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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大作家的奇怪生活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在中日战争的最初几个月，斯诺一直心情沮丧，这种情绪也波及到他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期待。尽管该书“某些部分”的确“值得一读”，他写信给海伦，谈到已经完成的书稿，但是“我恐怕难以称赞它”。此外，他给正在延安的佩格写的另一封信中说，他认为，自从中国的赤色分子屈服于国民党以来，美国公众已经“显著减少了”对他们的兴趣。然而，正是斯诺的著作激起了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兴趣、同情和钦佩，并有助于使他们对中国的前途抱乐观的看法，而这显然正是斯诺本人目前所缺少的。① 　　“说实在的，”埃德在1937年9月沮丧地给他父亲写信，“我有点累了，特别是对东方感到很厌倦。”(尽管他老调重弹：回家之事还要再等一等，或许是在战时。)至于中国的战争，他认为，“就战争所涉及的人类苦难、兽性和愚蠢而言”，一切战争都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这场战争，“它似乎更为肮脏、贪婪、卑鄙、可耻”。而他感到，尽管中国正处于“战斗或灭亡”的境地，但它最终将战胜日本，因为它对“艰难困苦具有更强的忍耐力”。日本最后将因经济崩溃而导致战争失败，而不是因为军事原因。对这种观点，他以前曾斥之为一厢情愿。他也期待着大国的干预，并重申了他一再表示的信念，认为俄国人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干预。他认为，这种干预“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他对詹姆斯·埃德加预言，美国将会卷入这场战争，时间不迟于1940年。日本军队已经陷在中国大陆的泥沼之中，他继续预言，日本将变得越来越鲁莽轻率，因为西方有可能对它进行制裁，这将逐渐削弱它的物力和财力。斯诺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阴郁消极的“乐观主义”，和他以前对中国的期望大为不同。以前他曾希望，在有广泛基础的左翼爱国者的领导下，中国全体人民都充分动员起来进行战争。② 　　很不协调的是，在战争的最初6个月，尽管发生了许多悲惨的事件，并使斯诺感到很压抑，但在他的美国出版商看来，战争却是一次意外幸运的“机会”。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般的突变”，贝内特·塞尔夫兴高采烈地声称。当《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送到书店时，“恰好赶上美国每一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我们这本书的广告”!他得意地说，“把小心谨慎都抛到九霄云外去吧”，塞尔夫预计，它的销售量至少能够达到10万册。《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在英国出版时，它的出版商是维克多·戈兰茨，“左翼图书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斯诺曾长期从该俱乐部订购书籍。该俱乐部挑选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廉价版本进行销售，使之很快就获得成功，在最初几周销量就达到了10多万册。美国的市场更大，但也更保守，在美国，兰登书屋版本的销售量低得多，只有23500册。然而，它的销量在远东非小说类作品中仍达到了新的高度。共产党报刊对该书的攻击，以及左翼政党的联合抵制，无疑减少了左翼人士对它潜在的大量需求。1944年，兰登书屋在其出版的现代图书馆系列中，再次发行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又卖出了27000册。实际上，该书的兰登书屋1938年版几乎入选“每月一书俱乐部”的名单，如果选入，可以很容易就使其销售量超过出版商所预期的10万册的标准。塞尔夫后来向斯诺夫妇透露，该书之所以未能入选，仅仅因为海伍德·布龙投了反对票，布龙是该俱乐部的董事会成员，入选书籍评审人。1939年，《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理查德·瓦茨告诉斯诺，布龙曾对他说，他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认为，下个月出版的另一本书将会反驳《红星照耀中国》的观点”。这是一个奇异的政治扭曲，因为布龙是个受欢迎的报刊专栏作者和有名的作家，并以其左翼见解而闻名。后来，在他于1939年12月去世前不久，他皈依了天主教，并与左派断绝了联系，这些事件显然与他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立场无关。③ 　　当然，这本书出版得非常及时，公众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反应便说明了这一点，美国人通过阅读这本书，了解到中日战争的悲惨现实，特别是在上海的长期战争中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物质财富的毁灭，了解到日本军队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后对平民令人发指的野蛮兽行。斯诺在日记中记载了上海的情况：“在这场民族悲剧中，人们可以说出悲惨的情况——说出来也是一种解脱，却很难把它写出来。之所以难以写出来，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言辞的空洞和有限，意识到了在所有地方都采取行动的必要性。”然而，《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是最重要的例证，显示言辞可以有怎样强大的力量。④ 　　斯诺的书拨动了最敏感的心弦，特别是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面对着在欧洲、非洲和亚洲那些肆无忌惮的侵略，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满目凄凉的景象，他们正企盼着果敢刚毅的英雄人物。苏联受到大清洗的困扰，情况难以预料，西方民主国家默认甚至纵容那些侵略国家，这一切使前景更加暗淡。因此，哈罗德·伊罗生后来在一本有关亚洲人在美国人心目中形象的书中指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给那些越来越感到焦虑的、具有世界意识的知识分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获得了“人们的赞许和广泛承认”，它所造成的冲击远远超过了它那相对较少的销售数字。在伊罗生所采访过的近200个有影响的美国人中，作为了解和谈论中国人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美国人引用斯诺这本书的次数仅次于赛珍珠风靡一时的流行小说和电影《大地》。哈里·普赖斯是斯诺夫妇在北京的好朋友，在回国之前，他曾在燕京大学教授经济学，他从纽约写信告诉他们：“恐怕任何其他书都没有受到这么多的议论。”“我多次听到人们说，‘嗯，我不知道中国的共产党人竟然是那种样子!’”普赖斯充满热情地说，斯诺“消除”了共产党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妖怪”形象，特别是对那些“负责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要人产生了作用，他们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决定性的影响。1942年，罗斯福在与斯诺第一次会面时告诉他，他通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认识了他”，并把埃德列为他在战时的非官方海外情报来源之一。1938年，斯诺在采访当时的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哈里·亚内尔时，以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完全一样的措辞讲述了红军的情况，海军上将对此说，“嗯，听起来他们就像老式的爱国者。”斯诺对史诗般的长征作了生动的书面描述，其中充满了戏剧性事件，它使读者感到特殊的激励和振奋，甚至惊心动魄。哈罗德·伊克斯是罗斯福的内政部长，说话坦率，在读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后，他告诉斯诺以前的一位燕京大学同事，“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像红军那样，经受住长征期间及其后的考验”，他“必然无敌于天下”。⑤ 　　斯诺关于赤色分子的著作中有一幅很有魅力的照片，在美国引起了一段有趣的花絮。有家咖啡公司希望利用埃德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坐姿照片，把该公司的咖啡罐显眼地摆在他们身边的桌子上，但是，这张照片很难证明在习惯喝茶的中国，人们渴望喝到美国的咖啡；它只能显示，废弃的空咖啡罐成为物资极度匮乏的共产党人非常有用的容器。⑥ 　　有些人认为斯诺或许过分美化了共产党人，除了这些谨慎的告诫之外，在英国和美国的主流评论中，人们都对这本书进行了慷慨的赞扬。他们认为，该书既是一个出色而有意义的新闻方面的巨大成功，也是最重要的写作成就。他们指出：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故事，讲述得极其动人”，斯诺本人所供职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宣称，斯诺写作了一部非常有趣的个人冒险游记，形式活泼，引人入胜，并以生动传神的马可·波罗式的手法刻画了以前难以接近的“红色中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标题是：“一个迄今尚不为我们所知的中国”。赛珍珠是中国小说家和193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她认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一部“非凡的”著作，它传达了各种“事件和消息，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素描，每一页都很重要”。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介绍了很多共产党领导人、红军指挥员和一般士兵，形象可信，很有感染力；他们无私的、坚忍不拔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历史目标，集中体现在前往西北的一年长征中。这本书读起来很像现代劝善惩恶的宗教剧，而超越了它直接的中国背景。斯诺的好友、海军上校(后来的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F·卡尔逊就对这种道德性特别着迷。卡尔逊在上海阅读了斯诺这部书的手稿，决心亲自去看看这支非常特殊的军队。在埃德的鼓励和帮助下，他与朱德的八路军在西北战线共同度过了几个月。卡尔逊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具有强烈的信仰，他在离开八路军时确信，他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实践中的基督教伦理和兄弟情谊，这是独一无二的样本。卡尔逊在回来后向斯诺透露，他曾告诉朱德，他“将乐于随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把共产党的平均主义原则，变为他自己的“道德灌输”思想，并把它们应用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他那著名的海军突击营中。卡尔逊采用了斯诺夫妇工合运动的标志词Cung—ho作为他的训言，并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把它汇入到美国的词汇表里。⑦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描述了共产党极为擅长的运动战战术，描述了他们依靠觉醒了的、富有同情心的农民建立的坚固根据地，描述了他们的抗日民族主义和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西方读者所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战争消息，通常令人十分沮丧，斯诺的叙述使他们耳目一新，增强了信心。《纽约时报》的评论员认为，它“或许是早已预言的中国人民觉醒的征兆，预示着中国终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尽管斯诺和毛泽东注意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和目标，但它给人们留下的持久印象却是，这些革命者只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文学评论家亨利·塞德尔·坎比断言，斯诺所发现的，“是一场农民革命，其组织的特点如此中国化，使人不能不认为，用‘共产主义者’一词来描述他们是不准确的”。《纽约时报》也认为，如果斯诺的著作“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那么红色中国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红色的，而在于它是中国的”。《纽约时报》的评论员补充说，“‘赤匪’的形象，十分接近我们一直称做爱国者的那种人。”赛珍珠把斯诺的著作比做中国古典文学中“罗宾汉”式的小说《水浒传》，它描写了“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兄弟情谊。对于这种把中国共产党人看做“农民改革者”的观点，在以后较少同情心的年代里，要斯诺来承担它的发明责任是不公正的。但是，斯诺看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化，他准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固有的农民特点，认为它使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表现出独特的性质。《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吸取了这种论断，指出，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过大量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但是，“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与中国自身有着直接关系的事件”。⑧ 　　约翰·冈瑟指出，斯诺这本书是“迄今所写的有关重要的历史新闻方面最好的著作之一”。1938年春天，冈瑟在为他的《亚洲内地》”一书搜集资料时，和他的妻子弗朗西斯在上海与斯诺夫妇相处了一段时间。埃德感到，冈瑟思想敏捷，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喜欢对问题“刨根问底，透彻了解书中某个强壮果断的人物或者某些有趣的特点”。他的“血管中流淌着王室的血液”，斯诺俏皮地说。弗朗西斯·冈瑟说过一句有关蒋介石总司令的名言：“在他的疯狂中体现着卫理公会派的教义。”⑨ 　　英国记者弗雷达·厄特利后来在美国成为反对斯诺的极端反共分子，但在1937年，她曾称赞《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认为它是“一个辉煌的独一无二的报道”。她婉转地提出，“如果略多一些批评性意见，更少一些领导人的个人历史，某些读者或许更喜欢它”，但她马上又说，这本书“非常有趣，引人入胜”。厄特利曾经是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但在苏联度过了6年后，她的幻想破灭，她的俄国丈夫遭到了清洗，她也退出了共产党。她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仍保持着自由主义信仰，并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与俄罗斯共产党“不是同一类组织”。说来也奇怪，正是厄特利，在1938年结束了自己在中国的记者经历后，曾表达了这样的论点，即共产党仅仅是一个“社会改革者和爱国者”的党。⑩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它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决不像斯诺所担心的那样，打算“认输和放弃斗争”。1938年初在上海时，斯诺就像以前一样，焦虑地考虑过这种向蒋介石“投降”的问题，他当时把它归之于俄国的干预和压力。这本书的名字恰恰反映了他所强调的信念，即中国共产党人注定，甚至必然在战时和战后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苏联和西方共产党人的认识恰恰与此相反。1938年12月，有位评论家在《今日中国》杂志(由美国共产党津贴的刊物)上撰文，就修订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指出，它所反映的，只是斯诺所描写的时期若干“可怜的残余分子”的情况。“所谓‘红星照耀中国’云云，只是一支结束曲，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它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愿望，现在已由“完全实现了的”民族团结主体所取代。1938年，当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俄文删简本出版时，它取了个非刺激性的、与政治无关的名字：《中国的英雄人民》。(11)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人的看法(当然也在于中共自身的事迹)，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非常钦佩。尽管如此，共产国际仍然总是抱怨这本书，并通过他们在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意见。如同哈里·普赖斯写给斯诺夫妇的信中所说，“奇怪的是，右翼报刊对你大唱赞歌，而左翼集团却对你横加批驳。显然，后者并不认为你的想法‘与他们一致’。”(12) 　　美国共产党在抨击斯诺时处境十分尴尬。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出色描述，赢得了很多人的欣赏和赞美，共产党报刊上每天都在欢呼中国共产党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功绩，而美国共产党却不愿意称赞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工人日报》更干脆忽视斯诺的著作，直到1938年年底，斯诺出版了略加“变化”的修订版，情况才有所改变。然而，当时美国共产党仍然认为，必须反击斯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偶像斯大林，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那种“托洛茨基式”的诽谤。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更为重要的政治考虑之外，评论家们也需要告诫左翼的读者，他们很容易被斯诺的著作解除武装。“我们已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进行了批评，”美国共产党政治机关报发表的长篇分析宣称，“目的在于使读者提高警惕。”(13) 　　斯诺的确提到了斯大林的“独裁”，并把他那“伟大领袖”的形象与毛泽东谦逊、质朴的“林肯”式个性作了比较。1938年年中，斯诺告诉“神情恐怖震惊”的孙夫人，他认为，新颁布的苏联“斯大林宪法”对于保持共产党的统治是“最佳”工具，但是作为民主手段，它却是个“笑柄”。从更本质的角度来看，斯诺认为，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应对1927年降临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大灾难负责。对于托洛茨基反对派当时所提出的不同政策，他也进行了艰难的考察。他认为，托洛茨基那些更激进的政策和主张，甚至会导致更有害的结果。无论如何，斯诺断言，托洛茨基派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时，严重夸大了共产国际应该受到的惩罚，共产国际的错误注定要发生，但造成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客观条件，即“敌对势力占了压倒性优势”。后来，斯大林对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实行了更严密的控制，斯诺对莫斯科审判持怀疑态度，他注意到，共产国际自身已成为苏联的某种机构，并逐渐变成了它的一个宣传部门，称颂那些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的平凡劳动。虽然斯诺已被怀疑为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仍对此火上浇油，他宣称，如果(这是很可能发生的)苏联人卷入亚洲日益扩大的冲突中，他们很可能对中国革命的成败产生决定性影响。因而，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苏联是否能够改变“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把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在所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变成世界革命”，他在结论中写道。这些观点最终反映出斯诺对苏联在世界上的作用一直持有矛盾心理。一方面，如同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也提到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必须与苏联的主要战略要求保持一致，甚至通常必须服从这一要求”，这是斯大林“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他相信，从本质上说，苏联是一个“进步的”、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世界事务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它能够与亚洲的革命民族主义协同行动。斯诺最终将发现，苏联所主张的“在所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服从“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利益的扩张主义计划。(14) 　　《今日中国》杂志上发表了美国共产党的评论，表达了他们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看法，观点是严厉的、甚至是恶意的。而美国共产党的理论报纸《共产党》则发表了长篇文章，则对该书进行了更详尽、更权威的评论。《今日中国》的编辑是马克斯·格拉尼奇，他和他的妻子格雷斯刚刚从上海返回，他们受党的指派，在中国担任《中国之声》的编辑工作。格拉尼奇在轮船上读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长条校样，它还没有装订，是埃德送给他的。在中国时，经孙夫人介绍，格拉尼奇夫妇与斯诺夫妇成为朋友。格拉尼奇后来回忆了在北京与斯诺夫妇共进午餐的情景。埃德总是很喜欢喝酒，他喝了大量白兰地，并一本正经地告诉格拉尼奇，需要以此杀死随着食物一起吃进去的所有病菌。读了斯诺的书后，格拉尼奇立刻意识到，埃德攻击共产国际的那一章是“纯粹的托洛茨基主义”。他回顾道，“我当时说，‘噢，天哪，天哪，他都干了些什么。’”(15) 　　《今日中国》的评论员是菲利普·贾菲(写作时则用笔名)，他是远东问题专家，左翼月刊《美国与亚洲》的编辑。1937年6月，他和妻子参加了美国的4人代表团，访问了延安，当时海伦·斯诺正在那里。贾菲带去了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问候”信。在进入红色根据地前，他在北京见到了斯诺，两人讨论了埃德即将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究竟是什么原因，”贾菲反问道，“致使像斯诺这样一位有着杰出新闻报道才能的人，在写作有关中国红军及其领导人最辉煌篇章的同时，却因毫无根据地攻击苏联、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行为，而又尖刻地嘲弄了他们。”因此人们很容易把“斯诺看作托洛茨基主义者”。然而，贾菲的确很宽宏大量，他宁愿认为，斯诺不是“一个自觉的反革命分子”，而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论上的无知，是对中国革命的误解和思想上的十足“混乱”。贾菲的评论发表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美国出版约4个月之后。他对斯诺“较为宽厚的”评价，大概基于他了解斯诺对该书修订版所做的修改。他后来说，这些修改“有些地方是在我的帮助下进行的”。实际上，斯诺很生气，因为他打算对该书进行修订的消息，被人泄露给了共产党。这些修改主要包括，删去了许多斯诺不须任何帮助就知道的明显“反苏的”时髦措辞和用语。鉴于该修订版按照贾菲的政治标准仍然很不正确，他希望斯诺纠正这些错误。“到那时，”他下结论说，“我们希望最后的改正将使《红星照耀中国》成为一本重要的书，它本应成为那样的著作。”无论是格拉尼奇还是贾菲，后来都与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并最终都将承认《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了不起的书”。与此同时，哈罗德·伊罗生在他1938年撰写的一部著作中，阐述了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党政策，表现出典型而纯粹的托洛茨基派的思想倾向，他尖锐地指责斯诺，说他“轻率地鹦鹉学舌般地”随声“附和”对托洛茨基派的诬蔑和诽谤。还有一件事情，也增加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激动情绪。斯诺发现，鲍威尔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评论员正在利用他的著作，以证实统一战线和抗战思想是亲托洛茨基派观点，以此作为例证，来证明共产党背叛了革命目标。斯诺感到不得不撰写长篇文章，驳斥对他本人和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指责。(16) 　　在日记中，斯诺仔细考虑了贾菲和伊罗生的攻击。他们两人都断言“我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他说。“这太可笑了，但的确还没有可笑到悲惨的地步，因为这些人都相信，他们自己正在为迅速而彻底地改善人类的状况而努力奋斗。”共产国际和它的对手托洛茨基派都信奉某种神话，认为只有自己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绝对正确的，像上帝的思想一样不容篡改。“如果你不同意或者赞成另外一种观点，你就是个浑噩无知的笨蛋。”斯诺既是左派的朋友，又具有批判思想，他今后将经常面对这类问题。(17) 　　在上海，斯诺也受到了居住在那里的西方共产党人的类似攻击。“这些人太幼稚了，”斯诺在1937年12月的日记中草草写道，“他们总是靠寻找当前的托洛茨基分子，来履行其童子军式的职责!”海因茨·希比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界的知识分子领袖，他充当了攻击斯诺的先锋。他凭借以前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向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出版机构写信进行联系。他还以笔名埃舍泰丘斯(意为亚洲人——译者)为西方报刊写稿，论述有关中国的问题。在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刊物《太平洋事务》上，埃舍泰丘斯发表了冗长的、高度理论性的、列宁主义的专题论文，探讨中国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为了明确证实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观点不正确，他在文章中概述了正统的共产党对于当前抗日统一战线阶段的主张，认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特点在于：它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它的领导者是国民党。“只有这样，”他宣称，“它才能够明确地把自己与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阶段区别开来。”任何“公开地或隐蔽地”混淆两个阶段的企图，都只能使共产党人与“民族民主革命阵线”相隔绝。斯诺在答复时表示，他也擅长马克思的辩证法。即使抵抗日本的斗争“最初是由资产阶级所发动，而且至今仍由资产阶级所领导，并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竭诚合作”，他断言，“但根据辩证法思想，如果据此认为共产党人不准备取得对革命战争本身的完全领导权，那也是个严重的错误。”(18) 　　斯诺重申了他对中国抗战的方向、特点和前途的基本信念，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结论中对此已作过详细的阐述，并把它们与他在保安时所听到的观点相联系： 　　他们(共产党人)预言，在这场战争中，必须武装、装备、训练和动员千百万人民参与到斗争中，这场战争像一把双刃剑，既能割除外部的帝国主义毒瘤，也能铲除内部的阶级压迫癌症。他们认为，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只能依靠最广泛动员起来的人民大众，依靠建立高度政治化的军队。而要赢得这样一场战争，只能由最先进的革命力量来领导。它最初可能由资产阶级所发动。但它的完成，却只能靠革命的工人和农民来实现。(19) 　　尽管斯诺轻蔑地否认了对他的指责，认为自己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但他的确感到有压力，感到必须对他那些“刺激性较强的”评论作出某些“更正”。由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在左派中存在着过于激动的政治气氛，其中最可恨的一种就是贴托洛茨基标签。一般来说，所谓“托洛茨基分子”与背叛党的事业的“间谍和叛徒”是同义词。希比曾去斯诺夫妇在上海的公寓拜访过他们，而据海伦·斯诺说，他曾威胁要从政治上“消灭”斯诺和他的著作。尤其是考虑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和文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些指控造成了严重的障碍，阻碍着斯诺对那些进步读者的影响。斯诺曾希望影响他们，以支持中国的抵抗战士。而苏联毕竟是通过国民党向中国提供可靠援助的惟一一个主要强国。在上海，斯诺从孙夫人——她本人也很崇拜斯大林——那里，就那个问题得到了更温和也更坦率的暗示。她告诉埃德，他的书写得“很精彩”，当他希望她进一步谈谈她的看法时，她微笑着说，“嗯，在某些地方，你或许写得坦率了。”海伦总是第一个领悟了暗示的含义，她敦促埃德删去任何有碍于这个目标的内容。在《太平洋事务》杂志上与希比进行的论战中，斯诺已经指出，他愿意改正可能的“判断和分析方面的错误”，其中有些涉及苏联。“我已表达的观点将以修订版为准。”(20) 　　后来，1938年7月在汉口，共产党领导人博古(秦邦宪)——他属于党内的国际派——告诉斯诺，他对共产国际的批评“有点过于严厉了”。至于斯诺在最后几章就共产国际在抗战中的作用所做的展望，“你是完全正确的，”博古评论道，“但是我们现在不想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显然是从略有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他曾把他对共产国际早期政策的批评意见告诉斯诺，不久他将再次宣布若干政策，以维护由斯诺极力强调和公布的那些政治见解。(21) 　　因此，也是7月份在汉口，当斯诺了解到毛泽东不赞成希比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批评时，他心里感到十分踏实。希比在上海四处活动，“把他的消息告诉每一个人”，斯诺早些时候在日记里写道，但没有进行评论，希比说毛泽东和周恩来赞成他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意见。斯诺通过路易·艾黎获悉，希比曾去延安，直接向毛泽东介绍他的观点，但却遭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严厉驳斥。据说毛泽东告诉希比，攻击《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是个“严重的错误”。斯诺是“我们的好朋友，攻击他就是反革命行为”。希比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回到上海后，把这次可怕的经历告诉了史沫特莱。正像史沫特莱就这件事向斯诺所复述的，希比反复说，“毛泽东对他简直太残酷了。”(22) 　　美国共产党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持敌视态度，这看来证实了斯诺对苏维埃俄国的认识，即它正在控制和利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推进它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政治目的。斯诺给他从未谋面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写了一封奇妙的信，很快就使他相信了自己的观点。斯诺在谈到共产党对他著作的禁令时说，他对“导致这一决定的逻辑”感到很奇怪。他认为，他的书是诚实的、第一手的叙述，其“根据在于，从整体上来说，该书热情地赞成和同情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它赢得了“共产党人的理解和支持，其中不仅包括那些有影响的外国人，而且包括中国人自己”。在谈了这些看法之后，斯诺巧妙地提到了他那深受批判的观点，即共产国际已成为苏联的一个机构，他说：“我总在怀疑，根据某个随心所欲的指示而对该书发布禁令，是否就必然证明该书的观点不正确。”相反，他坚持认为，事实倾向于支持“我所表达的批判性见解”。接着，斯诺进一步对此加以阐述。他说，如果“由那些负责童子军的人做决定，那么他的书决不会出版，他的手稿很可能被付之一炬，其作者很有可能被枪毙”。在另外一次抨击中，斯诺补充说，“我相信，我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远远超过那些在纽约禁止我著作的人。”斯诺继续说，他对共产国际的批评性评论很少，而且是善意的，他在进行评论时，拥有并可以随意支配“丰富的资料”，但他“极为克制”。如果他心怀“恶意”，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可能“早就以非常有害的方式”来利用这些材料了。他显然预料到，双方都要有所让步，并就此采取了行动，他在信的末尾告诉白劳德，“大约几个星期前”，他便“自愿地”请出版社“从我的著作的任何新版中删去某些句子，即我认为有可能伤害共产党的那些句子”。斯诺不会放弃回马枪：“顺便说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的老朋友周恩来时，他请我向你致以热烈的问候。”这显然清楚地表明了他思想上的双重性和冲突：一方面是他在中国产生的激进主义思想，一方面是他生而具有的自由主义思想。(23) 　　1938年年底，《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修订版出版了，斯诺对它作了修改，从中删去了美国共产党认为极其严重“反苏”的大部分“诽谤、诋毁”性的评论。斯诺对概要一章进行了部分重写，并修改了对共产国际的最初评价，他在该书第一版曾指出，共产国际应对红军长征前最后阶段在江西苏区作出的战略性的政治和军事决定负责，因为这些决定导致了红军在江西的失败。他没有修改书中那些更实质性的批评，即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以及左派感到讨厌的其他许多地方。无论如何，美国共产党对这些“修改”感到十分满意，这足以使他们不再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持摈斥态度，因为这种“自己写不出来，又不让别人写，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态度使他们越来越为难和尴尬。实际上，新版的主要改变，是在有关中日战争第一年的叙述中，又增加了一部分内容，并对今后的战争进程进行了预测。(24) 　　美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进行了为时已晚的评论，它宣称，该书已对原文作了“重大的改进”。但是，该报评论员在欢迎斯诺对他最初那些“恶意的”和“诽谤性”内容进行修改的同时，仍坚持认为，该书在有关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历史和政策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现在，对该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斯诺身上，声称他对那些问题可悲的无知，远远超过了他的学识。斯诺“缺乏意识形态修养，结果他对自己和对历史都很不公正”。尽管存在着这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是《红星照耀中国》仍然是“一部有价值的、很有趣的书”；虽然对该书“有上述的批评和保留，我们仍然热情地向所有关心中国的朋友们推荐这本书”。马克斯·格拉尼奇在《今日中国》杂志上对该书作了简要的评论，并表示了他特有的批准。他也对书中继续存在着“严重损害该书政治内容”的材料感到很遗憾，但与此同时，他写道，《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仍然是过去10年来所撰写的有关中国激动人心历史的最了不起的著作之一”。这样，斯诺和他那些美国共产党的诋毁者之间便停止了相互间慷慨激昂、疾言厉色的论战。(25) 　　然而，更深刻更持久的问题依然存在。斯诺并没有简单地指出，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所推行的政策，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是揭示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显著特点，指出“在一个国家进行革命”是先入为主的看法。在莫斯科眼里，斯诺诋毁斯大林和苏联，颂扬毛泽东和民族性的中国共产主义，是向苏联有关共产主义世界秩序的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他们认为，由莫斯科中心所定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维系这一秩序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而最为重要的是，在这里，斯诺显然吐露和传达了毛泽东本人的相反观点。我们不妨回顾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斯诺谈到过的简洁有力的怀疑，“谁是莫斯科的‘莫斯科’?”斯诺介绍了他那著名的毛泽东自传的来由：“接着，毛泽东开始告诉我有关他个人历史的某些事情，在我一夜又一夜地记录这些历史时，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他自己的故事，而且也是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如何成长发展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许多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而不再像某些天真的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国外收养来的孤儿。它也说明了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拥护和支持这一事业的原因。”(26)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对它表示感谢、赏识和欢呼的领导人之一。对于战时的政策和目标，毛泽东在表面上也与共产国际保持完全一致。在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人们从不公开批评高级领导人，除非他在政治上或者其他方面被人们所遗忘。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坦率地批评早期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政策，这种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上述规则。斯诺揭示了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具有中国人独立自主的思想倾向。斯诺一方面宣传中国红色革命者那种有魅力、有影响的不同形象，另一方面，他也为中国共产党有可能与美国建立的联系奠定了基础。有关《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争论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是最突出的，无论是共产国际公开宣布的绝对正确性，它与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还是特定的统一战线的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前景方面，这个问题都十分重要。 　　在苏联以外的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迄今为止也是惟一一个拥有自己的军队、地盘和政府，并进行过长达10年激烈的武装斗争的共产党组织。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讨论的话题，预见到了民族共产主义对莫斯科帝国核心的挑战。实际上，斯诺把苏联自身描绘为民族共产主义的典范。1948年，在论及铁托的“异端邪说”时，斯诺将把铁托与苏联的冲突看做“一次正面的冲突，不是民族主义国家与国际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内部，两个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1949年，随着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斯诺写道，“从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不会使中国的民族利益服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因此，正是在1960年，当斯诺的预言成为现实的时候，中共领导人才欢迎他回到中国，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而历史的最大讽刺就在于，导致苏联自身崩溃的，正是俄罗斯和苏联其他的民族主义者。(27) 　　然而在1938年，斯诺仍要由自己来承担全部责任，中国共产党公开声明，斯诺所说的仅仅代表他自己，它与中共领导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直接冲突。如同在美国共产党理论刊物上的争论所充分表明的，中共这时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抨击，是为了重申和再次肯定，从20世纪20年代的斗争到当前的抗战，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它是早期的警告信号，尤其针对着中国共产党内“民族主义分子”的越轨行为。后来，根据更直接的苏联消息来源，在中苏公开论战时期，斯诺再次成为苏联攻击的目标，说他既为美帝国主义摇旗呐喊，也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摇唇鼓舌。美国共产党的刊物一般性地赞扬了斯诺，说他“热情地介绍了中国苏维埃领导下的生活状况”，此后便开始逐条批驳他“对中国革命所作的托洛茨基式的解释”。指责他“不友好地捏造了”苏联的情况，使之成为“戏剧中的反面人物，最大的恶棍”。它问道：“难道一个人可以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却不能成为苏联的朋友吗?”尽管斯诺立即拒绝了这种由忠诚信徒对友谊所下的定义，然而，这个问题使他感到很烦恼，正像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修订本所表明的那样。 　　共产党的作家们盯着莫斯科的门徒王明，并吹捧他在30年代初起到了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作用。他们指出，代表共产国际思想的1935年的“八一宣言”，就是由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的，作为指导原则，它导致了1937年国共合作协议的签订。当然，毛泽东对所有这些问题，都表达了严肃的保留意见和不同看法。这些作家责备斯诺的怀疑论点，即国民党决不可能“因为真正承认了资产阶级民主，而平静地签署它自己的死亡证书”。文章秉承“王明路线”的思想精髓，称国民党正在“恢复早期(1925年～1927年)的革命传统”，因此，“从长远来看”，国共合作“不但有助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而且有助于建设一个团结、民主的共和国”。后来，毛主义者对此作了驳斥。那年8月，毛泽东捎信给在香港的斯诺，敦促他去延安，就战争的新阶段进行“长谈”。这几乎是直接反驳了斯诺在1938年所受到的攻击。然而，直到第二年9月，斯诺才接受了这个邀请。(28) 　　与此同时，莫斯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俄文版。苏联的官员们可以随意删去他们讨厌的任何内容，这是美国的左派们也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对一本书进行政治上的增删，这种方法既十分巧妙，也很有效。苏联的简写本对章节内容做了节选，主要包括红军和长征的事情，以及彭德怀所讲述的红军的军事战术，全书按照编辑的要求进行了重新编排和包装。它起了一个新的书名，导言中大量引用了“伟大的斯大林”的教导，以此作为读者应该遵循的正确原则。它强调了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它是战胜日本的“惟一关键因素”。毛泽东的自传放在最后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儿子”，内容大为压缩，其中也包括其他红军重要领导人的情况简介。有关毛泽东的部分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来介绍他在1921年之后的全部活动，即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全部生涯还不到一页纸!因而，它实际上根本没有涉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看法，也没有出现斯诺对毛泽东的赞美性描述。无论如何，《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经过了适当的消毒之后，显然在政治上很有用，决不能忽视它，尽管这种消毒可能很拙劣。斯诺的故事不仅在西方，甚至在苏联的读者中都起到了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29) 　　更为有趣的是，某些方面或许正在仔细考虑出版更加完全的俄文版《红星照耀中国》。苏联刊物《新书消息》在1938年初报道了斯诺的著作(提到的是它最初的书名)，称该书“即将出版”。文章对该书内容进行了十分详细的介绍，显然谈的是原版的内容，而决不是实际出版的删节本。而随后一期，《新书消息》仅刊登了对该书删节本的评论。没有记载显示苏联出版过任何其他译本。此外，近半个世纪以来，斯诺的著作再也没有被译成俄文出版，尽管他从苏联为《邮报》发回的战时报道深受人们的喜爱。(30) 　　斯诺好像并不知道他的书在苏联所受到的对待。在1938年初的日记中，他提到，他获悉《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已经译成俄文，在莫斯科，有很多人读过这本书”。1941年，斯诺返回美国，就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仅仅几天后，苏联驻美大使乌曼斯基在华盛顿告诉斯诺，说他“相信”《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俄国已经翻译出版，“我希望它作了某些删节”。他补充道，他“听说”这种删节得到了斯诺的“允许”。斯诺在日记中写道，“我说，据我所知没有过这种允许。”“乌曼斯基说，他认为那是‘口头允许’。而且似乎已经把这件事十分详尽地告诉了我!!!”从这段费解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推测，无论是乌曼斯基大使还是斯诺，都并没有被“详尽告之”有关俄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事。 　　1942年，在某种奇妙而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斯诺得到了《红星照耀中国》俄文版应付给他的版税，并把这些卢布捐助给了红色先锋队。在莫斯科，斯诺听说了有关他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奇异的故事，这个故事使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外国作家协会书记莉迪亚的工作是挑选供翻译出版的外国书籍，她看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很喜欢它。莉迪亚告诉埃德，她曾“粗糙地”翻译了其中几章，并把它们交给了苏联作家协会。“然后我就进了医院，”她继续讲她的故事，“当我出院时，发现这本书已经出版了!我感到非常非常害臊，我的译文太粗糙了，根本没有想到要拿去出版。但是，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他们需要立即得到一些鼓舞人的新书籍。他们印刷了25000册，3天时间就卖光了。”斯诺显然接受了这种说法，其实在这一解释中仅有苏联版印刷了25000册这一事实看来是准确的。俄国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很显然，编辑和出版工作都处于当局的政治监督之下。斯诺在俄罗斯遇到的其他一些人告诉他，他们都读过他的书，包括一位斯摩棱斯克前线的年轻游击队战士，她刚巧引用了他的书，以此来获取有关游击队战术的知识。与这些赞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斯诺作为《邮报》的战时记者，极难得到进入苏联的签证。而在战后，由于他一贯享有同情“铁托主义者”或“毛泽东主义者”，即同情那些向克里姆林宫挑战的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名声，他被永远禁止进入苏联。(31) 　　1949年后，在一段短时间内，中国曾属于苏联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该阵营所面对的是持敌对态度的美国，显然，斯诺此时既不为新的人民中国所属意，也不受美国的欢迎，更不用说苏联。这是一段艰难时光，斯诺既要忍受美国那种敌视性的麦卡锡主义的气氛，又要受到中国所发生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运动的某些影响，这一运动是由朝鲜战争引起的，充满过分激动的情绪。1952年，《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它反映了中国人的这种激动情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J·B·鲍威尔的儿子比尔·鲍威尔主持下，该报在上海复刊，政治态度与以前完全不同，在1953年停刊之前，该报的出版一直受到共产党人的指导。那篇文章批评了斯诺，认为他不应该“从学术上探讨铁托的颠覆活动是否将使中国回到帝国主义阵营”一类的话题，该文章还回顾了1938年中国共产党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攻击，指责斯诺“写作诋毁和诬蔑苏联的东西，尽管很隐晦，但可以看出，它是出自那些最无耻的反动分子之手”。(32) 　　尽管在共产党于1949年接管中国初期较为宽松的环境下，上海和北京都出版了非官方的中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到50年代，在中国一些图书馆的公开借阅处，这本书却几乎连一本都找不到。尽管全世界都有人在传播和阅读这本书，但它在中国的命运却极为不同，一位中国学者在1980年就该书写道，“使这本书得以产生的人民，如今连公开阅读它都很困难。”斯诺销声匿迹，退出了新中国视野所及的范围。1960年，当斯诺终于返回中国，再次见到他的老朋友毛主席时，后者显然对斯诺在他们分手的这几十年间的个人生活所知甚少。他以为埃德仍然与佩格保持着婚姻关系，以为他9岁的女儿西安许多年前出生在与她同名的那座城市。而对斯诺来说，他同样不了解他的著作在中国所受到的忽视。在50年代末，斯诺曾以为，如果他有机会访问中国，靠着《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和其他作品在那里挣到的版税，他可以自己支付在中国的旅行费用。(33) 　　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中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恰巧正要发行，它经过了某些删节，流通范围有限，只准备在党内发行。斯诺赴中国的旅行，正值中苏之间的争端开始公开化，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之时，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向美国开放重新感到兴趣。“他们太骄傲了，不会这样直截了当地表明他们的意思。”斯诺在报道他1960年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时说，“显然，他们希望我的访问或许有助于重新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在有关1960年中国之行的厚书中，斯诺直接而详尽地引述了他早期对中苏之间长期关系的预测。但是，还要再过10年，这些行动以及随后的事态发展，才能导致中美两国在70年代恢复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34) 　　尽管经历了这些事态发展，但直到1979年，即斯诺去世7年后，未作删节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中文版才得以在人民中国公开发行。文化革命期间反复无常的政治状况，斯诺书中所描述的共产党领导人遭到清洗的情况，都令人不可思议地推迟了该书中文版的出版，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及斯诺也曾涉身于其中的毛泽东时代的终结，情况才发生了改变。中文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是根据斯诺最后修订和增加了大量注释的1968年版译出，它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了100万册，其中多数是通过各级共产党委员会的渠道发行。斯诺的家人显然没有得到任何版税，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35) 　　在70年代，《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苏联重新出现，苏联人认为，斯诺奠定了新的美中关系的基础。作为对此事的反应，此时，莫斯科公开抨击了斯诺的著作，夸大其作用，认为该书对中共情况的典型描述，首次披露了一个最有影响的信号，即毛泽东的“民族主义的、反苏的”异端邪说，揭示了他开始倒向美国的情况。正因为斯诺受到了中国人的赞扬，认为他是中美和好的主要“沟通者和奠基人”(也夸大了他的作用)，苏联人自然认为此事非同寻常。他们指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是美国人第一次在历史和政治著作中报道和着重宣传毛泽东的路线，第一次使毛泽东的路线被美国人所了解。斯诺本人在中美两国之间起到了自觉的中介作用，使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与美国帝国主义最终达成了“相互勾结”。“莫斯科对我表示敬意的方式是屡次攻击我。”1971年9月，斯诺写信对一位朋友说，此时距他去世仅仅有几个月。他们一定“获得了更多有关我的错误消息”，他接着说，“他们也一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交换了很多这类消息。”1981年，一名苏联历史学家针对斯诺最后10年有关中国的作品，以过分夸张的口气断言，这些作品表明，“毫无疑问，斯诺早年所说的同情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事，仅仅是个骗局，是为了掩盖他那帝国主义的、反共政客和反共作家的真正面目。”(36) 　　在1938年时，斯诺曾经受到过共产党人的严辞斥责，说他蓄意曲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十分愚蠢；现在，人们又指责他，说他那时候已经完全理解并且同情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的帮凶，充当了毛泽东的喉舌，传达了他的思想，而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没有直接和公开地宣称这种意见是中共的正式政策。《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对中国问题所做的说明预见到了——有时提前了许多年——毛泽东真正的、长远的计划”，一名捷克共产党人在针对毛泽东的辩论文章中指出。该作者继续说，“最后证明，斯诺的评论完全是出自一个受到委派的间谍之手，尽管他享有‘独立记者’的身份和地位。”(37) 　　70年代，在中苏关系紧张，两国相互敌对的情况下，俄罗斯历史学家回顾了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关系。他们认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起到了某种潜在的作用，有助于西方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时表现出某种“亲毛泽东倾向”。尽管他们这时的看法带有强烈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色彩，但是，这些评论在许多方面都回到了1938年共产党人批评斯诺著作时的主题。他们以赞许的口吻，提到了当时美国共产党对该书的抨击和联合抵制，这种情况证实，就该书禁令的真正原因而言，斯诺向白劳德提出的论点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苏联人的这些分析现在认为，毛泽东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长篇政治冒险故事中的大坏蛋，而斯诺则是支持这个坏蛋的主要角色。尽管他们的目的是想表明，1936年在保安的斯诺和1972年在北京的尼克松之间有着某种直接的“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因为尼克松很容易就越过了20年来美国对毛泽东中国的巨大敌意，但是，这些评论仅仅揭示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如此强烈地惹恼苏联人的根本原因。(38) 　　有一种观点认为，到30年代中期，美国在华工商界人士对国民党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不相信国民党能够使中国统一和稳定，不相信国民党能够保卫中国，抗击不断扩大的日本侵略，日本的侵略已经威胁到了美国在远东的长远地位。这种关注促使他们迫切希望得到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准确情报，尤其是有关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斯诺的条件最有利，他最先开始致力于收集第一手的资料。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寻求美国的支持，不仅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而且也是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与国民党的较量。毛泽东此时就任中共的领导人，他个人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很不满意，决心使美国记者确信，他“首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独立于苏联，对苏联并不友好。斯诺相信毛泽东的“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并向外界加以传达。在共产党领导人与斯诺的秘密谈话中，中共领导人委托斯诺向美国的“统治集团”传递消息，告诉他们不必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感到担心。因此，这些苏联作者解释道，尽管《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颂扬了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资产阶级的报刊仍然向斯诺“开放”，并向他的著作齐声喝彩，该书在西方获得了“过分渲染的”成功。斯诺在书中以毛泽东的形象，热情地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他的描述成为构成中共形象的“标志”。因而，通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毛泽东获得了重要的个人“政治资本”。斯诺第一个宣扬和赞美了当时还鲜为人所知的中共领导人。斯诺以毛泽东自己的语言详细叙述了他的生平事迹，特别有助于提高毛泽东的形象，宣传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解。《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中文译本在中共党内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有助于增进毛泽东对党的控制。毛泽东自然很喜欢斯诺对他的吹捧和称颂，所以，当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正确地指出该书犯了“托洛茨基路线”的错误时，中共领导人仍然赞扬它“把真理告诉我们”。毛泽东在同斯诺的最后谈话中明确指出，“你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名气很大。” 　　苏联的批评者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民主主义的”革命领导人，独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断言，《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显然是想吸引自由主义的美国读者。这是俄国人对这位“农民改革者”观点的看法。在随后的10年中，其他的“埃德加·斯诺们”相继前往红区旅行，并仿照《红星照耀中国》的方式撰写报道。在毛泽东看来，斯诺对于表达他的见解特别有用，因为到那时为止，中共领导人还不能公开表达这类观点。当然，出于同一原因，莫斯科在1938年把矛头对准斯诺也可以间接攻击“毛泽东的路线”。(39) 　　难道正像费正清比较轻率地暗示的那样，毛泽东“创造或者借助”斯诺，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现有的证据表明，在中国政治的根本出路、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战略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上，毛泽东和斯诺的看法基本一致。斯诺思想独立，相信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能够取得胜利，但对国民党领导这一事业的能力深感怀疑，这些观点与毛泽东相同。毛泽东本人也具有独立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同样怀疑莫斯科为中共制定的亲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显然，毛泽东鼓励或者不反对斯诺的这些思想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确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获得了很多“政治资本”，斯诺也从中获得了很多“记者资本”，而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更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也从这本书中获益匪浅。奇怪的是，莫斯科认为斯诺及其“追随者们”帮助了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夺取政权，并放弃了对国际主义的责任和忠诚，但同时俄国人又上演了他们自己的“失去中国”的剧本。麦卡锡曾声称，主管美国政府和新闻界的人们应该对失去“我们的”中国负责，应该对把中国丢失给俄国负责。俄国人的剧本正是麦卡锡剧本的翻版。在莫斯科看来，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同一个穷凶极恶的集团应该对失去“他们的”中国负责，犯下了把中国丢失给美国的罪行。两国的怨恨基本上都针对着同样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以斯诺为首，把亲毛泽东的路线偷偷塞进了美国的思想和政策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越战期间，当斯诺与美帝“勾结”的活动终于结出了所谓的果实之时，也正是他对美国“统治集团”怨恨最深的时刻，而这一统治集团据称是由他代表的。(40) 　　总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是新闻杰作，是它所记载历史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也是具有非凡效力的政治手段和政治象征，使中国革命和中国的革命者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全世界读者的面前。它像先知一样描绘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预言，在由社会主义阵营的设计师们所创立的、表面上坚如磐石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后面，将出现完全不同的权力中心，出现彼此冲突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斯诺在书中已经为中国的前景埋下了伏笔，尽管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但它却是“俄国以外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俄国以外惟一一个以拥有自己强大军队而自豪的党”。最后，斯诺卓有成效地报道了他所发现的红星照耀下的新中国，报道了获得了解放和改造的中国及其人民的希望和前途。“《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秘密在于，”海伦·斯诺或许是怀旧地写道，“它是一本积极的、乐观的著作，告诉了人们一段全新的、愉快的经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仍然承续着中国革命的希望：已经实现的和尚未实现的，以及遭到背叛的希望。(41) 　　现在，让我们返回1938年的战时中国，斯诺夫妇在那里卷入到另一次历史性事件中，这次事件将释放出它自身的潜力。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