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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的人格力量
王春明

  毛泽东一生中曾经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题词,但是为纪念一位烈士先后三次题词并题写碑文却是空前绝后的。而能够享受这等殊荣的就是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的谢子长。
  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将谢子长的遗骨移葬于烈士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谢子长烈士墓。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两次为烈士墓题词。第一次题词是:“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第二次题词是:“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同时,毛泽东还于1939年8月13日为烈士墓碑题写“谢子长烈士事略”的碑文:“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运动讲习班,组织农协,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第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诸同志创造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四年于河口之役负伤,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之时,书以叙之。”
  194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新修的谢子长陵园竣工,并举行移灵公祭。毛泽东再次为谢子长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
  从上述题词和碑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和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对谢子长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给予从未见过面的谢子长以如此之高的评价和赞誉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谢子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创建和发展壮大西北红军和游击队,为开辟和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以至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正是这块土地革命战争中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落脚点,并随之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试想,如果没有西北这块革命根据地,经过千难万险长驱二万五千里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将在哪里落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代表党中央用什么样的语言赞扬和讴歌这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都不过分。
  同时,笔者认为,谢子长在为人民解放事业的顽强奋斗中,所表现出来的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革命坚定性,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革命牺牲精神,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忍辱负重的宽阔胸襟,都是他能够成为“虽死犹生”的“民族英雄”的重要条件。在此,笔者就谢子长的人格力量进行一些探讨。
  谢子长的人格力量之一——在寻求革命真理和革命战争中,“败不丧志”、毫不动摇、愈挫愈奋的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和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
  谢子长从小就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具有远大理想的人。1915年,还在安定县城小学读书的谢子长,就曾经联合进步师生为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惨遭县官杀害的进步人士郭海宽而控告知县。
  1921年,在榆林中学读书的谢子长,又积极地参加了榆中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召开太平洋会议的罢课和集会游行活动,并且在斗争中得到了一定锻炼。
  1922年,中学还未毕业的谢子长就回到家乡办学任教。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他依靠办教育拯救劳苦大众的梦想。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毅然赴山西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虽然他勤奋刻苦,各科成绩都很突出,但是,还是无法满足他寻求救国救民的愿望。他于1924年回到家乡安定办起县民团,担任团总。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反帝爱国斗争席卷全国。谢子长受到启发,便奔赴京津地区探求革命真理。在北平,谢子长结识陕西旅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白超然、白志诚等,并通过他们结交中共北京地区党的负责人之一刘伯庄。在他们的帮助和教育下,谢子长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刊,积极参加反帝斗争,思想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不久,他便由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底,谢子长受中共北方区委介绍,回到安定继续办县民团,仍任团总。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谢子长同共产党员李象九等一起进入军阀井岳秀属下石谦部,在士兵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并在石谦团秘密建立党的特别支部。谢子长还利用公开身份组织安定县农民协会,发动群众严惩当地的地痞恶霸,焚烧地主豪绅放高利贷的文约账簿,陕北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谢青天”。
  1927年夏天,中共陕西省委根据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全国形势的急剧变化,成立了由李象九、谢子长为书记的中共第一、第二军支。8月,省委派唐澍、白乐亭到清涧巡视,直接领导其军支,发展组织,准备武装起义。10月12日晚,武装起义首先在清涧县城打响,并很快实现三支起义部队会师宜川的目标。但是,由于起义胜利后领导人在今后部队的行动方针和整编上发生分歧,唐澍回省委汇报。由于李象九指挥失误,部队损失惨重,来到韩城。在韩城,谢子长与唐澍等组成军委,组织二次起义。二次起义部队在北上袭击宜川城时受挫,部队分散隐蔽。
  1928年5月,谢子长、唐澍、刘志丹奉省委之命,组织领导渭(南)华(县)武装起义,开辟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县塔山为中心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后来,在同“围剿”的敌人重兵激战后,起义失败。
  1928年8月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谢子长根据党的指示,回到陕北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和进行艰苦的兵运工作。他曾经受命到宜川凤翅山做改造土匪梁占魁部队的工作,曾经利用与李象九的关系,建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一战线,曾经派多名党员到驻守宜川延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的国民党杨庚武部建立党组织,准备在陕北创建农村根据也,但被敌旅长高双成欺骗,杨庚武和一大批干部被杀害。1930年,谢子长受命打入宁夏苏雨生部队活动,还曾担任旅长职务,并举办学员队,大力做争取群众、训练干部的工作。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部在庆阳、吴旗准备起义时因遭到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1930年8月,谢子长、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继续在陕北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开展兵运工作、建立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1931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遭到敌人围攻后奉命渡河来到陕北。在阎红彦、杨仲远等率领下,在甘肃合水林锦庙同刘志丹的部队会合。后来,奉陕西省委指示,这两支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1932年2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担任总指挥。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为后来陕甘红军的创立奠定了基础。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先后于2月13日袭击旬邑县职田镇民团,捣毁区公所。接着,在阳坡头伏击前来“围剿”陕甘游击队的敌人,取得歼敌160多人、俘敌400多人的胜利。2月20日,谢子长领导游击队乘敌过元宵节不备,全歼耀县照金镇民团。2月24日至29日,游击队又连续消灭瑶曲镇民团及当地国民党驻军,击溃敌人一个营和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的进攻。3月19日,谢子长率游击队袭击正宁县城山河镇,初战失利,4月13日,再战获胜。4月21日凌晨,游击队奔袭旬邑县城,全歼旬邑县城敌人。
  谢子长的人格力量之二——在遭到“左”倾错误的批判,并受到撤职处分,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原则和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
  1932年4月下旬,就在谢子长率领游击队取得旬邑县城胜利之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巡视工作。这位极力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负责人,无视谢子长率领游击队浴血奋战所取得的主要成绩,也没有检查省委不顾实际情况而要求游击队攻打城镇和平原地区的错误指导方针,而是把由于作战经验不足、致使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的责任完全推到谢子长等指挥员身上,并且采取“左”的惩办政策,对谢子长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斗争。他们诬陷谢子长在指挥战斗面对不利态势时实行战略撤退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他们撤销谢子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的职务,强行命令谢子长离开游击队,去甘军警备三旅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谢子长并没有因为受到不公正批判而消沉和失落,而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策划王子元部队起义工作之中。不久,他就打开工作局面。5月5日,靖远起义成功,以谢子长为总指挥、焦唯炽为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宣告成立。起义部队在水泉休整时,遭敌突袭,起义失败。7月,谢子长又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领导甘肃合水县西华池新编警备十一旅一团一连起义成功。这支起义部队随即和陕甘游击队会合,编为第三大队。但后来由于“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陕甘游击队又一次遭到极大损失。
  中共陕西省委为了扭转陕甘游击队因“左”倾错误干扰屡遭挫折的严峻困难局势,8月30日,谢子长官复原职,重新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回到部队后,立即和刘志丹带领游击队南下耀县地区。9月12日,谢、刘率领游击队在照金以北坟滩、柿坪等地,歼敌400多人,击毙敌富县、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取得照金战斗的重大胜利。
  1932年9月下旬,谢子长率部攻打保安(今志丹县)时,两度失利。10月上旬,游击队在转移途中,在遭遇战中又三度失利。12月中旬,各路游击队会合杨家店子后,极力推行“左”倾错误的杜衡以中央和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游击队。他蛮横地污蔑谢子长、刘志丹等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有反革命阴谋”、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等错误,对他们肆意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仅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而且还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处分,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离开游击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子长等被迫离开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夏,谢子长、阎红彦“受训”期满后,被党派往张家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师长许权中)工作。谢子长负责党的工作,并协助许权中指挥作战。坚决抗日的十八师和同盟军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围攻失败后,谢子长受党派遣,作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于1934年1月回到正值困难时期的陕北根据地,领导陕北游击战争。
  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谢子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于3月8日首先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刘家圪崂正式恢复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与其他游击队遥相呼应,使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7月8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7月17日,谢子长率部突袭安定县城成功。7月下旬,谢子长率部在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会合后,谢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这两支部队的汇合,给陕北、陕甘边人民和革命事业带来胜利的希望。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度紧张。1934年7月,国民党陕北军阀井岳秀率部发动了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在反“围剿”战斗中,谢子长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英勇杀敌,接连取得安定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圪台和清涧河口镇战斗的胜利。不幸的是,谢子长在河口镇战斗中胸部中弹负伤。但他还是坚持指挥战斗,带领部队在董家寺击溃一个营敌人的进攻。至此,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谢子长身负重伤不能亲临前线指挥后,他还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工作,那就是经过同刘志丹商讨,于1935年2月5日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的工作。会议还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推选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为西北军委副主席(一说刘志丹为主席)。这是谢子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为党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谢子长的人格力量之三——永远和穷苦大众在一起,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身先士卒,不怕牺牲,无私奉献
  1926年,谢子长在担任石谦部四团三营十二连连长时,就调来一批党员负责教育训练士兵的工作。除军事训练外,其余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还经常对士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教育,向士兵介绍马克思主义常识,启发大家的革命觉悟。为改善士兵的生活,他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他还在连队中组织士兵自治会,举办俱乐部,教士兵学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在士兵中提倡艰苦朴素,提倡自己缝衣做鞋,禁止抽鸦片。他的这些举措,不仅活跃了连队气氛,更使连队建立起新的革命生活。
  1927年,谢子长率部驻防安定。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向群众广泛宣传识字、禁烟、剪发、放足。他还通过统战工作,联合开明县知事开展兴利除弊的革新活动,取得明显效果,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还身体力行,同士兵打成一片,吃住在一起。
  严格部队纪律,严格管理士兵,是谢子长的一贯作风。在清涧起义时,一个士兵乘机抢老百姓的财物。谢子长发现后,气愤地说,我们做革命事,是替人民谋利益、解除剥削压迫的人事,并不是为当土匪来抢人做坏事。我们是共产党员,应该是共产党的队伍,这样抢人、叼人,对得起党吗?随后,下了这个士兵的枪,并将其处决。他还常常告诫官兵们,我们时刻不要忘记老百姓,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要为他们办好事实事。谁要是乱抢老百姓的财物,都要受到严得的处罚。
  在1932年下半年最艰难的日子里,谢子长没有被挫折和失败所吓倒,他反复向同志们讲,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就再来一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老子不行就交给儿子,儿子不行就交给孙子,有志者事竟成。在游击队买的粮食运不回来的情况下,他带头同大家一起去背;在衣物不足的情况下,他总是把衣物先发给伤病员,而自己则在篝火旁铺一条毛口袋过夜;他还像普通战士一样,站岗、放哨、碾米、做饭、抬伤病员、给伤病员洗伤换药。他吃苦耐劳、爱兵如子的模范行为,极大地激励了游击队的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增强了大家战胜艰难困苦的决心和信心。
  1934年1月,谢子长奉命回到安定。但因为敌人的严查,他只能和同志们一起住在山洞里。在这滴水成冰的隆冬时节,大家缺吃少穿,还要不断躲避敌人的搜捕,处境非常困难。谢子长和大家一样,手脚都被冻裂了,鲜血不断从裂口中流出。但他仍然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情绪。他把寒冷的山洞当成课堂,经常向大家讲革命的道理,用多次失败的教训,教育大家要树立坚持斗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激励大家只要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敌人为了镇压革命事业,动摇谢子长的革命意志,曾残酷地迫害和杀害谢子长的多名亲属,使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富裕家庭家破人亡。但是,敌人的暴行反而更加激起谢子长的革命斗志。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说:“革命是要花本钱、花代价的。敌人想多杀害我家几个人,逼迫我不革命,根本办不到,敌人的暴行只能促使我革命到底。”
  就是在自己受伤病情恶化后,谢子长还是关心着游击队指战员的战斗和生活。1935年的农历春节即将来临,谢子长关切地询问:“战士们的年怎样过?”当听说已准备有肉和白面时,他嘱咐身边人说:“有这么多好东西,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些。可以做八大碗,叫大家吃嘛。”他常常告诫大家,我们“一定要关心士兵的生活。战士是最辛苦的,只要条件允许,就要尽量让他们吃得好些。一个指挥员,不仅要学会带兵打仗,而且要学会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还要学会关心战士们的生活”。
  谢子长不仅关心游击队的指战员,而且他同驻地的老百姓也亲如一家。所以,无论他到了哪里,哪里的人民群众就会自发地主动地帮助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有的还杀猪宰羊,慰问游击队。他的住房中,经常挤满当地的群众,他热情地同老乡们亲切交谈,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深受群众的衷心爱戴。当他受伤住在安定县灯盏湾时,来看望他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人们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期望着他们心目中的“谢青天”早日康复,早日重新驰骋疆场,英勇杀敌。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重不幸逝世。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为人民、为民族、为共产主义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却是永垂不朽的。他的高尚品质和人格力量将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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