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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战时中国的工合运动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1938年1月的一天，天气阴冷，斯诺与路易·艾黎一起，步行越过国际公共租界的边界，进入日本占领的上海中国区，那里曾遭到战火的蹂躏。中日军队为争夺上海而进行的长期战斗，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物质财富毁灭，两人看到了这一切，斯诺既感到心情压抑，又十分愤怒。蒋介石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到了保卫上海的激烈战斗中，战争从1937年8月一直持续到11月，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达25万人。“在长达数英里的范围内，残垣断壁，砖石瓦砾，烧焦残破的木头交叉重叠，一片狼藉，几乎看不到一所完好的房屋。”斯诺在日记中写道。未加掩埋的中国士兵和市民的尸体横躺竖卧，比比皆是，他们在日本飞机的猛烈轰炸和炮击下丧生，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沿路走去，人们不时到从土里伸出一个握紧的拳头，看到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饿得奄奄一息的人们在尸体间寻找着所有值些钱的东西，以便换取食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际公共租界的都城饭店，“穿丝绸长袍，头发油亮的中国纨绔子弟”正在与舞女轻歌曼舞，舞女身穿“薄雾般的”白色紧身丝衣，波光闪烁。上海的这些中国资产阶级居民竟然如此的堕落、腐化和颓废，而中国的农民士兵又是如此的可敬可佩和勇敢!斯诺写道，中国的希望不在于腐败的、歹徒横行的上海，而在于上海以外的广阔土地及其人民。① 　　斯诺同样感到很愤慨的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疏散中国为数不多的近代工厂，它们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及其邻近地区。政府事先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组织和布置工人们抢救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并把它们运往尚未工业化的地区。“但是，政府决不可能事先进行这种安排，”斯诺后来严厉地写道，“因为中国政府害怕上海工人，这种恐惧即使没有超过对日本人的恐惧，也与此相当。”在上海地区的巡视中，斯诺的新西兰朋友向他强调，他对损失机器设备和丧失抢救机会有着强烈的感受。艾黎当时任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督察，他可以为埃德完整地叙述被毁坏的数百间工厂的历史，以及工厂中那些待遇恶劣的工人。上海成千上万的工人无事可做，而在外国租界中也拥挤着约200万难民，其中多数也很贫穷。② 　　1938年年初的几个月，是中国工合的形成时期，当时它所遇到的就是这样一种背景和思想状况。第二年，艾黎以他特有的谨慎和谦逊的态度，对工合运动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总结：”我们汇集了工程师和合作社社员，在整个中国开办了一系列小工厂。我们使一些机器运转起来，否则它们就会生锈。我们使一些人工作，否则他们就会在难民营里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生产了一些必需品，无论是否打仗，人们都会用得着。”斯诺在给一个同事的信中，就他在该项目中所承担的重要责任写道：“我不再认为自己是个旁观者；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哪里最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干。”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曾说过这样的话。③ 　　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指出，工合运动的最初“创立者”是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而有关想法最早是由佩格提出来的，推动其他两个人的最初“动力”也是来自佩格。1941年，佩格撰写了一部有关中国工合的著作，斯诺为该书撰写了文词优美的序言，他在这篇序言中说，工合的想法“首先来自尼姆·韦尔斯。”在上海，斯诺夫妇曾参加一次聚餐会，人们谈到了合作社的问题。聚餐会的主人是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约翰·亚历山大，他热情地鼓吹合作社事业，认为它可以解决世界性的病态和灾难。佩格激烈地驳斥了这种想法：“像往常一样，她压倒了她的对手。”埃德写道。然而，没过一两天，她又变得强烈支持这种想法，但她认为应该建立生产合作社，而不是消费合作社，认为它特别适合中国严酷的战时环境。这种工业合作社可以向难民提供生产性工作，把无事可做的技术工人组织起来，建立一系列分散的小工厂，以便利用中国辽阔内地的资源，避开易于被日本人占领或轰炸的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④ 　　据海伦·斯诺说，在她遇到亚历山大后的第二天一大早，“解决中国主要问题的办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工人组织在合作社里?由他们自己拥有和管理合作社，根据劳动时间而不是资本来处理财务问题。”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道，在佩格“那颗通常充满智慧的大脑的刺激启发下”，艾黎和他不久就认识到工业合作社运动的巨大发展潜力。佩格“紧紧盯着”他，艾黎后来回忆道，她不停地说，“‘来，看看这个问题，路易，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在各地发展工业。……我告诉你，路易，你说你热爱中国，那么你必须辞去目前的工作，因为它使上海变得对日本人更加有用，你现在就应该做些对将来有意义的事情。组织中国人实行合作。’她说了这些话，也说了其他一些事情。”他干巴巴地补充道。⑤ 　　艾黎考虑了在中国内地建立工业的想法，他回到家，根据上述想法，起草了一份计划，准备在全中国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建立一系列小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接着，埃德将该计划修改定稿，并由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印成小册子。斯诺为它起的名字是“工业合作社”，在国外，它以其电报上的名称“工合”而闻名，而路易给它起的名字是gung ho，与中文“工合”的意思相同，根据字面的意思，英文可直译为“同心协力”。 　　正像我已指出的，埃文斯·卡尔逊把工合的口号应用到他那著名的战时海军陆战队中。在他看来，工合代表了他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和中国工合运动中所看到的同心协力和同甘共苦的精神。通过这一途径，工合一词进入到美国的词汇中，它表达了一种敬业态度，一种十分朴素的“我能干这件事”的工作热情。事实上，中国工合运动三位创立者雄心勃勃的主张和不凡的抱负便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人们宣称，工合将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以便统一和加强抵抗力量，支持共产党控制的游击区，推进政治民主，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海伦·斯诺声称，工合是“促进进步趋势的人民运动”，它还是“健康的‘中间道路的’共同经济纲领，以防止中国的左翼和右翼之间发生内战”。工业合作社，埃德写道，“提供了在战时创造新型社会的可能性”。⑥ 　　1938年4月，斯诺夫妇和艾黎以及另外8个人汇集在上海的一家餐馆里，正式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以推进工合计划。著名的上海银行家和爱国者徐新六担任委员会主席；他在金融界的关系和他对工合运动的热情支持，在工合运动最初的几个月是极为宝贵的；徐新六死于1938年8月，当他乘飞机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上空时，飞机被日本人击落，他的死对工合运动是个沉重的打击。仅仅在徐新六离开香港前几个小时，斯诺还曾与他讨论了有关中国工合的事情。“徐新六的死亡使我深感震惊，笔墨难以形容。”斯诺在写给鲍威尔的信中说道。他的人品和性格“在他那个阶层的人中确实极为难得，他为人慷慨、豪爽、真挚、诚恳，是中国少有的具有第一流金融头脑的人之一”。⑦ 　　在斯诺看来，在“腐化的”上海资产阶级中，徐新六仅仅是个例外，但不久，他就发现了不同类型的新的例外，这个人就是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以后的因弗查珀尔勋爵)。卡尔爵士后来就任战时驻莫斯科大使，然后又担任驻美国大使。作为另一位很早就信仰和帮助工合事业的人，他显然不是斯诺所认为的那种缺乏同情心的人，那种冷漠的英国政府代表者，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刻板、保守的外交官。“阿尔奇”(阿奇博尔德的爱称)和斯诺后来成为彼此信赖的朋友，保持了多年的友谊。在来中国之前，克拉克·卡尔已经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8年初，他一到上海，就去探访了斯诺。尽管他当时代表着极端保守的张伯伦政府，但据斯诺说，他本人强烈地“反对轴心国，反对佛朗哥，反对日本人”。1938年12月，就在汉口(也称武汉，由汉口、武昌和汉阳三镇组成)即将被日本人攻陷的时候，他在那里对斯诺吐露，汉口的国民党守军需要马德里那种“不许通过”(西班牙内战时政府军的口号——译者)的精神。斯诺显然也有同感。克拉克·卡尔爵士是苏格兰人，脸色红润，布满皱纹，“只要在头上插上羽毛，他活像个印第安酋长”，他那有感染力的智慧，他的厚道、仁慈、主动精神和自信，都给斯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英国政府最崇高的代表，一个难得的外交官。”斯诺在日记中写道。⑧ 　　斯诺成功地说服了英国大使，使他相信工合计划既有价值，也有实际用途，艾黎是使之运转起来的最理想的领导人。接着，克拉克·卡尔又把这些想法“推销”给汉口的国民政府，主要是通过蒋夫人和蒋总司令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他们很可能是对蒋总司令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也是政府中最坚定的抗日分子。蒋夫人敦促她的姐夫、财政部长孔祥熙支持该计划，向它提供资金。实际上，孔祥熙担任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的理事长，该协会由政府行政院领导，孔祥熙当时也是行政院院长。以这种身份，孔祥熙“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政策、财务和人员任用等进行了积极的指导”。⑨ 　　在香港，斯诺得到了宋子文的支持，他私下同意向工合提供大笔贷款。宋子文是宋氏家族里的“自由主义”者，是金融专家和银行家，他和孔祥熙的关系不好。工合运动也得到了孙夫人的热情支持，在她的帮助下，斯诺夫妇和艾黎三个合作者设法获得了整个宋氏家族的支持，从掌权的右翼蒋介石和孔祥熙，中间派的宋子文，到左翼的宋庆龄。 　　已经到了上海的英国大使，安排艾黎立即辞去他在上海工部局的工作。艾黎无条件辞职，拿着退休金，义无反顾地把它们都投入到中国工合的项目中。不久，他来到汉口，在蒋夫人的坚定支持下，他被任命为已于1938年正式成立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的首席技术顾问，接受孔祥熙博士的领导。(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艾黎也担任它的工业干事。)当人们在汉口就“合作社计划进行了长时间枯燥乏味的讨论后”，1938年8月的晚些时候，斯诺从香港写信给鲍威尔说，“我已满意地看到了它的建立”。他又说，工合运动正在向前迈进，“尽管在它周围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阴谋和大大小小的障碍”。在那一年晚些时候，斯诺给当时在英国的贝特兰写了一封信，以更亲密的口吻描述了工合运动的进展情况，他写道，“我们已巧妙地使那些大人物同意了这个计划，而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本来会对此感到震惊和厌恶，认为它显然是在搞赤化。”⑩ 　　工合运动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顺利启动，这一事实也证实，兴奋陶醉的气氛当时在汉口占了上风。在一段时间内，这个临时首都成为某种浪漫情绪的象征，即表面上的政治团结，包容一切，以及决心抵抗日本敌人的乐观精神。它还表现得像中国的马德里，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成为受到国际瞩目、特别是左派关注的焦点，就像贝特兰所回忆的，“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前线首都。”(11) 　　美国汽车巨头亨利·福特和爱尔兰裔美国人、长老会传教士裴义理二人也与工合运动有着某种非同寻常的联系。1890年，裴义理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很早就认识到，他的使命是“帮助穷人，而不是拯救灵魂”。在他看来，“饥饿的基督徒不可能是个好基督徒。”裴义理是金陵大学农林学院的主要创办者，他担任该校教授，并率先实践了促进农村重建的计划。他认为，发展农村的教育、医疗和经济事业，是实现中国复兴的基础，有助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实现经济自立和政治独立。他强调劳动者的尊严，严厉谴责了那些把中国工人仅仅当作苦力对待的人。“根据我的人生哲学，”他就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宣称，“只要所谓有教养的人听任这种苦难的发展，而不是去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改变它，他们就决不是真正有教养的人。”从这一切来看，裴义理的确如同艾黎所说，“他是工合运动的前辈。”(12)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考察，上述结论也是切实可信的。裴义理有许多关于改善中国人民生存状况的想法和计划，1920年，他向亨利·福特提出，希望福特在中国开办一家甚至更多家汽车厂，以及为之提供工具、设备的工厂，与此相关，他希望在福特的底特律工厂中，根据一项培训计划，分批接受中国学生实习，每批100人，边工作边学习，以取得实际的机械工程经验。“我希望你们到中国去开创事业，”他告诉福特家族的人，“如果手上掌握了大批可信赖的技术人员，将会省去你们很多烦恼。”福特为裴义理所挑选的青年人及时提供了这种训练机会，其中多数人毕业于美国机械工程学院。这些人是新型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既有理论知识，也有在工厂第一线亲身劳动所得到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不是通常那种渴望并且只准备在国内当官的归国留学生。因此，裴义理一直表示，他不赞成那种所谓“白领工程师”。他倾向于理想化地看待福特，把他看做模范企业家和美国工人的恩人，认为他也可以前来中国，同样对中国人施以恩惠。“难道不能找到某种方式?”他在1921年写信给福特的秘书时天真地说，“根据这种方式，无论成立什么公司，只让股东从其投资中得到一定的利润，而把利润余额拿出来，像福特先生对待工人的做法那样，把这些钱投放在贫穷落后的乡村，在那些常常连一个有文化的人都找不到的村庄发展基础教育。”(13) 　　尽管福特最终失去了对在中国建立汽车厂一事的兴趣，但是，很多从福特的半工半读学校中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工合运动的技术和机械工程方面的骨干，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基督徒，有机械工程的学位。在福特学校的一些归国者的帮助下，裴义理在上海一些大工厂附设的学校中，为贫穷的工厂学徒工和青年工人们开设了一些技术课程。后来，所有这些门生都被称作“裴义理孩子”。 　　1928年，艾黎第一次见到这位不寻常的传教士。不久，裴义理便成为那个年轻新西兰人的导师，启迪着他的思想，激励着他的行动。正是裴义理说服了艾黎，让他在1929年的暑假期间去西北灾区考察，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斯诺。裴义理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艾黎在1940年写道，“当我们还在幽暗中苦苦摸索，只能做很少很少事情的时候，他像巨人那样巍然耸立，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由于事业挫折、心情沮丧和身患癌症，裴义理于1935年返回美国，和他的家人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团聚。动了手术后，他知道自己最多只能再活几个月，并且是卧病在床。“因此，像以往一样，他勇敢地直面这个问题，”艾黎说，“等人们都离开家后，他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临终时，老人再次想到了他所挂念的事业：裴义理孩子在中国工合运动中的作用，艾黎所从事的与工合事业有关的工作，包括仿照他在上海创办的半工半读教会学校的样板，再建立许许多多的裴义理学校，向贫苦的乡村青年传授文化和技术知识，等等。(14) 　　在30年代，艾黎与上海的许多裴义理工程师成为朋友，其中有几个人在美商拥有的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身居高位。他招募了这些有技术有经验的人为中国工合工作，他们仍深受裴义理精神的感染，不惜承受巨大的个人损失，放弃了他们的高收入和安稳的生活。中国工合的秘书长和艾黎领导下的4个行政首脑都是裴义理孩子，而其他裴义理孩子也都在不同地区的工合总部中担任要职。他们的极端重要性也体现在下述事实中，在那些年，中国工合总共只有20位“第一流的工程师”。工合秘书长K·P·刘是安徽省的模范县长，在裴义理去世前不久，他在给裴义理的信中自豪地宣称，他在当地组织了合作社，从事造林、捕鱼和信贷；修筑公路，建立了一所医院；驱逐了敲诈勒索的地方税吏。(15) 　　中国工合的计划者确立了一个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到1940年底，在各地建立3万个地方合作社。海伦·斯诺的气魄更大，她在1940年宣称，中国工合“很可能建立4.8万个合作工厂”，价值1亿美元，为美国一艘战舰的造价。但是，甚至3万个合作社的目标也远远没有达到，1940年，在工合运动发展的高峰，它拥有1867家正在运营的合作社，社员将近3万人，或许总共有25万人依靠工合为生。海伦·斯诺得意地写道，“工合家庭从中亚沙漠的广阔新月地带一直伸展到南海。”工合的5个总部和仓库分布在全国，这些斯诺所谓的“袖珍”工业活跃在3条战线上：第一条战线，也称前沿战线，是流动的“游击队工业”，位于战争地带和日本战线的后面；第二条战线，也叫中部战线，是半流动的工厂，位于战争前线与后方之间的拉锯地区；第三条战线，也叫后方战线，位于未被占领的“自由中国”，是更固定的基础性工业企业，并向所有这三条战线提供技术服务和其他支持。 　　中国工合管理着培训和职业教育中心、诊所、印刷厂、出版社，并专为合作社社员及其家庭成员识字而设立了扫盲班。它还开采小煤矿，开设了小型的机器厂、制糖厂、化工厂、玻璃厂、发电厂等等，生产民用和军用的多种多样的产品。利用中国西北地区出产的羊毛资源，工合的工厂生产出约300万条毛毯，供中国军队度过1942年的冬天，同时它还充分利用合作社原则，雇用了大量合同制工人。(16) 　　1939年，合作社专家和中国工合人员在重庆拟订了工合的章程草案，该草案阐述了工合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法。它是一份冗长的法律文件，用道格拉斯·雷诺兹的话来说，由于“官僚主义和炫耀智力，才使它变得这么长”。正像斯诺所说，从本质上来看，合作社是通过低息贷款和存款来融资。每个工人都是股东，有投票权。通过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钱的办法，工人们买下了各自的股份，以此来付清贷款，建立真正的合作社。合作社利润的分配，是按照规定的比例，分别用作储备金、福利费、工业发展资金，或者以股份和现金来支付职员和工人的红利。正如艾黎对海伦·斯诺所说，人们认为，每家工厂“都是彼此协调的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们被组织在当地的联合体中，在5个总部中，合作社受各自所处的区域性总部的领导。在分析的结尾部分，正像雷诺兹所指出的，这些规章并不是“中国工合最好的组织方法和章程”，而仅仅是对工合事业的适当领导，既能保护其成员的利益，又向他们提供了服务。(17) 　　尽管中国工合运动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偏离了它最初的理想和原则，但它取得了成就，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在很多人看来，它是民主的样板和未来的希望，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把它称作“明天的希望”，这部书描述了中国的工合运动，写作风格十分类似《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国的工合事业也引起了印度尼赫鲁的注意，他密切地关注着它的每一点进步。他热心地阅读了埃德的《为亚洲而战》一书的英文版《烧焦的土地》，也阅读了海伦的《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这是孙夫人送给他的礼物。尼赫鲁写道，在埃德的书中，“使我最为感动的部分，是有关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篇章”。他强调，如同中国一样，农村工业的思想也适用于印度。“我们和其他人今后很可能都将走上合作社的共同富裕道路，”1942年，他在为海伦著作的印度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如果人类不再像现在这样野蛮，世界上不再发生周期性的战争，不再发生对人类生命的残杀，很可能整个世界都将以诸如此类的方式组织起来。”人们赞扬工合的事业，满怀希望地展望工合的前途，斯诺夫妇也宣传它，努力扶植它，由此，中国工合成为争取外国支持的旗帜，以帮助中国的全面抗战。而获得这种支持，尤其是西方的支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有助于它坚持长期抗战，抵抗日本侵略，更清楚地看到抗战的前途。(18) 　　从一开始，中国工合运动就遇到了财务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它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孔祥熙只答应向工合提供很少的资金；工合经常发生流动资金短缺的危机，银行贷款以及通过设在香港和西方的委员会，通过在菲律宾和东南亚等地的海外华人中筹集的款项，帮助它缓解了这些危机。艾黎和工合其他主要负责人在生活上的花费很少，他们自己的积蓄不但用于个人消费，还常常用于工合的事业。例如，艾黎从1938年7月参加中国工合，直到1939年1月为止，只拿了1个月的工资。斯诺在亚洲生活的最后3年中，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工合事业，在个人的工作、收入和物质享受等方面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这里住了两个月，该结束了，继续为中国工合而奋斗吧!你这头蠢驴!”1939年6月，他在香港情绪低落地写道。(19) 　　孔祥熙对中国工合运动既起过积极影响，也日益起着消极作用，工合内部的人调侃地称他为“圣人”，因为他是有名的孔子的后裔。他对工合的支持表现得吝啬而又拖延，但他的赚钱意识却日趋强烈，他对工合运动“大众特点”的内在怀疑也越来越明显。此外，在他的妻子、宋氏姐妹中的大姐宋霭龄的合作下，他开始从事投机活动和其他非生产性活动。1939年7月，斯诺在日记中写道，孔夫人正在“到处寻找机会”，以便让工合帮助她建立“模范工厂”或许是设立在上海，从她的投资中赚到10％的适度利润。斯诺还报道说，孔祥熙夫妇在上海仍然拥有“巨额的财富”，尽管他补充道，他们的钱多数放在国外。上层的这些活动情况反映了在整个官僚阶层中所盛行的发财致富方式，中国工业合作社也感到，要想阻止这种情况已越来越困难了。(20) 　　然而，在中国工合运动的最初岁月中，孔祥熙也是它在高层的保护者。在政府的等级结构中，他毕竟被看做权力仅次于蒋总司令的人。“孔博士无疑对此感到很庆幸，”海伦在她有关工合运动的著作中写道，“他没有让工合落入到重庆那帮官僚政客的手中。”在工合的宣传品中，对孔祥熙和蒋夫人进行了“阿谀奉承”，1939年3月，斯诺在给贝特兰的信中沮丧地指出，这样做“事出无奈”。孔祥熙曾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并取得了美国奥伯林学院和耶鲁大学的学位，他乐于受到这种宣传，乐于在西方被看做帮助和促进中国工合运动的形象。孔祥熙想要保护工合，使之免于遭到其竞争对手的吞并和破坏，但是，由于他本人的行政才能不足，由于官僚机构的蓄意阻挠，由于他的许多部属缺乏“控制”能力，他的努力被抵消了。作为基督教的虔诚信徒，并曾担任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孔“爸爸”有着心地“仁慈”的一面，斯诺还认为他“没有主见”，这种性格对他也是某种磨难。他倾向于以家长式的仁爱看待中国工合，误解了它的使命，忽略了它的重要性。他告诉斯诺，他赞成这种甘地式的“纺织社团”，因为它们能够使善良纯洁的农村姑娘在家中工作，不致受到大城市工厂生活的有害影响。(21) 　　与此同时，中国工合的创始人仍然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左翼方针，这样做，必然会触动国民党政权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利益，与国民党政权的拥护者们发生冲突。“你们这个组织的色彩是什么?”端纳质询蒲爱德，蒲爱德当时担任中国工合国际业务的执行秘书。斯诺夫妇和艾黎想用合作社的形式，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抗战，并从政治上全面推进抗战，他们感到，这些都是国民党的政策中所缺少的。艾黎建议，由在汉口工作的两位共产党领导人，其中一位是周恩来，担任中国工合理事会成员，但他的建议同样遭到了端纳的强烈反对。艾黎仅仅指出，也许是很天真地指出，他和斯诺夫妇认为，工合运动是一项统一战线事业，它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战工作都能提供很大的帮助。(22) 　　实际上，如同艾黎很久以后所揭示的，在中国工合的组织阶段，他就与周恩来和汉口的其他共产党联络人员进行了接触。艾黎指出，共产党人建议，中国工合在政治上应该更谨慎些。它应该请著名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担任组织的领导，与国民党合作，通过国民党来处理一应事务，并尽可能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他们认为，中国工合不应进入共产党控制地区，“除非广泛的人民战线工作发展到了所有未被占领的地区”。这一忠告看来与正统的共产党的解释一致，即在当时，统一战线政策的目的，是避免做任何有可能破坏国民党领导的联合斗争的事情。对这一路线，斯诺后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3) 　　无论如何，战争只能加深两大集团间固有的紧张关系，因为，随着战争的进行，共产党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国民党却日趋保守，越来越虚弱。中国工合所体现的统一战线力量微不足道，它严重依赖外国的支持和资助，对中国日益两极分化的战时政治，决不可能起到多大的影响。正像道格拉斯·雷诺兹对中国工合的研究所揭示的，情况恰恰相反。因而，中国工合面对着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财源不断缩减、经济危机、国民党的反共叫嚣、右翼分子一直力图接管或者“改造”工合，以及见风使舵、贪污腐败、钻营拍马的官僚，等等。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49年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尚存的那些最早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却受到了冷遇，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24) 　　但是，在抗日战争早期那种相对和谐的政治气候中，在写到蒋夫人和孔祥熙对工合的庇护和赞助时，斯诺强调的显然是其积极方面，同时，斯诺还期待中国工合能够由此获益。1940年，他撰写了一篇与此有关的论述宋氏三姐妹的文章，展示了她们对中国工合的一致支持。斯诺就此明确指出，“人们显然能够看出，三姐妹都生性慷慨。”孙夫人是埃德心中的偶像，但以前他还没有这样热心地赞美过孔夫人，把她和宋庆龄相提并论。孙夫人曾把孔祥熙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丑闻告诉斯诺。而孔夫人也曾警告斯诺，为了工合的缘故，不要公开发表这些东西。(25) 　　1938年夏天，斯诺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蒋总司令的文章，此时中国工合正处于国民党的保护之下，斯诺在文章中表达了他的愿望，尽管是以前的愿望，即他愿意善意地解释他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怀疑，他还高度评价了蒋介石在指挥战争时所表现出来的顽强勇敢的领导作风，尽管他也具有专制独裁的特点。“他的突出优点，”斯诺写道，“是勇敢、果断、决心、抱负和责任心。”1938年7月，斯诺曾在汉口亲自采访蒋介石，他猜测，当时之所以能够得到采访的机会，是因为蒋总司令“并不知道我是谁”。在文章中，斯诺甚至提到，他认为蒋介石以前所实行的最恶毒的政策在于，他一方面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一方面却对红军进行最残酷无情的战争，但是，斯诺为了肯定蒋介石的做法，又对它作了极为牵强附会的解释。他宣称，“我们可以断定，在进行当前这场血腥的战争之前，蒋介石曾经尽一切努力，试图调解与日本的争端。”至于蒋总司令“毫不留情地镇压红军的战争”一事，过去可能被人看做顽固的象征，现在则变成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优秀品质。“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个性，”斯诺认为，“使蒋介石在今天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尊敬和支持。”他们期待着，他在抗日战争中也“能够被迫以同样的决心进行战斗”。斯诺在《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调，蒋介石此时已“忠实地遵循了”他与共产党人达成的“统一战线协议”。他机敏地指出，“客观条件决定了蒋介石现在的命运，蒋介石的决定也影响到外在的环境，使之更加生气勃勃，充满希望，因为他一直体现着现实的要求，仍然发挥着领导作用。” 　　两年后，在另一篇有关蒋介石的文章中，斯诺继续沿用同样的论证方法，但他此时也发出了对未来的警告信号。他明确宣称，国民党领袖“很快就将发生某种变化，或者随着时代的前进进一步转变，或者蜕变为不那么有影响的二流人物”。他指出，只有当蒋介石“继续坚持反帝斗争，继续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象征时，人民才会一致同意他”继续担任领袖，如果他“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他将在一夜之间威信扫地”。然而，斯诺仍准备赞美蒋总司令经受那种考验的“坚定意志”，认为它“有助于显示，中国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表现得很有尊严，它所进行的是当代最英勇而崇高的事业”。斯诺认为，在评价一个人时，决不能脱离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和他自身所处的地位，而只能依据“这种背景和他所受到的种种限制”，他最后断言，“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尽管蒋介石心怀偏见和矛盾，具有反革命的历史，但他必将作为伟大领袖而被人们所铭记。”然而，根据共产党的观点，斯诺强调，“对群众的革命动员越广泛”，“战争的革命使命便越深刻，而蒋介石便不能不成为更加革命的领导人，如果他希望保持他在‘抗战中心’的领袖地位”。 　　在斯诺看来，对于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保持动态平衡，中国工合显然是一个关键因素。1940年春天，斯诺在《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积极乐观地评价了中国长期抗战的努力，工合的事业在这幅比较乐观的画面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我相信，中国将会在大屠杀的灰烬上获得再生，成为比以前更伟大的国家。”这篇文章甚至得到了重庆政府主管情报的副部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霍林顿·K·汤的热情赞扬。“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汤就这篇“出色的文章”写信给埃德说，“就目前中日两国的关系而言，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分析之一。”(26) 　　斯诺认为，蒋总司令及其政府能够或者将会有效地进行人民革命式的战争努力，到1940年年底，这种公开的调情宣告结束。随着统一战线的破裂，重新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不断增长，中国工合的情况相应恶化，斯诺也更公开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和不安。如前所述，根据斯诺的个人意见，从1937年起，他就对蒋介石的战时领导能力感到极为悲观和怀疑。出于这种观点，1938年11月，在汉口沦陷于日本人手里后不久，斯诺在写给贝特兰的一封信中，对蒋介石进行了刻薄的评论，他指出，蒋介石“将会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拼命后退，如果他退到大理或者缅甸边界的八莫，对中国或许倒是件好事。毫无疑问，在他所控制的地区，他未能做任何事情去组织民众，利用内地的资源”。因此，埃德和海伦认为，中国工合的主要使命，是支持共产党军事行动地区所进行的游击战。使工合对“游击队工业”的支持，成为工合优先考虑和进行的事情。虽然国民党控制区是中国工合的“物质基地”，他在1939年告诉艾黎，但是工合的“精神基地和组织基地当然是在游击区”。像以往一样，斯诺对中国老百姓的由衷同情，对普通人及其生活状况发自内心的感情联系，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观点。他指出，正是“这些年轻人、少年人、农民，正是这些中国的穷人、工人、男人和女人，付出了如此繁重而艰辛的劳动，而要求的回报却又如此微薄，正是这样的千百万人，让中国使你感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斯诺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而重庆和内地的情况，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都令人觉得毫无希望。”他补充道。“这难道是我个人的心理问题吗?”他仔细地考虑着，或许，他对这一切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原因在于“我的愿望和忠诚之间的冲突，即一方面我想写出自己所看到的事实，一方面忠诚之心又阻止我写出真相”。(27) 　　此外，斯诺也一再重申，广泛动员民众是中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根据他的推断，由于国民党军队一直撤退到中国西部内地，日本获得了稳固控制和利用它所占领地区资源的机会。只有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抵抗，能够使日本的美梦破灭，使它征服中国的冒险“代价高昂，无利可图，并最终走向毁灭和失败”，1938年11月，斯诺在写给哈里·普赖斯的信中说道。“这将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他告诉贝特兰，“来看看西安人(共产党人)是否能够在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对人民进行更有效的动员、训练和武装，是否能使其效率超过敌人。”而中国工合恰好就是适应这一目的最有效的工具，它提供了抗战所需的机动灵活的工业支持。正像斯诺一年后就此向理查德·沃尔什所作的总结，“如果不做任何事情，以加强游击队抵抗的经济基础，那么，很可能等不到日本帝国在其他地方的主要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已经陷于敌手。”(28) 　　1938年，斯诺从汉口给毛泽东寄了一封信，描述了他近来所从事的合作社运动。第二年，他第二次访问了西北红区，向毛泽东简要介绍了中国工合的情况，并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承认和赞成。这位共产党领袖告诉斯诺，自他收到埃德早些时候的来信后，他便完全支持该运动。毛泽东对他特别强调，中国工合“首先应该关注游击区”。在其后给毛泽东的信中，斯诺指出，“我本人对中国工合最大的不满在于，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向游击队工业提供重要的帮助，尽管工合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同情那里的局势，赞成那样做。”从西北回来后，斯诺向设在香港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建议，工合“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资金”，在北方的游击区发展合作社。“工业合作社为了能够在其他地方生存下来，不得不作出了各种让步和妥协，只有在游击区，他们才得到了政府、军队和人民最充分的合作”。(29)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同《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情况一样，在有关中国冲突的最重要的政治军事问题上，斯诺再次站在左派的立场，并显然再次与毛泽东的看法一致，而不同于大多数人所持的那种共产党正统观点。1939年初，斯诺夫妇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之间的来往信件便反映了这种情况，他们讨论了中国工合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工合国际委员会宣传和筹集资金工作的主要目标，等等。爱泼斯坦曾在天津受教育，他在北京结识了斯诺夫妇，是个有才干的年轻记者，负责中国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的宣传工作，该委员会由蒲爱德在1939年2月组建。对于国民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爱泼斯坦赞成正统的左派观点。他对佩格在信中所表达的坦率见解持明显的保留态度。他认为，中国工合的主要使命不是帮助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海伦在答复爱泼斯坦时说，“我们成立工合的目的，是借助工合来帮助中国的人民运动，并为它争取尽可能多的外国资金，这一直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现在更是如此。”在给斯诺夫妇的复信中，爱泼斯坦指出，“如果我们不想失败，必须对此进行彻底的讨论：工合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达到其目的，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坚持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不是那种理想化的统一战线，而是那个现有的正在挣扎中生存的统一战线，是我们的工作所必须面对的不可避免的环境。”埃德有些粗暴地回信说，如果“你的委员会不想把主要精力用来”为游击区筹集款项，那么，“你显然误解了该运动创立者的意图”。斯诺开列了中国工合最根本的目的，“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提供必需的经济基础”。在这里，斯诺有关统一战线的提法与爱泼斯坦的明显不同。“我们的盟友是设在香港的孙夫人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斯诺继续说，“而不是蒋夫人和孔祥熙，当然，我们必须对他们加以鼓励和帮助，但决不应浪费我们自己并不充分的精力。”(30) 　　斯诺有关中国工合任务的提法，即在与国民政府有着根本冲突的情况下，仍与它进行合作，并围绕它展开工作，这种想法即使不是彼此排斥，无疑也是自相矛盾的。埃德本人看来承认这一点，他也认为，“游击区工合”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和抽象的事业。如果根据这种想法来工作，必然要求它经济上独立，基本不受中国政府的控制。要达到这一目标，相应需要它在国外开展强有力的宣传和筹款活动，并建立以国外为基地的委员会，汇集筹到的款项，通过艾黎，把它们直接送到国内第一线的工合组织。斯诺直率地对爱泼斯坦说，“我认为，对于我们得到的所有资金，艾黎肯定能够保证它们的用途，即把它们用于游击区工合，如果这是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的愿望，在我看来，它当然应该有这样的愿望。”1938年夏天，中国工合刚刚成立时，斯诺已经指出，他和工合的其他发起人预料到了该组织与国民党政府将处于半敌对的关系。“我们可能遭到拒绝，我们的权威可能被否认，”他写信给海伦说，“我们可能刺激和激怒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让工合运动发展壮大，并推向前进，就决不会使他们行动起来。”(31) 　　在随后的几个月，斯诺勤奋工作，帮助组织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1939年7月，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香港英国圣公会主教何明华(即罗纳德·O·霍尔)担任委员会主席，他受人尊重，具有社会服务思想。陈翰笙担任该委员会秘书，直到1941年12月日本人占领香港。陈翰笙既是著名的农民问题专家，也是敏锐的中国政治问题评论家，他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后来众所周知。以后，该委员会的总部设在中国西部的成都。斯诺是理事会成员，艾黎担任该委员会下设的战地联络人，该委员会附属于设在重庆的孔祥熙的中央总部。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与孔祥熙的关系一直充满了摩擦和竞争，孔祥熙企图控制它，并控制经由工合之手所筹集的基金。“公正地说，”1940年8月，艾黎写信告诉蒲爱德，“如果没有外国的关心和帮助，中国工合早就垮台了。”(32) 　　蒲爱德已经前往美国，组织在美国的宣传和筹款工作。1940年9月，工合在美国注册，它就是在纽约成立的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在美国的各个城市都有其支部开展活动。罗斯福夫人领导着顾问委员会，已退休的海军上将亚内尔担任董事会主席，董事会中有很多名人，包括赛珍珠和她的丈夫，出版人理查德·沃尔什。在美国人有关中国的思想中，中国工合“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而且是易于被赋予浪漫色彩的因素”。1939年3月，斯诺曾给孙夫人写了一封信，动员她参加即将成立的中国工合香港国际委员会的理事会，他强调，通过在全世界筹集基金的努力，“一两年内，该理事会就有可能筹集到并掌握1000万美元。如果理事会由合适的成员组成，即使十分保守的估计，也将至少有200万美元可以送到我们最感兴趣的游击区工业的手中。”实际上，在1945年全年，国际委员会分发给中国工合的款项，估计总数达到500万美元，它们都是通过国外的宣传促进委员会筹集的。仅美国援助工合委员会一家，在工合于1949年～1950年被共产党接管之前，就向中国工合提供了约350万美元。(33) 　　就游击区工合组织涉及的范围来看，最初在孔祥熙的同意下，延安设立了中国工合的一个中心，接着，在1939年初，艾黎去延安访问。在1941年全年，通过中国工合的来源送到延安的款项，按照通货膨胀后的中国货币(它的价值仅相当于美元的一小部分)估计，总数约为150万元，而在1941年以后，所有这种捐献显然都停止了。送到延安的多数款项是由斯诺夫妇在菲律宾筹集的，他们通常是在比较富裕的海外华人工商界筹款。菲律宾华人同样提供资金，帮助新四军活动地区那些非常有用的工合项目。“在菲律宾的那些日子里，我感到，请华人富豪为共产党地区的工合项目捐献5万元左右的钱毫不费力。”海伦·斯诺后来回忆。(34) 　　然而，迄今为止，特别是在1940年之后，延安的工合项目所得到的最大经济支持，来自那里的边区政府，延安大部分工合的合作社也是由当地政府所组织，而且是在它们加入到中国工合之前。这种重新组织的工作，显然是斯诺1939年9月访问延安的成果。“我告诉他们，”斯诺写给蒲爱德的信中说，“如果他们能够重新组织起来，并采用中国工合的章程，我愿意尽力从国际委员会的新基金那里争取某些帮助。”显然，他们期待得到这种经济帮助，艾黎为延安工合起的名字就是“国际中心”。工合的榜样和经验，很可能影响到毛泽东1940年初在边区发动的大生产运动，它更直接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即更少的“中央集权”，更多的“地方分权”，这是一种以农村为基础的混合经济，既有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也有合作社形式的集体经济，还有小规模的私人企业生产单位。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几天，斯诺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麦迪逊的新家中给艾黎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对他们在游击区工合方面的全部工作进行了总结：“我常常变得很沮丧，对我们这些年来的努力结果很失望。除了在菲律宾筹集到的一点点钱，我们没有为游击区工合的人民做任何事情，我感到很惭愧。”斯诺又说，在美国，“没有为游击队工业筹集到一分钱”，而国际委员会也“从来没有从我们自己的基金中寄出一分钱”。这种话或许既反映了这些令人沮丧的结果，也反映了中国工合在1941年以后的全面衰落：它偏离了创立时的理想和目标，离开了它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越来越不重视和信任中国工合。(35) 　　1938年9月，斯诺夫妇乘船离开香港，前往马尼拉，随身带着海伦例行的那38件行李，从马尼拉，他们乘汽车前往碧瑶“像装有空调的”的山区避暑胜地，那里位于吕宋岛北部。他们希望，在这个小小的美国人的环境中，他们能够得到较长时间的休息，他们十分需要这种休息，因为他们投身于中国的戏剧性事件中，感到筋疲力尽，疲惫不堪。近3年来，从1935年12月的学生运动起，他们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兴奋的状态，现在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感到极为疲劳。“我感到很不舒服。”埃德从香港写信给海伦，此时仅仅在他们两人启程前往菲律宾之前几周。他告诉她，他没有胃口，体重减轻，在夏季的炎热中睡不着觉。而海伦自己，因在延安染上了痢疾，这时也仍然处在恢复过程中。碧瑶海拔5000英尺，斯诺写道，它那“松树覆盖的小山和干净清新的空气”，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我已经逐渐习惯了中国的空气，以致我认为，臭味是所有空气的化学成分，而且到处都是如此。”斯诺夫妇在乡村俱乐部租了一所有4个房间的别墅，第二天，斯诺在该俱乐部打了一场高尔夫球。这一切看来都是使身体恢复的好方法。俱乐部的饮食“妙不可言：黑果排、热面包、烘豆、乳鸡、美国莴苣。……所有这些都是根据美国的标准”。但是，他们并没有避开世界的现实。几天后，传来了慕尼黑条约的新闻。“在我看来，它是迄今有关人类生命和财产的最黑暗的秘密交易，是一个有责任感、有自尊心的民族，为了拯救自己的命运所作的最可耻的交易。”埃德尖锐地抨击了英国和法国的作用。这种反应强烈地影响到他对1939年苏—德协定的看法，影响到他对欧洲战争早期阶段的认识。(36) 　　斯诺向《每日先驱报》请假，打算集中精力写作有关中国冲突的新书。他还研究了菲律宾当前的局势，撰写了一些文章，阐述在日本威胁面前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并考虑尽快写出一本有关这个主题的小书，以帮助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但他最后却发现，这种书在美国没有任何市场，由于他和海伦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中国工合的事务中，他有关战争的大部头著作也不得不推迟到1940年。“我们来这里休假，但一天都没有停止工作。”海伦在菲律宾住了几个月后，向休伯特·梁抱怨。(37) 　　但是，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没有任何收入。不久，他们就完全卷入到组织委员会和为中国工合筹款的工作中，主要是在马尼拉的华人中活动，但也得到了那里美国政界人士的很大鼓励，得到了美国工商界好朋友的宝贵帮助。他们的努力，成为中国工合类似的海外活动中最成功的，尤其在支持斯诺最喜欢的项目——游击区工合事业方面，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收获。1940年，他们在菲律宾还起草并精心设计了致罗斯福的请愿书，请求他向中国工合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发起请愿的是菲律宾和美国各地的工合委员会，有许多美国的著名人物在文件上签名。1942年初，斯诺在第一次与那位显然很有同情心的总统会面时，阐述了这一想法，并再次提出请求。罗斯福根据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准则，回避了该问题。但他的确向斯诺保证，他将亲自向蒋总司令推荐和鼓吹中国工合。“我想，我本来应该告诉他，蒋介石不是那种能够接受暗示的人；必须从后面推动他。”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沮丧地说。在埃德之后，海伦也拜会了罗斯福，并送给总统一本她写的有关中国工合的书。在撰写这本书时，海伦曾经写信给罗斯福，以她那种坦率的“毫不隐晦”的风格对他说，“我心里一直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想为工合运动争取到美国的某种援助。”实际上，斯诺夫妇的想法——即在外部压力下，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地推动工合事业的发展——最后证明是不现实的，它再次表明，依靠外国努力去，“改造中国”，难以取得成功。(38) 　　埃德和海伦作为幕后的指导和协调核心，在香港、东南亚、英国和北美进行宣传和促进中国工合的活动，力图使工合事业能够在中国得到发展。显然，他们把合作社看做自己的子女，想使它一直沿着他们指引的道路前进，并保护它，使它不致被不友善的重庆中央总部所接管。他们通过很长的，并常常是令人沮丧的信件，向那些负责中国工合工作的人，主要是在美国的蒲爱德和在中国的艾黎，提供劝告和建议，有时甚至牢牢地缠住他们。斯诺夫妇认识到，在上述两人各自的活动范围中，他们对于合作社运动的成功甚至生存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相对自发的和“进步的”。“如果丧失了委员会的独立性，”斯诺秘密告诫蒲爱德，“在艾黎和所有努力保持该组织的独立，使之不致落到政党首脑手里的工合人看来，你的工作就丧失了价值。”斯诺继续说，艾黎“只能通过国际委员会得到帮助，该委员会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证他的领导地位”。另外，他们还要解决其他危机，调解个性冲突，安抚愤怒的人们。“不能再写了，我已经苦战了整整一天。”斯诺在给蒲爱德的另外一封信的结尾部分愤愤地说，这一天，他一直在处理中国工合的这类问题，工作特别繁重，心情也很恶劣。(39) 　　海伦·斯诺甚至处理了更多的中国工合的信件，并常常倾向于发布“指示”，它包括很多指令，并且必须执行。在碧瑶居住了几个星期后，她给艾黎寄去了一封信，发布了许多许多页的指示，它的标题写道：“这些必须遵照执行。”对可怜的艾黎来说，他不但从一开始就整天忙于合作社的创立工作，海伦还为他开列了一长串有关宣传促进工作的目录，包括写信、写报告，可能还有写文章，等等。艾黎与斯诺夫妇不同，艾黎凭本能和经验行事，是一个扎根于中国的建设者，斯诺夫妇则更注重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们的观点看法难免出现差距。“你必须做某些宣传促进工作。你难道不知道，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有90％属于政治范畴?请停止你这几天的迷茫徘徊。”她命令道，并请他撰写一份有关工业合作社最近情况的“详细报告”。他的“主要任务”，现在是在工作的组织方面，她补充道。“不要遗漏了有关机械方面的细节。”——当然，在艾黎看来，具体情况才是最重要的。——海伦对她自己的观点加以概括：“整个世界都非常需要加以修理，人们简直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开始，在什么地方停止。(40) 　　斯诺住在碧瑶时，曾到香港和中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旅行，处理有关中国工合的事务，进行例行的中国工作，这两者现在已经紧密联系起来了。在193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住在香港和重庆，并曾沿着“工合线”旅行，到达了位于宝鸡的中国工合西北地区中心，那里的工合事业兴旺发达，具有开拓精神。从宝鸡，斯诺继续前行，到达西安和延安，又从延安返回重庆。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他描述了这次工合之旅的情况，描述了中国工合的一般状况，这些问题成为该书的主要特色。事实上，他在那一时期撰写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工合作宣传，为它在国外争取朋友。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仍然试图在工合运动中保持某种“非官方”身份，他感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和他那遭到玷污的名声，对他在国民党地区不会起到好的影响，尽管它对其他地方的工合是一种财富。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斯诺关心维护他那独立的职业记者的角色。他感到“极为恼怒”，1940年6月，他写信告诉蒲爱德，华盛顿中国情报部门的某些材料在提到他时，称他为中国工合的“领导人”。“我只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没有任何官方联系，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就不可能再为中国工合做任何事情。”他补充道。(41) 　　但事实上，在1941年全年中国工合发展的每个阶段上，斯诺都是它的领导人。路易·艾黎后来恰当地把埃德描述为“工合的倡导者和领导人”，这比斯诺本人的否认更接近实际情况。斯诺和海伦的非官方身份仅仅意味着，除了埃德为《邮报》和其他刊物写的几篇与中国工合有关的文章外，他们的大量精力、时间和金钱都投入到中国工合的事业中。“我花了自己的几个月时间，以及手边几乎所有剩下的现金，用于这个项目的工作中。”1939年9月，斯诺在访问延安后写信告诉马海德，他的那次访问导致在延安创立了中国工合国际中。“像以往一样，我们再次花光了所有的钱。”海伦告诉詹姆斯·埃德加和米尔德里德，1940年春天，当埃德从《每日先驱报》请了不带薪的假，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撰写他的著作时，他“已经花掉了大部分预付的版税，天哪”!他写信告诉他父亲。那年夏天，尽管他已承担不起从写作中脱身，但他仍抽出少许时间，去撰写必要的中国工合的作品，斯诺对此重申了他那特有的新闻记者哲学。“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尽量做正派体面的事情，如果新闻工作打算保持任何尊严，或者对社会有用的话。”他在写给一个编辑的信中说。即使在返回美国后，他仍然继续关注和参与工合的事务。“我不能像我所渴望的那样离开中国工合。”1941年年中，他写信告诉理查德·沃尔什，“我向某些好人作出了非常庄重的承诺，这些人所放弃的，远远不止我那点时间，而他们的宝贵生命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42) 　　路易·艾黎是中国工合事业的共同创立者，他像埃德一样，作出了从事这一运动的个人选择，为了使合作社保持正确的方向，不致落到坏人手里，斯诺夫妇执行了使其基础国际化的战略，艾黎对于这一战略是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如果艾黎离开，整个事业也将随之终结。”斯诺告诉蒲爱德。因而，艾黎成为斯诺关于工合的作品中的“明星”。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仅仅是给予这位杰出人物他应该得到的荣誉，而且还在于，艾黎的形象使人感到激励和鼓舞，体现了中国工合所拥护的一切，刻画艾黎的这种形象，不但可以有效地争取国际上的支持，而且人们认为，它还可以在中国必将发生的争夺工合控制权的斗争中，使艾黎具有他所需要的影响力。因此，如果不能煽动中国在国外的朋友们反对艾黎，重庆很难完全抛弃他，而如果那样做，将使国外中断对中国的援助基金，不但工合得不到钱，中国的其他项目同样得不到钱。“现在，使中国工合领导人免遭重庆大规模清洗的惟一原因……是他们害怕美国人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也害怕其他外国人的意见。”斯诺对沃尔什解释，他当时担任美国工合董事会的主席。斯诺通过艾黎的事迹，把中国工合的故事个人化，对形成那种意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43) 　　“艾黎是个特殊的英雄。”斯诺写信给兰德公司，询问他的《为亚洲而战》一书的进展情况时说。艾黎致力于在中国建立游击区工业，埃德继续写道，并就此进行了夸张的比较，他的事迹“就像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阿拉伯从事游击战，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而闻名。——译者)在阿拉伯所组织的游击战一样，是辉煌的英雄史诗”，正因为他的努力，《为亚洲而战》一书的后半部分才“有希望完成”。但是，斯诺关于艾黎和中国工合最有影响的作品，很可能是他于1941年初发表在《邮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路易·艾黎，中国闪电战的创始人”。文章对路易·艾黎表示赞美和钦佩，这是他应该得到的，但是，在艾黎和工合的前景已经十分暗淡的时候，文章却对中国工合的成就和潜力进行了夸张的描绘。斯诺断言，毫无疑问，艾黎的成就最终将“证明，它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其益处远非当前的帝国战争所能比拟”，它也是“亚洲在自身发展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最具建设性的成果”，但是这种宣传的确有效。自1941年年中以来，艾黎后来说，“外国向中国工合的捐款急剧增长”，其原因，部分在于“对我和工合的宣传，尤其是埃德加·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文章”。然而，孔祥熙的中央总部也加强了努力，力图控制这些新的基金。(44) 　　在为《邮报》的众多美国读者所写的文章中，斯诺详细叙述了艾黎在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所发挥的那种独一无二的作用，而路易本人对这一观点却并不怎么看重。埃德宣称，“我相信，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像他那样，在实际组织中国的社会经济运动方面，担负了如此广泛的责任。”艾黎那明显的非中国人的外貌，就像是为斯诺定做的。艾黎的“红头发和英国式的鹰钩鼻子”，恰好是“那种外国鬼子的形象，会把中国孩子吓得魂不附体”。(45) 　　对斯诺的宣传工作来说，艾黎确实是最合适的材料。艾黎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在西线作战，曾两次负伤，并被授予勋章。1927年来上海前，他在新西兰的牧羊场工作，生活仅能勉强糊口。用道格拉斯·雷诺兹的话来说，他已经变得“本能地厌恶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惰的富人，天然地同情那些奋斗着而又遭到鄙视和轻蔑的穷人”。在上海担任工厂监督时，他试图加以改变的那种悲惨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激起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同情。艾黎的激进政治观点，直接来自他那富于同情心而又讲究实际的性格，他极为关注那些最穷苦、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特别是年轻人。1936年，中国问题学者奥尔加·兰曾随同艾黎视察了上海的工厂和车间，她回忆道，在那里干活的男孩和女孩们“都欢迎路易，把他看做朋友和保护者”，看做“叔叔和父亲”。她感触尤深的是，艾黎按压这些孩子的皮肤，检查他们是否有缺乏维生素的脚气病迹象，“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过分的挑剔。……这些工人就是他自己的孩子，而不是施舍怜悯的对象，不是‘贫穷的野蛮人’，即人们出于某种抽象的道德感或政治观而不得不帮助的那种未开化的穷人。”(46) 　　艾黎对工合也持同样态度，他总是亲临现场，接触和指导遍及全国的不同合作社及其成员。到1941年，他已经走了几万英里路，用斯诺的话来说，他“实地考察工合情况，创办合作社，像父母一样照料它们”。美国作家格雷厄姆·佩克在中国工合工作了一段时间，曾陪同艾黎到过宝鸡的中国工合中心，他说，“一听说艾黎来了，合作社的工人、创办者和行政官员们蜂拥而至，从早到晚，来看他的人络绎不绝，纷纷向他诉说各自的不满和问题。”旅途中，艾黎总是穿着他喜欢的卡其布短裤，乘坐呼哧呼哧喘气的木炭卡车，或是塞满了各种各样乘客和行李的公共汽车，他也乘船，骑自行车，但更多时间是以他那树干般的强壮双腿，徒步跋涉在通常没有路的中国内地。每一天，他都乐观地面对甚至是欣赏在中国生活和旅行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坦然地忍受着危险和疾病，似乎百折不挠、坚不可摧。“这是我的第20次噩梦。”1939年6月，他从东南内地的工合基地写信给蒲爱德，他当时患了严重的伤寒病。“真盼望出现其他卡车，以便我能搭乘它(黄鱼车)”前往西北。实际上，艾黎所有这一类旅行都是搭便车。“那天，车上塞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埃文斯·卡尔逊(在1940年的中国工合旅行中，埃文斯和他在一起)和我趴在车里到了甘州(译音)，”艾黎说，“我从车窗里爬进去，这种方式看来最快也最流行，埃文斯的个子高，当他在车中的行李堆上爬行时，常常碰着头。”卡尔逊与艾黎具有同样的品质，他在写给斯诺夫妇的信中说，“路易灵魂高尚，能够战胜疾病、疲劳和任何艰难险阻，或许他正是因此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确是上帝派来做这件工作的最佳人选。”(47) 　　尽管斯诺一心为艾黎树立国际名望，但路易自己却不太愿意引人注意。当包括斯诺在内的国外支持者对中国工合和他本人大加赞颂的时候，他却很谨慎，对这些成就采取了低调的处理。他主动适应中国的环境，汉语说得很流畅，而且是简洁的口语，他给工合中的那些农民和工人讲外国的趣闻逸事，揶揄自己那充满异国情调的极为著名的大鼻子，使他们很开心。如同他对格雷厄姆·佩克所说，“当人们对外国人疑虑重重的时候，如何与他们相处?最简单的方式，是设法使外国人显得滑稽可笑。”斯诺夫妇和其他人都为艾黎惋惜，认为他在重庆的政治和官场的斗争中，没有利用自己的国际声望，用中国话来说，没有利用他在外国的“面子”，而艾黎却本能地察觉到涉及他的潜在危险，因为，他不仅是外国人，而且有同情共产党的嫌疑。因此，他没有为此惋惜，而是更加专心致志地干工作，力图使事业在最基层取得进展，组织人民，开动机器。(48) 　　这个问题成为艾黎和斯诺争论的焦点。对于中国工合，斯诺更强调它在政治和对外宣传方面的作用。路易则坚信，“尽管有人反对，但工合在战区将会表现得很出色，从而能够‘拯救’它自己。”在日记中，斯诺记载了1939年年中他在香港与艾黎的讨论，这次讨论，他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艾黎“认为，在现在的基础上，他可以使合作社的数量发展到1万个。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开创合作社运动的那些地区，在政治上很不安全”。艾黎认为，埃德过高估计了他直接影响工合中央总部事务的能力。“说我本来应该留在重庆，这种话毫无意义”，1939年6月，他从江西写信说，“我们自己的总部，却根本不希望我留在那里。而在那些地区性总部，如果不是我们在工作上取得了进展，本来也不会发生任何有利的变化。”在早些时候，斯诺曾写信告诉蒲爱德，艾黎在重庆的地位“从根本上说是非常强有力的，如果他能够加以利用的话，但是麻烦在于，他既不善于在政治上进行幕后操纵，也不善于搞密谋”，当他不得不与“腐败制度”共事的时候，这一点对于坚持他自己的主张是必不可少的。而更重要的原因，埃德以斯诺夫妇熟悉和一直坚持的理论，进一步加以阐述，“是为了加强路易在国外的声望，并进而加强他在中国政府中的声望”。艾黎绝不能“沉溺在工合的实际事务中”，那年5月，海伦写信告诉斯诺。艾黎正在耗尽他的所有精力，她抱怨道，“他走遍整个中国，徒手建立工厂。”1940年，重庆对中国工合进行了大“改组”，紧接着，陈翰笙也扼要地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路易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合作社，使之成为战地的强大力量，情况就会发生很大改善。”他告诉海伦，“但是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良好的合作社只是种子，但它现在却落到了贫瘠的土地上。”(49) 　　实际上，两种观点各自都有很多长处。如果没有斯诺夫妇的组织、宣传和筹集资金等工作，中国工合可能很早就夭折了；而如果没有艾黎亲自全面地参与合作社的创办过程，中国工合同样也不可能取得它在最初几年的辉煌成就。双方都承认和赞赏对方的贡献。但是他们也都产生了各自的错觉：艾黎以为，他能够保持这一项目的活力，捍卫它的宗旨，使它的运转不受干扰；而斯诺则认为，艾黎之所以一直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际宣传所获得的政治资本，路易在重庆可以对此加以利用。 　　埃德的观点反映了外国人对工合的公开的最主要的看法，有时它集中于斯诺夫妇的个人责任。“如果不可能与重庆合作，”1939年初，埃德对蒲爱德说，“我们也将继续创办合作社，但只让它担负战地救助任务，并为它争取同样的外国援助。”海伦在写给蒲爱德的信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即使艾黎被“重庆”一脚踢开，中国工合也不应该依赖政府，而是要“独立”地进行工合的工作，并设法使宋子文取代孔祥熙，因为他对工合更友好。“路易认为，与中国人共事的方式，”她继续就此向蒲爱德阐述，“是使他们获得表面上的控制权，而由他自己来做一切困难的工作。”但是，中国人很可能把这种行为“看做没有骨气，特别是当它来自一个外国人的时候”。影响重庆的关键是“外国的认可”，她告诉埃德。1940年8月，鉴于中国工合周期性的改组危机，斯诺敦促艾黎承担起领导责任，在工合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机制，把权力从上层官僚手中转移到合作社成员自己手里。他概述了选举机构的运作方式，涉及范围从村级合作社组织直至最高一级中央委员会。他声称，中央委员会最终应该“通过一切必要的方式，获得批准和最后实际任命合作社中央行政机构的权力”。目前在重庆的负责人，他继续阐述，“必须代表中国工合广大群众的共同意志。如果你不承认那点”，他告诫艾黎，“你就是欺骗自己，逃避责任，这种责任现在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是复杂的环境所赋予你的”。然而，面对着压迫、独裁和敌对的政权以及墨守成规的社会，艾黎后来究竟如何接管工合的领导权，人们对此仍然不清楚。 　　无论如何，艾黎采取了典型的中国方式。在他看来，最好的方法是进一步脱离中央总部的控制，并使工合各基层单位与中央总部不要有太直接的联系。在中国内地，“由于交通和通讯状况很差，人们可以更容易任命进步的行政官员”，他后来解释道。但与此极为矛盾的是，他承认，“在1941年～1944年间，工合也遭到了多次袭击，有很多人被逮捕。”艾黎的认识或许最接近实际情况，1941年，他对格雷厄姆·佩克说，中国工合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试图在错误的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对于官员来说，我们来早了1000年，而对于人民来说，我们又来迟了1000年。”海伦·斯诺在她有关中国工合的著作中，直率地提出了从外部“推动”中国前进的观点。她说：“中国所需要的，只是从后面的有力推动。”她总是认为，中国工合和她一样，具有英裔美国人的新教徒气质，她也想得到美国的支持，强调担任艾黎助手的那些裴义理孩子所具有的基督教信仰和所受到的美国教育。“他们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国化的中国人，”她在书中断言，“他们喜欢美国俚语、美国食品、美国服装和美国的方式。”(50) 　　可想而知，这种具有浓厚西方色彩，既主张改革又主张干预的态度，自然使那些保守而又敏感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感到十分恼怒。以前，他们曾把合作社看作危险而激进的组织，现在他们则进一步指出，敌视中国的阵营提出了这些“帝国主义”主张，这些主张貌似公正，实则阴险至极。因而，艾黎既被看做共产党人，又被描绘为帝国主义者，而斯诺也发现，在重庆的流言蜚语中，自己被贴上了英国特务的标签，这或许是因为他与克拉克·卡尔的联系。斯诺后来使用“传教士”一词，恰当地描述了他本人和艾黎在中国工合运动中的作用，该词在西方具有“侵扰或强行进入”的含义。中国工合也受到同样谴责，认为它助长了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尽管艾黎具有由斯诺的宣传所赋予的国际地位，但这也不能保护他，1942年9月，他最终被解除了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如同路易在写给工合同事的信中所说，“我所付出的努力和我所取得的成就，和重庆的政客一样，已经使我深受其害。”(51) 　　尽管艾黎仍然担任国际委员会的工业秘书，但由于由谁全面负责工合事务，或者由谁控制工合的资金等问题，他的头衔已经逐渐变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国际委员会自身和工合在美国的高一级基金组织“美国中国救援会”越来越倾向于重庆。到1945年，艾黎已经落脚到遥远的西北省份甘肃的偏僻农村山丹，它位于土耳其斯坦(某些外国人沿用的对里海以东广大中亚地区的称呼——译者)沙漠的边缘。在那里，他和一个极为理想主义的年轻英国人乔治·霍格创办了一个裴义理式的半工半读中心，招收这个贫穷地区的农民子弟。1945年，霍格由于破伤风而悲惨地死去，当时他脚趾受伤感染，得了破伤风，又找不到疫苗来拯救他的生命。霍格死后，山丹的事业由艾黎直接管理，那里的发展模式是路易的完美样板，他总是对它感到十分愉快和满意：个人参与，以青年为中心，远离政治旋涡。正像他后来所说，他此时，“专注于培养裴义理学校的，技术人员，以帮助建立一个我认为必然到来的新中国”。山丹学校在国外“进步力量”的帮助下，最大规模曾发展到约400名学生，是一个繁荣兴旺的实体，有工业、教育、医疗和农业设施。从微观的角度考察，它看来体现和证明了裴义理、艾黎和斯诺等人的信念，即在中国千百万最穷苦的农民身上蕴藏着尚未发掘出来的巨大潜力。(52) 　　面对着日益增加的各种政治性行政问题、经济问题和财务问题，中国工合在1940年之后逐步走向衰落。到1945年，它的下降趋势基本停止，合作社的总数略微多于300个，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时为止，它的数目大致保持在这一水平。与此同时，由于不堪忍受政府官吏、地方军阀和土匪强盗的轮番骚扰，艾黎的学校热烈地期待着革命的解放军的到来。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干部的“斗争”策略，与国民党老板的接收方式简直如出一辙，即他们都喜欢进行干预。新政权把一名这种类型的“政工”干部派到山丹，“开始稳步而又非常坚定地摧毁学校的基础”，艾黎在很久以后透露。“这么做完全是疯了，他伤害那些好孩子，说他们都是土匪，而提拔那些没出息的人，派他们去干比较舒适容易的工作。”学校由北京政府的燃料部接管，艾黎为小型农村工业培养技术人员的计划“暂时中止”，到1952年，山丹学校迁往甘肃省会兰州市。在那里，它主要为国有的现代石油工业培养技术人才。所有这一切都违背了中国，工合创立者们的初衷，即在全国建立起自治的、分散在各地的、由小型单位构成的、以农村为基地的合作社网络。作为一种象征，事实上，山丹学校最初的那些建筑物都在大约同一时期所发生的一场地震中毁坏了。1951年，北京正式终止了中国工合的活动，尤其是它的国际(“帝国主义的”)联系，当初斯诺为建立这种联系，曾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以确保中国工合对共产党控制区的援助。中国工合被“一脚踢开了”，艾黎告诉我。共产党人说，“它只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阴谋诡计。”(53) 　　因而在最后，工合也成为西方“改良主义者”试图改造中国的又一次失败的尝试。在二次大战前的10年间，中国农村曾有过类似的早期努力，在许多方面，中国工合是这些努力在战时的继续，在战前的那些努力中，美国新教传教士及其在中国的同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之前，则是裴义理的尝试，他后来对艾黎的影响，以及他那些裴义理孩子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了这种连续性。1933年，斯诺本人在文章中曾对华北定县的教育成就大加赞誉，认为它深受欢迎，很有影响，是县级教育项目的样板，它的创立者是晏阳初。晏阳初是个著名人物，在美国受教育，曾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是面向农村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发起人。正像詹姆斯·C·汤姆森在研究中所说，这些战前的改革者也面对着令人沮丧的挑战：他们与“坚定保护旧的社会秩序的”政府有着“过于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经验同样适用于工合，如同汤普森所指出的，“在1928年～1937年的南京政府时期，那些企图影响现代中国发展的美国人，尽管目标很宏伟，但实现的手段却很不充分。”即使在当时，“渐进主义的影响也不如革命”。汤姆森引用了当时中国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改良主义者Y·T·吴的看法，1949年之后，吴仍然生活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1951年，吴检讨了他个人的改良主义历史，指出它与美国的联系，声称：“我们所有人都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或许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显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工合事业的最终意见。(54) 　　1952年以后，艾黎以北京为基地开展工作，他积极参加了北京所发起的国际和平与友好活动。他在中国各地旅行，撰写文章，广泛地对外国介绍新中国。他承担了政治宣传一类工作，而以前他是羞于干这种事情的。他不再有时间从事农村的工业培训和发展工作，而在抗日、战争和内战的十几年中，这些工作曾经是他的生命。在1955年，埃德曾向他询问中国以前的合作社情况，艾黎在答复中承认，“关于工业合作社运动，自然它必须等待一段时间，首先要关注的是重工业和庞大的农业项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8年，艾黎在写给斯诺的信 　　中说，“作为对创立工合曾经付出极大心血的人来说，你一定有兴趣了解，那些生长在新社会，没有旧社会背景的人，有时喜欢把工合称作帝国主义的工具。”至于他最初在山丹所进行的尝试，即培训自给自足的小型工业的人才，他现在更为坦率地告诉埃德，“我未能使其他人理解这种主张。”但是在1968年的政治气候中，他谨慎地把此事的主要责任归之于“虚伪的俄国人”，他们在1951年前后来到中国，“审查一切，并且否定一切”。(55) 　　毛泽东去世后，1983年，在经济改革和向西方开放的气氛中，仍然是在海伦·斯诺的“推动”下，工合恢复了小规模的活动，艾黎担任它的主席。但是，他这时仍然藐视一切官僚，仍然不知道怎样为新工合筹到经费。对于艾黎来说，山丹学校既是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所坚持的最后理想，也是他留给今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试验样板和一直维持着既定活动的事业。然而，在新中国生活了将近40年之后，艾黎依然很有个性地回顾了“他在山丹时与青年人共同度过的岁月”，并对自己的这段经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富有、最快乐的时期”，他在1987年去世前不久写道。(56) 　　1941年12月，斯诺返回美国后，分析了中国工合的严酷前景，重申了他在政治和民主两方面对工合的认识。“我一直在对你说，在中国，如果工合独立于整个政治环境之外，它决不可能有任何前途。”他写信告诉艾黎，并提到了早些时候两人就此事的分歧。埃德再次阐述了他的论点，他认为，中国工合可能只是在那种背景下进行有效变革的工具，或者从更广阔的角度考察，只是该运动告别历史舞台之际进行变革的工具。他断言，尽管合作社的前景暗淡，但它的确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它向成千上万的人们逐步灌输了民主思想”。然而，实际上，中国的独裁者，无论右翼的还是左翼的，都不喜欢工合的理想，不喜欢真正的人民权利思想，无论这种权利体现在哪个层次：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斯诺十分恰当并富有人情地总结了他对工合的看法。“你们是我所认识的最出色的人，”他告诉艾黎，“你们教我懂得了那么多事情，你们在我心中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57)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