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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中国之后：斯诺对新世界的看法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到达加利福尼亚后不久，斯诺会晤了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美国作家，作品有《嘉莉妹妹》、《美国的悲剧》等——译者)，他是一头脾气乖戾、性情暴躁的文学老狮子，他那激烈反对英国、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战争的观点，使斯诺的主张也黯然失色。埃德在欧洲战争初期所使用过的所有论点，德莱塞此时都一一回敬给他：英国在战前的反苏阴谋，以及英国纵容法西斯的姑息绥靖政策，他们对殖民地人民的镇压，等等。尽管斯诺认为这大部分是“真实的”，但“现在已是1941年了”，他告诉那个激动的作家。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埃德谈到了这次会面，他小心地分析了自己以前的一些思想。“在苏德协议签订前，我就反对纳粹主义，”他告诉德莱塞。“共产党人想把它称做‘帝国主义战争’，但这不能改变我对纳粹主义的看法。”但是斯诺不动声色地承认，“当然，我采取这样的立场是有其考虑的。我希望美国援助中国和英国，但我不希望美国直接参战，”而最主要的“矛盾”在于，斯诺补充道，“日本准备把我们拖入战争，无论我们是否向任何人提供援助”。① 　　实际上，斯诺感到，美国那些主张进行干预的人过于关注欧洲，而忽略或者轻视了来自太平洋的更直接的威胁。6月初，在费城举办了《为亚洲而战》一书的签名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斯诺告诉一位记者(该记者形容，埃德是个“头发卷曲的年轻人，人们可能把他看做英国人”)，他“打赌”，美国将在4个月内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而“真正的”交战将在1年之内发生。他非常痛恨这种想法，即“近于自给自足的”美国必须参加战争，他说：“我们的未来不会安全，因为希特勒控制了欧洲，而日本正在成为亚洲的主人，而这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这些话所反映的，既有斯诺本人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混杂的思想，也有美国的思想。当然，尽管斯诺如实地讲出了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实，但在吸引人们关注东方的同时，他也关注着自己那本正在反复宣传的新书。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没有几天，埃德就向兰登书屋建议，“利用人们当前的兴趣和好奇心”，发动一场新的宣传战，使人们“注意《为亚洲而战》一书，刺激和扩大该书的销售量”，他还着手草拟了他所建议的宣传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使用大量的广告。② 　　《为亚洲而战》一书的出版，与斯诺抵达加利福尼亚的时间几乎同步。但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同步现象对书的销售并没有好处，它与3年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时的情况不同。现在，美国人都关注着英国的态度，它孤独而英勇地抵抗着控制了欧洲大陆的纳粹德国；美国人也关注本国的态度，它正稳步然而却又坚定地卷入欧洲的战争。该书在美国第一年的销售量不大，总数约为1万册。像《红星照耀中国》的情况一样，这本书也没有入选“每月一书俱乐部”，因为它揭示了反对苏联的离经叛道者的情况。③ 　　斯诺的书保持着他那活泼生动通俗易懂的新闻记者风格。通过他那支传神之笔，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早期的著名战役、工合的诞生，斯诺沿着工合线的旅行，以及他1939年访问西北红区，与毛泽东重聚的情况。从蒋总司令到路易·艾黎，他对重要人物都作了生动的描述。他愤怒地记载了日本的烧杀抢掠和凶恶残忍的暴行。指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人像日本军队那样，根据如此周密的部署和组织，进行蓄意的抢劫掠夺。”书中穿插着更沉重的分析和背景材料，在书的结尾部分他开出处方，指出应如何在亚洲和欧洲赢得战争，争取和平。尽管斯诺曾设想，该书应成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战时续集，但它不可避免地缺少特殊的成分和环境，缺少戏剧性和新鲜感，而这些正是斯诺对于一个社会和民族的惊人发现所具有的特点。这本书“写得同样生动，但它不可能像前一本书那样令人激动万分”，一位英国评论家说。④ 　　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所论述的问题和所做的评价，是他在3年前的作品中已经表述过的，其中许多章只是对他那段时间的文章略加修改。该书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到当时为止的战争记录，但它仍小心翼翼地希望，事态发展能够迫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采取民主改革措施，进行所需要的动员，以拯救自己，拯救中国。甚至连坚定拥护国民党的《时代生活》杂志巨头亨利·卢斯都给斯诺写信，就他那部“征服人心的”著作，表达他“深深的感激之情”，并希望“千千万万美国人都阅读这本书”。像以往一样，斯诺在书中对中国的老百姓和普通军人大加赞扬；而抨击了官僚、将军和他们所代表的特权阶层，认为他们的素质太差。为了取得胜利，斯诺声称，中国“决不能仅限于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泛泛保证，而应切实建设一个更公正的民主社会，迅速取得成绩”。斯诺也提出了他通常的警告，指出，政府中右翼绥靖势力的反共阴谋，可能为中国带来潜在的灾难，他们更恐惧共产党人，而不是日本人。当时，新四军的悲剧事件迅速加强了斯诺警告的分量，正像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⑤ 　　在斯诺的书中，工合的事情占了很大的篇幅，他把工合的故事讲得既有说服力，也很吸引人。有个评论家夸张地说，斯诺对这一运动的描述，“像他在较早的一本书中对著名的长征所作的描述那样，令人惊心动魄”。斯诺强调，对于合作社的态度，是检验国民党意图的重要标志。如果得到适当的支持，工合不但能够开辟在战时取得成功的道路，而且能够通向没有暴力革命的进步的未来。斯诺也赞成共产党的战争努力，工合式的合作社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他认为共产党模范地执行了政策，这些政策有着广泛的基础，并适用于全中国。他断言，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远远超过所有其他中国军队。如果国民党进行战争的决心动摇，国家的领导权将转移到共产党人手里。“尽管国民党政府不民主，”斯诺写道，“但这仍是一场人民战争，从一开始，这种战争就违背了统治者的意愿，强加给了他们。”因此，它也“没有让反对民主的、失败主义的势力掌握权力，去推行投降计划”。⑥ 　　斯诺描述了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包括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发生的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日本占领军在那里进行了疯狂的抢劫、强奸和屠杀，使数十万中国人死在南京城里和周围的乡村。斯诺指出，在日本的文化和社会中，封建因素仍然占据支配地位，日本在军队里进行“杀人教育”，由此形成了日军野蛮兽行的土壤，他还阐述了他最得意的“自卑情结”理论，认为该理论从“更深层次”解释了日本人这种野蛮行为的原因。在这里，他的愤怒带上了某种种族色彩，他指出，从“潜意识上看”，“单独的日本人知道，他那不幸的智力和体力比不上单独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即那两个从属于天皇的民族”。但斯诺认为，日本人民最终将在革命中奋起，推翻军阀帝国主义。他以日本左翼反战人士与中国人一起共同战斗为例，认为它“表明”，日本“也有很多好人”。只要他们抛弃“天照大神的神话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垃圾”，并接触“受禁止的危险思想”，他们就能够“舒适地生活在一个文明、合作的世界里，只要我们之中有人能够提供这样一个世界。”⑦ 　　在书中涉及英国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时，斯诺再次对帝国与民主制进行了比较。他仍然认为，从本质上看，世界战争是“‘统治’民族彼此间争夺控制附属民族的战争”。在谴责了英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后，他又对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进行了他特有的猛烈抨击。他认为，印度的国民运动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致于英国人“大概不得不感谢圣雄甘地，他没有让他们遇到武装革命的麻烦”。⑧ 　　斯诺把他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他认为，美国既“没有来自任何其他地方的严重危险”，也“没有承担任何义务，为了某种原因去国外打仗，而只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利益行事”。而这种“条件和利益”要求美国担负起领导和引路的责任，超越帝国时代，进入在全球范围实现“更纯正的”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新时代。他把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作了对比，认为美国起到了进步作用，而英国则相反。他声称，“社会革命运动”在世界各地已经很普遍。所有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像威尔逊(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倡议建立国际联盟，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译者)所提出的为了民主而拯救世界这一思想的最新的、更革命的版本。的确，斯诺在华盛顿告诉总统助理韦恩·科伊，“我赞成新的十四点纲领。”那年夏天在华盛顿与朋友的聚会上，斯诺记载，“所有的人看来都认识到，旧秩序正在迅速消亡。”美国是“决定性力量”，它或者“支撑国外垂死的资本主义，或者加速它的灭亡”。⑨ 　　斯诺宣称，他的“有活力的民主”的战略不仅将制止法西斯主义者，而且很可能把俄罗斯也争取过来。他指出，“如果处在合作的国际环境中，苏联人可以感到，他们有希望安全地建设民主政治，这是他们自身制度中所固有的东西。”如果俄国人得到“友善的对待，而不是无休无止、自以为是的神圣说教”，并被“看做异教徒”，这一点便更容易做到。这种观点认为，共产党专政的性质可以改变，它再次重复了斯诺在燕京大学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中表达过的思想。 　　斯诺反复讲述他建立“世界民主国家”联盟的方案。他呼吁英国带头实行殖民地的民主化和解放，以奠定世界联盟的基础。他指出，借助于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适当投资，获得解放的殖民地将取得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它给西方带来的利益和机会，将会远远超过殖民地时代。他宣称，它们的自由“必将促进国际市场的复苏”。⑩ 　　今天，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亚洲国家及太平洋地区对全球经济的强大影响，都证实了斯诺的预言。然而，他所构想的这个由西方倡导并建立起来的、整体的、实行合作的国际新秩序蓝图，似乎忽略了他一直强调的民族主义力量，它既没有成为东方附属国人民的主要力量源泉，也不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关键因素。显然，在他看来，像以往一样，资本主义退出世界舞台，将确保建立这种新秩序的基础。但正如迈克尔·亨特对美国的评论，多种多样的力量，包括非经济因素，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他认为，“社会主义美国”很可能奉行与“旧的资本主义美国”同样的外交政策，决不会比它更仁慈。(11) 　　尽管斯诺承认，所谓“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民主制度”终将恢复政治活力的说法，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但他断言，“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各种各样的世界冲突已经注定了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注定了资本主义的命运。斯诺为西方人描绘了未来的“合作民主制度”或者“民主集体主义制度”的景象，它可能经由选举和平地实现。(然而，美国也可能走上“某种”扩张主义的法西斯主义道路。)那么，东方那些获得了解放的革命化的社会将发现，美国对于“明智的世界计划有一个新的方案”，而不会遇到来自苏联的挑战，因为它现在已经更安全了。因此，全球合作或许“有可能尽早实现”。由于西方指出了道路，一个“更广泛更可靠的民主制度”有可能使人类在科学真理的基础上，开辟文明进步的无限可能性。(12) 　　此时，斯诺的思想中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成分：自由民主主义，支持激进的社会变革，赞成殖民地解放，坚定地信仰体现了科学理性的、有计划的发展。他试图让美国承担起这些角色，而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其战时的代表。与他以前对总统的怀疑看法相比，这些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最初曾认为，罗斯福在修补失败的美国资本主义时不是很成功，他还把总统看做是战争的鼓吹者。他后来则认为，罗斯福象征着正处于全盛时期的美国，具有民主的、非帝国主义的、世界解放的、改革的形象。珍珠港事变后不久，斯诺第一次会晤了总统，他后来写道，他确信，如果得到国会和人民的合作，总统能够“领导我们取得胜利，获得理智的和平”。1995年4月罗斯福去世的那天，埃德正在纽约，和他的出版商贝内特·塞尔夫在一起，他回忆道，由于两人都极为尊敬的人去世，他们都深感悲痛。他们乘坐的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对死去的总统发表了轻蔑的评价，斯诺坚持要车停下来，两人离开了那辆汽车。(13) 　　斯诺对美国的评价显得特别概念化，这说明，长期以来，他并没有生活在这个国家，而在他离开美国时，他还非常年轻。他的思想强烈地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教养和信念，根据亨利·基辛格的描述，这种信念认为，“美国人应该更关注国内事务，她在国外的冒险应该促进那里民主制度的发展。”斯诺本人在回国后不久提到这一点时说，“对于我们来说，作为民主的美国人”，美国在国外奉行的政策“只应该与我们在国内所坚持的政治信条相一致”。斯诺在国外所确立的激进观念则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垂死的，陷入萧条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斯诺试图使两者相协调，提出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的民主制度，以便使其同美国在国外的改革使命保持一致。它类似于詹姆斯·汤姆森和他那伙作家朋友的定义，他们认为，美国具有“感情用事的帝国主义”特征：“整个民族都想按照自己的面貌重新塑造世界，特别是亚洲。”然而，就斯诺而言，这个形象是改造后美国的形象。(14) 　　在对《为亚洲而战》一书的评论中，英国评论家多萝西·伍德曼敏锐地指出，斯诺有关全球的“民主方案”存在着某些疑难之处： 　　许多拥护“人民阵线”的人，都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并像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一样进退两难，他们不能与共产党人完全保持一致，然而他们也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解决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和他们一样，斯诺开始在头脑中构筑他的世界体系，如果获胜的民主国家能够跨越帝国主义阶段，实行国际主义，他的构想或许能够实现。不管他的政治推测是出于现实考虑，抑或只是一种愿望，这个问题都将存在于更广泛的地区，而不仅仅是亚洲。(15) 　　弗雷达·厄特利是斯诺今后的对头，她此时已开始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对伍德曼所提出的问题，她表现得更为刻薄。尽管如此，她对《为亚洲而战》一书的评论，仍不是完全充满敌意的。斯诺曾在私下预言，1941年，厄特利“将撰写评论，攻击我的著作”。厄特利声称，斯诺是个“幻想还没有破灭”的共产党同情者，“从根本上说，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但是她感到，他的著作“极为详尽地描述了”当前的中国战争，她赞扬该书“很具体，很真实”，认为书中的“描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表现出“伟大的人类同情心”。厄特利认为，她对该书“政治性篇章”的批评，既没有降低其中有关中国描述的“基本价值”，也没有损害斯诺有关殖民地解放论点的真理性。(16) 　　厄特利注意到，斯诺在“谈到革命运动时，仍然充满了激情和青年人的希望”，对与莫斯科的联系没有表现出任何“疑虑”。她承认，斯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述了中国要获得胜利需要采取的措施，并以那个“迄今还没有堕落腐败”的共产党的政策为例，对此加以说明。但她认为，斯诺不承认以这种方式产生的革命动力“有可能为德国和俄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为解放和改革事业服务”。蒋介石怎能相信一个受俄国利益摆布的中共盟友?她认为，共产党人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立场，与“日本敌人密切合作，而不是反对他们”，并公开宣布，他们反对支持重庆政府的“英美帝国主义阵线”。(17) 　　当然，斯诺的看法与之相反，他担心，西方对国民党的援助，将加强重庆政府中更反动的主张内战集团的力量，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斯诺还认为，共产党最可靠地进行了长期有效的抵抗。在新四军事件后的几个月里，斯诺更坚定了在援助问题上的立场。根据租借法案和其他贷款协议，美国对华援助最终开始进行，斯诺反对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政策，他告诫，那样做只能鼓励重庆的反共行为，削弱它抵抗日本的姿态，使统一战线成一个骗人的招牌。斯诺在1941年4月写道，国民党现在的目的，显然是想和共产党打一场“静悄悄的消耗战”。英美军队不久有可能参战，成为太平洋战场的主力，这一前景，更增加了导致上述结果的可能性。(18) 　　回顾历史，斯诺与厄特利的辩论显然得到了更有力的论据。实际上，斯大林在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将促进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斯诺解释了莫斯科与中共的关系中那些模棱两可的因素，包括对截然相反事物的辩证综合：既忠诚于国际主义，又独立决定本民族问题，优先考虑本民族利益。尽管这种解释比较复杂，但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不是厄特利对整个苏联统治的简单化观点所能比拟。 　　厄特利的评论十分生动。“这是中国进步运动的悲剧”，她说，它与莫斯科的紧密联系，它最初所实行的“阶级斗争”政策，无疑把许多本来有可能赞成变革的人都驱赶到了反动派的营垒。这一评论既指出了她也将经历的道路，也可以看做战后美国对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浪潮的回答，这种革命和浪潮是由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党帝国所煽动，并由它所控制。 　　但这些只是将来的事情。斯诺不久便发现，自己再次卷入到与美国政治左派的纠纷中，然而这一次更多的是在个人的层面。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对美国共产党大加挖苦，说他们低三下四，奴隶般地顺从莫斯科的政治指挥棒。称他们“似乎总是有能力使自己身处险境，而这种状况正是苏联的对外政策造成的”。他批评左派抽劣地攻击罗斯福和美国的重新武装，而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成为了国家安全而扩充军备。斯诺声称，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的主张，充分动员起来，反对资本家为了帝国主义战争而滥用军队，在国内建立法西斯主义组织”。这种说法含糊不清，它反映的是斯诺尚未解决的内在思想冲突，而不是美国左派的政策。 　　斯诺指出，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愚蠢还表现在，党坚持提名黑人担任副总统，他对此大加讥讽，认为，尽管最终是必要的，但在当时，这种做法太超前，无论黑人还是工人阶级，当时“都还没有这种愿望，何况俄国人也并不准备让爱斯基摩人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斯诺确实认为，他对“肤色”问题很敏感也很开明，当把这种观点应用于他已经很了解的亚洲殖民地人民时，这一点无疑是确切的。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海外，他从来都没有与非洲裔美国人有过任何个人接触；在国内的种族问题上，他几乎从来没有被看做“领先于时代的人。”(19) 　　不久，斯诺就对这些评论感到后悔。在加利福尼亚，他亲自会见了美国进步人士。洛杉矶和好莱坞地区左翼圈子中活跃的文化精英把他视为名流，他们对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同情，特别是对斯诺最为赞赏的事业——工合。海伦已经组织了好莱坞工合委员会，由著名的左翼演员约翰·加菲尔德担任其领导人，他是斯诺夫妇交往的好莱坞名人之一。海伦和埃德还说服西奥多·德莱塞，在致罗斯福的工合贷款申请上签名，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因为德莱塞曾公开发表长篇演讲反对富兰克林·O·罗斯福。 　　斯诺被他见到的许多著名的和深受欢迎的文学电影界人士所吸引，并对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和这些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了解到了更多的美国共产党受到攻击的情况，包括白劳德被监禁一事。像后来在冷战时期一样，斯诺现在感到不舒服，因为他看上去像是在助长“反动分子”对左翼人士的攻击。在有关《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简短说明中，斯诺试图在最后一刻退出，不再就他的新书发表评论，以免得罪左翼读者。他从好莱坞给他的代理人打电话和写信，请她从书中删去有关美国共产党的段落。“我现在认识到，在到达这里后认识到，这一点极其重要。”他写信告诉她，“在左翼人士的这个艰难时刻，我不希望在他们已经遭受的诽谤上面，再增加任何新的东西。”他又说，他没有料到“美国的局势是如此紧张，……否则我决不会冒险抨击他们，使他们蒙受损失。”但事实上这已经太迟了，书中那些伤害美国共产党的段落依然保留下来。(20) 　　斯诺与美国共产党的纠葛，在他回国后第一年的晚些时候，发生了更直接的变化。4月份，他一到纽约，人们就邀请他在美国作家大会发表重要演讲，会议将于6月初在纽约举行。这次大会是由共产党控制的美国作家联盟筹办，以抗议罗斯福政府“在国外的战争倾向和在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斯诺看了看大会的宣言和要求，同意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讲。然而，他拒绝在主办人通常要求大会发言者同意的某种声明上签名，尽管他当时并没有对其内容发表任何不同意见。斯诺的态度或许受到与会者阵容的影响，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发起这次大会的都是进步的文化界著名人士。其中包括：西奥多·德莱塞、达希尔·哈米特、莉莲·赫尔曼、罗克韦尔·肯特、兰斯顿·休斯、克利福德·奥德茨、奥森·韦尔斯和理查德·赖特。埃德对美国的政治事务仍然很不熟悉，对他来说，这次大会看上去与他所了解的中国左翼文化知识界支持者的情况很相似，都具有比较广泛的政治基础。斯诺天真地认为，他可以“干他想干的事情”，而无需完全遵循大会的路线。考虑到他早些时候因《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而遭受的经历，这种态度尤其显得天真。正像斯诺后来就《复始之旅》一书的观点所作的解释：尽管大会的宣言把罗斯福贬为“法西斯主义者”，并竭力为“斯大林的每个机会主义行为”辩护，使他遇到了麻烦，但他仍然“乐于利用每一个机会，使人民注意到来自东方的危险”。他还非常不高明地补充道，他“不大相信共产党应对此事负责”，因为他“了解到”，许多与此有关的作家并不是共产党员。(21) 　　实际上，斯诺的思想已日益远离亲苏的美国左派那种坚决反战的立场。美国作家大会召开前几天，他与费城报界人士谈话时所发表的见解，显然与纽约秘密会议公开宣布的目标不一致。而且他打算在拟议的发言中传达类似信息，设法把他的观点硬加到大会的反战主题中。然而，他从费城回来后，却只能写信给大会执行秘书，称他“惊讶而又失望地”获悉，鉴于他的发言与大会的“宗旨严重抵触”，他拟议中的演讲已被取消。他还说，尽管他对大会的宗旨有不同的看法，但“这既不影响我对该宗旨所包含的主要论点的支持，也不影响我已准备好的大会发言”。斯诺在中国以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遇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只是其中之一。(22) 　　斯诺没有发表的大会演讲稿推翻了一年半前他对威尔·巴布科克的预言。他当时曾颇为自信地认为，纳粹德国决不可能征服欧洲，柏林和东京也不可能结成同盟，现在这些预言都落空了。他提醒听众，指出他们最初反对姑息绥靖，反对法西斯的态度，声言他支持美国向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提供援助。他声称，一个独立的英国，“是进步的政治概念，比由纳粹德国支配的英国进步得多”。即使德国没有取得对英国的决定性胜利，斯诺指出，他们也能在“任何时间”发动对苏战争。“得不到英国或美国的帮助，苏联被法西斯集团的武装力量所击败，难道没有这种可能性吗?”(仅仅两周后，纳粹德国就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此时，美国共产党也大声呼吁提供援助，他们现在声称，这场战争是“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的生死搏斗”。)德国和日本在世界多数地方的霸权地位，斯诺警告说，将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美国将被迫退回到“武装屏障”的后面，不是等待着法西斯的进攻，就是接受法西斯的生活方式。但是，斯诺试图论证他的论点，“不会导致战争”。他指出，“我认为，向中国和英国人民提供全面的援助，并没有使我们冒很大的战争风险，反之，如果拒绝援助，加速他们的失败，战争风险可能更大。”除了进行征服，他补充道，“轴心国没有任伺进攻我们的真正理由”。与此同时，他继续比较委婉地阐述反对美国参战的逻辑，他说，“作为作家，我们的责任是看到‘对抵抗力量的援助’没有被滥用，没有用来满足战争发动者希望我们直接参战的愿望。”他在费城的谈话仿佛答复了他自己的论点，他在那里曾告诉来访者，“当某些人还在争论美国是否应该参战时”，美国已经积极地参与了战争。(23) 　　在作家大会的演讲稿中，斯诺在提到中国时强调，“一些美国人希望美国决不参与违背民主目标的战争，他们自然也希望华盛顿为将来支持中国的行动制定出一些条款。”这是中国工合综合症的扩大：通过仁慈的外国干预来改造中国。斯诺简略地描述了美国提供援助所应附加的条件(“当然，是用外交辞令”)：美国的资金或军火不得用于阻挠国内的政治进步，不得用于支撑“现有的少数人的一党专政”；抗日党派应实行合作，而“国民党的将军们最近竟企图消灭英勇的新四军”；美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应运送到游击区，国民党应解除对共产党控制区的封锁；蒋介石总司令应该采取“切实行动，落实他所提出的实行宪政的14项年度保证”；美国的援助应用于加强农业的改良；最后，美国的现金、商品和工业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应通过中国工合来进行，以确保中国的民主化和工业化”。斯诺曾对美国鼓吹，中国起到了比较革命的，即使是“乌托邦”的作用，把这些提法与莫斯科的中国政策进行对比，无疑很有趣。自从1937年以来，苏联的军事援助都给了国民党，这显然并不是根据斯诺向华盛顿要求的那种协议。斯诺后来沮丧地回顾了他认为美国应承担的中国任务：“这个真诚转变的改革者是那么热切地恳求美国的理解，他曾以为美国将会‘承担起责任’!……我简直是在做梦，像许多中国人一样，梦想着‘外国的救世主’，就我而言，这个救世主就是美国。”(24) 　　斯诺逐渐承认，美国实际上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性战争，尽管这种承认很勉强，但他对战争问题尚存的疑虑正在减少。他清楚日本所构成的威胁，赞成美国对此采取最坚决的防御措施：经济保证、联合防御同盟、军事集结。他承认，这些政策很可能使日本在“大灾难”面前铤而走险，发动进攻。但他认为，这些战略措施仍然有可能使日本暂时停止其军事行动。日本人决不要“误认为”，他们所陷入的仅仅是“新加坡事变”，他在宣传他的“亚洲的政治战”的观点时写道。他认为，西方的坚定决心应该与提供援助相联系，向那些“在建设一个真正进步的新秩序时进行合作的”人民提供帮助。他预言，如果东京决定不与英美较量，而是仍然陷在中国，“局势将会变得十分严重，日本将在两年内发生社会革命”。然而他也承认，由于前途暗淡，日本人可能意识到，随着时间的进展，日本和英国及美国相比，只能变得越来越虚弱，因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略有不同。日本的陆军和海军或许宁愿切腹自杀，也不愿投降”。1941年年中，斯诺在《邮报》的文章中，谈到了即将来临的“太平洋上的最后较量”，他强调，日本很可能选择发动战争，尤其是如果中国重新爆发内战，中国战线处于软弱状态，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又把部分军舰调往大西洋服役，即使不出现这两种事态发展，日本也很可能发动太平洋战争。“但是我们可以确信，一旦上述两个条件具备，它必然在太平洋进行突然袭击。”我们知道，日本已经制定了削弱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计划。(25) 　　但是，他的态度仍然很不明朗。《邮报》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斯诺在日记中，对美国冻结轴心国在美国的财产，对美国商船最近在大西洋沉没的事件等等，表示了他的看法：“看来罗斯福的政策正在起作用。我们一步一步地参与了战争。”几星期后，他在华盛顿受到了政府官员的款待，他认为这些人“主张立即进行干预”。他的思想中还有其他一些自相矛盾之处。斯诺敦促美国政府开展新一轮“宣传”攻势，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和纳粹德国在美国及其领地的宣传活动，“解散”日本和轴心国所控制的“在美国领土上的政治俱乐部和颠覆性组织”。(斯诺所关心的主要是菲律宾的“第五纵队”，但他划出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几乎与此同时，他在日记中引用埃文斯·卡尔逊来信时，显然赞同所提到的，法国陷落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权力在那里大为扩展一事。联邦调查局“利用了那里随之发生的歇斯底里的激动情绪，以获得对整个国家的完全控制”。奇怪的是，当美国与日本的战争越来越迫近时，斯诺却愈加相信日本不“敢”发动进攻。在为《观察》杂志撰写的文章中，他公开预言：日本的袭击将发生在1942年(该杂志能够及时地对此作了更正)。至于他为什么“放弃了”最初的分析，“我倾向于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面对着一个已空前动员的阵线”，他在珍珠港事变那天写道。“难以置信，日本竟敢公然蔑视这种综合力量，尽管经济上的原因使我最初相信这一点。”仅仅在几天前，他在写给艾黎的信中还表示，他仍然担心美国正在进行的防御集结及其全球性军事影响。美国“军事化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历史上所能想象的程度”，美国的军队“肯定”将派往亚洲和欧洲，美国人最终将控制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天空。“我不喜欢这幅画面，我不知道有什么人喜欢它。”这种话听起来更像是个不祥的预感，对于美国将来成为世界性超级大国的预感。(26) 　　在夏天访问华盛顿期间，军队希望斯诺到陆军航空兵情报部门任职。人们显然期待他帮助确定对日本的轰炸目标，确定在中国有可能建立机场的地点，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埃德指出，就此与他联系的军官相信，“我们能够很快解决日本问题。”斯诺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一直没有作决定，战争爆发后，当军队重新提出这种建议时，他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他最后决定不去军队服务，而是接受《邮报》的工作，担任它的长期海外战地记者。他之所以做出这项决定，是受到了他的“总司令”，即总统“命令”的激励。“哦，没有你，他们(指空军)也能设法完成任务。”1942年初，在他们第一次谈话时，罗斯福向埃德保证。(27) 　　7月份，斯诺夫妇搬入他们新购置的住宅，它占地约有6英亩，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沿海城市麦迪逊。海伦喜欢它那建于1752年的、殖民地时代的小屋，并一直在那里住了近半个世纪。而斯诺在提到这所房子时，则轻蔑地称之为“茅屋”。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两人之间不时爆发争吵，斯诺很不高兴地把这些都记载下来。有一次，在巴布科克夫妇来访期间，海伦朝埃德“大叫大嚷”，不赞成他对工合的批评。“可怕的生活，”他草草地写道，“我退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埃德在这里还与他的老朋友、导师、支持者查尔斯·汉森·汤十分愉快地重聚，汤从纽约前来，他在那里因《与父亲共同生活》一书而受到人们的关注。(28) 　　像以前一样，斯诺急于摆脱他的亚洲情结，而关注更为广泛的欧洲事务。“人们认为我属于远东，不让我离开。”他对艾黎抱怨道。长期以来，他渴望着到俄罗斯去工作，在纳粹德国于6月进攻俄国后，他再次进行了争取。但他没有得到迅速的批准，由于一直存在着莫斯科的签证问题，形势很不乐观。他也试图争取去伦敦工作，但也未能如愿以偿。他会见了芝加哥百货商店的老板马歇尔·菲尔德，试图得到菲尔德的《新芝加哥报》在伦敦的工作。“你写过什么东西吗?”菲尔德表示怀疑。“这就是名声。”斯诺对这次谈话评论道。《邮报》也不赞成他去伦敦的想法，而是派他就征招新兵的情况作些报道，报道“士气一类”事情，“真荒唐，居然让我写士气之类的东西。”他告诉艾黎。然而，他感到这是个好机会，如果“更深人地接触自己国家的事务，可以发现社会是怎样运转的”。他还希望“研究国内事务的材料”，将有助于他摆脱中国情结。(29) 　　夏天和秋天的大部分时间，斯诺都在美国各地的军营里进行调查，不仅调查士兵的士气，而且调查将军们的思想，调查美国的战备状况。至于为什么“他们不想当兵”，斯诺认为，原因在于美国反常的“未宣战”状态。它使这些应征入伍者茫无头绪，思想混乱，不知道自己将在什么时候、被派往什么地方参战，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他们参战。“某些专栏作家和‘为自由而战委员会’早就宣了战，但是普通的应征入伍者仍然认为现在是和平时期。”“最重要的事情，”他写道，“是创造一个参战的理由。”“无论好坏，”他最后说，“军队现在都将伴随我们度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并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0) 　　斯诺说，士气“高昂”的部队“包括几乎所有的黑人军团”。“普通黑人士兵的生活状况要好于从前，他们正在学习知识，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证明他们和那些白人男孩一样好。”与这个估价略有不同的是，斯诺也直率地写道，“有些军官在提到军营里的黑人部队时，习惯性地把他们称作‘黑鬼’，我认为，军队没有这些军官一样行。”然而他却认为，这种情况只是表现出他们可悲的“心理”和贫乏的“词汇”。在详细叙述军队士气部门的娱乐游艺活动时，斯诺不禁提到了他那些中国红军的勇士。他说：“我们或许认为，从中国那类落后的国家，我们什么都学不到，但是，著名的八路军的确有些好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他很谨慎，在举出八路军的这些“好经验”时，强调的是与政治关系不大的戏剧和唱歌。他说：“有一件事情，可以解释这支著名军队为什么如此英勇顽强，富有忍耐力，那就是它从未忘记幽默的重要性，一直对它很感兴趣。”(31) 　　1941年的最后几个月，斯诺回到麦迪逊的家，他期待着发生某些事件。“至于我的个人计划(机密!)，”他在12月初告诉艾黎，“我没有任何打算。我就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天又一天。”不久，东京便结束了这种不确定性，向他提出了战时的议事日程，也向美国提出了详尽的战时议事日程。斯诺与《邮报》的关系在那一年确定下来，他为该刊撰写了4篇很有价值的文章。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一个新的有国际主义思想的编辑本·希布斯当了编辑部的领导，斯诺终于被委派了更广泛的海外工作，担任《邮报》的“世界记者”，这是他一直向往的。但他仍未得到苏联的签证，1942年4月初，他乘坐大型远程客机离开美国，飞越非洲和中东，抵达印度。在旅行期间，他将获悉巴丹和克雷吉多尔岛的陷落，那是美国在菲律宾的最后基地。佩格为他送行，但是到那时，他后来写到他的婚姻时说，“我们两人都很清楚”，双方婚姻中“有创造力的源泉”已经枯竭。在随后的3年多战时岁月中，斯诺实际上从每个战场都发回了报道，最重要的是，其中包括俄罗斯前线，他还撰写了两部战时著作。(32) 　　从某种象征意义上看，海军少校米尔顿(“玛丽”)·迈尔斯代表了美国在中国(以及从逻辑上看也代表美国在其他地方的)截然相反的战时作用，这种作用与斯诺在海外得出的认识完全不同。迈尔斯后来成为海军上将，他此时正与斯诺乘坐同一架飞机，前往中国，担负特殊的海军使命。迈尔斯将与臭名昭著的戴笠共同主持一次会议，戴笠是蒋介石令人恐怖的秘密警察首脑，法西斯蓝衣社头子。到1943年，他们的合作导致了中美合作所的建立，它接受上述二人的共同领导。他们互相合作，为国民党进行一项积极的反共计划，并参与武装和训练中国的警察、游击队和突击队，帮助他们开展反共活动。中美合作所还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下联合建立了一个集中营，戴笠的政治犯便囚禁在那里，许多囚犯显然受到了监管人员的拷打，许多人遭到杀害。迈尔斯日益陷身于此事，并越来越动摇，最后，在日本投降后，他被召回国内，后来任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海军单位。戴笠于1946年3月死于飞机失事。中美合作所是个特别黑暗的机构，是受到冷战刺激的反暴乱行动的预演，是美国即将奉行的干涉主义的体现。“迈尔斯的大部分所作所为，遭到了其上司的反对，”迈克尔·沙勒写道，“仅仅因为那里的事情干得既粗暴，时机也不成熟。”(33) 　　当时，这些偶然事件还不在斯诺的考虑范围之内。有关远东的问题，斯诺在动身前往海外前，曾写信给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爱德华·卡特，他说：“帝国分崩离析，在最后一刻，老爷们才发现他们需要人民。人们或许期待着巨大的进步，停滞的旧结构将被打碎和埋葬，以便为更广阔的未来奠定基础。”这就是斯诺的结论，是对他10年来就亚洲问题所写作和思考的一切做的总结。当斯诺开始进行新的报道活动时，他把这些看做他生活中一个崭新的阶段，是他的“第三次生命”。然而，他个人的星辰，将永远与中国的红星相连。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