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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全球战争与冷战慢四步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1942年春天，斯诺抵达印度，此时，南亚次大陆正在受到日军侵略的威胁，它已占领了临近的缅甸。斯诺跨越非洲上空的飞行，几乎酿成一场灾难，因为飞机上的无线电导航仪失灵了很长时间。“实际上，你的飞行是靠星星来定位，而星星又十分稀少。”1971年，斯诺对驾驶员“罗斯”追忆往事时说，他回顾了后者如何“冷静地带领着我们”。可以预见，埃德对英国的统治进行了挖苦讽刺，既因为它在缅甸失败得太快，也因为它在印度的防务安排得太不充分。斯诺在加尔各答写道，英国正依靠美国“为他们赢回帝国”。在随后对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的采访中，斯诺向他推销他所钟爱的工合思想，指出工合可以应用在印度的战争努力中，但他发现，那位英国人对此毫无兴趣。① 　　埃德到达印度时，正值克里普斯印度使命的失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带来了伦敦的建议，即战后在印度实行自治的宪政措施，打算在战后支持印度国大党。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要求立即实现独立，号召进行非暴力斗争，反抗英国的统治。尽管斯诺持亲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同情他们，并严厉地批评和怀疑英国，但在他看来，甘地的这种做法“等于向英国宣战，而不是日本”。② 　　5月底，斯诺从印度飞越驼峰，到达重庆，对中国进行了短期的重访。在他看来，自从他1941年1月离开中国后，那里的局势似乎更趋恶化。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人和白领阶层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现在，随着美国的参战，中国人认为日本注定要失败。结果，“目前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战后谁将统治这个国家”，斯诺指出。由此加剧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在我最后一次访华时，”埃德补充道，“共产党在名义上仍然受蒋介石总司令的绝对领导，但现在，他们已不再假装服从他的命令，除非认为这样做有用。这反映出，他们的真正权力已经大为增长。”储备不时之需，以应付未来的不测事件，已成为中国目前的风气。储备的东西包括：“日用品、步枪、弹药和吉普车。”③ 　　9月中旬，埃德返回印度，并乘飞机离开德里，前往德黑兰。伊朗是向俄国前线运送主要租借物资的通道，斯诺在德黑兰等待苏联的签证，他已经申请了很长时间；10月初，签证终于通过。斯诺第一次进入苏联，他当时对苏联极为钦佩，深表同情。这主要是出于他的所见所闻，斯诺亲眼目睹了苏联红军与希特勒的常胜国防军所进行的拼死搏斗，那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决定了全球战争的结果。还在印度时，斯诺曾就印度国大党对战争的态度敦促尼赫鲁：“全世界的命运正取决于德国与苏联的战争。”他向印度领导人强调。如果俄国人战败，他继续分析，“那么，印度无论是在英国的统治下，还是在轴心国的统治下，都不能幸免于难”。他曾对英国人加以讥讽，说他注意到，“印度人”——尽管他的确是在说给自己听——清楚，“英国之所以得到拯救，是因为一件事情，而且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即“300万俄国人的死亡，粉碎了德国军队的进攻力量，如若不然，它必将摧毁大英帝国”。④ 　　对苏联调配人力和物质资源进行战争的能力，斯诺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这与他在国民党中国所目睹的现象和在印度刚刚看到的情况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看来，苏联大约“99％的力量和16个加盟共和国都动员起来，以实现战争计划，为了与侵略者作战，苏联所动员的人力和所涉及的领土远远超过了以往历次战争”。1943年1月，斯诺从俄国给《邮报》写信说。这加强了他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信念，即确信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现在，只有瞎子才否认，”他在1944年写道，“红军的胜利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归根结底，是苏联计划经济的胜利。”⑤ 　　斯诺有关战时俄罗斯的作品反映了上述论点，根据“人民站在我们一边”的认识，他描述了苏联的战士和平民的献身行为、精神风貌、英勇气概和人性。从1943年到1945年，他在《邮报》上发表的关于俄罗斯的文章中，叙述了工厂工人，主要是女工们超人的战时生产成就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叙述了他在莫斯科以西斯摩棱斯克前线遇到的那些年轻女游击队员的功绩；叙述了从德国人手中夺回的那些苏联地区的劫余惨状。他还为《邮报》的读者撰写了这样一些文章：“俄罗斯将军是哪种类型的人?”；“红色婚姻是否变成了蓝色?”；“与俄罗斯先生和太太在家中相会”。尽管斯诺强调，人们普遍“崇拜克里姆林宫的那个人”，但是他也刻画了苏联独裁者世俗的一面，即“普通人所具有的”特点：斯大林在向全国进行战时无线电演说时，曾停下来喝水，并“为此而道歉，说他那天早上吃了太多的鲱鱼，俄罗斯哈哈大笑”，斯诺写道，在报道俄罗斯的情况时，斯诺像以往一样，认识到自己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在这方面。他的责任体现在：促进盟国在战时的团结和理解，强调苏美两国就即将到来的和平进行持续合作的极端重要性。这一切都有助于改善苏联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使受到围困的战时苏联的形象显得比较温和，使人们对苏联崇拜“伟大的斯大林”的做法——埃德本人对此很厌恶——不那么反感。这看来也使斯诺对莫斯科战后安全需求的评价，对即将出现一个由苏联控制的、“经过改造的”、“兄弟般的”东欧的前景，持“积极的、现实主义的”态度。⑥ 　　1944年，在《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一书中，斯诺概括了他的论点，他赞成西方满足俄国的需求。斯诺断言，“西方和东方应相互承认对方的地区性安全保障，否则就必然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即以武力施加我们的影响，确保我们的意愿的实施，这种政策是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大陆之间的战争做准备。”尽管随着战争的结束，他的幻想破灭了，但他仍固执地坚持这种观点。⑦ 　　斯诺到达莫斯科时，正是俄罗斯局势特别严酷的时候，残酷、漫长、重要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刻。11月份，从外面进行反包围的俄罗斯人发动了反攻，到1943年1月底，德国人最终在那里投降，它标志着反希特勒战争的决定性转折。德国人投降后，斯诺和其他记者一起，参观了斯大林格勒战线。那座惨遭蹂躏的城市，埃德写道，“就像上海的闸北一样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但面积要大20倍，而被轰炸的伦敦市区，只相当于它的一个角落”。⑧ 　　1943年4月，斯诺离开了俄罗斯，他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极为阴冷的冬天。他对苏联报刊管理部门慢腾腾的审查和有意阻挠感到很生气，那个部门要应付所有在莫斯科的外国记者。“自然界的寒冷天气使人感到沮丧抑郁，”他写道，“而且你还得在这种天气下夜以继日地工作。”“整架机器的冷漠僵硬，”他又说，“在极短时间就扼杀了一般记者的客观性。”尽管他极力鼓吹盟军应早日在西欧登陆，以减轻对苏联红军的压力，但他仍尖刻地指出，“很奇怪，英国在提到第二战线时，从未把它称做‘重新开辟第一战线’，不愿意利用心理上的优势。”⑨ 　　斯诺乘飞机回到印度，在那里，英国人监禁了国大党领导人甘地和尼赫鲁。他收到佩格寄来的信，“指示他在这里成立工合委员会”。埃德感到，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他从印度北部的阿萨姆飞越驼峰，到达云南省，此时，这条航线已成为通往中国的繁忙的盟军运输线，新修筑的美军机场星罗棋布，中国这片以前很荒僻的地区，曾经是埃德在12年前随旅队进入缅甸的地方，他对那次旅行难以忘怀。⑩ 　　斯诺在云南逗留了约两个星期，参观了昆明周围的美国军事设施，并曾前去桂林，它位于临近的广西省。对中国的局势，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官员讲述了他们的看法，那是他迄今所听到的最悲观的评价。物价飞涨、腐败盛行、走私、在黑市上转手倒卖空运物资、外国货币在市场上占支配地位、外币投机活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等等。美军购买东西时，是按照人为的固定汇率支付，它大大高估了通货膨胀下已大为贬值的中国货币。结果“导致了普遍的敲诈勒索，我们美国人被看做圣诞老人”，斯诺指出。中国士兵营养不良，疲劳，普遍不适于打仗，而蒋介石总司令，斯诺获悉，“被暴徒、恶棍和骗子所包围”。据一位美军上校吐露，中国人说，“我们中国已经支撑了6年，现在该轮到你们了。”1944年，日军的重点进攻横扫了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美国许多新建的空军基地被日军占领或毁坏，这一事实显然证实了上述评价。(11) 　　在1944年的著作中，斯诺严厉地写道，“1943年年中，当我从俄罗斯再次返回中国时，我发现，中国的经济变得混乱不堪，它的政治生活比1936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加反动和倒退，它的军事能力处于抗战开始以来的最低点。”(12) 　　1943年7月，斯诺离开印度，前往中东，然后，他第一次访问了英国。他逐一拜访了领导着英国的政治家和其他各个政治派别的著名人物。埃德也搜集资料，准备为《邮报》撰写文章，论述英美两国对德国的战略轰炸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为此他采访了美国和英国的空军指挥官，包括空军元帅阿瑟·哈里斯爵士。接着他返回美国，在那里一直呆到1944年6月。1944年5月，他第二次与罗斯福进行个人会晤。在涉及全球问题的谈话中，斯诺提出了苏联与美国在战后进行合作的观点，罗斯福对此欣然同意。埃德再三表示要从莫斯科写信给总统，总统接受了这个提议。“给我写封信，谈谈德黑兰会议以来，你对俄罗斯的印象。”斯诺离开时相信，总统“将满足苏联人在东线的需求”，他乐观地感到，中国或许能够避免内战。如同另外两次一样，斯诺与总统交换了意见，在谈话中，罗斯福表现出他特有的迷人风度，不拘礼节，善于说服别人。但是斯诺也感到，自从战争爆发头两周，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统以来，罗斯福已显著地变老了。“当他伸手去取一杯水时，手抖得很厉害，在谈话时，这种情况几次出现。我想，他的脑子有点走神。……他不抽烟。看上去很疲倦。”(13) 　　6月5日，斯诺乘飞机离开迈阿密，6月6日，他在赴莫斯科的途中得知，盟军在西欧发起了反攻。1944年夏天，随着苏联红军推进到东欧，苏联的首都天气晴朗，气氛乐观，市容也显得雄伟壮丽，与1942～1943年严寒的冬季月份相比，形成明显的反差。更使他高兴的是，在38岁生日那天，斯诺“惊讶地”获悉，他的《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一书被“每月一书俱乐部”选为赠书。或许最使他兴奋的是，他再次见到了上次在苏联时认识的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姑娘，但那次相处时间很短。埃德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对她作了浪漫的描述，“伊莲娜”当时刚过20岁，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长得“非常漂亮”，“一双天蓝色的眼睛无比动人”。有几个月时间,他们一起外出，直到莫斯科的冬季再次来临，他们才不得不痛苦地分离。斯诺写道，苏联首都“再次变成一个阴冷的城市，只有在寒冷中皱紧的面孔，灰色霜冻的灵魂，黑暗结冰的街道”。(14) 　　在逗留俄罗斯期间，斯诺曾去波兰和罗马尼亚新解放的地区旅行，发现苏联在那些地方特意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东欧“转向左翼”的社会政治秩序是否将导致“彻底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它是否将被证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痛苦，一个获得解放的社会在诞生时的阵痛……即建立民主制度，确立四大自由(1941年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译者)，建立比西欧所曾了解的更为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时某种必然的痛苦”?1944年11月，斯诺在《邮报》的文章中提出了上述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调侃地说，他将“愉快地”留给“生活在富裕之中的美国读者来思考。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希望根据租借法原则，分享我们的富足，直至生活变得更好”。斯诺还参观了设在波兰境内，靠近卢布林的马伊达内克纳粹死亡营，他感人地描述了纳粹有条不紊地组织对受害者大规模屠杀的情况，提供了铁一般的证据。第二年5月，他又参观了位于奥地利茅特豪森的另一个类似的死亡营。(15) 　　从1944年最后几个月到1945年春天，斯诺再次回到美国。他很难得地去堪萨斯城看望了父亲，1945年3月，他与罗斯福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此时，总统刚刚从雅尔塔返回美国不久，距他4月份的突然去世只有几个星期。斯诺还去看望了他的老朋友埃文斯·卡尔逊，因为在战争中负伤，卡尔逊这时正在加利福尼亚养病。罗斯福总统对埃德热情地谈到了卡尔逊，卡尔逊认为海军陆战队“只是善良的、旧式的新英格兰基督教改革者”，罗斯福赞成他对海军陆战队的评价。“好极了，完全正确，”罗斯福答复，“但是海军陆战队仍坚持认为他是个共产党!”退休的海军陆战队少将威廉·A·沃顿从30年代在北京时起就认识卡尔逊，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卡尔逊是“共产党人”。1947年，卡尔逊死于心脏病发作，海军陆战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为他举行了正式的葬礼，主持仪式的范德格里福特将军说，“感谢上帝，他已经走了。”但是，沃顿补充道，“无论如何，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和有能力的人。”(16) 　　对于中国的政治僵局，罗斯福向斯诺表示，他对其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促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合作的努力遭到失败，感到极为失望。但他表示，他充分相信赫尔利，而把怒火指向蒋介石总司令。“我不懂，蒋介石为什么不能和那些共产党人相处，”他不耐烦地评论道，“美国一直在同中国的两个政府进行合作。”罗斯福向埃德“强调”，“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能够使他们共事。”(17) 　　在1945年的著作中，斯诺引用了已故总统在这方面的某些评论，他仍然希望，几个大国能够使中国的问题获得政治解决。只有“英、美、苏三国共同向中国的两个党派施加压力”，)他宣称，“才能使抗日力量为了我们共同的战争目标而团结起来，即使只是暂时的团结”。后来，斯诺对这种论点加以充实，撰写了一篇十分复杂的文章，发表于1945年5月的《邮报》。他的分析使他希望和以为，一个苏美合作的时代正出现在战后的欧洲，也有望出现在亚洲。根据斯诺的认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强硬立场正在相互靠拢，它们都反对埃德所描述的蒋介石的计划：保持他那“衰老的保守分子”政权的所有既得权力；在美国的帮助下，收复一切丧失的中国领土，包括夺回被共产党占领的地区；承担起彻底消灭“共匪”的任务。在由大国安排实现真正和平的过程中，斯诺或许期望中共最终处于优势，但是华盛顿不必因这个结果而感到惊恐。一个统一、“进步”、独立，但又远未完全共产主义化的中国，需要美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进行投资，这样一个中国，埃德争辩，将会与美国的利益一致，而那个由国民党所领导的“反动的”，有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则不然。而对苏联人来说，斯诺推论，支持中国“从保守转变为进步”，与俄罗斯根本的安全利益是吻合的。然而，斯诺仍就他的论点补充了某些重要的说明。“看来，已故的总统在雅尔塔肯定与斯大林讨论了中国问题”，然而，“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无疑是个军事机密”。“如果有一天我们要与俄国打仗，如同悲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么他的分析“应该被‘排除在外’”。不久，斯诺就因第一个观点而受到粗暴猛烈的打击，而对第二个观点，他后来在冷战时期也幡然醒悟。(18) 　　此外，在斯诺与罗斯福会晤之前的6个月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使人们对此深感疑虑，怀疑能否“强行”，使相互竞争的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彼此信任，取得一致。由于那些事件，罗斯福在作决断时不会很自信，他也不敢认为，自己已经充分掌握了复杂的中国均势现实。1944年10月，罗斯福总统勉强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召回了史迪威将军。史迪威曾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并兼任蒋介石的中国总参谋长。他由蒋介石更愿意接受的魏德迈将军所取代，魏德迈不像“刻薄的乔”那样与蒋介石有那么多摩擦，惹人讨厌。自负而又越来越亲蒋的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驻重庆大使，接替了已辞职的克拉伦斯·高思大使。“蒋介石总司令与史迪威将军的根本分歧在于，”《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写道，“史迪威将军渴望着在中国与日本人战斗，毫不拖延地打击日本人，而蒋介石总司令却不希望这样做。就史迪威一事，迈克尔·沙勒在他有关美国战时在华“改革运动”的著作中指出，“蒋介石已经赢得了他那不平凡生涯中一次最关键的胜利。”(19) 　　无论美国人还是俄国人，都不能左右或控制中国的政治命运。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派遣了以乔治·C·马歇尔将军为首的使团赴华调解围共争端，随着华盛顿最后一次调停努力的失败，1946年最后几个月，中国爆发了全面内战。中国人自己的军事较量，将决定中国的前途。正如迈克尔·沙勒所断言，“10年来，尽管美国对中国所发生的危机几乎完全误解，对于中国希望达到的目标也同样模糊不清，但它仍然竭力成为中国和亚洲变革的仲裁者。只有愤怒的中国革命和时光的流逝，才能逐渐消解这种自大。”从斯诺那一方面来看，不久，他将修正这种主张大国进行干预的立场。(20) 　　1945年4月，斯诺抵达西欧，等待战争的结束。在德国于5月初投降后，他和另外一位记者一起，驱车前往苏联人占领的维也纳，他们是进入奥地利首都的第一批美国记者，然后，斯诺又返回德国。在那两个国家里，他听说了许多有关红军占领区发生抢劫、掠夺和强奸事件的反苏恐怖故事。接着斯诺来到巴黎，那里到处都是“可爱的美国志愿服务队”，斯诺穿越了大半个法国。7月底，他乘坐军队运输机离开法国，前往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然后再次进入俄国，到达列宁格勒，那将是他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在战争中，纳粹德国军队围困了列宁格勒城达900天，市民死亡人数达100万人，在经历了如此可怕的折磨后，它变得十分荒凉，伤痕累累。“与莫斯科相比，它无疑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斯诺指出，但是，“与巴黎那种优雅、超凡的美丽比起来，它现在显得单调而又俗气。人们衣衫褴褛，比我在欧洲任何一座城市所看到的都更破旧，远远比不上被占领的奥地利或德国。”无论俄国人从欧洲“掠夺”什么，“似乎都不会对列宁格勒人产生任何影响。”在那里，人们“从外表上看不到任何欢乐气氛。听不到歌声，看不到任何生活愉快喜庆的迹象。人们看上去衰老、疲劳、工作过度、饥饿”。(21) 　　这些印象反映了斯诺在战后的阴郁情绪。与在列宁格勒时相比较，他在莫斯科时显得活跃愉快，精力旺盛，生气蓬勃，他了解到苏联制度中更深层更冷酷的一面。俄国的熟人告诉他，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大清洗中被杀害，或者遣送到西伯利亚的苦役营，还告诉他有关俄罗斯生活的其他可怕故事。“如果中国人(指中国共产党人)知道了事实真相，他们将会怎样看待这个国家?我是否一直在骗人?我是否讲出了全部真理?”私下里，斯诺感到极度苦恼。(22) 　　在莫斯科，斯诺了解到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详细情况，它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那一天正是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也是苏联介入太平洋战争一个星期后。该条约以及苏联的参战，体现了罗斯福和斯大林2月份在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议精神。除了其他条款外，该条约以修订的形式，恢复了1905年之前俄国在满洲所享有的铁路、不冻港和海军基地等项“权利”；作为回报，莫斯科答应，它将在“道义上、物资上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而且只支持该政府。“这件事最终证明，莫斯科的政策决定仅仅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斯诺写道。(23) 　　9月中旬，斯诺离开俄国，陪同美国议员团前往沙特阿拉伯。在利雅得，他在后来写给兰德公司的萨克斯·卡明斯的信中说，“他在月光下，坐在王宫的屋顶上吃羊肉，旁边是伊本·萨乌德国王的39个儿子和60个孙子，或者是其中的大多数人。”从那里，他继续前行，抵达印度，“在德里逗留了3个星期”，然后来到加尔各答。他在曼谷作短暂停留后，又飞往西贡，在那里住了1个星期。他发现，印度支那的情况“使他大受启发”，他告诉卡明斯。东京投降后，“抗日的安南人从洞里钻出来”，建立了一个独立政府。接着，英国军队将前来“解除”日军的武装。在英国人之后，又将出现法国军队——维希政府的军队，他们曾与日本人相互勾结。“因此，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斯诺继续写道，“我们以前的敌人日本人，将由英国人解除武装，日本人正在作为掩护部队进入内地，逼迫武器装备很差的安南人退却。日本人的后面是印度军队；印度军队后面则是英国人。当‘法律和秩序’恢复时，法国人进来了。”这段话对印度支那的状况作了尖刻的评论。战后几十年来，法国人和美国人相继卷入印度支那的事务，斯诺在思考那里的问题时，依然基于这种思想。(24) 　　11月，斯诺从西贡启程，前往菲律宾。在遭到战争毁坏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他感到，那里的“破坏程度，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在马尼拉，斯诺反省了自己破裂的婚姻，回顾了他在战时的全球旅行中所结识的女性，反复思考了今后他所渴望的个人生活。“只要遇到理想的女性，我想尽快再次结婚，生几个孩子，有一所有孩子的住宅，有农场，有花园，以及其他一切与家有关的东西。我终于想过定居的生活了。”但是，斯诺继续说，“我还没有遇见女人，最合适的女人。”而“最理想、最合适的女人”，就是洛伊丝·惠勒，她不久将出现，而他所大致设想的未来生活也将一一实现。然而，在50年代对斯诺不友好的政治气候中，将会出现许多斯诺并未预期的情况。(25) 　　1945年底，斯诺从菲律宾动身，前往日本和朝鲜，报道那里战后的发展。但不包括中国。此时，国民党政府拒绝他去中国，称他是“不受中国欢迎的人”，尽管《邮报》主编本·希布斯向持同情态度的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强烈的抗议。因此，尽管斯诺在毛泽东共产主义的上升过程中曾经起到过极其显著的作用，但他没有亲眼看到和报道共产党人在1946～1947年的内战中如何逐步取得胜利。(26) 　　在东京，斯诺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共进午餐，在谈话中，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告诉斯诺，说自己从苏联人手中拯救了日本。“我还试图使他们(指日本人)体验自由，”这位将军宣称，“因为我相信，一旦他们拥有了自由，就不会再喜欢兵营化的严格管制。”在朝鲜，斯诺抱有某种预感，他密切注视着分别由苏联和美国占领的地区正在出现的政治上两极分化的格局，两方以三八线为界相互对峙。还在东京时，斯诺见到了吉姆·贝特兰，他作为新西兰远东委员会的顾问回到日本，仅仅在几个月前他才离开东京，当时他是被解放的战争囚徒。自从埃德1941年1月从香港回国后，两人就没有见过面。斯诺现在的体重“略微增加了一些，他那波浪式的黑发中也夹杂了灰色”，贝特兰回忆。(27) 　　1946年春天，埃德回到美国，这一年将是他个人生活的重要转折点。在纽约，为了俄罗斯的战争救济一事，一些演员、艺术家和作家举行了戏剧结束后的聚会，在这次聚会上，斯诺与洛伊丝·惠勒相遇。这位年轻的女演员与年长的、从国外回来的战争记者，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似乎是那种典型的“一见钟情”。洛伊丝是加利福尼亚人，来自斯托克顿，她获得了奖学金，来到很有声望的表演学校“邻居剧场”学习，在学校里，她还在马撒·格雷厄姆的指导下学习舞蹈。当埃德闯入她的生活时，她正在莫斯·哈特轰动一时的喜剧《亲爱的鲁斯》中担任主要角色。她和埃德都忙于各自的事业，但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们仍然经常见面。第二年年初，当埃德因《邮报》的任务返回欧洲时，洛伊丝正在百老汇演出阿瑟·米勒的《我的所有儿子们》一剧，该剧是米勒的获奖作品，最终使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合约期满后，洛伊丝前往纽约与埃德会合；他们共同度过了1947年的夏天，驱车穿过曾经遭受战争蹂躏的大半个欧洲。后来，洛伊丝回到纽约，成为一个演员工作室的创始人，在那里，她与诸如李·斯特拉斯伯格和伊莱亚·卡赞等著名导演共事。在20世纪50年代，她继续演出戏剧、电影和电视，直到麦卡锡主义逐渐扼杀了她的职业生涯。 　　洛伊丝·惠勒的父亲曾担任过两届斯托克顿市长，据洛伊丝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共和党人，饮食很考究，直到因破产而一文不名”。对他的4个孩子来说，他是一个“严厉而又慈爱的父亲，尤其是当我在纽约的戏剧界遇到坏人，有了危险时”。她的母亲在这一时期经常生病，加重了家庭的负担。洛伊丝和她的兄弟以及两个姐妹都曾在天主教学校学习，姑娘们在女修道院。(“我的余生都用来克服它的影响!”洛伊丝最近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洛伊丝后来上了斯托克顿的太平洋学院，在大学里，她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在当地的商店里卖冷饮，做模特”。这所学院有个出色的戏剧系，它“激发了我对生活的兴趣”。(28) 　　在欧洲，埃德以前的肾炎突然发作，使他深受折磨，1947年夏天和秋天，他两次进瑞士伯尔尼的医院治病，前后花了好几个星期。医生给他使用了大剂量新近开发的抗菌素链霉素，很可能使他免于被割去一个肾，但是，他的炎症从来没有彻底根除，“一个顽强而又机智的小动物”，他在写给《邮报》外事版编辑马丁·萨默斯的信中这样形容攻击他的细菌。(29) 　　1947年年底，当斯诺在巴黎逗留时，他对战后世界的幻梦再次破灭，他感到很不愉快。肾炎的困扰也无助于他振奋精神。他以前曾认为，一个“真正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将为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新秩序树立榜样，在这个新秩序中，既包括解放了的殖民地人民，也包括一个更安全，从而也更容易相处的苏联。但与这种思想同时存在的，是逐步升级的全球性冷战。世界大多数国家，以及“你们和我”，他从碧瑶给他的朋友克劳特夫妇写信说，都“将深受美国与苏联之间权力之争的影响。对此我看不到任何乐观的结果”。无论美国现在采取干涉主义，还是走向孤立主义，斯诺预言，“每一个人都将面临美国持续多年的重整军备和战争经济”。展望前途，他感到很悲观，他再次力图解决政治权利与经济公正这一两难问题。他既具有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民主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又同情主张专制的革命左派所提出的社会解放目标。(30) 　　美国人“在言论、集会、结社和实践活动中所依据的政治权利，对于普通人来说，甚至近在200年前都还不存在。”斯诺告诉克劳特夫妇。而这些权利一旦失去，便决不会自动恢复。因此，人们在把这些权利让与少数人，从而获得某些利益的时候，“必须极为谨慎”，而无论少数人怎样说。但是，斯诺又说，对于从未经历过这种历史，从未体验过这种自由的众多“落后国家”来说，“当它们以一种政治独裁取代了另一种独裁，从而争取到某种程度的经济民主的时候，显然也是一种收获。”然而，斯诺当时所论述的问题，普遍存在于他战前在日记中表述过的思想，“下述情况现在不存在，迄今为止也从来不曾有过，即掌权的少数人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是以牺牲自身的利益为代价，来帮助绝大多数人谋福利。”少数人也并非不想“维持自己对权力的垄断，而只是试图使世界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事实上，斯诺承认，如果没有基本的政治因素，便很难存在真正的“经济民主”。当然，自孙中山以来，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中，虽然民主政治并没有实现，人们也对它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民主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团结革命力量、振奋革命精神的口号。无论如何，斯诺坚持，如果他是1917年的俄国人，或者是现在的中国人，“我很可能也是共产党人或者革命者”，因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国家民族的政治经验都与暴力、专制和独裁相连”。但是，对于一个真实的、作为美国人的斯诺来说，无论哪种类型的“少数人专制”，都是“时代错误和倒退”。他认为，美国人在坚持其政治自由的同时，也应使其“不完善的”经济民主确立“进步的目标”。政治民主的不完善不久就将更直接地影响到斯诺，当时，美国陷入了长达10年的反颠覆忠诚调查、清洗和开列黑名单等活动。总而言之，人性的改善看来仍然是极为曲折崎岖的。(31) 　　早些时候，在纳粹德国于1945年5月投降后，斯诺仍然寄希望于欧洲的未来。“实际上，与其他所有人比起来，”他从巴黎写信给兰德公司的编辑萨克斯·卡明斯，“我对今后20年的欧洲持乐观态度。……尽管人们在国内和在这里都能听到哀诉，但我们仍将与俄罗斯人融洽相处，因为，现在确实并不存在导致严重冲突的根本分歧。”俄国的“国内需要”在今后很长时期，都将是“它最重要的利益和关注所在”。但是到1947年，他在给克劳特夫妇的信中思想倾向已发生变化，他阴郁地写道，“我几乎不再相信苏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种前景，他开始归咎于莫斯科，认为这至少和它的不妥协态度、“政策失误”、“用强制手段取得意见一致以及实行专制独裁”有很大关系，他对美国反苏运动的谴责与此类似。(32) 　　无论如何，斯诺感到，反苏运动风险极大，有可能引发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带来极大的灾难，并使人们反对在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革命，有鉴于此，他必须抵制美国日益严重的反苏倾向。1944年底，斯诺在离开俄国前，曾与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进行了长时间秘密交谈。李维诺夫是前苏联外交部长和驻华盛顿大使，此时担任外交部副人民委员，他是个老练的外交官，与西方打交道很有经验，远远超过在克里姆林宫中掌权的那些强硬路线分子。斯诺问悲观的李维诺夫，苏联是否有可能“实行开放”，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怀疑和不信任”是否有可能消除。“一个作家能够干些什么，”他问道，“试图使事情运转?试图避免使事情变得更遭并导致更大的战争?”那正是斯诺试图遵循的信条，尽管战后那些年的事态发展使他的幻想破灭，他所承受的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作为作家，斯诺不可能制约各地掌权者的所作所为，而令人沮丧的是，掌权者看来既不接受他所开的处方，对他建立一个和平的、建设性的世界秩序的愿望也无动于衷。(33) 　　1947年，斯诺为《邮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由兰登书屋编辑成书。在文章中，斯诺以他特有的风格阐述了对俄国人的认识，即“伊凡”如何看待世界，他还发展了1945年致萨克斯·卡明斯的信中所表达的论点，即“斯大林肯定希望和平”。1946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斯诺在撰写这些文章时，住在著名的亚多休养院，它专为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服务，位于纽约的萨拉托加温泉附近。这是一所由人捐款修建的休养中心，斯诺是应邀来此工作的客人，他能够住进来，是通过史沫特莱的安排，史沫特莱是那里的常客。斯诺论述了应如何看待俄国人的观点，他批评了战后美国的政策，例如，他指责华盛顿至少间接地支持了西欧在亚洲的殖民征服活动，谴责美国支持蒋介石挑起中国的内战，等等。这些政策与斯诺对战后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冲突，他认为，世界正处在革命性变革之中。为了强调俄国人对和平的渴求，斯诺详细描述了在二战期间，在苏联对希特勒的战争中，他在苏联亲眼看到的令人震惊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在奇特而曲折的历史发展中，苏联以巨大的人员伤亡为代价，拯救了自己。然而，对这种巨大的伤亡，直到近半个世纪后苏联解体时为止，西方了解得一直很不充分。斯诺重新提到了他在1941年对战后世界秩序的估计，认为美国将再次成为先驱和领导者。他断言，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政策，以促进世界的合作”。现在，美国显然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强国，应该采取主动，寻找与俄罗斯人的共同之处，利用两个大国的最高级会议，尽力达成一致意见，使之符合双方的利益，为苏联(和其他盟国)的重建提供主要贷款，增进双方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交流。他指出，各国共同商定的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应该压倒新的军备竞赛。“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上，人们可以安心地进行一切所需要的社会变革。”斯诺在1949年写的一封信中说，他的目标是提出一个方案，依据这项方案，“我们(美国和俄国)可以在这个进步的世界上共同致力于维护稳定的和平”。但是，对于美国国内和国外所存在的强大的反动倾向及其发展势头，斯诺显然也敦促人们加以反对，因为它与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现在，如果有一部书叫做《斯大林希望战争》，那么它肯定会成为畅销书。”他讥讽地告诉克劳特夫妇。(34) 　　斯诺有关斯大林的文章在美国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正如《邮报》的编辑本·希布斯(他终生都是共和党人)后来所说，“当我们安排斯诺的文章时，我们就知道它将遭到最猛烈的批评和抨击，事态发展果然如此。尽管我们几乎每周都批判共产主义及其一切行为，但仍被贴上了共产主义刊物的标签。”这种“喧嚣持续了好几个月”。即使如此，希布斯指出，“如果出现同样的情况，我还会这样做。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尽到了努力。”斯诺请求人们以更为平和的态度看待俄罗斯人，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重新提出其观点的最后努力，即美国实行仁政，积极行动起来，利用它的强大力量“实现世界和平”。在莫斯科，人们显然并不赞赏他的努力。那一年，斯诺再次试图申请俄国的签证，但又被驳回。“是的，是的，又是以前进行过的战斗。”埃德指出。(35) 　　那一年，斯诺与杜鲁门的会晤也很不成功。埃德感到，自己以前曾是罗斯福在媒介的知心朋友，无话不谈，他试图与杜鲁门也建立这种关系。“明年我去国外工作时，希望能为总统干些什么，这完全是出于自愿，哪怕是对他有最微小的帮助。”他写信给白宫，请求得到杜鲁门的约见。在谈话中，斯诺希望使总统注意到，对于那些刚刚摆脱了封建主义的国家中的人民来说，他们主要是为争取人类平等而奋斗，而像美国人所了解的那种政治自由，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斯诺认为，苏联的制度尽管是专制独裁的制度，但它毕竟为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某些好处”。而在他那位好激动的密苏里同乡看来，独裁就是独裁。“对于受你控制蹂躏的人来说，”杜鲁门简洁地告诉埃德，“无论你怎么想，无论这样做对他是否有好处，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区别。”“罗斯福的去世挑了个好时候，”杜鲁门向斯诺吐露，“我现在所遇到的所有头痛的事情和困难，如果罗斯福在世，也一样会遇到。”(36) 　　莫斯科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中苏联集团的地位；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取代了共产国际；1948年初，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政变；斯大林在1948年将铁托清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打击了斯诺的论点。1947年12月，斯诺离开巴黎前往印度，甘地被暗杀时他正在新德里。他在印度以及后来在缅甸的日记揭示，他对世界局势日益悲观，甚至极度悲观。在仰光，一个左派朋友和他谈话时，试图使他明确表示，在“两个阵营”的世界上，他究竟站在哪一边，但是斯诺拒绝表态。斯诺气恼地答复，“俄国把这个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但不幸的是，世界上其实存在着许多阵营。”而他“一般说来，并不喜欢属于哪个阵营”，他补充道，并总是很警惕从政治上对他归类的做法。更坦率地说，斯诺现在感到，苏联在欧洲正扮演着“新型帝国主义”的角色。“现在正是好机会，我们有可能共同对苏联的政策施加影响，”他写道，“但是除了战争之外，别无它途。”这种新孤立主义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他在珍珠港事变之前的思想，他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在一国实现民主制度”的政策，这显然是和斯大林“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开玩笑。(37) 　　在个人生活方面，随着与洛伊丝关系的进展，斯诺更急于和海伦离婚，但离婚诉讼久拖不决，从表面上看已陷入僵局。(1946年12月，斯诺在去欧洲前，曾与海伦的律师在纽约协商，但毫无结果。)又过了两年多，直到1949年5月17日，他们的离婚才最终在纽黑文获得批准；5月26日，洛伊丝与斯诺结婚。尽管他们的离婚迁延已久，双方大动干戈，但此时离婚，毕竟对海伦和斯诺都有好处。对于海伦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不必再像她所说的，“像对待孩子那样照顾”埃德，她首先想到的，显然是“自由自在，独身一人，撰写我所有的著作”。而对于埃德来说，他已经44岁，离婚使他有机会重新结婚，他现在感到，与洛伊丝·惠勒结婚，可以享受到温馨安定的家庭生活，离婚也使他有机会生两个孩子：克里斯托弗和西安。按照海伦的思维方式，埃德“想问一个对他倾倒仰慕的人结婚”。洛伊丝不像佩格那样雄心勃勃，坚毅果断，她的气质和性格显然与佩格截然不同。1952年，斯诺写信告诉贝特兰，尽管他现在的生活很平淡，远远比不上激动喧闹的中国岁月，但是“他对这种生活很满足，夫妻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38) 　　除了这些个人事务，1948年年底，斯诺在《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铁托与斯大林的决裂。他强调，“铁托的异端邪说”动摇了苏联所提出的“两个阵营”世界的理论，而南斯拉夫正是“第三个阵营”的不祥之兆，代表了莫斯科势力范围之外的那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斯诺指出，10年前他在中国就觉察到这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拥有自己的军队、土地和行政机构。第二年，斯诺在《邮报》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继续以这种不成熟的铁托—毛泽东式的观点，对新中国进行分析。斯诺有关铁托的文章最有力地揭示了他的民族共产主义论点，揭示了长期以来他对莫斯科支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感，揭示了他对西方共产党绝对屈从于克里姆林宫的蔑视。“贝尔格莱德所开始的进程，”他声称，“并没有瓦解或分裂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而是否定了俄国人对它的专制控制。”然而，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后来的事态发展中，“否定”和“分裂”密切关联，它所起到的破坏作用，远远超出了斯诺最初的预想。(39) 　　尽管斯诺谴责了斯大林在国内和东欧卫星国的暴政，但他仍坚持最初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已不再以全球合作，实现国际的友好、安全与进步的面目出现。“可以说，甚至在一年多以前，”斯诺坚持认为，“斯大林肯定希望和平，肯定认为大规模战争的后果难以预测，试图避免或拖延这种战争。”苏联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十分虚弱，以致于不能向西方挑战，因而他们准备满足于在欧洲所拥有的帝国，但这一点很难证实，而且不是很靠得住。“除非我们试图用武力把俄国人从东欧赶走，”他认为，“否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之间决不会爆发全面战争。”然而他们目前的前途惨淡。俄国人是“国际象棋的高手”，他们将等待时机。“现在，他们在盘面上不占优势。”他们必须走成“僵持下的和局”，即他所谓的“冷停战”。(40) 　　近一年后，斯诺在从纽约写的一封信中，仍然为他1947年的建议辩护，他不那么肯定地指出，美国或许能够“削弱”克里姆林宫中那些强硬派的影响，这就又回到了1944年他在与李维诺夫的谈话时所提出的论点。然而，“我们本国的反动分子已经获胜”，而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中的那些反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也取得了胜利，由此关闭了狭窄机会之门。斯诺至少还坚持着他长期信念中的一部分，即一个“更好的”美国将在国内外获得胜利。“我们美国社会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缺乏一个开明进步的领导，难以领导世界。”尽管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但迄今对这种力量的运用却困难重重，超过了其他国家所遇到的阻碍，无论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苏维埃俄国、大不列颠还是法国”。根据这种见解，美国人“不应该丧失信心，而应该相信自己有能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比他们“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就更大”。(41) 　　斯诺认为，分裂的欧洲正处于东西方“冷停战(和平共处?)”的僵持状态，在莫斯科的势力范围之外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非斯大林主义的“第三阵营”，20世纪50年代，当冷战日益加剧的时候，斯诺就是以这种思想来看待世界。有关“第三阵营”的思想包含着他最重要的观点：激进革命仍存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者第三世界，美国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担忧和恐惧，或者加以反对。出于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利益，这种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并非必然扩张苏联的势力，而实际上，它却有可能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特别是如果美国采取明智的政策。 　　1949年4月，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斯诺在《邮报》的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邮报》的编辑们感到很有必要声明，他们对这些观点不承担责任。“经过对中国10余年的直接研究，”斯诺写道，“我认为，苏维埃俄国难以有效地控制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指出，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第一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国家。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在理论上”一直是国际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始终是民族主义者，一直在从事民族独立运动”。在这里。斯诺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不再持以前那种更为复杂的辩证观点，不再认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斯诺声称，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袖，他公开批评了莫斯科的代理人，铁托则不是”。斯诺列举了所有的因素，阐述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把中国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革命经历和各项政策，阐述了斯大林在战时和战后显然更愿意与国民党打交道，更愿意支持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的做法。现在，莫斯科“必须与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的外国大国打交道，它拥有为维持真正的平等和独立所需的一切手段”。然而，斯诺仍谨慎地补充道，如果期待俄国人重犯导致他们丢掉南斯拉夫的错误，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将极为小心地行事，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美国人的疏忽失误，并借此争取自己的成功。”然而，从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不愿意使中国的民族利益从属于克里姆林官的利益”。如果美国“彻底抛弃干涉主义，历史发展所需要的所有必要前提现在已具备。中国将成为独立的、不受莫斯科指挥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国家”。 　　斯诺认为，这种偶然事件很可能产生两种相似的结果，而事实上，两种结果的确都出现了。北京或许会成为“某种亚洲的莫斯科，东方的罗马，鼓吹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摆脱莫斯科的控制”。但是，它或许也会“成为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阻止俄罗斯民族主义借助共产主义名义在东方的扩展，如同贝尔格莱德在西方所起到的作用那样，成为一道有效的屏障”。殖民主义时代已经在亚洲终结，斯诺断言，要想在那里恢复帝国已经太迟了，“不仅对俄国来说已经太迟，对其他强国来说同样如此”。1993年，有人利用俄国和中国的档案资料，研究了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之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得出了与斯诺1949年的分析类似的结论，该研究认为：“毛泽东不想使中国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根据毛泽东的观点，他与苏联的同盟，只是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适当地位的第一个步骤。”(42) 　　但是，正如斯诺所看到的，“疏忽失误”和“估计错误”所在多有，既发生在美国人和俄国人身上，也发生在中国人身上。还要再过几十年，并在亚洲发生若干灾难性的冲突之后，中美两国才达成谅解，斯诺的设想最终得以实现，而斯诺在这一过程中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参与者。 　　其间，毛泽东的中国迅速地加入了苏联阵营，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与新中国深刻敌对的时代。1950年6月，朝鲜战 　　争的爆发，使中美两国陷入了敌对之中。斯诺“确信无疑”，朝鲜战争是由得到苏联支持的北朝鲜所挑起。华盛顿在台湾海峡进行了直接干预，与中国军队在朝鲜发生了冲突，向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全面的军事和政治支持，承认它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斯诺的观点——一个革命的、然而又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符合美国更长远的利益——肯定不再受欢迎。取而代之的，是关于谁“失去了”中国的相互指责，它折磨着美国的政界，随之而来的，是麦卡锡式的攻击，要挖出所谓中国的代理人，包括斯诺。而斯诺对中国所作的那种“铁托式的”推测，此时不再为北京所欢迎，当然也不受莫斯科的欢迎，当时毛泽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消除斯大林对他的怀疑。斯诺开始感到，他“在所有的阵营，都是‘不受欢迎的人’”。(43) 　　在自由主义的《民族》杂志上，斯诺对1951年进行了阴郁的评价，他现在开始经常给这家刊物投稿，在文章中，斯诺对世界的前途极端悲观，他预言，将要出现全球性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由于受到大规模朝鲜战争及由此而引起的军事集结的刺激，美国人的反共目标将从遏制转向“解放”，即解放中国、东欧和俄国。他描述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战略，即在世界各地都掀起由苏联和中国所支持的革命内战，向美国发出挑战，并把它卷入到战争中，使美国为了维持现状而进行无效的、代价高昂的干涉。他现在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欧亚共产主义轴心国”自愿的、忠诚的伙伴。鉴于他曾强调，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有可能成为阻止俄国在亚洲扩张的屏障，现在他把中国南方与印度支那的交界地带生动地称为“苏联帝国的外缘”，而中国则是共产党集团革命战略棋盘上的亚洲棋手。尽管中国人不是“俄国的奴隶”，斯诺1953年在《民族》杂志上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进一步指出，但“铁托的前景目前可以排除”。(44) 　　斯诺感到前途暗淡，他情绪悲观，对事态发展感到无能为力，与此相应，1950年12月，在中美朝鲜危机最紧张的时候，他写信给《邮报》的编辑希布斯，“我厌恶这种可怕的消耗和虚无的前景，盲目的力量、愤怒和愚蠢正在把我们都引入其中，人类将面临厄运，对于这个希腊悲剧的不幸结局，我毫无兴趣加速它的到来。我只想大声疾呼：‘停止!’”他补充道。(45) 　　斯诺既是《邮报》的定期投稿人，也是它的副主编，但是，正如上面的信中所表明的，这种关系现在也遇到了麻烦。尽管他继续得到希布斯和外国版编辑马丁·萨默斯的尊重和支持，然而，由于《邮报》持明确的反共立场，与斯诺的观点不同，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这无疑使双方都面临困境，由于极右分子加在他身上的“共产党”标签，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当时，在主持审问和调查的国会听证会上，不时有人提到斯诺的名字和他那本现已“声名狼藉”的《红星照耀中国》，但他从来没有受到这些委员会的讯问。1947年，斯诺曾为《邮报》撰写了有关斯大林“希望和平”的文章，引起了某些人的狂怒，这对他是一个警告信号。1948年初所发生的事件则提出了进一步警告。 　　在印度，斯诺为《邮报》撰写了值得纪念的重要文章(在第五章中曾提到)，阐述了遭到暗杀的甘地的遗产。斯诺指出，甘地承认，国家的作用在于，它是“达到社会民主的必要工具”，十分奇怪，《邮报》的编辑在斯诺的评论之后，增加了一段话，“尽管他所理解的民主制度，决不会混同于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的那种警察国家”。斯诺写信给希布斯，对编辑未经他的同意便对文章进行窜改感到极为愤怒。他尤为生气的是，他的文章本来是对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进行赞美，向这个迷恋战争的行星传达某种“信息”，但却被无缘无故而又刺耳地插入了这种冷战的“陈词滥调”和流言蜚语。斯诺对于把他与目前控制着新闻媒介的冷战斗士联系在一起极为愤怒。随后，斯诺从罗马写信给希布斯和萨默斯，他不再那么怒气冲冲，在信中，他转弯抹角地解释了他对编辑插入“警察国家”一语的强烈反应。他指出，用这一措辞向读者表达他的意向，“否定一个我试图同情的，并曾在你们的专栏中用友好的措辞进行解释的国家，使我显得极端伪善”。斯诺一直认为他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但是这种感觉并不真实，尤其是在战后初期的那些年。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斯诺那些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并不是通常那种“帝国主义的”、反苏的夸夸其谈一类东西。自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以来，莫斯科就把斯诺看做一个危险的、颠覆性的重要宣传家，他为所谓美国的“中国牌”战略摇旗呐喊。1950年3月，斯诺亲自告诉萨默斯，尽管有来自俄国和中国的反响，但他仍“极为欣赏”他所撰写的那些有关铁托和中国卫星国的文章，他指出：“它们属于我最好的作品。”(46) 　　埃德逗留国外期间，希布斯迅速把美国的真实情况通知斯诺。“直截了当地说，”希布斯写信告诉他，“在美国，经常有许多人恶毒地攻击你，那些人误人歧途，但他们又很坚决。”他强调，他和萨默斯都“支持你，竭力为你辩护”，并将继续这样做。而斯诺本人，即使在最初反应最强烈、甚至提出辞去《邮报》的工作时，仍表示这“决不会影响到我对你和马蒂的个人感情，决不会影响这种交往对于我的全部意义”。这件事逐渐平息下来。希布斯感到，埃德的最后一封信“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使他“颇感欣慰”。至于斯诺的“辞职”，希布斯已最后说道，“我们希望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工作，因为你是个了不起的记者。……目前，我们对斯诺辞职之类的事情毫无兴趣。”(47) 　　对斯诺来说，无论当时还是以后，他都把新闻记者的责任感摆在首位，就这件事情而言，他既不愿“助长”他所认为的美国的反共倒退势力，也不愿“煽动”美国的战争情绪。这是个道德问题，在他为《邮报》工作期间一直困扰着他，鉴于他和《邮报》对国内和国外事态发展的看法日趋分歧，这个问题将继续困扰他。一方面，日益明朗的苏联的政策和行动，只能使他对那一地区的认识更加悲观；另一方面，1950年麦卡锡参议员在政治上的表现，使他对美国也深感不安，担心它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镇压和政治迫害，这种迫害既利用了美国人对共产党在国内外威胁的恐惧，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恐惧。 　　这个问题在1950年成为主要问题。萨默斯向埃德建议，他应该为《邮报》撰写一份情况简介，介绍苏联的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在30年代中期的莫斯科审判中是臭名昭著的国家检察官，该审判导致了一大批共产党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丧命，他们都曾是斯大林的同志。当斯诺详细撰写他的作品时，他对那些虚假的公审和与此有关的大清洗，对维辛斯基在巩固斯大林对党和国家的绝对独裁方面所起到的迎合作用，都进行了严厉的控诉。斯诺还论述了战后维辛斯基在确立俄国对东欧卫星国的控制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如同以往一样，斯诺对这位俄国官员的描述特别有趣，但也决不片面肤浅。(48) 　　但是，到1950年3月，斯诺完成他的初稿时正值麦卡锡事件爆发，他写信告诉萨默斯，说他决定撤回那篇文章。“我真是个逃避现实的人!关切着俄罗斯的事务，对本国的情况却心不在焉。”当斯诺和萨默斯就此事交换意见，进行讨论时，埃德希望至少给这篇文章加上序言，与美国自己正在开展的(危害较小的)政治清洗运动进行比较，并就此提出警告。萨默斯对此没有做任何事情；他认为这是个不必要的“辩解”，因而此事搁置了几个月。到夏末，斯诺似乎相信麦卡锡很忙碌，他这时也受到了参议院泰丁斯委员会的怀疑，他写信告诉萨默斯，说他的文章即使没有加上序言，“现在或许也具有某种教育价值，而不会仅仅被看做是在支持麦卡锡的机会主义”。斯诺当时的报酬是根据每篇文章的情况而定，他每年应该提交6篇文章，这一因素对最终结果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最后，异峰突起，萨默斯告诉斯诺，他听说，“实际上，成功湖(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周围的每一个人都阅读了你的文章，几乎你的所有评论都深受赞赏。”(49) 　　甚至在维辛斯基事件之前，希布斯就告诉斯诺，他认为埃德“不应该为《邮报》撰写过于政治性的文章。”事实上，维辛斯基事件还没有爆发，斯诺已经转而为《邮报》的城市系列撰写旅游类文章，介绍诸如弗拉格斯塔夫、亚利桑那和阿卡普尔科等引人入胜的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城市恰好是年轻的斯诺1928年离开纽约时，渴望寻求发展机会的地方。到1951年，埃德最终辞去了《邮报》副主编的职务，这一次报社接受了他的辞职。1952年10月，斯诺写信告诉贝特兰，“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继续留在这个位置，来承担出版的责任，特别是出版有关远东的书籍，因为我感到，这些书籍是恶毒的、不诚实的书籍，并误导着美国人民。”然而，他似乎再次受到内心冲突的折磨，一方是“良心”，另一方则是玩世不恭，由于对世界潮流感到幻灭而产生的玩世不恭，现在，斯诺补充道，他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应该占据这个貌似神圣的位置”。(50) 　　此后直到1956年，斯诺继续偶尔为《邮报》撰写文章，其中包括一篇有关周恩来的文章，它坦率、真实、公正地叙述了周恩来的革命生涯、政治风格和个人品质。斯诺告诉米尔德里德，使他大为愤怒的是，《邮报》给该文章冠以“红色中国的绅士打手”的标题，而斯诺本人的题目是“戴红帽子的中国官员”。但是，对于《邮报》那些现在“过分谨慎”的编辑来说，“必须给每个标题都起个邪恶的名字，即使它与下面叙述的事情完全无关”。在那10年间，斯诺还为《民族》杂志撰写了一些较短的文章和评论，撰写了若干有关战时与罗斯福谈话的文章，为哈佛大学撰写了一篇专论，介绍他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尚未发表的笔记，发表了一些演讲。“这些工作多种多样，杂乱无章。”他在1956年告诉父亲。他还曾尝试写短篇小说，但是只获得了有限的经济上的成功。(51) 　　1950年初，斯诺所从事的另一项工作，涉及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最后一本书，那是一本朱德的传记，即《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史沫特莱1950年去世后，留下了该书的草稿。在史沫特莱生命的最后几年，斯诺和她的关系极为亲近，向她提供了支持和帮助。斯诺和洛伊丝·惠勒的婚礼是在斯尼登村贮木场的庄园中举行的，史沫特莱当时应朋友之邀住在那里。史沫特莱指定斯诺担任她的文学遗嘱执行人，斯诺和其他人一道，对她的朱德手稿加以修订和编辑，并准备出版。50年代中期，该书最终由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在史沫特莱入医院治疗并死于英国之前，她一直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住在一起，从中国岁月起，塞尔温-克拉克就是她的朋友。斯诺给住在伦敦的塞尔温-克拉克写信，对她表示感激，并告诉她，史沫特莱“现在正安身于她一直渴望去的英烈祠中，在那里，她能够倾听在革命中阵亡的勇士们讲述的故事”。“就我来说，”斯诺补充道，“我认为她很快就会对那个可爱的地方感到厌倦，并将着手改变那里的状况，年老的卫士和统治着它的圣人们掌权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在纽约，斯诺在他组织的纪念会上，对史沫特莱作了动人的赞颂。(52) 　　尽管如此，斯诺的大部分时间仍用于写作《复始之旅》，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地写作，他常常围绕着他们那所舒适的，看上去很气派的住宅“悠闲地散步”，那里靠近哈得孙河，位于新泽西州半农村地区的罗克利，乘车去曼哈顿不远。斯诺夫妇在纽约州帕利塞兹丘陵附近斯尼登村的贮木场租了一所房屋，那里是曼哈顿文化知识界的世外桃源，两年后，即1952年，他们买下了那所住宅。他们的罗克利住宅正好在斯尼登村贮木场一带跨越新泽西州的边界，距公路约有1英里。“在春天和夏天，我们总有些麻烦的零活：菜园、修理、剪草坪，等等。”1953年，斯诺写信告诉米尔德里德。他把旧谷仓改造成一个“宽敞、明亮的工作室，墙上镶着柏木板……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自豪地告诉他姐姐。(这间带浴室的工作室后来租了出去，以获得额外收入。)“我们随心所欲地生活，感到自己非常幸运。”1953年10月，埃德在写给詹姆斯·埃德加的信中说。他们的孩子克里斯和西安是“身体健康结实、皮肤黝黑的野蛮人”，他告诉父亲，而且他“非常高兴”他们有机会与大自然相处，那里“空气清爽洁净，开阔的草原和邻近的森林以它那奇妙而神秘的迷人魅力紧紧吸引着他们”。虽然斯诺的写作计划不能带来大笔收入，但他们一家4口仍然设法生活得足够舒适，尽管由于持续的现金收益问题，他们总是经济拮据。(“亲爱的赤贫中的合作者”，1959年，埃德就是这样开始他致洛伊丝的财务报告。)根据法庭判决，斯诺每月应向海伦支付187.50美元抚养费，对此埃德不但在原则上强烈地反对，而且他所反对的主要也正是这一点，他常常不支付这笔钱。洛伊丝承受了大部分经济负担，她也是一位积极主动，很有能力的家庭主妇。在50年代初，她曾在百老汇长盛不衰的剧作《第五季》中担任主角，接着她又演过电视肥皂剧和“恐怖片”，在《指路灯》一剧中，她扮演一个面目“极端可憎的护士”，1954年，埃德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但是，由于洛伊丝本人也上了黑名单，她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并最终枯蝎。“与我们在中国岁月中所经受的愤怒、正义战争和坚定信念相比，与我在战时和战后初期对个人作用的夸张看法相比”，1952年，斯诺写信告诉贝特兰，我们现在生活得“驯服而顺从”。(53) 　　斯诺住在新泽西州罗克利期间，专注于家务，享受着田园生活，但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仍然没有放过他，他们以搜寻共产党为业，显然也从设在纽瓦克的总部对他进行了安全监视。也是在那些年，斯诺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民主党人罗伯特·迈纳成为好朋友，两人有时在周末一起打网球。1953年，政府特工人员以了解埃德在新闻界的熟人为借口，在斯诺家中与他进行了谈话。“斯诺先生坚定地指出，”他们报告说，“他以前从来不是共产党员，现在仍然不是，将来也决不会成为共产党员。”他们的结论是，斯诺的态度“很诚恳，很合作，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显然也很坦率”。(54) 　　由于和从前的中国朋友疏远，并对他们感到有点失望，在从事记者生涯和谋生之外，斯诺主要进行研究，他用很多时间从哲学角度仔细思考着世界的状况及其整个意义。至于他就《复始之旅》一书一直在做的工作，1954年7月，他写信告诉纳塔利·克劳特，他现在几乎已经“不抱任何错觉和幻想”。他承认，那本书将不会再具有他早期著作中的那种“青春、热情和活力”。“然后我才发现，世界上存在着邪恶，然后我相信，人民有能力消灭邪恶，非常迅速地消灭它。现在我懂得了，迅速消灭常常使邪恶继续存在，或者使它变得更坏，或者使它改换为新的形式。……然后我对人类抱有太高的期望。或许现在我对人类的期望值又太低。”人们有必要“认识到，今天的良好行为，明天就可能与坏事或邪恶为伍”，这种认识是“合乎逻辑的”。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思想就是斯诺相互冲突观点的中心思想：乐观地相信革命性变化和激进改革，而对人类和社会变得完美的内在可能性却又疑虑重重。 　　1954年，斯诺在给他的记者朋友达里尔·贝里根写的另一封信中，引用了他当时正在阅读的赛珍珠自传中的评论，涉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救世圣战。“‘试图拯救人民是很危险的，的确是极为危险!我从未听说过有谁如此强壮有力，足以承担这件事。天堂是个鼓舞人心的目标，但是，如果灵魂在半路上迷失在地狱里，又该怎么办?’这段话出自一个传教士的女儿，而我，一个密苏里印刷工人的儿子，从自己在中国短暂的福音传道岁月中，也得出了这个结论。”然而，斯诺的“福音传道”不久就将发生新的突变。(55) 　　松冈洋子战前毕业于日本的斯沃思莫尔学院，日本投降后，她在东京与斯诺成为极为亲密的朋友。20世纪50年代初，她去斯诺家里拜访时，显然觉察了埃德超然的悲观情绪。松冈战后任记者兼作家，她在1946年与斯诺相遇时，正与驻东京的外国记者共同工作。后来，她成为政治上活跃的左翼人士；她有独立见解，意志坚强，斯诺一直易于受到这类人的吸引，她也成为斯诺在日本的文学代理人。她拜访埃德时，对他最近为《邮报》写的文章大加谴责。她就这次会面在《复活之旅》一书的日译本附录中说，埃德“看上去十分沮丧，极度痛苦”，尽管他因新婚和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很快乐。她感到——当然是根据她的激进观点——“我对这个人的信任，在某些方面已荡然无存。”她对她所见到的情况作了尖刻的描述，“不假思索地”谈到了对埃德的感受：“他的住宅靠近纽约，我坐在客厅里。斯诺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默默无语地坐了一会儿。他脸上那极度苦闷的神情仍历历在目。”(56) 　　1958年，斯诺最终完成了《复始之旅》一书，并于同年由兰登书屋出版，尽管“从整体来看，该书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59年4月，埃德写信告诉贝特兰，但是它迄今卖出去的还不到12000本。他认为，其原因在于，麦卡锡的影响阴魂不散，而台湾院外活动集团和其他“反动分子”对该书的攻击也使它深受伤害。“这里没有任何宽容可言，”斯诺颇为抵触地抱怨道，“人们对任何为我们的中国朋友说好话的人都抱有成见，无论这些话如何真实，或者具有多么坚实的历史依据。”然而，至少是在当时，人们对于为中国人辩护的著作并未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他如果发现这一点或许会更加失望。斯诺给北京的老朋友寄去了几本书，寄给了艾黎、爱泼斯坦和孙夫人，但却毫无反响。“无论是你、爱泼斯坦还是苏西(即孙夫人)，对我的书都没有任何反应。”1959年1月，埃德在写给艾黎的信中说，“很遗憾，人们不但未能在广泛的领域取得一致意见，反而像鼹鼠似的躲在狭窄的角落里，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争吵不休，对这些小事，他们近来的经历和看法也有很大差别。”(57) 　　斯诺抨击了苏联在东欧的帝国主义行为，重新强调了铁托对中苏关系的潜在影响，很明显，到那时为止，在中国人看来，这些观点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他在书中对30年代与孙夫人谈话的回忆也属于这种性质，这些回忆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也令人难堪，使问题复杂化。斯诺回忆了他们当时的谈话，他指出，孙夫人不信任任何中国政治家，除了孙中山。根据斯诺的记载，孙夫人当时还说，“我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感比对其他人要少一些。”斯诺没有对新中国——他迄今还没有亲自访问过新中国——进行详细的介绍，以及他在世界各地的风流逸事，很有可能也激怒了那些讲政治的中国朋友。实际上，斯诺在书中只论述了战后初年的事情，并没有涉及他新的婚姻和此后的生活。艾黎很神秘地写信告诉埃德，他已“仔细阅读了”那本书，并说，真希望“你能在这里多住些时间”。斯诺对此答复说，“几年前我没有回去，那不是我的错，当时我就提出过请求。”(58) 　　无论如何，《复始之旅》的出版对于斯诺来说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方面，他在美国恢复了中国通的形象，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该书也为他重返中国奠定了基础。他收到了“纷至沓来的，至少是为数不少的邀请”，他写信告诉贝特兰，“请我去无线电台、电视台、大学和市民团体发表演讲，这种情况说明，有思想的人确实渴望了解中国，到目前为止，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新中国仍像古代中国一样遥远”。斯诺再次指出，中苏关系并没有阻止，而是为美国提供了机会，使之能够采取更积极的中国政策，这种说法实际上为中国在1960年邀请他访问北京创造了条件。或许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情况相似，斯诺所提出的论点，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当时还不准备公开宣布，或者公开表示赞成。“如同俄国今天的情况一样”，中国“在40年代也不是我们所能控制和占有的国家”，他写道。接着，斯诺以满满4页纸，对他1949年在《邮报》上发表的“中国卫星国”一文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反复陈述。他断言，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学者否认我的分析的正确性”。(当然，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斯诺没有再次提到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本人曾把中国描述为苏联帝国的一部分。)“显然，中国不仅在政治上与俄国地位平等，而且它有资格享有这种地位，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上4个主要强国之一。”然而，斯诺认为，长期以来，美国采取了主动亲蒋介石的政策，干涉中国内政，它使中苏两国的潜在“矛盾”退居次位，也使美国“不断改善”与新中国关系的努力化为乌有，并继续成为新中国的“头号外国敌人”。因而，斯诺坚持，美国应该立即改变这种政策，把必要的现实主义的考虑放在首位，用他1949年的话来说，利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抱负和俄国民族主义扩张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与铁托主义无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久就将通过斯诺来传递这个信息。 　　对于更广阔的世界范围的问题，斯诺信奉的是道家思想，即世界分为善与恶，两者相互关联，又互相渗透，早些时候，他曾对纳塔利·克劳特提到过这种理论。他以这种观点来看待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和美国在亚洲实行的干涉，认为它们都具有他所谓典型的“新型‘帝国主义’”的特征。因而，苏联人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他们既是解放者，又是监狱看守；既是革命者，又是剥削者；既是慷慨豪爽的同志，又是可怕的伊凡雷帝，一心进行报复的惩罚者之父”。他再次回到了他在1949年所提出的预言，认为铁托的异端邪说标志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新的异端的兴起”，这一过程“由于斯大林对东欧的镇压而延误，但它今天仍然存在”。(60) 　　在亚洲，美国“嘴上说支持各地的民族自由，实际上却摇摆不定，它忽而赞成独立，忽而又支持封建领主；忽而是解放者，忽而又成为独裁者的同盟”，斯诺写道。对于战后遍及亚洲的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美国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公开的援助，也没有表示过值得一提的同情和理解。在这里，斯诺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作用为例，指出，美国曾支持法国重新征服印度支那，但法国的企图失败了。在那一章的结尾，斯诺指出：“最终，离开的是法国人，留下的是当地人，而付钱的则是美国人，而且直到现在，这笔钱也没有付完。”(61) 　　在热核战争中没有胜者，有鉴于此，斯诺认为，冷战已变得不那么危险，它已进入一个“对抗性共存”的阶段，他对此所下的定义是：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全球竞争。他重新提到他在1948年所提出的警句，即美国在“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的观点。“再出色的对外政策，其重要性也要逊于它所由以产生的社会制度的成功，”他断言，“而当美国在国外追求冷战目标时，美国国内已经令人惊恐地积累了严重的问题。”它们包括：教育、种族歧视、疏远青年人、公共医疗保健问题，等等。“现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每个国家都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严重错误，然后才有资格指责他人的微小不足。”他最后说道，他避开了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对外干涉行为。斯诺开始把他的变革热情转向国内，这些观点和他早期的思想截然相反，他以前曾认为，美国在完成国外解放使命的过程中，在国内将获得“更高的民主”。(62) 　　对斯诺来说，20世纪50年代是职业和政治上都很凄惨的10年，但在50年代的最后一年，他又回到了远东(尽管还没有返回中国)，这一次，他是作为美国国际学校的社会科学教师，参加了1959～1960学年度时环球旅游。斯诺当时在经济上仍很“拮据”，因而他接受了资助，期望此行将有助于恢复他与亚洲的联系，并计划在旅途中撰写一些文章，有可能的话在回国后集结成书。部分是为了削减生活费用，在那一年，洛伊丝和孩子们搬到了瑞士，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并把新泽西的住宅转租出去。斯诺的写作任务越来越多地来自欧洲的报刊，这将导致他永远“离开”美国，尽管他经常回国旅行，并继续保持着与美国的工作联系。后来，斯诺夫妇在日内瓦附近的埃善镇斯尼克村购买了一所旧的农庄住宅，并进行了修理。那里就是斯诺最后患病和去世的地方。(63) 　　当新的10年即将开始之时，当世界政治的车轮即将把他与中国重新联结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了辛酸之感。斯诺随国际学校旅游经过香港时，他与佩吉和德丁住在一起，否则就会感到孤独和漂泊，感到他在那里没有朋友。他郁闷地考虑着第二年的生日，“天啊!”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次回到中国。“今晚，我突然感到疲劳、孤独、凄凉、年迈和与世隔绝，没有一个可以聊聊的人。”他在日记中草草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够再次发挥作用吗?”(64)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