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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学的大学档案馆中的埃德加·斯诺收藏，对研究埃德加·斯诺的生平和经历是必不可少的资料。该收藏由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于1972年创立，并由已故的玛丽·克拉克·戴蒙德担任负责人。我常回到那里，在该档案馆环境怡人的埃德加·斯诺阅览室里工作。该收藏主要是由洛伊丝·惠勒·斯诺捐赠的埃德加·斯诺文件，但又不止于此。我感谢该大学的档案管理人戴维·布特罗斯，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慷慨的帮助和诚挚的关心，我也感谢玛丽琳·伯林格姆，她负责斯诺收藏，对它十分了解，能够迅速而内行地回答任何问题，无论它是多么晦涩难解。对任何研究斯诺和中国的人来说，她的帮助都是极其可贵的。 　　北京的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学会是另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料来源。我特别感激它的前秘书长刘立群，感谢他对我在中国工作期间所提供的帮助，感谢他让我分享他所掌握的有关斯诺的专业知识和该学会的研究资料，感谢他利用其良好的“关系”，帮助我接触斯诺的其他熟人和中国有关斯诺的材料。安巍(音译)是位来自西安的学者，对斯诺很有研究，他向我的妻子和我详尽提供了有关延安和保安的“斯诺故居”的情况。我的研究助手刘伟(音译)是位很有造诣、能力很强、令人愉快的伙伴。我也感谢我在中国会晤和交谈过的许多与“斯诺同时代”的人。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列上了他们的名字。在北京，我极为幸运地会晤了刚强的路易·艾黎，并与他进行了交谈，那一年正是他漫长一生的最后一年，我还感受到了工合先驱者陆光勉(音译)的奔放情感，他一直在热情地促进着重新恢复活动的工合运动，直到1995年去世。对于斯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向我提供了他的敏锐观察和评价。黄华与斯诺的长期交往可以追溯到30年代中期的燕京大学时代，1936年，他在红区担任斯诺的翻译，在北京，尽管他公务非常繁忙，仍为我慷慨地花费了许多时间。 　　在美国，其他很多图书馆的研究收藏也对这项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和口述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感谢纽约市立图书馆珍本与手稿部；感谢纽约大学塔米门特图书馆；感谢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感谢哈佛大学档案馆；感谢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手稿部；感谢密歇根大学哈彻研究生图书馆；感谢奥克兰大学克雷斯吉图书馆；感谢埃默里大学伍德拉夫图书馆；以及其他图书馆。我也感激美国国务院情报与个人情况部门及下列总统图书馆：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和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尼克松总统资料部。在中国，北京大学图书馆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莫斯科，收藏外国文献的国家图书馆和劳动图书馆善意地答复了我提出的有关文献学方面的问题，并送给我有关斯诺的苏联资料的副本。 　　我感激已故的费正清，他曾就这一项目最早对我进行鼓励，并提出忠告，我也感激已故的欧文·拉铁摩尔和O·埃德蒙·克拉布，我曾参考他们对斯诺的回忆。已故的哈里·戴维斯热情而又考虑周到，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了斯诺50年代在哈得孙谷的住宅，参观了埃德·斯诺在美国的墓地，它位于朋友家的花园里，俯瞰着哈得孙河。查尔斯博士和妮娜·霍根给我看了他们与斯诺的通信；伯莎·陶布、约翰·麦克德莫特和波拉·格尔森使我有可能研究格雷斯和马克斯·格拉尼奇的文件；国会图书馆的参考书高级图书管理员格兰特·哈里斯和哥伦比亚大学莱曼图书馆的斯拉夫文献学家尤金·彼什科夫斯基就苏联有关斯诺的资料向我提供了很大帮助。我的同事海伦·科瓦奇—塔拉卡诺夫慷慨而准确地翻译了俄文资料，我以前的同事彭诗辰(音译)在中文资料方面总是不吝赐教，并常常提出他的见解。斯诺的姐夫，已故的克劳德·麦基和斯诺的侄子约翰·斯诺对我详细讲述了家族的历史。已故的詹姆斯·贝特兰从新西兰热情而详尽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讲述了他以前在北京度过的那些岁月，在他的回忆录出版前，就让我阅读了其手稿。战后不久，松冈诚子和松冈玲子就在东京出版了关于斯诺的回忆，其中包括他与已故的松冈洋子的友谊，松冈洋子是斯诺在日本的文学代理人和翻译。 　　奥克兰大学慷慨地同意我的研究计划，准许我去中国旅行，大学和系里的同事总是全力支持这一项目。我们的系秘书帕特里夏·塔克为此做了大量的打字和计算机工作以及其他杂务。玛丽·苏把全部手稿打在那些神奇的电脑小软盘上，并耐心而熟练地对全书进行了不厌其烦的修改、校订、增删和润色。我向她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还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埃里卡·比基、瓦勒里·弗里德曼和伊迪丝·格拉德斯通，他们向我提供了指导，并使本书得以出版。我很高兴这本著作带有菲利普·E·利连撒尔的印记。菲尔曾鼓励和支持我就中国问题作第一次写作冒险，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在眼前。 　　洛伊丝·惠勒·斯诺一贯慷慨地支持我的写作。她极为仁慈地向我提供了60多本斯诺日记的副本，时间从1928年至1971年，并提供了许多个人的资料和照片。我特别感激她考虑周到的礼物：埃德·斯诺曾读过我撰写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岁月的著作，并在许多句子下面划了线，她把这本书赠送给我。海伦·福斯特·斯诺从一开始就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她对中国岁月的生动回忆。我看到了她的许多未发表的作品和个人信件，也看到了她在胡佛图书馆的尼姆·韦尔斯收藏。我为此而感谢她，并为她慷慨地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她那些未发表过的手稿而表示感谢。 　　各个方面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不知名的读者)所提出的建议、批评和评论使我获益匪浅。我尤为感激迈克尔·H·亨特、威廉·L·霍兰、约翰·S·塞维斯和理查德·冯·格兰。当然，最终我对本书的内容是负责的。 　　我们的孩子也对本书作出了贡献，在我进行这项漫无止境的工作期间，他们既表现出容忍和耐心，也对我完成本书进行了巧妙的刺激和推动。我为此而感谢他们，再三地感谢他们。我女儿露丝就中国地图提供了额外的帮助。 　　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是感谢我的妻子伊夫林。按常理，在这种场合应该赞扬配偶，她们长期承受着痛苦，提供着支持，并几乎总是每一篇草稿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家。伊夫林的确做到了这一切，但远不止于此。在将近10年有关斯诺的研究和写作期间，她一直是我最宝贵的合作者和主要的支撑力量。在我所进行的所有关于斯诺的考察中，她一直伴随着我，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外，也无论我是在图书馆进行研究还是同他人的谈话。她打出了我的全部草稿，并第一个指出作品的不足和缺陷。我试图再现斯诺的生平，在其中的每个阶段，她的确都充分参与了这项工作。有她作为合作者，对于本书，对我的一生都是十分幸运的。我谨向她致以最深挚最热诚的感谢。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