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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扑面而来的新影响和新思想”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斯诺抵达中国时，正值中国剧烈动荡的近代史上一个重要时刻。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满清王朝被推翻。1912年，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尽管广东的革命者孙逸仙领导了反满运动，但是，他和他那新的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很快就被赶出了政府。中国进入了长达10年的独裁统治、军阀横行、政治分裂时期。军阀之间的混战连年不断，他们常常得到外国的支持。这是对孙中山所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最可怕的嘲弄。 　　在日本流亡期间，中年的孙中山于1915年与22岁的宋庆龄结婚。宋庆龄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之一，上海企业巨头查理·宋的女儿。她曾在佐治亚州梅肯的卫理公会女子学院受教育，回到中国后，又随孙中山去日本从事革命活动。从1918年到20年代初，孙中山一直试图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建立一个牢固可靠的政治军事基地，准备发动反对北方军阀的运动，但都未获得成功。1923年，孙中山在前途未卜、政治命运堪忧、试图争取西方支持的最初努力又遭断然拒绝的时候，转向苏维埃俄国寻求帮助。他赞成与俄国人联合，赞成与1921年在上海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合作，赞成广泛动员工农的激进纲领。苏联向孙中山的运动相继派出了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向他提供援助，帮助他重组国民党，并建立了一支革命军。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运动恢复了元气，力量大为增加，并得到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奉献和卓有成效的参与，不久，孙中山就在华南作好了北伐战争的准备，以便统一中国。 　　1925年3月，孙中山死于癌症，他留给其继承人的遗产是未完成的革命。而这时，他的继承人已经分裂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新的国民革命军由蒋介石统率，在主要由共产党干部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工农运动的帮助下，于1926～1927年肃清了华南和华中。湖南人毛泽东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核心人物。但是到1927年春，蒋介石决心公开反共，他与国民党左翼决裂，并把屠刀挥向以前的盟友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国人控制区血腥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左翼分子。青帮在上海有很大势力，蒋介石让青帮的武装歹徒在政变中打头阵，政变镇压了曾经控制上海的强大的工人运动。政变后，蒋介石又以暴力手段在中国各地肃清赤色分子，镇压激进的农民和工人组织，并完全断绝了与苏联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都收效甚微，代价高昂，损失惨重。此后，在1927年底和1928年初，残存的共产党军队在中国中南地区的腹部找到了栖身之处。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共产党在那里重新汇合起来，建立了所谓的苏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红军，他们以农民为基础，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实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方式。与此同时，蒋介石主要依靠军事优势和外国的支持，巩固了他的权力。他控制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工商业中心，并同中国其他地区的地方军阀实现了一系列和解，尽管这种和解很艰难而且反复无常。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成立，首都设在南京。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军队总司令和经过整肃的国民党主席。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宋美龄是孙中山夫人的小妹妹，很有魅力。蒋宋联姻进一步增强了蒋介石新获得的联系和地位。“宋氏王朝”的社会关系显然对蒋介石很有用处。宋家三姐妹中的第三个人是宋蔼龄，她的丈夫孔祥熙是中国最富有的银行家；她们的兄弟宋子文曾在哈佛受教育，是国民党最重要的财政专家和政治人物。随着这次新的婚姻，蒋介石也皈依了宋家所信奉的卫理公会。如同《上海时报》所报道的，他们的婚礼“是近年来的最辉煌的盛举，也是中国人最显赫的结婚典礼”。婚礼在上海豪华的大华饭店舞厅举行，有大约1300位来宾，而此时，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四月政变和大屠杀仅仅过去了8个月。① 　　宋庆龄(孙夫人)仍然虔诚地忠于她丈夫的遗嘱，忠于孙中山在去世前的几年中所采取的政策。1927年夏天，左翼运动在中国失败后，她离开中国，前往欧洲，首先到了莫斯科。1929年，宋庆龄曾短期回国，参加已推迟多年的为孙中山举行的国葬，并在南京紫金山新落成的中山陵安葬他的遗体。国民党安葬孙中山，并尊孙中山为国父，想以此表明南京政府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1931年，孙夫人回到中国，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她在那里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斗争，表现得坚决而无畏，她认为，蒋介石政府反对革命，背离了孙中山的目标，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从那时起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宋庆龄一直住在上海，在那些年里，她对上述事件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并以此影响着年轻的斯诺。 　　当时，上海是外国在华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非同一般，十分重要。根据从1842年开始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及其公民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和其他各种特权。在这些特权的庇护下，西方人在上海建立的城区迅速扩展，延伸到了原有中国城区的围墙边上。最终，上海发展为巨大的自治城市，成为中国人与西方人杂居的大都会，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初，斯诺根据他对上海的了解。把上海称作“迷人的、令人消魂的老所多玛和蛾摩拉(都是指因居民罪恶深重而被上帝毁灭的古城——译者注)”。② 　　上海位于黄埔江边，黄埔江汇入长江，并流入大海。上海分为三个部分：国际公共租界，与之毗连的法租界以及中国管辖区。前两者的面积远远小于后者，它们的一半地方被后者所包围。国际公共租界由外国商业巨头控制的工部局管辖。在1928年，工部局由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所组成，英国人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而法国人则管理他们自己的租界。尽管从法律上讲，国际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是这两个地区却都不由中国政府管辖，而是受到外国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警察的保护。1932年，当日本人进攻上海的中国管辖区时，他们曾利用“中立的”国际公共租界作为军事行动基地。在1933年出版的《远东前线》一书中，斯诺嘲讽地评论道，国际公共租界的“‘中立性’根本不是被从外部破坏，没有受到外国人长期来一直担心的中国的入侵，而是受到来自内部的破坏，受到曾发誓要维护它的那个主要强国的破坏”。无论在当时，还是在1937年上海的激烈战斗中，斯诺和其他外国记者都是从外国控制区对战争过程进行观察、跟踪和报道。“从国际公共租界的边界，”斯诺回忆1932年的活动时说，“你可以观察到战斗的全过程，看到交战双方的前沿阵地。”斯诺还曾冒着风险对双方进行采访，有时甚至要去一整天时间。③ 　　在大上海居住着300万左右的中国人，其中约一半入住在国际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租界居住的外国人约有5万人，此外还有很多无国籍的俄罗斯人。这一地区是中国近代银行业、近代商业和近代工业的主要中心，有巨大的码头和繁华的工商业，中国大部分进出口贸易都是通过上海的港口进行。那里优美雅致的外国人居住区、富丽堂皇的俱乐部和标准的赛马场与欧美没有什么区别。而同样是在上海，其他中国人却住在低矮拥挤的棚户区，房屋简陋，街道狭窄，人口稠密。在外国人和中国人开设的工厂和作坊里，中国工人受到残酷的剥削，他们工作时间很长，工作条件恶劣，工资微薄，仅能勉强*(左食字旁右胡)口。为贫穷和生计所迫，许多年轻妇女和儿童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成为工厂工人的稳定来源。西奥多·H·怀特回忆，他在1938年首次参观上海的工厂时，有位年轻的丹麦人曾陪同前往，他是市政当局的工厂视察员。在一家纺织厂，那个视察员“拿脚指给我看，在水沟边丢弃工厂废物的垃圾堆里，有个竹席筒。竹席筒里裹着一个小女孩的尸体，她曾是工厂的工人。每天晚上，有两三个这样的竹席筒随垃圾一起扔出来”。中国的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所拥有的近代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那里有中国一半以上的产业工人。此外，上海还是中国的赌博业中心，鸦片毒品交易中心，卖淫嫖娼中心和劳动力非法买卖中心。用怀特的话来说，上海“有怪物和传教士，轻浮和欢笑，歹徒和花园”，在那里，“即使是从波士顿来的穷孩子，也绝不会走投无路，绝望透顶，正像波士顿的上流社会人物绝不会高兴得发狂一样”。④ 　　在有些人看来，上海似乎更像一个外国城市，有脱离“真正的”中国及其广阔内地的危险。此外，上海也是主张变革者的主要活动中心，他们曾经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尽管常常是在地下活动)，敦促中国进行改革，实现现代化。除了在工商业方面的杰出表现之外，上海还是深受西方影响的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政治潮流和文化潮流的中心，中国的文学与新闻报刊出版业的中心。治外法权为上海提供了更多的保护，这些保护使它对上述所有这些活动有着积极的意义。正是在上海的这种环境下，斯诺开始了他受教育的过程，即“从中国以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中”受教育。 　　到达上海后，斯诺很快就与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取得了联系，鲍威尔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是具有广泛读者和很大影响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和发行人。由于鲍威尔向斯诺提供了《密勒氏评论报》的工作职位，埃德决定在上海停留一段时间。他喜欢鲍威尔，“喜欢他待人热诚友好，喜欢他嘴里叼着的棒子芯烟斗，喜欢他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的讲故事才能”；此外，每月400美元的工资也很“诱人”，尤其是当斯诺很缺钱的时候。他告诉米尔德里德，“我简直身无分文”。400美元的确是一大笔钱，他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有了这笔钱，“人们就可以变得很富有，可以在这里，在这世界的边缘过上奢侈的生活”。无论如何，他向她保证，他的世界旅行计划不会拖延很长时间，他打算“最迟”在明年5月返回纽约。⑤ 　　斯诺开始从事记者生涯的故事，与当时在华的大多数美国记者没有什么不同。历史学家詹姆斯·汤姆森指出，“大多数记者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来到东亚，1937年之前，他们通常是作为通讯社记者、自由撰稿人或者学生旅游者”而来；没有任何人学过汉语。上海是座有名的国际性大都会，并以其“罪孽和邪恶”扬名世界，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驻中国记者A·T·斯蒂尔后来回忆，上海“很适于居住，那里的生活丰富多采，妙趣横生”，住在那里“很舒适，有大量的新闻，通讯状况良好”。当时，上海是“中国的新闻中心”，是外国报社的基地。⑥ 　　《密勒氏评论报》创办于1917年，由托马斯·F·F·密勒创立。密勒也是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密勒氏评论报》创立时，鲍威尔30岁，沃尔特·威廉斯院长把它从密苏里派到上海，协助密勒办报。密勒和鲍威尔对远东的看法相似，但是他们的风度和个性却有很大的差异。鲍威尔对人淳朴热情，令人感到舒适自在，年长而银发的密勒则不同，他精明老练，很有魅力，穿着考究。鲍威尔的儿子比尔回忆，密勒直到晚年仍保持着优雅的风度和迷人的魅力，“他喝马蒂尼酒，向女人献殷勤，受到异性的追逐”。到1923年，鲍威尔买下了《密勒氏评论报》的全部产权，并更换为新的刊名。《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办到了1941年12月6日，出版了太平洋战争前的最后一期。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鲍威尔还担任着《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密勒和鲍威尔两人都从很早就赞成和支持孙中山的民族解放事业，而这一立场在上海由英国人控制的外国人社团中很不受欢迎。无论在孙中山生前还是在他去世后，鲍威尔都坚定地支持国民党，他认为，由蒋介石所领导的新建立的南京政权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⑦ 　　鲍威尔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与当地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也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这就使他不同于其他大多数外国人。《密勒氏评论报》为中国商人作广告，讲英语的中国学生成为它的热心读者和积极订户。国民政府高度评价鲍威尔对它的支持。据当时美国人主办的上海《大美晚报》的编辑兰德尔·古尔德的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大批买进每一期《密勒氏评论报》，并寄给各种不同的人，主要是寄往海外。鲍威尔一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同时也强烈反对日本的侵华政策。尽管斯诺与鲍威尔后来在国共两党的问题上观点截然不同，但他们两人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个人关系，他们都支持中国强大，支持中国独立，支持中国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这也使他们的良好关系更加巩固。从现实情况来看，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危险不断增长，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目标，并最终对西方在中国大陆的地位，都产生了最严重的威胁。斯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30年代中期，埃德的妻子佩格就曾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有关北京抗日学生运动的报道；1936年，埃德·斯诺就中国共产党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建议，对毛泽东进行了采访，也是由《密勒氏评论报》第一个刊登了其中的一部分。史沫特莱是作家兼记者，她不但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且热情地献身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但即使是像她这样的人，也与鲍威尔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尽管他们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政治争论，甚至相互咒骂。直到珍珠港事件前，鲍威尔一直勇敢地继续出版《密勒氏评论报》，在日本人占领了国际公共租界后，他遭到了日本人的监禁和拷打。1942年10月，他被遣送回国，体重只剩下70磅，两只脚的大部分都被截去，他在医院里治疗了很多年。1947年，鲍威尔死于心脏病发作，当时他刚刚在华盛顿的密苏里大学校友午餐会上就远东事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⑧ 　　在鲍威尔内行的指导下，斯诺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记者生涯。鲍威尔的诚实、正直，他对中国问题的经验，他坚定维护中国主权的态度，都给斯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的影响下，斯诺很快就接受了他的亲国民党观点，从根本上说，这种观点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亲华派”的立场。埃德在写给米尔德里德的信中，曾称赞鲍威尔“为了中国人能够进行公平的竞争，获得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勇猛无畏的战斗”，而不顾当地外国人的反对。斯诺后来指出，他那时的看法也反映了某种“潜在的意识”，他和鲍威尔及密勒都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具有某种共同的见解，都同情和支持“与仍很强大的大英帝国作斗争时的失败者”。然而，他最终认识到，“与其说国民党领导人关切上海人民遭受‘欺压’的状况，不如说他们对外国恶魔正在吞噬中国一事感到不满。”⑨ 　　但与此同时，鲍威尔仍派斯诺去协助筹备《密勒氏评论报》的“新中国”专辑，以赶上1928年10月南京政府的国庆典礼。为出版该专辑，鲍威尔还派斯诺向外国商人拉广告，这项工作费力而不讨好。但它至少用得上斯诺在纽约广告公司所获得的经验和才能，这些曾使他在那里赢得了客户和朋友。斯诺对新的环境和新的人都格外感兴趣，他学习得很快。在编辑“新中国”专辑的中国部分时，他得到了中国助手的帮助，鲍威尔多达数千册的中文书籍也使他获益匪浅。那是“远东最棒的新闻图书馆之一”，鲍威尔的儿子比尔后来曾说，“《密勒氏评论报》的办公室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外国记者和作家，也因为它便于‘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⑩ 　　在拉广告客户时，斯诺的商业精神与理想主义发生了冲突。一方面，为了拉到客户，必须有“不屈不挠”的商业意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鲍威尔所主张的中国事业，需要有一种为此而斗争的理想主义。“我干着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试图说服美英商人在一个多次惹他们生气的媒体上刊登广告”，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工作了几周后，在给他父亲写的信中这样说。鲍威尔的态度“严重地威胁到《密勒氏评论报》的商业前途。不幸的是，很多理想主义者往往没有看到该刊物对达到其崇高理想所起的作用”。富有的中国商人提供了广告赞助，它几乎弥补了所减少的外商赞助数额，尽管斯诺沮丧地注意到，向外国客户提供的贷款，已经落到了《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广告经理的手中。为出版“新中国”专辑，斯诺设法吸引到大批重要的外国客户，尽管其中许多人对前景并不太看好。(11) 　　斯诺仍然认为，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因为这里的事情太缺乏吸引力。他只是略微推迟回到那“单调枯燥的”商业世界。他仍然决定，只要他攒够几百美元，他就立刻启程回国。威廉斯院长路经上海时，曾敦促埃德去新加坡的新闻界谋职，到那时为止，威廉斯还没有在那里安排过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有人请斯诺去汉口上游一家新开办的英文报纸担任编辑，薪水丰厚；但是，他对妈妈吐露，他“绝不想埋葬在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受到斜眼人控制的不毛之地”。这或许是中西部人“潜在意识”的另一层含义。然而，他那根深蒂固的人性意识也表现出来。在他刚到上海所写的日记中，他对外国人把人力车夫叫做“苦力”的行为加以评论。他指出，这些人确实有他们自己的姓名，“人们即使把母牛养上一年，也不能继续仅仅称它‘母牛’。这样做很愚蠢，而且中国人会以为外国人是傻瓜，当他仍旧如此称呼中国人的时候。”(12) 　　斯诺刚到中国时发现，中国的主要吸引力仍然在于，那些有美元收入的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到舒适的生活，买到很多奢侈昂贵的物品。“以这种方式生活，在这里只用很少的钱，”他告诉妈妈，“例如，雇一个全天工作、24小时日夜侍候的人力车夫，每月只需要24元钱，即12美元，……这就是东方的诱惑力。”斯诺对中国的看法和同情心，他对中国事务的参与程度，后来当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与经济有关的因素对他留在中国的确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他和妻子用不多而且不固定的美元收入，就可以在中国过得很舒适，甚至很豪华，尤其是后来在古老的北京的生活。这对于他的作家和记者生涯很有益处，可以使他更灵活机动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受日常琐事的烦扰，不必再每天千篇一律地去报馆上班。正像他在选择职业时一再表现出来的愿望，他更喜欢这种限制较少、独立性较强的工作，即使收入因此而少一些也不在乎，他签订了合同。(13) 　　到那一年秋天，埃德的情绪很好。他的广告业务进展顺利，推销情况良好，他已不再像开始时那样感到“业务上的”压抑，此时，他对鲍威尔让他担任的工作充满了热情，他成为本地那些“顽固的”英国人和日本人难以应付的对手，还成为一个“很能挣钱的美国人”。他与在华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也更加熟悉了，这些人都是“极为出色的记者”!他对自己在《密勒氏评论报》编辑“新中国”专辑增刊的工作感到很自豪。他既担任助理广告经理，也对中国公路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一篇有关的文章。“你的兄弟就这样当了远东的记者。太妙了，太棒了!”他得意洋洋地告诉霍华德。(14) 　　斯诺继续撰写他寄给汤的那类文章，其中有一篇描述了他在上海做广告的经历，汤在国内把它称作“市场销售记事”。斯诺写作时喜欢以独特的眼光和新鲜的视角对人和事物进行观察分析，他写了许多短篇作品，题目范围广泛，包括丝绸业、瓷器工业、“中国的廉价零售商店”及“今日南京”等等。他把这些文章通过美联社驻上海记者卖给该社，这些记者自然也是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美联社认为这些文章“极为出色”，“写得十分有趣”，要求他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稿件。埃德“疯狂地进行写作”，并形成了一种“著名的风格”，汤告诉霍华德。(15) 　　10月中旬，斯诺访问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这是他涉足中国政治舞台的开始。凭借鲍威尔《密勒氏评论报》的特殊关系，他见到了蒋介石和其他高级官员，见到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孙科是新任交通部长。这次访问使斯诺对孙中山有了某些新的认识，甚至把他称作“中国的乔治·华盛顿”。斯诺指出，尽管孙中山可能是个伟大人物，对中国做出了难以估价的伟大贡献，但他也是一个“梦想家、理想主义者和危险的激进分子”，他“强烈地倾向共产主义”。(16) 　　1929年初，斯诺代替公务繁忙的鲍威尔，代表《密勒氏评论报》，并受鲍威尔委托代表《芝加哥论坛报》和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参加了由南京政府邀请的特别记者团，前往位于中国北方的铁路枢纽山东省济南市。1928年5月，日本军队进驻济南，力图阻止南京政府进军北京。它表明了东京政府“强硬的中国政策”，是日本对中国有可能实现统一的反应。日本政府担心中国的统一会威胁到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威胁到日本对东北抱有的更大野心。冲突发生了，日本军队占领并继续占据着济南，并阻断了铁路交通，而解决有关争端的谈判久拖不决。中日两国有关日本撤军的协议于4月份达成，然而，中国人在该协议中对解决争端的有关条款做了很大让步。(17) 　　斯诺对济南事件进行的报道使人们注意到，日本人有意阻挠协议的通过，并对局势进行了欺骗性宣传。他也关注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经济的混乱状况，注意到它引起了中国人反日情绪的突然高涨。在东亚事务的危机时刻，斯诺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提出了尖锐的质询：东京到底准备继续“以武力威胁和对付山东那些不幸的人们”，以追求它在中国的利益，还是准备放弃这种手段，“努力恢复与中国的贸易，重新获得由于这次行动所失去的中国人的好感”?尽管日本对济南事件的态度最终有所退却，但是，在未来10年中，由军国主义者控制的日本将再次以“武力的铁拳”侵略中国，并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8) 　　斯诺的济南之行超过了预期的目标，带来了更大的轰动，至少是在报界。由于误传埃德和其他新闻记者被日本人扣留，鲍威尔将此消息用电报发到美国，由美联社、《纽约先驱论坛报》和《芝加哥论坛报》转发，这个消息在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对我是一次特别走运的冒险，”埃德在写给霍华德的信中说，“由于这次短途旅行，我在这些天成为远东最大的新闻。”对于这件事，霍华德向家人作了他特有的评论，他说，“很难说我是否干得出那种事，我想埃德是我们家最‘渴望’冒险的人。”(19) 　　通过鲍威尔的关系，斯诺再次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而再次推迟了他离开中国的计划。这个机会就是到中国铁路沿线进行旅行采访，中国铁路系统已修复的路段有8000英里长。这次冒险活动由南京政府的交通部组织，它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要广告客户。该活动想要说服和促进人们到中国旅游，声称现在到中国旅游是可行、安全和舒适的。斯诺撰写的说明文将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然后将把它作为交通部的旅游指南，或许还将出版一本小游记。斯诺刚刚就日本在山东的铁路冲突进行了采访，两者相比颇具讽刺意味。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战争在南方重新爆发，北方也发生了军阀之间的混战，拟议的旅行一直拖延到8月中旬才得以进行。 　　在向父亲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斯诺对中国那些深刻的、而且从表面上看来难以解决的问题，谈到了自己某些正在形成中的想法。这封长达10页的信集中体现了斯诺在年轻时给家人写信的风格：无拘无束地叙述他的工作和个人活动，谈论他对生活的思索，特别是在中国的打算，坦诚并且充满感情地谈到他对家乡和家人的怀念。他写道，中国的“状况很凄惨”，缺少能够鼓舞激励人民的领导人，他感到，中国需要“社会改革运动的战士”，需要“特殊的理想主义者”。“恶臭、腐败、悲惨、苦难和民族的痛苦”呼唤着“伟大的救世主”来引导中国，“以挽救人们精神上的堕落”。最后一句话用的是柯立芝时代的修辞方式，的确，斯诺把美国所取得的物质进步，与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热衷于中世纪风俗的愚昧状况”作了对比。他认为，保守的儒家传统窒息了人们的创造力和革新精神。斯诺赞成西方文明中由普罗米修斯的形象所显示出来的勃勃生机和征服自然的精神气概，反对中国悠久历史中那种梦幻般的被动和消极态度。他断言，中国所需要的，主要是科学、机器和工业化。(20) 　　斯诺后来放弃了他早期的大部分公式化的构想。然而，这些构想中所包含的种子，使他以后能够接受革命能动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中国复兴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起源于欧洲，它既吸收了西方的历史进化观，也包含着物质进步无止境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在于，生产力是不断进步的，社会制度也在向越来越高级的形态发展。正像肯尼斯·E·休梅克所指出的，斯诺这类美国人是被中国共产党反传统(非中国化)的特点所吸引，即他们那种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以及他们用以改造中国的“近代的”科学理性方法。正如斯诺在《旅途》中所评论的那样，这些特点与“旧中国那种消极的宿命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烈地吸引着他们那些“西方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摈弃了中国需要“救世主”的理论，但他又立即补充说，他仍然感到毛泽东身上具有“某种命定的力量”。反之，当斯诺于1931年在印度会见极端反西方的圣雄甘地时，却感到他“非常让人厌烦”，“根本吸引不了我”。后面对此还将进一步叙述。(21) 　　在开始中国铁路旅行之前，斯诺被鲍威尔聘为《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并有机会取代密勒，担任《纽约先驱论坛报》驻上海的记者。但正如他对父亲所说，他不想被这种固定的工作“拴住”，或者“偏离”他的计划，尽管它们很有“诱惑力”。他这时希望，当他完成考察铁路沿线的任务后，经俄罗斯和中亚的铁路，继续他回国的旅程。他于4月份开始了他的铁路之旅，他后来回首往事时，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由此对中国生活的冷酷现实有了日益深入的了解，并作出了他的反应。(22) 　　这次采访为期4个月，斯诺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从景色秀丽、枝叶青翠繁茂的长江下游地区启程，进入中国中部，然后又向北走，到了北京。接着出了长城，来到东北和朝鲜。旅途愉快而舒适，有很多为家庭购买礼物的机会。埃德撰写了所需要的旅游文章，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的特别增刊上，后来还编成中国旅游局介绍宣传中国旅游情况的小册子。S·Y·利文斯顿·胡陪同斯诺旅行，担任向导和译员，并进行合作研究，他年约40岁，是刚从哈佛大学回来的留学生。虽然胡炫耀他的头衔，说他是交通部的技术专家，但是，正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精英们的情况一样，他的职位实际是个闲职，只拿薪俸，不干实事，他是通过裙带关系、乡里故旧的私人交情而谋到这个职位。胡对铁路事务一窍不通，却很傲慢自负，他认为当官的职责就是吃喝玩乐，养尊处优。在密苏里大学受教育的斯诺认为，胡的这种作风主要来自他那哈佛的背景。(23) 　　6月份，斯诺和胡从北京向西，经北京至绥远的铁路线到达张家口。当时在张家口以西，中国西北的大片地区因久旱无雨，正经历着可怕的饥馑。在斯诺的坚持下，他们的特别车厢挂在一列货车上继续前行，进入灾区。路易·艾黎正巧在那列火车上。艾黎是新西兰人，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督察，他当时正坐在其中一节车厢的地板上，周围拥挤着大群中国的饥饿难民。路易·艾黎身体强壮，肩膀宽阔有力，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在西线曾两次负伤，1927年从新西兰来到上海。他此时正前往灾区，利用他的假期，在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赞助下，在那里修筑一条灌溉渠。这项工程由美国工程师O·J·托德负责，托德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号称“全能的托德”，中国公路的建设者。该工程还可以向饥民们提供工作和食物。艾黎漫长一生的剩余岁月将在中国度过；他死于1987年，终年90岁，此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受人尊重的人物。在几十年的战争和内战中，他不知疲倦地为中国的劳动群众奔波操劳。后来，斯诺和艾黎成为毕生的忠诚朋友和合作者，在战争年代尽力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但正是在这里，斯诺和艾黎第一次匆匆相遇，而到那时为止，他们仍是来自不同的世界。 　　当斯诺和艾黎在灾区沿线挤满了难民的站台上第一次相会时，从外表上看，两个外国人对比鲜明，有着巨大的差距。艾黎的眼睛红肿化脓，穿一身揉得皱皱巴巴的卡其布衬衣，脸上蒙着尘土，衣服也被车顶裂缝中漏下的雨水弄脏。斯诺则乘坐着私人享用的要人车厢，穿着纯白的亚麻布夹克、衬衣、短裤和白色的长统袜。在斯诺看来，艾黎是个“古怪的家伙，但很有趣”。斯诺请艾黎过来坐坐，分享他们舒适的设施，但胡傲慢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艾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他的农民伙伴那里，直到列车抵达该线的终点站萨拉齐，两个人显然都没有再进行直接的接触。萨拉齐在戈壁沙漠以南，在现在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境内。(24) 　　在整个2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的广袤土地上天灾频仍，人祸不断，除了连年的旱灾和饥荒之外，土匪抢劫、军阀混战、税吏横征暴敛、地主巧取豪夺、粮食贩子贱买贵卖、放贷者高利盘剥等等，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是，艾黎和斯诺在绥远所看到的1929～1930年的大饥馑，仍是其中最为悲惨的，它至少夺去了200万人的生命。艾黎后来写道，萨拉齐“的确是个令人感到极为震惊的地方”，从遥远的村庄走来的饥民使那里的人口迅速膨胀。艾黎对当时的情景曾作过这样的描绘，“那里的村庄荒无人烟，家家都被洗劫一空，连木料都从房上扒走，只剩下残垣断壁，牲畜被偷走或者被杀死，年轻的女人卖给了人贩子，装船运往南方，而男人、老妇和孩子则靠着施粥棚的清汤苟延残喘，但多数人仍逃不过一死，最后被扔到城市的沟渠里。这些情景使我终身难忘。”(25) 　　这次旅行所经历到的恐怖、死亡、野蛮和残忍，时时萦绕在斯诺的心间，直至他生命的终结。这件事加快了他在中国所经历的“提高觉悟”的过程。从这次可怕的经历中，他后来回忆道，他“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已经开始进行真正的革命”。然而，斯诺的反应仍然主要是出于同情心，而不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他撰写的一篇有关饥荒问题的文章表达了这种见解。他详实地叙述了有关问题，主要涉及赈灾委员会修筑渠道的工程，该工程可以立即解救约25万人的生命，即以工代赈，向参加该工程劳动的人提供食物，它还有助于在今后解决饥荒问题。斯诺对旱灾、军阀混战和运输设施的短缺加以谴责，认为它们应该对造成这一惨剧负责。斯诺对中国政府提出了简短的质询，问它是否愿意与国际援助计划进行合作(在亲国民党的《密勒氏评论报》中，缺少有关的文本)，除此之外，斯诺的矛头主要指向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称他们只是谈论一下“所谓的饥馑”，甚至劝告他们在国内的朋友“不要被所有这些‘饿死人的宣传’所欺骗”。为了救济中国饥民，在美国进行了募捐，有关募捐的呼吁收入了斯诺文章的摘要。(26) 　　在铁路沿线的旅行采访中，斯诺一行到达沈阳，他会见了“少帅”张学良，在他的军阀父亲1928年被日本特工暗杀后，张学良接替其地位，担任了东北的军政首脑。在斯诺所会见的人中，惟有张学良对斯诺和中国的命运都将起到特殊的影响。这次会见之时，正值中苏关系出现危机,斯诺把谈话情况写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文章中。少帅试图剥夺俄国人对中东铁路的管理权。该铁路由中俄共同拥有，并共同经营，它是在沙皇时代修筑的，从西伯利亚边疆区东部起,穿越北满，抵达俄国濒临太平洋的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北的铁路枢纽站。张学良把他的命运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连接在一起，他之所以反对俄国人，既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也含有抵制共产主义的动机。这件事也是对日本人的间接挑战，对日本人在南满所享有的越来越强大的支配性“特殊地位”提出了警告。苏联人反应强烈，他们派遣的军队越过了边界。在打败中国军队后，两国经谈判达成和解，完全恢复了俄国人在中东铁路的地位。(27) 　　斯诺与少帅的谈话涉及了所有上述问题。尽管与俄国人的对抗日益临近，但是张学良仍宣称日本是主要的敌人，并表明了他的爱国主义热忱，支持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包括东北)。斯诺对张学良的真诚、坦率、自信和对日本的蔑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不在意张学良有鸦片烟瘾的“谣言”，即使那是真实的；他发现这位年轻的军阀很有感染力，很得人心，无论是在沈阳东北大学宽敞现代的校园里和学生们在一起，还是穿着时髦的灯笼裤打高尔夫球时，他都表现出这种迷人的风度。然而，在从东北写的另外一篇文章中，斯诺对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地打破日本对南满的控制表示怀疑。在即将到来的角逐中，力量对比“对日本人十分有利”，而中国获胜的机会“与其说已经具备，不如说还正在争取得到”，中国对东三省的控制还是“极为遥远的事情”。(28) 　　1929年的中俄冲突使斯诺一再拖延的回国计划再次推迟，在他逐渐放弃的那些打算中，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鲍威尔从北京打电报给他，缩短了他铁路采访项目的时间，让他返回上海，接管《密勒氏评论报》，而他自己则急匆匆赶往东北，为《芝加哥论坛报》报道有关冲突的消息。此后，鲍威尔又前往苏联旅行，因而斯诺继续负责《密勒氏评论报》的工作约6个月。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报头列出的头衔是助理编辑，到1930年3月底之前，他一直担任着这一职务。他还承担了鲍威尔的其他工作：《芝加哥论坛报》和《曼彻斯特卫报》的驻上海记者。担任“世界上两家主要报纸的编辑和记者，使我很少有时间给家里写信”，他颇为自豪地告诉父母，而此时他正在写着充满感情的、长达9页的信!尽管斯诺很不耐烦等待着鲍威尔回来，以便他能够打道回国，但与此同时，埃德却越来越迷上了在中国已小有成就的记者生涯。他告诉父母，对于当前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消息灵通。他“喜欢他的新工作所带来的声望”。“你们看过《芝加哥论坛报》上有关我的故事了吗?”埃德感到很惊讶，那家当时由独裁的麦考密克控制的著名报纸竟然这样说：“他们是否知道，他们驻上海的记者这辈子从来没有作过编辑工作，而且仍是个乳臭未干的家伙?”在密勒和上海其他报界老手的友好帮助下，斯诺的工作干得得心应手。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消息，他对中国问题的洞察力也日益增强，但到那时为止，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没有改变，他仍把他们看作“成群结伙的中共强盗，他们仍然控制着偏远的农村地区”。有关红军的确切的第一手材料十分缺乏，驻上海的西方记者都依赖政府的官方消息，而国民党政府把红军看作“土匪强盗”，很少进行报道。斯诺本人也是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才彻底抛弃了所谓“土匪强盗”之类荒诞的说法。(29) 　　在上海，斯诺参与了由政府主办的另一个公关旅游项目，这一次是乘坐飞机。斯诺作为乘客参加了1929年10月的试飞，以开辟从上海至汉口的水陆两用飞机航线。根据与中国政府的合同，该航线由一家美国航空公司负责管理，它标志着，在官方公司——中国国家航空公司之下，又成立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商业航空公司。为了作商业宣传，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上以他训练有素的旅游记录片风格生动地描述了这次飞行。这次800英里的单程飞行仅仅用了7个小时，奇异的美景令入目不暇接，“若不是借助中国人所幻想出来的那个神秘而奇异的神灵，至高无上的龙的帮助，它怎能飞得如此美妙迅捷?”(30) 　　在负责编辑《密勒氏评论报》期间，斯诺抨击了上海许多外国大厦歧视中国人的规定，即禁止中国人使用大楼前面的电梯和入口，而只让白种人使用。这一行动在上海掀起了轩然大波。斯诺针对《密勒氏评论报》的办公室所在的那幢英国人拥有的大厦，严厉地谴责了这种“荒谬可笑的、羞辱中国人的规定”。斯诺的社论使英国人办的上海《字林西报》“大为震怒”。但是这种歧视政策被平静地取消了，尽管《密勒氏评沦报》的租约没有续签。实际上，斯诺的观点完全是遵照鲍威尔所制定的政策，它无疑进一步增强了该报在众多中国订户和广告客户中的地位。据鲍威尔的儿子说，“这一事件后来成为鲍威尔最喜欢的故事之一，他曾开玩笑地说，他回来的时候，刚巧看见英国人正在把埃德和打字员扔到大街上。”(31) 　　斯诺继续进行他反对种族隔离主义的小型改革运动，第二年，他在《纽约太阳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满意地指出，上海的外国商店和旅馆已经取消了歧视政策。在一个更坚定地维护自己权利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气候下，面对着中国资本企业不断增强的竞争，外国投资者和商店老板们不可能再忽视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迎合这些顾客已经成为关系到经济生存的重要问题。“排斥中国人的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斯诺宣称，“只有在外国人的俱乐部里，那些白头发的顽固分子仍然相对唏嘘，悲叹着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悲叹‘什么时候这些黄种人知道了怎样做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32) 　　与此同时,霍华德完全支持埃德从事写作生涯，并通过他的广告发行关系，帮助埃德出版了他的若干早期作品。然而，随着霍华德在商界的地位越来越高，薪水越来越多，埃德感到他被更远地抛在后面，离开了那条特殊的成功之路。而当埃德越来越理解中国人的敏感和渴望的时候，霍华德却仍然对那些“斜眼人”保持着某种一成不变的看法，坚持认为“那里的气候不适于白种人生存”。埃德的眼界日益开阔，而霍华德的眼界却日益狭窄，只盯着他那以纽约为基地的商业的成败。兄弟二人一直保持着持久有力的相互影响，但同时他们对物质利益、职业目标和命运的看法却越来越南辕北辙。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这种对话在很多方面都很吸引人，体现了美国自身的特点。在美国，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各样新问题、新力量将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构成持续的挑战。(34) 　　鲍威尔直到1929年底还没有回来，斯诺只好在上海再度过一个冬天。那里寒冷潮湿的天气不利于他的慢性鼻窦炎和感冒，他常常感到病情加重，因为他对吸烟“毫无节制”的欲望。世界性经济萧条日趋严重，银价下跌，它也影响到了埃德的计划。他以前保存的钱是墨西哥银元；由于白银与黄金(美国的硬通货)的比价急剧下降，他“实际上已经非常贫穷，近于破产”，他沮丧地告诉妈妈。“开始旅行之前，我必须买黄金，但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心里没底”。(35) 　　然而，斯诺已经通过若干方式，在上海更深地扎下了根。他和一个年轻的美国朋友一起，合租了一套面积不大但设备齐全的公寓，雇用了一个“极为出色的”男仆，既管做饭，也管家务。租金、食物和仆人的花费，需要每人每月出30美元。埃德仍然渴望着回到“灯火辉煌的纽约大街”，但他明白，像他的新厨师这种“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在纽约即使找得到，也要出10倍的工资，而在上海，每个月只要付给他10元工资。(36) 　　斯诺在上海还结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们包括东方各个民族的人，无论这个民族的人数有多少。”他告诉妈妈，并以他那生动活泼的笔触对此加以描述： 　　我的朋友中有个德国男记者，还有一位德国女作家；有个苏联人，他的太太是波兰人，有着银铃般的嗓音；有个喜欢英国诗歌的中国人；有个美国海军军官埃文斯·卡尔逊，他的妻子是位可爱的南方姑娘，特别喜欢一边喝茶，一边吃葡萄干松脆热煎饼；有个来自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而格鲁吉亚人会使所有女人都神魂颠倒；有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尽管他们靠政府的工资，过得像老鼠一样，生菜都买不起；有个日本女孩，镶着金牙，脑子很聪明——在日本，人们很少把金牙和聪明相联系——她教我关于日语的知识，作为交换，我纠正她的英语，称赞她那绝妙的鸡素烧；有个印度诗人和一个日本人结了婚，他们共同拥有一个花园，那里是个小小的世外桃源；有个美籍犹太妇女，她长得像个爱尔兰姑娘——“所有这些人，”如同鲁珀特·布谷克所说，“都是我的情人。”当然，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37) 　　12月份，斯诺接受了一份工作，担任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报联社驻上海记者，这是一家新组建的机构，代表若干家美国报纸，包括《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该工作要求斯诺在报道他所遇到的有趣事件的背景资料时，应主要以“邮件”的形式寄来，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在当地拍发电报。这项工作基本上是兼职，工资不高，每月80美元，但它适合斯诺随心所欲四处走动的性格，当他正在考虑长期计划的时候，它似乎是个很不错的临时差事，也使他有时间撰写其他东西。作为一个“流动记者”，他希望在他去苏联中亚地区及其他地区旅行时，为报联社报道那里的情况，他原计划在1930年春天进行这次旅行。但是他申请苏联护照一事遭到了拒绝，这或许是因为他与反苏的《密勒氏评论报》有联系，他在该报一直工作到1930年3月底。埃德只好采用替代计划，即经中国南方和东南亚进行旅行，他准备在秋天启程。报联社批准了他的计划，斯诺每月将得到300美元，以便对他感兴趣的事件进行特别报道和拍摄新闻照片。(38) 　　1930年3月，斯诺的母亲死于心脏病，这更减轻了他及早回国的压力。埃德继续考虑在秋天返回纽约，但他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很当真。大萧条对他找工作肯定会有影响，加上他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情况也不是很了解，这些情况使他感到很烦恼。他“焦虑地”询问霍华德，是否有可能在纽约的“广告业或者出版业找到一个好工作”。1个月后，在1930年6月，斯诺仍然声称他打算回国，他表达了对前途的忧虑，认为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难以找到好工作，他也表达了对刻板工作的厌恶，说他在经过两年“由个人自由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之后，“一想到那种一成不变的，从9点到5点千篇一律的工作”就感到难受。(39) 　　埃德十分渴望重新唤起霍华德心中对以前那些无忧无虑岁月的回忆。“我们将再次度过许许多多美好的时光，”他告诉霍华德，“我们在生活中将重温往事那醉人的芬芳。”但是时光一去不复返。霍华德在1930年12月结婚，米尔德里德的婚事也紧随其后。他们的婚姻使斯诺的幻想破灭了。他在堪萨斯城和纽约几乎所有亲近的家庭关系，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联系，现在都出现了裂痕。“在我醒着的时候，家人、旧友和过去的时光总是出现在眼前”，“你决不要担心我不回来”，斯诺在他母亲去世前几个月给她的信中写道。1931年1月，埃德从遥远的云南昆明写信给米尔德里德，对这种情况加以概括。他说，“既然你和霍华德都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家庭联系，我感到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必要马上回国了。……在我看来，我们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差距，既然霍华德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40) 　　曾经把斯诺和家庭成员维系在一起的，是对他青春时期家庭亲情的回忆和他与家人的相互联系，现在，随着记忆的淡忘和关系的疏远，斯诺变得日益成熟和更加老练，他认定，自立就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信条。1931年底，埃德从上海给霍华德写信，经过在华南、中亚和印度长达1年时间的旅行之后，他感到他更愿意继续留在中国，田为“我现在不希望被束缚在办公室的工作中”。尽管当记者的收入不高，但是“我很自由，没有人能够指使我干这个干那个”，他补充道。“人生在世，有所失才能有所得，为了拒绝那种工作，必须作出某种牺牲”。(41) 　　从长远来看，斯诺改变看法一事很可能意义重大，它更加疏远了他与家人和故乡的联系。他开始欣赏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从而更深地理解了那个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理解了那个国家的政治和目标。在离开美国两年后，到1930年年初，他的思想开始与多数美国人(包括他的家庭)所持的传统观点发生冲突，他不再赞成他们对非白种人和地球上“落后”地区的那种偏狭固执、种族主义和家长式统治的思想。此外，他现在的新思想和新体验与他在堪萨斯城和纽约时所接受的文化和获得物质成功的观念也有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斯诺同情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厌恶上海的那些“顽固分子”，他公开表示反对有关治外法权的整个制度，因为该制度在法律上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条约口岸和租借地享有经济利益和特权。1930年春天，他撰写了一篇文章，谴责美国海军在上海的存在，这篇文章没有发表。斯诺把该文章寄给霍华德，请他设法出版，尽管他怀疑其可能性，因为出版商“很可能会受到反对海军的指控，我被告之，在美国那是个主要的罪名”。霍华德从两人在对话时常常发生(尽管并不是不友好的)的争吵中发现，埃德对海军的评论“吹毛求疵，冷嘲热讽”。埃德回答说，“国内的美国人必须了解，或者应该被提醒，这个刺激伤害中国人感情的组织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当他们仍然驻守在这里的时候，谈论中美之间的‘理解’，无异于痴人说梦。”埃德还嘲笑霍华德在“肤色”问题上的观点。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到一个美貌的美国姑娘了，”1930年6月，他在给他哥哥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划清了种族界限；自从去年12月以来，我就没有约会过一个白人女孩。”(42) 　　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诺给H·L·门肯办的《美国信使报》写了一篇文章，该报很有影响，持反传统主义的观点。在文章中，斯诺进一步并且更公开地与上海的外国人社会拉开了距离。他的矛头针对着上海的美国商人和美国传教士，并提供证据，说明他为什么越来越疏远与此有关的美国社会。他以讽刺的口吻抨击了国际公共租界的现状，指出它“实际上是英国殖民地，但却披上了拙劣的伪装”，他揭示了上海生活中阴暗而“邪恶”的一面。斯诺毫不隐晦地暴露了美国移民社会的生活状况：他们在上海与俄罗斯情妇的猥亵调情和幼稚轻浮的举动，他们那些专门的妓院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在移居上海的过程中，他们给公共租界的夜生活带来了光辉，“正是美国人的钱和美国人的笑声，使得妓院、毒窟、赌窝、酒吧繁荣起来，有钱可赚。”对于传教士，斯诺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抨击。他指出，传教士在拯救人们的灵魂方面并不是很成功，但在其他所有方面他们却出类拔萃。尽管斯诺的文章主要是这种亵渎调侃的写作风格，很适合门肯的报纸，但是它也阐述了更严肃的观点。文章指出，外国人孤立于他们周围的中国人，对中国人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而是认为他们“背景复杂，需要贸易和工业，但不幸的是，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斯诺指出，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主要是从“与他们的男仆一本正经的谈话中获得，他们的谈话用的是洋泾浜英语”。 　　对于某些外国人的空虚、无聊和悲哀，斯诺也有着敏锐的感受，他写道，乡村俱乐部的周围是修剪整齐的绿色草坪，“上海的美国人可以舒适地坐在乡村俱乐部里，享受着与世隔绝的宁静。远离了他所厌恶的东方，懒洋洋地靠在柔软的安乐椅上，啜吸着琥珀色的饮料，在深色天鹅绒般的朦胧的铬黄色的天空下，懒散地做着梦，倾听着鲁迪·瓦利的美妙声音，感受着干透了的土地上的温暖气息掠过他的双鬓，以为他回到了埃文斯顿，或者乞求上帝让他回到那里。”(43) 　　埃德的文章并没有使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感到有趣，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遭到了他们的排斥，至少是暂时的冷落。据海伦·斯诺说，甚至密勒和鲍威尔都对这篇文章感到很不高兴。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写道，他在文章中对基督教的评论，激起了“城中老人们”的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正是基督教造就了上海”。但就我自己而言，斯诺讥讽地补充道，“我永远不会走那么远”。斯诺的父亲对门肯的印象不佳，埃德在给父亲的信中为门肯作了辩护，认为他“像骑士一样，英勇地反对大吹大擂的宣传，而我们美国人在生活中很容易受到这种宣传的影响”。斯诺指出，“他所写的每一行讽刺，都遭到了成百倍的攻击，那些又臭又长的文章声称，上帝住在天国里，世界井然有序，美国享有一切恩惠。……我们害怕真理。”(44) 　　为了维护中国的权利，斯诺在外国人，特别是在英国人中引起了敌意，英租界的警察局搜集了有关他的全套档案资料，很可能就与这种敌意有关。英租界的警察认为斯诺的背景可疑，是第三国际的秘密间谍，十分危险，这种看法显然是依据一个白俄密探所提供的“情报”。而当时，年轻的斯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甚至还没有机会认识左翼人士。但是，像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尽管人们对激进主义的看法不一，但它对斯诺所抨击的那种认为白人具有优越性和至高无上地位的沾沾自喜的观念，的确构成了更严重的威胁。斯诺将发现，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他多次被列入黑名单，因为他公然蔑视其他强大的利益集团、帝国主义或者不同政治派别的集团，包括日本人、国民党和苏联人。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中，斯诺的上海档案将一再出现。(45) 　　斯诺逐渐摆脱了对南京政权的幻想，他预言将会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一个有效而稳定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将会实现统一。蒋介石军队与形形色色的军事和政治对手在中国各地的冲突连年不断，但却毫无结果，这种情况使斯诺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更加坚定。1929年12月，在写给父亲信中，斯诺对中国进行了评论，他对蒋介石能够“继续执政”感到惊讶。他认为，蒋介石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缺乏人格魅力，目光短浅，无恶不作”，他之所以还能够掌权，因为他的敌人没有同心协力地反对他。(46) 　　在《纽约先驱论坛报》随后发表的文章中，斯诺批评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对个人及其思想实行狂热的崇拜。他认为这是一种盲目的偶像崇拜，是为了服务于南京政府的政治目的。例如,孙中山的“训政”思想被用做挡箭牌，以避免真正实行宪政和民主。胡适受过西方教育，是自由主义学者，具有很高的声望，斯诺引用了他对此事的观点：“谁能领导政府，领导人民，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其他军阀知道什么是民主政府吗?我想他们不知道。”现在，斯诺不再像他刚到中国时那样，把孙中山看做“危险的激进分子”，而认为孙中山是开明而进步的领导人,尽管他也会犯错误；孙中山的思想遭到了曲解，他是第一个拒绝这种崇拜的人。斯诺指出，孙中山实际上一直力图唤醒中国人民，不要迷信老年人，知识分子对世事不要持被动消极态度。在给父亲的信中，埃德为自己批评南京政府的做法辩解，他把国民党利用对孙中山的偶像崇拜，和几世纪前西班牙人利用人们对天主教思想的“顶礼膜拜”征服美洲一事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西班牙人背叛了基督；国民党可能已背叛了孙中山。”(47) 　　斯诺越来越厌恶国民党，这使他在有关治外法权和完全恢复中国主权的问题上进退两难，陷入困境。简单化的“亲华”立场不能解释任何问题。当斯诺更激烈地反对国民党政府，更公开地同情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反对者时，赞成治外法权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他一直自由行动和自由写作。“如果按照中国的法律办事，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海伦·斯诺后来说，“要是中国人像我们那样干涉这种事情，他就会被处死。”即使有国际公共租界的保护，他也不能避免被处死的命运。公共租界的警察会逮捕中国人中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并按惯例移送国民党当局。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治外法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法律支柱，阻碍着中国的完全独立。有趣的是，斯诺有关孙中山的文章在某些方面揭示了这些困难和矛盾。他指出，英文的上海《字林西报》曾发表胡适的批评文章，该报激烈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对国民党政府结束治外法权的愿望。发表胡适文章一事，显然是为了该报内在的政治动机，但是，正如斯诺所指出的，这种文章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不能发表的。治外法权问题与西方列强有关，由于日本的威胁要严重而险恶得多，该问题最终被它所掩盖，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治外法权才最终结束。的确，在珍珠港事变前，治外法权也曾保护斯诺和鲍威尔一类美国记者免遭日本人的毒手。总而言之，对于坚决支持新中国的美国人来说，旧中国的生活是反常的。(48) 　　离开纽约两年，离开堪萨斯城近4年后，斯诺对美国人关于成功的一般标准，特别是他哥哥的标准越来越感到厌恶，并且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根据“美国人的信条”，1930年2月他对父亲说，“人们生活的惟一目的”是钱而不是智力或文化的成就，钱也是成功的惟一标准。那些对此提出疑问的人遭到社会的鄙视或遗弃，认为他们违反了“美国人的责任，即赚取超过他们真正需要的更多的钱”。(斯诺有幸以很少的收入，十分舒适地在中国生活。)以这种思想来分析霍华德和他自己，斯诺强调，他们的前途是不一样的，但他仍然希望返回纽约，返回他所仰慕的哥哥身边。埃德注意到，霍华德的抱负是通过经商尽快发财，此后再转向生活中更美好的事物。但是，霍华德有着“艺术家的敏感心灵”，阻碍了他“在美国的竞争中获得成功”。结果，埃德感到，这种矛盾使霍华德难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尽快获得他所希望的地位”。(49) 　　由于继续受到这种情绪的支配，埃德宣称，为了追求与霍华德类似的目标，他也“压抑了对其他事情的爱好”。但是他拒绝了地位，“逃离了纽约”。当他从曼哈顿港启程时，他曾发誓要“忘记与美国商业巨头竞争的必要性”，尽管他受到的教育要他崇拜那些商业巨头。“在阳光照耀的大海那边，更古老的多神教和自然崇拜召唤着我，我希望对它们进行研究。”1928年，斯诺在离开纽约时表现得勇敢奔放，一往无前；而他后来拒绝从事有可能在纽约获得经济成功的职业(虽然是作为一名作家)则不是那么坚定。埃德回忆了像银行家凯利·格雷厄姆和总编辑查利·汤一类在商界和新闻界“小有成就”的人，他们曾热情地鼓励他走自己的路，鼓励他进行他所计划的1年期的旅行。(实际上，在大约1年后，这两个人都强烈地要求他回国。)埃德根据他1930年的认识对1928年加以回顾。然而，当他抛弃了旧的真理和旧的目标时，“我还不能把所接受的新影响和新思想构成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界限不明、不可信任。”(50) 　　那个活泼、开朗、浪漫的青年——他曾在夏威夷怀基海滩嬉戏调情，并且藏在船里偷渡来到日本——已经变成心事重重而又老练成熟的25岁的成年人。他曾经乐观而又自信，信任他所了解的世界，确信他能够在其中得到一个愉快而舒适的地位，但是由于国内的创伤，由于“可怜的”中国的冲击，这一切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已经表现出是个有能力的记者，有才干的作家，正准备进行一次冒险旅行，前往亚洲的殖民地和偏远的云南。云南是中国景色最优美的地方，那里的社会发展状况仍处于中世纪。至此，他已经进入一个古代世界，在那里，人们普遍处于苦难和贫穷之中，不公正和贪婪似乎成为社会的规范。他对有色人种变得很敏感，他了解了那里的文化和历史，对于这些文化和历史，他以前只有很笼统的知识，只是作为撰写生动有趣的旅游文章的背景。他同情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愿意帮助中国人民，但是，他对国民党是否能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产生了怀疑。 　　斯诺在日记中记载了一则趣闻，它较为准确地回答了斯诺本人的问题。有个准备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美国人，在华北和中国人坐在一起，讨论应该在哪里修铁路。但是，“他提出的每一个地点，都遭到了否决，因为他所提到的地方，不是俄国、日本和法国的‘势力范围’，就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最后他勃然大怒，叫道，‘那么，中国究竟在什么地方!’”在随后的若干年，斯诺继续受到许多新的影响，接触到许多新的思想，这些都进一步改变了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使其变得更加激进。(51) 　　总之，他开始成为埃德加·斯诺。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