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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红星的火花：在“好”人的土地上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少帅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身体强壮，戒除了毒瘾，1935年，他和东北军调到位于西北的西安。他受蒋总司令的指令，必须与红军作战，红军在完成长征后，现在安身于西安以北约150英里的陕北。张学良被任命为剿匪总部的副总司令，在1935年的10月和11月与共产党开战，但是遭到了惨败。他的军队难以驾驭，士兵们思念家乡，有强烈的反日情绪，他们在和红军作战时三心二意，不愿意出力。共产党把抓获的俘虏释放回来，其中包括许多军官，他们带回来红军的主张，即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者。相似的主张开始出现在东北军的士兵中，出现在西安的学校中和报刊上，“一二·九”学生游行的当天下午，数百名青年聚集在西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些学新闻的学生来自北京，曾与斯诺夫妇有密切交往，在西安，他们担任了一家主要军队报纸的编辑，起到了特别大的影响。张学良和当地规模较小的西北军的司令都接受了共产党提出来的反内战主张，到1936年春天，他们与红军事实上已经停战，在两个阵营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斯诺6月份抵达西安时，红军安全部门的首脑邓发便秘密地住在少帅张学良的私人公馆中。① 　　西安气氛紧张，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阴谋。蒋介石的蓝衣社在城里搜捕可疑的共产党分子，而少帅张学良却保护和鼓励受到左派影响的抗日活动。不久后，即1936年12月，这些相互矛盾的行动就导致了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斯诺恰于此时到达西安，他来得正是时候，通过恰当的，也许是左派的关系，西安为这个美国记者提供了一个到陕北红区去的秘密通道。 　　斯诺开始这次旅行时心情愉快，此前他对中国在日益加剧的远东危机中的前途曾抱有悲观情绪。在“一二·九”爱国运动后，在西北共产党革命者的帮助下，他认清了中国的真正前途：有效地动员人民大众，抵抗日本侵略，反对南京的绥靖派。也许，斯诺此时在中国所感受到的情绪，充分体现在那一年上海出版的一本书中，它是由一些最好的文学家策划的，其中主要有著名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家、斯诺的亲密朋友鲁迅和茅盾，即沈雁冰。这本书汇集了从全国各阶层人士中随机征集的稿件，以图反映在特定一天中的“中国面貌”，即1936年5月21日。正像茅盾对此所作的总结，从这些对中国人生活的“丑陋与邪恶、神圣与纯洁、光明与黑暗”的刻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乐观、希望和人民群众的觉醒”在斯诺看来，这种新的情绪终于使人们看到了某种希望，即采取切实可行的、进步的、有可靠保证的反帝措施，以挫败东京的帝国野心。“现在，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他后来就1937年的战争爆发一事写到，“这种认识激励着我，促使我投入到反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中。”② 　　1936年的最初几个月，当斯诺等待进入红区的最后安排时，他撰写了有关远东局势和美国政策选择的一系列文章。这些主题都是斯诺最擅长的：谴责一切亚洲的帝国主义者，坚决反对美国对亚洲进行军事干预。无论如何，这些意见是最新的，反映了他的新认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与欧洲法西斯主义者的关系及其野心，他对中国进行“人民战争”、挫败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能力有了新的信心。因此，他当时认为，美国不应该介入不可避免的中日冲突。把这些文章和他尚未经历学生运动时所撰写的文章比较一下，对我们很有启发。那篇文章是依据他前一年夏天对东北的访问撰写的，它当时再次强调，该地区在日本的计划安排中将起到关键的作用——“在满洲建立帝国，预示着在中国建立帝国。”他指出，东京彻底接管东北后，那里的中国人被贬为“没有头脑的植物人”。日本人不允许白种人胡作非为，斯诺补充道，像以往一样，他承认在亚洲有肤色问题。“由于西方人歧视这里的黄种人，使他们的自豪感深受伤害，备感屈辱与痛苦，积怨甚深，现在，人们的所有痛苦都因日本当局的做法而宣泄出来，他们像殖民地主人那样，表现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优越感。”他们的自卑情结变为“同样被弗洛伊德描述过的那种自大情结”。东京的外交官在西方首都最终也受到了“尊重”。现在，日本只有输掉“一场重要的对外战争”，即输给美国、英国或者俄罗斯，它才能“正视日本帝国主义也会失败这一事实”，斯诺断言。“在变化很快的当今世界上”，日本在中国的帝国究竟能够支撑多长时间，斯诺把它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③ 　　几个月后，斯诺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邮报》的连载文章和《外交季刊》的补充报道中，斯诺表达了他的看法。严重的疟疾热和痢疾耽搁了他的工作。由于蒋介石的苟且偷安和“动摇态度”，他对蒋介石领导下中国的前途仍然感到很悲观，他认为中国将会极为“迅速”地崩溃，南京“每一次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屈从于”东京，都加快了中国的崩溃速度。从1931年以来，中国走向了自我毁灭，已失去了建设“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机会，不再具备为此所需的意志、能力和社会进步等条件。斯诺再次指出，日本有可能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他反问，“难道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不能够避免我们的卷入了吗?”正像他在《远东前线》一书中一再提出的，他告诫美国，不要为了维持“远东的国际现状”而陷入一场冲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根本不值得它付出那样的代价和牺牲。根据他早些时候特意向美国提出的主张，他敦促华盛顿迅速放弃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军事存在。美国不需要保卫任何帝国，让其他国家打它们自己的战争吧。他认为，这种做法“决不是孤立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隔离政策”。④ 　　斯诺承认，东京政府“决不会放弃它的帝国思想，直至它灭亡”，但他现在又说，他相信中国人自己“有充分的能力”打败日本，完成这项任务。东京的残酷进攻，“很快就会激起中国人的拼死抵抗，它将震惊世界”，面对着这种情况，日本“帝国的颈骨将会折断，遭到惨败”。越来越多的爱国的中国人将加入到抗日行列中，他们“厌恶”日本所实行的“由傀儡政权统治中国人”的政策。斯诺预言，南京政府在面临绝境时，将被迫实行抗战，以免“因中国人民的普遍起义而遭到灭顶之灾”。接着，将会发生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它很可能导致帝国主义的灭亡，斯诺称之为“命运的逆转”，这种斗争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将出现在亚洲的“其他地方”，“革命的蓬勃发展”是它的原动力。一个非帝国主义的美国没有必要害怕这些可能的事态发展，斯诺争辩道。美国的真正利益在于和平的商业贸易，而贸易的巨大扩展，需要有一个彻底变革的、摆脱了束缚的中国。“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求。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超过这一目的的任何东西。”斯诺认为，一个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帝国主义的美国，能够与经历了社会革命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和平相处，并有利可图。这种观点正是斯诺毕生思想的基础。⑤ 　　斯诺反对大英帝国，不赞成外国干预的观点，像以往一样，他与《邮报》的认识一致，得到了主张保守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邮报》编辑乔治·洛里默的赞许。埃德很谨慎，他对中国革命前途更详尽的观点，发表在学术性更强的《亚洲季刊》上。毕竟，洛里默感到，对于《邮报》的读者来说，甚至罗斯福的“新政”也过于“社会主义”了。在《外交季刊》上，斯诺集中分析了日本总理大臣广田提出的要求，即日本与南京政府联合，共同对付红军。斯诺指出，日本宣称他们有责任拯救中国，使之免遭赤化，是企图以此作为“入侵中国的借口”。但即使蒋总司令认真地考虑这一类合作，以此作为权宜之计，中国红军实际上也已关上了那扇门，不允许他那样做，因为他们现在“代表着大多数中国人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呼声”。在当前的国内危机中，共产党人看到了领导斗争的机会，这一斗争“不仅是为了争取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而且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与中国的“军阀”不同，红军在与日本的战争中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将会赢得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如果把他的命运押在日本身上，共同反对共产党势力，那么势将严重地损害他的名誉，使他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每个地方都抬不起头来。斯诺估计，那位中国领导人将会采取他特有的做法，暂时拖延一段时间，与此同时，“集中全力”，试图最终消灭红军。但是，他正面临着极为痛苦的抉择，不是战争就是投降。当“炸弹开始落在他的脚下时，可以相信他将战斗”。然而，红军很可能不让他掌握这种决定权。一旦出现那种情况，蒋介石只剩下两个选择：“其一，选择日本，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但中国丧失独立；其二，选择共产主义，结束资本主义制度，但中国仍是主权国家。”⑥ 　　1936年初，斯诺了解到有关中国共产党提议实行国共合作的消息。的确，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阻止战争的关键因素，就此而言，他的陕北之行将会证实和确认这一消息，其意义决不亚于得到这个消息。他所勾画的方案，涉及到当时共产主义阵营内部正在争论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都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然而，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在看待这些问题时，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当地的中国革命者。对于莫斯科来说，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是首要的考虑。俄国人已经采取措施与南京恢复邦交，他们力主国共之间的和解。苏联人期待，在蒋总司令的领导下，中国实现统一，实行民主政治体制，准备对付日本的侵略。而在毛泽东看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在于城市中蓬勃发展的、得到中共支持的爱国救亡运动，以及共产党对农民的动员和组织，而不是蒋介石的领导。毛泽东预见到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作用，他期望苏联在中日战争中积极地支持红军。⑦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个问题可归结为，如何评价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的阶级性质和它的目的。共产国际认为，它是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战争，目的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即使在逻辑上是随后发生，但也是在极其遥远的不确定的未来。然而，毛泽东却认为，抗日战争本身就是正在进行的革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取决于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做好工作。1936年6月，毛泽东在保安对斯诺说，必须满足农民的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如果不进行土改，“就不可能为争取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的胜利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更坦率地告诉斯诺，现在的“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将在“一定的阶段之后……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可能性”将会“成为‘必然性’，除非我们在现阶段的工作失败”，毛泽东补充说。斯诺已准备以同情的态度考虑毛泽东有关抗日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思想，支持共产党在抗战过程中对国民党的挑战。这使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带上了明显的预言色彩。更奇特的是，在中共和莫斯科就这些问题举行的经常是模糊不清的对话中，斯诺和他这本书竟然既是传达信息的媒介，也成为讨论的对象。而斯诺进入红区并在那里逗留一事，必然是讨论中首先涉及的问题。⑧ 　　斯诺越来越相信，共产党不久就会起到主要作用，由此重新激起了他亲自去考察红军的兴趣。共产党部队现正处于日军在华北的活动范围内，随时可以出击，因而它一再强调自己是爱国先锋队。随着红军与国民党在陕西顺利地停止交战，现在，通过西安就可以进入红区，从北京到西安的铁路旅行为800英里。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正是一个向接受能力很强的城市居民宣传其抗日立场，展示其抗日形象的大好时机。中国共产党此时正处于危难时刻，由于长征中的巨大损失，它的物资供应已经耗光，部队人数锐减，正等着国民党再次发动“最后”消灭红军的战役。所以，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意图是，一方面向南京政府施加尽可能大的压力，一方面寻求各种可供选择的政治策略。此时，共产党已开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秘密谈判，但尚未取得任何明确结果。⑨ 　　作为一个值得信赖、但却不是共产党人的西方记者，斯诺显然十分适于发表红军的故事。他同中国和西方的资产阶级新闻媒体关系良好，与它们有广泛的接触，他的作品也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他的报道不仅更有分量，超过了公开的共产党员的文章，而且他不属于任何共产党组织这一事实本身，也使他能够更好地领会毛泽东希望传达的信息，并把握其中所包含的更广泛的含义。因此，对于已无意中在共产党联系人和北京学生之间充当了沟通渠道的斯诺来说，他现在将成为一种“媒介”，用他后来的话说，“通过我，毛泽东在多年的封锁之后，第一次有机会对中国的城市发表谈话，而长期以来红军一直与城市互相隔绝。”⑩ 　　斯诺的陕北之行，最初显然是通过俞启威进行联系，“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斯诺夫妇和他成为朋友，并掩护过他。俞启威尽管年轻，但已是规模不大的华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重要领导成员，1936年3月，他穿着埃德的旧花呢西服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那里，他与新近抵达的华北共产党负责人刘少奇接上关系。不久，他便写信告诉斯诺夫妇，说埃德的“问题”。将在“几天后得到解决。……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你的请求”。他还在随信所附的便条中问他们：“埃德什么时候能够启程。”由于从俞启威那里没有得到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斯诺于5月份前往上海，争取获得孙夫人的帮助，以促成去陕北的旅行。这次似乎起了作用；不久，他被安排在北京与东北大学的一位教授(也是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取得联系，教授交给斯诺一封用隐形墨水写的给毛泽东的信，并告诉他如何与西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斯诺在1960年访问中国时，上海市长柯庆施告诉他，那封信是他根据刘少奇的授权写的。(11) 　　海伦·斯诺刻薄地评论说，“埃德收拾好睡袋，装上骆驼牌香烟、吉列牌刮脸刀片和一听马克斯韦尔公司的咖啡，他缺少不了这些西方文明的产品。”斯诺还忙着注射了各种各样以防万一的预防针，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急匆匆地乘午夜火车离开了北京，开始了前往西安的两天行程。(12) 　　对斯诺陕北之行的准备情况，存在着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尽管这件事有可靠的文献依据。据斯诺本人的叙述，他认为孙夫人的作用很重要，而忽略了俞启威。路易·艾黎在上海的住所拥有秘密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可以同西北红军联络，他指出，有人“请求”他找一个“诚实的”西方记者和一个西方培训的医生。据艾黎说，孙夫人当时问斯诺是否能去，斯诺答应了。但无论事情的顺序究竟如何，斯诺毕竟是迈出第一步的人。汉密尔顿在他撰写的斯诺传记中，详细叙述了北京大学一个俄国流亡者谢尔盖·波列沃伊教授有可能起到的作用。据已故教授的儿子说，波列沃伊与中国共产党和20年代共产国际在华的重要人物都有联系，1936年，斯诺曾把他看作另一位可能的中间人。埃德或许向那个俄国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波列沃伊在北京与一些左翼朋友继续保持来往，有一次还曾拜访了斯诺家。有些外国人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在他们看来，波列沃伊不过是个小角色。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有关长征的著作中推测，共产国际曾“建议”，中国红军应“建立国际联系”，这个建议也许为邀请斯诺访问“开辟了道路”。但是，这个猜测几乎是讲不通的。用共产国际的行话来说，“国际”就意味着联系和忠于莫斯科中心，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行集权化领导时期。俄国人的确怀疑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以中国为中心，他们对毛泽东在长征期间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批准就被提拔为党的领导一事很不热心，更何况，他们在如何有效地对付国民党一事上也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惟一一个外国代表，德国人李德在保安对待斯诺很谨慎，“拒绝”回答斯诺有关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或许根据他后来的政治观点，根据斯诺汇编的有关红军的“珍贵情况”，他认为斯诺有可能与美国的“特务”组织有联系。总而言之，斯诺的报道必然会戏剧性地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和革命形象，突出他们的历史和政策，共产国际看来急于避免发生这类事情，因为，统一战线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有关的活动正在进行之中，局势微妙。所以，有理由认为，提出让斯诺去红区访问的想法，并促成此事的，并不是共产国际。(13) 　　从更世俗的意义上来看，斯诺是个必须以工作谋生的记者，他确实一直忙于财务上的安排。按照合同，他仍需完成一本书，而《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除了其他属性之外，还应该是一本旅游书，一本了不起的、不落俗套的旅游书，是他一直想写的那种书。他确实曾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我将把它称做《我到了红色中国》”，他在西北逗留期间，在日记中潦草地写道。到6月初，随着他的陕西旅游计划开始实施，伦敦和纽约的编辑们热心地向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以回报他为报纸撰写的一系列独家新闻报道。“如果我成功地”采访了红军领导人，“那将成为世界上最棒的独家新闻”，埃德在写给《每日先驱报》的信中说。他刚刚从红区返回，就给《每日先驱报》寄去了他的采访报道，并使编辑们深深感到，这些报道很有价值，是独一无二的新闻。“就我所知，在现代新闻史上，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过这一类报道，而且由于时过境迁，类似的报道几乎也不可能再出现了。”他最后报给《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的账单，即从6月14日至10月25日的花费，包括他离开北京期间寻找其他替代途径时的费用，总计为1334.5中国元，约合450美元!斯诺在红色中国逗留了近4个月，生活中“没有任何漂亮姑娘”，他只用了不到100美元就过得很舒适。和今天那些趾高气扬、生活豪华的新闻明星们比起来，真是对比鲜明。对他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他从来没有与红军或者其他人作出任何安排，他向美国大使詹森郑重宣布；“无论我个人同情谁，我总是来自密苏里大学。”当然，在共产党看来，这种态度正是斯诺的价值所在。(14) 　　在西安，斯诺下榻在新落成的西京招待所，先后拜访了省政府主席(以前他本人曾是共产党员)邵力子和西北军总司令杨虎城。杨虎城是反对蒋总司令的12月政变的领导人之一。斯诺在那里等待着秘密联络人。不久，这个人出现了，他是个身材肥胖的绅士，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称自己是王牧师。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专业是神学，毕业后曾在军阀“基督将军”冯玉祥手下供职。现在，他是共产党秘密联络系统的成员，穿梭往来于红区和白区之间。他曾为共产党完成过若干高层使命，包括与张少帅最初的停战安排。根据地下秘密活动的方式，斯诺和王牧师拿出他们各自携带的半张印有英文诗句的名片，拼在一起。在此后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王牧师向斯诺简要地介绍了共产党的情况，他说起话来生动有趣，穿插着许多个人的奇闻轶事和对往事的回忆。王牧师的真名叫董健吾，讲一口漂亮的英语。王牧师和刘鼎——他也是来自上海地下组织，是重要的特工人员，当时正担任张少帅的秘书——介绍斯诺认识了邓发，邓发是共产党保卫部门的首脑，现正住在少帅府中。邓发穿一身整洁的国民党官员常穿的中山装，在他们一起去西安市西面的汉代未央宫遗址游览时，他向斯诺泄露了他的身份，情绪兴奋，十分高兴。邓发向斯诺简要地介绍了旅行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介绍了到红区去的其他安排。这三位关键的联络人，王牧师、刘鼎——他是在德国受教育的工程师，他的外国朋友称他为“查尔斯”——和邓发，结局都很悲惨。邓发死于1946年一次飞机失事，另外两人，尽管他们在大量而危险的秘密工作中表现出色，并建立了革命事业所需要的与外国人的广泛联系，但他们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监禁。1970年，当路易·艾黎私下把刘鼎受虐待的情况告诉斯诺时，斯诺“惊愕而愤怒地哼哼鼻子，用中文骂了句脏话”。至于王牧师，由于是“坏”分子，在1970年12月患急病时，被拒绝给予紧急治疗，只是当获悉斯诺即将去上海并看望王牧师时，他才被急忙送进了医院。但斯诺还没有到达上海，他就死了。(15) 　　在西安，斯诺又碰见了乔治·海德姆，一个年轻的美国医生，他也正要去红区。海德姆与上海的一些外国激进分子关系密切，路易·艾黎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他们常为共产党及党的工作人员提供掩蔽所和通讯工具。这些激进分子围绕着一家左翼书店展开活动，还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由一位德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小组中担任指导教师。在这个小组中，海德姆属于政治上没有什么经验的人。他出生在美国布法罗和北卡罗来纳一个贫穷的黎巴嫩移民家庭，靠奖学金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和日内瓦大学学医。作为一个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1933年他离家来到上海，在那里开业行医，主要收治妓女，为她们“治疗”性病，“直到她们再次染上花柳病或梅毒”，他说。在上海，治疗性病的医生是很赚钱的，但这并不是海德姆(以“杂毛”而著称)到中国来的原因。他在中国看到的情况使他极为震惊，当他陪同艾黎为上海工部局巡视工厂时，他变得更加激进。海德姆被吸引到那家左翼书店和研究小组中，并深受立场坚定的史沫特莱的影响。史沫特莱还介绍海德姆认识了刘鼎。海德姆的办公室有时用来开秘密小组会，而年轻的医生则担任守卫。通过这些交往，海德姆同意了红军的请求，决定去他们那里当医生，他到西安后与斯诺会合，准备和他一起从事这次冒险旅行。用斯诺的话来说，他们两人都决心“破釜沉舟”，但却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16) 　　海德姆待人热诚，风度迷人，对人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他在进入红区时，几乎不懂一句中国话。斯诺的中文则足以应付他们两人的需要。在此后的52年中，海德姆成为红色中国的著名医生，把他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1988年，当他在北京去世时，是位受人尊敬的医学专家。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马海德，并娶了漂亮妩媚的中国女演员周苏菲；他们有两个孩子和4个孙子孙女。1949年，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他领导了一场旨在消灭性病和卖淫的斗争，重新开始了他早年在上海的生涯。在晚年，他全力对付麻疯病，他在1987年告诉我，他在用“最后的精力”，“帮助从世界上”消灭那种病。他和斯诺成为了毕生的朋友；在冷战时期的几十年间，斯诺与中国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马海德医生和艾黎，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孙夫人，他们也“激励着他前进”。1972年，在斯诺临终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中，由海德姆率领的一支中国医疗队被派往瑞士，以帮助照料斯诺。奇怪的是，海德姆的名字既没有出现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也从来没有出现在斯诺于20世纪60年代之前所撰写的任何一部作品中。海德姆曾请求斯诺不要提到他，就《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情况而言，他显然担心，公开他的名字可能会使他在上海的朋友和联系人有危险。实际上，斯诺的叙述中不提海德姆，反而有可能增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故事性价值，在书中，那个孤独、勇敢、刚毅，而且很有个人魅力的外国探险者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17) 　　1936年7月初的一个早晨，斯诺和海德姆终于启程，他们乘坐东北军的一辆道奇卡车离开了西安。卡车此行的目的地是延安，当时，延安仍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是靠近红区边界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前沿据点。从延安起，他们开始步行前进，只有一个驴夫当向导，一头毛驴驮着他们的行李，包括海德姆所带的医疗用品。埃德的照相机、手表和上好的牛皮鞋，无论哪种土匪看了都会动心，不管他是何种政治色彩，埃德一想到这个问题就神经紧张。事实上，一队派去护送他们的红军就撞上了反共的土匪，打了一场遭遇战，耽搁了他们的行程。这里地处黄土高原，是古代中国文明的心脏地带，地貌奇形怪状，黄色的土地上没有任何树木，到处是光秃秃的一片，在走向一个未知的，无法预言的世界时，他们感到神秘而又紧张。“山地的形状千奇百怪，犬牙交错，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玛象，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山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斯诺这样形容那里的景象。这种“难以置信的，有时是令人恐怖的形象”，也呈现出了某种“奇异的、超现实的美”。农民们居住在从黄土中开凿出来的窑洞中，整个村庄都由窑洞构成，呈蜂窝状排列在山坡上。斯诺的描述至今仍是最完美的，再现了黄土高原景观对人们的震撼和冲击。(18) 　　经过两天的跋涉，斯诺和海德姆来到一个小村庄，红军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周恩来的欢迎。周恩来清瘦的脸上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形象英武有力，年纪38岁，担任东线红军司令。周恩来用英语对斯诺表示欢迎，他的英语说得不太流畅，但很清晰，他称斯诺是“可以信赖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向斯诺简要介绍了为他拟好的大致日程安排，并详细回答了斯诺有关共产党的问题，包括共产党的政策、策略、历史和他本人的背景。斯诺感到，这个出身于官僚家庭的革命者富有魅力，很有教养，对人热情，是个‘十足的知识分子’，一个“学者型的起义者”。他在这时的日记中写道，一般来说，他所遇到的红军战士，“正忙于改造世界，就像大学生们去参加一场足球比赛。……每个房间到了晚上都响起欢歌笑语”。在军队里干杂活的少年人——即“红小鬼”——也有他们的“人格尊严”，这是斯诺以前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从未看到过的。他们“高兴、快活、精力充沛、忠于革命，具有为神圣事业而战的青年人那种令人惊讶的活跃而乐观的精神”。这样，斯诺便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入手，研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力图如实反映它的情况，反映它的特点和吸引力。“我最感兴趣的，正是红军的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反映人性特点和人类英雄行为的史诗，而政治仅仅是第二位的。”斯诺在返回北京后，对《每日先驱报》的编辑说，尽管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真实地反映他的想法。(19) 　　意味深长的是，周恩来就抗战的原动力对斯诺所作的解释，大部分并不符合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他宣称，通过抗日取得革命的胜利是可能的。而至于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他的独裁统治就注定要崩溃”。但是，中国各种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和解，因而周恩来急切地请求斯诺，不要在他的书中出现那样的评论。斯诺被此事所激怒，在书中把周恩来的传记也大部分删除，因为在周恩来的个人故事中，夹杂着太多强烈反对蒋介石的材料。(20) 　　斯诺和海德姆乘着两匹又老又瘦的马，在20名红军战士的护送下，经过两天的行程，抵达位于保安城的红军总部。(第二个月，他们两人收到了一份礼物，那是两匹雄健的战马，是红军从马鸿宾军队那里缴获的。)保安城坐落在山谷中，四周群山环绕，一进城门，他们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人们挥动着欢迎的红旗和标语，军乐队奏着欢迎的音乐，除了毛泽东，在保安的所有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都出来迎接他们。“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受到一个城市全体居民的欢迎。”斯诺写道。“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斯诺回忆道。他指出，“曾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边防要塞，由于连年的战争和饥荒，那里已经变成废墟。”斯诺和海德姆被安排住在埃德称之为“外交部”的院子里，他们居住的小屋中有两个土炕、一张简陋的桌子和几条长凳。由于他们在旅途中一直睡在户外，与之相比，在斯诺看来，这里简直就像“真正的外交部饭店”。接着，红军设宴招待他们，菜肴丰盛，出乎他们的意料，参加者都是政府官员，包括毛泽东，他看上去仍很困倦，他那“浓密的黑头发也没有梳理”。总而言之，宴会是中国人用来欢迎尊贵客人的典型礼节。(21) 　　在斯诺眼中，毛泽东“身材削瘦，颇有林肯的气质”，他感到毛泽东“也许能够成为非常伟大的人物”。然而，斯诺补充说，“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喋喋不休地胡说什么‘我们伟大的领袖’之类言辞”，这显然是在嘲笑对斯大林的狂热崇拜。这时，斯诺还不知道，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在政治上曾遭到贬黜和排斥，直到遵义会议之后，他才恢复了领导地位。实际上，他这时既不知道这一事件本身的划时代意义，也不知道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所受到的持续挑战。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毛泽东的描述，以及作为书中核心部分的毛泽东自传体的叙述，都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极大地加强了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国内外的名望和声誉，无疑也加强了他的政治“资本”，有助于使他本人也获得“伟大领袖”的地位。(22) 　　为了更充分地刻画出主席的性格，斯诺从世俗的、人性的角度描述了毛泽东的生活细节：从腰带下面找虱子，在热天脱掉长裤，等等，而且都是当着斯诺的面；在斯诺看来，毛泽东是个“说话直言不讳，生活俭朴，平易近人，有平民习惯”的领导人，在傍晚，他喜欢不惹人注意地四处随意散步，与保安的居民自由交谈。然而，尽管毛泽东具有“中国农民的纯朴性格”，但他也是一位古典文学诗人，是一位哲学家，在烛光中看见一只可爱的飞蛾也感到很开心。对斯诺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毛泽东的思想、性格和经历吸引了他毕生的注意；有趣的是，斯诺不仅是采访毛泽东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也是最后一位，即1970年12月的采访。这两次采访，都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和冲击。(23) 　　不久，毛泽东和斯诺之间就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一位已经43岁，是“出身于中国农民的知识分子，后来成为革命者”；另一位31岁，出身于美国中心地带的中产阶级家庭，后来成为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朋友”。斯诺不仅对毛泽东个人感兴趣，而且也赞成这位红色领导人的农民平民主义思想，赞成他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坚定目标，他向美国提出了友好的建议，以及他对莫斯科做法的独立见解，他的表达方式尽管很谨慎，但的确表达了他的不同看法。斯诺认为自己与毛泽东的思想有共鸣，与之进行了热情的交流。至于毛泽东，他在读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中文译本后，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这本书“向全世界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党的政策”。1939年，他亲自对斯诺表达了同样的意见。(24) 　　毛泽东一般睡到上午10点左右起床，将近中午才吃早饭，然后一直工作到很晚，直至深夜。他通常与斯诺在傍晚开始交谈，时间安排没有什么规则，谈话地点是在毛泽东待客的窑洞中，窑洞里点着蜡烛。两人通常谈到深夜，常在半夜或者更晚的时候才结束谈话，共进夜宵。这里是共产党武装力量在西北最重要的堡垒，生活贫穷而原始，人们通常生活在窑洞里。红军“大学”坐落在悬崖峭壁上，那里有一排排的窑洞作为教室，学生们坐在石头凳子上。(25) 　　毛泽东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和斯诺交谈，谈话记录总计约有两万个词。应埃德请求，燕京大学学生黄华在斯诺之后，也来到西安和保安，担任他的翻译。黄华离开北京时，仅仅再过几天就要期末考试和毕业。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黄华到得太迟了，没有赶上，但在斯诺随后的红区旅行中，他一直陪着斯诺。吴亮平是毛泽东的秘书，斯诺开始采访时由他担任翻译。吴亮平经历过长征，曾在上海和莫斯科孙中山大学读书，英语和俄语说得都很流畅。斯诺的采访笔记，就是依据吴亮平对毛泽东回答的口头翻译而作的记录，先由黄华把它译成中文，经毛泽东阅读和修改后，再由黄华译成英文。与此同时，斯诺在西北逗留期间，经常说汉语，比他以前在北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两年汉语学习中说得更多。(26) 　　毛泽东与斯诺关系的基础，在于他们性格相似，从毛泽东这方面来说，他无视一切政治考虑，而从斯诺这方面来说，他也不顾职业记者的任何规则。后来，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导人，在决定中断或者继续保持与斯诺的联系时，完全是出于他和中国更重要的政治目的。然而，从始至终，他们两人的谈话都贯穿着一种极为真挚，非同凡响的个人因素。“从你离开后，我一直十分想念你。”1937年3月，毛泽东写信告诉斯诺，并向埃德通报有关中共政策改变的情况。“我们都很感激你。”他补充道。1970年12月，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斯诺说，“自从35年前第一次见面直到现在，……有一点没有改变：我们都把彼此看作朋友。”“我们两人之间的根本关系不会改变。”他重申。这些话或许是为了消除斯诺的疑虑和怨气，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27) 　　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所讲述的事情，除了他那些自传体的叙述外，大部分都被直接或间接地引用；其他评论，即那些往往是在非正式场合所讲的话，仍然留在斯诺的笔记本里和当时的日记中。但是，它们显然都为斯诺提供了据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其前途的背景资料。就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毛泽东的思想是，在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的基础上，实行持久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全民族抗战中应该发挥独立的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进一步宣称，苏联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可能持中立态度。一旦“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开始进行抗战”，苏联人一定会“率先与我们握手，和我们并肩战斗”。这种观点只能使莫斯科感到愤怒和为难。苏联当时力图阻拦中共单方面的抗日行动和反对国民党的行动，例如红军最近强行进入山西一事。从战略地位上看，新的西北红色根据地靠近俄国人控制的外蒙古，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苏联人害怕中共激怒蒋介石和日本人，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反苏行动。(28) 　　尽管毛泽东表示忠于共产国际，并公开赞扬中共党内亲莫斯科的国际派领导人，但他毫不犹豫地批评了早期共产国际的指导政策及其驻中国的代表，认为其指导导致了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灾难。毛泽东这样做，突出了他自己的独立性，强调了他在那一时期所采取的激进土地政策的重要性。他严厉地批评了鲍罗廷的“右倾”态度，鲍罗廷从1924年至1927年任斯大林驻中国的主要政治代表。毛泽东指出，鲍罗廷“准备在所有问题上都取悦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意见，与当时就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进行的争论有很大关系。尽管毛泽东谈到，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和苏联的“兄弟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利益，但他也强调，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联盟”若想取得成功，必须使其每个成员国都保持充分的主权，能够自由地参加或退出。“我们的战斗，当然是为了争取中国的解放，而决不是要把中国交给莫斯科!”“谁是莫斯科的‘莫斯科’?”毛泽东有力地反问。他声称，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它获得解放，许多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必将以中国为榜样，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取得类似的胜利”。最后一句话是个先兆，它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后来向这些国家发出的号召：走“毛泽东的道路”。毛泽东还叙述了他在长沙的学生时期，那时，中国发生了各种激动人心的革命事件，在它们的影响下，他不但学到了很多知识，政治见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强调，在他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他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形形色色外国思想的影响，直到1920年他27岁时，他才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29) 　　这位红色领袖自然对这样的形象很感兴趣：把他自己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描绘为忠诚的爱国者，中国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但与此同时，他认为，拯救中国就是改造中国。毛泽东决心遵循他所拟订的路线，他认为第一位和最重要的，就是确保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和最终取得伟大胜利。回溯既往，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强调共产党有必要与国民党在国内进行长期较量，而且开始抨击斯大林控制的国际共产主义体系，尽管毛泽东的这种挑战这时仍然处于萌芽状态。作为传递消息的使者，在莫斯科的眼里，斯诺的身上将打上洗不掉的“毛泽东烙印”。 　　佩格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获知埃德的消息，是通过红军的秘密信使王凌(音译)。王凌以前曾是天津的学生，1936年9月的一天，他出现在佩格的门前，交给她一封斯诺写给她的信。这封信是他在陕北度过了最初几周后写的，埃德的信是用一种十分幼稚，但却很有创造性的“密码”写的，他们两人此后都用这种密码来写这类书信。他告诉佩格，他已经开始“收集植物标本”，“在这里，有大量全新的植物样本，它们迄今尚不为科学界所了解，这个项目的工作量很大，远远超过了我最初的设想。”那里的生活“十分艰苦”，他最恐惧的就是臭虫，“但我也为史密森学会收集了一些标本：跳蚤、蚂蚁、蜘蛛、臭虫、虱子、蚊子、苍蝇，等等。这些小东西正在疯狂地攻击我”。但是，这些经历获得了极大的回报。“很多事情都令人兴奋，但最令人激动的是接触到那些英雄的年轻科学家，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我一样恶劣，或者更差。”他希望佩格也能在那里，分享他的体验和快乐。“在这里，能够进行多么热烈的谈话和有趣的讨论啊!空气中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但他感到，佩格对卫生问题很在意，肯定会对“讨厌的臭虫和不卫生的生活环境”很不适应，难以忍受。埃德用“科学家”一词代表红军，很可能绝非偶然。(30) 　　佩格立即责备了埃德这种“半心半意的邀请”，在王凌极为热情的鼓励支持下，她准备前往西安，并进入红区。实际上，佩格以前就学生运动所写的文章，曾得到保安方面的高度评价。斯诺刚到保安，王凌事实上就问过他，如同斯诺在日记中所记载的，“我的妻子为什么没有一起来。他要我保证，她下次一定来。”据王凌对佩格说，埃德看见她一定会“既惊讶，又高兴”，使王凌感到有趣的是，佩格反驳说，“不，他不会感到高兴，只会很惊讶。”(31) 　　斯诺离开北京期间，佩格接替他担任了《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的记者，并利用这种身份掩护她在西安的主要活动。1936年9月底，佩格抵达西安，住进一家招待所。她请麦克·费希尔在她离开北京期间，承担埃德的报纸工作。不久，刘鼎来访，他身着打高尔夫球的花呢运动衣，头戴运动帽。对于佩格偷偷溜进红区的前景，他远不如王凌那么乐观或热心。西安的局势日趋严峻和危险。然而，佩格认为，她那青年人的外貌和女大学生的衣着，对她会有很大帮助。她说，“我看上去肯定不像坏人，样子还有点傻，把所有人都看做朋友。”但刘鼎显然不这么想。据说埃德很快就要返回西安，或许也是为了安慰佩格，并促使她在埃德到达西安之前尽快离开那里，返回北京，刘鼎安排她采访了少帅张学良，采访后她将前往北京，并从北京把她所采写的新闻报道电传给《每日先驱报》。这次采访后来引起了轰动，。少帅以他特有的坦率，回答了佩格的问题。佩格拍电报时或许不太谨慎，她电报中的头一句话就是张学良的声明：“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能够与我们竭诚合作，在南京政府的领导下，共同抵抗侵略者，中国的内战问题有望得到和平解决。”该电讯刊登在《每日先驱报》上，标题是“宁要红军，不要日本人”。它第一次公开披露了张学良反对南京政府反策的立场，无疑将引起南京的警觉，它是一个迹象，预示一场戏剧性事件即将来临。因此，尽管佩格因未能突破封锁线感到懊恼，不愿意在“好戏”就要开演时离开西安，但她仍然返回了北京，并带着她记者生涯中独自获得的重要成果。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埃德特地在有关西安的报道中注明：“由尼姆·韦尔斯小姐采写。”(32) 　　与此同时，埃德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甘肃之行，考察甘肃前线的“真正”红军。他骑着马旅行，由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外交部”官员陪同，旅行所经过的地方大部分是共产党控制区，他收集到了更多有关红色中国人的素材发。沿途住宿的农家总是“善良而好客”，农民们住在简陋的房屋里，与“外宾”共享粗茶淡饭。尽管少数农民有怨言，但他们一致支持和感激红军，认为与白军统治下的感受完全不同。在吴起镇原始的“工业中心”，有个从上海来到西北的共产党工程师办事很认真，他向埃德“抱怨”，“这些人花在唱歌上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但在斯诺看来，唱歌一事正体现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劳动精神，即使他们缺少原材料”!在日记中，斯诺记载了一个地主家庭对他的冷淡态度。当他们去一个人家，看看是否可以买些食物时，斯诺看到在厨房的地上坐着两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对他询问购买食品一事，“她们的回答粗暴无礼，她们说，我们是穷人，什么都没有”。陪同斯诺的红军“解释”说，当红军来到那里时，大多数地主都逃走了，一般只有小地主留下来。(33) 　　在彭德怀司令员所在的西线部队指挥部，红军战士们“相信，他们正在为他们的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在这支独一无二的军队中，那些年轻的农民士兵都具有清教徒式的个人道德。“我猜想，大部分红军士兵肯定还是童男子。”他们精力旺盛，充满爱国热情，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由于经常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他们的精神状态良好，士气高昂。斯诺注意到，红军剧团正在上演一出激励人心的戏剧，他把这些经历与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作了比较，“这是生与死的鲜明对比，一方朝气蓬勃，一方暮气沉沉；一方是年轻的、不断发展的文化，一方是衰老的、幻灭的、精疲力竭的、疾病缠身的文化。”他写道。(34) 　　斯诺获悉，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当国民党重新占领了以前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后，他们烧杀抢掠，残暴地折磨那里的老百姓。他认为，这只会激起红军的仇恨，使他们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它“表明，国民党人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斯诺还了解到，在1930年，当共产党由“李立三路线和托洛茨基分子”控制时，中国中部曾发生过针对小地主和白军军官的红色恐怖，但在他与共产党人相处的4个月里，他并没有发现这类暴行的任何迹象。他曾看到一个被逮捕的地主家庭，了解到在保安的监狱中关押着“一些政治犯”，并从“不受限制的询问中”得知，当时刚好有两个平民“反革命分子”被处死。“我在苏区逗留期间，”斯诺在日记中写道，“从来没有见到过打骂孩子、虐待儿童、侮辱妇女或顶撞老人一类事情。”他甚至没有亲眼看到人们打架，“无论是士兵之间，还是在士兵与老百姓之间，都没有看到这类事情”。后来，斯诺在采访政治保卫局的一位官员时获悉，当时整个苏区的监狱中只有60名囚犯(多数是特务，从红军抵达陕北以来，一年中“被处死的政治犯还不到20人”。这次谈话记录在斯诺的日记中，而并没有收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至于可享有的政治“自由”程度，政治保卫局局长向斯诺保证，“没有人会因为仅仅对政府提了意见，或者说了几句反对政府的话就被逮捕，但如果坚持公开宣扬反苏维埃观点，那是不允许的，并将受到惩罚。”(35) 　　刚强的彭德怀将军的故事，正是新型“人民军队”的象征：彭德怀出身于贫农，童年时生活很苦，16岁那年离开家乡，成为一名士兵，20年代中期在国民革命军里提升为高级军官。1928年，彭德怀加入了共产党，率领他的部队参加了暴动，并前往井岗山根据地，与毛泽东和朱德会合。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和极为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领导部队不畏艰险，屡建奇功，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他的事迹成为传奇故事。在红军领导层中，他的地位仅次于朱德；而实际上，朱德当时正随第四方面军在前往西北的途中，第四方面军的领导者是毛泽东的政治对手张国焘。斯诺形容彭德怀是个“快活的、爱说爱笑的人”，他“性格豪爽，说话直率，不拐弯抹角”，埃德认为，在中国人中这种品质是很少见的。斯诺对彭德怀的采访一再延长，最后，有关彭德怀的内容成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更有影响的部分——红军司令员关于红军游击战的军事和政治原则以及游击战术的主要思想。直到1946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的战略决战阶段，这些原则仍是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核心。如同斯诺所说，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时期，这些原则成为俄罗斯人抵抗纳粹侵略的某种游击战教科书，并且指导着印度和东南亚的革命者。正像彭司令所作的总结，“我们仅仅是以人民的铁拳打击压迫者。”在斯诺看来，彭德怀从事革命战争的经验和以弱胜强的事迹，无疑是生动的例证，证实了他的看法，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人民战争既能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者，也能有效地反抗国内的压迫者。(36) 　　斯诺在9月份回到保安后，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进行了采访，会谈时，毛周等人对斯诺阐述了共产党有关统一战线的政策，它包含更大的妥协。这些政策既考虑到了国内各种军事和政治的因素，也反映了莫斯科对中共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时，红军已暂时停止了对南京军队的挑衅行动，并正式提出，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接受一个民主化的、坚决抗战的南京政府，即“国防民主政府”的领导。但是，鉴于蒋介石显然已决定对红军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进攻，毛泽东私下批评了共产国际，认为它“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共产党的内部指示肯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并强调，党一直试图与反蒋抗日的军队联合起来，以此来“逼蒋”抗日。毛泽东仍然相信，“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求得团结，因为联合“不可能廉价地买到手”，历史学家杰罗姆·陈指出。(37) 　　毛泽东对与蒋介石政府恢复友好合作关系一事心情矛盾，对合作的可能性心存疑虑，对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合作的基础是什么，毛泽东在9月份与斯诺的谈话中，坦率地谈了他的想法。从斯诺的日记中显然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对这些问题“意见一致”。实际上，正是斯诺首先对蒋介石的目的和动机提出了怀疑，毛泽东对此也持相同看法。毛泽东的确谈到，“两党有必要再次实行联合”，以便有效地进行抗战，他还呼吁建立“一个联合的人民民主政府”，并表示共产党在苏区将贯彻其政令。他指出，一旦建立起这种真正的“民族救亡政府”，红军将接受它的统一指挥。但是，毛泽东又补充道，“毫无疑问，红军将继续存在下去，并有权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使之成为革命军队的基础，无论它是叫做红军、抗日救亡军，还是其他什么名字。”(38) 　　斯诺一再询问，中国共产党是否准备暂时停止“阶级斗争或土地革命”，直到“获得明确的”民族独立，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采取了迂回的方式来答复。“不帮助农民解除痛苦，减轻负担，他们就不会认识到抗日的意义。”他指出，即使“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实行了土地革命，认为它对发展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并不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企图首先“消灭或严格限制共产党军队”的，难道不正是蒋介石吗?斯诺问道，并继续从本质上来回答他自己的问题。他指出，蒋介石总司令只有在达到了这一目的之后，才会作出某种让步。这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使他能够更全面地控制与日本之间的战争或和平，而不是削弱这种地位。“如同我所认识到的，”斯诺在日记中继续写道，“共产党现在不但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惟一党派，而且在有关日本的问题上，是惟一有能力向他的决定权进行挑战，或者对他的决定权加以限制的力量。” 　　斯诺推断，南京政府领导人将会作出最后的努力，以消灭红军，或至少使其活动范围限制在一个很小的、经济落后的地区，从而严重地限制红军在战争期间的扩展能力。蒋介石可能承认红军具有某种政治地位。他将由此提高他本人的政治声望和权威，似乎是“统一”了中国，并由此获得苏联的重要支持，或许还将得到英国和美国的积极援助。毛泽东“原则上同意”斯诺的分析，但他补充说，当蒋介石在战斗中再次“体验到”红军的能力后，他“或许能够得出结论”，即最好放弃10年来围剿红军的战争，并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蒋介石军队对红军的新一轮进攻，只会导致加强红军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斯诺对毛泽东的观点加以总结，指出，蒋介石最终“将被迫接受统一战线，他自己的地位将由此降到最低点”。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却比1927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它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注定要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力量，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在当前与南京的谈判中，毛泽东宣称，中国共产党准备与蒋介石“合作”，如果蒋介石能够被“说服”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话，尽管这不太可能实现。然而，如果蒋总司令更愿意打内战，“红军也准备奉陪到底”。⑨ 　　在随后与周恩来进行的谈话中，周恩来告诉斯诺，他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没有多少真正的希望或可能”重新建立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那种联盟关系。自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现在，有强大的红军，有广阔的苏区，共产党有了10年的战斗经验，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共产党人“决不会再放弃这支军队，决不会再放弃苏区，就像蒋介石不会放弃南京政府的领导权一样”。他指出，蒋介石当前与红军的谈判，“是消灭红军战略的一部分，或者尽可能使红军无足轻重”。即使通过反复谈判，明年能够出现国共合作的新阶段，斯诺也决不会放弃他在这次交谈中所表达和听到过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也决不会放弃。正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结尾时所说，如果公开宣布两党的友好合作，必定在某些共产党人中引起误解。(40) 　　当斯诺在保安等待合适时机，以便偷偷溜回到南京政府控制的“白色世界”时，他一边整理笔记，一边同他新结识的红军朋友一起娱乐。他们玩四人制网球，斯诺还教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打一种扑克，赌注很高，但是用火柴梗计算，毛泽东偶尔也来玩。但是，随着南京军队正逐渐接替驻扎在与红区交界处的东北军，斯诺急需趁友好的通道尚未封锁之时赶快离开。10月12日，斯诺终于启程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红军大学的学生们都出来送他，正像4个月前欢迎他时一样。只有睡觉很迟的毛泽东仍然没有来。 　　这次经历“令人兴奋”。斯诺见到了革命，见到了革命者，他们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的希望。红军中的“小鬼”称呼完全是一种比喻，“它体现了红军的精神：生气勃勃，一往无前的青春力量，正在冉冉上升的希望曙光。”斯诺感到，他所相处接触的那些红军战士，都像是勇敢的大卫王子，尽管损失惨重，忍受着贫困，但他们仍然满怀信心，准备与前来镇压的歌利亚军队进行较量。这些“坦率的、有科学思想的”中国人已经结成了真正的同盟，和他们相处，斯诺感到很自在，“他们就像我自己的同胞”。在告别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不是回家，而是正在离开家。”(41) 　　到达西安时，斯诺又经受了一次磨难，他那极其珍贵的提包不见了，里面装着他的笔记本、日记、胶卷和文件。不知什么缘故，他的提包在西安以北的军火库被无意中扔出了他所乘坐的那辆东北军卡车。在斯诺的坚持下，卡车司机迅速返回到那个军火库，斯诺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地等待着结果，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他的提包，并带回西安。他们回来得很及时。第二天一大早，所有公路都被封锁了，因为总司令突然飞到西安进行视察，以部署对红军的“最后”进攻，并制止西安发生的强大的反内战、主张抗日的学潮，因为西安被视为此次剿匪战役的大本营。1965年，斯诺又经历了一次类似的小插曲，当时他正坐在飞机上，从中国返回瑞士的家。他的公文包中装着他在中国的笔记本和采访记录，公文包掉到地上，滑到了机舱后部。斯诺急得发疯，以为它落在了中国的什么地方，当飞机上的女乘务员终于找到他的公文包时，他高兴得搂住了乘务员。(42) 　　在西安停留期间，斯诺遇见了史沫特莱，她正住在临潼著名的唐代温泉旅游胜地，蒋总司令12月就是在那里被“逮捕”的。斯诺和史沫特莱两人在冯海伯博士的家中共进午餐，冯海伯是德国的牙医，中共的联络人。在那里，他们与著名的左翼作家丁玲愉快地重逢，自从离开上海后，他们一直没有见过面。1933年，丁玲曾被国民党逮捕，现在她住在冯海伯家中，受到他的掩护，并打算设法穿过封锁线，前往陕北红区。西安事变那一天，冯海伯博士遇到了不可思议的灾难，当他试图进入西京招待所时，造反的西北军反蒋士兵把他打死了。几天后，斯诺出现在北京寓所的门前，他“张着嘴傻笑着，满脸灰白的胡须，就像一只吞吃了金丝雀的猫”，海伦以她特有的略带嘲谑的风格回忆道。斯诺带回来许多行李，他从其中一件里“拿出一顶老式的灰帽子，褪色的帽檐上缀着一颗红星”，斯诺把帽子戴上，神气活现地在屋子里昂首阔步，他对这次了不起的成功“非常得意”，并要求佩格为他准备嫩鸡蛋、牛奶和咖啡。(43) 　　25年后，在首次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家里后，斯诺回顾了他在1936年的先驱之旅： 　　我去西北的时候，还没有任何西方人到过那里，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来说，当时正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我发现，中国的希望就在那一小批长征幸存者的身上，基于我本人在中国生活7年的背景，我对那些“更出色”的人们和他们当时的政策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无私，钦佩他们真诚拯救中国，并承担其领导责任的决心，钦佩他们那些高级领导人的非凡才华，注重实际的政治意识和诚实、正直的个人品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已经与他们的事业融为一体，他甚至将它视为中国的事业。他说：“尽管我并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但我的确承担了某种责任。我写的东西有助于使其他人行动起来。”(44) 　　因此，当斯诺再次出现在北京时，面对着迅速变化、高潮迭起的背景，他的言谈举止在一出情节复杂但却并不总是很清晰的戏剧中，将成为重要的因素。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