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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纽约及以后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毕竟，”柯立芝在1924年宣布，“美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商业。”这句话人们经常引用，它典型而又简练地表达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人的普遍心态。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1931年写道，“在柯立芝繁荣的巨大影响下，商业几乎成为美国的国教。”而急迫的商人和广告宣传代理人则是它的福音传教士。柯立芝也曾指出，“他们是商业精神的传教士。”20年代末华尔街的股票证券市场日益火爆，它似乎为所有参与者都提供了一个无限的致富机会，包括那些人数不断增加的大量小投资者。纽约既是美国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业中心，也是出版中心和广告宣传中心，它是来自各地的青年心中的圣地麦加。这些青年人野心勃勃，聪明能干，企图在纽约发财致富。霍华德和埃德·斯诺正是这种人。① 　　霍华德在埃德之前到达纽约，他的身上既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也体现出时代的各种机会。霍华德最初住在纽约，后来又来到波士顿，他从事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先后在美国银行家协会和美国工业家协会工作。兄弟两人的长相和性格都十分相似。霍华德或许长得更漂亮些，在纽约工作的早期岁月中，他靠做广告赚了很多钱，这些工作包括在《邮报》上为斯珀尔领带作整版广告。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柯立芝—胡佛时代的商业道德，表现出那一时代商人们的见解，而且直到新政时期仍然持有这种观点。他坚信商业成功的意义，喜欢置身于巨大的商业世界中，欣赏商业氛围。在随后的20年中，埃德的生活变得极为不同，他从事充满冒险的职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件，他在海外的所有时间，几乎都处于世界各地的热点地区和风暴中心。而此时，霍华德住在波士顿的郊区，安逸舒适，家庭成为他生活的中心。与埃德四处流浪迁徙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霍华德一直过着安稳的定居生活；实际上，在他那漫长的一生中(他活了92岁)，他从未到堪萨斯城以西进行冒险。② 　　1926年夏天，埃德一回到纽约，就重新开始工作。他为梅德利·斯科维尔公司撰写广告文字，斯科维尔公司是一家不大的广告宣传机构，专门报道金融方面的消息。埃德与霍华德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期待霍华德能够向他提供某种咨询意见。他们在纽约时，共同居住在曼哈顿中部的一套公寓里，同住的还有来自堪萨斯城的朋友伯特·奥德。而另一位来自堪萨斯城的朋友巴迪·查尔斯·罗杰斯也曾与他们共同居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好莱坞，到著名的派拉蒙公司主演名为“翅膀”的电影。当时罗杰斯正在开始走红，将要成为明星，后来，他与“美国情人”玛丽·皮克福德结婚。“如此靠近获得辉煌成功的人”，有时也很令人沮丧，埃德在给他姐姐的信中写道，但是他认为，巴迪的情况的确是个例外。他确信，自己也能够得到“属于我自己的成功，尽管不那么辉煌”。实际上，斯诺在1928年初离开纽约前，曾在加利福尼亚的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写作和审阅电影脚本，那是个收入不错的职位。尽管埃德与霍华德一样渴望成功，但他的愿望是在文学和物质两方面都获得成功。1946年，斯诺曾对一位记者说，“我去纽约时，坚信自己在30岁以前能够挣到10万美元。”一旦手中有了那样一笔钱，他补充道，他就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基础，不再有后顾之忧，而能够专心从事文学事业，“创作出文学界一直在企盼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当时，他认为这一切就是这样容易。③ 　　无论如何，斯诺当时在斯科维尔公司的工作很可能继续干下去。在1927年的头几个月，他的工资为每周60美元，足以支付他所分担的那份公寓租金。他当时告诉他父亲，他每周的花费(包括做衣服和娱乐)为41美元。他还偿清了欠父母和霍华德的债，并设法攒钱。他当时积攒了几百美元，他告诉父亲，“如果有急迫的需要，你可以用这笔钱。”尽管斯诺用钱精打细算，但对买衣服要花的钱并不吝惜，他说，“我发现，无论在商务上还是在社交上，衣着都十分重要。”即使我在纽约的生活“并不称心如意”，“我也将取得成功。我决不和普通人一般见识，一定要干出些名堂来，成为了不起的人，比目前在堪萨斯城有可能达到的更为出色”。甚至早在1926年，当斯诺仍在谈论着“可爱的老堪萨斯城”，认为那里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称做“家乡”的地方时，他也立刻补充说，“但是，如果一个人曾经在其他地方生活过，他怎能肯定这里就是他的家?”④ 　　斯诺兄弟俩风度翩翩，很有魅力，年龄相当，有资格进入纽约年轻人的社交圈。但由于财力有限，花钱谨慎，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埃德曾对米尔德里德抱怨，妈妈总是告诫他们要提防“犯罪、酗酒和女演员的陷阱”，然而，即使他们受到了“夜生活和廉价妓女”的诱惑，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沉溺于其中。埃德还向妈妈保证，说两个年轻人会避免与那些花钱大手大脚，有着“奢侈生活习惯”的姑娘们约会，而更愿意与那些“趣味高雅”的人交往，这些人乐于进行“年轻人之间那种‘思想与智力上的交流’”。埃德苦笑着承认，这种约会方式难以被姑娘们接受，而只能遭到拒绝。1927年12月，当一系列节日即将到来时，斯诺兄弟俩收到了许多参加宴会的邀请，这些宴会从12月一直排到第二年；参加这些宴会开销不大，埃德立即把消息告诉父亲。“要知道，”他顽皮地解释道，“目前在纽约，尽管初次进入社交界的小伙子不少，但那种有魅力而又聪明的青年人却极为缺乏。”尽管他们涉及的程度十分不同，但埃德以纽约国民警卫队员的身份，确实曾数夜“在布鲁克林寻欢作乐”。⑤ 　　对于年轻的斯诺来说，他在纽约的生活是极其重要的经历。“这座城市，”他以一种他那时正在学习的“文学”散文的风格，夸张地告诉米尔德里德，“拥有某种权力，它声称自己是这里的主宰，可以支配生活在这喧闹气氛中的数百万生命，可以控制人们的精神和灵魂。”斯诺那固有的怀疑精神和人道主义观点也表现出来。随着四旬斋日益临近，即使他能够力图“避免参与所有的娱乐”，他略带嘲讽地对他那虔诚的姐姐说，“谁又能禁止云雀的欢唱呢?”他感到难以理解，“人们竟然拒绝了上帝的恩惠，而上帝是爱他的。”⑥ 　　刚到斯科维尔公司时，斯诺感到那里的工作很有意思，并具备适当的挑战性。他为银行撰写广告宣传材料，思考企业的生产目标，为公司拉来一些新的客户。他曾参加由《储蓄银行杂志》发起主办的写信比赛，并获得优胜。奖品是雷明顿手提式打字机，那是他一直渴望得到的。他仍然考虑从事商业生涯，以便由此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为此他一度考虑过进法律夜校学习，他感到，法律知识可以“为人们从事商业活动”提供最实用的专业帮助。泽西城银行是斯诺介绍的客户之一，该银行总裁凯利·格雷厄姆年轻而又充满活力，他也成为斯诺的朋友和顾问。后来他曾竭力赞成斯诺1928年的中国之行，并对他的写作计划大加鼓励。斯诺在东方及以后的那些年，一直把他的大部分钱都存在格雷厄姆的银行。这时，斯诺已经显示出他善于交朋友，能够与他所遇到的许多杰出的、有地位的人建立持久的友谊。人们欣赏他那易于相处的性格，喜欢他那灵活的大脑，佩服他的冒险精神，并准备随时接济他和帮助他。 　　但是到了1928年初，斯诺对他的工作越来越不安心，并感到很不满意。例如，斯科维尔先生推迟了曾答应他的加薪，因为他在工作中总是拖延磨蹭，不按时交稿(他一辈子都是如此)。此外斯诺还感到，斯科维尔给他的薪水太低了，他应该得到的远不止这些。他计划在两个月内跳槽到另一家广告机构，或者到一家大公司任广告经理。霍华德的工作业绩进展迅速一事，对他的这些计划很可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外，斯诺希望他的眼界越来越宽阔，知识越来越丰富，他渴望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写作生涯。“实际上，”他回忆道(更有可能是对未来一二十年前程的展望)，“我已经学会仇恨华尔街那些唯利是图的家伙。”斯诺在曼哈顿的公寓中收拾出一个“安静的角落”，他在那里读书、写作，偶尔给他结交的两个文友写些小文章。这两位朋友，一个是《哈珀市场报》的编辑查尔斯·汉森，另一个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版的编辑威廉·布朗·(玛丽·马丁利)梅洛尼。他们两人对促使斯诺走上写作生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⑦ 　　到了下一个月，斯诺采取了戏剧性的步骤，这一步骤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轨迹。他在广告公司的办公室不但离华尔街很近，而且可以看到曼哈顿南部的码头和轮船。为了实现“看世界”的梦想，他从斯科维尔公司辞职，到“拉德纳”号轮船上当了一名水手，“拉德纳”号是罗斯福轮船公司麾下的一艘商船。斯诺找工作的方式也很有个人特点，他通过与克米特·罗斯福的私交谋到这份工作。克米特·罗斯福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并且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儿子。他还亲自给斯诺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他去见美国驻海外各地的领事馆官员。他告诫斯诺要保守秘密，不要让船长和船上的其他官员知道此事。斯诺的确是个非常特殊的水手!“华尔街那些唯利是图的人”在这个逐步展开的故事中也起到了某种作用。在走前的几个月，斯诺根据金融银行业熟人的建议，在火爆的股票市场上小小地赚了一笔钱，得到了800美元的意外收入。他估计，这笔钱可以满足他一年的经费开销，进行看世界的旅行，从事旅行写作。⑧ 　　斯诺再次像近1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时那样，以他那典型的独立性，着手进行他的冒险活动。等到家里收到有关他的计划和活动的详细信件时，他已经上路了。他告诉父母，他在“拉德纳”号轮船上的工资为每月25美元，“数额巨大”；他打算在“拉德纳”号经由巴拿马运河抵达上海前，一直在该船工作。然后，他将离开“拉德纳”号，四处“流浪漂泊”，不拘形式地生活，“只要能够使人感到十分愉快”，以完成他的“冒险旅行”。据他说，他打算离开美国9个月，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他在信中表现出他想周游世界，因为他请求父母把住在爱尔兰的亲属的地址告诉他，并给他写介绍信。“拉德纳”号轮船的航行经过巴拿马、夏威夷、菲律宾和中国，可能还有印度。埃德说服了他在堪萨斯城学生会中的朋友阿尔文·乔斯林和他一起应聘为“拉德纳”号的水手。这样，他向父母保证，他就可以与一个“和我类似的男孩”为友。他已经注射了预防针，可以抵御“东方的所有疾病”，他的“文明程度足以避免任何性本能的诱惑”。 　　斯诺对这次旅行计划得十分周全，决不鲁莽从事。他作了仔细的考虑和精心的准备：他积蓄了自认为是最低限度的必要资金；他向凯利·格雷厄姆和查利·汤等年长的朋友和顾问们请教，并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他与堪萨斯城和纽约的编辑们商量，拟订出旅行事项的安排。他与堪萨斯城的《每日邮报》签订了合同，担任该报的流动记者；在玛丽·梅洛尼的鼓励下，他为《先驱论坛》杂志撰写新闻特写稿件，埃德感到，《先驱论坛》是“美国所出版的最棒的新闻杂志”。沃尔特·威廉斯院长及密苏里大学的其他人也向他提供了帮助，他们告诉他该大学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东方的新闻学毕业生的姓名和地址。他随身也带有许多介绍信，分别写给亚洲、中东和欧洲的“重要人物”，他还带了一些致沿途各地美国领事馆的“空白”介绍信。要记住，斯诺当时只有22岁!⑨ 　　《先驱论坛》和《哈珀市场报》对斯诺很有用，它们最早发表了他的文章。特别是查利·汤，他几乎比埃德年长30岁，他成为斯诺最有价值的朋友，成为他非正式的文学代理人。斯诺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就是题献给他的。汤是个富于创造力而多产的作者、报纸专栏作家和编辑，在晚年甚至当过演员。当埃德在1941年最终再次见到他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感到汤“是个属于王尔德文学时代的人，他已经不可避免地落伍了”。他生活在“戏剧中”，但他是个“杰出人物”，是个“蓝眼睛的老人，漂亮而有风度，为人友好，头脑活跃”。⑩ 　　斯诺以极为浪漫的散文风格，对父母讲述了他周游世界的理由。他说，他“强烈地渴望去游历世界上那些更有趣的国家……趁我的想象力还没有枯竭，我那年轻人的精神还没有消失。……现在，快乐对我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旅行!冒险!增长见识!”他强调，他毕生具有一种“自由撰稿人”的精神，宣称他不愿意像“一架巨大机器上的齿轮”那样，过那种“千篇一律、单调乏味、平淡无奇的生活”。他说，“当城市之歌正在折磨着我的心灵时，我怎能受得了那了无情趣、微不足道、没有前途的工作!”他写给《每日邮报》编辑的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他说，他希望“随心所欲、无忧无虑地周游世界。去我想去的地方，根据我自己选择的时间”。的确，哲学家约瑟夫·坎贝尔曾就此说过一句名言：“追求你的幸福和满足。”《纽约时报》著名的中国问题记者蒂尔曼·德丁后来也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到达东方，尽管他没有斯诺那么狂热。20世纪30年代初，他辞去了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工作，到一艘美国轮船上当了一名水手，最终到了上海，他在那里下了船，在美国人主办的《大美晚报》找到一份工作。(11) 　　然而，斯诺并没有切断所有的后路。有人曾向他提供担保，一旦他回国，他可以在另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但他向家人保证，他回国后将会先回堪萨斯城的家中看望。然而，直到13年后他才又回到纽约，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回到堪萨斯城。从此他再也没有看到他的母亲。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有关旅行探险和世界旅游方面的书籍十分流行。斯诺曾经读过理查德·哈利伯顿的畅销书，该书描述了奇异富丽、充满异国情调的旅行见闻。有趣的是，斯诺少年时期在加利福尼亚一起冒险的两个伙伴鲍勃·朗和查利·怀特也曾于20年代末到中国旅行。鲍勃·朗是在随为期9个月的大学海外旅游团出访期间访问了中国；而怀特则是在斯诺抵达上海的同一个夏天，在暑假参加船上旅行团，从医疗学校到远东旅行。斯诺非常适于从事旅行写作。1928年，在《复始之旅》一书的篇首语中，他刻画了自己的形象，称自己是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开放心灵的”青年。他具有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事物的天赋才能，尽管他还要克服某些稚嫩之处，比如爱用华丽的散文辞藻等等。他的作品以人为中心，充满温情，与人友善，有着鲜明的个性。当斯诺转向更广阔的政治报道领域时，他仍然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他们喜欢有个性的新闻报道。(12) 　　“拉德纳”号轮船离开布鲁克林码头两天后，于2月26日黎明前几个小时，从纽波特纽斯起航驶向大海。年轻的斯诺站在甲板上，寒风吹在他的身上，他感到又累又困，但他热切地盼望着第一次看到海上的日出。当他看到太阳完全跃出海面时，他说，那“看上去就像个巨大的金纽扣”，“我激动得浑身颤抖。这是我新生活的黎明”，他在日记中写道，斯诺从这时起开始写日记，并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尽管他略感不安与恐惧，但他振作起来，因为“我感到前边有新的朋友和令人高兴的新鲜事情，它们在等着我”。更早些时候，有一位朋友曾经对斯诺说，也许“需要有某种天赋”，才能了解和感受到一个人生活经历中的那种“戏剧性事件”。斯诺宣称，“我虽然一无所有，但我拥有他所说的那种天赋!因为我总是感受到不寻常事物的刺激，而对于期待着它们的人来说，这种事情的确时有发生。”斯诺确实具有这种天赋和才能。(13) 　　作为一个讲究用词的新作家，斯诺很留心船上的水手们如何说话。他发现，水手们说的是一种特别的行话或隐语，词汇数量有限，他估计有1000个左右，其中约有400个是脏话，有两个词(“他妈的”和“杂种”)的出现频率最高，10句话中至少有8句要出现这两个词。但是他不久发现，就他们各自的工作而言，他们又是“聪明能干”的工人，远胜于他自己。他越来越喜欢他们那特殊的技能和强壮的体魄，因为那是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所需要的；他也欣赏他们干好工作后所表现出来的满足感。他愉快地注意到，一个人只要能对“干好打扫甲板的工作”感到同样的骄傲，他就“适于干其他任何工作”。(14) 　　斯诺对研究人特别有兴趣，他评论了船上的那些水手伙伴们，指出“他们中的每个人对他来说都是很有趣的研究对象”，每个人的“生动形象”都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在给霍华德的信中，他谈到了船员们“无忧无虑、快活风趣的精神”和完成工作后“心满意足”的神态，认为他们总是“为他人着想，乐于助人，慷慨大方，是灵魂淳朴的群体”。与这种年轻时的理想化偶像形成对比的是，斯诺后来回忆，在环绕中美洲的航行之后，近半数的船员离开了船，这种事情正是当时美国商船队的“卑下”道德和人员状况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斯诺发现，自己首先成为一名新水手，接着变成了一个身体强壮的能干海员，“尽管我仍然弄不清他们说的到底是娼妇还是绞车，因为这两个词的英文发音十分接近”。(15) 　　工余时间，斯诺阅读有关东方的旅行故事，撰写寄给查尔斯·汤的旅游文章。他说服轮船上的朋友，在该船通过巴拿马运河时，让他驾驶了一段，“以体验驾船的刺激”。他以年轻男人的夸张口气告诉汤，巴拿马城是个“潮湿泥泞、淫雨绵绵的地方”。在灌了几杯啤酒后(这是他第一次合法地饮酒)，他说，那里满大街都是年轻的西班牙妓女，只因“我对性病的恐惧，才使我摆脱了”她们的诱惑。实际上，他被巴拿马城郁郁葱葱、绚丽多彩的热带风光深深地吸引住了。(16) 　　由于锅炉漏水，“拉德纳”号轮船驶入檀香山，需要进行为期6周的修理。现在，轮到埃德和艾尔·乔斯林下船了，他们在夏威夷四处漫游，度过了田园牧歌般的3个月。它也使斯诺获得了第一次文学上的成功，他写的《在胡拉的土地上》一文由汤发表在《哈珀市场报》上，汤为此向斯诺支付了天文数字般的300美元稿酬。汤认为，《在胡拉的土地上》是一篇“文采飞扬的文章”，比斯诺以前寄给他的那3篇手稿大有改进。他写信告诉斯诺说，“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之路，迄今为止，你一直在进行摸索，有时甚至迷失了方向，而现在，你已经摆脱了黑暗，看到了光明。”在受到这种赞扬后，斯诺告诉妈妈，“现在，我的耳朵就像装满熟透草莓的盒子。”他担心，如果没有“神秘而美丽的”夏威夷的激励，得不到来自它的灵感，他将不能再次获得这样的成功。(17) 　　斯诺关于夏威夷的文章带有一种轻松的情调，更好地阐发了主题，并且很适合《哈珀市场报》读者的口味。它同时也展现了某些特征——热情参与的个性风格以及敏锐的观察和描述——这些特征使他其后的著作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此外，斯诺对那里勤劳的人民(夏威夷土著人)及其在外来影响下行将没落的文化表现出敏感和同情。在对待西方殖民主义和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上，这种观点成了斯诺的基调。无论如何，斯诺作为一名很有前途的旅行作家，取得一个突破。(18) 　　这次成功使斯诺的信心和勇气大增，他又发现了有关异国生活方式的新材料，可以再撰写一篇成功的文章，在亚洲他将按这种方式生活。尽管夏威夷美丽而又充满欢乐，但斯诺仍急于前往东方。他想在轮船上找个工作，继续他的航程，但没有如愿以偿。而此时他的钱也快花光了。他和艾尔·乔斯林摆了个水果摊卖菠萝，想以此赚些钱来维持生活。乔斯林决定不再同斯诺一起去亚洲。他在夏威夷逗留了一段时间后，返回了堪萨斯城，在广告业方面获得了成功。35年后，乔斯林退休后去欧洲旅游，他给住在瑞士家中的斯诺打了个电话，两人约好在法国尼斯相聚一两天。但就在斯诺准备动身去机场前，艾尔给他打来电话，说他决定缩短旅行时间，立即飞回家。斯诺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情，他说，“真是滑稽可笑，35年前我们在檀香山上最后时刻的分手一事再次出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天晚上，我想起了我二三十岁时的100件事情：强烈的生存要求，对于微小欢乐所感到的兴奋，异国景观、异常气味、奇怪声音和陌生民族所带来的刺激和颤抖。我想起了在那时所认识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形象突然变得十分鲜明，栩栩如生，如在眼前，令我十分吃惊。”(19) 　　在檀香山，斯诺结识了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名叫丹·克雷布，克雷布乘坐日本轮船“神与丸”号的头等舱去日本。他对斯诺十分热情，愿意提供合作，所以斯诺决定藏在他的客舱里，直到轮船起航。斯诺十分希望被船上的事务长发现，如果发生那种情况，如同他后来写给汤的信中所说，“我打算让他进来，和他开个玩笑。”人们推测，埃德已经考虑再写一篇“冒险”文章。他的第一篇已经付印，发了300美元的横财，使他欣喜异常，感到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他说，“命运总是向我微笑，使我绝处逢生。”此外，斯诺一直十分迷恋冒险的刺激和兴奋，特别是当这种冒险的赌注能够带来一个好故事的时候。(20) 　　事实上，好运气继续光顾斯诺，他那足智多谋、随机应变的头脑也使他获益匪浅。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玩笑”竟然持续了“神与丸”号轮船到横滨的整整9天旅程。鉴于在头等舱只有7个美国旅客，而其中仅有两人在檀香山上船，这一事实就更加令人惊奇。而且，这艘船上到处都是安全保卫，因为日本驻美国大使及他的妻子和女儿(日本皇太子的未婚妻)也在船上。这些情况一方面使斯诺更加紧张，一方面也有助于产生一个令人感到刺激兴奋的故事。斯诺享用着供给克雷布客舱的早餐；白天他混在旅客中，甚至和大使的夫人及女儿玩桥牌，傍晚，他在船上的酒吧中喝饮料，狼吞虎咽地吃火腿三明治。他向客舱服务员和酒吧招待付额外的小费，也有助于保守这个秘密。 　　6月22日，“神与丸”号轮船抵达横滨，下船和通过海关的困难似乎难以克服，但是命运再次对斯诺微笑。大使一行的到达，要按重要人物的规格进行新闻报道，这就为斯诺提供了必要的掩护。斯诺得到了一位英国记者的默许，他冒充本地的外国记者，若无其事地混下轮船。斯诺和丹·克雷布陪着记者到了东京，在那里他们两人受到美国俱乐部的款待。埃德的辉煌成功使他在东京的西方记者中小有名声。“人性中必定有某种奇怪可笑的东西，”埃德在写给汤的信中说，“人们在看到有人诈骗了公共机构时，都乐不可支。”英文《日本广告报》的总编甚至向埃德提供了一份工作，但被他有礼貌地拒绝了。记者们同意推迟拆穿斯诺已经编好的故事，直到他和克雷布离开日本。这个有关年轻美国人的有趣的冒险故事，发生在某种异国情调的环境中，充满了各种悬念和刺激，正是《先驱论坛》杂志喜欢的东西。斯诺对故事进行了巧妙的编排组织，并集中描述他认为最有趣和最有魅力的人物，它发表时的题目是“头等舱的偷渡者”。《堪萨斯城先驱论坛报》也发表了它的改写本，并强调它是“堪萨斯城男孩”的看法。(21) 　　在受到日本外事调查官的讯问后，两位年轻人感到，最好还是赶紧离开东京。他们经日本中部(斯诺把它编到他有关日本旅行的作品中)，从神户乘船前往日本南部的港口长崎，又从长崎乘船抵达上海。时值7月初，上海的天气潮湿闷热，暑气蒸腾。克雷布是个年轻的美国大学生，很有钱，并具有现代精神，他继续旅行，前往塞得港，进行“最黑暗艰险的非洲之旅”。斯诺在写给米尔德里德的信中说，进行偷渡的“可怕折磨和痛苦体验”，已经“几乎完全摧毁了我在乘船离开纽约时所具有的那种‘勇猛大胆’的精神”，“这种十分刺激但又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很可能到此为止”。就此而言，斯诺不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家。(22) 　　斯诺计划他在上海居住的时间不超过几星期或几个月，如果能在一艘开往菲律宾或者印度的轮船上找到工作，他也很可能立即离开。但是，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的机会很多，这一点对他很有吸引力，同时，斯诺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中国的事情中去，这些都使他一再推迟动身的日期。“没有比选择现在到中国更有意思的事情了。”在上海住了不到1个月时，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道。1929年大萧条的突然来临，极大地减少了在美国获得商业成功的机会。1930年，斯诺的母亲去世，同年底霍华德结婚，这使斯诺中断了与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1932年圣诞节，斯诺与海伦·福斯特结婚。福斯特生于犹他州，是个有才干而又精力充沛的女人，她决心在中国成为一个知名作家，完成她的经典作品。斯诺继续留在中国，最终成为在亚洲最有名的美国记者。(23)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