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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根源探析

王亚嘉

谢子长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给人们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先进意识形态的不朽生命力。无论在思想文化、个人品德、社会生活、革命实践等各个方面，他都一直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所具备的先进性。他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用自己的实践创造性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并将它们发扬光大。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它的形成有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根源。①本文从陕北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两个方面考察谢子长思想早期转变的过程，探索其共产主义信念产生的社会基础，着重分析马克思主义先进意识形态在其思想转变中所起的重大指导性作用，从而在历史的发展中挖掘其长期保持先进性的深刻根源。 　　一、陕北文化的熏陶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阿诺德·汤因比(Anold Taynbee)认为：“环境对一个民族或个人品质的形成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艰苦的环境对文明来说非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②恶劣环境的挑战往往会激起人民应战的激情和自身能动性的发挥，从而锻造出一种坚忍不拔、积极向上的品质。 　　谢子长出生于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陕北的地理环境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里温差较大，春旱严重，降水变率大，并且“由于黄土具有质地匀细、组织松散、富含钙质、易溶于水等特点，加上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以及流水长期侵蚀，在黄土高原地形的基础上，形成了塬、梁、峁、沟壑等地形。”③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外在条件的刺激，使得许多人开始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商业或者亦农亦商。在由农向商的漫长转换过程中，铸就了陕北人所特有的豪放个性及顽强拼搏的精神。从历史上看，这种特殊的具有反抗意识和生命力的精神一直植根于陕北的地方文化传统中。 　　谢子长的家庭便是在这种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地方风俗影响下的一个典型。他的父亲谢彪鹏粗通文字，见多识广，在乡里颇负声望。母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培养出的典型代表，具有贤惠、勤劳、善良等中华民族女性所特有的品德。大哥谢德惠、二哥谢占元为人正派、深明大义。在父母和兄长的影响下，谢子长从小就养成了疾恶如仇、打抱不平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目睹了社会上的种种不平，激发了他年幼时期的反抗心理。这种心理促使他决心练就一身的真功夫，以保证不受人欺负，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助别人。 　　1912年，谢子长师从魏进德，苦学武艺。魏进德为人豪爽，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在陕北颇享盛名。1912年，魏进德带领群众包围县府，经过斗争，取得抗羊圈税的胜利。当时谢子长也亲身经历了这次抗税活动，这使他深受启发，明白了人民群众所具有的伟大力量。1916年，魏进德又带领群众抵抗政府的盐税，并发动暴动，被政府军镇压，魏英勇就义。魏进德对谢子长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不仅仅教授谢子长武艺，还让他明白了一些人生的道理，使他认识到人人平等必须反抗反动政府的腐败和凶残。从魏进德的反抗活动中，谢子长吸取了师傅的成功经验，并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深思其失败根源。 　　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所孕育的地方性文化对谢子长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从小就具备的坚韧不拔、不惧权威、敢做敢为的优秀个人素质，使他能够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坚持不懈进行早期革命探索，也使他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并为这一理想奋斗一生。 　　二、早期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 　　谢子长内心深处的反抗精神，以及社会中的种种恶劣现实，融合成为他与社会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动力。在这一目标的激励下，他在实践中努力寻找着造成这种社会苦难的根源。1915年读小学时，他便联合进步师生控告知县，颇受师友拥戴；1919年，在榆林中学领导共进社分社，号召学生进行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支持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领导安定县第一高级小学和社会上进步人士罢免腐败的反动校长。 　　谢子长早期的反抗活动，受他师傅魏进德的影响非常大，其思想也具有明显的空想色彩。他认为：“学武不仅可以保自身平安，而且可以帮助他人。穷人受欺负是因为他们没本事，没有一身功夫。”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分清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的不同，也没有认识到革命问题的本质及其社会性，这显然是沿袭他师傅的观点，与社会实际不相符合的。但同时，谢子长和他师父又有着不同的地方：魏进德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认识能力、反抗行为仅仅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他关注的是颇为实际的与自身或周围人民密切相关的问题。而谢子长早期的反抗活动已经与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联系起来，与振兴中华的理想联系起来。在读小学的时候，谢子长就认识到，自身的使命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进入中学后，他更是把改革社会，报效国家作为自己远大志向，去顽强的奋斗，不懈的努力。在这段时期内，受到五四运动和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他毅然弃学回乡，教书育人。然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反动政府对五四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等现实，使他明白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道理，毅然决定投笔从戎，赴山西太原学军事。 　　从学武救国、教育救国再到“枪杆子”救国，这其中包含着一个认识上的转变，呈现出谢子长早期救国救民思想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表明了他从关心个人命运到关心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转变，也表明了他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做出的不懈努力。但是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接受先进文化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法用一个先进的意识形态进行长远的指导，因而其认识显得盲动性很大、摇摆不定，找不到真正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拯救人民的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影响 　　一种先进的理论一经为人民所掌握，便显现出它的巨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以它巨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这种先进的思想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中国的无产阶级便在这种先进文化的指引下，思考和寻求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命运的途径，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谢子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实现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巨大转变，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符合西北地区实际的革命道路。 　　1921年，在安定县第一高级小学任教期间，谢子长与他的同事们一起，对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改革。他们自己编写教材，在学生中传授革命思想，讲授《社会进化史》和《唯物史观浅说》等课程。在太原学军事的两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千方百计地搜寻各种进步刊物和杂志，如《新青年》、《少年中国》、《工人周刊》等等，并深深地为刊物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所吸引。这时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还设法搞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书籍，孜孜不倦地埋头苦读。通过学习这些进步书刊，使得谢子长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1923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谢子长奔赴京津地区。在这里他结识了李子洲等革命的仁人志士，在他们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对自己所处的国际大背景和社会环境有了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并深入反思这种罪恶社会所产生的根源，关注劳苦大众的未来，开始在先进思想的指引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些地方，他亲眼目睹了广大群众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 　　学习和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谢子长开始用这种先进的理论作为工具全面反思国际和国内的现实。早在1921年，谢子长就曾在《一扫光》歌曲里这样写到：“国耻不忘，列强军阀一扫光”。这反映了他在当时就认识到，国民的苦难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共同压迫所造成的。因此在反对本国势力的同时还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是封建势力的幕后指使者，为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迫使国内势力压迫百姓。在接受马克思的理论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单纯的反帝是不可能成功的。国内腐败的封建势力一方面向帝国主义势力妥协，一方面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因此要解放人民，要反帝，必须首先在国内的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这就促使他开始更为密切的关注和思考国内问题。 　　1925年左右的国内形势颇为复杂，各种思想学派林立，相互倾轧斗争。192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规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派开始反共宣传，提出“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反动主张。此外还有国家主义学派、现代评论派等各种派别，散布各种言论，混淆视听。 　　面对纷杂的国内形势，谢子长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的文章更是深深的吸引了谢子长。文章中毛泽东以马列主义为武器，用犀利的笔锋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阶级代表者——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和斗争。这一分析使谢子长明白了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已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企图走资本主义专政道路是走不通的，资产阶级已失去了它的革命坚决性，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才是最革命的阶级。中华民族贫困、落后，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仅仅靠教育、靠反官僚、办民团、惩恶势力是远远不够的，要使中国的劳苦大众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彻底砸碎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这个伟大的目标，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 　　经过长期的思想探索后，谢子长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的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他找到白超然，吐露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白志诚、白超然的介绍下，由中共北平地委批准，1925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意味着他在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思考后，选择了一条科学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入党后，谢子长仍旧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自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他还经常对士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政治教育，讲解马列主义常识，教士兵唱他编的歌，其中就有“孙文在广东，列宁一声唤，双手迎接世界共产党”等语，大大提高了士兵的革命性。同时，在马列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导下，他与唐澍、李象九等人于1927年10月，在陕北发动和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接着又参与了渭华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这两次起义为创建西北工农红军和根据地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谢子长与刘志丹同志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次年2月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建设部队，开辟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⑤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四、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谢子长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的形成，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这其中既有家乡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和对这种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才是他保持革命先进性的根源所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他采用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去思考和解决中国当时的很多实际问题，寻找拯救劳苦大众的正确道路。同时他也在革命实践中用这种先进理论来严格要求自己，为伟大的理想和信念奋斗终身。 　　通过分析谢子长的成长历程，探索其革命先进性的内在根源，挖掘其中所具备的规律性，对如今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邓小平曾强调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人，这表明先进理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党风廉政建设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⑥。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世界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坚持先进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牢记马克思、恩格斯的告诫：“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⑦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的创新和传播，加强其指导性，做到与时俱进。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注： 　　①现代知识社会学和认识社会学认为：信念必须根据信念者的社会状况来说明。这种从社会学角度诠释个人思想的方法已被一般社会学家所接受。详细讨论见(美)拉瑞劳丹(Larry Laudan)《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②(英)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编：《陕情要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④刘凤梅、王志厚：《谢子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⑤薄一波：《一切为着人民——<刘志丹纪念文集>序》，《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 　　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1页。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