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埃德加·斯诺 > 全文图书 > 埃德加·斯诺在中国

★ 第二章 堪萨斯城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我可以把自己称做农民、工人、商人、知识分子。”斯诺概括了他的背景，其中除了最后一项，都与20世纪初他在堪萨斯城的早年工作经历有关。他的第一件工作，是在放学后和放暑假时，到他父亲的印刷所干杂活，当印刷所的“学徒工”。《堪萨斯城之星报》是他父亲的主顾之一，他把时间都花在那里的印刷车间。在他父亲的工厂里，他学会了排版和印刷，他还“很喜欢闻油墨和新鲜纸张的气味”。上大学之前，他“曾决定当作家”。在20世纪初，很多优秀的作家开始其工作生涯时，都是在印刷所里当学徒；据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说，那是一种“更有效的训练”，比教创作的教授教得还好。上高中时，斯诺为学生联谊会出版了一份报纸，叫做《德尔特》，当时他任学生联谊会会长。① 　　斯诺后来或许是半开玩笑地回忆，由于父亲拒绝给他的工资每小时增加10到15美分，他开始做“自己的生意”，即为邮局征求新订户。当他为邮局推销时，还能免费乘坐有轨电车去学校，而不至于步行1英里路，因为他爸爸不给他5分钱的车费。所有这些似乎都很能说明詹姆斯·埃德加的生活准则。尽管他自己的父亲要富有得多，但他总是坚持要他的孩子们走自己的路；例如，詹姆斯·埃德加偿还了他爸爸为他支付的大学费用。上学期间，埃德所干的其他零活还包括：在杂货店卖冷饮，为水泵公司看仓库，为铁路公司处理邮件，在收获季节干农活，为他爸爸招揽印刷业务。他干这些活挣来的钱帮他支付了以后上大学的费用。在那时的美国中部，这种生活方式基本上就是中产阶级孩子最典型的生活经历。具体而生动地描述斯诺一家生活、工作于其中的背景环境，有助于人们对那一时代堪萨斯的历史和它的发展有一个简明的认识。② 　　堪萨斯城位于美国中部，是东西和南北两条轴线的交汇处。它地处密苏里河的大拐弯，位于大平原的边缘和圣菲小道的顶部，是19世纪向西大移民的出发地。在19世纪后半叶，堪萨斯城成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铁路中心，成为最主要的谷物储藏和加工中心；就牲畜围栏状况和肉类加工业而言，它仅次于芝加哥。尽管堪萨斯城是由肉和面包所造就，但是城市的发展已使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农牧业中心。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堪萨斯城的工业总产值已逼近匹茨堡。它的工业门类广泛，有钢铁、纺织、印染、食品加工和自动装配工厂等。③ 　　堪萨斯城的人口也在不断增长，1880年为5.5万人，1910年增加到25万人，而1940年则达到40万人。这座城市已经变成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有着广大的中产阶级。在堪萨斯城的人口中，美国出生的人占了很大的比例，比美国其他中心城市的比重都要高。而外国出生的人则很少，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主要有爱尔兰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人居住在堪萨斯城的贫民区，主要是西城和北城。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在20世纪20年代还不到总人口的10%，他们主要居住在西城的东部，而爱尔兰人、德国人和本地出生的白人劳动者则居住在堪萨斯城的其他地区。西城(后来也包括北城)是民主党彭德加斯特权势集团核心组织的发源地和政治据点，直到它的领袖汤姆·彭德加斯特在1939年被联邦起诉，受到监禁，并于1945年去世时为止，该集团在堪萨斯城一直居支配地位。哈里·杜鲁门就是出自该集团最著名的政治家，尽管杜鲁门本人并没有沾染上它的腐败作风。④ 　　彭德加斯特权势集团控制堪萨斯城政治一事，进一步加剧了斯诺家族在宗教问题上已经很紧张的状况。民主党人主要来自爱尔兰天主教徒，斯诺家的某些爱尔兰亲属的确与该集团有联系。他的一位叔叔曾供职于市政府，并牵涉到后来发生的丑闻中。埃德本人幼年时曾通过这个叔叔见到过汤姆·彭德加斯特。埃德的母亲安娜是民主党人，而他的父亲詹姆斯·埃德加则支持有着共和党背景的独立改革力量，他认为，天主教与该权势集团有联系一事，更证明他反对教堂是正确的。⑤ 　　与20世纪初外部世界的情况比较起来，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美国多数地方那种与世隔绝的状况。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事，加剧了普通美国人的排外情绪。尽管这种情绪主要针对着德裔美国人，但排外行动所涉及的却远不止他们。例如，密苏里州的教育监督曾要求，地方教育部门只能雇用本地出生的人当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1919～1920年期间，美国曾发生过所谓“红色恐怖”，便反映和强化了这种排外情绪，人们甚至认为外国出生的人都是“布尔什维克”。三K党也是在战后初期的那些年复苏，迅速发展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三K党敌视非洲裔美国人，也敌视犹太人、天主教徒和一切外国人，而主张“纯粹的百分之百的美国人”。20世纪20年代中期，三K党的势力在美国各地都急剧衰落，但在此之前，它在密苏里州的人数曾达到约10万人。⑥ 　　上述情况，为那些反对参议院批准凡尔赛和约的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中的威尔逊条款是为了国际联盟的利益而制定。许多民族，包括爱尔兰人，仍然持反对国际联盟的观点。他们对英国心怀敌意，对国际联盟给予大英帝国的权力和领土感到十分不安。斯诺一直不信任英帝国，他反对殖民主义的思想也根深蒂固，这些思想或许从他家族的爱尔兰血统中也受到了某些最早的影响。詹姆斯·里德是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曾任堪萨斯城的民主党市长，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卓有成效地领导着反对国际联盟的活动。他的支持者中既有种族主义的民主党人，也包括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在1919年9月那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他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情绪。他声称：“有些人想让别的国家或是某个国际机构插手美国人民的事务，这些人应该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移居国外，到一个他想去的国家去维护美国的利益。”⑦ 　　从1905年到1925年的20年时间里，斯诺一直生活在堪萨斯城，他亲眼目睹了上面描述过的城市发展，经历了那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斯诺一家的邻居都是稳定的中产阶级，居住环境优美，林荫夹道，房屋舒适整洁，维护良好。那里是堪萨斯城南部最早的居民区之一，是由20世纪初的房地产开发商所建造。斯诺一家最初居住在默西埃街的舒适房屋中，后来搬到夏洛特街附近，那里是他们在堪萨斯城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住宅。尽管斯诺对那些年的生活和堪萨斯城都有着许多温暖美好的回忆，但他可能并没有被这个城市所接纳。例如，他在晚年时曾提到少年时在加利福尼亚的夏季冒险，称那是“逃离家庭”的冒险；他在1932年写给米尔德里德的信中，提到了“夏洛特街令人压抑的住宅”，他重申，他离开堪萨斯城的“主要动机”之一，“或许就是想离开家”。当然，他有时对家庭也很有感情，很怀恋，特别是在他父亲去世前，他经常给家里写信，文辞总是温暖动人，洋溢着亲情。”⑧ 　　斯诺在当地的公立学校上学——诺曼小学和西港中学，并于1923年毕业于西港中学。接着，他进了堪萨斯城初级学院，在那里学习了1年。由于他仍未确定最终的职业目标，他离开学校有1年时间，并在霍华德之后到了纽约。埃德似乎还与堪萨斯城负责宣传的官员B·G·“邦尼”·麦圭尔保持着联系，麦圭尔是斯诺家的朋友，他也迁居纽约。显然，斯诺为他工作了1年，担任他的秘书，在此期间，他对宣传和撰写广告文字方面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⑨ 　　1925年秋，斯诺回到密苏里州，进了著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尽管该学院内部具有哥伦比亚和密苏里的背景，但是在其创建者和院长沃尔特·威廉斯的领导下，它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威廉斯与远东的关系很好，到1928年，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中大约有50人在东方工作，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网络，其中大多数人是在中国。威廉斯后来担任了密苏里大学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密苏里大学与位于北京郊区，由美国人创办的燕京大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并帮助燕京大学建立了新闻学系。1934年，为欢迎威廉斯的来访，《燕京新闻》写道：“在远东，人们总是向驻在世界这一部分的所有新闻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哪一年从密苏里毕业?’”尽管斯诺在密苏里大学的校园中仅仅度过1年时间就再次返回纽约，但是，他于1928年抵达上海时，随身带着威廉斯院长的一封信，这对他在上海开始其新闻记者生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⑩ 　　在密苏里大学期间，斯诺开始了他最初的新闻报道工作，他兼任《堪萨斯城之星报》的校园记者。他主要依靠勤工俭学来维持上大学的费用，但也接受父亲的少量资助。斯诺对接受正规教育并不热心，从来没有完成密苏里大学或其他地方的大学学业，尽管他回到纽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了一些夜校的课程。若干年后他写道，“只有当我以亚洲为课堂的时候”，我才开始发现“艰苦学习所带来的充实、成就感和愉悦”。(11) 　　1919年夏天，斯诺14岁时，他已经历了他在少年时期最伟大的探险旅行。他和比他年龄稍长的好朋友查利·怀特一起在堪萨斯的麦田里干了一星期农活，每人挣了50美元。他的另一个好朋友鲍勃·朗准备驾驶1917年产的T型福特汽车前往加利福尼亚，与父母相会，斯诺和怀特决定陪同他前去，他们事先并没有告诉父母。这一事例表明，在正在出现的汽车时代，年轻一代表现出新的迁移性和更大的自由。在圣菲小道崎岖不平道路上的旅行充满了艰难险阻，有时几乎陷入灾难，两星期后，这几个没有经验的旅行者抵达南加利福尼亚。鲍勃·朗和他的汽车都留在那里，而其他两个男孩则继续前进，这时，他们维持生活的钱只剩下5美元。他们搭乘铁路货车前往旧金山，一路上，他们为铁路工人提供餐饮服务，设法挣了些钱，还讨过饭，他们就这样在铁路上四处游逛，回到了家乡。(12) 　　他们曾多次跳上铁路货车，并曾在几夜进入当地监狱，接触到季节性工人、流浪汉和流动工人。斯诺一生中曾有几次险些丧命，这使他感到命运是不可抗拒的，在他从事冒险活动和在记者生涯中遇到危险时，他常常出现这种感觉。“有几次，上帝曾几乎把我召唤回去，”他在1968年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感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完全是由于命运的安排。”他喜欢引用一句中国谚语，“人的生命就好像风中的蜡烛。”然而，斯诺对命运的看法决不是东方人对事物变化所持的那种消极、宿命的认识，他十分厌恶那种人生观；相反，他主张积极的人生态度，具有乐于冒险的性格。“他的个性是由多种成分所构成，”洛伊丝·斯诺对斯诺如此回忆，“敢于冒险是他性格中的突出特点。”在加利福尼亚的冒险活动过去35年后，斯诺在给查利·怀特的信中写道，“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个夏天的冒险。它很可能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它使我渴望旅行，使我最终周游世界，并多次经历冒险。”(13) 　　在堪萨斯城的青少年时代，斯诺也遵循着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及其经济环境的规范和标准。他参加了童子军，达到了它的鹰级；他在中学和大学都积极参加学生联谊会的活动；他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爵士乐队，并担任了萨克斯管乐手。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禁酒时代的开始，夜总会在该城的数量激增，堪萨斯城成为新的爵士乐时代的领导中心。 　　根据人们的普遍看法，斯诺是个“容貌俊美”的青年，他说话语调温和，“教养良好，自然率真”，有着讨人喜欢的幽默感，海伦·斯诺称之为“爱尔兰人的魅力”。人们认为，斯诺“为人正派，人格健全”，如同他的朋友查利·怀特所形容，他来自“良好的家庭”。他在中学时的年度评语对这种性格特点有所反映。根据“你能否设想”一栏的评语，“埃德加·斯诺乐于同下层人交往”。(14) 　　斯诺后来回忆，他在小学和中学时的同学都是白种人，他们多出身于本地出生的“上层中产阶级”和“中层中产阶级”，极少有例外。当时，无论在中小学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是理所当然的，它不但适用于非洲裔美国人，而且适用于墨西哥人和亚洲人。斯诺在上大学前，从不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来没有想过是否应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他最早接触的中国人，不过是在当地开洗衣店的，他和其他邻居男孩都喜欢奚落嘲弄他们。上中学时，尽管斯诺在同学中有个好朋友是犹太人，但这显然并不妨碍他把这个青年和其他所有这一类人排斥在学生联谊会之外，而埃德正是学生会中的重要人物。(15) 　　总而言之，斯诺在1926年永远离开堪萨斯城、开始从事撰写广告文字方面的工作时，他的思想中包含着多种成分：独立自强的精神，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获得物质成就和其他方面成功的强烈愿望。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短暂冒险活动，并没有使他充分地了解和接触那些与他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多年后，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有关他与杜鲁门总统私人会晤的情况，他写道，“我的家庭背景与他相同，我对外国人一无所知。当我到达中国时，我并不清楚共产主义者与天主教徒有什么区别。”(16) 　　然而，斯诺毕竟有着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爱好旅行，乐于冒险，好奇心很强，对其他民族的个人很感兴趣。他阅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之类书籍，由此唤醒了他对受苦受难者天生的同情心。在外部世界的“大课堂”中，他将逐步展现出这一切特点。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