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埃德加·斯诺 > 全文图书 > 埃德加·斯诺在中国

★ 第一章 背景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1931年，25岁的埃德加·斯诺从偏僻的中国西南经陆路前往缅甸。旅途中充满了艰难险阻。斯诺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我必须重新适应美国的生活。然而，无论适应得有多好，我的青春，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毕竟留在了东方。青春应该充满富有挑战性的探险、激动人心的经历和不寻常的刺激。”斯诺在3年前来到中国，实际上，10年后他才返回美国。此时，他尚未进行他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探险”，即著名的红都之行。那里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位于中国西北，地理位置同样偏僻。然而，不仅他的青春，而且他生命中最主要的部分都将与中国相连。1972年斯诺去世后，他的一部分骨灰便永远留在那里。① 　　20岁刚出头的斯诺，渴望探险，渴望到世界上更遥远而渺无人迹的地方去寻求新奇和刺激；而在晚年，当他谈到自己热衷于探险的原因时，使用的是美国边疆学派的术语。他指出，自己的探险冲动“起因于丰富多彩的、开放的、进取的文明”。他在自传《复始之旅》一书中，就是以这种略带浪漫的语气对自己加以评论。1905年7月19日，斯诺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是美国中部开拓者的真正后代。他的生活动荡不定，不但漂泊于20世纪的美国，而且浪迹天涯，在世界各地到处漂泊。在美国早期历史上，美国人主要是农民，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少(斯诺父亲的家世和职业生涯便集中现了这个特点)。但从那时起，美国就开始崛起，逐渐成为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在深受战争打击和革命震撼的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并最终是支配性的作用。② 　　在亚洲和欧洲那些骚乱动荡的年代里，斯诺的工作曾起到很大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自己也常常涉身其中，他记载了亚洲和欧洲所发生的事件，从中反映出他那种民主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某些地域性观念，这些观念都与他那典型的美国家庭背景密不可分。1928年以后，就像他后来所描述的，在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方，斯诺感到自己日益“觉醒”，并且越来越关注生活在那里的那些境遇悲惨的人民。在30年代的中国，他认识到，必须在那里实行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必须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他认为两者相互关联。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放弃最基本的“美国”信念(包括对帝国主义的极端厌恶)。而是在十分不同的环境中，以极为不同的方式继续贯彻这种信念，为中国和亚洲殖民地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民族的生存而斗争。他身上固有的同情心和社会公正意识，更强化了这种信念。1933年，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描述了他在中国令人压抑的气氛中所感到的愤怒和沮丧，他写道：“任何人，只要他真诚相信社会正义和公平竞争的观念，认为它们是指导人们处理社会生活和人类事物的基本准则，在这个国家里或许都会感到无能为力。”③ 　　和斯诺在中国大多数地方所看到的腐败、贪婪和道德堕落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发现，他在1936年第一次见到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诚实、正直和无私的人”。他指出：“显而易见，红军比他们的敌人‘更好’”。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看来，根据上面所提到的那些特点和表现，斯诺是值得信赖的“诚实的资产阶级”记者。然而，当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出现一系列巨大变化，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很大改变，而斯诺的独立见解又不再适应中共的需要时，他们便不再重视与斯诺的这种特殊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的10年中，中国与苏联结盟，而在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又表现出仇外心理，出现排外行动。这就是中共的政治和政策变化的两个突出例证。无论如何，以下面的措辞评价斯诺可能是恰如其分的：斯诺到达中国时，既没有怀着拯救中国那种传教士式使命感，也没有怀着改造中国那种革命者式的热情，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斯诺对中国的影响和他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在那里其他所有活跃的非官方西方人士。④ 　　在整个30年代以及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斯诺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新闻报道，他的写作涉及到亚洲和欧洲的战争与革命，日本和纳粹德国的侵略，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殖民帝国的崩溃，等等。在表达他的观点和同情心时，他笔锋雄健，充满激情，引人注意，值得信赖，富有人情味，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于，他那本描述中国共产主义的最有名的开拓性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他曾担任《星期六晚邮报》(即以后的《邮报》)的主要战时记者和副主编，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该刊是发行量巨大的杂志之一，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斯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某种媒介，沟通了他的祖国美国和革命力量的联系，他感到自己对这种革命力量已经逐渐有所认识和理解。就此而言，他身上的确体现出美国式理想主义和亚洲式激进主义的紧密结合。 　　20世纪50年代，世界形势急剧变化，在新的世界性冷战的压力下，由斯诺所代表的这种中美之间的联系被迫中断。(如同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费正清所说，斯诺遭到了冷战的“坑害”。)狂热的反共分子讨厌他、排挤他，斯诺也不愿意同他们来往，在那些年中，美国的政治气氛十分恶劣，狭隘偏执的政治意识形态占了上风。斯诺曾写信给他在中国岁月中结交的新西兰朋友贝特兰，告诉他，由于他“拒绝在那些年里追随冷战的潮流”，他在职业和专业等方面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一时期，他也不再同革命的新中国有任何来往，此时，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之关系十分密切。斯诺不赞成冷战思维，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潮流；斯诺那种“诚实资产阶级”的形象和作用，此时在表面上铁板一块、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宗旨的共产主义世界里，也同样不受欢迎。斯诺可能早就注意到，中国革命具有一种民族主义(或者叫铁托主义)倾向。然而，尽管中美双方彼此敌对，但哪一方都没有因此而欣赏他。斯诺看到自己成为“所有阵营都不欢迎的人”。实际上，在战后的那些年中，斯诺继续强调，与一个统一、独立和现代化的中国发展互利关系，符合美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他认为，新中国的诞生，是那里长期革命过程合乎逻辑的最终发展结果。“十分遗憾，”1955年，他给住在中国的老朋友路易·艾黎的信中写道，“从根本上说，由于中美两国之间互不了解，极为错误地估计对方，导致了两国间的怨恨和矛盾日益加深，这是毫无必要的。”在30年代和战争时期，正因为斯诺在美国和中国两方面都有影响，因而他成为向美国公众传达有关中国革命事业消息最有效的人物。1960年，当斯诺重新返回中国时，那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此时，沟通中美两国，向美国公众传达中国消息一事，已成为更为艰难的任务。在晚年，斯诺在中美两国之间努力架设沟通的桥梁，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即使如此，他的个人命运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⑤ 　　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斯诺享受着家庭生活的温馨，他对新的婚姻和新的家庭感到很满意，他住在纽约以北哈得孙谷的家中，忙于撰写他所谓的“自传”。“它所表述的是我对于历史的个人见解，而不是我个人的历史，”他说。“我的生活闲适，大量时间用于平凡的生活琐事，诸如修整花园，做木工活，看书，和我的两个孩子玩，享受妻子洛伊丝陪伴在旁的乐趣，”他告诉贝特兰。“现在，我似乎很满足，”1955年，他写信给一个童年的朋友，“我研究着书桌上那个球形玻璃灯罩，它有着兰德—麦克纳利的装饰风格。”在这种更有利于反省的情绪中，他追溯和思考着他的家世渊源，考察和思索着那个现在似乎永远消失了的美国。当他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感到，边疆对于家庭的根，对于那个消失了的美国，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有着特殊的含义。⑥ 　　1954年，斯诺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提到，他正在研究斯诺家族在“边疆地区”的历史，他说，他最近看了历史学家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的著作《伟大的边疆》一书，那本书“使我对斯诺家族前辈们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明白了他们在边疆开拓时期如何进行思考”。他对霍华德解释说，他们那种自强、自信、自立，富于进取心，勇于进行个人冒险的精神，至今依然“对我们这一代”有着很深的影响，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尽管大企业支配着美国，个人确实不再被看重，但这种精神并没有泯灭，它仍然在美国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切，斯诺显然有着十分深切的感受，特别是考虑到他在那些年的个人处境：在这种环境下，他那种不合常规的态度，使他断绝了与官方有联系的新闻媒介的关系，不再从那里获得足以过舒适生活的经济来源。“我们生活得很好，但并不富足，”他在1958年告诉贝特兰。“我们以新闻写作为生，但愿意用我们稿子的人却很少。”⑦ 　　斯诺认为，在边疆开拓时期的早期美国，人们具有冒险精神和独立自强的人生态度。斯诺的这种看法，对于他那些拓荒者祖先的历史来说，是十分贴切的。斯诺家族在中西部农业地区的开拓和发展中发现了机会，取得了成功。但是，对于其他许多人来说，情况就颇为不同。正如研究美国西部历史的修正派历史学家最近所指出的，那里的情况要更为黑暗和丑恶，人们受到剥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到歧视，并且还常常遭到个人的失败。尽管如此，斯诺正是通过自己的家庭背景，才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求的真理和价值观。⑧ 　　回溯既往，斯诺家族的创建人和祖先是英格兰人斯托克，威廉·斯诺。他最初来自北卡罗来纳，18世纪末，他曾居住在肯塔基的坎伯兰地区，当时那里还是弗吉尼亚的一部分。1849年，埃德(埃德加的昵称——译者)的祖父霍勒斯·帕克斯·斯诺就出生在那里。当时，斯诺家族拥有一个很好的农场，包括牧场、果园和马厩，但没有使用任何奴隶。斯诺的高祖已经让他的奴隶获得了自由。在南北战争期间，斯诺家族反对南方分裂，赞成实行联邦制。埃德注意到，他的家族中，有某些家庭曾经声称，他们与某个年代更为久远的祖先有关，据说该祖先是乘坐“宽敞的‘五月花号’船”，在该船的第二次航行中抵达新英格兰。斯诺感到这种说法牵强附会，但由于下面的消息，他本人也受到了影响，倾向于接受这种臆测。斯诺在50年代获悉，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塞缪尔·斯诺船长，曾在1799年被任命为负责广州贸易的首任美国商务领事。尽管埃德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他与此人有着直接的家世渊源，但是这种与中国很可能有过联系的说法似乎太诱人了，他舍不得放弃。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斯诺就是以这种模棱两可、但并非不确切的口气提到了塞缪尔·斯诺，声称“在我之前，另外一个斯诺曾经到过中国”。⑨ 　　南北战争后，随着新边疆的拓展，霍勒斯·帕克斯·斯诺和他的妻子路易莎以及他们的7个孩子于19世纪80年代迁移到了西部，定居在堪萨斯州靠近温菲尔德的地方。路易莎来自弗吉尼亚州一个英格兰与爱尔兰血统的家庭。霍勒斯·帕克斯·斯诺在那里从事农业，还开了一家百货商店，他的产业最终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遍及堪萨斯、密苏里和得克萨斯州。正像埃德有意强调的，霍勒斯·帕克斯·斯诺曾得意地吹嘘，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给其他人干过一天活。霍勒斯·帕克斯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个性鲜明；1933年他去世时84岁，是个鳏夫，死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份毁约起诉书，据埃德说，“它耗掉了他的巨额财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埃德还记得，霍勒斯·帕克斯是个“身体极为强壮、语言生动形象的老头，是他那个生活范围里的主人。”埃德中间的名字帕克斯，就是得自霍勒斯·帕克斯·斯诺，但他在成年后从来没有使用过它。人们对这个名字很不熟悉，以致于当斯诺去世后，他的家乡堪萨斯城决定承认他的贡献、以他的名字命名某一天时，竟把这一天错误地宣布为“埃德加·A·斯诺日”。⑩ 　　斯诺把他自己家族先辈们向西的迁徙，与他自己年轻时想去看世界的冲动相提并论。他说：“一种开拓新边疆的吸引力，一种不可名状的自由的召唤，……都在日落后涌上心头。”海伦是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她的性格不那么易于冲动，她曾讥讽地说：“几代人来，他的家庭就一直在西进；而当埃德加·斯诺开始迁移时，他向西走得如此之远，他到达了远东。”(11) 　　斯诺的父亲詹姆斯·埃德加生于1873年，他先是在肯塔基，然后是在堪萨斯的农场里长大。1899年，詹姆斯·埃德加与安娜·凯瑟琳·埃德尔曼结婚。埃德尔曼一家最初是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迁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具有爱尔兰与德国的血统和移民背景。埃德尔曼的母亲玛丽·安·福格蒂是随父母从爱尔兰移居美国，而埃德尔曼的父亲则是随双亲从西里西亚迁来。斯诺后来注意到，尽管他的祖父斯诺是个富有的地产主，但他的外祖父却是个砌砖工人，终生劳作(尽管他后来自己也开办了一个小型家庭建筑企业)，而他妈妈的外祖父是个爱尔兰移民，一直是个普通的劳动者。(12) 　　斯诺一家都是卫理公会教徒，坚定地反对天主教，他们对同天主教徒建立直接的联系感到很困惑。詹姆斯·埃德加在同可爱的安娜结婚时，同意学习天主教的教义，以便将来皈依天主教。他曾在堪萨斯城温菲尔德的西南卫理公会学院学习了两年，1893年回到堪萨斯城他很有思想，博览群书，善于独立思考，很有主见。他的姐姐说他“诚实、正直，原则性很强”。他精通古典文学，爱背诵他最喜欢的那些段落。斯诺回忆他的父亲时，显然已经忘了他自己有什么想法，而只记得，在那间屋子里，“父亲对他低吟着莎士比亚的诗句，引述着丹特的名言”。当詹姆斯·埃德加在堪萨斯城樱桃街他的印刷所工作时，他也是这样背诵着古典的名句。(13) 　　在编辑了一份商业贸易杂志后，詹姆斯·埃德加购买了一家小型印刷企业。这既是出于他的独立精神，也是由于他对印刷文字的爱好。他经营这家企业达30多年，对于由此所过上的质朴生活感到很满意，并对他的斯诺印刷公司的印刷质量和诚实的信誉感到很自豪。“我们家是中产阶级家庭，更看重体面，而不是金钱。”埃德回忆道，“尽管我们总是吃穿不愁，有个舒适的住宅。”埃德早就注意到，“经过30年的实践，爸爸善于使收支保持平衡”。詹姆斯·埃德加“并不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商人”，埃德在堪萨斯城的一位密友回忆，反之，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梦想家和思想家”，他的性格“温和，与人保持着一定距离”。(14) 　　霍华德和埃德感到，他们的父亲缺乏强烈的赚钱愿望，他们对此都很不以为然。据他们的姐夫克劳德·麦基说，这两个年轻人所交往的，是“一伙中产阶级上层的人”，他们俩曾说服父亲买了一辆凯迪拉克牌汽车。1931年，埃德从东方给他姐姐写的信中，回忆起那些“从前的日子”，他提到“爸爸开着那辆老凯迪拉克”。埃德走后，霍华德也于20年代中期前往纽约。他之所以离开家，部分原因是他感到，詹姆斯·埃德加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后来在中国，埃德仍然怀疑他父亲是否愿意接受现代化的东西，尽管他通过继承霍勒斯·帕克斯的遗产得到了钱。(15) 　　詹姆斯·埃德加的生活态度，完美地体现了曾养育他长大的那种农业开拓者的生活和文化。就此而言，他的身上也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中西部地区农业改良主义者的某些思想。像他们一样，他非常不信任巨大企业和庞大政府日益增长的力量。他是个思想封闭保守、地域观念很重的美国人，这也使他同美国日益发展的大都市相互隔绝，不了解那里由各种新移民混杂在一起的居民。另一方面，霍华德(他在纽约一直住到30年代中期)和埃德却发现，纽约的生活十分有趣和刺激。然而，对于詹姆斯·埃德加来说，纽约似乎只是一个“犹太人和外国佬居住的大杂院”。它只会“使你们这帮家伙感到兴奋和激动”，“使你们以为它就是美国”，他1930年在写给埃德的信中说。“当你回到合众国时，我建议你先去看看美国”。30年代初，当大萧条日趋严重时，他猛烈抨击华尔街，痛斥那些得意忘形的百万富翁。尽管他是共和党人，但他一度更赞成休伊·朗的主张，虽然他把休伊·朗称作“某种政治强盗”。他担心，像纽约这种地方的奢侈生活对于人的诱惑太大。1941年，当他准备和女儿米尔德里德及女婿一起去东部时(这是他第一次去，也是他惟一的一次)，他表现出了这种怀疑。他们此行要去看埃德，他这时刚刚从东方回来，住在纽约，而霍华德则居住在波士顿。詹姆斯·埃德加告诫他的儿子们，不要“为了取悦我们而带我们去那些奢侈的地方，给我们买那些昂贵的食品，或者让我们去住那些豪华的饭店……要知道，我们不习惯那种铺张的生活，哪怕你们只浪费一点钱，我都会感到很不自在”。(16) 　　中部美国人的思想固然封闭保守，但纽约人自以为是的地域观念也毫不逊色。托马斯·哈特·本顿出生在密苏里州，是著名的乡土艺术家，他于1935年离开纽约，定居于堪萨斯城，并在那里工作。他对纽约人自以为是的地域观念谈了自己的看法。这种想法和詹姆斯·埃德加不分轩轾，他写道，“一个纽约，抵得上美国所有其他地方。它富于地方色彩，生活类型多种多样。”他接着说，“所以，纽约居民的注意力都被它自身所吸引，而忘了自己的城市毕竟只是巨大的合众国的一部分，在北部、南部和西部广袤的土地上，还分布着众多的州。”(17) 　　埃德的父亲性格颇为固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母亲却是个亲切、热情、具有献身精神的女人，出于她那虔诚的宗教信仰，她的性格温柔，教养良好。婚后不久，詹姆斯·埃德加便决定不再皈依天主教，并公然反对天主教。这种态度成为威胁家庭和谐的主要因素，詹姆斯·埃德加甚至采取了挑衅行为，他坚持在星期五吃肉，而这时家里其他人都吃鱼。尽管詹姆斯·埃德加让米尔德里德和霍华德(埃德出生时，他们两人分别为5岁和3岁)在教区学校受教育，但他坚持让小儿子上公立学校。然而，埃德在放学后确实接受了完全的宗教教育，他经历了从第一次圣餐到按手礼等一整套宗教仪式。詹姆斯·埃德加一直对此事施加影响，他带埃德参加他自己星期日下午去的“布道会”，他通常要仔细地为埃德挑选阅读材料，例如选择大名鼎鼎的演说家和不可知论者罗伯特·英格索尔的书。1929年，埃德从中国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极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人和其他人的故事”，他快乐地提醒詹姆斯·埃德加，“当我还是个无助而单纯的孩子时，你就总是这样对待我，让我看那些冗长的东西。”(18) 　　一方面，父亲的看法对他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正是埃德那种“来自密苏里”的天生的怀疑气质，使他不接受任何公开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并值得信仰的有组织的制度，无论它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1970年，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在这次访问中遇到了很大麻烦。在访问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那本无所不在的“小红书”，即毛泽东语录，“就像十字架和念珠”。当斯诺住在家里时，出于对母亲的热爱，他参加弥撒活动；但在他上大学时，他后来写道，“我对任何一种宗教派别都不感兴趣。”斯诺有时也提到，古代中国的道家哲学对他很有吸引力，这或许是因为它关注作为个体的人，因为它关于人类经历的那种相反相成、怪诞离奇、异想天开的见解，因为它以怀疑态度拒绝传统的信仰。1948年，斯诺就甘地被暗杀一事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描述了自己的性格，认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实用主义者、转向道家的天主教徒、偶然陷入唯物主义的黑格尔信徒”，最后一点，大概是指他喜欢用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辩证法观点去分析世界事务。无论如何，人们认为，米尔德里德和霍华德仍然是“还不错的”天主教徒，而埃德在站在母亲一边的人看来则是个“迷途的羔羊”。(19) 　　埃德的母亲死于1930年，家中由此而充满了悲伤，埃德加·斯诺与教堂迄今还保持的联系就此终止。安娜患病后，被送到天主教会管理的福音医院进行治疗，做了外科手术，大约3周后，她患了腹膜炎，昏迷过去，很快就死了。埃德当时在中国，他父亲把这些悲伤的事情写信告诉他，在詹姆斯·埃德加看来，安娜的死似乎与医院的医护人员有关，他们或许有所疏忽，没有尽职，有个修女在向他们家催要病人的住院费时，态度冷漠无情。埃德的父亲倾吐了他对这一切所感到的悲痛和辛酸，他不可避免地认为，这一事件更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安娜曾教导埃德，要尊重“所有的神父和修女，他们都是好人和善人”，他写道。而现在“命运以一种痛苦而悲惨的形式来使她觉醒”。1951年，埃德重读了这封旧信，他痛哭流涕，对所发生的事情仍然难以抑制悲愤之情。在母亲去世后，埃德再未参加过任何弥撒。她的离去使他密切了与家庭的联系，没等家人催促便及早返回美国。 　　斯诺继续与鳏居的父亲保持着充满感情的通信联系。特别是他在中国的早期岁月中，他写信给詹姆斯·埃德加，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他说，“在你的教诲下，我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习惯。”他称赞詹姆斯·埃德加具有做父亲的“出色品质”。詹姆斯·埃德加和米尔德里德有一本埃德文章的剪报集，他还常常随身带着很多剪报。然而，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由于埃德停留在亚洲的时间延长到近13年，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埃德又被派往国外工作，因而他与父亲很少见面。(21) 　　与此同时，正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詹姆斯·埃德加未能与时代同步前进，他的企业最终破产了。“新式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快把我毁了。”他在1941年11月写给埃德的信中说。他那些主要的客户，包括《堪萨斯城之星报》，都转向价格更低廉的企业。他的印刷所情况很糟糕，而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精神重振企业”。现在，“要扩展或建造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已经太迟了”。由于他那独立小商人的世界及其价值观都悄然消失，他满怀怨愤，十分沮丧，陷入了一种长期颓丧失意的精神状态中，经常发生一些精神上的小毛病，直到他1958年在85岁时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时间里，他主要依靠女儿女婿的关心和照料，他惟一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密苏里州巴特勒120英亩的农庄，那是他从霍勒斯·帕克斯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靠着向农户出租土地，他每年获得1000到1500美元的微薄收入。詹姆斯·埃德加去世后，埃德得到了这笔财产收益的1／3。1963年，斯诺在日记中评论道，这笔不多的遗产是他这一生中所得到的惟一继承物，他回顾了在密苏里度过的少年时代，那时他必须依靠自己，自立自强。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