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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北京：言辞与行动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海伦·福斯特来到中国时，决心成为一个富裕而又著名的大作家。她出生于犹他州锡达城，具有英格兰血统，在母系方面也有某些威尔士血统。在海伦看来，她那些1635年来到马萨诸塞州的福斯特祖先们创建了“独一无二的清教徒文明和纯粹的英国风格”。她本人“坚信英国传统的法律原则”，她还“虔诚地相信西方文明和新教”。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规规矩矩的工作态度，个人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良好的个人道德和忠诚，以及想要有所作为的使命感，都对她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我总是亲自想出一切问题的答案，并亲自解决它们，”她在晚年写道。“结果，我养成了一种天性，事事都很主动，总想去影响其他人，激励他们行动，甚至激励那些通常十分消极懒散的中国人。”① 　　海伦认为，她和埃德的婚姻是一种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他们的工作，有助于使他们都能够取得成就，她在婚姻关系中的责任就是敦促埃德(他常说是刺激他)继续努力，不断达到更高的水平。“我们共同决定，我们要做一切前人，即在我们之前来到远东的美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她喜欢重复他们的好朋友埃文斯·F·卡尔逊对她的评论，“不断地批评和推动埃德。只有这样才能够造就他。”而佩格本人并不需要很多鼓励!詹姆斯·贝特兰是个年轻的新西兰人，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他是斯诺夫妇住在北京时的亲密朋友，他也认为，“佩格刺激鼓舞了埃德，促使他做出了最佳成绩。”贝特兰终生都崇拜佩格和埃德，他形容他们的婚姻“在最初那些年，就像非常公平的交易”。他承认，她有时候“喜欢大声争吵，斥责”，但他否认她是个“总爱唠唠叨叨、怨天尤人、喜欢找岔的女人”，他认为有关佩格的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已故哈佛大学汉学家费正清和他妻子威尔玛当时也住在北京，他们曾与斯诺夫妇一起参加社交活动，费正清对佩格的描述较少恭维的语句，而是使用了或许是男性化的措辞，认为她“雄心勃勃”，显然是“埃德的竞争者”。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斯诺在写到她时，曾称她是个“极不寻常的女性”，他们婚后在中国共同生活的岁月中，“她常常严厉地责备我，刺激我，激励我，她总是精力旺盛，富有创造精神，并且是个忠实的合作者、妻子和评论家”。埃德的自尊心极强，又极为敏感，佩格和他的关系的确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对于双方关系的发展演变，无论是他们共同取得的成就，还是他们最终的分离，显然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和埃德一样，佩格也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她的依据是英美两国的价值观，尽管她的感情比埃德更加强烈，她的内心有着某种难以抗拒的冲动，有着以“改良社会”为使命的传教士般的激情，而不像埃德那样，更压抑自己人道主义的记者热情。她所起到的“第一推动者”的作用，部分源于战时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主张依靠自己，自力更生，对生产者实行民主管理。这些做法，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她所重视和喜爱的原则。② 　　海伦的父亲是约翰·穆迪·福斯特，1906年，在海伦出生前一年，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在大学里他学的是化学和地质学，毕业后，他到爱达荷州的一所学院教授自然科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的汉纳·戴维斯老师，并与她结婚。在犹他州的教职期满后，他前往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后来又去西部从事开业律师的工作，专门处理开采矿产的申请。他对体育，特别是女子体育运动很感兴趣，所以他鼓励海伦进行体育训练。他希望他的孩子们在大学里表现出色，海伦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门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海伦的父母具有民权思想，他们住在芝加哥时，她的母亲参加了争取妇女参政的运动，而她的父亲则性格沉稳。“他说话从不提高嗓门，从不公开表露感情，甚至很少讲话。”在这方面，他的女儿和他性格不同，据卡尔逊的描述，海伦总是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说话频率很快，写作一挥而就，思维“迅如疾风”，十分敏捷。尽管埃德喜欢交际，引人注意，具有海伦所说的那种“爱尔兰人的魅力”，但他那温文尔雅、谦逊有礼的风度，即海伦所说的“良好的教养”，或许使海伦想起了她十分崇拜的父亲。③ 　　海伦在犹他大学学习了几年时间后，像埃德一样，她也没有等到毕业，就开始为美国矿业协会工作，那是一家很有影响的银矿业院外活动集团。在通过了必要的文职人员考试后，她前往海外就职，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埃德温·S·克宁翰的私人秘书。由于中国当时实行银本位制，人们期待她不断向美国内报道有关中国的情况，以促进白银市场的开拓。“当我1931年启程前往中国时，我认为自己是‘白银小姐’。”④ 　　海伦·福斯特身材苗条，蓝眼睛，长着一张“洋娃娃似的”圆脸，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既“美貌而又有头脑”，在这方面无与伦比。她说，在最后答应埃德前，她拒绝了他21次求婚。她思维敏捷，谈锋犀利，能够刺疼她的对手，贝特兰也认为她“口齿伶俐，妙语连珠”。她有着旺盛的求知欲，在晚年，她最喜欢阅读的书是《大英百科全书》。她总是筹划设想，但却未能把梦想付诸实现，未能周游世界，未能写出游记和“至少一部好小说”，所以她不想结婚，“直到我独立完成自己的计划，写出自己的作品”。在启程去东方前，她勤奋地搜集了有关中国的报刊文章剪报，一部分是从她工作的那家银矿业院外活动集团搜集的，实际上，她搜集了埃德发表的所有文章。她还与设在西雅图的一家报社商定，为该报撰写有关旅游的文章，以帮助曾经“充满了魅力”，但现在正处于停滞衰落状态的东方旅游业恢复生机。但是，使她的兴趣保持得如此长久的，既不是白银，也不是旅游。“对于有事业，有思想的年轻人来说，上海是个奇迹般的、不可思议的地方。”1931年10月，佩格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尽管我失去了很多，但我却发现了如此多的机会，以至于我甚至很难决定该干些什么。”总之，佩格·福斯特容貌迷人，身上洋溢着健康而又充满活力的美国形象，而气馁、沮丧的埃德所渴望的正是这种人，一个有个性的十分美国化的姑娘。⑤ 　　斯诺和埃德的恋爱进程时断时续。1931年8月，他们第二次见面，此后不久，埃德就外出采访和报道有关长江洪涝灾害的情况，接着他又奔赴东北前线；12月，埃德生了一场病，然后，在第二个月，又发生了上海战争。但是，在1931年秋天和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得到了一些机会，共同去上海附近，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旅游”城市杭州、苏州、无锡等地进行了短途游览。这些城市，多数是同佩格促进旅游的活动有关的地方。在杭州，一个路过的苦力对佩格的容貌大加称颂：顶好!撰写《远东前线》一书，因为出版社对该书催的很急。 　　从气质上来看，他们两人并不适合结婚，至少目前还不适合。埃德惟恐被婚姻的锁链“拴住”，而佩格则仍忙于她的旅行和写作。她也不愿意现在就和昏头昏脑的埃德结婚。然而，他们都崇尚自由，有着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兴趣，这使他们总是相互吸引。“我们信仰相同，也反对同样的敌人，我们有着相似的梦想、抱负和希望，并都对中国的事情感兴趣。”埃德写信告诉米尔德里德和詹姆斯·埃德加。“她是个自由撰稿人，和我一样，属于那种浪漫而无拘无束的人，而我们的计划看来也是相同的。”埃德对佩格的文学才能也大加赞美，称她是个诗人，认为“她的某些诗作将使雪莱和布莱克相形见纳，使他们的才思钝得就像用旧了的刮脸刀片”。佩格发表了很多诗，其中三首诗后来由《星期六评论宝库选》加以转载。斯诺为佩格起了个笔名：“尼姆·韦尔斯”，直到20世纪50年代，佩格还在使用这个笔名，并一直为她有关中国的写作成就感到安慰和自豪。⑥ 　　1932年12月，在一个狂风怒号的日子，佩格在上海外滩终于同意嫁给埃德。佩格曾抱怨，她还没有写出她自己的第一本书，还没有到一切尚未被人探险的地方去旅行，为了安慰她，埃德拟订了一个南海蜜月旅行的广泛计划。蜜月旅行后，他们将搬到北京去住，那里的生活费用较低，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后，两人都从事各自的写作。佩格还坚持，要在圣诞节的中午，在“美丽、干净的”东京举行结婚仪式。这时，她已经开始管理家庭事务。 　　斯诺计划，他们将乘坐日本的轮船进行蜜月旅行，考虑到他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所持的敌视态度，这一点或许令人感到惊讶。但是，日本的客货轮船定期在那些旅客较少的航线上运行，而且它的费用也是最低廉的。事实上，斯诺乐于去日本度假和参观，在上海，他有些朋友也是日本人，包括一些记者，并曾有一个日本的女朋友。他对日本的看法中也包括对它的敬意，那个国家生气勃勃，工作效率很高，是东方第一个加入帝国主义俱乐部的国家，并曾成功地向衰落中的西方统治进行了挑战，而斯诺对西方的支配地位既不信任，也不喜欢。另外，斯诺也想更近地观察亚洲这个正在上升的力量，并与埃普斯商定，向他提交有关此行的报告，以帮助支付旅费。(后来，他利用婚礼上的一些事情，编造了一个生动有趣的“圣诞逃亡”故事，发表在《旅行》杂志上。)埃普斯也同意他迁居北京，埃德很谨慎，在提出他的旅行计划时，避免把它与度蜜月一事相联系，但是，埃普斯在回电批准他的计划时又补充道，“顺便说一句，祝你们蜜月愉快!”⑦ 　　圣诞节的婚礼仪式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举行，由曾和斯诺在上海住在一个房间的约翰·艾利森主持，艾利森是使馆官员，后来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以他特有的方式，在一封迟到的信中，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米尔德里德和詹姆斯·埃德加，这封信发自上海，米尔德里德和詹姆斯·埃德加收到时刚好过了婚礼时间，这使人想起他在1928年发自纽约的辞别信。“听着，我准备结婚了。”他宣布，“不要笑，它看起来很蠢，但你们两人似乎也曾经历过这种时候。”东京一家报纸的朋友把这件事情用电报发回美国，斯诺和福斯特的家人们是在圣诞节早晨从当地的报纸中第一次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埃德仍然很谨慎，不愿意在上海对他们结婚的消息大肆张扬，孙夫人是少数知道这件事的人之一。她见过佩格，并且很喜欢她；她设宴招待他们两人，请他们吃中国菜，并送给他们一把美国制造的咖啡壶。⑧ 　　斯诺夫妇乘坐火车穿过日本，然后从长崎乘上一艘日本轮船，他们是船上仅有的白人乘客。在蜜月旅行期间，佩格的穿着就像个时装模特，她带到船上一个很大的衣橱式的箱子(这使埃德十分为难)，里面装着各式服装，以应付各种可能的场合。在离开上海前，尽管埃德不太情愿，但佩格坚持为他准备了全套英国人剪裁缝制的服装，埃德后来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生活时，一直穿着这些衣服。对斯诺来说，船上的旅行是一次“试航或调适”，以适应通常的丈夫角色，特别是适应佩格。斯诺性情温和，对人和蔼可亲，这可能掩盖了他那易于因小事而生气的性格。在日记中，他对佩格的脾气略感沮丧与无奈。佩格脾气火爆，想发火就发火，想批评就批评，毫无顾忌。斯诺在蜜月旅行期间的日记中几次提到这一点，但这似乎是他们夫妻关系中的常态。埃德有一次记载了他的无奈，记载了佩格“几次轻微的抱怨”，他感叹，“婚姻生活的考验和痛苦开始了。”他以最后一点独立不羁的精神回想起，从前他爸爸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喃喃自语地念着莎士比亚的台词”，他曾感到很好笑，认为爸爸“发疯了”，“但是我现在认识到，那只是因为他结婚了。”然而更重要的是，婚姻和在北京的家标志着斯诺所谓的“漂泊流浪”生活的结束，并开始了他一生中成果最丰硕的阶段，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⑨ 　　在为期两个月的蜜月旅行中，他们游览了台湾、东印度、新加坡、香港和澳门，以及直到上海的中国南方的港口。新婚夫妇随身携带了不少费边派社会主义者H·G·韦尔斯的书和萧伯纳的书。在船上，他们两人轮流读书给对方听。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印象很深，而对费边的渐进主义方式却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那是典型的英国方式，进展太缓慢了，就像12月份的冷糖浆。”佩格回忆道。⑩ 　　除了东印度，这次旅行对斯诺来说是故地重游，1930年～1931年的旅行中，他已经去过了其中的一些地方。他对荷兰和英国在东印度的统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这丝毫没有改变他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敌视态度，但是，他现在更加确信，日本决心实现其帝国的野心，它的效率很高，并取得了稳步的进展。日本的政府和社会有严明的纪律，实行中央集权统治，这使它能够充分而迅速地动员国家的资源，军方牢牢地控制着政府，斯诺认为，至少在今后10年内，文官重新掌权的机会很小。他发现，他在东京会晤过的日本外交大臣“冷淡、轻蔑，带着旧日武士的那种自大和傲慢”。在台湾的逗留使他更加坚定了最初的看法，即日本的统治“无疑改善了中国三个世纪以来的管理”。尽管征服“对于一个自豪的民族来说，决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毫无疑问，即使日本当时对东方人的统治可能更加有效，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人们的看法也决不会改变”，他写道。除了军队和军人的思维方式之外，一般的日本殖民者并不总是“强烈鄙视白种人和他们的肤色”。船上的官员与斯诺进行了活跃的讨论，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哪个日本人真的不信任和讨厌美国人。”(11) 　　在婆罗洲，斯诺会见了英国殖民地居民，英国人在那里身居要职，地位与在国内时不可同日而语。埃德仔细考虑了“自卑感”对于国家的作用，认为它“很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释了英国、法国和日本征服行动的原因”。在巴厘岛，斯诺夫妇遇到了一对纽约犹太人夫妇，他们都是教师，在休假年进行周游世界的旅行。在日记中，埃德既表达了对他们作为个人的衷心关切和喜爱，但也流露出那种“不同于”他们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具有的优越感。(12) 　　荷兰在东印度的统治据说更文明，但斯诺对它却毫无兴趣，正像他对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统治一样。巴厘岛则是惟一的例外，他发现，那里风光旖旎，妩媚迷人，是尚未被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所玷污的世外桃源。“那里的人们认为，赤裸身体更自然，就像性本身一样。……这很好。”斯诺认为，文雅而有礼貌的巴厘人，以及他们的艺术、音乐、舞蹈和社会组织，都是值得钦佩的。他断言，他们不需要西方人能够提供的任何东西。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斯诺详细叙述了他在巴厘岛的经历，情绪感伤怀旧，风格爽朗明快。巴厘成为他头脑中理想世界的象征，那是一个非掠夺性、非暴力的世界，尽管“已经为时太晚，以至于无法把巴厘人的文化传入白种人的世界”，他悲伤地承认。在返回上海的旅途中，他曾在香港停留，在那里，斯诺见到了萧伯纳，当时萧伯纳也在进行世界旅行。在香港大学的演讲中，萧伯纳揪住不列颠之狮的尾巴，以萧伯纳式的警句抨击资本主义，鼓吹“布尔什维”主义。斯诺显然很欣赏他的表演。(13) 　　蜜月旅行后不久，斯诺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他对日本人及其殖民事业的印象，阐述了西方威望的衰落，主题与《远东前线》一书相近。这篇文章平静地预料，将出现一个由日本人支配的新的亚洲秩序，这种态度表明，斯诺既看不起欧洲人在亚洲的成绩，也看不起国民党在中国的作为，他藐视他们，因为他们未能勇敢地应付日本人的挑战，他认为，美国不应该承担这项任务，为欧洲帝国主义者火中取栗。“它或许也是一件好事，毕竟，一个东方国家继承了曾由西方占有的委任统治权，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得到了这种权力，但却不知道如何使用。”他在这一时期写给父亲的信中评论道。不久，他对日本威胁的性质，以及如何应付这种威胁，在认识上发生了急剧的改变。(14) 　　到1933年3月初,即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的那个月，斯诺夫妇已经迁居到北京。他们在有很多房间的北京饭店住了两个星期。北京饭店位于宽阔的长安街上，正对着使馆区。北京饭店的屋顶花园是当时最受北京社交界欢迎的晚间舞场，从那里，人们可以俯瞰紫禁城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不久，斯诺夫妇就加入到北京的社交活动中。他们租了一所新修的中国式房屋，它靠近北京市区高大厚重的城墙。1937年，他们由于日本占领而离开了这座故都，此前，他们在北京曾在三个地方居住，这里是第一处。他们在北京生活的那几年沉浸在社交活动和文化生活中，似乎远离了严酷的中国现实，感受不到当时的危险。高大厚重的城墙环绕着北京，城内有现已无人居住的皇宫紫禁城，紫禁城周围也有它自己的城墙和护城河，向外国人展现着古老中国的真实形象：高耸的城门，宽阔的大街，以及无数条纵横交错的胡同，胡同两边是灰色的墙，灰墙后面是平房构成的民居四合院，四合院里面有庭院和花园。外国人崇尚现在已逐渐消失的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他们占据了较大的四合院，由各种仆人服侍，仆人在家中的身份由主人指定。关于那一时期的生活状况，费正清在写给他的中文传记作者的信中说，“我们体验到了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舒服和惬意。我们逐步了解了有关日本入侵和社会革命的前景，它们已经十分逼近，即将在这里爆发。”(15) 　　北京城典雅庄重，又略带沉闷，有着迷人的魅力和神秘的气氛，实际上诱惑着所有来到这里的西方人。大多数外交使团仍愿把它们的大使馆设在北京，而不愿意迁到新的政府所在地南京，他们感到那里缺少吸引力。1928年，这座城市已正式更名为北平。但无论是本国居民还是外国侨民，都不理睬这个规定。外国人和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更愿意称它为北京(英语中的北京一词源自法语)。蒋介石政权从未成功地赢得北京居民的衷心拥护。“我认为，北平仍然是北京，不管南京那帮家伙管它叫什么。”埃德在北京定居后不久，在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16) 　　上海由外国人控制，它是中国的工商业中心，在它身上，似乎体现了中西近代文明的杂交所产生的所有邪恶粗俗的东西，与之相比，“高雅的北京’，——一位美国移民在回忆30年代的生活时对它发出这样的由衷赞美——仍然是古老中国的中心，它恬静安宁，生活闲适，受到生活于其中的外国人的喜爱，他们在那里享受着优裕生活的恩惠和乐趣。即使人力车夫也亲切殷勤，礼貌周全，北京味的中国官话也构成了北京城市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大学和学术的中心，北京曾多次产生重要的知识分子改革思潮，它既提出过自由主义思想，也提出过激进主义思想，1919年的“五四”运动所强调的就是这两个方面。它反对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个人主义；它反对帝国主义，主张民族主义；它提倡科学与民主，认为它是通向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在深受尊重的国立北京大学，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人，产生了中国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改革者。美国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用美国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资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则是北京城区和郊区其他几所主要的大学。佩格·斯诺在燕京大学听一些课，而埃德则在与密苏里大学有联系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教授某些课程。在即将到来的抗日运动中，斯诺夫妇将与学生们建立起特殊的联系。 　　在北京生活的一些中国人和西方国家的侨民，实行一些“特殊”的礼仪规矩，首先需要有名片。他们日常的社交活动主要有：午餐聚会、茶会、招待宴会、玩马球、去跑马场赌博、收集艺术品和古玩、参加赛马俱乐部、周末去附近的西山寺院登山游玩，等等。斯诺曾在一次赛马赌博中赢了一笔可观的钱，足以使他不必再接受美联社的固定工作，干那些枯燥乏味的苦差事。这些人有文化教养，他们包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外国的外交官、传教士、新闻记者，以及某些崇尚中国文化的西方移民，他们为了寻求中国传统高雅文化中所包含的智慧和生活方式而来到这里。很多西方人都在美国公理会办的协和华文学校学习中文。北京的外国人普遍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这种态度与住在条约口岸上海的西方人有明显的不同；在这里，埃德开始第一次学习中文，并一直坚持下去，佩格也开始学习中国的哲学、艺术和经济。斯诺夫妇交往的人中有些人很有名气。一位是埃文斯·F·卡尔逊，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副官，当时在北京美国公使馆的卫队工作，他和妻子埃特尔都是斯诺夫妇的好朋友。另一位是德日进，法国耶稣会神父，他才华横溢，反对崇拜偶像，德日进也是古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主张进化论，并把进化论应用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向教会的正统观念发出了挑战。当佩格与他在城墙上漫步时，他们多次进行交谈，这些讨论活跃热烈，能够激发人的智慧。贝特兰生动地回忆起，德日进经常与“标致的、无拘无束的佩格进行辩论，他在辩论中才思敏捷，妙语连珠，文采飞扬”。有些过路的客人后来也成为他们的朋友，其中有赛珍珠和她未来的丈夫理查德·沃尔什、J·P·马昆德、约翰·冈瑟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沃尔什的约翰·戴出版社和《亚洲》杂志后来为斯诺夫妇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冈瑟当时正在撰写他很受欢迎的《内幕》系列的亚洲卷，斯文赫定则送给埃德和佩格一条漂亮的白猎狗，名叫戈壁。(17) 　　在他们的朋友中，有几个年轻的汉学家，包括费正清和他的妻子威尔玛、欧文·拉铁摩尔和他的妻子埃莉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从上海去北京旅行时，也曾去看望斯诺夫妇。埃德和佩格经常接触许多以北京为据点的记者，特别是合众社的记者F·麦克拉肯·费希尔。费希尔和美联社的记者詹姆斯·D·怀特一样，也曾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从1933年到1935年，费希尔还是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学生。他和斯诺一样，十分痛恨日本对华北不断加剧的侵略，他认识一些学生领导人，同情他们，他还与斯诺夫妇一起，对1935年年底开始兴起的抗日学生运动广为宣传。珍珠港事件后，费希尔在重庆担任新成立的美国在华情报机构的领导人，该机构成为那里的军事情报局。(18)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斯诺在写作《活的中国》一书时，还与各种极为不同的人保持着联系，包括左翼作家团体和年轻的中国翻译助手。他还时常与鲁迅见面，并在上海接触其他与撰写该书有关的人。斯诺夫妇聘请了私人语言教师，每天都来上课，每个月付5块钱讲课酬金。埃德的汉语口语水平进步较快，很快就达到可以使用的程度，而与此同时，阅读中文书面材料时，他仍须依靠英文译本。他后来回忆，他那时阅读中文的能力“勉强可以核对译文，也能非常慢地译成白话”，或者译成口语和规范的汉语。但是，即使对一个全天学习中文的西方学生来说，要想真正读懂汉语，也是使人胆怯畏缩的严峻考验。正如费正清就他在协和华文学校的经历所指出的，“有些人不相信竟然有那样的书写方式，他们怀疑有鬼。”即使像斯诺这样对汉语仅仅具备有限使用能力的人，在当时的美国驻华新闻记者中也显得鹤立鸡群。佩格在《活的中国》一书的写作上与埃德密切合作，她与作家和艺术家建立起自己的联系，对文学情况作了大量研究，并就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撰写了一篇内容充实、很有见地的论文，把它贡献给埃德的书。(19) 　　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之所以能够维持像样的生活方式，关键在于那里的生活费用低廉。正如斯诺所说，在北京“一个新闻记者能够过得像银行董事长那样阔绰，即使他的收入不高”。斯诺夫妇的头一所住宅比较小，有主人的6个房间和浴室，还有仆人的房间和浴室。它位于北京住宅区的一条胡同里，是典型的平房式的四合院，四合院周围有围墙，四合院里面有庭院和花园，树影婆娑，鲜花盛开，并不断地补充新的植物，但价钱却极低。(近几十年来，四合院已经变成了拥挤的、居住着许多家庭的地方。)所有这些，加上雇用仆人的费用。每年只要花1000多一点美元。房屋租金加上仆人的工资，包括雇用一个出色的厨师，每月要花费大约25美元。而进口的奢侈品，如埃德的骆驼牌香烟、马克斯韦尔公司的咖啡、吉列牌刮脸刀片等等，则是更昂贵的额外支出。在冬季，他们靠烧煤的炉子给室内供暖，主要供埃德的书房用，佩格对此颇有怨言。斯诺夫妇冬天在屋子里穿丝棉里的中式长袍。他们居住的那条街(煤渣胡同)的名字，译成英语后毫无诗意，叫作“煤的渣滓”，或者干脆叫“煤渣路”，斯诺写信告诉他父亲。(20) 　　低廉的生活费用当然很不错，特别是报联社的运气越来越坏，它是斯诺获得稳定经济收入的惟一来源。斯诺夫妇搬到北京后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埃普斯就通知埃德，他的工资恢复到每月80美元。在美国报界，“报联社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哀叹。1933年夏天，斯诺曾试图得到《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工作，但未能如愿。幸运的是，他寄给《邮报》的一篇文章，即《西方威望的衰落》一文有了回音，那是他的孤注一掷。一张支票及时寄到，数额达750美元，令人难以置信，随后斯诺又收到该报编辑乔治·洛里默寄来的贺信。尽管斯诺打算提醒读者注意日本的武力和野心，但他反对任何美国军事卷入的态度，对持孤立主义思想的《邮报》具有特殊的感染力。(21) 　　来自《邮报》的意外收入，不仅缓解了他们眼前的经济压力，而且足以满足斯诺夫妇近一年的开支。它还支撑着埃德的决心，即继续从事自由撰稿人的写作生涯，并使他由此与《邮报》建立起联系，最终发展为长达10年之久的经常往来。斯诺后来估计，该杂志向他支付了近25万美元，其中多数是在20世纪40年代支付的。尽管在北京时期只能偶尔收到《邮报》的支票，但它对斯诺也有很大的意义。这使他能够向报联社请一些不带薪的假，以便对《远东前线》一书进行最后的修改，并撰写甚至更少商业考虑的《活的中国》一书。他还能够集中精力研究中国问题，就他特别关注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进行广泛的阅读，并继续教授他在燕京大学兼任的新闻学课程。但这些活动都不能帮助他付账，甚至连支付北京的开支都不够；他偶尔为《亚洲》杂志、《先驱论坛》杂志和其他刊物写一两篇文章，但稿费都很少，正如他与《每日先驱报》商定的条件那样。(22) 　　斯诺惟一“稳定”的收入来自报联社，1933年后半年，由于兑换率急剧降低，他的实际收入甚至进一步减少，而到了这一年年底，随着报联社的倒闭，他完全失去了这笔收入。尽管为报联社工作的薪水很低，但斯诺和霍勒斯·埃普斯之间建立起了真正的超越距离的感情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他们之间的通信具有绅士风度，彬彬有礼，谦和优美，充满了温情，我们很少把这些特点与“精明强悍”的记者形象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然而，斯诺在业务关系中一直保持着这种特点，而这种关系又往往发展为长期延续的个人友谊。斯诺与鲍威尔的关系就是如此，他与《邮报》的编辑本·希布斯和马丁·萨默斯，与出版商贝内特·塞尔夫，与斯诺在兰登书屋的编辑们，与他的文学代理人亨里埃特·赫茨以及其他许多人，也同样以这种方式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23) 　　1934年春天，《纽约太阳报》为每月新闻特稿慷慨地预付了25美元。尽管这笔钱微不足道，但斯诺对这种安排仍然感到心满意足，该报也允许他继续保留《纽约太阳报》驻北京专职记者的身份。他已经回绝了美联社官员的邀请，不同意担任他们的正式记者。“我之所以这样做，”他在写给《纽约太阳报》编辑的信中说，“是因为我认为，作家确实有必要留在现场，这样，他就可以在寄给杂志的文章中，对远东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更自由的分析和更广泛的说明，而不是在寄给报纸的通讯中进行那种可能很一般的解释。”(24) 　　1934年1月，斯诺把家搬到北京郊区海淀的农村，那里紧挨着燕京大学，这使他的处境得到了改善。斯诺有个朋友是中国的银行家，也是燕京大学的校友，他把自己新建成的一个现代化的、供他退休后居住的别墅租给了斯诺夫妇，里面有个小游泳池，租金甚至比他们在北京城里的住房还低。别墅中有个一英亩大的花园，里面栽种着各种树木，从别墅的观景窗可以看到西山和颐和园，宽敞的住宅是个理想的环境，可供斯诺深思熟虑，进行他计划中的研究和写作。对于他在燕京大学新的授课工作，那里也是很理想的地方。 　　斯诺夫妇在海淀的这所住宅一直住到1935年夏天。斯诺在燕京大学讲授“新闻特写”课程，佩格则在燕京大学注册，事实上成为了它的全日制学生。他们两人还骑着自行车去附近的清华大学，听著名教授冯友兰讲授的中国哲学史。(1970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冯友兰进行了“忏悔”，这位当时已经年迈的哲学家对斯诺说，他自己是个“反动学术权威”，现在正根据毛泽东所指引的革命道路进行改造。“‘那么，我现在是否必须把你的著作，即卜德翻译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看作毒草呢?’”斯诺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他当时的问题。“‘当然，当然，’他说，‘一株大毒草。’他大笑。‘但我仍在受到你的影响。’我说。”)埃德和佩格在U形四合院的东西厢房各据一间，分别进行各自的研究。在下午喝茶时，埃德通常向佩格大声朗读他上午的作品，他们对这些作品进行详细的讨论，他“不知疲倦地进行着校订、删除和重写”，佩格回忆道。埃德是个“天生的”作家和记者，他“总是很欣赏自己的作品”。这一时期，埃德以翻译短篇小说，为杂志撰写一些文章，来获得他的主要收入，他还撰写《每日论坛报》所需的特写，并偶尔为《太阳报》寄去几篇文章。他还继续写作有关云南旅行的书，不时写上若干章节。“这一年过得特别快乐，”1935年4月，斯诺写信给埃普斯说，“但在经济上很紧张，尤其是当美元急剧贬值的时候。”(25) 　　埃德之所以在燕京大学教书，也是想获得一些教学经验。他一直希望至少回美国看看，便勉强同意1934年秋天在美国开设系列讲座。“我不喜欢讲课，可悲的是,我确实不相信自己能够干好这件事。”1934年春天，他写信给他父亲说，“但是现在，它似乎是惟一有可能提供经济赞助，帮助我实现非常需要的美国之行的机会。”实际上，斯诺那种沉稳的举止和柔和的讲话方式，的确不适于当众演讲。然而，他在燕京大学的课很受欢迎，他访问红区回来后的公开演讲，强烈地吸引着听众。但是像他以前的回国计划一样，1934年秋天的美国演讲计划也未能实现。(26) 　　然而，出版商哈里森·史密斯却向斯诺提供了另外的机会，让他写一本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书。1934年3月，史密斯预付给他750美元，他“立即很高兴地”收下来，并保证到年底完成初稿。正像已经指出的，早在1932年，他就对这样一项工作很感兴趣，但是他的努力当时并没有成功；“在最后一刻，那些帮助我联系的共产党员对我产生了怀疑，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斯诺从未放弃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兴趣。然而，如果缺乏公开出版的可靠的中文或外文资料，这项工作的确很难完成。而那些可以得到的消息，主要来自宣传小册子、官方交给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街谈巷议和道听途说，等等，从真实性和准确性来说，它们都很不可靠。斯诺告诉亨里埃特·赫茨，“这意味着，要想写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著作，必须有大量原创性研究成果。”而为了掌握“确凿的证据”，他补充道，“必须对重要的红区至少做一次访问，以进行第一手的研究”。(27) 　　斯诺不久便意识到，新闻记者若想在1934年去中国中部的红色根据地进行短暂访问，那一年特别不合时宜。对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即最后一次围剿战役，红军正在进行殊死的反击。国民党采取的战略是，包围封锁红区，步步为营，越来越收紧包围圈。1934年秋天，主要的共产党武装力量设法穿过封锁线，开始了划时代的6000英里长征，并于1935年秋天抵达偏僻的陕北共产党根据地。但即使“苏维埃中国的力量全都被消灭”，斯诺在1934年初感到，共产主义运动仍将在全国范围内继续“秘密”地存在和发展，“并终将成为影响中国和远东命运的重要因素，即使不能成为支配力量”。以可靠资料为基础撰写的著作，他预言，“将成为一本可以想象的最重要最有趣的书”。然而，斯诺仍然坚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直至东北完成工业化，由此所产生的无产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千百万落后农民的任务时”，中国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成功的民众革命”(28) 　　正如斯诺后来对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所说，他感到，“如果不能对‘红军’战士”进行实地观察，他目前“写不出这样一本书”。他曾试图对这个问题作更多的学术性探讨，即申请古根海姆基金，对中国农村的危机，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尽管得到了来自不同团体的若干著名人物的坚定支持，但斯诺的申请仍然被驳回，基金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心理学家的申请，或许他的申请不会引起什么争议，他打算研究中国人对不同感情刺激的面部反应,他假设，“在饥饿时，中国人的面部表情看起来是‘不同的’”，斯诺讥讽地评论道。他料到自己会被拒绝，他在1935年4月对埃普斯说，古根海姆这类基金会“一般会选择稳健保守的项目，而不太可能选择那种会引起很大争议的项目……少数几名热心的学者除外”。随着史密斯与哈斯两家出版社于1936年合并，斯诺与它们的合同由兰登书屋接了过去。与此同时，发生了各种不同事件，出现了有利的时机和适宜的环境，使斯诺有机会第一次见到红军战士。《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终于完成，它比当初合同所规定的最后期限晚了3年，但它现在处在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成为一部难以估量其价值的更为重要的著作。(29) 　　在燕京—海淀时期，斯诺第一次与中国大学生中的少数精英分子建立了持久的联系。燕京大学的环境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校园里一派田园风光，树木葱茏，有可爱的“未名湖”，有现代化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那些年的燕京校园，贝特兰回忆道，“是我所知道的最美丽的大学环境之一”。贝特兰还回顾了“令人产生误解的”校园印象：“这些漂亮的姑娘们，穿着色彩斑斓的开衩的旗袍，在运动场上端庄地骑着自行车，小伙子们则穿着美国校园式样的运动衣和套衫。”燕京大学是一所进步的教会学校，兼备中美两种文化，它部分享有治外法权所赋予的豁免权。它的校长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J·莱顿·司徒雷登，后来他担任了美国驻国民党大陆政府的最后一任大使。与中国其他大学不同，燕京的大学生们受到的压抑较少，具有更多的主动精神，因而他们能够更自由地发挥作用，清华的学生在较小的程度上，也能够如此。而在城里，由政府管理的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如果想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从燕京的图书馆借到，不会受到惩罚”。燕京的学生主要来自城市中那些西方化的、有影响的、富裕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普遍受到强烈的抗日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1931年以后，由于招收了大量东北流亡学生，校园里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像燕京大学这样的美国教会学校，约翰·伊斯雷尔写道，“培养出了思想自由，具有自觉社会意识和主动政治精神的毕业生”。和其他大学不同，燕京有一个活跃的学生自治组织，有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大学管理机构。在1935年12月发生的著名的抗日学生运动中，燕京大学是由学校率领学生去参加游行，而新闻系的学生则走在队伍的前列。斯诺与学生们的友好关系，在这一历史性事件中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斯诺的政治态度，即在这次事件发生前，他对欧洲和亚洲事态发展的政治态度。(30)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势力与日本相勾结，不断破坏原有的世界格局，凡尔赛所确立的世界秩序日趋瓦解。法西斯主义主张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镇压了国内的左派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公开宣称要进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圣战，这使人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观点，即法西斯主义已经抛弃了表面上的资产阶级民主，试图消灭资产阶级左派的力量，以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斯诺的看法与此一致，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濒临灭亡，需要把它改变为更“合理的”制度，即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于中国，斯诺认为，国民党政权实行独裁统治，对革命左派发动了残酷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该政权大量采用法西斯主义的服饰和方法，其中包括：建立军事化组织蓝衣社，狂热反对左派力量，建立青年军，模仿欧洲法西斯的军队，大肆灌输忠于蒋介石总司令的“领袖”原则，聘请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顾问。(31) 　　1935年年中，斯诺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措辞严厉，猛烈地抨击国民党政权对法西斯的仿效，他说：“逮捕、拷打、监禁和处死的厄运，威胁着每一个人，从浅粉色到深红色，即从普通老百姓到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是，南京政府努力建设的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与他们的亲日态度又自相矛盾。斯诺断言，甲国人“太守旧，太愤世嫉俗，太注重实用主义，难以在他们中间煽动起像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那样狂热的沙文主义情绪。而且中国人太饥饿了”。在斯诺看来，中国人一直具有节俭的美德。“中国是个多么奇妙而又可怕的地方，”斯诺在这一时期写信给理查德·沃尔什说，“在精明的、组织良好的日本人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能够回到中国来真是太好了。”国民党政府的确有可能与东京相勾结，实现日本所谓的“拯救”中国的目标，使之免于赤化，这种可能性更坚定了斯诺的观点。斯诺还阅读了一些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书籍，他很久以后写信给一位反法西斯的作家乔治·塞尔德斯说，“这些阅读有助于我认清，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必须反对的，尽管我在当时还看不清什么是值得支持的。”(32) 　　斯诺认为，日本现在的作用表现出更为凶险可怕的征兆，这和他早些时候对日本帝国野心的认识不同，那时他曾对此略加称许。1933年3月，他在写给查利·汤的信中曾评论道，“征服只能使中国恢复青春的活力，而不会使它毁灭。”中国人将会“满意”地看到，在50年或者100年时间里，“来自那几个小岛上的居民将会被同化，他们的子孙将会变成中国人，他们勤奋劳动的果实和冒险的成果将由他们的子孙来享用。中国人真是个具有奇特理性的民族”。1933年秋天，斯诺到东北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旅行后，描述了日本人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他们想把这片广阔的、有着丰富资源的地区，变成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堡垒，变成未来扩张的基地。他指出，已有大批中国人移居到这个地区，然后斯诺补充道，“他们之所以来到北方，是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国那些贪官污吏的欺凌虐待，使他们经济破产，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而尽管“满洲国并不是人间天堂”，但它“却使中国农民感到，这里比他们以前在中央王国时更安全，更有保障，有更多的机会”。由于他们与土地的密切联系，“这些刚毅顽强的移民终将重申，东北是属于中国的。”(33) 　　然而，到1935年，斯诺在《亚洲》杂志上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明确地表示反对这种观点，“那种认为中国总能同化入侵者的论点，现在受到了挑战，台湾人日本化的现象向它提出了挑战。”在这里，斯诺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的这种陈词滥调，认为它完全是南京政府对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台湾，日本不但有效地同化了台湾人，而且在东北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效。在日本的统治下，“中国民族看来将会失去……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建立新型文明的自由”。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斯诺引用孙夫人的话指出，“一个民族便不复存在”。要想挽救自己，中国最多只有10年时间，但那需要采取“革命性的步骤，协同进行社会变革、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而如果不改变中国现有的领导和政策，这种变革是不可能的。(34) 　　斯诺之所以藐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仍然在于他内心一直对中国的前景所持的悲观看法。1934年，斯诺对蒋总司令的形象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基本上没有任何阿谀奉承，他暗示，蒋介石或许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谅解”，蒋介石在中国中部的据点将由此获得安全保障，作为回报，东京在中国北方可以自由行动，为所欲为。1935年年中，斯诺在写给一个记者同行的信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蒋介石的军事建设，很可能并不是为了对付日本，而是要建立“第一流的警察力量”，它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巡视”，以报答东京的恩惠，保护它的利益。总而言之，他说，“就我的记忆而言，我在中国度过的这段时间里，局势还从来没有这么糟糕和绝望。”(35) 　　斯诺确信，中国迫切需要进行根本变革，他认为，南京政府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很容易对日本侵略姑息妥协，因而他密切关注着左派的选择。不久，他就重新找到了中国的希望，这种希望体现在北京学生勇敢无畏的游行示威中，更体现在西北红军革命战士的身上。他们的力量蓬勃发展，并与正在形成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紧密配合，以苏联为领导核心的各国共产党成为它最重要的先锋队。就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有关情况，斯诺在几十年后指出，那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到中国红区去访问的外国人“不得不相信，中国的确有像红军战士那么好的人”。(36) 　　上述事态的发展，激起了斯诺对苏联的兴趣，也使他很想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著中如何论述法西斯主义和世界政治概况。1934年3月，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他与一位哈佛学者就“俄罗斯问题进行了交谈，对他很有启发”，那个人曾在莫斯科进行了若干年研究，刚刚回到北京。斯诺对他的见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学者认为，俄罗斯现在掌握着欧洲“和平的关键”。苏联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也主张‘维持现状’，反对想要修改现有边界的侵略者”，他告诉詹姆斯·埃德加。(37) 　　在海淀—燕京时期的“休假”年中，斯诺远离了颇为忙碌的报纸工作，更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些书主要来自英国左派图书俱乐部，该俱乐部是由有影响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约翰·斯特雷奇和维克多·戈兰茨出版社所组织，该出版社后来出版了畅销的英文本《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应燕京大学校长J·莱顿·司徒雷登的邀请，斯诺准备了一个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讲座，拟于1934年12月讲给全校教师。为此，斯诺查阅了大量资料，其中既有他已经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著作，以及一些不太出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的著作。斯诺认为这是一次学术性很强的讲座，因而在讲课时旁征博引，有点脱离了他自己的风格，既没有讲述亲身经历的见闻和趣闻逸事，也缺乏“人情味”的描述，而这些本来正是他的作品的特点。尽管如此，这次演说还是很成功，它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充分的研究，它也使人们切实地了解到斯诺逐渐形成的政治观点。(38) 　　斯诺指出，构成欧洲法西斯主义的要素，一般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崇尚战争、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感、单一政党的独裁、蛊惑人心的领袖、以恐怖主义手段对付所有的反对派。但是，他对此所作的进一步解释却更为激进。尽管法西斯主义有着社会主义的言辞，但它维护的却是资本主义。“腐朽的、日益临近崩溃的现代资本主义，今天正在每一个地方造成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法西斯主义就是对此的回应，他宣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革命。在本质上，它是没有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斯诺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实行专政。他强调，然而后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而又暂时的“恶”，是通往“无阶级社会”的必要途径。法西斯主义则认为，“独裁政体”就是“最高的政治形式”。 　　对于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失败，斯诺主要谴责了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人。他们在执掌国家政权时，实行“自我毁灭”的改良主义，失去了进行真正社会主义变革的机会。而在欧洲处于德国1932年～1933年那样的危急时刻，当资本家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反对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革命潮流时，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选择了法西斯独裁，而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的社会革命。事实上，在威廉·L·夏勒看来，尽管社会主义者并不认为他们自己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有关，但是，共产党人的确对此负有极大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缩小了人们的选择范围，把它推向极端：不是右派，就是左派。(39) 　　尽管演讲本身并不重要，斯诺对他所演讲的问题也缺乏直接的知识，而且严重依赖亲共产党人士所提供的资料，然而，它毕竟使我们对斯诺当时的政治见解有所了解，他在中国的记者生涯即将进入一个激动人心的新阶段。他鄙视“改良主义”的欧洲社会主义党派，他在中国的经历与此有类似之处，在中国，选择中间政治道路看来既没有希望，也行不通。如同埃德1935年写给霍华德的信中所说，革命是中国人惟一接受的“选票”。斯诺所持的更加开阔的，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世界观，进一步坚定了上述信念。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正处于最后的危机，而社会主义必将取代它，成为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苏联象征着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法西斯主义则代表着没落的资本主义。但是，尽管斯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了左派专政的合理性，他的这种思想和当时共产党的看法却很不一致，他认为，左派专政是“暂时的恶”，而共产党却公开宣称，苏联的“工人阶级专政”是：“民主的最高形态——社会主义民主”。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在莫斯科发生了一系列审判和大清洗，使斯诺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真实情况。他继续尽力解决思想中的这个难题，即如何使共产主义制度成为“善与恶”的平衡。他感到，革命使以前的封建社会国家取得了更为显著的社会进步和物质进步，而同时它们也面临着缺少或者从未经历政治自由这样较小的恶，他试图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然而，直到他于1960年初再次访问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时，他仍未解决这个长期困扰着他的两难问题，并在思想上明显表现出来。(40) 　　然而，在1935年的中国，这种问题至多刚刚露头。“关于中国的左翼运动，有一个问题尚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佩格·斯诺在当时写给理查德·沃尔什的信中说，它也反映了埃德的观点，“这些左派人士一直是中国最聪明、最有前途、最受人欢迎的学生和教师。例如，他们不是美国那种忿忿不平的小知识分子，从各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领袖人物。”(41) 　　到1935年夏天，斯诺夫妇又搬回北京城里，斯诺再次投身于记者活动。《每日先驱报》提升他为特派记者，《纽约太阳报》与他也保持着联系。斯诺夫妇又找到了一所理想的住宅，费用也不高。它的房屋建筑风格是外国式的，高大宽敞，有点像宫殿，他们和一个瑞典地质学家合住，但他一年中有半年要回瑞典度过。大院紧靠着古代北京城墙东段，里面有值得夸耀的暖气、大理石浴缸、网球场和马厩，花园里有座温室，埃德用它作为夏天的办公室。那年夏天，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东北搜集写作材料。在长达2000英里的旅行中，他最远到过外蒙古的边界。他写信给霍华德，发表了奇怪的预言，声称尽管“俄国和日本两国有可能在一年内爆发战争，但我认为，直到1945年前后，这种战争没有历史的必要”。他告诉他哥哥，日本人在东北大力推行现代化，他们的业绩超过了中国人1911年以来在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日本人骄傲、自信，意识到自己作为帝国开拓者的责任。”“而中国人，”他评论道，“将会日趋衰弱，暗淡无光，仅仅作为农村的背景而存在。”这种观点反映了他此时的悲观看法，他认为日本的征服已在东北确立起牢固的地位。(42) 　　那年秋天，东京开始加紧控制华北的步伐，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类似于满洲国的华北国。在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将军的精心策划下，日本人企图用贿买和威胁两种手段，迫使当地的中国政府首长宋哲元将军宣布华北各省“脱离”南京政府，这些省的部分地方已经由日本所控制。在日本看来，南京政府不可能或者不愿意进行干预。这就是11月中旬的局势，当时，北京的学生根据他们所掌握的细微迹象，已经察觉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随后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中，对于各种不同的角色各自起到了哪些作用，人们至今还存在某些争论。“一二·九”运动是否主要是青年人出于对出卖华北的爱国义愤而作出的自发反应?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中共当时在北京并未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是否起到了领导作用?斯诺夫妇是否向学生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启发或激励”，发动了游行示威?根据以上所列重要性的次序，一切看来都是真实的。 　　斯诺夫妇密切接触了许多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主要来自埃德所任教的新闻学系各班，其中包括东北流亡学生，他们愿意参加最激烈的抗日活动。学生们开始是去斯诺夫妇在海淀的家，接着，在1935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又去斯诺夫妇在北京城里的新家。他们讨论了日益逼近的危机，斯诺夫妇也赞成他们强烈的反法西斯观点，特别是他们对国民党的认识。埃德和佩格很欣赏那些中国学生，认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有爱国激情，有潜在的影响力，有可能拯救中国。尽管学生们在总人口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他们得到了传统上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尊重，他们被认为代表了民族的道德良心和政治良心，是大众的喉舌。由于大学生们来自很有影响的家庭，南京政府的镇压机器对待他们还是比较慎重的，但仅此而已。斯诺得到了中国学生通常对老师的那种尊重；除此之外，斯诺还举例说明了燕京学生们一直崇拜的那种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他的友好态度和热情支持，使学生们对他更加信任。(43) 　　斯诺夫妇为学生领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供他们开会研讨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他们激励、鼓舞学生，就应该采取何种斗争方式提出具体建议，并通报斯诺在记者工作中所获得的有关消息。学生们把斯诺的家称作“新鲜空气的窗口”。埃德向国外的报刊提供新闻，而佩格则为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撰写稿件，报道学生运动的情况，他们还做了其他一些事情，斯诺显然通过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设法把学生们的信寄给了在上海的孙夫人，并把她的回信转交给学生，在信中，孙夫人敦促学生们继续采取行动。燕京大学一位积极分子后来回忆说，斯诺在与学生领袖谈话时，用的是“我们”一词，而不是“你们”。(44) 　　当时，与斯诺夫妇交往的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对他们两人迥异的个性和作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佩格给他们的印象是：热情洋溢，性格外向，感情强烈，易于冲动，她“说起话来就像放机关枪”，她总是干劲十足地提出她的意见或建议，无拘无束，随心所欲。1935年11月，她在写给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张兆麟的信中说，那些学生“纯粹是懒鬼和瞌睡虫”，“简直呆得像根木头”。但学生们仍认为她是足智多谋、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为了她所热爱的事业而辛勤劳作。李敏是燕京大学学生会秘书，也是佩格的得意门徒，她常去拜访斯诺夫妇，随身带着一个小提箱，佩格把她打好的反法西斯主义材料装在箱子里，由李敏带回学校。佩格写了一首长诗“古老的北京”，充满感情地描述了华北将要沦陷在日本人手里的情景。这首诗发表在《亚洲》杂志上。充满激情的投入使佩格感到筋疲力尽。“中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我感到身心疲惫。”她后来回顾说。作为一个身处中国的西方朋友，佩格不但“促使中国苏醒，而且推动它前进”。(45) 　　相反，埃德则显得安祥、亲切、富有思想、温文尔雅、沉着，在作出判断和提供建议方面更为谨慎。同时，他也很喜欢和朋友们聊天，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佩格在她有关学生运动的报道中，或许对他作了最好的描述：埃德深受师生欢迎，他身上具有那种“天生的民主作风，温厚从容的性格”，他的举止“随便而又友好，不把他的意见强加给任何人，但他不许别人碰他的打字机，因为他的打字机总是很忙”。她也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她自己：“一般来说，我对人类充满了感情，但我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总爱发表刻薄的评论。”在她与埃德的热烈讨论或争论中，人们可能认为，是她挑起了某些口头上的激烈交锋；然而，总的来看，他们的伙伴关系使他们两人都获得了很高的效率，创作出了很多作品。学生们依靠他们两个人，也很信赖他们。(46) 　　1935年的整个秋天，当北京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把它们的藏书和收藏品打包运往南方，华北脱离的危险日益迫近时，北京的学生越来越感到沮丧和失望。谣传北京的大学也要搬迁。12月初，学生领导人在斯诺夫妇家中聚会，埃德向他们通报了最新的事态发展。佩格与埃德协调一致，敦促他们像“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那样，动员群众上街游行。学生们显然也抱有这种想法。当然，尽管上街游行在现代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示威方式，但中国有许多“公共”大街都不允许发表公开演讲和不同政见。斯诺夫妇向驻北京的很多报界同行通报了拟议的行动，在12月9日和12月16日的游行示威中，斯诺夫妇和在场的其他西方记者——他们都带着照相机——阻止了警察的暴行。在斯诺的提议下，12月12日，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举行了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的记者麦克·费希尔既与燕京大学建立了联系，也与当地英文报刊的新闻记者保持着往来，是个特别有价值的伙伴。“学生们非常喜欢麦克，”海伦·斯诺后来说，“随着他在《英文北京时事日报》和天津《华北明星报》上发表的一篇又一篇新闻报道文章，他的影响在不断增长。”(47) 　　在12月9日的游行中，近1000名燕京和清华的大学生走了5英里路，到达西直门后，他们才发现城门紧闭。但是，有些学生已于前一天晚上溜进城，这样他们才得以加入到当天有2000人参加的北京大、中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斯诺夫妇并排走在游行队伍中，佩格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激励学生。这是个胜利的开端，尽管有些人遭到殴打，有些人被逮捕，消防水龙中冰冷的水流喷射到游行者的身上。当天晚上，埃德就把有关消息用电报传给伦敦和纽约的报社，其他记者也把消息发往世界各地。甚至连需要经新闻审查的中国报刊也报道了有关的消息。“尼姆和我通常是不看游行的，”斯诺后来写道，“但是这一次，我们却为能和游行的领导者站在一起而感到自豪。”(48) 　　12月9日的游行之后，学生们普遍罢课，12月16日,北京爆发了规模更大、组织更好的游行示威，参加的学生人数多达1万人，来自28所大、中学校。这一次，斯诺爬上前门城楼，用他那架新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这次游行的情况。英姿飒爽的陆璀是清华大学的旗手，她成为那天的英雄，她从城门底下的缝隙中爬了进去，试图打开闩上的城门，让5000名和她同来的示威者进入城内，但没有成功。警察强行把她拽走并逮捕。斯诺很快就出现在警察局，对她进行了采访，并表达了他的同情和支持。在国民党镇压期间，斯诺夫妇为陆璀提供了避难所，让她躲藏了一段时间，并帮助她设法乘火车前往上海，她在那里协助组织学生会。(49) 　　1936年春天和夏天，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并扩展到全中国的学生、工人、商界和知识分子中。尽管国民党镇压了左翼活动分子，但是全国学联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成立了。“一二·九”运动后，北京和天津的学生们来到周围的乡村地区，试图唤醒农民。在1936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斯诺夫妇出城去看望住在农村的北京学生。埃德送给他们一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他跟他们打趣说，盒子里装着“催泪弹”，可以保护他们。至于华北自治阴谋，日本被迫放弃了它那野心勃勃的计划。由于公众的反响十分强烈，在舆论的支持下，宋哲元将军在和日本人打交道时，表现得更为强硬。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围绕着1935年～1936年的“一二·九”运动。它“开始终止中国的不抵抗政策”，斯诺宣称。(50) 　　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斯诺以他独特的个人风格，首先叙述了“一二·九”运动，声称“我们(他和佩格)发动了一场起义”。而海伦也坚信她起到了“原动力”的作用，并在她的《中国回忆录》中宣称，“真是个绝妙的讽刺，土肥原及所有由他调来的军队不得不撤退，而他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反法西斯的美国人，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50美元，但是他们武装着真理。”他们之所以过高估计了自己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该运动缺少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斯诺夫妇并未急于找到任何共产党人，这种态度在当时是易于理解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共产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他们隐姓埋名，甚至同伴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共产党在华北的地下组织，很可能直到1935年底才建立起来，因而左翼学生肯定感到，要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确实很困难。正如“一二·九”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后来的回忆，“共产党啊，你在哪里?那时我们都没有加入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们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党!”这样的学生也不会公开标榜他们同情共产党。因此，斯诺才能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宣称，在向他们咨询和寻求支持的学生领袖中，“没有共产党员”。(51) 　　共产党后来声称，是他们发动和领导了“一二·九”运动，这无疑是夸大了自己的作用。然而，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的确对学生领袖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通过斯诺夫妇“安全的家”施加这种影响。这些学生领袖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它们受到党的路线的影响。黄华当时叫做王汝梅，是燕京大学学生，与斯诺夫妇关系十分密切，后来在共产党政权中担负外交事务的领导职务，他的证词是实事求是的。在作者为写作本书所做的采访中，他承认，学生运动具有“某种自发性”，他坚持，地下党尽管很小，但它确实也很活跃。他指出，更重要，或许更准确的是，他与其他思想左倾的学生可以秘密接触到共产党的文件，了解共产党的思想，例如“八一宣言”所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的主张。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看过天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长征的事迹和红军抵达陕北的报道，深受感动和鼓舞。但他们与共产党的直接联系，仅仅是通过个别学生(或者以前的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或许在12月第一次游行前夕，其他学生曾在斯诺家里或者其他地方，与这些共产党员会面。特别是俞启威，他在华北的共产党机构中担负着较高的职务，不久，他就参与指导了这场学生运动。“我能够看出，他们都接受俞的指示，”海伦·斯诺后来回忆了在她家举行的会议，“但我不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陈翰伯曾经参加了这些会议，他记得，俞启威是个“很有魅力，能够吸引听众的演说家”，其他人都很“崇拜”他。“我们逐渐了解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就在斯诺的起居室里。”他补充道。俞启威还是埃德1935年红区之行的最早联系人。(52) 　　1960年，斯诺在北京与他在1935年和1936年就认识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重聚。姚依林也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斯诺，他和俞启威曾在斯诺家里举行过党的会议。在就这次重聚所写的笔记中，斯诺评论道，“我怀疑那种说法，但更多地了解些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好。”俞启威曾经担任天津市长，后来到北京的中央政府担任部长，直至1958年去世，终年46岁。姚依林后来成为共产党的经济专家，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在1960年，斯诺看来准备相信姚依林和其他人当时的说法，即游行是由“党员”策划的，“外国人的参加只是偶然的，新闻记者的参加也不例外，即使他们曾经起到了保护作用，而我的建议、意见和鼓动也是偶然的，即使它们促成了那次游行。”(53) 　　1960年的经历或许对斯诺有所影响，他后来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发动游行”的说法。他在1966年写道，“书中有几页谈到了学生造反，但并不是提供完整的历史资料，而显然只涉及个人冒险经历的一个方面。”尽管共产党并没有“直接领导”12月9日的游行，他补充道，但是，“从游行发生，直到它发展为一次群众运动，学生的抗日活动为激进青年提供了掩护，有效地结束了共产党在中国城市中的孤立状态。”事实上，到1936年春天，共产党在有组织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中，已经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最中肯的意见恐怕还是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所作的评论，“这次经历告诉我，在引起革命的所有原因中，完全失去现有体制中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信任，是造成革命最关键的因素，而学院派历史学家却常常忽视这一现象。”(54) 　　在左派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它使埃德对中国人民的抵抗潜力产生了新的信心。因此，他长期来一直想去采访红军的愿望现在变得更加强烈了，他也力图创造机会，以实现这一旅行。斯诺在12月游行中的作用，使他认识了必不可少的地下党成员，也使共产党更加信任他，认为他作为非共产党的西方记者，是向广大中国人民和西方读者报道红军情况的理想人选。通过对红军的报道，斯诺发现他更深地卷入到他所报道的事件中。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