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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再到上海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斯诺逗留印度期间，由于西姆拉的严寒，他的慢性鼻窦炎和感冒再次剧烈发作，西姆拉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地势很高。他从炎热的平原地区来到那里，还穿着夏天的短裤。疾病使得他情绪低落，思乡之情再度爆发。然而，他从西姆拉写信给米尔德里德说，“我的心理很矛盾，不能确定究竟是思念中国,还是怀恋美国。我强烈倾向于认为是中国。”同样，他留在上海的决定尽管很实际，但也使他感到痛苦。“我常常突然发狂，想大声喊叫，否认这种长期分离的必要性。”他在离开孟买，前往中国之前写信向他爸爸吐露。但是这种分离的确是必要的。这一年的旅行，使他在“经济上和事业上都有很大的损失”；在上海，至少生活费不高，他可以撰写他头脑中一直酝酿的东西。查利·汤曾提出，让斯诺回美国，住在他曼哈顿的公寓和夏季别墅里，好好享受一下舒适的生活。斯诺艰难地谢绝了这个诱人的提议。埃德从上海写信给汤说，他不能让自己“滥用”这种好意；他迫切感到需要立即找一份工作，很可能是某种推销广告之类的“无聊事情”。此外，随着时光的流逝，埃德强烈地感到，他离他的目标还很遥远，他说，他此时还不能回家，因为“我远远没有达到我在离开美国时所确立的目标”。另外，他还深深地意识到，对他来说，美国的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如果不是为了家庭和其他一两个人，他告诉詹姆斯·埃德加，“近两三年不回美国的想法不会使我感到不安。”他不想再回到旧的生活中去。“我变得不再适合于那种生活，或者说那种生活不再适合于我。”① 　　1931年仲夏，斯诺回到上海，他对上海似乎有着又爱又恨的感情。刚一回到上海，他就由于疟疾发作而躺倒了，这使他的身体更加衰弱。在养病期间，他见到了海伦·福斯特，她那天刚刚从美国抵达上海。海伦·福斯特时年23岁，正值豆蔻年华，具有非凡的魅力，活泼而又乐观，是个生气勃勃的美国姑娘。她也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夹着斯诺文章的剪报，她使埃德精神振奋，心情愉快，病也好了一半。她雄心勃勃，头脑敏捷，言辞犀利，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尽管她出生于犹他州，但她坚持认为自己的根是英国威尔士人，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她把自己的道德信条概括为：上帝、进取心和勤奋工作。他们两人在性格和气质上的确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埃德总是喜欢接近意志坚强、聪明、漂亮的女人。“有趣的人有许多种，”他在早些时候写给霍华德的信中说，“其中某些人在臀部有着柔和的曲线。”今后10年，佩格(海伦·福斯特在那些年所用的昵称)在中国将起到引人瞩目的作用，她凭借自己的才干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她对埃德的生活和工作也将产生极大的影响。② 　　1931年秋天，埃德开始重新担任报联社的兼职记者，每个月的酬金为80美元。尽管这使他有时间为其他出版物自由撰写稿件，但斯诺仍然感到很生气，报联社利用他干这项工作，却只给他付最低的酬金，表现得很吝啬。美国国内的报纸一般不看重亚洲的新闻。斯诺认为，应该切实重视上海的工作，它是极其重要的，那年9月日本侵略东北一事便说明了这一论点。“一切证据都显示，不久就要发生极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并将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在10月写给埃普斯的信中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金钱问题。如果他从事其他工作，例如担任驻上海的广告代理人，尽管他对此毫无兴趣，但他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但那不是使我留在这里的原因，也不是我想从事的事业。”然而，埃普斯告诉他，在美国国内，新闻界经济拮据，行动受到严重的束缚，难以提供更大的资金投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诺曾担心回到国内会面对大萧条的凄惨前景，不料他在中国也感受到了它的影响。③ 　　当时，中国的局势日趋紧张，斯诺的责任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他作为目击者，报道了1932年初上海的战斗情况时，埃普斯的确表现得更加慷慨了一些，他提供了更多的报酬和经费。斯诺这时还接替了鲍威尔放弃的职位，担任了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尽管斯诺的采访活动只靠他一个人，力量有限，但他有关上海战事的报道却赢得了很高的评价。《纽约太阳报》主编告诉埃普斯，说“他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单独工作的记者能把活儿干得这么漂亮，而且他与美国国内总部之间的联系又是如此之少”。《每日先驱报》的国际版编辑也写信给鲍威尔，称“这里对埃德在上海事件时发来的电传极为满意”。④ 　　1931年9月初，斯诺随报界同行们一起，溯长江而上，视察由洪水泛滥所造成的人间浩劫，这次洪水泛滥波及长江下游900英里长的地带。它是20世纪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造成了大约20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斯诺就这次大水灾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它使人想到他在1929年就西北大饥荒所写的文章。此外，从这两篇报道的比较中，人们也能充分看出斯诺在这一期间所达到的思想认识。1929年，斯诺在撰写有关饥馑受害者的文章时．是通过富有同情心的外国观察者的眼睛来看待那一事件。而在有关长江水灾的描述中，斯诺则使自己以个体农民角度，表现了农民的全部痛苦、挣扎、绝望及内心的愤怒，对他来说，洪水只是“很长时间以来一连串灾难与不幸的顶点”。斯诺描述了这些“灾难”：敲诈勒索的税吏，抢掠成性的士兵和凶恶残忍、甚至比土匪还坏的军阀。粮食产区已经一贫如洗，斯诺继续写道，只有地主和放高利贷者手里还有些银元，由于恐惧“共产主义狂热的新口号，害怕它的直接威胁和长远影响”，他们浑身颤抖着藏起了银钱。1929年时，斯诺实际上对中国政府没有进行任何批评。而在1931年，他尖锐地抨击“军阀政权对人民的疾苦冷漠无情，暴虐专横地压迫人民，不但不能胜任政府的职责，反而对之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其恶劣在当今的世界上已经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我看到了如此多的悲伤和苦难，”斯诺最后说，“以至于它已融入我的血液之中。”中国的农民“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比他们迄今从自然界和人们那里所得到的都要好”。⑤ 　　斯诺从洪灾地区刚刚回到上海，就听说了有关沈阳事件的新闻。9月18日，在东北的首府沈阳，日本政府拥有的南满铁路发生了一次小型爆炸，掀翻了那里的铁轨。这次人为的事件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借口，以此为导火索，已做好充分准备的日本关东军从铁路沿线出发，迅速接管了南满。到1931年年底前，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整个南满，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中国人更坚决的抵抗。这些事件宣告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此后，日本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全面征服中国，最终导致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九·一八事变”使20世纪20年代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国际秩序结构崩溃了，这一秩序的象征是国际联盟及其一系列条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曾宣布放弃战争，《九国公约》也曾宣布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11月初，斯诺随同一个新闻代表团前往东北，此时，日本的占领已是既成事实。记者们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满，直到那时为止，北满一直被看作俄国的势力范围，记者们到达那里时，还可以看到最近一次战斗对当地造成的直接危害。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证实当地中国军队在一位勇敢将军的率领下的确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面对着必然的失败，这些人视死如归，他们的战斗“是我在中国所见到的最英勇壮烈的行为”，埃德在写给霍华德的信中说。在沈阳，斯诺采访了日军司令官本庄将军，采访了中国的傀儡总督。后者是个古典文学的学者，在日本人的逼迫下，就任了总督一职。他向斯诺承认，日本人“声称由我们负责的那些行动和政策，我们是在最后才知道”。第二年3月，日本人以同样的方式，逼迫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溥仪担任了日本建立的满洲国首脑。⑥ 　　12月初，斯诺又回到上海，他闷闷不乐，心情沮丧，他鄙视少帅张学良和蒋介石总司令，因为他们对日本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此时，张学良和大多数东北军驻扎在北京，蒋介石则在南京。由于斯诺在北满的严寒气候中患了严重的感冒，他的鼻窦炎再次发作，使他的情绪更加恶劣；疾病迫使他缩短了旅程。在上海，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接着，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他住在家里养病，身体逐渐康复。他告诉爸爸，鼻窦炎“是我所知道的最可恶最令人痛苦的事情”。埃德告诉詹姆斯·埃德加，患病期间，惟一使他高兴的事情，是有个“迷人的同胞”佩格·福斯特在注意他。这是他第一次对家里人提到佩格。他称她是个“可爱的女孩”，而她只比埃德小两岁!他们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她很想成为亚洲的女皇，于是穿上旱冰鞋来到亚洲。她是个狂热而莽撞的姑娘，但总是乐观快活，兴致勃勃，而且她非常聪明。”在去中国前，她读遍了他所写的东西，而且她“确实十分出色，妙不可言，因为她向我引用的东西，出自我自己的‘著作’”。⑦ 　　与此同时，斯诺写信给埃普斯说，“在中国发生令人兴奋激动事件的这些日子里”，由于疾病而不能工作使他很苦恼。但是他现在已经康复了，如果情况需要，他准备再次前往北方。然而，正如以后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当日本人两星期后对中国上海发动进攻时，斯诺正在现场，对于一个新闻记者，他在正确的时间处在正确的地方。⑧ 　　斯诺对满洲事件的结果很失望，这种情绪也是由于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徒劳无益。“我认为，”他把他的看法告诉霍华德，“在西方，仍有很多人相信祈祷的力量，相信《凯洛格公约》、《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能够宣布战争为非法，并取缔战争。所有这些努力显然都失败了。”他对华盛顿在1932年1月所宣布的“不承认主义”同样持有这种偏见。认为它“滑稽可笑”。对那些被赶走的东北土皇帝，斯诺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同情。他告诉霍华德，他毫不怀疑满洲的居民在东京的统治下会生活得更好。但是人们仍然要面临“道德的难题”：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占领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接管它的财产，取代它的政府，仅仅是因为后者毫无希望和不称职?”斯诺是个坚定的反帝分子，他在亚洲殖民地的旅行更强化了这种立场，他知道，在外国征服者，特别是像日本军人那样蛮横无理、狂妄自大、野蛮残忍的人统治下，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真正“生活得更好”。他感到，中国人民的未来的确是暗淡无光，无论是在日本征服者的统治下，还是在中国暴君的统治下。⑨ 　　1932年，斯诺在给父亲写的新年信件中，涉及了广泛的问题，从中国的共产主义到美国的资本主义，以及许多与此有关的问题。他对世界状况进行了直率而透彻的剖析，主要目标针对着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中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欧洲和亚洲的法西斯主义，他认为，所以这一切都反映了正在崩溃瓦解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国在进入新的一年时，“处境比以前更加悲惨”。蒋介石的“独裁注定要灭亡”，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摇摇欲坠，但是暂时取代了“辞职的”总司令职务的新领导人也没有提供更好的东西。不管谁在台上，中国都是由“军阀”所控制。“可怜的中国，它的悲剧简直看不到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杰出人物，“具有领导和管理国家的真正天赋和才能”。这种想法反映了埃德较早时所祈盼的“伟大的救世主”思想，尽管它带有更多的局限性。现在，中国的共产主义比以往更加强大，它是“反映人民情绪的晴雨表，准确地反映了人民对政府近3年来执政业绩的失望、厌恶和不满”，斯诺继续分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充满活力，精力过人，热情洋溢”，很快就能带领共产党取得重大的胜利，并阻挡国民党的某些“激烈变革”。世界正在进入黑暗时代。日本占领满洲一事“彻底粉碎了世界和平的希望，未来许多年内世界将不再有和平”。自由主义的势力日趋衰微。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实行的对外政策是“反动的和倒退的”，它们对附属国人民采取了更强硬的行动方针和更顽固的做法。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分子正在得势。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本来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它所起到的领导作用并不比中国更大。“平庸之辈”、“优柔寡断”、“软弱无力”、“胆小怯懦”等等，只是斯诺用来形容胡佛政府的一部分贬义词。“啊，真希望白宫中能够出现这样一个人，他有胆有识，头脑清楚，心地正直，他拒绝与弥漫在国家和地方政治活动中的贪污、腐败、舞弊、贿赂的种种丑行妥协。”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和美国已经日薄西山。它在“经济上是不健全的，没有充分的依据；它陈旧过时，落后于我们的时代；它奄奄一息，濒临死亡”。它在欧洲的灭亡“仅仅是时间的问题”。即使在美国，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是国家取得空前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它也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处于衰退之中。早期曾经有过的“自由和相对平等的机会”已经荡然无存。“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加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时期，以应付迅速增长的人口，他们正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美国的危机正在日益临近，其后果将与其他地方都不相同，但我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显然将会出现根本的变革。”詹姆斯·埃德加在收到埃德新年致词的同时，也收到了这样狂热沉重、深奥费解的东西! 　　斯诺对人生和世界的悲观认识影响到他的个人情绪。对于还没有见过面的嫂子多萝西(多蒂)，他尽情地倾诉了他的想法。或许这个年轻的兄弟也想展示出一个老于世故的形象：悲观厌世而又富有经验的国际问题记者。1932年1月，他在写给多萝西的信中说，中国人已经使他感到厌倦，而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很乏味或者令人厌烦。即使特别迷人的姑娘也提不起他的兴趣，然而佩格显然是个例外，斯诺并没有提到她。他说，“在中国的宴会上，当你站在那里，听着歌女高亢的曲调时，你感到了某种悲哀，因为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使你感到激动和震颤。”(11) 　　不久，斯诺的厌倦和无聊就烟消云散，当月晚些时候，东京对上海的行动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对东北的“国耻”，中国人民表现出强烈的抗日情绪，上海成为体现这种情绪的中心。人们采取的行动包括：坚决抵制日货，举行针对日资工厂的工人大罢工。在南京政府的敦促下，上海市长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牒，镇压了抗日运动。但尽管如此，日本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仍然于1月28日夜里发动进攻。他们企图恐吓中国人，并以此为基地，侵占长江下游地区。 　　日本人对上海的进攻后来证明是个严重的失策。中国的十九路军力主抵抗日本侵略，在其勇猛无畏的司令官蔡廷锴的领导下，面对着强大的日本海军、空军和陆军，十九路军和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战斗持续了34天。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这是现代战争的新情况)，中国人的财产和平民的生命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十九路军最后被迫撤退了，但是对日本政府来说，这使它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而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次战争是鼓舞人心的抵抗行为。在签订了停战协定后，日军于5月份撤走。事实上，他们侵占长江地区的计划直到1937年才得以实施；与此同时，他们把精力放在中国北方，企图占领内蒙和华北。蔡廷锴将军成为民族英雄和世界英雄，使蒋总司令很不愉快。蒋介石把蔡廷锴和十九路军的残余部队调往更偏僻的福建省。在许多年内，蔡廷锴仍然是国民党内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并最终在1949年参加了新的共产党政权。(12) 　　在上海战争期间，斯诺来到战区中心，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经历战火的洗礼，他在靠近国际公共租界的基地工作。根据亲眼目睹的情况，他撰写了许多稿件，包括有关第一天战况的独家新闻，电传给美国报纸和《每日先驱报》，在头版刊出，并受到编辑们的嘉奖。埃德头一个提醒闸北区火车北站的站长，告诉他日军即将于28日午夜前发动进攻。因此，该站长有时间挽救价值约1000万元的铁路机车，使之免遭战火的毁坏。斯诺在《远东前线》一书中叙述了这件事，一位中国官员来到现场，向持怀疑态度的站长证实了埃德的故事。多年后，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斯诺为这个故事增加了更多的戏剧性情节和悬念。在新的故事中，前去证实此事的官员不见了。站长必须立即作出转移机车的痛苦的决定，仅仅是根据埃德这种非官方的未经证实的警告。(13) 　　斯诺在有关上海战争的报道中，描述了人员惨重伤亡的情况。他还强调战争对中国人产生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和影响。他在《远东前线》一书中写道，“上海战争的教训激励着所有阶层的人，特别是军队内部和老百姓中间的年轻人，这就是新的精神状态，自立自尊的人格和明确的抵抗决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战争期间，蒋介石把政府迁往更远的内地洛阳，以保证他的安全。在斯诺看来，中国要想获得拯救，显然只能靠他在上海所看到的那种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奋起。后来在北京，他和佩格就亲自参加了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的活动，推动了它的蓬勃发展。(14)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东京政府对中国北方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侵蚀，南京政府则默认了这些行动。在上海战争快要结束时，斯诺写信给埃普斯，谈到了对未来的预测，他认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范围将稳步扩展”，其目的是征服那个国家。斯诺指出，如果认为经济负担和人员伤亡会导致日本失败，那只是幻想。“日本人能够作出巨大的牺牲来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威望。”1933年2月，内蒙以东的热河省遭到日本的入侵，日军只用了10天时间就完全占领了该省的广阔土地。这对少帅张学良是更深的耻辱。当他住在北京的司令部时，他保存下来的东北军余部却在热河失陷时遭到了重创，很多人丧生。张学良辞去了华北司令长官的职务，平静地离开了中国，前往欧洲。(15) 　　日本军队继续扩大战果，他们向南推进，进入河北省，威胁到了平津走廊。到1933年5月，著名的溏沽停战协定在南京签字，在河北省东北部建立了一个中立的非军事化地带。中国实际上放弃了该地区的防务，而日本却在推行控制整个华北的计划，特意在那里扶植“自治”(傀儡)运动。早些时候，1933年3月，东京政府针对国际联盟对其侵略行径的谴责，宣布退出该世界组织。一年后，溥仪登基，成为扩大了的满洲国皇帝。斯诺讽刺地指出，蒋介石取得了“惊人的功绩”，他在中国与日本实际交战期间，一直担任中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但却从未进行积极的指挥，从未采取有效的行动，以保卫中国的领土。埃德尖锐地指出，“当需要军队保卫国土，抗击日本侵略时”，蒋介石却把约40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和空军调到中国中部与红军作战。(16) 　　随着上海战争的结束，斯诺又回到了他在报联社兼职记者的工作，他与《每日先驱报》也建立起新的联系。由于他在东北和上海事件时的工作业绩，他从埃普斯那里得到了额外的500美元报酬，他每月的薪水此时也上升到145美元。斯诺对此很感激，但他对在工作中受到的限制仍然感到很失望，报联社再次强调，一般不得邮寄特写稿件。像以往一样，他总是那样桀骜不驯，他渴望着离开上海，离开上海人。“我的心中有着某种难以理解的冲动”，他在写给嫂子的信中说，“想去旅行、探险、彻底考察一切事物，考察你周围的环境，弄明白你感兴趣的人”，直到这一切都能够得到解释，都能够被预测，“不再是个秘密，不再使你感到有趣”的时候为止。他告诉米尔德里德，在东方生活了4年后，他感到自己变得“老态龙钟”，而且“更顺从生活的束缚和限制”。他感到“烦躁不安，很不愉快，很不满意”。他在上海没有什么真正亲密的朋友，他感到上海是个“可疑的城市”。他认为，这次新的沮丧和消沉，可归因于他最近亲眼看到的种种苦难、悲伤和愚蠢的事情。他的人生态度、对问题的认识和思想方法都发生了动摇。生活似乎变得毫无意义，毫无目标。他断言，各种信仰都“完全违背了它们的初衷，成为诱惑幼稚轻信者的陷阱”；无论如何，他嫉妒那些“不受怀疑烦扰的人”。但是当然，正是这些怀疑和对答案的寻求造就了他。(17) 　　埃德在5月份告诉埃普斯，他想搬到北京去，在那里，他离中国北方即将到来的重要事态发展可以更近些。他还想去长江流域中部旅行，对长江以南红军控制的地区做一番私人考察。斯诺在上海接触了若干左翼人士后，对共产党人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机会，即写作一本很快就可以出版的书，叙述有关东北和上海的战争情况，这使他把其他计划暂时放到了一边。霍华德和多萝西告诉埃德，一家出版社和纽约的一个代理人对他的书很感兴趣，但他必须在秋天以前完成，以便那时出版。该出版社世纪公司后来退出了，但那个纽约的代理人亨里埃特·赫茨继续与埃德联系，更多地了解他的写作生涯。埃德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写完这本书，以满足纽约所规定的8月份的最后期限。无论如何他必须工作，他停止了有关云南旅行一书的写作，在6月份，他向报联社请了40天不带薪的休假。埃普斯告诉他，要是你的钱很紧张，“你就不能挑选自己想休假的时间”。(18) 　　一旦开始写作，埃德就像“着迷”了一样，把他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本书中，展开了“与时间的竞赛”。7月19日，在他27岁生日那一天，他完成了15章，76000个词的初稿。他住的公寓大楼一直进行着修理工作，噪音“震耳欲聋”，上海热浪逼人，闷热潮湿，让人难以忍受，也增加了他的写作难度。高温使他“无精打采，什么也不想干，只想静静地躺着，身体一动不动，大脑也安安静静地休息”。他发誓这将是他在上海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19) 　　斯诺是个严谨的作家，他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核对和不辞辛苦的修正润色，但是他对在那样疯狂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作品很不满意。他预计会被退稿，他不会为此感到“遗憾”。实际上，代理人赫茨又用了近一年时间和百折不挠的努力，才找到了另一家出版社。这时，斯诺的工作甚至更为紧张繁忙，他对原稿进行了修订、增补、校对和扩充，以便使该书能够于1933年10月出版。斯诺认为，这就像撰写一部新书。最后的成果远远超过了最初的努力，他感到那本书“不会损害我的记者名声，如果我具有某种名声的话”。一旦他把书稿交给出版社，他就没有机会作进一步的修改了，也不能对最后的证据加以更正。他感到沮丧和惊愕，因为书中的排印错误和其他影响该书形象的错误太多了，“某些错误甚至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许多书评家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埃德尤其恼火的是，该书的封套上竟然把他误写成合众国际社的记者。书中也没有任何地图和索引。出版商哈里森·史密斯和罗伯特·哈斯的经营规模很小，没有自己的出版和发行机构。史密斯后来并入兰登书屋，兰登书屋也成为埃德的固定出版商。在深受萧条困扰的美国，公众对远东冲突的兴趣不大，而且同类题材的书出了一大批。出版商也没有尽力推销斯诺的书。由于该书定价很高，达3.75美元，因而卖出去的还不到700本；斯诺除了预付的250美元外，没有拿到一分钱。后来，该书的外文版使他得到了略多一些的稿酬。(20) 　　然而，《远东前线》一书是一本重要的，甚至是非凡的著作，它所具有的许多特点都体现在斯诺以后的著作中。它既提供了有关消息的资料和知识背景，也进行了有根据的分析和预测，并对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描述，笔触生动，表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斯诺在这些戏剧性事件中占有显著的位置，他亲眼目睹了“激烈战斗”的情况，他对事件全过程进行了严厉而直率的评论。他痛恨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尖刻地揭示了伪满洲国的傀儡面貌，嘲笑中国军阀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藐视他们那种贪污、腐化、贿赂的行为，钦佩上海保卫者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对所有的人员伤亡表示同情和哀悼。斯诺的写作风格和人格特点仍处在形成的过程之中。他变得过分热衷散文的文体，追求轰动事件，奇异情节和夸张的言辞，在可以用更简约的语言表现的地方，他却偏爱更华丽的辞藻。他使用第一人称的形式写作，这应该使他从容不迫，更有把握，而不能过于急切。“埃德加·斯诺激动人心的冒险活动”，一位书评家讥讽地加以评论。但是，对于斯诺的作品来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观点，无损于他业已形成的那种生气勃勃、语言生动、富有个性、充满仁慈心肠的风格。 　　美国的书评家常常用“引人入胜”、“非常有趣”、“可读性强”、“富有戏剧性”等措辞来形容斯诺的作品，认为他是个特别有才能而又特别聪明的作家。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对斯诺作了一个很长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新型的、现代派的、自由主义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与昔日的条约口岸时期的中国问题专家明显不同。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家和作家林语堂对该书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读起来极为生动有趣，而且它“对中国人民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林语堂写道，它“没有欺骗的谎言，没有沉重的悲哀，没有上海情结，没有资本家的偏见”。但是，上海的《中国论坛》杂志提出了不同意见，该杂志持亲共产党观点，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出版。这种情况很反常，斯诺以后将经常面对来自正统左派的批评，尽管他这次强烈地谴责了反共的国民党政权，十分同情中国共产党人。哈罗德·伊罗生是个年轻的美国人，《中国论坛》的编辑和评论家，他从纽约哥伦比亚学院毕业后，于3年前来到中国，并很快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断绝了关系。伊罗生后来继续对斯诺怀有偏见，但那是从相反的立场，他以前曾是“组织内部的人”，现在摆脱了幻想，并把斯诺看做是天真幼稚、有同情心的“局外人”或者“同路人”。(21) 　　但是在1933年，伊罗生对斯诺的主要抱怨，是他没有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那些事件，表现出典型的“自由主义”倾向。斯诺所提供的，完全是“目击者的叙述”，伊罗生认为他“什么都看到了，但是什么都不懂”。伊罗生不情愿地承认，斯诺对上海战争的描述“具有某种权威”。书中的“某些段落的确叙述了很有趣的事实”，特别是有关南京政权的恶劣行径和怯懦的态度。斯诺值得为此受到“某种信任”，既然多数“资产阶级”记者都忽视了这种事实。伊罗生毫不留情地嘲笑斯诺所提出的“解决”远东问题的建议。实际上，埃德自己对这些措施是否可行也很怀疑。其他的评论家尽管没有像伊罗生那样持嘲笑轻蔑的态度，但他们也认为这些建议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 　　《远东前线》一书的最后一章是“亚洲的命运”，斯诺在这一章论述了如何摆脱困境，如何解决矛盾，根据他对亚洲和世界实际情况的分析，他认为那些问题的确存在。他或许还记得美国读者的不干涉态度。他的分析大体上仍是了解其思想的关键，也是形成他以后观点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斯诺最终所表现出来的更现实的态度，反映了他对1933年的认识，尽管这一认识不符合实际。斯诺所描绘的情景令人沮丧。日本在军国主义思想的驱动下，为了国家的命运和威望，将继续毫不留情地进攻中国。此外，东京的扩张主义最终将向西方在亚洲的整个地位发出挑战。“一个东方强国正在兴起，它的强盛、鲁莽和决心，足以使它向欧洲列强和美国发出公然的挑战，”斯诺以施本格勒的悲观口吻断言，“它很可能标志着西方统治的没落。”  　　斯诺认为，日本的“新型”帝国主义，从本质上看，与以前欧洲帝国的创建者们没有什么区别。在即将来临的与日本的竞争中，西方列强主要关注的，是维护自己的帝国利益，而不是亚洲各民族的民族自决。然而，西方现在处于防御和被动的地位，为日趋严重的殖民地骚乱所困扰，缺乏日本那样的进取心和气魄。日本人在肤色问题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在白人普遍持种族优越感和种族偏见的亚洲，这一点一直是个有利的因素。因而，斯诺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正如他自己所说，西方人在亚洲的处境是，“无论你干还是不干，你都会受到指责”。西方如果不去与日本相抗衡，将不可避免地使日本占上风。但即使西方最终能够正视这种挑战，它这样做也仅仅是出于卑劣的帝国主义动机。至于美国，斯诺以前曾嘲笑胡佛—史汀生政府及国际联盟的不承认主义，认为它毫无效力，而他现在却认为，无论是美国在华的较小的经济利益，还是条约制度的约束，都不能证明美国有理由同日本进行一场“荒谬的战争”。即使美国占有压倒性优势，在双方遭受巨大而惨重代价的情况下占有优势，美国最终也只能扮演日本的角色：在中国支配一切，享有宗主国的地位，但却非常不受欢迎。在这里，斯诺预感到了日本1945年被打败后美国在中国的令人厌恶的作用。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主要应由日本人民去解决。西方采取和平的姿态，或许有助于鼓励那里的“温和派和稳健派”。 　　中国自身处于四分五裂之中，软弱无力，内战频仍，对日本来说是个很容易到手的猎物。南京政权不遗余力地以武力镇压内地的共产主义，并在城市中对激进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推行“白色恐怖”，它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与日本较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任何有效的民族抵抗运动。在日本新的东亚秩序中，中国最后只能成为一个从属的、卑躬屈膝的小伙计。总之，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它既不能拯救自己，也不值得别人来救它。美国遏制日本的惟一选择，斯诺断言，只能依靠外交方面的努力。在这里，美国决定不承认满洲国，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应该下决心停止自己在菲律宾的“帝国主义冒险”，并将此事作为向欧洲列强施加压力的手段，迫使它们制定计划，在20到30年时间内，使它们的亚洲殖民地建立完全自治的政府。如果日本人能够设法摆脱军国主义者的控制，斯诺便看到了某种“微弱的希望”，即日本有可能在满洲国，也可能是在朝鲜，采取类似的行动。这些措施将第一次打击西方的利益，因为这是导致东方所有冲突的最根本原因。“它将要求西方列强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让它得到以前西方拒绝给予的东西。”如若达不到这一目的，那么“耀武扬威而又好战的日本”将继续取得进展，在太平洋地区，列强之间将会为了争夺市场和军事霸主地位而展开竞争，另一次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地迫近”，“这一次将会在远东前线进行战斗”。斯诺承认，他的建议将会被人们看做“空想”。然而，他的预言将会实现，帝国在亚洲的存在将会终结，但它将采取“一系列流血冲突的形式”，斯诺预见到了这一点。在帝国终结的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狂人、美国的力量和亚洲的革命者都将起到他们各自的作用。(22) 　　甚至在开始进行1930年的亚洲之行以前，斯诺就表现出了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趣。在为《当代历史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对已经出版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进行了最初的攻击，在他旅行期间，该文章得以发表。它引用了大量来自上海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第二手的，而且并不总是很准确。斯诺对红军的看法很不确定，常常抱着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有两种不同的形象，斯诺对他们的看法来回摇摆，甚至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认为红军“大肆抢劫掠夺”被攻占的城镇，“摧残蹂躏”农村，并杀害了成千上万“上层社会”的男男女女。斯诺还强调，在条约口岸，“莫斯科直接插手”，并通过“俄国的代理人”提供经济资助。另一方面，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卓有成效的领导，是强有力的革命力量，有伟大的潜力，是中国千百万受压迫者和穷人的希望。正因为中国人生活得极其悲惨，而国民党又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共产党人才取得了成功，得到了穷苦农民和处于“半饥饿状态”工人的支持。这样，斯诺就已经不再相信中国政府和多数新闻记者所宣传的简单化的“赤匪”形象。他的文章实际上包含了两种对立的现象和观点，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文章题目中：《新型盗贼》。但是，斯诺的评价也揭示出他作为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内在矛盾，揭示出他对将导致不可避免的、暴力的和残酷的社会革命的状况很敏感。(23) 　　斯诺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进一步了解，是通过一个非常特殊的消息来源。l932年，上海战争结束后，为了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一篇有关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传略，斯诺设法找到她。要获得孙夫人的信任的确很不容易。宋庆龄是受到官方尊重的孙博士的遗孀，她的妹妹嫁给了蒋介石总司令，她的姐姐嫁给了中国最大的银行家和中国政府要员，她的哥哥则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奇才，处于这种身份，宋庆龄显然使官方非常为难，而从个人来说，她又是个难以接触的孤单女人。她公开谴责蒋介石和他的政权，口气严厉，说他们背叛了孙中山的遗训，她与持反蒋态度的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派保持着联系，并且支持他们。她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起着指导作用，她为成千上万政治犯提供法律保护，设法使他们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些人通常被指控为共产党人。 　　宋庆龄品格高尚，为人谦和，容貌漂亮，容光焕发，光彩照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很现代化，她聪明而又善解人意，有顽强的意志和独立的个性。显然，她具有斯诺认为女人最吸引人的那种品质。斯诺曾写文章赞美她，说她是中国“现代型的”、摆脱了传统束缚的新型职业女性。后来，埃德曾描绘过宋庆龄的个性，认为她“忠诚于‘未竟的革命事业’，并为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哈罗德·伊罗生对宋庆龄也很倾倒，他回忆说，当她“为其事业而奋斗时，推动她前进的力量，不仅在于她的声望，而且在于她的品格和气质”。(24) 　　斯诺第一次会见孙夫人，是在上海美国人常去的沙利文咖啡馆，那也是埃德头一次见到佩格的地方。宋庆龄最亲密的外国朋友都称她为“苏西”，那是她在卫理公会学院时的绰号。孙夫人和斯诺后来成为了好朋友。斯诺回忆，通过她，“我接触到中国最好的思想和情感”。宋庆龄介绍他认识了“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和将要创造历史的战士们”。她向他讲述了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情况，这些情况是他“从书本里面绝对不可能学到的”。或许最重要的，是她使斯诺“认识到中国人民有能力彻底改变他们的国家”，并使中国在世界上再次享有它应有的地位。 　　斯诺成为法租界莫里哀路孙夫人家中的常客，宋庆龄在那里主持左翼文化政治沙龙一类的活动，她也友好地帮助激进的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哈罗德·伊罗生。史沫特莱后来在斯诺的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和他们不同，斯诺从未涉足孙夫人的政治核心圈子，从未参与她那些秘密的革命联系和革命活动，尽管他在1936年进行西北红区的旅行时曾有机会参与。正如犹太人爱泼斯坦在他最近出版的有关孙夫人的传记中所指出的，尽管她的来访者中有“社会各种不同团体和不同阶层的人”，但她总是让他们“严格保持距离，即使他们彼此认识，但只能由她来联系，从表面上看，他们之间互不相识”。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这正是上海左翼人士的活动方式。(25) 　　对于斯诺当时的思想发展，鲁迅也曾起到过极为重要的影响。鲁迅是中国现代最出色的文学家，对于那些革命的年轻读者来说，他是受人尊敬的榜样。1881年，鲁迅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他后来成为新的白话文的倡导者，并尖锐地抨击了中国人生活中一切“吃人的”恶习。他的短篇小说、杂文和寓言揭示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欺诈、伪善、自欺欺人、残忍、野蛮和不公正的行为。斯诺感到，鲁迅的杂文不但使读者“发出了苦涩的笑声，而且使他们愤怒”，他完全可以称做“中国的伏尔泰”。1927年之后，鲁迅对国民党十分痛恨，并倾向于共产党反对派。在1930年成立的受到共产党影响的左翼作家联盟中，鲁迅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但他始终认为，作家只有不受一切政治指令的干扰，才能写出有创造性和独立见解的作品。从“共产党组织的观点来看，鲁迅是那类身上长刺的支持者”，伊罗生回忆道。在鲁迅于1936年死于肺结核后，上万人参加了送葬队伍，道路两边由武装警察严密警戒，直到上海中国管辖区的墓地。(26) 　　斯诺会见鲁迅是经孙夫人的介绍；同样，鲁迅也介绍埃德认识了新的作家，了解了左翼文学。正像著名的鲁迅一样，这些作家也生活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阴影中，即使有外国租界的庇护，他们也难以幸免。“在这些年中，”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在他有关1927年～1937年南京政府时期上海警察问题的研究中写道，“国民党政府把很大一部分政府经费都用于消灭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分子，把他们关进监狱或杀害，或者以物质和金钱做诱饵，引诱他们变节或背叛。”西方的激进分子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但中国的左翼人士却有很大的危险。的确，中国某些持不同政见的组织、出版机构和个人不得不在外国租界开展活动，有些活动是秘密的，有些则是半公开的。很可能直到1932年之前，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仍在上海，进行着地下活动。但是，国际公共租界的法院定期把被指控的共产党人移交给国民党当局，其中许多人因此而被杀害。据伊罗生说，从1930年到1932年，这些法院“向国民党移交了326名真正的或者有嫌疑的‘共产党人’”。韦克曼指出，帕特里克·吉文斯，那个“有魅力的爱尔兰人”，曾负责国际公共租界警察局的特别政治部门，在他身上即“体现”了这种合作政策。也正是吉文斯，搜集编辑了有关斯诺的声名狼藉的“红档”。1936年，当吉文斯从副局长职务退休时，他获得了中国奖励的荣誉奖章，上海市长还给他写了一封信，指出，“在吉文斯履行公职，起获反对共产党人所需证据期间，他经常与国民党社会安全局紧密合作。” 　　国民党的蓝衣社是个类似法西斯的组织，它还通过绑架和暗杀等手段，恐吓威胁居住在外国租界中的那些批评国民党政权的人。前共产党告密者的存在，使这种充满恐怖和阴谋的气氛更加紧张。在1932年至1934年间，伊罗生在和赞助其杂志的共产党人联系时一直极其谨慎，并严格限制了接触的范围，他后来指出，“在我的公司里，不能出现任何易于受到怀疑的中国人。”他从不知道为《中国论坛》工作的那些人的真实姓名，“在那些日子里，即使我在上海遇到了任何重要的共产党人物，我也决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你如果不知道，就不可能告密。”(27) 　　1931年2月处死5个青年作家一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这5个青年作家和其他24人一起，在共产党反对派举行上海秘密会议时，遭到了英国警察的抄查而被逮捕，所有人都移交给国民党当局，并在上海郊外恶名远扬的龙华刑场上被杀害。斯诺《活的中国》一书记叙了其中一个被害作家的事情。(28) 　　斯诺深受激进分子的影响，但他并不清楚革命组织的内部情况。然而，伊罗生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十分熟悉它所持的强硬“路线”，了解它的控制手段，清楚它对脱离正统者的严厉处置，知道它对变节告密者的无情报复。通过孙夫人，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鲁迅的介绍，斯诺结识了那些左翼人士，他们直言不讳，有独立见解，对斯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些人认为，斯诺同情共产主义而又独立自主的立场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他们也看出，他的著作极为出色地表达了他们的激进观点。鲁迅鼓励并帮助埃德搜集有关新文学异端的短篇小说，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斯诺把这些小说翻译出来，并进行了编辑。鲁迅的小说是《活的中国》一书的核心部分，该书还收入了斯诺所写的一篇有关鲁迅的文章。《活的中国》一书出版时，斯诺把它题献给宋庆龄，他在卷首写道，“她的坚贞不屈、诚实、正直、勇敢、忠诚和美好的心灵，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辉煌、感人至深的象征。”斯诺表达了他对这两位有影响人物的敬仰和崇拜。(29) 　　对于幅员广大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斯诺总是倾向于从人性的角度来探索和分析，而不是从抽象意识形态的角度或者西方有关论文的超然角度进行解释。他曾对霍华德谈到，“我们所翻译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小说和中国哲学，比一大堆通过有色眼镜而被扭曲了的外国人的观点更有价值。”他告诉出版社，“中国人和我们一样，是实实在在的人”，他认为，《活的中国》一书可以纠正人们对中国的错误印象，即由西方作家“编造出来的中国故事”所产生的印象。对于人类的状况(“各种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他们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怎样生活”)，对于中国人的悲惨境遇，斯诺作出了强烈的反应。(30)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激进革命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当时，以及从那时以来，人民几乎不可能进行自由的政治选择。南京当局随意给反对派贴上“共产党”的标签，毫无顾忌，尽管这些党派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有着广泛的政治影响。“例如，在革命文学运动中，”斯诺在1935年指出，“就有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沙龙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团体等等。”关于这一点，斯诺后来对独立不羁的革命作家鲁迅和温文尔雅的讽刺作家林语堂加以比较，指出他们都对现政权持批评态度。他这样做，或许带有几分机心。他指出，鲁迅和林语堂都“只不过是具有西方思想的自由个人主义者”，斯诺可能也正是这样看待他自己的。(31) 　　斯诺在中国继续受到教育的过程中，宋庆龄所起的作用类似鲍威尔在1928年所起的作用。他们两人的个人品质，特别是他们勇敢无畏的独立精神，都很快感染和吸引了斯诺。面对着上海人“顽固的”敌意，鲍威尔仍然坚持他那亲华的立场，而孙夫人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严酷而压抑的气氛下，仍公开而直言不讳地谴责蒋介石政权。宋庆龄把她对近年来中国政治史的看法告诉埃德，表达了她对1927年遭到镇压的左派力量的支持。在国共合作时期，孙夫人是个活跃人物。她认为，国共合作之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反革命分子背叛了孙中山的事业。在她看来，“未竟的革命事业”的旗帜，已经由共产党人、其他保存下来的左派人士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接了过来。 　　当然，斯诺此时已不再是1928年那个刚到中国的新手。宋庆龄向他解释了有关20世纪20年代革命事件的左派观点，更坚定了他已经得出的很多结论。宋庆龄喜欢斯诺，信任他，并利用他在“资产阶级的”美国新闻媒体上宣传她的主张。与此同时，斯诺通过大量引用宋庆龄的言论，能够以政治上较少妥协的态度表达他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左翼”观点。然而，像在中国一样，斯诺的作品在美国也将激怒某些人。 　　例如，在1932年9月的电报中，斯诺就引用了宋庆龄的话，指出，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垂死的组织，注定要灭亡”。斯诺继续引述说，宋庆龄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现在中国惟一真正的革命力量”，它不久就会在全中国取得胜利。斯诺还引用她对南京政府统治者的看法：“平庸之辈”，不具备任何“进步的社会观或政治主张”，而是“满脑子愚昧、黑暗、落后的封建思想”，他们野蛮地摧毁了国民党的精神和原则。第二年，在他撰写的有关孙夫人的传记文章中，斯诺详细阐述了这些论点，并再次大量引用宋庆龄的言论。他对宋庆龄的描述，同样满怀崇拜和敬仰之情。埃德宣称，在“我所见到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如此之快就得到了我的信赖和爱戴”。在叙述孙夫人对蒋介石政权及其所作所为的谴责时，斯诺比较谨慎地补充说，“敢于如此激烈而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的人并不多，尽管局势有所缓和，但人们也不可能慷慨激昂、直截了当地驳斥他们。”显而易见，这些意见也代表了埃德本人的观点。(32) 　　当斯诺更密切地关注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时，孙夫人的影响表现得十分明显。1932年6月，斯诺向埃普斯表示，他对“中国中部的共产党情况”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他指出，如果能够去那些地方作一次旅行，将能“提供特别有趣而且有价值的报道，因为迄今还没有任何人从实地考察中获得任何可靠的消息”。显然，他通过在上海建立的新的联系，已经为此进行了几个月的努力，试图获准进入红区，但是毫无效果。孙夫人对红军在中国中部地区所进行的战争“深表同情”，埃德在有关她的传记文章中写道，“像她那样具有不寻常的刚毅、坚韧气质的女性，很可能对他们的精神也十分钦佩。”鉴于孙夫人反对南京政府的反共镇压活动，在“自由主义化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一直致力于解放被压迫者”，斯诺通常把孙夫人归入共产党人的行列。他再次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共产党的作用。“对于这些‘中国的红色军队’，我并不掌握多少情况；很难获得准确的消息，”他写道，“任何熟悉中国农村生活悲惨现状的人，都不能不对这一小批战士表示某种钦佩。”现在，没有其他任何人，只有红军“竟然敢于向日本宣战”，斯诺此时对国民党政府已经“颇感轻蔑”，因为，正当日本人从北向南推进时，国民党却忙于和共产党打仗。斯诺再次与孙夫人的看法一致，他指出，孙中山在去世前，曾与共产党联合，双方“公开宣布的目标是相同的”，即“达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和谐与公正”，提高“广大劳苦大众的地位”，并“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33) 　　在《远东前线》一书中，斯诺反复阐述了这些论点，并像以往一样，大量引用了宋庆龄的言论。他指出，国民党的“革命性”已经变成“一个可怜的笑柄，它只能赢得对中国的悲惨笑声”，而与此同时，共产党人继续进行土地革命，实行根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满足了“广大没有土地、没有财产的阶级和阶层的要求”。然而，斯诺怀疑这会不会仅仅是一场摧毁腐朽的、日益衰败的旧秩序的“破坏性的”农民运动。他感到，人们“仍然不清楚，这场运动是否能够产生某种更好的制度，以取代旧秩序”。根据迄今为止的迹象，他非常古怪而又含糊地宣称，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暴民统治的胜利”。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弊病在于，它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缺乏受过教育的领导人”，他还不肯定地指出，关键在于，它从来没有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34) 　　或许，斯诺当时受到了他在上海所接触的那些激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的观点反映了通常生活在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以农民为中心的革命的怀疑态度。无论如何，斯诺是从典型的人道的角度来看待农村革命，“农民们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只是受到打击、压迫、剥夺和凌辱的普通人”，并“最终以造反来争取自由”，1933年初，斯诺向他父亲解释说。然而，斯诺却对这些农民感到忧虑，对如此穷困而又绝望，亟待使自己上升为“人”的农民感到不安，这也许是他那美国中产阶级出身留给他的影响。家庭的影响或许还使斯诺对英国费边派社会主义的思想很感兴趣，他们主张社会改良主义，这种思想在当时很“盛行”。而对于美国的事物，他仍然习惯于以他“自己特有的措辞”来考虑问题。1932年11月，在霍华德和多萝西儿子的生日那天，他对米尔德里德评论说，为了使“人类生生不息”，他注意到了那些“有教养的、聪明的、有真正价值的人”对于整个人类的责任。(35) 　　斯诺极力维护中国利益，这种观点，在中国和美国都必然会给他惹出麻烦。1933年9月，他在写给霍华德信中说，他新近出版的《远东前线》一书，“很有可能使中国某些地方的人与我为敌”，他还估计，他那篇有关孙夫人的文章也会“使某些官员对他产生很大的敌意”。佩格写信告诉埃德的父亲，“我们略带焦急而又渴望地期待着下个月对那本书的反响，特别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反响。”那一年7月，斯诺在北京就有关上海英国警察整理他的档案一事，向美国驻华公使，即后来的驻华大使詹森咨询，该档案追踪了他在亚洲的活动，从他到中国的最初岁月起，一直到他最近的全部活动。据詹森关于这次会见的备忘录记载，当斯诺获悉，“这个故事已经流传到城里来，有些人怀疑他是激进分子的朋友，是颠覆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时，他对此事更加关注了。詹森指出，“斯诺先生告诉我他和孙中山夫人的友谊，告诉我他和上海其他一两个中国青年组织有着很好的关系，告诉我这些组织一直从事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活动。”美国公使对斯诺谈了他的主要意见，他认为，斯诺不应在意这件事，而应该“用他的行为和著作表明那些说法到底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36) 　　斯诺后来的“行为和著作”并没有使他免遭人们的恶意攻击。许多年来，他与南京当局一直争吵不断。1937年2月，他在写给美国驻南京大使詹森的信中，谈到了其中的某些问题。就有关《活的中国》一书，斯诺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了解到了很多情况，在某些方面或许太多了，因而当局不会宽厚地对待我。”他告诉詹森，“如果你想深入接触和了解这类事情，你就必须逐步与人们分享由它们产生的那种感情，而当你开始具有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感情时，对于一个‘外国记者’来说，它却可能成为毁灭你的最佳途径。”(37) 　　这件事情在美国也产生了某些反响。霍华德此时正为极端保守的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工作，1935年6月，他写信给埃德说，他“间接听说”埃德已成了“左翼分子”或者“拥护共产主义”的人。斯诺对此反应强烈，就像他对这类指责一贯的反应那样。他不禁就霍华德的新工作对他加以讥讽：“你的工作是让更多的制造商联合起来，还是在工人中建立工会?”至于对所谓“拥护共产主义”的谣言，他说，“你一定非常清楚，到处散布这种事情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好处。几乎没有一个美国编辑愿意出版我的论著，如果他认为我是个共产党。你应该感到满意，我并不是个共产党。”他既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也不盲从任何“现成的经济或政治学说，无论它是马克思的、列宁的、墨索里尼的还是罗斯福的”。 　　埃德给霍华德复信一事，使他有机会总结他到1935年为止所逐渐形成的社会观和政治思想，此时，距他的西北红区之行仅仅还有1年时间。他对美国和中国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于美国，斯诺坚信它的民主原则，但他也赞成根据更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原则，改变它那种“不可救药的、陈旧的经济制度”。他基本上是以费边派的思想来看待美国，认为美国不需要革命，只需要公民“聪明地”行使他们的投票权。那些建立了美国的国父们的理想与下述制度并不矛盾，即建立“一个公正而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制度，迅速由人民掌握生产工具，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广泛的社会利益”。然而，中国的情况却十分不同。在那里，“谁最有钱，谁拥有最强大的军队，谁就能够把持所有的选票”。现在，数百万饥饿的农民和工人终于试图组织他们自己的军队，夺取政权。“他们正在进行革命”，革命“有时是拯救一个民族的惟一手段”，而“为了挣脱不堪忍受的状况，当一切其他手段都丝毫不起作用的时候，只能尝试革命的方法”。因此，中国红军就是长期遭受苦难的大众所采用的“手段或方法”，是“以国民意志的形式投出的一票”。现在，“它突然爆发，表现得像火山爆发一样猛烈，”它是“人民对国家统治者的否定和反抗”。总之，我们不知道，埃德的信究竟该怎样说才能使霍华德感到安心!实际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斯诺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发表在人们普遍认为保守的美国报刊上，发表在反共的英国工党的报纸《每日先驱报》上，而且他一直避免为那些被人们认为是激进的出版物撰写文章。(38) 　　从实质上看，这封信表达了斯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表达了他对一般社会革命的看法。他曾对红色中国运动抱有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例如，他曾认为，红区农民的愤怒表现得狂暴而无序，在1936年的考察旅行中，这种心理多数都消除了。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回过头去，再考察对斯诺独立性的另一挑战，这件事与他的私人生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更令人愉快，即恋爱、结婚和在古老而又美丽的北京生活。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主义侵略野心集中于故都北京，不久，那里就将发生由学生领导的汹涌澎湃的抗日运动。海伦和埃德加·斯诺将成为重要的参加者。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