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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我仍然生动地记得1938年的高中教室，当时，我的历史老师，一个风度高雅、银发、学者型的绅士，也是学校的校长，在上课的大部分时间，对他刚刚看过的一本新书赞不绝口，这本书的名字是《红星照耀中国》。此时，正值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一年，欧洲的法西斯威胁也在日益加剧。在这前途暗淡、灾难即将来临的时候，驻中国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对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手描述，使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为人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斯诺描述了这些勇敢、年轻的抗日革命者，描述了他们那些有着现代思想，看上去正直诚实的领导人，从他的描述中，人们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看到了即将获得新生的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不仅对美国和英国的舆论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影响到了那些博学多闻、拥有权势者的观点，而且成为后来的“埃德加·斯诺们”在报道此后10年红色中国的消息时所遵循的一般样板。著名记者西奥多·H·怀特在斯诺之后10年到达中国，1945年在重庆时，一位美国将军告诉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所拥有的唯一力量，是“美国的新闻记者对美国人所讲述的有关他们的事情。像你和埃德加·斯诺之类家伙，谈论着共产党的游击队和他们控制的地区，你们这些家伙使他们获得了力量。”《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将鼓舞和激励一代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使他们更加积极和活跃，并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显著的影响。而斯诺和他的著作，在神秘莫测的中国国内的政治活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突中，将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确，斯诺的著作在许多方面都预言，民族共产主义(他敏锐地把苏联的变化也包括在内)最终将分裂共产主义世界。1960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中断了20多年的联系后，再次求助于斯诺时，他们显然希望，斯诺能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外进行宣传，就像他曾经为其革命前辈们所做的那样。当时，斯诺本人强烈地感到，他早年的作用使他负有特殊的责任，帮助中美两国跨越双方恶劣关系的障碍，建立沟通的桥梁。从俄国人那方面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敌视斯诺，讨厌《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他们现在开始更公开地谴责他，指责他利用该书，在美国散布毛泽东那种民族主义的“反苏”异端邪说。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确引起了我对远东——我们当时称之为东亚——历史的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在太平洋服役，由此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兴趣。作为战后的研究生，1947～1948年间，我在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度过了一年多时光，当时正处于中国内战最关键的转折点。我们所称的古都北京，大体上仍然是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前妻海伦·佩格·斯诺在30年代中期所看到的那座城市，或许略显褪色和凋敝，但它仍然是一座美丽雅致的老城。它既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品质，也荡漾着北京现在和未来的青春声音，这种古老与青春的结合，对于我们这些开始沉浸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的年轻美国人来说，是迷人而兴奋的经历。我们这些外国人目睹了革命进程的结果，斯诺在10年前曾经极为准确地预言了它的到来。新的中国学生运动表达了他们的迫切愿望：结束国内冲突，实现民主化，振兴中国。它与斯诺的燕京大学学生们在著名的1935年“一二·九”抗日运动中所表达的愿望是一致的。几十年后，新一代北京学生将成为先锋，继续尚未实现的民主抱负。对民主的追求已经渗透在中国20世纪的革命历史中。 　　斯诺在中国居住了13年，他的故事特别吸引着我。那时，中国正孕育着暴风雨般的长期而艰难的革命，也是斯诺生活和事业的开创时期。1928年，斯诺抵达上海，这一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与左派决裂、并大规模镇压了前共产党盟友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这一时期，共产党也开始领导有组织的农村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政权。不久，日本开始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由此导致了1937年的全面战争，导致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重新合作。1941年初，斯诺离开中国，此时，国共之间的脆弱战时联合正在受到迅速的侵蚀，它预示着日本投降后国共之间将要重新爆发内战，预示着共产党在1949年的掌权。在就1982年中国老记者会议的情况所撰写的著作中，斯蒂芬·R·麦金农和奥蒂斯·弗里森在书的前言中，再次提出了他们在大会发言中曾经表述过的一个重要疑问，“美国的记者怎能发现和回应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30年代和40年代的中国革命?”在本书中，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对当时一个重要而有影响的记者兼作家怎样回应这些事件的情况加以描述。本书最后部分的内容也很充实，首先，它简要而全面地叙述了斯诺在战时作为《星期六晚邮报》的世界记者在全球的活动，然后，它介绍了斯诺在战后直至1972年去世的情况。包括20世纪50年代斯诺在事业上最凄凉惨淡的时期，还包括他在生命最后10年3次重返中国的情况。 　　斯诺是个来自美国中部的中产阶级青年，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或汉学背景。他曾经受过一些新闻写作方面的训练，有一些撰写广告的经历，在文学方面有着很大的抱负。他想看看世界，上海只是他中途暂时停留的地方，他试图撰写一些有关他沿途冒险经历的旅游文章。他回国时已经成为一个富有经验的、政治上机敏的“新型”中国问题专家，著名的记者和作家。他在回应他所目睹、参与和报道的那些重要的事件时，在个人生活、政治和事业上都取得了进展，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冒险故事。他的故事向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他如何越来越了解中国，并逐渐变得(或者是同时发生的)热爱中国，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向世人所展示的那些事情，如何使他感到惊骇、绝望，最后又看到了拯救世界的希望。 　　1960年，斯诺第一次返回新中国，即人民共和国，回顾起来，这似乎是斯诺和中国领导人的一次无效的尝试，他们试图重建革命早期那种独特的精神、环境和影响，那时，斯诺和中国革命都还处于使人振奋的青春时期。而在1970年，最终出于斯诺所鄙视的某种现实政治的考虑，他获得了机会，把毛泽东另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信息带回美国。 　　1972年斯诺去世后，在他的家乡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学，设立了埃德加·斯诺收藏中心，收集了有关斯诺的大量物品和资料，使人们可以据此对斯诺进行严肃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中国的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搜集了有关斯诺在中国活动的许多原始资料。现在，该学会已经更名为国际友人研究会。在研究工作中，我还参考了由其他许多重要图书馆收藏的个人文件，以及公共机构的文件和总统文件，并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了一些材料，还得到了斯诺的家人、朋友和以前同事的帮助与合作，得到了国内外的协助，所有这一切都对本书资料的搜集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第一次利用这些资料，精心撰写了一部开创性的斯诺传记，1988年出版。我非常关注中国及与之有关的事情，并有幸进一步整理和丰富了堪萨斯城的斯诺收藏。现在，那里的埃德加·斯诺文件都经过归类和编目，使用起来很方便。其中主要增加了斯诺与其家人，即与詹姆斯·霍华德·斯诺和米尔德里德·斯诺·麦基及她的丈夫克劳德的通信。米尔德里德特别珍爱和自豪地保存着斯诺写给家人的信件，从他离开堪萨斯城直至去世。斯诺收藏中还包括许多斯诺多年的朋友和同事所提供的资料。我曾两次去中国进行有关研究，直接阅读了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和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斯诺档案。我还在北京、上海、西安、延安和一些人谈话，了解了有关斯诺的材料。我曾乘汽车到达共产党在西北最初的“首都”保安，追溯了斯诺在1936年所进行的极为艰苦、危险的旅行，以及他与毛泽东在窑洞中的会晤，这个窑洞至今仍仔细地保持着古朴的原状。像斯诺一样，陕北山地千奇百怪的黄土地貌也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象。 　　最近，我得到了斯诺在中国生活与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所提供的回忆录和个人文件，更充实了我对斯诺的性格特点及其生活背景的了解。海伦·福斯特·斯诺提供了个人信件和其他许多材料，这些材料没有收入她在斯坦福大学的尼姆·韦尔斯收藏品之中。中国和俄国的资料来源特别揭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中国和俄国的地位及其出版历史，揭示了该书从刚一出版直到最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有争议的政治地位。当然，对所有研究斯诺的人来说，斯诺大量已经出版的著作和一些未出版的著作，是研究他的工作和思想最重要的基础。 　　除了大量个人信件及工作通信之外，斯诺从1928年离开美国，直到1970～1971年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一直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并积累了约80本那些年的日记。他的日记不是很系统，也曾中断过几个月或数年。洛伊丝·惠勒·斯诺向我提供了其中60多本的副本；其余的大多数显然已经找不到了。遗失的那些主要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日记，与我目前的研究关系不大。然而，我得到了斯诺在中国最后6个月的日记，那是极其珍贵的记载，揭示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那种既恨又爱的矛盾心理。这些日记使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到斯诺的个人生活、工作、经历、交往和思想，从而丰富了我们对斯诺私下形象的认识，因为一个人的私下形象和他的公开形象并不总是一致。斯诺曾充分表达了记日记的价值和意义。“随着岁月流逝和年岁渐长(比如说40岁?)，”他在1945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每一天及其记载都变得似乎很重要，它展示了一个人的真实生活，他的睡眠，他的各种感受：冷与热、孤独与友好、年轻与衰老、希望与悲伤、快乐、疯狂，等等。”(1928年至1933年和1936年的约20本斯诺日记的副本，以及1970～1971年他在中国旅行期间的日记原件，现在都保存在斯诺收藏中。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学的荣誉英语教授罗伯特·M·法恩斯沃思曾把斯诺1930～1931年在中国西南、台湾、印度支那、缅甸和印度旅行期间所撰写的特写文章汇编成册，他在书的导言中引用了斯诺当时的日记。读者如欲了解我所引用的所有资料来源，请参阅本书的文献目录、致谢和注释。我在第五章叙述了斯诺的上述旅行，它们直接依据斯诺的日记和文章，以及其他许多材料。——作者注) 　　但是，即使依据这些材料，本书最终所体现的显著特点，也只能是作者通过他的研究所达到的超越和认识。在有关斯诺在中国活动的叙述中，我所强调的重点，所作的分析和判断，必不可免地来自我本人的背景和经历，来自我作为历史学家和中国现代史专家的认识。根据对这个复杂的人所做的综合研究，本书的主要论点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 　　尽管中国和30年代世界的可悲状况使斯诺变得激进，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取代，而是进一步加强了他那固有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内在冲动。在他的思想中，这两个“方面”从未真正地协调，也从未真正地融为一体。这将导致他的某些自我解剖，通常是在日记中吐露，有时也在私人的密信中提到。作为左翼的朋友，斯诺一直注意捍卫他的独立思想和完整人格。他不想“加入队伍”，在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期间，他在日记中简洁地写道。在那次旅行时，中国主人邀请他们再次来访，当洛伊丝答应第二年和孩子们一起来时，斯诺突然大声说，“给我寄张明信片。”斯诺这种独立而又“耿直”的态度，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同样是生性耿直，有独立思想。斯诺的态度符合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利益，30年代末，他曾十分同情地报道了中共的事业；在斯诺生命的最后10年，当毛泽东政权开始探索向美国开放的可能性时，斯诺的立场再次与他们不谋而合。“我们并不指望你同意我们所说的一切，”毛泽东在1970年告诉斯诺,“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最好是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斯诺感谢主席,“因为他捍卫了独立见解”。他们交谈时，正值中国的国庆节庆典，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这件事很有名，它是一个显著的迹象，象征着中美两国的关系即将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谈话显得非同寻常，表现出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如同斯诺所描述的，他们两人俯视着广场上成千上万高呼万岁的青年人，看着毛泽东的塑像和巨大的毛主席语录牌通过天安门前。这种情况生动地表现出中国人对毛泽东极端狂热的崇拜，表现出生硬的、强加给人民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斯诺在当时的日记中，对此表示极为反感和厌恶。作为毛泽东的美国朋友和某种象征，斯诺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而感受到种种矛盾和压力，此事正是这种矛盾和压力的集中体现。斯诺在天安门所得到的“上镜机会”受到了广泛的宣传，几天后，他参观了北京大学，在那里受到了一位女干部的欢迎，他对此感到十分恼怒，并记载了他的感受。“她非常明确地为我定了位，她说，‘我们欢迎你，毛泽东的老朋友。’他妈的，好像不这样说我就不存在。” 　　这些插曲表明，斯诺在重建与毛泽东早期的关系时，易于受到人们的责难。尽管“斯诺一贯诚实正直”。 　　但是，为了评价斯诺与毛泽东及中国革命的长期联系，更为重要、更有实际意义的是，在30年代，当斯诺接触到处于深重苦难和危机中的中国时，他的信念越来越坚定。这是他固有的信念，并在1936年赴西北红区的旅行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他坚信，必须进行革命的“人民战争”，来抵抗日本侵略者，这场战争将同时提出两个目标：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他认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将发挥领导作用。实际上，当共产党在1937年与蒋介石政府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谈判时，他私下里曾担忧共产党“准备投降”。在更早一些时候，他就指出，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主义立场，并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又是中国的爱国者。的确，在毛泽东主义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时，斯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毛主义者”。对于树立毛泽东在中国和西方的形象与威望，他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并因此而受到了莫斯科的诅咒，受到了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的谴责。斯诺后来从俄罗斯发回的报道赞扬了苏联，即使如此，也未能抹去苏联人对他的反感。因而，在30年代和60年代，当斯诺的批判精神和倾向中国的左派观点，与毛泽东对莫斯科所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既成体制的挑战恰好合拍时，他的立场便与克里姆林宫指导下的正统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大量冲突，并由此在与莫斯科信徒的各种遭遇中，导致了一些奇怪荒谬的事件。 　　斯诺一直强烈地感到他的责任：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新闻记者，他的工作直接影响到他所记载的历史。斯诺去世后，洛伊丝·斯诺在谈到他时说，“他的作品具有政治活动的性质”，而“作为作家，他必须对他所写的一切完全负责”。然而斯诺承认，尽管他难免承担“权力的责任”，但他本人“并不是掌权者。”“我感到很烦恼，”1970年，他在中国时曾私下里感叹，“我这辈子解决不了这个矛盾了。” 　　斯诺不过是众多试图“改造中国”，使之变得更好的西方人之一。为此，他们可能采取个人干预行动，但却往往失败；战时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故事即是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从海伦、埃德·斯诺和路易·艾黎的体验中可以看出，工合就是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西方人“改造中国”的尝试中容易犯的那类错误。经过斯诺的大肆公开宣传，当工合在美国发挥影响时，它表现出美国人那种利他的、家长式的特点，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帮助”中国的冲动。C·汤姆森及其合作者在有关美国人在远东经历的著作中，曾描述了美国人那种“感情用事的帝国主义者”形象，斯诺是否符合这种形象?也许符合，尽管斯诺一贯认为自己是彻底的反帝国主义者，而且渴望“改造”美国，以不亚于改造中国的决心来改造美国。 　　工合也是主要的例证，反映了斯诺夫妇在中国的工作和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合作关系，海伦在其中一般起着“推动”作用。当时，她在写作时所用的笔名是尼姆·韦尔斯。但是，他们也是很奇特的一对夫妇，两个人在作风、个性和气质上都截然不同。这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无休止的争吵”，斯诺后来在刻画他们婚姻的特点时满怀怨愤地说。这或许并不公正。1949年，在经过长期的法律纠纷和个人争吵后，斯诺终于同海伦离婚，并与有才华的女演员洛伊丝·惠勒结婚。 　　斯诺同样希望美国能够发挥积极“进步的”国际作用，尽管他也持“美国中产阶级”的观点，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厌恶美国被拖入保卫欧洲帝国的“外国”战争中。他很快便认识到，西方在亚洲的帝国和特权注定要在双重力量的夹击下灭亡，一是日本的扩张主义，一是亚洲的民族主义。然而，尽管他提出了自己的警告，指出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对美国逐步卷入全球性战争的行动仍然持抵触情绪，大多数美国人都持这种态度，直到珍珠港事变。后来，斯诺不再迷恋冷战政策，不再提出“好的”美国干涉主义，在一个冷战后的但却同样动荡不宁的世界上，当美国寻求着它适当而有效的立场时，干涉主义仍是与此有关的问题，使人进退两难。(“哦，也许我们对其他国家干预得太多了。”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期的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后来告诉该局的新雇员。)此外，斯诺还认识到，一个骄傲的、民族主义的、统一的、发展中的新中国不可能再从属或服从任何大国，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 　　1941年，当美国卷入欧洲和太平洋地区战争的危险日益逼近时，斯诺描绘了他心目中的新世界：非殖民化、非军事化、互相合作、相互依赖的和平世界。基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他相信，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人类进步的前景无限广阔；基于自由激进主义的信仰，他认为，人类将实行“理性的”计划；他希望，“更高级的”民主形式，即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更完善更先进的民主体制，终将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确立起来。然而，战时的世界并不符合斯诺的设想。由于他在记者工作之外，越来越多地从事其他事情，因而他在看待事物的发展前景时易于发生偏差。斯诺是个有魅力、好交际的男人，他的情绪也常常发生剧烈的波动。1952年，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吉姆·贝特兰，告诉他，“亚洲发生的事件表明，俄罗斯的政策无所不在，发挥着重要影响。”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很“失策”，未能提供“建设性的”选择，因而“长期以来我一直受到压抑，这看来只能使我变老，变得愤世嫉俗，幻想破灭”。 　　在生命的最后10年，斯诺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一事，使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使他已经出轨的生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走上了轨道。但是对他来说，直到生命的终结，世界仍然显得混乱不堪，毫无秩序。斯诺去世10年后，洛伊丝·斯诺在一次纪念讲话中承认，“尽管渴望世界和平，但事态的发展似乎并不是我们目前所能控制的；尽管向往民主制度，但人类的大多数仍然没有享受到它。”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次演讲是在北京发表。 　　斯诺是个复杂、迷人、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有关他“复始之旅”(斯诺对其自传的称谓)的故事，最终超越了直接的中国背景。这个故事讲述了他的个人经历，他在职业方面的成长和成就，他内心的冲突，他所怀抱的灿烂希望和所面对的灰暗现实。它还讲述了在使人气馁的障碍、破灭的希望和有缺陷的救星面前，为了改善这个世界，一个单独的个人所进行的值得注意的非凡努力。它也传达了一个必要的信息：永远不要不放弃尝试和努力。 　　在从事这项艰巨工作的8年时间里，我有幸与许许多多好心的人会晤、谈话和通信，他们认识埃德·斯诺，曾与他共同度过那些岁月，去过那些地方，从事过那些努力。但是，最重要的是，能与斯诺共同度过的这段时间，使我感受到不寻常的愉快，他是个优秀的、常常充满内心矛盾的、多血质的、富有人性的、很有吸引力的男人。我相信读者将会发现同样的愉悦。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