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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广泛的旅行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斯诺准备1930年9月去南方旅行，他将此视为拖延了很久的回国之旅的第一阶段。他准备从印度去中东，然后前往欧洲，最后到达纽约。但是这些笼统的计划能否实现，要看他的经济情况而定。根据他与报联社商定的安排，他显然应该在某个时间返回上海，担任该通讯社的兼职记者。但是，斯诺既不清楚完成这次旅行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清楚此行总共需要多少钱。在从事报联社记者工作期间，他每月能够得到300美元，工作经费也极为有限，他准备邮寄他写的新闻稿件，避免花费昂贵的电报费。大萧条时期的报纸预算十分可怜，国外的新闻，特别是有关亚洲的报道，很难排在前面。“所有的报纸境况都很艰难，”报联社总经理霍勒斯·埃普斯在第二年写给斯诺的信中说，“即使最低限度的国外新闻也显得太多，难以全部见报，城市版编辑、体育版编辑和其他编辑们都提出了抗议，为他们自己的栏目竞争版面。”① 　　结果，斯诺本来计划进行5个月的旅行，最初的计划中还包括去波斯和阿拉伯半岛，现在旅行已经延长到了9个月，但他却还停留在印度。而且这次旅行冒险的费用比他预计的要多得多；1931年5月，他从印度西姆拉写信告诉埃普斯，自从离开上海，他已经不得不花掉他自己的1200美元。而计划中的波斯和阿拉伯半岛之行的经费仍然没有收到，“等我到纽约时，我将身无分文。”埃普斯答复说，从他这方面来看，斯诺的旅行费用已经是报联社最初预算经费的两倍(尽管埃德发回的报道“值这笔钱”)，他指示斯诺放弃波斯和阿拉伯半岛的旅行计划。埃德当时决定，不花自己的钱去纽约，而是直接返回上海。1931年7月底，在他离开上海10个月后，他又回到那里，重新开始给报联社工作。有趣的是，如果他能够从印度继续前行，埃普斯已经考虑请他到欧洲去工作，并前往俄罗斯。当斯诺获悉失去了这个机会时，他“非常激动”，感到这件事情“令人啼笑皆非，主要因为在美国的前途很没有保证，我才从孟买返回”。因此，中国注定要成为把斯诺造就为记者和作家的地方。他的俄罗斯之行还要等到1942年，那激烈的战争年代。② 　　那一年的确非比寻常，斯诺的旅行和写作充满了风险。他在中国穿越的那些地区不但没有道路，而且土匪出没，疟疾横行，种植鸦片；他在缅甸经历了艳丽迷人的浪漫故事；他在印度支那、缅甸和印度亲眼目睹了殖民统治的情况，并见到了那里的人民对殖民统治日益增长的反抗。在中国部分的旅行，使他对国民党尚存的幻想彻底破灭，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可能领导中国取得真正的进步。他观察和了解了法国和英国的亚洲帝国的情况，从而更坚定了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念。尽管他回到上海时身体虚弱，口袋里没钱，但是“总的来看，”他在离开印度前写信给埃普斯，“我过得很快乐，积累了许多新闻素材，这些经历构成了报纸记者的财富。”他在写给汤的信中说，尽管东方“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神秘，但是它却有了更深的魅力”。③ 　　斯诺的旅行至少部分完成了他1928年的计划，尽管他周游世界和返回纽约的目标再次落空。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有经验而又精明的观察家和新闻记者；在日记中他就这一时期写道，“在中国，新闻记者是个医生，他必须就一个患了7年疥疮的病人的情况，每天发布病情公告!”由于斯诺对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批判性眼光，他作为旅行作家的技能此时也大为提高。不久，美国的编辑们便承认，他撰写的新闻报道质量很高，《纽约太阳报》请他撰写更长的文章，以供新闻稿件辛迪加的旅游特辑“今日世界”发表。在1931年的多数时间里，埃德定期给该报寄去稿件，他的文章范围涉及台湾、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印度支那、云南、缅甸和印度。斯诺计划就他在云南省的旅行经历写一本书《云之南》，但是该书一直没有完成，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工作繁重，忙于报道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东北的情况。④ 　　1930年9月25日，当斯诺乘船离开上海，经中国东海和南海驶往南方时，海风勾动了他在上海的浪漫情思。“我久久地想念着千惠子，”他写道，“回忆着我们在斯科特路初次相聚的那些日子，体味着她的温柔、甜美、天真和单纯，我非常非常爱她。”他生动地描绘了她那“橙色的嘴唇，小而扁平的鼻子，淡淡的眉毛，干净的小手”。但是不久，旅途中那些新奇的景色和新鲜的事情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头一站是台湾，在那里他停留了很长时间，自1895年以来台湾便由日本人统治。他发现那个亚热带岛屿土地肥沃，景色优美，看上去和平安宁，到处都干干净净，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台湾的公共设施、教育状况和生活水平超过了他在中国大陆上所到过的任何地方。在日本人的严格控制下，台湾的中国人已经彻底“日本化了”，他写道。那里的中国人完全被看做日本帝国的臣民，交纳沉重的赋税，并被迫把孩子送到日语学校去读书。或许有10万人从事鸦片贸易，卖淫合法化，而且很普遍。若干与斯诺交谈过的中国人认为，应该由他们自己来管理台湾。他们曾经有过这种机会，斯诺在日记中写道，但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正像当时中国本身的情况一样。斯诺讥讽地指出，台湾之所以没有发生任何一类起义的迹象，“其原因显然在于，那里没有任何中国军阀。没有军阀，就没有革命”。⑤ 　　斯诺参观了台湾中部土著部落民的居留地。那里呈现出安谧的景象，斯诺被请去观看了各种各样的演出，人们使用的“乐器”是棍子和石头。在他访问l星期后，那里爆发了土著民族的反日大起义。“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参观一个地方，所得到的表面印象往往靠不住。”斯诺后来评论道。然而，为了理解1945年国民党接管台湾时那里所发生的问题和悲剧，为了理解那里一直存在的独立运动，斯诺在193O年对台湾的认识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⑥ 　　当斯诺的钱所剩无几时，他乘坐二等舱从台湾前往中国南方沿海，他和6个日本和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共住在一间很小的船舱里。这段经历为《今日世界》这一专栏提供了一个好故事。“回到中国来真是太好了。”他在抵达中国沿海城市汕头后，对中国人的烹饪技术大加赞叹。广州是中国南方的大都市，在20世纪20年代，那里曾是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斯诺发现它喧闹忙碌而又繁华，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但广州也是最腐败的城市之一。城市的主要公共设施和税收都由私人机构承包，人们对行贿受贿、牟取暴利、压榨纳税人和勒索企业的行为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然。斯诺吃惊地获悉，广州市前市长孙科也是个腐败透顶的人。在南京时，孙科曾经庇护过斯诺，埃德喜欢并且尊敬他。在广州没有任何选举，对政治犯或其他犯人的指控，也不须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斯诺本人对年轻女犯的悲惨处境感到尤为震惊，尽管她们不情愿也很不高兴，但也不得不和年龄比她们大得多的男人结婚，成为他们的妻妾，并受到人们的指责，说她们和年轻的情人私通。因此，尽管广州由中国人统治，并处于它最繁荣的时期，但那里的情况根本不符合孙中山的民主思想，而孙中山的国民党继任人曾宣布民主是他们的目标。斯诺参观了孙中山的故居和祠堂，它们位于葡萄牙人统治下的澳门。澳门是“穷人的蒙特卡洛”。斯诺在那里沉思，如果孙中山能够活到现在，“他肯定早就和现在的政府公开决裂了”。⑦ 　　到达印度支那后，斯诺注意到，法国人正在实施他们所宣布的“传播文明的使命”。他回忆道，“当我们的船抵达海防时，法国的海关官员正在用鞭子抽打当地人。那些当地人像被鞭打的狗一样偷偷溜走，但却没有以哭泣和言语来表示抗议。”他感到多数越南人“看上去都很可怜”，而法国商人却都长得很肥胖，“他们的太太有时更肥胖”。至于为什么在殖民地的法国男人都变得“腰围很粗”，他指出，“显而易见，那是因为他们吃得太多，只有和女人寻欢作乐还能消耗些能量，他们整天大吃大喝，吃饭时要上10道菜，并且毫无节制地喝酒。”人们告诫他，乘人力车时，每次付费不要超过10分钱，斯诺就此指出，“对于只值10分钱的威士忌苏打水，饭店索价1.4美元，而人们并不以为太高，但他们在给人力车夫付钱时，却非常谨慎小心，决不多付一分，还为此警告其他人。这到底是为什么?”法国人对当地人施行肉体虐待的情况看来很普遍，无论是饭店经理对雇员，还是火车上的列车员对乘客，都是如此。“后来我得出结论，”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评论道，“秩序和制度战胜了人性，因为人性贬低殖民思想；很少有人能够抵制这种秩序和制度。”⑧ 　　斯诺访问了现在属于越南北方的地方，那里正在爆发反法起义，但它遭到了失败，当地军队发动了兵变，农民举行了分散的暴动，学生也参加了战斗，起义最后遭到了大规模的报复和屠杀。斯诺的报道“很粗略”，它没有经过信件检查员，偷偷送到了香港，它很可能是美国对这次起义所得到的惟一的新闻报道。斯诺认为，越南人不得不等待以后更有利的机会，例如下一次世界大战。这使他比别人更早就意识到，在法国领地内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缅甸和印度的情况将对此提供进一步的例证。但是更为紧迫的是，斯诺在云南的探险此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出现了许多有趣的题材。他决定穿过渺无人迹的地区，经“秘密”通道从中国进入上缅甸，这条路后来变得非常有名，它就是战时修建的缅甸路。⑨ 　　云南与中国其他地方既没有铁路相连，也没有可走汽车的公路，进入云南最可行的方式，是经法国人修建的从越南海防至云南首府昆明的铁路。这段铁路旅行需要3天才能到达昆明，沿途要穿过大约200个隧道，它位于海拔6400英尺的云南高原上，地势很高。正如斯诺在《今日世界》中详细描述的，这条铁路无利可图，它左右摇摆，上下起伏，上行时线路陡峭，令人“对自然的造化感到毛骨悚然”。缅甸位于西南400英里的地方，只有靠步行或者骑骡子和马，走小路，翻越高山才能到达。由于要经过土匪出没和部族居住的地区，这种探险旅行需要有良好的组织，可靠的物资供应，配备了警卫的旅队和有能力有经验的领导人。斯诺很快就意识到要独立从事这种探险，他既缺乏有关的专业知识，也不具备必要的财力。⑩ 　　云南具有极为秀美壮丽的自然景色，但也极端贫困。武装土匪头子和部落首领在那里为所欲为，他们广泛种植和销售鸦片，控制该省财政和赚钱的锡矿开采，从而大发横财。有个盐务督察说话生动有趣，直言不讳，他向斯诺解释说，在云南，“土匪和官吏惟一的区别在于，官吏是成功的土匪”。至于国民党领导下的新的政治制度，“那不过是旧军阀打出的新旗帜”。极度贫困使农民们变得麻木冷漠，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甚至儿子卖掉，去当奴隶劳工，仅在昆明一地就有约两万名这样的童工。他们在家庭、工厂和商店里干活；男孩们在锡矿劳动，条件简陋原始，极端恶劣，并受到最为野蛮而惨无人道的对待。(11) 　　从某种程度上说，斯诺很幸运,因为他遇到了约瑟夫·弗朗西斯·罗克博士。罗克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和探险家，他发现云南是一个植物宝库，那里生长的数百种植物，其他地方还闻所未闻。罗克得到《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农业部和各种不同科学组织的支持和赞助，组织了一次新的探险旅行，他邀请斯诺参加此行，前往云南西部的大理。罗克出生于奥地利，后来入了美国籍，他已经50岁，是个非常自负、愤世嫉俗的人，他蔑视“拯救灵魂”的传教士，看不起中国人的官场作风。他喜怒无常，情绪波动很大，有时表现得风度翩翩，富有魅力，很有教养，讨人喜欢，有时却又显得刻薄粗鲁，没有礼貌，惹人讨厌。斯诺和他的关系充满了暴风雨，有很多难以预测的因素。他让斯诺等了一个多月，直到1931年1月底，才最终决定进行这次旅行。有时他会取消对斯诺的邀请，然后又再次劝说斯诺参加他们的探险。所有这一切对斯诺都是折磨人的考验，他担心，在昆明长期等待罗克作出决定，有可能影响他与报联社所做的安排。斯诺在私下评论罗克，认为他“不是奇特的天才，就是个白痴”。斯诺感到，自己受制于罗克的每次心血来潮，对于像斯诺这种性格的人来说，这使他感到特别烦恼。“我对自己的行动依赖于其他人态度的变化非常反感；这种情况对我决不会再次发生了，”他痛苦地写道，“无论如何，我必须摆脱这种生活状况。”(12) 　　罗克表现得像个外国君主，旅行时带着大批随员扈从，包括配备着良好武器装备的保卫人员、厨师和其他管理家务的人，以及骡夫，有时还跟着轿夫。他的旅队有60匹骡子和马所带的物品足够“在野外生活1年”，他还带着科学仪器和全套的医疗用品。晚上宿营后，他们时常要享用丰盛的晚餐，旅行餐桌上铺着亚麻桌布，使用瓷器和银制的餐具。罗克晚上常常在庙宇里过夜，但先要经过随员的彻底擦洗。沿途的地方官为他提供士兵，罗克付给他们的酬劳十分优厚。他携带了1万银元；当他们即将抵达旅行终点时，罗克曾怀疑斯诺企图偷他的钱，但很快又收回了他的怀疑。这是埃德所遇到的最后一次不愉快事件。“从这一刻起，我知道再也不能把他看做真诚友好的朋友了，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明天就是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最后一天。”然而，罗克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的同情，一路上，他常常把他的药给有病的村民们用。(13) 　　经过3个星期旅行后，斯诺随罗克到达大理，然后他转向南面的缅甸。斯诺组织了自己的小旅队，有骡子、矮马、厨师，还有两个骡夫。斯诺和一个较大的商队相伴而行，经过两个多星期的旅行，他们的旅队到达上缅甸边境地区的八莫，沿途的自然风光甚至更为秀丽雄奇，壮美迷人。斯诺是极少数“步行”从中国到缅甸的西方人之一。大约10年后，他乘坐军用飞机走这条路，仅用了两小时。40天的云南之旅充分满足了斯诺的愿望，使他尝试了新奇的“旅行探险”。或许他特别感兴趣的，正是居住在中缅边境地区的高山、河谷、平原和森林中各种不同的少数民族及其丰富多采的文化。克钦人居住在中缅边界，是个好斗的民族，在克钦地区，斯诺曾遭遇了恐怖电影一样的可怕经历，在最后时刻才被人解救。他走在旅队的前面，冒险进入了丛林地区，突然撞见了一伙克钦人，他们手里拿着刀剑，显然想干掉他。他用左轮手枪“示威似的”放了几枪，不让他们挨近，直到他那伙的两名土兵听到枪声赶来，他才逃了一条命。(14) 　　尽管不那么刺激，但却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里的自然环境，它美丽得让人陶醉，而且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我感到心旷神怡，心情愉快；我现在明白罗克为什么喜欢这里了。”斯诺在旅行的最初阶段说，“今天，当我登上山顶时，蔚蓝色的天空像无尽的丝带般伸展在波澜起伏的地平线上，那里是层峦叠嶂、与天相连的群山，有些山峰覆盖着白色的积雪，感谢上帝让我到这里来旅行，如同我所向往和计划的那样。”对于埃德来说，这次旅行不但是他3年国外生活中最辉煌的时刻，而且证明他的决定很正确，他在国外度过的这3年是值得的。尽管手头的现金很少，但是“作为纽约工作最出色的广告人，我决不会错过我所碰上的任何机会”!他感到异常兴奋和激动。“3年来，我生活得很好，我了解了许多城市，去过了许多陌生的地方，见识了许多陌生的面孔，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很少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还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奇异事情，有过甜蜜的奇遇。我常常感到心灵在颤抖。”(15) 　　但是，这次旅行中也有着更为黑暗可怕的经历，给斯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包括他患的疟疾经常发作。在那里，斯诺整天接触的是中国落后地区的生活，远离了条约口岸优雅舒适的环境，使他对那里的居民产生了既同情又轻蔑的矛盾心理。那里的小客栈肮脏简陋，老鼠成群；麻疯和梅毒一类疾病肆虐；抽鸦片的恶习广为流行；人们普遍贫穷、懒惰、麻木、冷漠。这一切使斯诺感到既惊骇又极端厌恶。而最重要的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不符合他那西方人的思想，即为了改变难以忍受的环境或条件，人们应该采取行动，积极自助。“我认为，这里的人一定在根本上出了毛病，他们竟然能够一年又一年地生活在如此肮脏贫困的环境中，”斯诺在一家很有代表性的客栈中住了一夜后指出，“我看猪圈也比某些人抽鸦片和睡觉的破屋子更干净。”他对那些人很生气，“他们住在肮脏而又令人难受的地方饮酒作乐。”美国朗乞丐都绝不会“睡在那种泥泞的垃圾堆里，那里的人竟然把这称做他们的家”。他认为他们“太懒惰了”，不愿意努力改善这种状况。他最后以一段讽刺性的评论对此做了总结，“如果有人以为，得不到近代科学和近代发明的帮助，人们就会失去生存能力，那么请他到云南来看一看。”斯诺以后还将认识新型的年轻中国人，在他们身上，他将发现他迄今在云南和中国其他地方遇到的中国人身上所缺少的品质。此时，斯诺遣散了他的旅队，继续体验他在缅甸的极为不同的生活经历，他概括了最近的探险：“一次漫长的、有趣的、折磨人的、难以忘怀的旅行。”(16) 　　在离开云南前，斯诺得知了霍华德结婚的消息；“原来还有你啊，霍华德!”他回信给他的哥哥说。“现在，我所有的朋友，以及我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因新成员的加入而联系得更加紧密了。”3个月后，埃德从仰光给他的新嫂子多萝西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尖锐，极为坦率，也很生动有趣，他强调，霍华德在他的生活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不认为家庭联系是有约束力的，但与霍华德的关系是惟一的例外，无论他是否结婚。“事实上，我不会很快再给你写信，因为你成为斯诺夫人一事，使我感到很不愉快。”这决不是对多萝西的个人怨恨，只是因为，她的出现“打乱了我的正常计划。……我突然感到很沮丧，有很长时间我都感到自己变得很老，比我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以前，他总把霍华德看作“可靠的支柱，他对我的生活一直有着直接影响，尽管程度不同”。他曾希望将来在纽约能够“与霍华德生活在一起”。他们将会“认识一些姑娘”，但“那仅仅是寻欢作乐，决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埃德也以他最迷人的风格，以恰当而高雅的言辞表达了他的感情。“夫人，我理解我的哥哥为什么会拜倒在你的面前。”在缅甸，埃德也有一些不受约束的机会享受销魂时光。(17) 　　八莫位于上缅甸，在伊洛瓦底江边，斯诺在那里度过于一段愉快的时光，他结识了一个年轻可爱的缅甸姑娘，名叫玛拉米。他们的相识，是通过当地一个爱给缅甸姑娘拍裸体照的英国人的介绍。斯诺在八莫只停留了几天，多数时间玛拉米都相伴在旁，照料埃德严重发炎的膝盖，那是在旅途中被旅队里的骡子踢的。“她的皮肤泛着古铜色的光泽，她温柔、体贴、活泼、可爱，因为她的身上有着某种奇妙而神秘的力量。”斯诺在日记中狂热地赞美着。尽管她愿意陪他去仰光，但埃德感到，还是小心谨慎些为好，不要冒吵架的风险，不要和伊洛瓦底江轮船上的那些英国官员和乘客进行“可怕的争吵”。“当玛拉米走上跳板亲吻我时，他们的鼻子仿佛都气歪了。”(18) 　　斯诺在仰光停留了1个多月，他在那里又认识了一个缅甸姑娘，斯诺对她的描述所使用的措辞很有诱惑力。例如“娇柔而俊俏”的姑娘，“清雅秀丽”的相貌，“有着丝一般光泽的黑发”，等等。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斯诺综合他在缅甸的几次艳遇，创造了一个名叫巴塔拉的护士形象，她天真纯朴，但同样很有魅力。在这个故事中，巴塔拉不但在八莫照料他的膝盖炎症和发热等疾病，而且在仰光继续从事这些工作。“‘从永恒的寂静中’，能够得到一两个小时，让巴塔拉和我共同度过，那就足够了。”斯诺深情地缅怀往事。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斯诺通常总是热情地赞美缅甸女人。他觉得她们属于“世界上最迷人最解放的姑娘”，她们具有“上流社会的优雅风度和自由精神，当时，无论在中国、印度还是在亚洲的其他地方，我都没有看到具有这种风度和精神的女人”。(19) 　　斯诺延长了他在缅甸的停留时间，主要是为了报道缅甸无地农民发动的起义，报道他们的领袖萨亚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萨亚桑也被杀死。这次起义所遭到的镇压，比汤金的反法起义所遇到的更加血腥和残暴,该起义表达了广大缅甸农民的不满，因为他们的稻田大部分都被那里的印度金融阶层切特雅斯买走了。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下缅甸近半数的稻田都为印度地主所购买，或者抵押给他们。仰光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求脱离印度，并渴望从英国那里获得完全的独立。正如在印度支那一样，斯诺在美国发表了惟一一份详细的报道。(20) 　　住在上海的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显得傲慢和高人一等，斯诺对此早就十分反感和厌恶，在缅甸和印度的经历，更强化了他的这种意识。在那里，英国人对美国人表现出恩赐态度，这激怒了斯诺，这种感情，几乎就像“当地人”对种族主义所感受到的伤害一样强烈。在仰光，凡是剧院的演出，总是以演奏英国国歌作为演出的正式结束。“如果在例行的结束曲奏完之前，英国人看到有白种人走出剧院，他们肯定极为恼怒；正因为如此，我特别喜欢这样做。”斯诺刻薄地写道。从一开始，斯诺便充分肯定肤色问题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有助于唤醒亚洲知识分子和亚洲中上层人士的民族主义感情，使他们强烈憎恨并反对白人殖民统治者。(21) 　　4月份，斯诺抵达加尔各答，此时他对印度已经产生了很深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喜欢那些商业头脑精明的印度人，他们在缅甸表现得十分卑劣，抢走了缅甸人的生计。斯诺认为，由于缅甸人在生活中缺乏竞争，过得闲适自在，他们成为印度人“很容易到手的牺牲品”。印度人有可能逐渐把缅甸人纳入他们那种“不道德、不文明的种性制度”，使他们“成为奴隶，就像印度人拥有的妇女那样”。与此同时，斯诺正在受到的自我政治教育也从印度之行中获益匪浅。(22) 　　斯诺在印度逗留了4个月，在此期间，他在印度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他的足迹遍及广阔的南亚次大陆的各个不同地区。他会晤了甘地，但时间不长，他还与印度国大党总书记尼赫鲁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斯诺到达印度时，那里刚刚发生了甘地领导的著名的向海边的食盐进军，它无视英国殖民政府对食盐生产和销售的垄断和征税。食盐进军点燃了全国性的非暴力国民不合作运动，人们共同抵制英国的商品。这些斗争都是为了争取印度独立，它由国大党所领导。就在斯诺抵达印度前不久，甘地与英国总督达成了协议，宣布终止这一行动。该协议要求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进行正式谈判，以确定印度的新地位。这在尼赫鲁等更年轻的国大党领导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对谈判结果十分沮丧和不满，他们感到，为了实现完全独立的目标，圣雄甘地放弃了太多的东西，而得到的收获却太少。斯诺也认为，就在“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候”，甘地却向总督“投降”了。(23) 　　尽管甘地所采取的行动与他的政治判断有关，但斯诺之所以作出上述评论，主要在于他并不赞成印度领导人的行动方式和他们的信仰。他不喜欢甘地提出的非暴力哲学，认为它太“消极”；他不赞成为了医治印度社会的弊病和不公正现象，而实行以宗教为基础的伦理道德戒律。他也不同意圣雄甘地所提倡的以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纺织为基础的农村工业，认为那是一种“倒退”，是公开宣扬禁欲主义和贫穷落后，他感到，所有这些都是印度文化的象征：纺轮、腰带、简单的饮食、轮回的生命周期。甘地在37岁时所发的禁欲誓言，对年轻的斯诺也毫无吸引力，在经历了缅甸的田园牧歌之后，或许这一点尤其使他反感。总之，斯诺认为，甘地是“我在东方所遇到的最神秘的人物”，他“看上去像个滑稽的小丑，用机智的话语摆布着人民，使他们如痴如狂”。然而，斯诺也看出，甘地“品格高尚、为人正派、处事公正，他的身上具有与生俱来的神奇力量，对人们具有很大的影响，必然因此而受到崇拜”。实际上，斯诺的个人价值观与圣雄甘地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埃德认为他自己的思想有着“科学理性”的基础。“在我看来，据以判断人们品行的标准，就是真理、诚实、奉献和仁慈。”1931年6月，埃德从印度给他父亲写信说。这些看法，与甘地所提出的真理、爱、兄弟情谊和“灵魂力量”的思想相比，难道有很明显的区别吗?(24) 　　1948年1月，在甘地被暗杀之前不久，斯诺在新德里最后一次与他会晤，并发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思想联系。斯诺对随后发生的悲剧深感震惊，他出席了甘地的火葬和葬礼仪式，更进一步表现出他的真挚感情。斯诺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念文章，威廉·L·夏勒称之为“美国新闻界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斯诺指出，甘地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真理和革命的特点：在一个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世界上宣扬非暴力；主张社会与经济公正；主张宗教宽容；主张做一个纯粹的有道德的人；坚持正确的手段才能导致良好的结果，认为这是他的基本原则。“多年来，我一直不赞成他的观点，”斯诺写道，“然而，即使在这阴郁悲伤的气氛中，他的睿智和悲悯最终仍然在他去世前照亮了我的心灵，在最后一次拜访他时，我从他的身上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我感到他是个巨人。”(25) 　　10年后，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对甘地进行了更热情的赞美。当他总结该书的主题时，他提到了甘地所说的“兄弟情谊的存在及其启示”一语，认为它是使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思想指南。然而，斯诺的思想“转变”很不彻底，没有体现在他的所有思想中。例如，他从来没有放弃主张武装革命斗争的思想，认为那是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最重要手段。在《复始之旅》一书中，他在叙述甘地火葬仪式的情景时，巧妙地“避开了”有关暴力问题的论点。为了防止大群人压在葬礼的柴堆上，需要警察以武力加以制止。“因此，我看到甘地在一个与他的思想相矛盾的状况中离去，离开了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这个自相矛盾的世界。”斯诺评论道，他很了解道家关于生命的那种“方生方死，相反相成的思想，了解它那游戏人生的态度”。(26) 　　尼赫鲁是个年轻、英俊、文雅、有礼貌的知识分子，曾在牛津大学受教育，当斯诺在1931年见到他时，立刻就被他迷住了，此后也一直喜欢他。尼赫鲁具有民主观念和现代思想(“西方思想”)。他认为，要解决印度的问题，并有利于印度未来的发展，应该采用社会主义方式，这种主张在埃德心中引起了共鸣。印度其他领导人普遍笃信宗教，尼赫鲁则不同，令人耳目一新，他还主张彻底改革种姓制度占支配地位的印度社会。斯诺当时还第一次会见了“活生生的”共产党人，第一次阅读了若干基本的马列主义教科书。他已经注意到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活动，注意到帝国主义的存在有利于外国的商业利益，并把这种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宗主国的国民在殖民地享有特权，有利可图，而本土的广大人民群众却忍受剥削，处于赤贫的生活状况。本地资本家和地主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善，而且常常更糟，远不如英帝国在那里的同行。在加尔各答，斯诺注意到，“9／10的人居住在破烂肮脏的地方，大多数人食不果腹；只有1／10的人生活舒适，甚至很奢侈。”(27) 　　根据列宁的理论，亚洲不但需要民族革命，而且需要社会革命或阶级革命，斯诺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在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所看到的情况，似乎证明列宁的理论是合理的。在孟买，斯诺参观了纺织工人的住房，这些房屋属于工厂。每栋宿舍有60个房间，拥挤地住着大约500名工人。户外只有一个水龙头，为所有这500人提供饮用水。正如斯诺在日记中所描述的： 　　两排房屋的间隔只有大约5英尺，过道中间是一条没有盖的下水道，每栋宿舍有上下两层，各有30个房间。各个房间里的小便、垃圾和其他脏东西都通过这条下水道排走。瘦小的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水沟中跳上跳下，污水溅在身上，并随着他们的小脚带到他们所居住的那些黑暗、肮脏、没有窗户的破屋子里，在下大雨的日子里和晚上，他们只能住在这样的地方。 　　而与此同时，在豪华的泰姬·玛哈尔饭店里，斯诺补充道，“工厂的主人，那些外国和印度的压迫者们”，正在醉生梦死，饮酒狂欢，他们斜靠在白色法兰绒沙发上，“浅薄地评论着巴赫和勃拉姆斯”。而与这种情况极不协调的是，斯诺此时也住在泰姬·玛哈尔饭店里。(28) 　　斯诺逗留印度期间，那里发生了对共产党人的审判，它得到了广泛的报道，斯诺也由此对马克思的思想有了日益深入的了解。此案涉及到31名印度和英国的被告，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利用漫长的诉讼，从各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印度的新闻界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当你从头阅读审判开始以来的报纸卷宗时，”斯诺写道，“它对你是个教育，使你得以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了解列宁及其朋友和继承人对这一理论的革命性运用。”他对此又加以补充，“在密拉特审判中已经出现了某些最尖锐犀利的批判，它的矛头直指英国在印度的统治。”(29) 　　斯诺抨击了印度传统上对妇女的歧视和贬低，他指出，在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受过良好教育、有政治意识的妇女是强大的女权主义力量，她们将在运动中发挥突出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这种妇女斗争，不仅是为了争取妇女在家庭中的解放，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印度的民族解放。在孟买，有个叫苏哈西妮的年轻的共产党活动家陪着斯诺。苏哈西妮出身名门，即有名的恰托帕迪雅亚家族。斯诺称她不但是“我所遇到的最漂亮的印度姑娘”，而且是“积极从事妇女运动的革命者”。埃德后来和她的姐姐萨罗吉尼·纳伊杜也很熟悉，她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国大党的政治领导人。她们还有两个姐妹，一位是了不起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一位是剧作家和著名的印度艺术权威。她们的哥哥维伦德拉什(恰托)是个重要的印度革命民族主义者，他在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很活跃。20世纪20年代，他曾与史沫特莱在柏林同居，但是他们的关系中有很多纠纷和矛盾。有趣的是，当斯诺于1943年在俄罗斯采访战争新闻时，正是他得到了确切消息，证实恰托已死，他是在1941年或者1942年，由于斯大林的命令，在俄罗斯被处死。(30) 　　在斯诺所见到的人中，苏哈西妮第一个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她担任埃德参观孟买工人宿舍的向导。她试图劝说斯诺皈依共产主义，但是斯诺不能接受那种教条式的绝对信仰，尤其是因为共产主义在莫斯科也有着自己的神。尽管如此，如同斯诺后来所记载的，苏哈西妮和其他人“的确使我认识到，正如在中国一样，印度也有两种革命，即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不是一种。妇女同男人进行斗争，争取自己的生存和权力”。因此，尽管斯诺极为崇拜尼赫鲁，但是，斯诺认为尼赫鲁“在骨子里是个贵族；私下里，他对权力突然被夺走的前景也深感震惊，害怕印度的农民和工人把权力从现有的统治者手中夺去，并由他们掌管”。埃德对米尔德里德也吐露了他对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的疑虑和担心。指出，他们“不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他们并没有为农民制定任何纲领”。(31) 　　无疑，斯诺在1930年至1931年的旅行，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在旅途中所遇到的种种事件，使他得以用更理性的方式观察世界，并获得新的政治认识，这种认识为他写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准备了思想条件。斯诺在25年后说，“我在那一年的全部经历，对我一生的工作和生活都将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他的信心也随之增强，精神也得到了磨练，在这种情况下，他启程返回上海，途中在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稍作停留。在上海，斯诺将逐步了解中国的左翼人士，并最终了解亚洲革命更深入的发展阶段，他现在认为这一革命既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32)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