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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在中国的最后岁月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斯诺在逗留菲律宾期间，研究了当地的政治状况。为了寻找撰写文章、或许是一本小书的材料，他不久便发现，日本在菲律宾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渗透，这些情况使他感到很不安，并促使他进一步考虑，美国人是否有必要离开那里。菲律宾当局试图阻止在马尼拉召开的一次公开集会，会议主题是由斯诺报告中国问题。仅仅是在美国高级专员保罗·V·麦克纳特的直接干预下，奎松总统(当时任菲律宾自治领政府总统——译者)才同意放行，使此次会议得到了警察局的批准，这是必不可少的。① 　　几天后，斯诺与麦克纳特会晤，对于了解上述事件和其他许多事情，这次谈话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这位美国官员证实，日本驻马尼拉领事在幕后支持禁止这次会议的努力。斯诺说，看来日本人已经把菲律宾看做自己的殖民地，麦克纳特答复说，“如果美国国旗降下来，日本国旗很快就会取而代之。”斯诺问，中国所发生的事件是否使菲律宾人重新考虑独立问题。麦克纳特告诉斯诺，他个人认为应该继续保持菲律宾群岛的自治领地位，而不是根据泰丁斯—麦克达菲法让菲律宾在1946年获得完全独立，该法案主要是出于美国特殊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制定，担心来自免税的菲律宾出口商品的竞争。麦克纳特倾向于同意斯诺的看法，即很多菲律宾人似乎都认为日本人必然接管该群岛，“并把它看做一件好事”。他说，日本人有可能“不放一枪”便控制菲律宾。当日本人在菲律宾站稳之后，美国与东京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时间将更长，代价也将更加高昂，他补充道。他赞成斯诺的怀疑，即日本人已经在菲律宾政治家中得到了“一些好朋友”。② 　　随后，斯诺会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当时任菲律宾防御部队司令，他也认为，如果菲律宾获得完全独立，日本人将不可避免地在该群岛拥有支配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他断言，日本将无需对该国实行军事占领。无论如何，他的部队准备进行这种代价高昂的冒险。麦克阿瑟声称，经过长期的抵抗，菲律宾军队能够战胜日本侵略军。在斯诺看来，这种乐观的预言“毫无价值”。斯诺还会晤了埃米利欧·阿奎纳多，菲律宾抵抗运动的传奇领导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曾领导了抵抗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的斗争。此时，阿奎纳多已经69岁了，但“他仍保持着生命中的激情”，斯诺指出，他想在死前看到菲律宾的独立。这位老战士赞扬美国信守让菲律宾独立的诺言，他踌躇满志，向斯诺保证，自由的菲律宾能够与日本和平友好地相处。斯诺提到了中国的经验，询问他，菲律宾是否能够“以友好来阻止日本海军”，阿奎纳多对此不屑一顾。③ 　　斯诺感到，阿奎纳多的观点既反映了日本的广泛影响，反映了要求独立的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菲律宾人及其领导者——无论他们对此事的公开立场如何——都对独立一事进行了某种令人不安的重新考虑，正像它也影响到斯诺的看法一样。1939年1月，他从碧瑶写信给克拉克·卡尔，和他在日记中所反映的想法多少有些不同，他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熄灭了菲律宾人对日本的热情和对独立的追求。”现在，菲律宾政治家正冷静地游说华盛顿保持与菲律宾的联系。他预言，未来两三年的事态发展，将“使日本人有可能不与美国交战就占领菲律宾”。④ 　　在1939年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斯诺都从美国在远东更广泛的责任和利益的角度阐述了菲律宾问题。在有孤立主义倾向的《邮报》上，斯诺再次论述了美国是否应该卷入亚洲事务的问题。像从前一样，他指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无论当前还是今后的，都不能证明美国应该参与那里的战争，或者证明美国应该为一个“幽灵而战，为它不再拥有或者不再想拥有的‘殖民地’而战”。当菲律宾人选择了“不安全的分离，并且完全知道其后果时”，美国人既没有道义责任，也没有物质利益要为菲律宾人而战。在详细论述了这些熟悉的基本观点之后，斯诺又返回到现在，列出了美国为菲律宾的安全所承担的稳定而长期的义务中那些最紧迫的问题。他所引用的论点令人迷惑不解，它们很像近几十年美国人民从其领导人那里所听到的，为美国在越南进行军事干预所提出的说法。斯诺一再呼吁“政治理想主义”、对失败者的同情和民族自豪感，呼吁对菲律宾人的“缠绵的家长式温情”。除此之外，他也提出了本质原因：“预防战略”，即不让掠夺成性的日本得到菲律宾群岛的丰富资源，如果它得手，它将利用这些资源建设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基地”，以控制南太平洋和西太平洋。斯诺把这一赫然耸现的威胁同“英美一贯的对中国战争的不干涉政策相联系”，认为这种政策导致了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其结果，斯诺不祥地写道，美国不仅将丧失在太平洋上的前沿阵地，而且将“不得不进行战争，以保卫本土的独立”。斯诺最后的结论很不明朗，他认为，这些事件本身可能会改变美国在干涉问题上的舆论，“这显然是罗斯福政府所期待的”。接着，国会很可能最终“会以法律形式批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同盟’，而现在，人们的确正在奠定它的基础”。⑤ 　　那一年，斯诺也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更直接更强有力地指出，即使在1946年菲律宾独立日之后，美国也应该继续保持与它的联系。他对美国在菲律宾群岛的历史记录大加赞颂。他声称，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很出色，“优于它本国人对国家的管理”。华盛顿对千百万忠诚的菲律宾人深为感激，“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朋友和解放者。进一步说，也是作为保护者”。尽管菲律宾政治家不能公开讲，但他们现在的确希望美国人继续留在这里，即使不是继续保持自治领地位，也至少保持牢固的军事和经济联系，以抵御东京的进攻。斯诺详细描述了日本人“和平侵入”菲律宾群岛的情况，包括如何收买腐败的政客。如果到1946年日本人在中国仍然陷于困境，他们或许会执行早已拟订好的南进计划，其目标很可能包括菲律宾。美国与该群岛继续保持“联盟”关系，保持“军事、经济和政治的联系”，对于挫败日本的阴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斯诺更宏伟的、不断重申的目标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他一再强调，保卫菲律宾和美国，避免与东京的战争的最佳方式，是帮助中国有效地抵抗日本，即从经济上援助中国，特别是中国工合，断绝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因为它支撑着日本的侵略。在与中国交战的最初几年，日本从美国进口了它所需要的80％的石油产品、90％的汽油、74％的废钢铁和60％的机器。当日本在中国的战争陷人困境，纳粹以闪电战进攻西欧的时候，斯诺对日本扩张主义计划的预测迅速变为现实。⑥ 　　1939年4月，斯诺离开了碧瑶避暑胜地，前往香港和中国大陆。他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停留了较长时间，主要是忙于中国工合的事务，然后，他乘飞机前往重庆。在香港时，他曾成为中国新闻关注的对象，遭到了流言蜚语的袭击，这只能使他对国民党进行长期抗战的能力更加悲观。“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努力，抗战早就失败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共产党人的抗战，中国政府中的绥靖分子感到很“恐惧”，他们担心，“如果达成对中国不利的和平或者妥协，他们就会丧失权力”。⑦ 　　斯诺在7月抵达重庆时，那里正处于蒸笼一般的暑热中，这个战时首都正在受到日本飞机持续不断的猛烈轰炸。正像当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华记者休·迪恩在那些年的描述，“当你走进重庆时，看到的是残垣断壁，一堆堆砖头瓦砾，烧焦的木头，弯弯曲曲的街道，大片大片地区满目疮痍。”斯诺最初与佩吉和蒂尔曼·德丁一家住在他们的小房子里。当日本轰炸机不可避免地来临时，他们三人便不得不躲进附近的防空洞，那是在城市所在的岩石山中深挖的掩蔽部。一两天后，当空袭警报再次拉响时，斯诺既不想下床，也不想藏起来，据佩吉·德丁说，斯诺争辩道，根据“一般规律”，炸弹直接命中的可能性很小。但她坚持要斯诺离开。空袭过后，他们回来时看到，他们的房子已被一颗500磅的炸弹炸得几乎面目全非，那颗炸弹刚好落在厨房外边。斯诺写信告诉他父亲，他所损失的惟一个人财产是一件衬衣。他对此“十分愤慨”，他继续说道，因为他此次旅行只带了两件衬衣，而在中国内地，很难买到这种衬衣。⑧ 　　在重庆郊区，斯诺与艾黎一起寻找位于一个村庄中的工合单位时，他发现“那里污秽不堪，极端贫困，其悲惨状况笔墨难以形容”，“所有地方的石头台阶上，都穿行着乞丐、穷人、饥民、鸦片烟鬼和梅毒病人”。但他也对政府在城市郊区集中修建的新的工业设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他像以往一样认为，按照中国工合的方式，建设分散的小工厂，仍是更好的发展模式。⑨ 　　8月底，斯诺离开重庆，开始了沿工合线的考察旅行，前往西北工合的中心宝鸡，几乎一个月后，他才抵达那里。在旅途中，他和其他14名旅客一起，坐在道奇卡车的后部，“整天靠在车厢的角落里，有时仅仅靠在同行旅客的步枪上”。到了晚上，卡车停下来，他们住进“污秽不堪的镇子上”的一个“肮脏得像猪圈一样的小客栈里”，斯诺在那里整夜未眠，和虱子大战。后来，他们还因为其他许多原因而中途停车。第二天早晨，他看到一群群男孩在村庄里沿街乞讨，显然，他们不是孤儿就是被父母所抛弃。“正是这些被遗弃的绝望的孩子”，他在日记中评论道，被共产党培养成了“战士和人”。斯诺厌恶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对“中华文明的美化”。对于居住在中国这些地区的广大群众来说，他们所见到的是极为不同的现实：“灰尘、虱子、跳蚤、臭虫、贫穷、饥饿、肮脏，……他们吃的是垃圾，到处受到斥骂和拳打脚踢。在这种文明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保留，绝对没有任何东西。”斯诺和艾黎在中国偏僻落后地区的旅行备尝艰辛，亲眼目睹了当地人的生活状况，尽管路易·艾黎对此同样感到十分愤慨，但是，两个人的反应方式和适应程度显然极为不同。⑩ 　　斯诺从宝鸡继续前往西安，然后又到了延安，开始了他对共产党人的第二次访问。由于下雨和司机的磨蹭，从西安到延安150英里的路程走了10天才到。日本飞机持续不断的轰炸，已经把城墙里面的延安旧城夷为平地。一座新的窑洞城市已经出现在城墙以外环绕着它的小山上，在那里生活的全部人口约4万人。斯诺被安排住在外宾招待所的一间足够舒适的窑洞里，不久就见到了他1936年保安之行的老朋友马海德和黄华。斯诺到达延安时已经是9月底，此时距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仅仅过了1个月，希特勒已经入侵波兰，英法也已经向德国宣战。马海德和黄华向斯诺简要介绍了中共对当前这些事件的看法，一两天后，当斯诺与毛泽东会晤时，毛泽东就此向他作了详尽的阐述。根据斯诺的描述，毛泽东现在住在“现代化的”窑洞公寓里，有3个房间，是在延安城外的黄土山上开凿而成。房间的地上铺着砖，毛泽东还得到了一张有垫子的弹簧床，这种床更适合他那南方人的习惯，而他在保安时所使的则是典型的中国北方的炕。毛泽东的“公寓”里配备了柳条制的家具，院子里种着花，茶、蛋糕和中国的酒被用来款待客人。斯诺再次对这位共产党领导人“不寻常的泰然自若的气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得体地执掌权力，他似乎逐渐获得了一种宽厚仁慈的胸怀。”埃德在日记中写道，他还指出，毛泽东现在有两个秘书，他们“把毛泽东所说的每一句有智慧、有思想，仿佛圣人所说的话都记录下来”。后来，斯诺还同这两个人一起玩桥牌，一直玩到凌晨3点。(11) 　　毛泽东更清楚地阐述了他所认识的最终革命方向，阐述了抗战目标，他的观点比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更加明确。他认为，经过“一定阶段”之后，民族民主革命将“转变为社会革命”。现在，主席对控制党内国际派的竞争更加自信，他在加强其“中国式”领导和“中国化”政策的最后斗争中，也处理得得心应手，在1940年初的“整风运动”和严厉的清洗运动中，这些特点将表现出来。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过它的独立地位，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没有。它从来没有屈服于任何党、任何组织，或者任何个人”。(12) 　　至于剧烈变化的国际环境，斯诺发现，为了与欧洲新的政治组合保持一致，毛泽东也急剧地转向左派的立场。他赞成苏—德协议，为之进行了有力的辩解，他谴责了欧洲的冲突，称之为“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他十分蔑视西方民主国家，而以前他曾企求它们的支持。然而，这种对苏联政策的支持，丝毫不妨碍毛泽东在国内问题上独立地追求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和目标。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甚至在为苏联辩护时，也流露出了疑惑，至少在与斯诺交谈时如此。对于苏联与帝国主义德国所进行的小麦、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的交易，这位记者表示密切关注和怀疑，尤其是俄国不久后很可能与德国交战，毛泽东答道，不要为此而感到焦虑。“希特勒已经装在斯大林的口袋里了”，他古怪地评论道。当斯诺问他是否真的这样认为时，毛主席回答“百分之五十”。私下里斯诺感到很奇怪，如果事实证明，“斯大林的口袋里确实有个洞，又将如何呢”?对于斯诺所询问的，苏联向日本出租萨哈林岛的油田和捕鱼权一事，毛泽东大笑起来，说那种方式是斯大林从罗斯福那里学来的。斯诺注意到，在谈论有关苏联的问题时，毛泽东不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13) 　　斯诺在对边区进行了短期访问后，于9月底返回西安，可以预言，此行坚定了他一直持有的信念，即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共产党仍然是中国在抗战中获胜的关键，是中国通向更加光明美好未来的希望。“我在延安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斯诺从西安写信给毛泽东，表达了他对主席特有的“狂热崇拜”，“都增强了我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这是中国仅有的地方，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能感受到健全与合理的制度，感到中国人民必将获得胜利。”斯诺显然成功地得到了毛泽东对中国工合事业的支持，受到此事的鼓舞，他从西北写信给海伦说，“不要再白费口舌为中国工合进行一般的筹款。”如果菲律宾华人坚持“把钱送给新生活运动和蒋介石先生，或者送给非游击区的工业，你就不要再管这件事了”。(14) 　　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斯诺详细描述了他对边区的访问，描述了边区留给他的深刻印象，描述了那里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他的热情叙述，成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某种压缩版，不可避免地让人觉得似曾相识。但无论如何，它提供了自抗战开始以来，人们对边区发展情况的独一无二的第一手观察资料。在1944年之前，他是能够访问红区的惟一一个外界的记者。他强调，共产党壮大了军事力量，扩大了边区面积，在经济、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取得了进步，地方政府的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然而在随后的两年中，由于日本人发动的大扫荡和严密的封锁，以及重庆断绝了向共产党军队提供的财政援助，中国北方和西北的红区将面临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军事危机。斯诺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远离共产国际那些“超级头脑”，有着自力更生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控制着自己的土地，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它的“情况与其他所有由共产国际建立的政党都极为不同”。但是斯诺同样了解，中国共产主义也有着更为正统的国际主义的一面。他指出，中共“忠实地遵循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不赞成下述看法，即正因为共产党现在是在为“民主和民族独立而战，他们便不可能是布尔什维克，而‘只是农民改良主义党派’”。那些“自由主义者”宁愿相信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方面是“不同的”，但斯诺断言，他们“最终注定会失望”。中国共产党必将从它当前所实行的民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诺曾以美好的词汇描述它——的“最低纲领”，转向“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15) 　　但是，斯诺仍然尽力把中共与莫斯科和西方的共产党区分开来。他声称，毛泽东并不是对莫斯科负责，而是对他的中国同志和中国军队负责。在他看来，对于在莫斯科的审判和清洗中所提出的那些“指控和申辩”，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全都相信，而是“有保留的”。他认为，中共党内的关系是革命的兄弟关系，与西方共产党那些“空洞的理论家”所进行的无聊的教条主义的内部争吵完全不同。显然，斯诺当时还不知道延安正在酝酿中的党内权力斗争和政策之争，不知道这种斗争不久便将表现出来。所以他仍然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一致”，认为它“较少党内派系之争”，并把这种现象主要归因于战场上的“战友情谊”。他不是很肯定地推断，中国共产党“一直尽力避免被敌人消灭．没有时间忙于彼此的内耗”。(16) 　　早些时候，斯诺在日记中曾经考虑过有关中国共产党“兄弟情谊”的论点，但那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而且抱有相当大的怀疑态度。革命军队的同志在共同斗争中所结成的战斗友谊，他推测，在另一种环境下可能很快便消失。像周恩来和博古一类共产党领导人，当他们驻在国民党的首都汉口和重庆时，也具有“一切官僚习气”。共产党在他们所在的地区，能够成功地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他补充道，关键在于，“他们确立了父母所具有的那种家长式的无上权威”。他指出，“这种个性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17) 　　自从埃德1939年的延安之行以来，5年后，国民党才再次允许西方记者访问那里，这些记者像斯诺一样，对边区表示了钦佩和赞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延安已经成为大大扩展了的各个敌后抗日“解放区”的指挥中心。1944年夏天，蒋总司令最终批准了驻重庆的西方记者团进入被国民党封锁的红色根据地，这次旅行持续了较长时间，并由此产生了一批高度赞美共产党的著作和文章。A·T·斯蒂尔尽管没有参加这个新闻界代表团，但他与归来的记者进行谈话，阅读了他们所写的一切材料。他后来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从重庆到延安的旅行，就像从地狱来到天堂，因为，延安的一切看上去都秩序井然，人民正在实行民主，或者他们认为正在实行，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确正在实行民主。共产党看来已经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开辟通往中国新时代的道路。”鉴于斯诺一贯强调中国共产党具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点和目标，这些后来的“埃德加，斯诺们”——如同美国大使对他们的称呼——倾向于淡化这个问题。正像斯蒂尔就他与这些记者的谈话所叙述的，“他们中的某些人说，‘嗯，这些人不是共产党。他们正在那里发展新型的民主。’”哈里森·福尔曼在他叙述边区经历的著作中写道，“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美国人一样，都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不愿意把他们描绘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斯蒂尔补充道，“因为我们知道，那不合美国人的心愿。”如果在作品中称赞共产党人，他继续分析，“在出版商的眼中”将会出现疑问，他们会认为该记者“或许是个亲共分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农民民主主义者”的形象，后来却成为“亲共产主义者”攻击上述报道的证据。(18) 　　根据对中国革命者的采访，外国记者报道了延安的情况，但是，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更加重要，而且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信息，来自于谢伟思的清楚记载。谢伟思在外事部门负责监视中共的事务，他随同通常被称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在华盛顿的压力下，蒋介石才勉强同意了此行。这个小小的使团由包瑞德上校率领，他们几乎与外国记者们同时抵达延安。1944年10月，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信件中，谈到了中国共产党令人难忘的战时成就，他写道，“从根本上来看，共产党已经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无论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如此，因而已经不可能消灭或者排斥他们。可以肯定，共产党对于中国的未来必将起到某种作用，甚至是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这正是近10年前由斯诺第一个提出来的观点。(19) 　　在马尼拉，斯诺与美国共产党中一个信仰破灭的熟人进行了讨论，他从中受到启发，进一步思考了官僚在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成为新的剥削阶级的问题。如果革命者执政后只能得到少数人的支持，他在日记中沉思着，那么它必然以“恐怖”作为控制工具，必然“不可避免地实行独裁，由小集团控制的、共产党的独裁。这种制度既不是民主，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将不得不通过官僚进行统治，但只有给予官僚特殊的地位和特别的酬劳，他们的忠诚才有保证。因此，斯诺继续剖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代替了旧社会的“剥削阶级”。随着它在该制度中的利益牢固确立，这个新的阶级将“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一样，决不会自愿采取摧毁或者消灭自己的措施”。这个统治集团不可避免地成为“人民的敌人”，他们将日益把人民看做对其权力和特权的威胁。他说，“这一切难道不是已经在苏联发生了吗?”(20) 　　为了寻求新的道路，以取代他所描述的那种暗淡的前景，斯诺提出了一种观点，他指出，只有当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迅速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并且迅速控制了“政治机器”的时候，它才能够避免走上那条暗淡的道路。他显然认为，他的中国共产党朋友有可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有可能建立某种“不同的”专政，有可能成为某种共产主义的“例外情况”。斯诺认为，人民统治有可能与专制政治制度强行结合起来，这种想法与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来的观点奇妙地相似，至少在修辞学的意义上相似。毛泽东在描述他的新政府时，把彼此矛盾冲突的概念组合在一起，说他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坚称它代表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斯诺在1939年指出,只有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无产阶级专政”才不致“倒退”，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与毛泽东后来有关苏联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产生了共鸣。1970年～1971年，斯诺在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后写道，毛泽东的目标是推翻那个新生的“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官僚阶层”，“恢复革命的纯洁性，并使广大群众都投身于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本书的最后几章，还将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21) 　　尽管斯诺的整个世界观倾向于左派，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对苏联人的直率看法，使他更真切地了解俄国人制定政策的过程，而没有使他成为真正的左派或右派理论家，或者亲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很显然，”他在俄国与德国的关系发生了180度转变之后，写信给海伦，“苏联处理世界事务时所依据的，仅仅是它本国的战略利益，就像任何其他大国一样。”用任何其他方式判断国际共产主义路线，都将“陷于理想主义和混乱的思想”。早在1938年11月，斯诺就在写给贝特兰的信中说，“苏维埃俄国为了保护自己，有可能，甚至很可能与德国就欧洲问题达成协议；而俄国与日本签订协议的可能性也决不能排除。”当然，在1939年和1941年，这两个协议都分别签订了。第二年5月，斯诺在香港和他的朋友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进行了私下谈话，英国大使坚持，张伯伦将“被迫”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他认为，斯诺所提出的希特勒与斯大林结盟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希特勒若那样做一定是疯了”。“斯大林同样如此，”斯诺回答。到10月份，当斯诺从延安返回后，两人在重庆又进行了会晤，英国大使否认共产党的说法，不承认张伯伦阴谋把希特勒引向东方，对付苏维埃俄国。他告诉斯诺，英国首相“只是一位疲倦的老人，他只想千方百计地避免战争”。斯诺提醒克拉克·卡尔，想一想他们5月份的谈话，他曾“证实了一个惊人正确的预言”。斯诺对来自左翼的攻击总是很敏感，他指出，如果他在当时对此进行公开的预言，他就会被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果是在苏联，”他对克拉克·卡尔继续分析，“我很可能就会掉脑袋!”(22) 　　在有关中国战场的问题上，斯诺此时更友好地看待斯大林的政策，而不同于西安事变时期的看法和他在有关问题上的态度。像以往一样，他强调，战略安全问题是苏联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现在，他称赞苏联一贯帮助中国的抵抗事业与英美偏袒日本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他对苏联仍有些不满，因为这种援助只提供给了国民党。1940年，斯诺在《邮报》的文章中挖苦道，从斯大林那里，中国共产党得到的“只有演说”。斯诺还说，“蒋介石认为，斯大林仍然更关注军事安全，而不是政治传教。”这种看法显然反映了他自己的评价。(23) 　　对于欧洲战场，斯诺基本上持传统的左派观点，认为英法两国在与苏联协商建立反德同盟的问题上表里不一。根据斯诺精明而又实际的解释，斯大林仅仅是仿效西方大国的做法，“合乎逻辑地”表达了苏联的利益。尽管他怀疑斯大林与纳粹德国交易的长远后果，他在1939年与毛泽东谈话时曾提到这一点，但他对英法两国更不信任。他反对张伯伦最初的姑息政策，他始终认为，英国和法国只会为了保护它们自己的帝国利益而战，这使他极为阴郁地看待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他倾向于共产党的解释，把它看做帝国主义战争，不希望美国参与。在前往延安的途中住在西安的招待所时，斯诺与吉姆·贝特兰不期而遇，贝特兰此行的目的地也是延安。吉姆带领一辆装载着医疗用品的卡车，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西安，准备把它们送到红区，这些物品是由孙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提供的。然而，一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贝特兰便以新西兰人的方式，表达了对英国的忠诚，打算回国参军。据贝特兰回忆，埃德看上去很困惑，并加以评论，“是的，这是你的战争。或者是张伯伦的，不要忘记这一点。我根本不相信那个老家伙。”然而，与此相矛盾，埃德又说，“我想，如果我们国家参战，我可能也会那样做。”这些话反映了他的个性，而且后来的确如此。如同所发生的，贝特兰回到了新西兰，当时军队显然并未迫切要求他服役，在孙夫人的动员下，贝特兰返回香港，再次为她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他一直在那里工作，尽管因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限制而受到了妨碍，但他一直工作到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进攻香港。此时，他终于获得了机会，成为一名英国殖民地守军的志愿兵，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他成为日本人的囚犯和劳工。(24) 　　对于斯诺来说，如果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看，欧洲事变转移了西方人对远东问题的注意力，从而进一步减少了他正在撰写的著作获得任何重要商业成功的机会。“由于欧洲的局势，埃德的新作很可能将失去机会。”海伦在写给米尔德里德和詹姆斯·埃德加的信中说，当时斯诺正在中国西北。“我想，他这次写作的确是无偿的，是为了公众事业的利益。”她还颇为肯定地告诉两位斯诺，她几乎没有时间写这种“社交信件”。对于坚决反对罗斯福的大斯诺，海伦最后也给予了一点触动，她说，“在即将来临的1940年选举中，如果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计划不能保持下去，那将是个很大的悲剧。”(25) 　　1939年11月，斯诺从中国返回碧瑶后，给马尼拉的好朋友威尔·巴布科克写了一封信，长达5000多字。他在信中详细阐述了他对欧洲局势的看法。巴布科克是位思想自由的商人，他和妻子波利都忠实、可靠、积极地支持斯诺夫妇在菲律宾所开展的工合工作。巴布科克还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曾与埃德进行热烈的争辩，认为美国应该尽快参战，阻止纳粹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在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那个星期天，巴布科克夫妇和斯诺夫妇恰巧都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埃德在为自己强硬的不干涉立场进行辩护时，有机会清理他对当前和未来世界时局发展的看法。他对欧洲战争和亚洲冲突的观点截然不同，对于欧洲战争，他像巍峨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一样超然物外，而对亚洲战争，他却怀着强烈的激情。对他来说，欧洲仍然是个遥远的、纯粹理论上的战场；而亚洲的冲突，他却是亲身参与其中。根据这种亚洲优先论，他倾向于把西方列强看做殖民地的太上皇。亚洲是他10余年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无论是人类生活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他都参与其中。对于日本的侵略，他立即进行了愤怒的指责，而他对欧洲的问题却完全没有表现出这一点。所以斯诺声称，欧洲的冲突既不是“道德争端”，也不是“思想战争”，而是“这些思想所由以产生的社会基本经济力量之间的”冲突。因此，“我在考察战争时，力图既不从感情出发，也不带个人的主观偏见”，而是“试图如实地、辩证地理解它”。然而，斯诺的公开主张与这一理想并不完全相符合：他敌视大英帝国，不信任其“统治阶级”，这些都影响了他对问题的判断。目前西线战事很不活跃，处于“似战非战”阶段，这就更加深了他的怀疑。斯诺写信给海伦说，现在的冲突“就像6天的自行车比赛一样令人乏味”。(26) 　　简而言之，斯诺断言，纳粹德国即使想征服法国和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那也将是极为困难，代价高昂的战争，因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更不必说征服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他认为，仅仅打败法国一个国家，都将使德国的伤亡人数超过上次大战的500万人。至于包括苏联的欧洲其他国家，“难以设想，在结束了征服法国的大战之后，德国仍然强大到无需战争就能够使那些国家的人民屈服。”斯诺接着又加以补充，同样文不对题，“希特勒现在也不能再得到一个张伯伦去迫使它们这样做。”人们怎能认为，他说，“如果希特勒占领了巴黎，莫斯科会让他留在那里?”俄国人将会与其他欧洲国家甚至英国联合起来，共同打击“伤了元气的、衰落的德国”。(27) 　　斯诺认为，即使纳粹德国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成为大英帝国的新主人，美国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作为一个“既成的”强国，德国将会变得逐渐成熟起来，“穿着约翰牛的鞋，就会走出约翰牛的步子”，他推测。“有什么理由，”他询问道，“我们不能共同享有德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它与生活在英国统治下的世界一样轻松。”这种话听起来令人感到忧虑不安，它很像美国人不久将从查尔斯·林德伯格(1902～1974，美国飞行员，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的飞行。——译者)那里听到的美国第一的观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斯诺在给海伦的信中说，美国“决不会看到德国人在欧洲耀武扬威”。而斯诺在担任驻俄罗斯战地记者，成为第一批发现东欧纳粹死亡营恐怖情况的记者之一时，对于“德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最终”也作出了极为不同的回答。(28) 　　斯诺的争辩所根据的，是基于亚洲事态发展的反对殖民主义观点，并且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对巴布科克宣称，“这次战争只不过是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它们为争夺地球的资源、原材料、劳动力、市场和对其控制权的斗争。”总之，它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斯诺又回到了他1934年在燕京大学就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演讲中所表达的论点，他声称，“在我看来，希特勒主义和英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代表着正在腐朽衰败的时代和制度，正处于垂死挣扎之中。”他不认为纳粹元首是“可怜的、有着自卑变态心理的房屋油漆工人”，这是埃德最喜欢的心理策略之一。他推测，为了避免相互毁灭，这两个主要国家或许将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更可怕的敌人”，那种“想要取代它们的新社会”的力量，尽管这一前景还很暗淡。斯诺指出，就斯大林那方面来看，他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将尽力避免针对苏联的战争。由于英国未能满足他的战略需求(斯诺已经详细描述过英国的背信弃义)，“斯大林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这些东西”。 　　斯诺试图把斯大林描绘为颇有心计的棋手，能够得心应手地参与危险的欧洲大国游戏，但是，由于1939年12月苏联入侵芬兰一事，他的计划没有成功。“斯大林显然受到了坏人的挑唆，并错误地估计了芬兰的国内局势，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影响。”斯诺在俄国入侵行动后不久写信告诉贝特兰。“整个行动都很愚蠢，笨拙、野蛮。”他认为，此事有可能改变“欧洲的整个结盟形势”。到最后，贝特兰可能“发现他的机关枪所瞄准的是苏联红军”，他故意刺激贝特兰。(29) 　　1940年春，斯诺在《外交季刊》上继续就斯大林的欧洲行动进行考察。他谈到了“莫斯科—柏林轴心”，指出，苏联那些反帝的、革命的华丽辞藻，“只是大国政治的特殊说法，除了虔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任何人都能看到这一点”。斯诺认为，不管苏联当前的策略是什么，莫斯科总是把自己的长远利益和长远目标摆在第一位，始终优先于其他地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目标。“不，”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斯诺声称，“表现出前后矛盾、反复无常特点的，并不是那个共产党独裁者，而是那些幻想破灭的自由主义者。”斯诺继续分析，斯大林“正在利用有利的世界局势，从任何可能的地方攫取领土，而不必冒‘严重的’战争危险”。俄国的这些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是，世界各地的“小民族”都不再同情苏联。芬兰向那些“反共的领导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道德依据”。现在人们至少“可以想象”，英法两国“最终将与德国达成妥协。并动员和组织欧洲的力量反对苏联”。在文章中，斯诺也表现出他自己幻想破灭的某些迹象，他说，他对斯大林的实力政策，“更多地是感到悲哀，而不是愤怒”，这种反应非常合乎逻辑，而且是可以理解的。(30) 　　斯诺对欧洲局势感到十分悲观，与此截然相反，他对亚洲的看法要乐观得多。在《外交季刊》的同一篇文章中，他对下述说法持怀疑态度，即斯大林有可能“出卖”中国利益，以此作为今后可能与日本达成的交易的一部分。然而，中国人有效地联合起来，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符合莫斯科的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情况便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斯诺推断，上述交易是不可能的。斯诺写道，在这种战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是俄国人“宝贵的武装盟友”，尽管对于如此激怒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他再次以相当的篇幅作出了他那“毛泽东主义的”、独立的、民族主义的解释。但是，中国共产党这种明确的独立性，斯诺进一步指出，的确制约着苏联有关中国政策的任何急剧变化。埃德认为，斯大林一定知道，他不能指望中共会“同意”苏联政策的任何剧变“损害到中国的利益”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利益。 　　但至少暂时来说，斯诺更愿意看到莫斯科与延安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尽管苏联只向国民党提供了援助。斯诺以他那些年公开评价蒋总司令的方式指出，蒋介石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核心”，而“统一战线也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基本条件”。欧洲的战争甚至使重庆更加依赖俄国的支持。“为了安抚来自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支持者”，蒋介石作出了“令人吃惊的180度转变”。他改变了原来的主张，不再采取挑起新的国内冲突的行动，并且宣称，他打算推进代议制政府。斯诺在写给鲍威尔的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很可能被认为是“世界上惟一”能够从斯大林在欧洲的行动中“获益”的共产党人。(31) 　　斯诺强调，中国的前途灿烂辉煌，因此他希望美国能够更积极地发挥作用，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并且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其中还包括美国政府从经济上援助中国工合。1940年1月，美国政府最终开始限制向日本出售某些重要的战略物资。“我们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不再袖手旁观，”斯诺声称，“我们正在采取积极行动对此加以制止。”他努力促使俄美两国签订“在太平洋地区的睦邻友好条约”，认为它将有助于制止日本人的“好战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敦促美国人克服因莫斯科愚蠢、笨拙地入侵芬兰所产生的“感伤和愤怒”。事实上，在一年后，反而是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当时，俄国人准备应付的是德国在西部的进攻，而东京也在为针对西方列强的“南进战略”作准备。(32) 　　斯诺要求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实行更积极的政策，想以此防止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这符合他一贯的主张，即美国不应参与太平洋地区和欧洲的战争。美国的资本主义正在面临选择，“或者采取社会主义措施而生存下去，或者作出人们更容易接受的选择，证明进行广泛的重新武装是正确的”，1940年2月，他在写给英国代理人的信中表达了他的典型观点。但是，这种思想与他在《外交季刊》的文章中所作的预言发生了很大冲突。“世界正在高速驶向大灾变，与之相比，目前在欧洲和亚洲所发生的战争只不过是序幕。”而他“倾向于认为”，他告诉其代理人，促使美国参战的理由，“最初将在这里，在太平洋地区发生”。(33) 　　1940年5、6月间，纳粹德国迅速占领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低地国家，斯诺对此感到很尴尬，他的许多和他一样反对美国卷入欧洲冲突的同胞也陷入了困境。英国在战争中将单独面对一个表面上不可战胜，远远没有“衰落”，并已成为大半个欧洲主人的德国。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斯诺十分清楚，日本也已做好了向西方开战的准备。 　　1941年1月，正当斯诺终于启程回国时，《亚洲》杂志发表了他的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斯诺仔细考虑了最近的事态发展。他承认，欧洲和亚洲的问题“密切相关”，而两条战线似乎也将互相靠拢。他修正了自己以前有关“帝国主义战争”的坚定立场，并表示他现在“完全”支持英国“维护自由的斗争”。他指出，“我们尽一切力量捍卫和增强英国的民主”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然而，他补充道，英国及其自治领“完全不同于作为殖民大国的英国”。他一直认为，中国的抗战必然具有社会革命的特点，同样，他也认为，即将来临的世界性战争有可能成功地转变为仅仅是殖民地解放战争，这是无可非议的。“直到附属国人民都获得了自由，我们在地球上才能获得和平和秩序。”斯诺写道，在一个非殖民化的世界上，这是一个相当美好的愿望。(34) 　　斯诺赞成美国现在所采取的，在太平洋地区惟一可行的选择：援助中国，积极抵抗日本人的进一步扩张。但他承认，即使对日本采取了这些措施，“从客观上看，战争可能仍然难以避免”。斯诺提出了他的政治建议，谈到了他认为会发生的不测事件，逐渐改变了他的观点，他现在认为，反殖民主义不但不再是阻止美国参战的障碍，反而是一面旗帜，美国能够据此合法地参与战争。 　　因此，斯诺极力主张，美国应该与下述国家签订“和平条约”，它们是：英国及其自治领，中国，或许还有菲律宾，甚至包括苏联。该条约的军事条款应规定，美国可以自动进入这些国家。如果大英帝国被看做民主国家，斯诺讥讽地指出，那么美国也可以“在苏联的民主问题上破例”。对于中国，他告诫说，英美的援助决不能用来“支持最落后的，企图镇压‘民主力量’的社会成分”。这是个典型的两难问题：什么是“好的”干涉，什么是“坏的”干涉?实际上，直到1941年年底，在发生了导致俄国和美国都参战的事件之后，斯诺所设想的同盟才开始形成。但是，这一条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条约”，还很不够格，正像斯诺本人所提示的，因为它的成员中还包括大英帝国、苏维埃俄国和国民党中国。(35) 　　1941年1月，国民党袭击了共产党的新四军，使斯诺最终断绝了与重庆政权的关系。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恰于此时离华返回美国，如同他后来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所写的，他认为，此事“有助于我放下对中国强烈的个人责任感”。然而，他仍将继续致力于“中国的事业”，致力于“一切有助于中国人民自救的措施”，但是，“我不赞成对富人的政府滥施仁慈”，他补充道。仅仅在两个月前，他在写到中国的军队时仍然认为，无论如何，“它能够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有能力解放东亚”。但在1月份袭击共产党军队之前，他新年在香港和吉姆·贝特兰一起喝酒时，已经表露出他对此越来越感到悲观。两个朋友对1941年进行了展望，贝特兰回忆道，“我们都提到了内战。”几天前，埃德从香港寄出一封信，情绪悲观而坦率地谈到了“自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他说：“人们普遍担心，1941年初会重新爆发大规模内战。”(36) 　　从1940年的初春到秋天，斯诺一直在碧瑶专心致志地写作《为亚洲而战》一书，并在他和海伦于11月离开居住了两年的菲律宾之前，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海伦准备返回美国，而埃德此时的计划尚未确定下来。他们两人都感到，埃德最好经由欧洲返回美国。考虑到这个计划，斯诺打算接受《先驱论坛报》所提供的“流动记者”工作，先穿过暹罗、缅甸和印度，然后经欧洲回国。这一打算是他1930年旅行计划的再现。(37) 　　斯诺夫妇从马尼拉启程，途经香港时，当地人为他们夫妇及孙夫人、吉姆·贝特兰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国工合的其他朋友们举行了告别宴会。斯诺拜访了活泼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曾在黄河以南的新四军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斯诺觉得，她显得神经质，还有点偏执狂。史沫特莱说，新四军的指挥员项英是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至于工合的单位，当她离开新四军时，那里“一家都没有”，她告诉埃德。她对俄罗斯的看法也很阴郁。她认为，莫斯科实际上已经加入了轴心国。“仅此而已，但那是史沫特莱的想法”，斯诺写道。也许他忽视了，他本人早些时候也曾提到“莫斯科—柏林轴心”。斯诺夫妇从香港前往上海，那里的外国租界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在上海，斯诺把海伦送上了“塔夫脱总统”号轮船。有迹象表明，在上海主张抗日的美国人处境危险：鲍威尔在会见斯诺夫妇时带着保镖，高尔德在陪同海伦去海关时，“手上紧握着放在内衣口袋里的自动手枪”，埃德写道。对于埃德来说，来到上海，他甚至感到比以前更加压抑，他说：“泥泞不堪的地面，布满灰蒙蒙烟尘的天空，没有粉刷过的肮脏建筑，岸上到处都是日本人，一队队可怜的苦力在远处走着，水中挤满了舢板，年轻人和老人准备跳进污秽的水里，捞取一枚美国硬币。”(38) 　　逗留上海期间，斯诺又发现了更多的“秘密情报”，揭示了孔祥熙金融交易和投机活动的情况。他与之交谈的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诋毁他的好朋友埃文斯·卡尔逊，埃文斯一度曾辞去军队中的职务。12月初，埃德回到香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状况的线索，并不可避免地又了解到中国工合的最新危机。正是在香港，他从共产党联系人那里得知了1月5日发生的新四军皖南事件，他是外国记者中第一个了解到这一事件的人，并在离开香港前，把有关此事的报道发往国外，1月8日，他离开了这个英国殖民地。斯诺对皖南事件的描述，明显不同于重庆方面不久将发布的说法，国民党企图把全部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关于1940年底国民党命令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的事件，背景复杂，环境险恶，局势混乱，行动方式不明确，但无论如何，这次事变沉重打击了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并对仍然存在的国共合作给予了毁灭性打击。新四军面对着的是数量上大大超过它，并占据了周围制高点的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的后方总部机关仍然留在长江以南，新四军在这次事变中损失惨重，死亡和被俘的战士及非战斗人员至少有5000人，新四军军长被俘并遭囚禁，副军长被杀。斯诺称之为“一月大屠杀”。西方媒介和各国政府对国民党这一行动的批评和非难，有助于遏制国民党进一步加剧与共产党的内部冲突。斯诺的报道影响到了外国的反应，因此在重庆政府看来，他现在已坚定地站到了敌对阵营一边。1941年2、3月间，劳克林·柯里曾担任罗斯福的租借使者前往中国，那一年的年底，他在华盛顿告诉斯诺，国民党政府认为他是“第三国际的代理人”。(39) 　　但是，当斯诺继续处理自己的事务时，他逐渐陷入了自身的危机。从表面上看，统一战线已最终解体，这是他长期旅居亚洲的最后几周内，使他身体越来越不舒服的诸多因素之一。他常常容易情绪低落，但是，中国岁月使他心力交瘁，并日趋严重；工合事业使他备感挫折，并加重了他的经济开支；他的婚姻也开始出现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心灰意懒，精神错乱，濒临崩溃。他营养不良，身体极度消瘦，银行存款很少，只有不到两千美元，这就是他在中国所有这些年的工作和所取得成就的代价，他看不到任何迹象能够表明，通过他的新书，命运之神将再次对他微笑。他那过分苛刻的性格曾使他感到，自己没有取得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现在，这种性格又使他深感失败和虚弱。海伦讽刺、挑剔的脾气也无济于事。 　　斯诺在轮船上的日记，即从12月初直到次年1月轮船抵达加利福尼亚期间的日记揭示，对自己可能具有的缺点，对他与佩格有麻烦的关系，他都进行了思考，并感到焦虑和绝望。他一边回忆佩格对自己的随意贬低(说埃德“毁了她的生活”)，一边却又苦苦地思索着“真正和解的可能性”。他的焦虑状况再次表现出来：对到底是直接回国，还是继续进行从南亚到欧洲的计划，他优柔寡断，久久拿不定主意。他突然变得极为内疚和自责，由于孤独和身心疲惫，这种状况显得更加严重。在圣诞节那天，他写道，“只有在与佩格分开，独自度过圣诞节时，我才意识到，对于许多她所看重的东西．我是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卑劣家伙。”佩格对他个人习惯的批评，例如喝酒和抽烟，他此时认为，“那才是真正关心我的健康和幸福”；他对自己发誓，他将“进行一场个人革命：那的确是他所需要的，他一定说到做到”。佩格离开他返回美国一事，实际上已由双方达成共识，埃德写道，是作为某种暂时的，非正式的分居的尝试。他已经“请求”佩格“离开他，如果她愿意，可以找另外一个人，以便更好地满足她那尽善尽美的要求”。(40) 　　新年的气氛使斯诺的自信心有所恢复，尽管他仍然悔恨不已，他预言，他和佩格“将学会如何更好地共同生活”。但他继续严厉地责备自己，举例说明自己的“自私、自负和自我中心主义”，认为这些就是佩格“鄙视”他的原因。“我非但没有倾听她的意见，反而怨恨她的批评。我本应该为此而感谢她，以我所知道的一切方式，向她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但是，除了这些明显的关系紧张的征兆之外，斯诺对双方婚姻关系的悲观看法也反映出，在这些个性完全不同，但同样具有高度成就感、有才能、有抱负的个人之间，尽管可以为了共同的事业而竭诚合作，但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更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持续的时间也更长，由此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包括不可避免的竞争。导致“我们近来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于，“一年来，我们整天都守在一起。并在同一个时间写作”，埃德在圣诞节的日记中补充道。至于有关他表现“自私”的事例，斯诺指出，他没有让佩格“充分享有第一个提出中国工合想法的荣誉”，贬低了她“在这件事情上以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重要工作方面”的贡献。(41) 　　显然，即使是斯诺最亲密的朋友，对他当时内心的骚动也并不总是能够察觉。新年期间在香港与他们共聚时，吉姆·贝特兰就没有看出任何特殊的关系紧张迹象。但仅仅几天后，在斯诺离开香港，途经马尼拉作短暂停留时，与他在那里相会的巴布科克夫妇就发现，斯诺心神错乱的状况已经很明显，“神经质、两手颤抖、有点语无伦次”。斯诺从马尼拉也给佩格打了电话，发狂地斥责自己是个“失败者”。波利·巴布科克后来写信给佩格，安慰她说，埃德“似乎有点累，但我们知道，与你在加利福尼亚共度假期之后，他一定能够康复如初”。(42) 　　在横跨太平洋，直达檀香山的大型远程客机上，斯诺沉浸在痛苦、自责和悔恨之中。“毫无疑问，整个这一时期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在中途岛的短暂停留中，他就这样折磨着自己。“我已经落入到消沉和绝望的深渊中而不能自拔，在这种情绪的控制下，我自己显得如此卑鄙和下贱。”(埃德后来撕下了这页日记，并在檀香山把它交给佩格，“以表明他是多么悔恨”，佩格告诉本书作者。)几十年后，斯诺曾回忆起他在飞机上近于自杀的心理状况。“我严肃地考虑过从飞机上跳下去。”他在写给一个年轻朋友的信中说，那位朋友正在经历着他自己的自我批判阶段。在那些“悠闲自在的日子里”，埃德解释道，飞机上装着宽大的观景窗，可以升高或者降低，“想想看那会怎么样!”机长意识了到斯诺的情绪，飞机在威克岛停留过夜时，他向埃德透露了他的秘密，即他自己是如何克服因恋爱事件所引发的自杀念头，并如何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斯诺说，这件事使他“迅速摆脱了那种不良的精神状态”。“我过于夸大了自己应该承担的罪责。”他在回顾生命中这段暗淡的经历时补充道。(43) 　　在檀香山，斯诺的精神看来恢复得很好，已经可以进行一系列活动：就工合一事会见当地的中国社团领袖，参观珍珠港基地。在那里，人们向他简要介绍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空军和海军的建设工作。他指出，“某些”与他交谈过的海军人员“认为，美国可以在6个星期内彻底消灭日本海军”。他发现檀香山已经今非昔比：闪烁的霓虹灯光，随处可见的热狗广告，弥漫着纽约科克岛气氛的怀基基海滩，与13年前他开始东方冒险之旅的时候相比，这里的面貌“已几乎不敢相认”。但是，斯诺也不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浪漫的、处在人生最辉煌时刻的人，那个曾于1928年在这里狂欢的青年人。几天后，埃德登上“皮尔斯总统”号船前往旧金山，船上的环境又脏又乱。一路上他读书、睡觉，但是不能集中精力干好任何一件事。当轮船进港时，正赶上1月份阴冷多雨的天气，他感到，除了桥上那昏黄的灯光，“金门桥看不到一点金色”，他的心情也很阴沉。(44) 　　不久，埃德就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地区与海伦重新相聚，她在那里已完全投身于工合的组织活动中。富有营养的食品使斯诺的体重1个月内增加了30磅，好莱坞的名人对斯诺表示钦佩和赞美，他在亚利桑那州休养农场度过了轻松的假期，这一切使斯诺很快恢复了健康。“一天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感到自己又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他后来回忆道。到3月中旬，他们两人已经住进纽约的切尔西旅馆，詹姆斯·埃德加、米尔德里德和克劳德·麦基从堪萨斯城驱车来到这里，自1926年分别以来第一次与埃德重聚。米尔德里德和爸爸“端详着我，看得极为仔细而专注”，埃德令人费解地写道。(45) 　　斯诺夫妇的关系尽管暂时稳定下来，但仍然存在着问题。海伦干起活来严肃认真，专心致志，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全身心地投入”，而斯诺则更随心所欲，他干起活来不紧不慢，大大咧咧，时间观念不强，并把“时间浪费在”交际上，却不思悔改，等等，这样的两种性格很难相容。斯诺在社交中的“酒鬼”风度和他的健忘在后来的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侄子约翰·斯诺向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60年代末，斯诺在进行演讲旅行期间，曾去看望在旧金山居住的约翰和他的妻子弗雷达。两个男人坐下来喝酒，并追忆往事，随着酒精渐渐起了作用，埃德的精神越来越松弛，话也越来越多。突然，斯诺在将近半夜时想起，他本应在几小时前赴城里的某个人家，参加特意为他举办的宴会，他坚持让约翰开车送他去那里，以便亲自道歉。不幸的是，主人大声斥责埃德，并冲他使劲地关上门。从海伦对他们关系的感觉来看，斯诺夫妇“并没有试图快乐幸福地相处，而是去做值得干的事情，考虑值得思考的问题”。1939年夏，在斯诺长期滞留香港，纠缠于中国工合的政治和个人问题时，她从碧瑶责备他：“这3个月你究竟在那里都干了些什么?我不能理解，你怎能浪费那么多时间，却一事无成。”在斯诺住在檀香山，感情低落的那段时间里，他曾写下了新年决心，即1941年的打算，他写道，“在佩格不愿意或没有准备时，不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人身上，在下午5点之前不接电话。”(46) 　　斯诺战时和战后在国外的工作，使他们的婚姻从1942年起便一直维持原状，他们的紧张关系并没有改变，尽管两人在1945年曾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也许是夸张的说法，埃德在1946年写信告诉海伦，说自从1942年他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飞往海外时起，甚至“实际上早在切尔西旅馆时”，他就感到他们的关系已经“没有希望了”。斯诺半心半意地提出，两人最后再尝试一次，看看能否和解，即把双方的关系建立在他所谓“给予和得到”的基础上。但是他们两人都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改变自己，满足对方。“如果你仍然认为自己总是完美无缺，”埃德在这封“和解”信的最后说，“那么我们只好离婚，并且越快越好。”不幸的是，又花了好几年时间，并在两人就个人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了更为激烈刻薄的争吵后，他们才于1949年最终离婚。(47) 　　与此同时，斯诺在1941年对美国进行了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并且等待着他认为即将到来的更大战争。1931年，他曾在满洲亲眼目睹了就要到来的大规模全球性冲突的开端，不久，他将为《邮报》采访报道这场战争最为残酷、激烈、壮观的最后几年情况。在等待采访期间，他就动荡与剧变的意义、美国的作用和战后的世界等问题进行了很多思考。他在进行思考时，继续尽力解决他心中仍然存在的疑惑，和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危机前后矛盾的认识。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