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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撰写和创造历史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斯诺原计划从西北回来后，先蛰居一段时间，如果没有遇到书刊审查方面的问题，便安安稳稳地寄出胶卷和文章。奇怪的是，他打算经日本占领的大连寄出。但是，关于他被红军“处决”的谣言不胫而走，由各个出版社传播得满城风雨，逼得他几乎刚回北京就公开露面。在美国大使馆匆忙召开的北京记者招待会上，他通报了此次旅行的主要情况；他撰写的新闻报道在国外发表后，又传回中国，传遍了整个远东。在随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中，他都忙得晕头转向。埃德很快把胶卷冲洗出来，并寄给了纽约的代理人。这些照片除了经济和新闻方面的价值外，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陕北之行的真实性，而此时，南京政府的宣传机构却声称它是个“骗局”。佩格看到洗印出来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照片时，“激动得浑身颤抖”。埃德开始整理正式的毛泽东谈话，以便迅速发表，佩格则仔细地研读埃德的笔记本，并花了几天时间，“愉快地”为那些照片加上标题，配上说明。① 　　1936年11月，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在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由于该报在中国的工商界、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中有广泛的读者，它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主张民族团结的呼声。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及时收到了这篇谈话，正好与蒋介石12月12日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同时发表。《生活周刊》为斯诺的25张照片支付了1000美元，并从中选出许多照片参加1937年初举行的两次著名的摄影随笔展。斯诺随后撰写了约30篇的系列文章供《每日先驱报》发表，它们构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核心部分。该报提升他为驻远东首席记者，他在中日战争的前3年一直为《每日先驱报》工作。《亚洲》杂志发表了6篇选自《红星照耀中国》的文章，都是关于1937年的事件，《邮报》刊登了斯诺的1篇文章，题目是《我到了红色中国》，斯诺曾经想以此作为他的书名。他在1937年2月写给《每日先驱报》的信中说，他所采写的新闻报道，“在东方造成了一定的轰动”。② 　　斯诺把毛泽东谈话的副本送给詹森大使，詹森又将它转交给华盛顿。它说明，斯诺一直试图在中国革命者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之间起一种中介作用。詹森在提到“毛泽东先生”时，口气颇为不敬，它是最早的迹象，预示着斯诺这种努力将一再遇到挫折。(罗斯福看来是个例外，从1942年起，斯诺与他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直至1945年罗斯福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驻华外交官员曾试图提醒华盛顿，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的未来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他们的努力失败得更惨。而斯诺的命运完全不同，他有能力影响读者，特别是通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③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人们所关注的那些力量和问题，也正是斯诺近年来最为关注的，并曾就此发表了很多论述。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再次飞到西安，去制止那里的异常局势。扣留蒋介石总司令一事，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转折点，尽管其结局虎头蛇尾，令人不可思议。在斯诺看来，少帅与杨虎城将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别实行的这种“兵谏”，证实了他的判断，即只有施加最大的压力，才能迫使蒋介石改变他的方针和路线。在少帅发布的八点声明中，将军们要求：结束内战，在公认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南京政府的领导下，各派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并保障民主权利，释放所有政治犯。④ 　　共产党人对扣留蒋介石一事，最初曾十分高兴，但很快就采取了更为妥协的方针——这显然是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压力，他们利用这一局势，敦促蒋介石接受他们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应少帅的邀请，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以便与被俘的中国领袖进行直接谈判。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共统一战线时期，周恩来曾与蒋介石密切合作。最后，蒋总司令在圣诞节那天被释放，这一举动受到了全国的赞同和欢呼。少帅不听周恩来的劝告，自愿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以示改悔。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蒋介石“赦免”，尽管如此，少帅张学良仍被总司令和其继任人软禁起来，最初关押在大陆，后来移送到台湾。少帅最后的举动既反映了他那堂吉诃德式的愚侠心理，也反映了他那爱国的忠诚，尽管很天真。在西安，双方没有发布任何公开文告，也没有签署协议，实际上，蒋介石不久就把反叛的军队调离当地，或者进行了改组，并由南京军队强行控制了与红区交界处的前沿阵地。从红军这方面来说，他们利用了这次危机，扩张了他们的地盘，并于1937年1月占领了延安，延安成为共产党著名的战时首都。然而，蒋介石的反共圣战毕竟结束了，在各自采取了若干戏剧性行动，摆出了某种政治姿态后，在1937年春天的几个月中，双方缓慢地趋于和解。9月底，共产党和蒋总司令分别发表声明，宣布共产党与国民党重新开始合作，此时距“七·七事变”日本发动进攻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⑤ 　　斯诺此时正专心致志地撰写他的文章和书，他与《每日先驱报》商定，由贝特兰代替他去采访西安事变。由于危机期间严厉的安全措施和旅行限制，在蒋介石被释放两天后，那位年轻的新西兰人才经一条迂回的路线从北京抵达西安。斯诺托贝特兰把一个密封的信封交给共产党，这可能是给毛泽东的信。“把它放在里面的口袋里，”埃德建议他，“信的内容决不能让蒋介石蓝衣社的人看到。”在旅途中的某个地方，由于怕被警察搜出来，贝特兰情急之中烧掉了斯诺的信。贝特兰抵达西安后，与在蒋介石被扣留之前就来到那里的史沫特莱一起，每天用无线电对外界发布新闻，有效地反击了南京当时散布的严重歪曲西安情况的消息。当时，西安的气氛仍然十分紧张，西北的反叛直到1937年2月份才慢慢平息下来，激进的少壮派政变领导人这时已经逃到红区；杨虎城将军——他曾对蒋介石采取强硬的，更有威胁的措施——最终被南京政府逮捕和监禁，直到1949年，在共产党占领重庆前夕，他在那里被国民党特务杀害。⑥ 　　对于西安事态的发展，斯诺在1937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表达了他的看法，当时西北的局势尚未稳定和解决。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埃德不喜欢发表这种演讲，也不擅长于此，而且他这时又患了严重的鼻窦炎。但是，他演讲的题目“红军和西北局势”是他最了解的，而他在红区的亲身经历也无人可比，他对西安事变的分析论述具有特殊的洞察力和相当的权威性。他在北京协和教会举行的每月午餐会论坛发表了这次演讲。该团体代表了主要的外国人社会，包括外交使团的成员。此次聚会地点在北京饭店，出席者须穿打黑领结的礼服。这的确不是一个激进者的环境。埃德坚持穿他最喜欢的在上海剪裁的哈里斯粗花呢套装，这既使他感到很舒适，也维护了他的独立性。他的超长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约200名出席者中，很多人对他的演讲都“有着极浓厚的兴趣”，他们后来听得简直“手舞足蹈，乐不可支”，佩格绘声绘色地报道说。会议主席来自英国大使馆，是个“保守的老头儿”，他宣称，“根据他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如果红军的所作所为恰如埃德在其演讲中所说，那么他们随时都可以推进到北京!”斯诺的演讲被转交给高尔德，并于1937年2月初全文发表在他主办的上海《大美晚报》。斯诺感到有点担心，他否认曾“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对当前局势的背景进行考察，但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⑦ 　　在斯诺看来，西安事变标志着中国两种对立潮流的直接冲突。南京政权代表一方——他们是“右翼分子，害怕任何群众运动，无论它是哪一种性质，他们反对民主，反对共产党的任何妥协，反对与可能威胁到其独裁统治的任何反对派妥协”。在世界舞台上，国民党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势力，国民党中那个极端主义的少数派企图与日本结盟，首先共同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然后对付苏联。至于另一方，其主张已由少帅的八点声明作了最好的概括。它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包括“一切抗日军队、全国的爱国社团、学生运动、所有在野的进步政党、红军，等等”。它主张与“全世界民主阵线”结成联盟，该联盟由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所组成。⑧ 　　考虑到这些情况，在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一事上，斯诺对莫斯科的反应自然感到震惊和愤慨。莫斯科显然在极力表白，苏联人决没有像人们所暗示的那样卷入了西安的反叛，而是支持南京，《真理报》和《消息报》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两家报纸，它们分别谴责了该行为，口气严厉。在它们眼中，西安事变破坏了在蒋介石领导下日益巩固的民族团结，“客观上”帮助和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消息报》在一份声明中明确地阐述了莫斯科关于中国政策的要点，它宣称，“鉴于南京政府已尽了最大努力实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政策，一切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们，都不应把该战线视为反对南京政府的统一战线，而应把它看做是与南京政府联合的统一战线。”斯诺在当时所写的备忘录中提到了这份声明，认为“如果用远程双筒望远镜从《消息报》的办公室里观察，这种看法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在现场的观察者，仅凭肉眼却难以察觉其合理性”⑨ 　　斯诺认为，苏联的态度不可能归因于“误解”或者不了解有关的事实。他曾亲自把为《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撰写的一整套文章的副本卖给了塔斯社驻北京办事处，他还曾秘密地向塔斯社简要介绍了红军与少帅之间的合作情况，正像他曾向苏联和美国(史迪威上校)驻北京大使馆的陆军武官简要介绍了有关情况一样。佩格·斯诺易于冲动，遇事果断，敢为人先，她立即拉上俞启威一同前往塔斯社驻北京办事处，尽管俞启威不情愿去，他们徒劳无益地阻止塔斯社的人分发俄国的报刊材料。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尖锐地写道，日本人“在宣传方面与莫斯科报界的人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对于苏联新闻界谴责张少帅，“赞美”蒋介石一事，他补充道，苏联的新闻媒介“编造了一个故事……它如此歪曲事实，以致于中国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这么编，担心成为笑柄”。书中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这种反苏言论，就不要指望斯诺会得到莫斯科的赞赏。⑩ 　　很久以后，斯诺写道，这件事是“我的一次个人经历，它使我确信，只要俄国负责制定共产国际的政策，它就必然处处首先考虑苏联的战略利益，这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做法，或者更坦率地说，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利益第一，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第二”。他还可以补充说，苏联人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样坚持苏联第一的原则。在那一时期，斯诺还披露说，孙夫人在1937年曾经告诉他，蒋介石在西安被抓后不久，毛泽东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命令”他释放蒋总司令，毛泽东勃然大怒。就苏联人对西安危机的做法，斯诺有他自己的见解，这种看法反映了他对苏联一贯持有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如果不是抵触情绪的话。在斯诺看来，俄国人是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从潜力上说，它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能动性革命力量。但是，斯诺那种独立的左派观点，使他看不惯斯大林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颐指气使的霸权思想和作风。“我对中国与莫斯科的关系感到有些怀疑，特别是最近苏联的大清洗之后，”1937年初，他在写给詹森大使的信中说。(11)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西安事变提供了一种机会，为建立蒋介石所领导的统一战线开辟了道路，而这正是克里姆林宫孜孜以求的。它还使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了有关协议，其中包括为统一战线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证，毛泽东在保安时曾把他的条件告诉过斯诺。在中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和解气氛中，随着蒋介石总司令的政治威望和名声达于鼎盛，各有关方面——南京、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看来已处于比较融洽的关系。长期的争端和冲突大部分暂时中止了。斯诺在其著作中考察了这种表面友好的前因后果，考察了其历史渊源和可能的演变，在这一方面，这本书令人恼火，其原因，部分在于它那刺激而又预言式的标题。 　　斯诺向燕京大学若干特别的学生团体，展示了他在西北拍摄的电影和照片，以及《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部分手稿，与此同时，刊登在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上的毛泽东谈话已经译成中文，发表在学生的报纸上。有一个学生团体受到此事的激励，并由此了解到有关情况，在埃德所绘制的地图的帮助下，于1937年春天成功地到达延安，他们一路上装作是大学生休假团。学生们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谈话，与史沫特莱一起骑马，练习射击。回到北京后，他们也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学生，其中有些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旅行。因此，斯诺对大学生的迁移产生了最早的影响，在他的激励下，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从华北的城市前往红区，受到了共产党人坚持民族抗战立场的鼓动和影响。(12) 　　斯诺还迫切希望，尽快使他所采访的事情被广大中国读者所了解。因此，他既要继续积极地参与中国事件，也要继续热心地报道中国事件，保持在中国越来越大的作用。有一位叫王福时(当时叫富尔西·王)的东北流亡学生，他曾在燕京大学学习，认识斯诺夫妇，他解答了斯诺的难题。王福时的父亲曾与少帅在北京亲密共事，在张学良的资助下，他在北京开办了一家报纸。斯诺夫妇迫不及待地带着材料去找年轻的王福时，王福时不但亲自把大部分材料译成了中文，而且自己担任编辑和出版商。通过他父亲的报纸印刷厂，一本厚约300页，配有地图和照片的书，在1937年3月秘密印刷了5000册。并为它起了一个不会引起注意的书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它包括后来出现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的大部分材料，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多，包括斯诺对若干人物的采访谈话，以及一些来自西方和共产党方面的材料。这本书在西安事变之后不确定的、混乱的气候中出版，并广泛地传播开来，它有助于城市知识界人士了解共产党的情况，特别是通过毛泽东的谈话，以及斯诺对西安事变的分析。斯诺后来指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这个最早的不完全版本，“使无数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和美国正式出版之前的许多个月中，它一直秘密地发行。毛泽东本人很快就得到了一本书，是由王福时亲自送给他的，该书出版后不久，他就作为海伦·斯诺的译员来到了延安。(13) 　　1938年2月，标准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中文译本同样迅速而秘密地在上海出版，并再次得到斯诺的积极合作。他当时回到上海，把刚刚拿到的该书伦敦版送给一个抗日团体的成员，这个组织是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组成，每周在上海外国租界召开“周二论坛”时秘密会面。当时，上海的中国区经长期战斗后，已沦陷于日寇手中。该论坛组织有12人，显然，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批准，该论坛集体承担了该书的翻译工作。他们在小组内自行筹集了必要的资金，并向可能的读者卖票，等书出版后偿还。该组织创立了自己的出版社，集体翻译了该著作，在爱国的印刷工人的协助下，很快把书印了出来。斯诺为该书撰写了特别序言，并声明放弃该版本的版权。该书的书名为《西行漫记》，到1938年11月印行了4次，并在日本人占领区、自由中国和共产党控制区广泛传播开来。在此后10年，它一直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标准中文版。令人十分奇怪的是，斯诺的经典作品在1949年之前曾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的1／4世纪里，它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如前。(14) 　　在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斯诺夫妇还承担了另外一项工作，他们也想在少帅的西安声明中提出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1月的一天，有个心情极为急切的美国人J·斯潘塞·肯纳德拜访了斯诺夫妇，并带来教友会提供的1000美元金币，以供创办一家“符合基督教伦理”的刊物，并由斯诺担任编辑。尽管斯诺以全部精力投入写书，但他感到很难拒绝这笔钱，特别是因为佩格正准备像以往一样，再次负责一项中国的“传教”努力，并在这项冒险活动中成为“积极的斯诺”。编委会很快成立起来，包括燕京大学几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还有斯诺夫妇和蒲爱德。蒲爱德是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社会工作者和作家，在斯诺从事的另一项事业“工合运动”中成为主要角色。斯诺夫妇聘请约翰·利宁担任编辑，利宁是个沉着老练而又强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年轻英国人，当时正路过北京。利宁与肯纳德的个性完全不同，这给通常有很多争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编委会会议增添了更多色彩。这些会议的参加者，埃德后来评论说，完全“有资格享有这家联合企业150美元的股份”。这家刊物命名为《民主》，编辑们很快就去掉了肯纳德最初坚持加上的“基督教伦理学”的副标题。该刊物是半月刊，它只出版了5期，从5月1日到7月8日，最后一期恰好是在日本进攻华北和北京的第二天出版，它结束了该刊物的短暂生命。然而，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它提供了另一个宝贵的渠道，传播摘自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内容，包括他描述毛泽东的那一章，并对民主在中国和世界的状况与命运进行了许多讨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民主在中国的前途谈了他的看法，与佩格所撰写的一篇文章观点完全不问，司徒雷登表示“欣赏”蒋介石。该刊物的主旨是主张抗日，反对法西斯主义，赞成统一战线。 　　“令我们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斯诺在1940年写道，“该杂志非常受欢迎，订阅也十分踊跃，以致于我们当时不得不自己动手折叠。”休伯特·梁是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教授，也是编委会成员，几十年后他写信给佩格，略带夸张地说，该杂志“取得了直接的、巨大的成功，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风暴”。肯纳德和其他人在1939年至1940年间曾致力于使该杂志复刊。他再次与斯诺接触，斯诺认为，主动精神此时应该来自那个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鉴于中国正处于战争时期，“名义上有着统一战线，人们名义上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现在不为他们自己的权利呼吁和战斗，推进民主的进程，那么，外国的鼓动即使再多也不会有多大帮助”。这些评论反映了斯诺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中国的偏见，的确不符合他一贯的坚定立场，即他支持并亲身参与了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只要这种干预起到了进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复刊的想法只能胎死腹中。(15) 　　所有这些活动进一步削弱了斯诺与南京当局的关系。詹森大使通报他，他在访问保安后所写的东西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愤怒。1937年2月，埃德答复美国外交官说，他从“其他消息来源”也得到了类似消息。南京外交部负责情报与宣传部门的官员给斯诺来信，信中带有某种威胁口吻，作为对它的答复，斯诺否认对他著作的指责，不承认它是“宣传性”作品。对于事实真相，他客观地指出，中国政府新闻机构所散布的关于西安事变的说法，都是耸人听闻的谎言，显然是捏造的。他告诉该官员，他关于共产党的报道有助于以事实来说明导致出现“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高效的中国”的内在原因，使人们对此有更真切的理解。作为一名美国记者，斯诺相当温和地声称，“正像驻美国的中国记者一样，我有权公布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16) 　　国民党政府对斯诺有关红军的报道(译成中文的)开列了一个很长的目录，明确禁止发表。在斯诺于1941年返回美国后，蒋介石总司令显然亲自就此指示中国驻美公使，要他严密注意斯诺在美国发表的文章，把驳斥他“蛊惑人心宣传”的文章交给“友好的”美国新闻媒介发表。1944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从重庆向美国国务院报告，根据中国问题观察家的“看法”，“蒋介石总司令和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认为，此前共产党所得到的最有利的宣传，来自埃德加·斯诺对红区情况的描述。在这些人看来，那种描述是对事实的歪曲。”高思的报告中提到了外国记者一次有组织的延安旅行，它得到了国民党的勉强同意。高思大使精明地补充道，“国民党批评家”认为，这次旅行“可能使国民党不得不面对着11个埃德加·斯诺，而不仅仅是1个”。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战争初期统一战线的年代里，国民党与斯诺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至少在公开的场合是这样。(17) 　　1936年冬天和1937年春天，当斯诺忙于著书时，他遇到了其他的麻烦和障碍，主要是身体方面的问题。1937年3月的一天，由于肾结石发作，他昏了过去，被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依靠膀胱镜取出了结石，而没有用麻醉。随后他又患了肾炎，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康复期。在后毕生，反复发作的肾炎和泌尿系统疾病总在折磨他。埃德做手术那天，《民主》半月刊创刊号的校样送到斯诺家中。佩格很苦恼，因为埃德不能起来去处理这件她不熟悉的工作，即为印刷厂做出大样。于是，她和利宁设法去干这件事；一直等到把大样送入印刷机后，他们才赶往医院，去看埃德的手术情况。(18) 　　佩格与埃德密切合作，整理他的西北笔记，她对埃德带回来的传记故事很感兴趣，特别是毛泽东的自传。“当我看到毛泽东的故事时，”她后来说，“我立刻感到，我必须到红区去，更多地写下他们的事迹。”在她看来，这些由个人亲自叙述的事情，是有关共产党人的“最好的历史资料”。根据她的多次叙述，海伦·斯诺与埃德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她坚持，在他的书中应照原样保留毛泽东的自传。她说，斯诺感到，他的读者或许会觉得，很多有关中国事物的专门术语太难懂，很多事情叙述得太详细，因而首先应该对它们进行删节和重写。当然，毛泽东的故事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核心，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有关毛泽东早年生活和所受教育的珍贵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反映了他的思想如何演变，如何走向激进的过程。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口才很好，以他特有的语言简洁而又生动地叙述了自己的生平。他的叙述之所以非常珍贵，不仅在于它是第一手文献资料，而且因为它的确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斯诺肯定很欣赏这一点。他只需删除某些中国的专门术语，就一定能够使这本书增色不少。(19) 　　但是，斯诺夫妇之间的争论说明他们两人有着极为不同的写作风格，或许也有着极为不同的写作才能，至少海伦是这样说的。海伦最为关注的是说教，即把“某种思想传达给某些潜在的读者，尽管这种思想可能很无聊”。在她所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和专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足以构成“一部好书”，一部深受公众喜爱的有吸引力的书，尽管她一直渴望写出这样一本书。然而，一旦她不再写那种教条式的政治说教的东西，而是顺乎本性，她的作品就变得很有神韵，生动有趣，有着极为深刻的个性特征。也许她最擅长的文学形式是诗，甚至能写奥格登·纳什(1902～1971，美国幽默诗人，其诗没有一定的韵律，诗句忽长忽短，作品有《艰难的诗行》等——译者)风格的散文诗。她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最吸引人、最有“文学色彩”的，是她1937年在延安时所写的有关一位朝鲜共产党员个人悲惨经历的故事，那个人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那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公益事业，”她对自己在1938年急于写作《续西行漫记》一书，并立即把它译成中文一事，作了如此评论，“只是提供消息，而不是当作家”。她认为，她的著作“是事实清楚、叙述明白的典范”。她在延安时曾煞费苦心地记载，并且十分珍爱的笔记本，使她“过于看重每一个细节和每一片碎纸。……对于我来说，历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欣然承认，《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有魅力，有幽默感，有创见，有悬念。而它的写作方式，是为了使那个故事更有吸引力”。她认为自己的著作是用来“治病救人的”。埃德只能传达消息，而“我可以诊断和开出药方。”(20) 　　在新的政治气候下，俞启威此时显然能够更安全地公开露面了。他通知海伦，5月初将在延安召开一次重要的共产党秘密会议，于是，海伦放下了其他所有事情，准备赴西安和延安一行。这将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从斯诺没有见到的共产党要人那里，搜集到许多新的材料。她特别想搜集有关妇女革命家的材料。此时，埃德仍忙于完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逐渐从痛苦的肾炎折磨中恢复过来，看到她整理行装，他的感情很复杂。这是她的一次机会，不仅可以借此写出她自己的书，而且可以为他的书获得更多的照片和最新的材料。而且他一贯支持她在新闻和文学方面的努力。第二年，当埃德获悉道布尔戴同意出版佩格的《续西行漫记》一书时，他从汉口写信给她，说他认为该书“很快就能使你获得名望和声誉”。他的签名是：“向了不起的尼姆祝贺，你的韦尔斯先生。”然而，佩格将会遇到令人烦恼的健康方面的风险和其他危险。而埃德则留下来照料自己，当然还有几个佣人。尽管如此，佩格不在家对埃德也有好处，他在写作时可以有一个不那么嘈杂的环境。总而言之，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伙伴关系中，既有相互支持和鼓励，也有互相竞争。佩格在赴西安途中给埃德写了一个便条，从遥远的地方，就饮食和休息问题，对他提出了若干医疗方面的建议或命令，“因为你现在显得太瘦了，总的身体状况不佳，而且可能更糟糕!”(20) 　　在西安，佩格所遇到的环境和埃德一年前所感受到的截然不同。南京军队完全控制了西安，而少帅的军队则分散到了中国的其他地方。“这里的整个气氛十分压抑。”她在写给埃德的信中说。尽管当时正在进行有关统一战线问题的谈判，但地方当局仍极力阻止新闻记者进入红区，他们特别不希望看到再出现一个斯诺。警察会“向你开枪”，她警告埃德，劝他不要住在城里。由于一直受到警察的监视，海伦感到“精神紧张、惊恐，但她要去红区的决心仍很坚定”。“这真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恐怖国家，”她告诉埃德。“感谢上帝，幸亏我们还享有治外法权，否则怎么对付这些封建时代的野蛮人。”“你务必尽快完成你的书，一点时间都不要耽搁，”她嘱咐埃德，“因为，在这次经历后，我准备离开中国!”但是，尽管言辞如此夸张，她仍然勇敢地实施了“午夜大逃亡”，从她所住的外宾招待所一层房间的窗户里成功地逃了出来。4月30日黎明，佩格在一位爱冒险的美国人帮助下，竟然乘坐一辆“借来的”军用汽车偷偷溜出了西安。那个美国人叫肯普顿·菲奇，出生在中国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当时在美孚石油公司工作，他家里人都持公开亲国民党的态度。但是，“政治见解暂且不论，”他把海伦交给红军前沿部队后写信给斯诺说，“一个孤独的美国人总要支持另一个孤独的美国人，而且，一个年轻的男人似乎总应该帮助一位落难的女士。”至于在他眼中，海伦是否“属于那种有点好冒险的女人”，他以一种多少有点颠倒了的豪侠精神评论说，“即使有这种人，你的妻子也不在其中，你不应该让她一个人在得不到绅士的帮助和约束时到处漫游。”(22) 　　海伦受到了恭敬的接待，既因为她有权获得这种尊敬，更因为她是埃德的妻子。斯诺在红区很“有名”，乔治·海德姆早些时候告诉埃德，就在海伦到达延安前不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从那里写信给斯诺说，“他们(‘我们的同志’)都很喜欢你，佩服你——既欣赏你的著作，也喜欢你的为人。”海伦来到红都后不久，毛泽东和朱德就共同对她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而埃德本人前一年并没有见到朱德；这位红军总司令在1936年底才抵达西北根据地，那时埃德已经返回北京。然而，毛泽东正忙着处理许多事件，他表示不那么急于会见她，不像上一年对待斯诺的情况。海伦原来只打算停留较短的时间，但她足足住了4个多月才得以离开。此时正是有关统一战线谈判的紧张而关键的时期，她一直等到夏天，直到宣布了明确的政治决定，她才有机会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谈话。中日战争于1937年7月爆发，暴雨也使她难以成行，这些都使她进一步推迟了动身日期，直到9月中旬她才最终离开延安。在适当的时机，她与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们的代表进行了谈话，并勤奋地搜集了几十个人的自传材料。大部分自传最后由斯坦福大学出版。她带回来的资料足够写4本书，还够她在此后几十年中撰写其他许多作品。“23年来，我成为了这些笔记本的囚犯。”1961年，她在编辑她的延安笔记本时写道。(23) 　　海伦逗留延安期间，那位非凡的、咄咄逼人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也在那里。她们由一队红军陪同，一起骑马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海伦与史沫特莱相处时小心翼翼，因为她是个喜怒无常的女人，常常很有魅力，总是提出要求。8月份时，史沫特莱的背部曾严重受伤，痛楚使她的脾气更大；在10天旅行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别人抬着。史沫特莱有强烈的女权主义意识，在延安那些社交方面很保守的共产党夫人中曾掀起小小的风暴。她教授舞蹈课，组织方阵舞的舞会，但无助于改变这种保守状况。这些活动吸引了男性高级干部和刚从城市里来的年轻人，但那些夫人们对此都不感兴趣。史沫特莱后来告诉斯诺，那里曾发生过一次极不寻常的激烈争吵，牵涉到史沫特莱、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毛泽东本人和漂亮的年轻女演员吴莉莉(即吴光伟)。吴莉莉在1937年初到达延安,成为史沫特莱的亲密朋友和翻译。她在男人中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也包括毛泽东，他养成了习惯，经常去看望住在相邻窑洞里的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和她们聊天，并与那个有教养的、思想新潮的中国女演员交流诗词作品。一天晚上，贺子珍来到这里，大骂毛泽东，指责他和吴莉莉谈情说爱，风流浪漫，指责史沫特莱是帮凶。结果，吴莉莉被派到战争前线，贺子珍出走苏联，后来与毛泽东离婚，接着，毛泽东与另一个女演员江青结婚。至于史沫特莱，她也离开了延安，无论这是不是驱逐，但毫无疑问，她的离去使延安的夫人们大为安心。(24) 　　史沫特莱住在延安时，还进行其他一些事业，它们同样艰难，尽管并不那么使人烦恼，她得到了斯诺的帮助，斯诺在北京帮她办理有关事宜。一到夜里，延安的窑洞里就老鼠成群，它们身上很可能携带着传染病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海伦床下安放的老鼠夹子夹住老鼠，她的尖叫声就会把院子里的每个人都吵醒，由于不堪其扰，史沫特莱发起了一场一个女人的消灭老鼠战役。斯诺讲述了这个故事，“她到延安后不久，就写信给我，当时我正住在北京，她请我从北京给她运送2000个老鼠夹子!……我每次运送一手提箱，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听说有学生或记者前往那个方向，就托他们捎带，直到我买光了北京库存的所有老鼠夹子。”但是，这场圣战同样遭遇到延安某些现实问题的困扰。“我免费分发老鼠夹子，”史沫特莱后来沮丧地报道，“然而，不久我就发现，它们正在市场上出售!”但是，她不屈不挠地坚持着这场圣战，更迫切地请求斯诺给她寄来杂交谷种，有关化学农业、公共卫生、现代医学、生育控制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材料。他找不到她开舞会所需的留声机，但她自己设法从上海搞到了一台以及一些美国民歌的旧唱片。1950年，史沫特莱在英国去世，后来她的骨灰埋在北京，在这之后，斯诺讲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在最后说，“我仿佛突然看见可恶的老鼠在仓皇逃窜，寻找藏身之处。”“我仿佛突然听到了来自旧留声机唱片的微弱音乐，听到了留声机转动时的嘎嘎声，它飘荡在北京那高贵的含羞草散发出来的甜美芳香上，‘她到来的时候，将重新出现在那座山上。’”(25) 　　和这位老练忠诚的革命者比起来，海伦·斯诺肯定显得像个天真的姑娘，但这种印象并不正确。“佩格·斯诺，”她的崇拜者贝特兰认为，“无疑是惟一的一个使红军服装显得潇洒漂亮的外国人。”她本来就很瘦，得了痢疾后，吃得就更少了，仅能“维持”生命，离开延安时，她的体重不到100磅。(当她最后回到北京时，为了使身体康复，她需要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在她所住的德国医院的病房里，墙上挂着希特勒的像。)埃德曾给她、海德姆和史沫特莱寄去一些捆扎好的包裹，里面装着美国出产的罐装食品和包装精美的食品，但佩格只收到了一个包裹，而且是在返回西安的途中。“难以想象，你怎么会认为这里‘任何东西’都能够买到，或者以为我越过一扇窗户，就能得到一卡车食品。”佩格在6月底写给埃德的信中烦躁地说。但既然她从来不大注意自己吃些什么，那么，“除非我饿死，否则我决不会为吃什么东西而感到烦恼”。(26) 　　佩格从延安寄给斯诺的倌，由信使取走并寄到北京的秘密信箱，但很多信当时显然并没有收到，因而，埃德对她更加担心，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变得很生气，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佩格确实送出了许多笔记本、胶卷和一封信，托访问延安的美国亚洲专家组捎回北京，欧文·拉铁摩尔也在其中。因此，埃德才能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采用她的照片。当海伦离开红色首都时，她一路上步行或者骑马，随身携带着所有没捎走的不带封皮的笔记本，并把它们扎在外衣里面的一条临时腰带上。 　　中国共产党人一定很希望斯诺来延安，简要报道中共现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更为和解的政策路线。作为替代，他们通过海伦敦促他，请他在实际上已完成的书中介绍这些变化。斯诺不得不修改最后几章，以反映西安事变后的事态发展，1937年6月初，他将此事通知了海伦。他担心，形势发展将对他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产生不利影响，损害其重要性。他对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民主变革的前景仍心存疑虑，他对蒋介石的动机和计划也十分怀疑，正像他就此对海伦所做的刻薄评论，他感到，共产党人已经“认输了”。他对海伦说，西安事变的“明确意义”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事实上，共产党人已经把“今后可能许多年的”国家领导权让给了国民党，“的确是许多年的领导权，但仅此而已。它严重削弱了我这部书的整体结构，但这算不了什么”。现在，“有很多迹象表明”，蒋介石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胜利。 　　在复信中，海伦警告埃德，“如果你在书中写上你的信中所表达的对共产党统一战线立场的看法，你将树立许许多多敌人，而且这样做对共产党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害。”这种批评现在被看作“托洛茨基分子”的行为，她补充道。“共产党人不惜放弃一切，以便在白区组织合法的运动，”她继续说，“并遵循按照民主口号等等所确立的纯粹政治路线，重建白区的共产党组织，使之适于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海伦从本质上勾画出共产党内由王明所领导的有影响的国际主义派别所提出的主张。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王明从莫斯科飞回延安，并在延安的简易机场受到了党的所有高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适当的时机将反击这条路线，毛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严厉斥责了该路线，他们的观点使人联想到斯诺在1937年的看法。实际上，要求斯诺删去反蒋的评论，删去前一年告诉斯诺的那些轶事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显然赞成他的朋友斯诺对蒋介石意图的看法。在日本进攻前不久写给埃德的密信中，他对与国民党的谈判表示了“焦虑和不满”。(27) 　　告诉周恩来“不要着急”，埃德6月26日写信给海伦；他已经让出版社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把有关周恩来的那一章全部删除。“不要再给我寄来任何便条，说他们否认对我讲的故事，现在已经太迟了，来不及做任何事了。”斯诺的确在他当时为《邮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周恩来的自传材料，但删去了反蒋的刺耳言辞。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为使蒋总司令获释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指出，周恩来准备再次与蒋介石合作共事，就像他在20年代中期所做的那样。然而，斯诺并没有提出他通常的观点，即蒋介石顽固的反共战争已经让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28) 　　在7月底给海伦的信中，斯诺也提到了“莫斯科的大清洗”，建议她问问延安的人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在他们看来，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动摇他们的信念，为什么它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等等”。斯诺挖苦性的提问，不仅反映了他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恼怒，而且表明他厌恶斯大林的独裁，不相信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然而斯诺仍然认为，苏联是日本的最主要目标，苏联人将成为决定中日冲突的关键因素。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确信，“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帮助，抗日战争决不可能获得胜利”，斯诺在他1937年的《邮报》文章中写道。“这场斗争的前途，完全取决于俄国是否参战。”本书的读者们应该记得，斯诺在1936年时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感到乐观，认为它能够取得胜利，这种乐观预言的依据在于，他认为，中国将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革命的抗日同盟，共产党是它的先锋队，实行“人民战争”，他认为这是惟一有效而且有价值的战争形式。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所写的日记中，他嘲笑了很多北京知识分子的“天真”见解，即“只要共产党人放弃社会革命，他们就将成为中国最理想的统治者”!(29) 　　因此，斯诺一方面对共产党的新政策感到怀疑和不安，一方面仍然表示他相信共产党革命的最终命运。他在《邮报》的文章中指出，他们的温和路线似乎“已经把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放到了遥远的未来”，而且到那时，这种斗争很可能是在“民主的构架内进行，而不是靠武装起义”。然而，他不知道在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否能够“表现得足够灵活，使其追随者忠诚和献身的目标，转移到纯粹中国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来”，而又不损害他们最初的，来自“阶级斗争直接实践”的“政治信念”。但是，根据他1936年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所受到的启发，斯诺宣称，共产党人无疑认为，战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民主在东亚的伟大胜利”。鉴于共产党人在长期而代价高昂的冲突中，“最擅长动员、训练和领导农民”，而共产党的军队又最擅长运动战，所以，“共产党人认为，他们能够牢牢地把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最终结束战争，坚信他们必将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得伟大的胜利。”《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见解甚至与此更为相似。(30) 　　然而，从目前来看，中国在华北遭到了耻辱的失败，斯诺对战争直接进程的看法十分悲观，这一切使他心灰意懒。日本于1937年7月7日在华北发动侵华战争，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斯诺亲眼目睹了中国军队在守卫北京时表现得消极、愚蠢，遇到了惨重的损失，这使他的情绪变得更坏。“好了，一切都结束了，”他在中国军队于7月28日撤离北京后写道，“这个老笨蛋——即指挥北京战事的宋哲元将军——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应该组织民众进行‘马德里’式的保卫战。”这是政府“崩溃和出卖”的结果。没有任何南京军队或飞机从南方开来参战。只有当日本侵犯到黄河以南“蒋介石的领土”时，他才会起来战斗。斯诺沮丧地(而且不准确地)认为，即使到了那种时候，也不可能靠蒋总司令去指挥一场持久的、严酷的战争。至于共产党，他尖刻地指出，他们对蒋介石更愿意遵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对共产党领导人抱过高的期望”。(31) 　　由于孤独和为海伦担心，斯诺的心情更加暗淡，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没有听到有关海伦的任何消息，过去一年来，他总是处于紧张的工作和活动中(在日本进攻前几天，他最后完成了他的著作)，日积月累，使他操劳过度，对他的情绪和身体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采访了北京地区进行的战斗后，《每日先驱报》希望他去上海，报道那里的激烈战况，但由于不能肯定海伦的情况，他没有动身。他的花费越来越高，但是，《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应该给他的钱却还没有付。《邮报》和其他杂志希望得到他撰写的战争文章，他却感到写不出来。除此之外，他在北京的家已经成为许多上了日本人黑名单的中国人的避难所。在8月中旬，他和贝特兰就领着这样一伙人去天津，其中包括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她本人也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在挤满难民的火车上颠簸了12个小时。邓颖超曾秘密地住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卧床休息，治疗肺结核。在天津，斯诺帮助她通过了日本人的安全检查，邓颖超扮作他的保姆，平安地进入英租界。(32) 　　这些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焦急和痛苦中”度过的，斯诺在9月初的天津日记中写道，他再次返回天津，不知道究竟是继续前往上海，还是等着海伦，或许是在山东沿海的海滨旅游城市青岛迎接她。斯诺度过了10天“悲惨痛苦而又花费高昂”的日子，他收到了海伦的几封电报，电报的意思被搞得混乱不清，接着，他与贝特兰一起乘轮船去青岛，并等待有关消息得到进一步澄清。“我个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搞得混乱不堪。”他闷闷不乐地想道。他成了《每日先驱报》的“卑鄙叛徒’，因为该报几个星期前就指令他去上海。他答应《邮报》的两篇文章仍未动笔，是否撰写要看情况而定，即“是否能够成为他们的正式战时记者”。其他刊物都“吵吵嚷嚷地要我的文章。很遗憾我连一行都写不了!……我太担心佩格会发生什么事，简直坐立不安；必须走来走去，和其他人呆在一起，才能抑制对她的担忧和焦虑。我什么都写不下去，除了直接倾诉我的神经质的想法。”(33) 　　埃德和贝特兰又前往西安，在那里他们刚巧错过了佩格，她在几个小时前离开西安，乘火车前往青岛。她下了火车后又立即返回西安。(斯诺夫妇后来乘坐佩格坐过的那趟特快时，途中曾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很多旅客丧生。)埃德发现她“非常虚弱，也非常瘦”，但是“精神很好”。在西安，斯诺见到了史沫特莱，并去共产党驻西安联络处拜访了从保安来的红军老朋友，他们现在公开、合法地开展工作，尽管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然后，埃德和佩格前往青岛，贝特兰则去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从事他自己与赤色分子的交往。(34) 　　斯诺夫妇徜徉在青岛美丽的沙滩，游玩了近两个星期，那里人迹罕至，战火还没有波及。“这些日子一直与佩格一起休息，”埃德记载道，“睡觉、吃饭、日光浴，长时间聊天、争论和谈话。享受着重新团聚的快乐；交织着泪水和玫瑰花。”10月9日，埃德乘船前往上海，以赶上那里最后阶段的激烈战斗。“这几个月，物价昂贵，到处一片混乱，在我这一生中都是少有的。”他从上海写信给《每日先驱报》，请求他们对战争开始以来他所付出的高昂开销作出某些补偿。佩格返回北京，处理他们的房子，并去医院治疗她复发的痢疾。11月底，她乘船抵达上海，几天后日本人将在那里举行胜利阅兵式。斯诺发愁地指出，她随身携带了“14个旅行箱和13件手提的行李，可怜的家伙”。斯诺更喜欢轻装旅行。海伦仍把塞满了笔记本的“生命带”围在腰间。他们两人不久就卷入到中国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篇章，像以往一样，佩格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将发动一场运动，从根本上动员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斯诺始终认为，它对中国的战争努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35) 　　《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批书年底前从伦敦运到，不久便销售一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书先后在英国和美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斯诺感到又惊又喜，此事极大地激发了他的信心，也使他在经济上得到很大改善。左派同样受到某种意料之外的冲击，但他们并不高兴。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