词。 　　今天，谢子长已经离开我们70年了。但是，他和刘志丹等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和第二十六军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沿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直到今天仍激励着全国广大军民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加快小康社会的建设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