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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返回中国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后不久，斯诺就进行了重访中国的第一次尝试。他致函毛泽东，向北京提出请求，并通过工合时期的老同事，脾气暴躁的陈翰笙转达了这封信。陈翰笙当时住在纽约，准备在1950年返回中国，在新政权下生活和工作。正像斯诺后来告诉艾黎的，他请“可靠的翰笙”转交信件，但是，“自从这个坏脾气的老翰笙回国后，这些年来他一直杳无音信，实际上，直到现在(1959年)也没有任何回音。”这种沉默并不奇怪，它既因为斯诺在坚决反帝的中苏同盟期间，曾撰写了不受欢迎的作品，也因为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出现了强烈的反美情绪。① 　　1955年，斯诺再次进行了尝试，他又给毛泽东寄了一封信。此时似乎是个吉利的时间。那一年，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达成了解决印支冲突的临时协议，尽管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主动伸出的手相握而臭名昭彰。接着，美中两国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谈判，后来这一谈判改在华沙。当时，斯诺提出了一种论点，即氢弹的恐怖幽灵必然使冷战发生突变，由“竞争性共存”取而代之。尽管日内瓦谈判进展缓慢，但是，“谈判总比杀人要好得多，谈判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而杀人对此却无能为力。”1957年9月，他在写给艾黎的信中说。“根据这里的传闻判断，”他又说，“美国记者不久就有可能再次访问中国。”② 　　在几周前致毛泽东的信中，斯诺说他感到“很奇怪，我几年前写给你的信，为什么一直没有收到复信”，尽管他“当时确信”，主席收到了那封信。他告诉毛泽东，他现在认为，“如果像写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时那样，允许我自由地进行调查和访问，那么，依据我的亲身考察”，他可以写出一些“很有帮助的报道”。显然，斯诺在提醒毛泽东，那本书曾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很大好处，并表示他有可能写作一部新的《红星照耀中国》。如果毛泽东“愿意”让他收集撰写文章和著作所需要的资料，埃德继续说，“我希望，美国国务院能够很快撤消禁令，并批准办理为此所需的护照。”但是，还要再等5年，等到北京和华盛顿作出某些错综复杂的特殊安排后，斯诺的旅行才可能成行。③ 　　1957年，斯诺的确接到了中国的邀请。那年年初，由于一起奇特的事件，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关系协会邀请他和他的家人访问中国，没有规定停留期限。给斯诺的信是由艾黎寄出的，他神秘地指出，“兹附上前往中国的邀请，有可能的话，请全家一起来。”斯诺回答说，时间的选择很不凑巧。“现在，我只能够说，一俟完成这里的工作，主要是《复始之旅》一书……我便将尽快动身去远东。”他“很高兴”将在北京见到他们，他补充道，当他在美国安排好费用支付的问题后，将在几星期内再给艾黎写信。④ 　　斯诺的这封信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他在几个月后所写的另外一封信，也毫无回音。我们只能推测，该邀请是中国1957年早春解冻天气的副产品，当时在中国，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在毛泽东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指引下，出现了戏剧性的解冻气候。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以镇压制裁为特点的反右运动接踵而至。然而在那一年，中国人也开始对莫斯科表现出更公开的独立性，并对苏联进行了更明确的批评，在斯诺看来，这种姿态或许是更有意义的因素。 　　1957年12月，在答复斯诺的各种询问时，艾黎在信中似乎是在鼓励埃德，他含糊地建议，斯诺应该与中国驻外国的某个大使馆进行联系，“并且尽一切努力使这次旅行过得舒适愉快”。第二个月，即在他收到第一封邀请信近一年后，斯诺写信给迄今尚未回信的两位中国“主人”，称他现在“焦急地渴望着接到你们的邀请”，并提出，希望在3月中旬到达中国，进行为期3个月的访问。⑤ 　　接着，斯诺写信告诉艾黎，提出了他的旅行计划，“如果可能，我希望你和苏西(孙夫人)或某个能够积极促进此事的人谈谈。”他的计划的核心部分，是“与毛主席本人进行长时间的坦率交谈”，他指出，这一谈话“在开辟国际关系新领域方面，很可能将证实是很重要的，就像22年前的谈话一样”。但是，艾黎现在回避了斯诺的请求。“很抱歉，我对此无能为力，帮不了你。”最终，他在6月份写信告诉埃德。“每个人都很忙，我几乎谁也见不到。”埃德好不容易才得到消息。“风向又改变了，”1959年1月，他在写给艾黎的信中说，“对我所询问的”希望去中国“考察”的请求，“无论你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给我任何答复”。这真是“太糟糕了”，因为，现在“有那么多人等待着”斯诺的报道。他的确“接到了一份又一份邀请，请他去谈谈中国问题”，路易·艾黎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⑥ 　　《复始之旅》一书对推迟斯诺返回中国一事，或许也起到了某些作用，斯诺也倾向于这样认为，尽管从更长远的趋势来看，该书很可能有助于使他回到中国。1958年，中国发生了大跃进的动荡，而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都在奉行战争边缘政策，这一切使得斯诺访问中国的时机还不是很成熟。而事实上，斯诺在美国也面临着严重的障碍。“其程度与在中国的困难不相上下”，1958年年中，他写信告诉艾黎，“护照障碍继续存在，然后是经济的困境。”无论如何，斯诺所提出的，认为他的旅行有利于中国的观点，显然已经传递到北京。不久，艾黎将受到委派，为中国出面，向斯诺发出真正的邀请。⑦ 　　到那时为止，斯诺仍然认为，自己对太平洋两岸都有帮助。“那么，对他们双方更加糟糕、更加不幸的事情，”1959年春天，斯诺很自信地向贝特兰发牢骚，“我想是在于，在整整10年被荒废的时间里，两国都把我的观点视为瘟疫，总的来看，这样说没有多大出入。”然而，他又补充道，他迄今感到最失望的，是“我的同胞美国人无力超越双方的冲突关系，尽管这种冲突是由对方所引起”。此外，他还告诉贝特兰，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通过《复始之旅》一书清理了我自己的思想后，我竟仍然强烈地惦记着中国”。⑧ 　　十分奇怪的是，有关斯诺目前在中国是“受欢迎的人”的消息，也经由贝特兰告诉了埃德。对他来说，这标志着新的转折点，从此告别了50年代那“荒废了的10年”，重新恢复了他在国际舞台上作为重要参与者的作用，恢复了他“长期以来”对革命的新中国的“同情”，并使他得到了他一直祈求的机会，以便帮助他的同胞“超越”中美两国在过去10年中那种僵硬的敌对和冲突关系。 　　1960年春天，正当斯诺在国际学校的工作开始在欧洲逐步收缩，而他今后在中国的前途也毫无起色的时候，他意外地收到了来自新西兰的消息。当时，艾黎正在新西兰旅行，他请贝特兰向埃德转达他的“个人”邀请，请斯诺作为他的“私人客人”尽快去中国，进行为期3个月的访问。斯诺回电称：“请告诉路易，我渴望接受邀请。”⑨ 　　斯诺可以作为“作家”前去，贝特兰在进一步的来往信件中告诉他，当然，还要等埃德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允许后才能成行。正像斯诺后来所写的，很显然，即使是通过艾黎和贝特兰的“私人”渠道，他的请求之所以能够获得批准，“也仅仅是在他的请求到达最高当局之后”。如同他进一步指出的，住在北京的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对我在1960年获准进入中国一事极为感兴趣。他们认为，此事很重要，在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气候下，这件小事显示了有意义的动向”。只有美国国务院似乎不了解这种细微差别，反而“千方百计地迫使我非法地前往中国，假如我能够成行的话”。然而，在与华盛顿的官僚们进行了多次往返交涉后，斯诺去中国的护照勉强得到批准。经兰登书屋的贝内特·塞尔夫与《观察》杂志的加德纳·考尔斯之间的协商安排，斯诺被委派为《观察》杂志记者，在考尔斯的一再坚持和不断施加的压力下，美国国务院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结果。“既然《观察》杂志是一家有权向共产党中国派遣新闻记者的机构，”助理国务卿安德鲁·伯丁1960年6月在写给考尔斯出版社的信中说，“国务院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取消他的护照中有关共产党中国的限制。”国务院感到“十分不快，因为我们必须批准斯诺赴共产党中国旅行的护照”，一份致伯丁的内部备忘录指出。兰登书屋与《观察》杂志的关系，也向斯诺提供了这次旅行所需的经济支持。斯诺对这一切进行了总结，他说，因此，“在北京看来，我在进入中国时，是作为作家，而不是记者；而在华盛顿看来，我是作为记者，而不是作家。”⑩ 　　斯诺发现，他再次以自己所习惯的角色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既是记者，又是作家，并负有特殊的责任，这一次，他试图改变美国与红色中国之间冰冷的敌对关系。“打破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隔绝状态，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像我在1936年所做的工作一样，并且更为重要。”他就1960年的旅行写道。“我不能拒绝这次机会，它将产生辉煌的新闻报道，并将有益于历史，更不必说有益于两个国家的生存。”他以同样的气概指出，“我感到，我对中国和美国都负有责任，在这一时刻，我或许能发挥某种关键性作用。”他随后就这次访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相信，”斯诺还告诉毛泽东，“和平而又竞争的共存，最终必将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 　　为了增强斯诺的使命感，他在中国的老朋友们要求，他应该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美国人民，如同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为中国革命所做的那样。“可以想象，你在中国见到的每个人，都对你抱有很大的期望。”在他即将离开中国时，孙夫人在写给他的信中说。她敦促斯诺，尽管他在西方面对着种种压力，他仍然要具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要让人们说，埃德加·斯诺帮助人民开拓了认识真理的道路。”斯诺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对他进行了某种“谨慎的鼓励”。这位令人颇为敬畏，富有经验的左翼记者，现在以中国为基地，从事作家兼记者的工作，向外界介绍中国的情况。“我们都希望，”埃德刚刚离开中国，斯特朗就写信给他，“根据你以前对中国的了解和最近所建立的联系，你能够撰写出一部新书，因为你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中国高层人士，超过了解放以来的任何其他外国人，所以，由你来介绍这片土地和一个新的时代最为合适。你已经表现出了写作这类著作的能力，而那些同样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却常常不写作。”在维护他的独立地位方面，斯诺同样很坚定。“我是作为作家来到这里，完全是花自己的钱，”刚刚抵达北京，他就写信告诉伯丁，“我还将继续这样做。我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客人。”他坚持说，并划出了非常明确的界线，“但是，我所以能够进入中国，自然要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11) 　　对于斯诺来说，担任“可靠中间人”的角色，的确是一种很微妙的平衡行动。“我在写作这本书(有关他1960年的旅行)时所遇到的麻烦，我想，你比任何其他人都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他后来在写给斯特朗的信中说。他的著作面向着“多年来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他们并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为了避免不良反应，他们常常使用委婉的专门名词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在学术批评中，他们追求无懈可击的客观性”。兰登书屋也向斯诺施加了巧妙的压力。“我确信，你在书中将力图进行诚实而客观的评价。”他的编辑唐纳德·克洛普弗在写给埃德的信中说，“而就我所知，鉴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该书将有利于那个政权，我希望，你也能指出他们的某些失误和失败。天知道，我并不想影响你所写的东西，但这本书要由美国的公众来读，而他们习惯于把红色中国人看做敌人；因而，这本书不应该一边倒。(12) 　　这种“客观的评价”导致了危险的挑战。政治上受到谴责的“美帝国主义”和“红色中国”象征着威胁，在60年代尤其如此。斯诺本人分析事物时的矛盾态度也使他的记者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他向西方介绍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思想，而与此同时，他又同情中国更好战的立场，并与美国在亚洲的干涉主义热情完全一致。以前，斯诺曾赞同毛泽东式的社会革命解放道路，认为它适用于第三世界“贫穷的”农民群众。在1948～1949年，斯诺曾预言，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统治的中国终将脱离俄国的轨道，当他看到这一预言得到了证实时，尽管十分高兴，但他现在更倾向于认为，中美和解只是更广泛和必要的缓和行动的一部分，它将导致冷战后全球性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尽管他认为，他的主要使命是促使美国的舆论和政策沿着这种方向前进，但他对美国政治态度的看法却又极端悲观。他认为，美国现在正由巨大的“军事—工业界联合体”所控制，并为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革命的狂热所驱动。有鉴于利益集团在战争经济中无所不在的利益，美国领导人不可能为争取和平而主动采取引人瞩目的行动。 　　“我不知道，”在《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一书临近完成时，他写道，“对美国所提出的‘让我们重新开始’的观点，某些中国领导人一直准备响应。但是由于他们太骄傲，以至于他们不能说得这样直截了当，所以他们显然希望，我的访问或许有助于重新架设起沟通的桥梁：这种想法，他们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告诉过我，并总是有意附上这样的评论，称美帝国主义政府对重建关系不感兴趣。”从中国回来后，斯诺与迪安·腊斯克进行了几分钟交谈，腊斯克在即将接任的肯尼迪政府中将出任国务卿。在同这位忙碌的、还未上任的国务卿进行了短暂的，或者说是“简短的谈话”后，斯诺在他的书中挖苦地评论道，“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人是正确的。”然而，他预言，中美两国之间的僵局终将被打破。“情况将要发生变化，”他补充道，“双方的情况都将逐渐发生变化，这一迹象正在日趋明显。”(13) 　　斯诺1960年的“再发现之旅”，同他1936年与红色革命者在保安相会的经历比起来，显然大为逊色，而此时，这个疲惫不堪、头发灰白的55岁中年人(他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自己所作的描述)也不再是早年那个喜欢冒险的年轻记者。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总部的谈话，对以革命的游击战反对中国政府军队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形式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而在1960年，在北京古老的帝国宫殿中，斯诺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他们是最广泛、最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统治者。斯诺在中国逗留了5个月，6月底，他乘飞机从莫斯科抵达北京，接着，他先后访问了内蒙古、东北、西北的西安、延安以及上海，然后，他溯长江而上，到达西部内陆的心脏地带四川，最后来到地处西南的云南，11月底，他离开云南，前往瑞士，与他的家庭重新团聚。斯诺的旅行计划得到了周总理的批准；沿途到处有官方的导游，各地的干部都对会谈访问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斯诺还随同周总理，乘坐他的火车专列进行了私人旅行。他在1936年的红区之行中会见过的“几十个”人也对他表示欢迎，称他为“朋友”。当年，“这些人都很年轻，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是所谓的土匪。而现在，他们都是业务经理、管理者、董事会主席、党政要人一类人物。”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斯诺用毛泽东的语言，把他们称做“共产党当权派”。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这一有利条件，加上斯诺又是以同情的态度看待这个政权，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报道。斯诺在中国有些多年的老朋友，他们的观点也极大地强化了他的看法。这些朋友主要有：艾黎、马海德、斯特朗和爱泼斯坦等西方人；他以前在北平时期的学生朋友，例如黄华和其他官员，孙夫人，以及他在前“红匪”中所认识的其他领导“要人”，“处于最高层的”领袖人物。(14) 　　但是，对于这个极为特殊的美国人来说，此时毕竟是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看看新的红色中国，并对它进行一番考察，当时，斯诺的同胞获准进入中国的，并不比1936年时可以前往那个偏远的西北红色根据地的人更多。尽管对斯诺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进行了明显的限制，但“我仍然认为，我对所有这些人的情况都获得了更多的了解”，斯诺坚持说，“如果我始终不能返回中国，我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理解。”(15) 　　在中国逗留期间，斯诺与毛泽东进行了有关“基本情况”的谈话，并与周恩来进行了更为正式的交谈，这些无疑都是他在中国最重要的活动，也是他前往中国的重要政治理由。10月底的一天下午，斯诺接到了召唤，前去与毛泽东在20多年后第一次重聚。他发现，主席在他住宅的大门前等候着迎接他，毛泽东居住在为中国领导人所准备的中南海的四合院里，紧靠着紫禁城的皇宫。斯诺曾把毛泽东的住宅比作成功的长岛保险公司推销员的房子。正像以前所指出的，毛泽东似乎根本不了解斯诺在离开中国后的基本生活情况，显然也不知道他的离婚和再婚。斯诺是作为艾黎的“客人”前来中国访问，这件事是由毛泽东本人和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毛泽东清楚，斯诺的访问并未对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在记者交换问题上的持续僵局产生影响。因此，当他们在就餐前谈话时，毛泽东突然想到，艾黎是斯诺的“主人”，而马海德在1936年曾陪同斯诺访问保安，并且是斯诺的朋友，他们也应该在场。他表现出帝王的大权在握，立即把他们召唤过来。(16) 　　如同斯诺在笔记中对当时的情景所描述的，大约20分钟后艾黎就来了。马海德在经过一天漫长的工作后，正乘坐公共汽车回家，他刚刚回到家，就被一辆小汽车急匆匆地接走。他在走进房间时，看上去“很吃惊，但也很高兴”。或许同样发人深省的是，毛泽东对这两位十分著名的，居住在中国的革命的“外国朋友”的情况也显得很不了解。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们了，他以为艾黎是澳大利亚人，而马海德是伊斯兰教徒(他具有马龙派基督教徒的背景)。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共产党领导人问马海德，他一直在干些什么。而实际上，在红色中国所进行的非常有效的反对性病的运动中，马海德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医务领导人。当马海德告诉毛泽东，除了西藏的少数病例，性病在中国已经“彻底”消灭了的时候，他注意到，主席感到很惊讶，他显然并不知道此事。 　　他们享用了简单的湖南风味的菜肴，在吃饭时和饭后，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沉着而从容不迫的风度，对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仍然被台湾所占据)问题和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问题都作了预测。对中国来说，这些问题的满意解决或许需要10年或者20年时间，甚至更长，但是最终总要解决。毛泽东以典型的“中央王国”的观点指出，中国绝不会感到孤立，它有众多的民族和巨大的人口，本身就是一个“联合国”。在多数情况下，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就比联合国大部分成员国的人口都要多得多。 　　毛泽东所表述的其他许多论点都将出现在斯诺的书中。他宣称，1958～1959年的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功，特别是在钢产量方面。然而，他告诫斯诺，不要对中国所取得的进步过于激动兴奋。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要想达到繁荣富强，还需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继续奋斗。但是，根据毛泽东的思维方式，这种贫穷也有积极意义。他宣称，艰难困苦“锤炼了”人民的革命性，“人民应该懂得一点艰苦，懂得一点贫穷，懂得一点奋斗。”它是一个预兆，预示着毛泽东在随后的文化革命期间，将对追求物欲的价值观和享乐至上的行为进行抨击。对斯诺有关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毛泽东加以反驳，他以标准的意识形态语言指出，在美国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中产阶级，而是“垄断资产阶级”。 　　为了完成中国伟大而长期的现代化任务，毛泽东给他的美国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指出，中国需要和平，不会在国际事务舞台上“胡来”，不论它是否进入联合国。而美国，他又说，同样有责任保持世界和平。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将坚持这一点。” 　　有趣的是，斯诺曾经询问，美国最后一任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是否曾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以南斯拉夫的方式”，断绝与莫斯科的关系，美国就承认在1949年获胜的红色中国，并向他们提供援助。对此，毛泽东含糊地表示，“或许有这回事”。就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指责，斯诺问到了毛泽东的“个人看法”，主席草率地敷衍他，让他去看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评价的公开声明。在后来的几次访问中，斯诺将就中共自身个人崇拜的敏感问题，更具体地询问毛泽东的意见。根据斯诺的笔记，毛泽东避免对苏联或中苏关系问题作任何直接的评论。 　　在第二次较为简短的会晤中，斯诺曾就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和随后共产党所发动的反右运动，向主席询问。毛泽东回答说，“各种人都跳出来，在报刊上发表对党的攻击和批评”，他们中的许多人企图“推翻”政府。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暴露他们自己”，他继续说。这件事揭露出了知识分子中的“少数坏人”，后来给他们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某一发展阶段的好人，在另一个阶段也可能变成坏人。这种贴政治标签的做法是根据毛泽东的旨意，即撒下一张随意确定的大网，在暴露“坏人”的过程中，当跳出来的坏人达到了“斗争”程度，达到了地方党的干部为完成定额所需的标准时，就把这些人定为右派分子。1970年，毛泽东不合逻辑地向斯诺抱怨说，暴力与他亲自发动的文化革命相伴随。 　　在他们的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坦率地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精英，他告诉斯诺，在20年代的革命运动期间，共产党员曾达到了50000人，而在1927年的反革命屠杀后，只剩下了10000人。“现在，那些年代的幸存者只剩下了约800人。大体说来，国家便由这800人来管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仍将依赖他们。”最后，当斯诺向这位中国领袖告辞时，他提出，他有意为毛泽东撰写一部全面而详尽的传记，并请求毛泽东予以合作。毛泽东告诉斯诺，他应该满足于《红星照耀中国》那部传记。“最好不要再写我的故事，”他预言性地评论道，“未来的事态发展将很难描绘出来。” 　　斯诺的笔记上也记载了一些较为轻松的趣事，多层面反映了斯诺与毛泽东的关系：吃完饭，毛泽东递给斯诺一支牙签。斯诺说，他想把这支牙签留作纪念品，“毛泽东送给我这支牙签。”“再拿几支。”毛泽东大笑着，把牙签递给斯诺，说送给他的孩子们。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全面阐述中国谈判立场的工作留给了周恩来。斯诺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周的火车专列上，那是在8月的一天，他们乘火车旅行，前往北京以北新落成的密云水库大坝；第二次谈话则是在斯诺与毛泽东共同进餐的几天前。周恩来在一份表明中国立场的权威声明中强调，台湾问题继续成为阻碍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关键因素。华盛顿必须停止“侵略”中国的行为，终止它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干预，并放弃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所有努力和一切有关政策，不管它是以什么借口。这是一个应该由华盛顿和北京双方去解决的“国际问题”。它与作为中国“内政问题”的台湾问题截然不同，那个问题应该由北京的中国中央政府与台湾省的国民党当局加以解决。中国总理告诉斯诺，这些问题首先应该“从原则上”达成协议；而具体方式则可以进一步讨论。“在人民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任何根本利益的冲突，”周恩来宣称，“友谊终将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十几年后，在尼克松1972年突破性的中国之行结束时签订的上海公报中，中美两国基本上同意了周恩来于1960年向斯诺概述过的那些根本原则。正式的外交关系还需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建立，有关华盛顿与台湾之间“非官方”联系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将继续干扰中美关系，有时甚至很严重。但是，沃伦·科恩所谓“大大偏离了常轨”的美国对华政策终将结束。(17) 　　周恩来承认中苏之间现在“有分歧”，尽管他坚持，国家之间出现分歧是很自然的。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仍然保持着坚定的团结，并相互承担防御义务。就斯诺所询问的，有关赫鲁晓夫1957年突然从中国撤走苏联专家一事，总理的解释很温和，也很不坦率，他说，这只是他们在中国的服务到期后正常的工作轮换。对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迅速升级，但在公开场合仍然轻描淡写的紧张关系，周恩来出于可以理解的外交原因，杜撰了这个故事，或许，周恩来还不想在与华盛顿的任何谈判中放弃“俄国牌”。对于大跃进后中国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周恩来承认，困难是由农业产量的不足所造成，他告诉斯诺，而农业产量的下降，他认为是由于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不这样说，他对这个国家严重的食品短缺便无话可谈，更不必说它的饥荒现象。(18) 　　斯诺重新建立了与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的联系，承担起他认为有助于促进全球范围的理解、和解与和平的使命，在这一过程中，他在消沉的50年代所感到的“两国都把我的观点视为瘟疫”的阴郁情绪，现在已经一扫而空。这一使命重新振作了他的基本信念，他感到，中国革命意义重大，无论对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对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都是必不可少的，具有解放的意义。斯诺回到“新中国”时，他对中国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对旧中国的了解，在他脑海里，中国仍然呈现着荒凉凄惨的形象：人民贫穷而又堕落，政府无能、贪心而又凶暴，国家虚弱而又四分五裂，并遭受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压，特别是日本的侵略。相比之下，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统一的国家，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它宣布自己是为“贫穷的”大多数人谋利益、正在从事一项雄心勃勃的长期计划，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斯诺看来，他需要讲述的主要就是这些事情，他的中国朋友们一再敦促他讲的也正是这些。“对我来说，回到中国的感受，显然与其他任何记者都不一样，甚至不同于其他一些曾经来过中国的新闻记者。”从中国旅行回来后，他在寄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遗嘱”文件中写道，“我的地位很独特。”“没有任何中国人，”他进一步指出，“会认为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他们也从不期待我作为共产主义者而写作。然而，他们确实知道，”他继续写道，“我从来没有和那些人一道诽谤中国的新政权，也从来没有与前信徒及职业冷战宣传家们同流合污，在有关中国及其领导人的事情上，帮助欺骗或者迷惑美国人民。”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并考虑到这些限制因素，斯诺对他返回中国一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19) 　　《今日红色中国》一书有800多页，1962年出版，它带有老年斯诺的若干特征：它以丰富多彩的个人旅行的纪录片风格，生动而热情地描绘了从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等中国各个阶层的人物，对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都提供了大量材料，并严肃地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积极地关注着新政权所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成就，对中国最近几年所遇到的挫折、失败和它所面临的问题也给予了某些注意。“书中的材料如此丰富，它所涉及的问题又是如此广泛，”斯诺写信给唐纳德·克洛普弗，谈到他已完成的书稿，“为了使普通读者也可以看得懂书中的任何一部分，看来有必要增加比我原先预计的更多的注释和背景资料。”关于外交政策问题，斯诺充分利用了他与周恩来的谈话加以说明，并以很长的一章叙述了越南问题。在结尾部分，斯诺谈到了他的全部梦想——他把这些梦想称为他的“贡献”——铸剑为犁，他敦促美国采取主动，把“针对农民的战争”转变为“向贫穷、疾病和愚昧开战的世界战争”，以建立真正国际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要让那些即使非常“贫穷的”国家和民族也能够获得发展的机会。斯诺对越南尤为关注，他声称，“华盛顿总是关注着不该关注的地方，沉溺于已经失败的战争。”(20) 　　从当时来看，斯诺的著作是一本珍贵的资料手册，反映了惟一得到中国信任的非共产党记者对中国的直接印象。它也是一次持同情态度的，但并非没有批判力的检验，考察中国及其人民在共产党统治10年后怎样生活，考察它的领导人怎样看待外部世界。斯诺以他无与伦比的“责任”感，试图帮助在中美两国之间“架设起若干沟通的桥梁”(其中包括他本人所起的某些作用)，他一心想“抵消”美国人眼中的亚洲人形象：心怀怨恨，充满敌意，偏执狂，带有种族偏见，是缺乏鲜明个性的“蚂蚁”或者成群结伙的游牧部落(这个名词恶毒地把“黄祸”或者“红祸”的含义混合起来)。“我担心，我不得不介绍的情况有可能不受欢迎，”斯诺在随后写给格伦维尔·克拉克的信中说，“它可能使我成为人们所说的那种‘有争议’的作家，至少在美国如此。”尽管按照毛泽东在1949年所说的名言，斯诺是“一边倒”，但是，他的报道仍然是一个勇敢的，虽然是有缺陷的尝试，即力图打破横亘于中美两国之间的那座坚固、陈旧、僵化的敌对之墙。如果说“他的书没有解答人们心中的疑问，而是使人们更加迷惑的话，它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他告诉克洛普弗，“无论如何，那是真实的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斯诺是中国政府邀请来的，并受到政府照顾的“客人”(尽管他自己支付一应费用)，但是作为考察记者，他却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还比不上在敌视他的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所享有的相对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通过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治外法权的特权获得的。“在30年代，人们很容易就能够穿越四分五裂的中国，而在1960年，在动员起来的极权主义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却艰难得多。”费正清对斯诺的访问评论道。(21) 　　20年来，斯诺有关新中国的第一本书，除了可以料到的来自右翼的攻击外，所得到的评价毁誉参半：有些人高度尊重他得到了中国的信任和与中国的联系，佩服他撰写报道的才能，但是对他的许多看法也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最擅长的是描述中国人，而不是中国政治。从书的性质上看，它并不是另一部《红星照耀中国》。罗伯特·C·诺思是斯坦福大学中国共产主义问题专家，他对这些评论中比较善意的方面作了概括：“埃德加·斯诺撰写了一本权威的，非常吸引人的书。如果他的眼光更敏锐，叙述更严谨，分析时更有自我约束力，他本来可以写成一部伟大的著作。”不幸的是，对于斯诺来说，具有很高声誉的《纽约时报书评》所发表的一篇评论，就绝不是那么讴歌赞美或者仁慈厚道。该评论由一位英国大学教师林迈可(即迈克尔·林赛)撰写，他曾是抗战时期共产党游击队的热烈拥护者，并作为无线电技师在游击队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后来却成为北京政权不共戴天的仇敌。“令人很失望，”林迈可评论道，“斯诺先生尽管具有中国背景和与中国的联系，但他在书中，并没有给其他一些外国观察家的叙述增加什么新东西。”而斯诺的“智力发展”，林迈可写道——显然想到了他本人的政治经历，“看来仍然停留在30年代，当时，人们貌似有理地把政治上左翼与右翼的冲突等同于善与恶的斗争”。他的评论使愤怒的，并可能很鲁莽的斯诺给编辑写了一封信，使得林迈可有机会在答辩中对最初的批评作了进一步的补充。(22) 　　斯诺对林迈可的评论仍然情绪激动、耿耿于怀，而纽约报纸在1962～1963年冬季长达数月的罢工，严重地妨碍了兰登书屋宣传斯诺著作的计划，这也使斯诺感到沮丧，恰于此时，斯诺得到了出人意料的表扬，使他深感安慰，十分高兴。“祝贺你出色的‘大河彼岸’一书，它使我第一次了解到红色中国的另外一面。”美国深受公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埃德·沙利文在写给斯诺的信中说，“并感谢你对世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23) 　　对多数评论家来说，主要的障碍是如何理解斯诺的思想，即为什么斯诺会以过分温和宽厚的平民主义措辞，把专制独裁的共产主义制度描述为“穷人的政府”。这个问题，正像我们所了解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斯诺一直在琢磨的事情，并受到他头脑中“激进”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交互影响。他在1947年时曾认为，对于“落后”国家或者“封建主义”社会的人们来说，“如果以一种政治独裁取代另一种独裁，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民主”，对他们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收获”。就在同一年，他曾试图以这种观点向杜鲁门进行“解释”。而与此同时，斯诺也指出，“这种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以前也从未出现过，即少数人以这种方式掌权，为了帮助最大多数人，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在1960年谈到中国革命时，斯诺所强调的是这一立场的前半部分，而淡化了(并没有放弃)他的告诫。他认为，人民共和国是个例外，在中国，“贫穷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真正的改善和保护。他在《复始之旅》一书日文版的序言中写道，“中国提供了一个榜样，在这个国家里，穷人在共产党的保护和支持下，剥夺了富人的财富。”斯诺在《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一书中，“继续探索”，他的“不同专政独裁之间的更替”理论，他断言，与国民党由“极少数富人”所控制的“军事独裁”比起来，“共产党专政的组织基础是贫苦的农民和工人，他们已经深深地参与到革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行政管理工作中，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24) 　　中国问题学者本杰明·施瓦茨在他撰写的评论著作(私下里，斯诺认为这本书“非常出色，而又具有批判性，或者说具有非常出色的批判性”)中，就上述观点进行了评论，他令人信服地探讨了斯诺的“穷人政府”概念。“统治精英——即毛泽东对斯诺所提到的那“800人”——拥有指挥权和决断权，拥有有关商品的生产和分配事务的一切决定权这一事实，显然并不重要。”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在其现代化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这种对权力的完全控制可能是必须的，但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施瓦茨讽刺地指出，“也毫无必要把炼狱描绘为天堂”。(25) 　　造成这些根本问题并使之复杂化的原因，在于斯诺发表报道的时机很不利。1936年，当斯诺与革命相遇时，正值中国革命十分自信，准备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抓住历史性的战时机遇，争取最后的胜利。而现在，当他追上那个革命时，中国革命却开始步履蹒跚，并已进入一个将要长期延续的时期，它充满了政治上的危机、冲突、倾轧和清洗，不时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出现领导人和政治方向的急剧改变，这一过程仍将继续。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大跃进，加上与莫斯科的矛盾日益加深，使这一阶段长达10年以上，它将剧烈地摇撼中国，并几乎掀翻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制度。不用说，斯诺既未能预见到这种不祥的事态发展，也未能透过表面的震荡，轻而易举地看出根本的政治缺陷。因而，他大大低估了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一事的重要意义，而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团结和稳定，认为主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自大狂”的迹象，或者像斯大林那样，对其同事表现出“偏执狂”的倾向。作为与此有关的例证，斯诺举出了刘少奇，刘少奇有很大的影响和权力，是共和国的新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神权的继承人。当然，刘少奇不久便成为毛泽东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和牺牲品。(26) 　　斯诺曾设想存在一个“贫穷的大多数人的独裁”，这种基本假设进一步遮住了他的双眼。和30年代在中国时不同，他不再作为现存政权的反对者而写作，当时，他与持不同政见的文化知识界人士和学生运动都有联系。现在，他打算描写那些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鼓动起来的批评者。他们再坏也不过是反革命分子，而再好也仍然是受到西方教育的，追求多元化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斯诺强调，“除了回到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外，提供不出任何药方，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经证明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至于在北京的大学中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学生，斯诺指出，其中有些人“要求有权选择他们的教师和课程；希望为学生提供免费食品，不再去农村劳动”。雷内·戈德曼在《新共和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斯诺著作中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质问，戈德曼是位年轻的中国问题学者，具有法国和波兰的背景，在上述事件发生期间，他正在北京大学学习。“我曾经分享中国同学的喜悦，”他写道，“并曾亲眼目睹了他们解决国家问题的热切心情，他们要求尊重人权、更多地向西方学习、由教师而不仅仅是党的书记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等等。我感到，斯诺先生的恩赐态度令人很不愉快。”至于随后对知识分子和学术界批评共产党的人所进行的镇压，马海德在临终前告诉他在北京的好朋友(他也讲述了其他事情)，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失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27) 　　斯诺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经表明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的看法涉及到一个继续纠缠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安德鲁·内森研究了中国一个世纪来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颇有见识，他认为，中国式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如同他所指出的，它既是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成分，也是共产党有关意识形态的关键因素。和西方的民主原则相比，这种思想认为，政治“在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和谐，而不是对抗；它实行一党制领导形式；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公民的个人权利；坚持国家权力可以制定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法律，只要它不与司法相抵触”。中国拥护民主的人认为，“为了使人民能够监督和制约统治者，必须坚持政党竞选制度和独立新闻制度。”内森认为，这些制度在中国几乎不存在。内森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所执意坚持的政治秩序和国家力量，已经使得其他多数中国人，甚至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难以赞同民主活跃分子的变革观”。(28) 　　在有关中国问题的争论中，斯诺对两种观点都持赞成态度。在国民党时期，他敦促美国“推动”蒋介石总司令进行自由主义的民主改革。现在，当他看到了一个“更好”的人民中国，并拟订与此有关的写作计划时，他写道：“如果有人正在寻找材料，来证明美国的制度对中国(包括台湾!)是最好的制度，必须强加给中国人民，那么，究竟怎样做对此有帮助，我无话可谈。”然而，事情不是那样简单，无论对在下一个10年卷入中国事务的斯诺，还是对从那时以来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人民来说，都是如此。(29) 　　近年来，尤其是随着尼克松打开北京的大门所带来的兴奋情绪的结束，人们产生了是否第二次“失去中国”的疑问，斯诺受到了一些特别尖锐的批评，指责他在1960年对中国的报道。斯诺在《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曾矢口否认中国在大跃进后1959～1961年的灾难年份中存在着广泛的饥馑，这一论断被特意挑选出来进行抨击。中国一位有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在美国政治流亡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出于他的敌对情绪指出，斯诺关于食品危机的叙述就是一个“有效的证据”，说明这位美国记者是为毛泽东政权服务的“宣传者”。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乔纳森·米尔斯基，也对斯诺介绍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关于饥馑和其他许多问题——的作品进行了强烈的批评。(30) 　　“我必须说，”在《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斯诺就大跃进后的粮食危机写道，“在中国，我没有看到有人挨饿，没有看到任何类似于旧时代的饥馑现象。”“在撰写这部作品时，我不相信中国有饥馑；西方在中国最出色的情报机构也很清楚这一点。”斯诺继续说道，“由于忽视或者没有执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个别人挨饿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普遍的营养不良无疑存在。但是大批人挨饿?不可能。”(31) 　　斯诺上述论断的意义，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而不在于它究竟是绝对真理还是谎言。尽管斯诺的确拒绝考虑来自香港难民的说法，不相信在西方广为流传的有关人们挨饿的报道，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在他1960年访问中国期间，他曾看到或者听说过这类情况。如果说，中国大为夸大粮食产量的报道开始于1958年，那么，尽管后来对此作了修正，但它仍然反映了疯狂、虚假、极左的“政治第一”的综合病症，这一病症影响到党的各级干部，在斯诺逗留中国期间，甚至最高领导人当时或许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各地粮食危机的极端严重性。不幸的是，在多数受灾最重的省份和地区，大批人饿死，而更多的情况是，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后来官方所称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于持久而严重的营养不良。然而，斯诺1929年在中国西北所看到的在一个广阔地区内，土地荒芜、饿殍遍地的现象显然并不存在。正像费正清1986年在他撰写的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著作中所指出的，“从1959年到1960年，中国比以前的饥荒年代组织得更好，在饥荒地区，并没有看到到处都是死人。但是，由于粮食定量很低所造成的营养不良，又使得数百万人易于感染疾病。如果公布统计资料，死亡率肯定比以前要高。”1984年，托马斯·伯恩斯坦曾对中国的饥荒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谨慎的考察，他在报告中指出，“在那几年，中国受到饥荒打击的范围并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然，“没有人怀疑”那些年食品危机的严重性，然而与此同时，伯恩斯坦补充道，“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效率很高，能够有效地组织救灾粮的分发和运输，因而人们有理由感到怀疑，饥馑是否真有那么严重，规模之大是否真的足以与清代和民国时期发生的饥馑相提并论，影响波及全国。”仅仅是到了80年代，随着人们可以看到人口统计的样本和其他资料，上述灾难的全部后果才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来。哈佛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德怀特·珀金斯在斯诺的旅行近10年后，撰文论述了大跃进之后的粮食危机，他认为，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和铁路建设“防止了较大范围的灾难”。(32) 　　本书不打算探究导致那些年灾难性后果的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自然因素和政治原因，而是要对斯诺的断言进行评估，他的认识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所宣传的关于饥馑的说法很可能是不真实的，他了解这一点，或者应该了解。问题在于，“他对此掌握了哪些情况，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1959～1961年危机的范围和严重程度，直到很长时间后仍未确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问题专家对斯诺著作的评论，包括林迈可持敌对态度的评论，都忽视了斯诺关于如何处理此事的意见，或者并没有对此提出特别的异议。确实，本杰明·施瓦茨在1963年的评论中谨慎地写道，“在反对艾尔索普先生关于将出现大规模饥馑的预言时，斯诺先生坚持认为，有效的粮食定量供应缓解了中国的营养不良，至少在目前，这种观点看来更加合理。”当时的真实情况，显然远比同一时代的某些批评家所认为的更加扑朔迷离，和其他人一样，斯诺也武断地认为，为了避免大范围饥馑，共产党政府愿意并且有能力采取有效的组织措施，不会像过去发生类似危机时那样出现大批人死亡。“我看到了你就中国的‘饥馑’问题所作的《堪萨斯城之星报》的剪报，”从中国回到美国几个月后，埃德写信告诉米尔德里德，“中国现在根本不存在我过去所了解的那种饥荒，”但是，由于自然灾害所导致的谷物欠收，“中国人将要面临一个严酷的冬天。”“如果中国在旧社会遇到这样的年景，肯定将会有千百万人饿死。”(33) 　　然而，1961年年初的几个月，斯诺在给《观察》杂志写文章，并忙于撰写他的书稿时，他还不是那样自信。面对着连篇累牍有关中国饥馑问题的报道，他试图从北京的外国朋友那里和他的官方熟人中了解到事实真相。然而，即使这些人了解国家保密的情报，了解有关中国食品状况的统计资料，但如果以为他们会把这些情况，特别是对中国不利的消息告诉别人，尤其是一个西方记者，无论他是否友好，那无疑是很天真的。人们对斯诺的多数询问，或者从不回答，或者像艾黎那样，只谈些无关痛痒、大而化之的消息，避而不谈那些残酷的事实和数宇。一年后，随着他的书预计于秋天出版，他继续寻求着中国的帮助。“我正在尽最大努力，如实介绍中国的农业问题及其成就”，1962年5月，他写信告诉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但由于缺乏任何具体材料，因而很难回答”艾尔索苦和其他人有关中国饥馑和挨饿的报道。他还请求对其他一些问题作出“解释”，包括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有关中共高层出现政策分歧的报道。“一定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他恳求道。(34) 　　然而，斯诺并没有完全扮演“忠实信徒”的角色。正如以往经常发生的，在私下里，他感到困惑、为难、半信半疑，并由于他认为中国人对他设置了重重障碍而感到恼怒，这种感觉并非在他离开中国后才出现，而是还在他逗留中国期间就已经产生。1961年12月，在写给他的作家朋友，红色中国的拥护者韩素音的信中，斯诺部分表达了这些感觉。他感到，从1958年以来，他就很难从中国“获得”它起伏很大的农业和工业产量的报告，他对此颇有怨言，“中国没有人帮助我了解这些情况。”他到达中国时，对中国现在的事情茫然无知，脑子里“简直是一片空白”，他生动地，甚至是夸张地告诉韩素音。“我以为自己对中国还知道点什么。但我的确一无所知。我仍然了解得很少很少。”早知如此，他本来应该把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中国问题，这是他在“进入这个国家前”就应该进行的研究。斯诺坦率地承认了他在中国的访问中所遇到的障碍。“我本来以为，对前不久和目前所发生的事情，会有某些人能够坦率而诚实地讲出来。”但是，他继续写道，他对此“一无所获”，未能“建立起这种实在的联系”。尽管他得到了“许多材料”，但是，如果缺乏“必要的背景资料，缺乏没有人愿意告诉我的那些真实情况”，这些材料是“毫无意义”的。“为了填补这个巨大的缺口，我已经尽力而为了。”(35) 　　啊!“我无论如何当不了小说家。”斯诺向韩素音抱怨。《观察》杂志发表了他主要根据周恩来的谈话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向他支付了稿酬，但是拒绝发表其他文章，认为它们带有“偏见”，他告诉韩素音。如果它们“出版了我写的东西，”他恼怒地补充道，“其中多数会被北京看做‘有敌意’。”现在，“写作和出版有关中国的书十分困难，”1962年秋天，当他的著作即将出版时，他写信告诉艾黎，“但是我清楚，自从中国革命胜利以来，为美国写这类书没有不困难的时候。”(36) 　　斯诺1960年10月在中国所记的日记，或许最深刻地揭示出，作为中国革命的坚定朋友，同时又是政治上独立的新闻记者的斯诺，当他为广大的美国“资产阶级”读者写作时，在内心所感受到的冲突和两难困境。(“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一样，坚持到底，决不屈服?”韩素音看了他在《观察》杂志上的文章后，写信刺激他。(37))斯诺指出： 　　毛泽东说不可能保持中立，对于中国来说，他是正确的。一边倒。我也曾经一边倒。但并不依赖任何人。……偏袒而不依赖某个人是很困难的，如果你生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不是其他社会。想一想斯大林本人，或者以斯大林的名义所犯的所有错误和所造成的所有悲剧。谁愿意使自己随意受到那种独裁的伤害?……然而更荒谬的是，有人竟认为，人的主观行为可以不顾客观现实。如果一个人明明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他还故意这样做，那么，他对客观环境的影响就是有害而不是有利的。一个人并不总是知道事实真相，而一旦他知道了，首要的责任就是忠实于事实真相。(38) 　　斯诺信任毛泽东，反对斯大林一事，使他在今后若干年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他试图发现中国的“事实真相”，并加以报道，但是执政的革命者的缺点和反复无常的行为，使“事实”变得复杂而模糊，并最终变得无从辨别，不可捉摸，令人感到沮丧，如同他的《今日红色中国》一书所充分表明的那样。 　　到1962年，当他的著作出版的时候，斯诺对他的尝试已经不再报什么希望，他对中美两国开始进行真正的对话，打开两国关系僵局的前景感到十分悲观。他仍然“一边倒”，与此同时，他也倾向于既谴责中国人，也谴责美国人。尽管他认为美国人“很感兴趣，也十分坦率”，他告诉艾黎，“但这并未影响到美国的政策”。“多年来，美国的政策一直有偏差，”他补充道，“但是中国的政策也无助于美国人采取不同于老的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做法，找到重建沟通的桥梁。如果确实认为两国间存在分歧，它就应该在政策中实际体现出来。”这就是斯诺所遇到的最有代表性的挫折：双方都在设置障碍，不让他促成“一个新的开始”。(39) 　　实际上，斯诺的厚书(定价10美元)的确很出色，在美国销售了21000册。1963年年初的几个月，斯诺在美国忙于发表演讲，出席无线电台的谈话节目和有很大影响的电视网早间节目。他在“今日”节目中的12分钟演讲，兰登书屋的推销员告诉他，在商业广告时间价值50000美元。在一些节目中，斯诺与林迈可及其他人进行了辩论。1963年5月，他写信告诉毛泽东，在1962～1963年的美国旅行期间，“他曾向30余个州的51余所大学和学院、讨论会、企业家俱乐部、教师大会和其他组织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在这些活动中，他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他的著作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斯诺试图以此为例证，使主席对美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价值观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指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在这个国家毫无意义，在那里，全体人民所得到的信息，是来自那些占有者的施舍。”(40) 　　由于斯诺在美国越来越多地公开露面，由于他与中国独一无二的联系，在当时，想去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美国知名人士都想通过斯诺向中国人说情。特别是格伦维尔·克拉克，他是著名的国际律师，“不屈不挠的和平斗士”，希望通过世界法来实现世界和平，他代表有名的心脏病学家和艾森豪威尔的医生保罗·达德利·怀特博士与埃德进行联系，后来又代表他自己。当时，斯诺试图说服毛泽东，使他相信，这种联系对中国很有价值，但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尽管如此，这种接触却使斯诺与克拉克逐渐建立了友谊，直至克拉克1967年去世。对克拉克谋求建立全球联邦、实现世界范围裁军的目标，斯诺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但他在捍卫革命权利方面也有重要的保留。(41) 　　在这一时期，斯诺也因一件性质和表现方式完全不同的事情而受到打击，他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也并不感到惊讶。他的前妻海伦在纽约向他提出了法律诉讼，控告他拖欠赡养费，有效地羁留了兰登书屋应向他支付的版税。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他在欧洲的收入未受影响。在离婚后的这些年，埃德对海伦的态度有很大缓和，因而在对待斯诺未履行支付赡养费的问题上，海伦也表现得很克制。“听不到她的指责，我感到很愉快，近年来，她对我拖欠赡养费一事，一直没有抱怨。”1959年，斯诺写信告诉贝特兰。那一年早些时候，斯诺与佩格进行了联系，肯定了她的“耐心”，并就自己的财务状况向她作了简要的“汇报”。“总之，我身无分文。”他告诉海伦。但是，由于埃德认为，从中国回来后，他的经济状况会大为改善，便于1961年初给佩格寄去了500美元，并明显暗示，他随后将会寄去更多的钱。海伦复信详述了自己极严重的经济困难，她告诉他，到目前为止，她的作品还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如果你今年能够寄钱给我，”海伦告诉他，“也许我可以写出一本最终能够卖出去的书。”不久，埃德便不得不改变态度。“我必须解释，我曾使你抱有某种希望，以为我可以继续向你支付一些赡养费，”1961年，他写信告诉海伦，“但是我太乐观了。事情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一切都要看他正在撰写的那本书的情况而定。“如果能够得到一些钱，我就继续向你支付。”斯诺的漫不经心，使自己陷入到后来的麻烦中。(42) 　　1962年春天，尽管埃德又给海伦寄去了几百美元，但与此同时，他仍重申，“要是我现在像你想象的那么有钱就好了，但并非如此。”前一年，他只从预约的演讲中获得了少许收入，去掉有关费用和代理人50％的提成，他得到的钱并不多。“很遗憾，美国合适的男人有好几百万，你却找不到一个人能够使你过得舒服些。”他调侃而又坦率地补充道。海伦收到钱后写信告诉埃德，“收到钱我很高兴。”接着她以十分友好的态度转向与个人问题无关的，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但是，随着《今日红色中国》一书在1963年春天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海伦采取了行动。(43) 　　6月份，斯诺闷闷不乐地告诉贝特兰，尽管他的书在美国已经第五次印刷，但是，“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因为你的朋友佩格已经扣留了我在那些年的所有收入，并宣称这些钱归她所有。最近，她还将此事告上法庭，让很多人看笑话，给律师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尽管后来的法律诉讼和反诉最终裁定，埃德不再有义务继续向佩格支付赡养费，但此事已伤透了斯诺的心，重新激起并进一步加剧了他以前对佩格的怨恨情绪。在日记中，他就诉讼情节恨恨地写道：“正当杀人。”“根据法律，我已偿清赡养费，无需继续承担责任，”他满怀怨愤地告诉贝特兰，“但是天知道，她对我造成的伤害有多大，简直就像是无期徒刑，更不必说对她自己。”海伦正一心一意地从事着没有报酬的写作，她对这一切的看法当然极为不同。(44) 　　1964年10月至1965年1月，斯诺再次访问了中国，这清楚地表明，他的书在北京受到了好评。“你不同于其他一些也想进入中国的美国人。”龚澎在斯诺访问期间告诉他。龚澎是外交部官员，从燕京大学学生时代起就是斯诺的朋友。她还指出，“人人都知道你是中国的朋友。”十分自然地，斯诺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和食品供应比1960年要好得多。像当时一样，斯诺访问的高潮是与毛泽东的共同进餐和谈话，以及与周总理的正式会谈。一年前，1964年1月，斯诺曾赴非洲的几内亚旅行，先会见了周恩来，然后访问了非洲大陆。欧洲的报刊全文或摘要发表了他的采访，《纽约时报》进行了摘要报道。逗留中国期间，斯诺曾想采访北京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包括刘少奇，他告诉美国国务院的阿伦·惠廷。当斯诺返回瑞士后，惠廷与他进行了交谈。“但周总理告诉我，我不必‘打扰’这些‘忙人’，因为他也能回答我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如果他回答不了，毛泽东可以。”(45) 　　中国人允许斯诺发表与主席的谈话，但只能是非引用形式。与毛泽东前几次与斯诺交谈的情况类似，这次谈话也很吸引人，它反映了这位中国领导人高深莫测而又意志坚强，反映了他特有的思维方式。斯诺告诉惠廷，主席“讲起话来有点傲慢武断，比1960年时更加明显，这使我想起了丘吉尔的风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就是如此，当时我曾采访过他”。1965年1月9日，斯诺与毛泽东会晤，这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客厅，正对着天安门广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他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山南海北”。(46) 　　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的意见中包含许多重要的信号，其中既涉及美国和苏联在国外的对抗，也包括中国国内那些主张共产党走倒退道路的人。他断言，越南革命力量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取胜。他坚持，中国决不越过边界，只有当中国受到直接进攻时，它才参战。他不会考虑采取美国人认为很可能采取的那类行动。他指出，中国的国内事务已经够他忙的了。毛泽东认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最终必将再次携手，“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他特意引用并接受了美国的官方声明，指出越南战争不会打到北越。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很坦率，他讥讽地评论道，美国军队进入越南是“一件好事”，它促使越南人民团结起来，除了内部敌人之外，也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敌人。这就是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斗争观念。对于获得胜利的中国革命，他补充道，“只有一个蒋介石还不够。必须还有日本来蹂躏这个国家8年半。”斯诺后来告诉惠廷，中国的领导人“确信，美国最后必将失败，同时我们将使自己的处境恶化，而无需他们付出很大努力”。(47) 　　当美国即将对北越发动猛烈空袭，中国也将向河内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时候，毛泽东看来正在构想与美国达成默契的基础，其基本原则是解决日益临近并逐步升级的越南冲突。他表示，中国决不会进行直接干预；他认为，他能够集中精力，安全地从事自己的国内革命任务。他相信，越南革命者能够应付他们自己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发现他们最好还是离开越南。主席表示，他“希望”美中两国的关系将来能够得到改善，但他对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前景感到悲观，尽管赫鲁晓夫刚刚下台。他之所以区别对待美苏两国，“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古怪地评论道，中国人被剥夺了“一个撰写论战文章的好靶子”。依据这一线索，中共将继续抨击苏联的政策，认为它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斯诺十分巧妙地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他问道，俄国人曾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那么，中国是否有“实行个人崇拜的基础?”毛泽东同意，中国的确存在着“某种”个人崇拜，他以典型的比喻方式指出，尽管斯大林曾经是这种崇拜的“中心”，但是，赫鲁晓夫的下台，很可能也是由于他根本没有得到人们的崇拜。毛泽东显然认为，那位遭到废黜的俄国领导人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反面教员”，不久，毛泽东的做法甚至使斯大林崇拜也相形见绌。1970年12月，当中国对伟大舵手的神化达于顶点之时，斯诺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对斯诺作品中所提到的毛泽东崇拜，主席进行了温和的辩解和批评。“大搞个人崇拜的正是你们美国人!”他对斯诺说，并引用了美国首都的名字为证。尽管这种事情“让人很讨嫌”，但“总是有人需要受到崇拜。”毛泽东沉湎于幻想中，戏谑地提到“崇拜”：“如果你(指斯诺)的文章和书出版后没有人看，你会感到愉快吗?”这种高度夸张的说话方式，正是毛泽东喜欢使用的。(48) 　　自相矛盾的是，一方面，斯诺因毛泽东崇拜走到极端而感到烦恼，一方面，他在宣传毛泽东的形象方面也曾推波助澜，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直到那本被删简的，在他死后才出版的有关文化革命的1972年的著作，都起到了这种作用。1965年，在他们的会晤过程中，斯诺总结了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令人印象极为深刻。毛泽东告诉他，在革命斗争时期，他曾多次险些丧命，对这种宿命的说法，斯诺回答: 　　在你的命运中，使你幸免于难的那些事件，很可能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非凡的经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记载中，还没有见过有谁像你那样，来自乡间，出身贫寒，却不但领导了成功的社会革命，而且书写了革命的历史，建构了导致革命胜利的军事战略，系统表述了一种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学说，接着又把其哲学应用于一种新型文明的实践，这种文明将影响整个世界的面貌。(49) 　　对于斯诺的评价，据记载所显示，毛泽东并未表示异议。 　　他们进一步谈到了未来，毛泽东告诉斯诺，中国现在的年轻一代既没有经历过旧社会，也没有经历过革命。从书本上看到的和听别人讲述的毕竟与亲身经历不同。不久，他的红卫兵就将掀起“革命风暴”，这场风暴即使对毛泽东这位革命老兵来说也显得过于猛烈，最终他将强迫他们去读他的著作。这位71岁的领导人告诉斯诺，他快“去见上帝”了。由于天下大乱，未来的情况如何难以确定。“从现在起，再过几千年，我们所有人，”他断言，“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将显得很可笑。”这再次显示出毛泽东的风格。显然，他正在考虑的是短得多的时间跨度，而由于他想到了自己必然要死亡，他决不想承受一种“可笑的”命运。他将指引航程，保持革命的活力和正确的航向。 　　斯诺问毛泽东是否有什么“特别信息”，想要由他这位美国记者带给约翰逊总统，毛泽东说没有。中国还要在动乱中再度过6年后，这位中国领导人才有这种“特别信息”，需要由斯诺传递给另外一位美国总统。 　　尽管斯诺对他与毛泽东会晤的报道和有关这次旅行的其他文章，广泛地刊登在欧洲和日本的报刊上，但他发现很难以他认为满意的条件在美国发表。为了得到“少量收入”，斯诺最终把有关毛泽东的报道“给”了《华盛顿邮报》，该报在“窜改”后发表，埃德忿忿不平地对米尔德里德和霍华德说。只有《新共和国》杂志比较完整地发表了他与毛泽东的谈话。他的结论是，“就有关中国的报道与美国报界打交道毫无希望”，他对他的姐姐进一步抱怨。(即使如此，他仍然收到了麦克米伦公司“预付给我的最优厚的一笔稿费”，为了有关那次旅行的一本从未完成的著作。)此外，他在中国旅行前后，再次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从时间顺序来看，他在动身赴中国前几个月，曾动过手术，在中国期间，他患了一次流感，从中国回来后，他由于工作压力太大而精疲力竭。1965年3月，他又回到医院治疗感染。(50) 　　由于这些原因，斯诺60年代中期中国之行的重要性，不久便被相继涌现的其他事件所掩盖。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投入到越南那场看上去无休无止的反共圣战中，而毛泽东不久也对他自己的党、中国政府和中国知识分子发动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对美国所进行的越南战争，斯诺感到十分愤怒，并预感到它的来临；而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他对那里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并对来自北京的最初信号产生了某些误解，但他继续信赖毛泽东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目标。“很高兴看到主席又掌握了政权。”1966年11月，当文化大革命正日趋激烈之时，他在写给艾黎的信中说。几星期后，他写信告诉艾黎，他将在美国进行演讲旅行，“美国有些人以为我了解中国。我讨厌演讲，因为我知道，人不可能无所不知，如此而已；但听众从来不想听到这种真理。”的确，斯诺一开始似乎误解了中国的动乱。在1966年7月的一封信中，他曾认为，中国已准备好与美国进行预期的战争。同苏联决裂后，“决心单独承担重任的一派在中国占了上风，现在，这个国家将要参战”。基于这种阴郁的情绪，他宣称，“中国准备在越南与美国交战。”随着战火波及整个东南亚，并“最终蔓延到东北亚”，中国必将成为战争的“主要根据地”，而中国人在战争中将采用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所使用的游击战术。“也许我太悲观了，”他最后说，“我希望事态发展证明这一点。”当时，斯诺在《新共和国》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他判断，文化革命是对那些反对毛泽东政策的人的一次致命打击，在日趋严重的美国威胁面前，毛泽东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持久战和人民战争战略。斯诺认为，指责那些“长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灌输，毕生从事中国革命政治的老共产党人”是“修正主义者”，并不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美国在越南的卷入逐步升级，激起了埃德心中的新孤立主义情绪，他又神游了青年时代的故土。“我想，如果美国不是力图到处插手，我会更喜欢那里的，”他在1965年6月告诉霍华德。“我现在回忆，20年代真是个好时候，当时，我们对自己是个美国人感到很自豪，不必用炸弹之类的东西来炫耀。我们怎么这么快就扮演起了上帝的角色?”(51) 　　随着中国的情况变得愈加混乱和不可预测，斯诺推迟了新书的工作。他为欧洲报刊和《新共和国》杂志撰写了一些短文章，并用大量时间和金钱编辑他拍摄的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人类的四分之一》。在美国，常有人约请他演讲，1968年，他应邀在日本进行了一次演讲旅行。“在美国，我的代理人为每次演讲开价1000美元，并通常能够得到这个数，至少不会低太多。”他在1969年告诉德国朋友安娜·马顿斯。日本之行非常成功。1968年4月，他在美国进行了紧张的旅行后，从檀香山飞往日本。他在日本所有主要城市都进行了演讲，并放映他拍摄的中国纪录片，吸引了大量听众。他告诉霍华德，他在日本“会晤”的人有编辑、教授、学生和政治家，并在东京受到外相的宴请。他开始编辑《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新的增补版，其中增加了注释、中共领导人的传记材料以及1936～1939年他与毛泽东谈话的进一步的摘要。他准备出一部经过修订的最新版的《今日红色中国》。 　　他试图回到中国的努力，在60年代末期没有获得成功；实际上，他去中国一事，也将受到中国那些极左仇外分子的攻击，他们称他是“外国特务”，那些与他有来往的中国人有时也要为此背上恶名。“有迹象显示，我将有很长时间不能见到你。”1967年7月，他在写给艾黎的信中辛酸地说，“在这个世界上，保持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还没有真正干事，就轻易地树立了敌人。”1969年年中，他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抱怨“我通过外交部门和其他渠道，提出了访问中国的请求，但所有请求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1970年，当斯诺终于回到中国时，毛泽东向他解释了延误的原因，他说：“那是外交部的极左分子组织，他们反对你。”(52) 　　1969年，斯诺写信告诉韩素音，他之所以希望重访中国，“仅仅是因为，我迫切希望补充自己不足的知识。在西方，人们非常希望从我这里了解有关中国的消息，并听取我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说明，这种愿望不但合乎情理，也是我很难忽视的。”而对于那个始终困扰着他的问题，即如何既捍卫他在西方的“独立”声誉，又不致伤害他同中国的“友好”联系，他向韩素音解释：“如果你想传达真实的情况，就不容易做到既保持独立作家的声誉，又不偶尔遭到某些人的误解，而你并没有把他们当做敌人。”传达“我们所参与的那些会议”的事实真相并不那样简单，“我们所讲的模棱两可的话，有时是必要的含糊，都可能会使朋友们感到迷惑不解，并且毫无道理地使你成了坏蛋。”(53) 　　当有消息说他在中国的老朋友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时，斯诺的误解也越来越深了。1969年4月，在收到宋庆龄的一封信后，他在致安娜·马顿斯的信中评论道：宋庆龄“正在努力学习主席著作”，并“提到有关某些外国人的事情，说她20年来一直信赖他们，但结果他们却是叛徒。看来是指爱泼斯坦和他的妻子?那么，再见了”。与此同时，越南泥淖使他极度痛苦。1968年总统选举前夕，他写信给米尔德里德和克劳德，既谴责了尼克松和汉弗莱，也以最严厉的口气谴责了约翰逊，指责他“不道德和愚蠢地掌握着美国的权力，浪费生命，虚掷了数十亿美元，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破坏”。(54) 　　斯诺的慢性“管道”问题——他对自己的肾和泌尿系统疾病的称呼——到60年代即将结束时变得日趋复杂，它或许是个警告，预示着两年后的最后疾病。他的身体正在“全面衰退中，并感到无法解释的严重疲劳”，1969年9月，他写信告诉安娜·马顿斯。由于医生让他完全休息，他不得不取消了那年秋天预定在美国进行的一些演讲。这是一个艰难冬季的开始，在这年冬天，他作了两次手术，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疟疾热的复发阻碍了他身体的康复。“埃德的病反反复复，”1970年7月，洛伊丝告诉霍华德·斯诺夫妇。“他的恢复时间拖得很长，即使在看来已脱离险境时，他还必须躺在床上!”到5月份，尽管他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但埃德告诉米尔德里德，“我仍然很容易疲劳。”他的身体再也没有完全康复。斯诺夫妇在1968年购置的有120年历史的瑞士农庄和库房也是一个无底洞，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和金钱对它进行整修，并添置了必需的主要设施使之现代化。1969年1月，洛伊丝写信告诉霍华德和多萝西，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对房屋进行修缮。她也许太热心了，她说，埃德“很聪明，掌握任何一种工具都很快，并不仅仅是敲打字机”。“这所房子就像个甜言蜜语的妓女，”1969年10月，埃德在写给查尔斯·霍根的信中说，“它不停地要你花钱，要你注意它。”但从他们的新家，洛伊丝告诉霍华德·斯诺夫妇，“我们10分钟就能到达法国，它就在不远处的山顶上，而在湖中小船上吃午饭时就能到蒙特勒或日内瓦。”(55) 　　斯诺曾在中国逗留了13年，他几乎把在瑞士的居住也看作临时的，并一直对姐姐和哥哥表示，他和洛伊丝打算回美国生活，对埃德来说，他更愿意在新英格兰居住。“我们很想回家，我们仍然是美国人。”1970年，他告诉米尔德里德。一年前，在霍华德的女儿卡伦惨死后，埃德给他写了一封信，感情真挚，话语中流露出对早期中国岁月的怀恋。现已年迈的这两位兄弟对相互分离的生活感到很悲伤。“我非常需要与你讨论我自己的生活；我们分别的时间太长，距离太远。”埃德写道，“留给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我对此感到极为震惊。人生为什么如此短促?”然而，斯诺依然富有活力：“我白天仍然工作或者玩，打网球、游泳，或者滑雪，我喜欢这些活动，尽管劲头或许没有以前那么高。”至于“退休”的考虑——他可能承受不了，他还要供两个孩子完成大学学业——他告诉霍华德，“我还要做些事情；但我很希望工作的时间少一些，多抽出些玩的时间，欣赏和平和宁静。”然而，在随后两年的最后岁月中，斯诺几乎难以按照这种设想生活。(56) 　　随着60年代的终结，斯诺对亚洲事态发展的可能趋势进行了重新估价。中国发生了毁灭性的动乱，引起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情况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而此时，他对美国与中国之间最终的事态演变的看法也变得过于激烈。在《今日红色中国》一书新版的前言中，斯诺看到了“70年代的中国”。他披露了毛泽东的新革命所宣布的政策和目标，看来他也赞成它们，即首先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年轻一代的干部已经接班，“尽管是由这位老人来领导”。斯诺坚持认为，毛泽东牢牢地控制着政权，他体现着“新的”天命。这位辉煌灿烂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成为“革命的创造力、独立性、民族自尊和世界声望的体现者”。(57) 　　斯诺注意到，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世俗宗教，不可能对它进行有组织的反抗”。然而“矛盾在于，从本质上看，毛泽东的思想反映了强烈的平民意识”。如同斯诺对它的总结，“革命的目的是人类解放，但是，如果他的梦想能够实现，穷人而不是任何官僚精英继承了中国的土地，中国走上了通往平等和无阶级未来社会之路，毛泽东的道路也决不会允许任何异端邪说的存在。”斯诺指出，“矛盾”还存在于毛泽东自己的心中，不久，当他经历了“新的世俗宗教”的一系列冲击时，这种矛盾将明显地表现出来。(58) 　　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斯诺又返回到和解的主题，这是他在60年代初期曾强烈追求的目标。中国(或者斯诺)对美国进攻的恐惧此时已经“减少”，它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看来是更大的威胁苏联人身上。“现在，中美两国看来有可能进行重新对话。”一切又返回到斯诺在1949年的论点。“正像某些人所看到的，”他在《今日红色中国》1970年版的前言中写道，“随着共产主义坚如磐石般的团结的破坏，中国和俄国不得不相互遏制。”华盛顿可以利用这种状况，帮助较弱小的一方中国，并像它已经做的那样，采取行动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斯诺指出，中美两国迟早将在1960年周恩来对斯诺所阐述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原则基础上，进行严肃的谈判。但他补充道，“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尼克松最近所犯的“惊人的政治错误”，即美国“侵入”柬埔寨一事，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这个判断或许受到他对美国侵柬一事个人反应的影响。他认为，这一行动“可以说重复了对悲惨的越南战争的错误估计”。10年前，在肯尼迪执政的年代里，斯诺曾希望美国的中国政策会出现“新的开端”，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新的开端却发生在一个他所鄙视的总统身上，他也不相信这个总统的动机。作为毛泽东心目中的美国象征和这出戏结局时的密使，这是斯诺不久后将要面对的另一个矛盾。(59)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