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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最后的喝彩

（美）伯纳德·托马斯；吴乃华等

到1970年，中国文化革命最狂暴混乱的阶段已经结束，难以驾驭的、具有破坏性的红卫兵已经被解散，极左派遭到了清洗，军管整顿阶段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并随着中国重新对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产生兴趣，斯诺再次踏上了归程。这一次，洛伊丝随同前往，兴高采烈地开始了她的第一次中国之行。6月份，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打来电话；7月初签发了护照，7月底，斯诺夫妇便乘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日内瓦启程，飞往香港。他们匆忙地安顿了房子和孩子，安排好经济财务问题。克里斯此时是日内瓦大学的通勤学生，他留在埃辛斯的家中，和斯诺夫妇请来在他们外出期间照看房子的朋友们住在家里；西安不久将前往波士顿，去看望霍华德·斯诺夫妇，然后进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学院。斯诺已经同欧洲的报刊签订了协议，而他与麦克米伦公司的合同中尚未完成的书，已经由兰登书屋接手。① 　　埃德的身体仍很虚弱，没有从手术中完全康复；他在香港发高烧，并因手术后复发泌尿系感染，被送到医院里治疗了一个星期。在东方停留的6个月时间里，疾病和疲惫一直困扰折磨着他。到8月中旬，他和洛伊丝来到广州，开始了一次使他极度疲劳的旅行，他到处都听到毛泽东思想式的情况简介，不久他就感到，这些简介千篇一律，单调沉闷，冗长乏味，是公式化的东西，这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中国是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他在这次旅行后不久指出。② 　　在北京，斯诺发现，年迈的路易·艾黎单独一个人生活。外国人现在受到孤立，路易不能再去看望他那些中国的养子和他们的家庭。“他平静地说着这些事情，声音里既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孤独，也流露出谨慎的希望。”埃德写道。中国的外交部长黄华以前曾是斯诺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和译员，此时，他刚刚从对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他带着斯诺夫妇到处参观。他乐观地向埃德介绍了“新的”新中国。在同黄华和其他人的讨论中，斯诺被告之，“我们鄙视金钱和财产。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新型的更高尚的人。”他还获悉，他在战时的工合同事陈翰笙(此时已经70多岁)“也像爱泼斯坦一样遭逢厄运”。③ 　　尽管斯诺很疲劳，但是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当北朝鲜与中国进行乒乓球比赛期间，他仍被叫到正在举行比赛的体育馆去见周总理，只有在中国才会这样!总理说，斯诺很可能已经看到过红卫兵撰写的报道，“讲述他(指周恩来)说了些什么，没有说什么。”而红卫兵所引用的他说过的话，周恩来继续说，只是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甚至“捏造他并没有说过的东西”。在中国，当革命政治说教已经成为一时风气的时候，周恩来的评论很坦率，吐露了真实的情况。④ 　　“毛泽东支配中国的思想和行动的程度，”斯诺在几个星期后指出，“超过了我原来的想象。”现在，北京最大的书店里所提供的，“只有毛泽东的著作”和几个书架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顺便说一句，书店里的顾客极少。”他补充道。在各行各业，人人都以“问答方式”背诵和记忆毛泽东的红书语录。斯诺对此感到很奇怪，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知道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思想是否会被“误解”为沙文主义。“除了与外国同志共同承担工作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国际主义呢?”埃德记载道，洛伊丝“认为，她发现了纯粹的、真诚的、无私的人，女子修道院所培养的那种理想主义者，她当然能够发现，这种人的确存在。但是，人们必须问一下，是否牺牲了真理，是否自相矛盾，等等”。更让斯诺感到不安和烦恼的，是人们给他看的有关周恩来5月份出访北朝鲜的纪录片。金日成“大摇大摆，昂首阔步”，他周围簇拥着“身穿黑衣服的人”，以及“正步走”的仪仗队。“十足的机器人。整个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埃德写道。然而，他可能也认为，中国的红卫兵是“数百万人的伟大冒险。……它显示出青年人的领导作用”。⑤ 　　在清华大学，斯诺忍受着痛苦，听了4天再生忏悔(他被告之，该校是前“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堡垒”)。这些事情，显然已经在小组中讲述过许多遍，有一次，当他边听边作笔记时，他作为附带说明补充道，有个年轻的女学生“说话滔滔不绝”，“她认为自己是毛泽东。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只是浪费时间，不会留下什么影响。”随着人们一个接一个发表这种冗长的讲话，斯诺认为，“它就像宗教仪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也不知它该重复多少遍。”就驻清华大学军宣队一名成员的解说，斯诺记载道，“这位官员说话时，仿佛他的确相信，只要向毛泽东学习，就可以知道问题的答案，虔诚得像个耶稣会会士。他看上去自以为是而又伪善，但却认为自己仁慈而又讲道理。”⑥ 　　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斯诺夫妇参观了延安及其附近的南泥湾五·七干校，然后，他们又前往保安，这是自1936年以来，斯诺首次回到那里。南泥湾干校正在贯彻落实毛泽东“下放劳动锻炼”的指示，在斯诺看来，那里的情况十分艰苦，就像监狱的生活。在保安，斯诺看到了他在1936年拍摄的那张毛泽东的著名照片，挂在毛泽东窑洞旧居的墙上。埃德写道，他们是随着一队小汽车抵达保安，不是他1936年走过的那条路。“我们受到了大人物那样的接待，我对此感到很不舒服，”他写信告诉玛丽·希思科特编辑，“我能怎么办?”在西北之行中，斯诺听到了许多情况简介，他沮丧地指出，“还不如呆在北京，看毛泽东的著作，并背诵它们。”回到西安后，斯诺试图使他与中国同伴们之间的气氛轻松些。“毛泽东是个有名的诗人，”他潦草地写道，“他能靠撰写被人们引用的东西为生。”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样说很有趣”，他草草写道。斯诺私下里仔细考虑了这一切：“在一个地位日益显赫的新的神权阶层看来，所有不同意见或补充性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在军队的支持下，这些人不久就将执掌共产党的大权。”他认为，“未来的官僚将是当前动乱的产物”，他们将拥有“巨大的权力”。⑦ 　　斯诺夫妇返回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他们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群众大游行。当他们坐在那里观看壮观的游行场面时，有人在斯诺的袖子上拉了一下。那是周恩来总理，他带着他们两人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欢迎埃德，并转过头来，以赞许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洛伊丝(洛伊丝后来对埃德评论说)。在天安门城楼的栏杆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站在主席身边的那张著名照片，或许主要是向中国人民传达某种信号，即美国作为最凶恶的帝国主义魔鬼的形象，可能已由官方进行了某种修正。亨利·基辛格后来写道，那个信号“太隐晦，以至于我们这些粗糙的西方大脑完全没有理解其含义”。毛泽东通过斯诺，向华盛顿发出了第二个信号，它要明确得多，不会引起误解。⑧ 　　对他1970年所看到的中国，斯诺的态度和反应复杂，包含着许多层面。他坚决反对越战时期的美国政策一事，对他的观点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当他生活在鸦片肆虐的旧中国时，他告诉北京的一位共产党老指挥官，“我从未想到美国会出现毒品充斥——毒品已不再是中国的威胁——的现象，从未想到大批美国青年会去尝试毒品。”斯诺继续说：“我谈到了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危机：不尊重权威，法律崩溃，对领导人缺乏信任，这些问题多数都可以归因于越南战争。”⑨ 　　北京大学现在位于以前的燕京大学校园内，在去北大参观时，斯诺发表了演讲，埃德“颇感震惊地获悉，北大和燕京的历史被概括为‘文化帝国主义机构’，解放后才获得了新生”。斯诺时刻等待着即将来临的与毛泽东的会晤，他花时间准备和“等待着与这位左派人士的会晤”。但是，他与主席的会晤推迟了两个月，直到11月中旬才实现。埃德不愿意在中国过冬。他说：“如果不是因情况所迫，难以想象我会在这里工作。”⑩ 　　斯诺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晤时，他敏锐地了解到总理所付出的牺牲：他不知疲倦，日夜操劳，努力制止文化革命的某些混乱状态。周恩来谈到了他的年龄和心脏问题，并说他已有11年没有休假。当他为斯诺的咖啡加糖时，他的手颤抖着。他告诉斯诺，他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夜里经常工作到很晚，直至凌晨3点，甚至彻夜不眠。但是，这位不知疲倦的行政官仍不辞辛苦，为斯诺拟订在中国剩下时间里的旅行计划。周恩来甚至还亲自了解和落实情况，为斯诺夫妇去东北旅行提供了暖和的大衣，后来，洛伊丝和埃德把他们的大衣称作“周恩来大衣”。(11) 　　11月份，埃德再次回到北京，艾黎向他吐露了他的养子艾伦在这些年的遭遇。文化革命开始后，艾伦先是遭到诬告，最后被送到西北囚禁起来。他设法逃出来，在北京的艾黎和马海德家找到了避难所，最终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获得“解放”。斯诺获悉，在监狱里，“他周围的所有同志都死于殴打、饥饿、冻馁和自杀”。艾黎的另一个儿子迈克已经挖了两年沟渠。斯诺仔细考虑着中国将要面临的问题，即被送到农村去的那些人如何恢复他们的信念和道德，无论他们是演员、音乐家、停止写作的作家、被隔离的外国人、像艾黎的儿子那样挖沟的技术人员、种地的医生，还是养猪的高层官员。(12) 　　当斯诺沉思着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问题时，他试图从长远的观点进行考察，但是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些看法。“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不公正和暴力或许是难以避免的历史过程。”他在日记中草草地写道，“但是，历史记载决不会永远被删除。”“总有一天，天平将会调整过来。”“为革命而死并不难，难就难在将要或者准备为革命而死的时候，”他继续说，“却得知这种行为被那些目前掌握了书写历史权力的人看做反革命行为。没有偏见的时间再次成为惟一的安慰。”这显然是斯诺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得到的安慰。(13) 　　斯诺参观了公社、工厂、车间、学校、医院、公用事业和其他许多地方，他对所看到的一切显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看到，意识形态口号遍布城乡各处，一再重复，令人麻木，此外，他看来相信，毛泽东已经领导革命返回到它最初的农民和平民主义的道路。在他死后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斯诺对中国的前景加以展望：“城乡差别被消灭了，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生活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中。”“中国人民以革命方式专心致志地从事着和平的劳动，直到2000年。”中国人民看来有纯洁的道德，并主张对公益事业和国家无私奉献，洛伊丝对此留下了新鲜而强烈的印象，尽管埃德对洛伊丝的感觉常常感到怀疑，然而，如同当时西方的许多人一样，他也被中国出现道德重大突破的可能性所吸引，感到中国有可能出现某种“社会主义新人”。斯诺致信玛丽·希思科特，信中表面上谈的是洛伊丝的印象，而实际上是他自己的看法：“她热爱中国人，中国人也喜爱她。他们的宣传达到了目的，他们的纯洁和奉献使她深受感动，他们重整河山，使之焕然一新，变得年轻而又伟大，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我看来，”洛伊丝从北京写信告诉多萝西和霍华德·斯诺，“一切都很新鲜、令人兴奋、动人和有趣。”但是，现实总要显示它那矛盾的一面。在会晤了上海新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后，斯诺写道，“一帮脸色阴沉的家伙。”他又加以补充，“他们没有微笑，没有喜悦，没有欢乐。只有革命。”斯诺可以赞美毛泽东对人和社会的改造，但也与他保持着距离。(14) 　　像以往一样，最终使斯诺取得成功的，是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进行的面对面的采访和谈话，对埃德来说，他们两人象征着永恒的革命真理，是他从1936年以来所了解的红星的体现。而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斯诺仍然是“友好的美国人”，他是与美国沟通的最合适最可靠的公开渠道。在11月与周恩来的会晤中，周总理重申了他1960年第一次对斯诺阐明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显然，为了答复华盛顿已发出的试探信号，周恩来告诉斯诺，“门是开着的，但它取决于美国是否严肃地对待台湾问题。”不久，毛泽东将更直率地向斯诺谈到这些问题。(15) 　　当斯诺继续等待12月与那位“左派”的会晤时，他因鼻窦炎复发和支气管炎而病倒，在床上躺了几天。“我仍然很容易累，需要更多的休息。”他在早些时候写给希思科特的信中说。12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斯诺还未睡醒便接到了命令式的召唤，让他去见毛泽东。他们在毛泽东家里会面，共进早餐，并一直谈到中午。主席也因感冒而躺倒，此时，他身穿浴衣坐在那里，身上盖着毯子。毛泽东平静地告诉斯诺，文化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全国各地的每个组织、机构和政府各部都在打派仗。根据伟大舵手玄奥抽象的意识形态观点，这只会有好处，“不这样就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与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派作斗争，并使他们暴露出来。但是，毛泽东却抱怨广泛的武斗和虐待“俘虏”，巧妙的开脱了自己的责任。他指出，外国人认为“中国处于大乱”，这样说是正确的。(16) 　　在这次访问中，斯诺亲眼看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登峰造极，现在，他对此比以往感到更加忧虑，并以令人吃惊的坦率，向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以前的中国旅行中，他曾私下向中国官方的朋友们提到对这位红色领袖的“崇拜”问题，此时又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在他看来，这样做似乎是过分的和不必要的。毕竟，他告诉毛泽东，“人人都知道，你是革命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很谨慎，他从几个方面加以回答，他既否认自己希望被崇拜，又认为它是正当的，声称每个人都想被“崇拜”，他还论证了崇拜在政治上的必要性，并说他“讨嫌”这种东西，但“皇帝崇拜”又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毛泽东提醒斯诺回想一下他们在1965年的谈话，当时他曾指出，赫鲁晓夫的倒台与他缺少个人崇拜有关。他现在向这位美国朋友透露，随后所掀起的对毛泽东崇拜的大规模宣传，是必不可少的，是为了重新夺回被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者”所篡夺的政治领导权，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党的机构。自20年代以来，刘少奇就是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仅次于毛泽东，从1959年到他倒台，他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毛泽东把他拉下马，称他为“钻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毛泽东对斯诺讲述这些事情之前一年，刘少奇在孤独的囚禁中死于肺炎，死前，由于遭到虐待和忽视，他的病情严重恶化。他的死亡及有关情况多年来一直没有对外泄露。现在，毛泽东再三让斯诺放心，称时间会逐渐“冷却”对毛泽东的崇拜。“我不喜欢这一切。我们准备结束它。”然而，根据斯诺笔记中的记载，他立即进行了补充，大意是说，“我们不能立即结束这种状况。否则也会使人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毛泽东也倒台了。”(17) 　　这位中国领导人耸耸肩膀，对描述他的“四个伟大”的说法，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太过分”了。他指出，只有“导师”的头衔可以保留；其余三个“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毛泽东渴望承担智慧导师的角色，在中国文化范畴中，这决不是表示谦虚。看来，它很像孔子及其思想两千年以来所拥有的中国至圣先师的地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一方面以自己的学校教师背景为荣，一方面他所发动的文化革命又辱骂中国的教师群体，以阶级斗争的话语，把他们通称为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在《生活》杂志有关毛泽东谈话的文章中，斯诺进行了类似的评论，他所引述的显然是毛泽东的最后评论：“他说他这个人并不复杂，而是十分坦诚。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但是，在斯诺访华期间一直陪同他的翻译姚伟写信给他，指出他当时把这句话理解错了。他告诉埃德，“更好的译文”应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8) 　　就中苏关系改善的前景，斯诺询问毛泽东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激烈抨击。“那些俄国人，”他最后说，“他们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说一句话，别人就会俯首帖耳。他们没想到也有人不吃这一套，鄙人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强调，他同苏联人的论战是当前中国政治斗争的基础。“从根本上说，”他告诉这位美国记者，“事关修正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那些在中国搞修正主义的人必然会与苏联妥协。”(19) 　　他们的话题转向美国，对来自华盛顿的私人信号，即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可能性一事，毛泽东的回答很坦率。他声称，他更愿意与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人打交道，很可能他回想起了民主党的杜鲁门对台湾事务的干预。如果尼克松“想到北京来，你可以给他带个口信”，毛泽东告诉斯诺。尼克松可以秘密地来，如果他希望这样。他“只要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但是，毛泽东也很精明，他清楚尼克松访华的潜在政治利益。他推测，美国总统很可能在1972年上半年来，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之前。尼克松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的确并不是一次秘密行动。他乘坐空军一号飞机抵达北京一事，由众多随行的新闻记者进行了报道，并将成为电视上的奇观。(20) 　　毛泽东以他那奇特的相反相成的道家思维方式宣称，尼克松是个“好人”，这位共产党领袖喜欢那些“世界上最反动的人”，认为他们对世界革命事业有很大的“帮助”，正像日本人以前对中国所起的作用。“你只要告诉尼克松，”毛泽东继续以这种方式谈话，“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那个勃列日涅夫不好。”主席继续就此加以发挥，他指出，现在要解决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找“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而只能找尼克松这样“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与尼克松会晤时，毛泽东告诉美国总统，“我们不喜欢杜鲁门、约翰逊一类总统，而在选举中我要投你一票。……我喜欢右派。”(21) 　　在敦促美国人开放的时候，毛泽东无疑也考虑到了自己的自然年龄。“我的身体状况不佳。”他对埃德说，并重复了他在1965年与斯诺的谈话中那个很可能是夸张的说法，那时他正处于在政治上重新掌握权力的前夕。“我已经77岁了，不久就要去见上帝。”然而，在尼克松访华前，去见上帝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斯诺。毛泽东以奇特而轻松的口气责备斯诺，说他在向主席祝酒时，没有把在场的两位年轻女译员也包括在内。(22) 　　当两人最后一次分别时，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谈到了35年来他们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对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来说，这个“资产阶级”的美国记者，或许是他真正可靠的朋友，是无话不谈的知己，而在共产党政治的秘密世界中，由于充满争斗倾轧，经常出现偏执狂，他很难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伙伴中找到这样的朋友。这种特殊关系既给斯诺带来独一无二的、无法估价的利益，也给他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心理负担和政治负担。毛泽东—斯诺现象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关于“关系”的概念，即特殊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友谊与责任相互联系。尽管斯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所保留，但是，他仍然深深地意识到毛泽东对自己的特殊考虑，意识到毛泽东经常提起的对自己的信任，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23) 　　12月21日，洛伊丝离开中国，经由广州和香港前往加利福尼亚，与家人在那里共度圣诞节。她带着在中国搜集到的有关新的“革命”京剧和芭蕾舞剧的资料，准备撰写一本题为《中国的戏剧》的书。圣诞节埃德是在马海德家里度过的，艾黎和其他外国朋友也在那里。斯诺讲述了他与周恩来的谈话，报道了其他事情，逐个问候了在北京的朋友。他仍然感到十分疲劳，并密切关注着膀胱炎复发和泌尿系统感染的迹象。他依靠“大量咖啡、白兰地和香烟”来支撑自己。他急于结束工作，离开中国，他惦念着洛伊丝，感到自己“疲惫不堪”，他在1月底凄惨地写道。一次，当中国的官方主人宴请他时，这一切达到了顶点，他提出了一些刺激性的问题。“这个晚上很糟糕。没有洛伊丝在桌子底下用脚踢我。”他在同卡梅丽塔·欣顿谈话时也显得烦躁不安，卡梅丽塔是威廉·欣顿的女儿，在中国长大和受教育。她详细讲述了近几年的混乱岁月期间学生们的胡作非为。青年人的确是在向制度发泄他们的不满，她告诉斯诺。“外国人怎能懂得中国的事情，”她引用中国学生的说法，“连我们自己都不理解。”当斯诺结束中国之行时，他列出了他感到愤怒的大大小的事情：给他吃的太多，外宾与中国人的隔离；向来访的作家反复讲述同一类老掉牙的故事；很难得到有关军队、共产党和经济等主要问题的消息；在飞机和火车上喇叭里总是大声唱着政治歌曲，呐喊着政治口号。1971年2月6日，斯诺乘飞机前往广州，然后转乘火车去香港。他精疲力竭，情绪低落，中国的经历刺激了他，使他感到困惑不安，很可能他已处于癌症的早期阶段，一年后，癌症最终结束了他的生命。(24) 　　斯诺推迟离开中国一事，改变了他最初打算与洛伊丝在加利福尼亚会合的计划。他没有去加利福尼亚，而是直接返回他们在埃辛斯的家，洛伊丝则前往纽约，在那里处理埃德的出版事宜。《纽约时报》只同意出版删节本的周恩来访谈录，斯诺愤怒地予以拒绝。克里斯打来电话，告诉妈妈埃德已经到家，显得“疲惫不堪”，催促洛伊丝赶快回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埃德忙于撰写文章，主要是为意大利的《时代周刊》，该刊曾慷慨地为他的中国之行提供资助。在他工作期间，一系列事件推动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恢复，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斯诺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此进行宣传。1970年秋季，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中间人，尼克松开始与北京进行秘密接触，毛泽东在12月与斯诺会晤时曾间接地提到过这件事。由于受到周恩来的鼓励，1971年年初的几个月间，两国继续在私下里交换意见。在华盛顿，这一过程由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后来的国务卿)在白宫进行协调，从而绕过了国务院的官僚机构。(25) 　　4月初，北京邀请正在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发出了一个极其微妙而又绝对不可能被误解的公开信号，展示了周恩来高超的外交技巧。在北京，美国乒乓球队应周恩来邀请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的招待会，周恩来强调了友好的主题。美国人适时地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4月底，《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的文章，介绍了他在1970年12月同毛泽东的谈话，推动了乒乓外交的进展。主席曾告诉斯诺，对他们谈话的正式记录，“偶尔需要的时候”，埃德可以用来作为研究的“指南”和背景材料。显然，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埃德急切地打电报，询问能否发表毛泽东的谈话材料，黄华予以肯定的答复。“毛泽东将乐于同尼克松交谈，无论他是作为旅游者还是作为总统。”斯诺在《生活》杂志的文章中报道。他随后写信告诉主席，“随着乒乓球运动员抵达中国及其他对美国人的开放措施，公布情况的时机选择在政治上看来是正确的。”斯诺在写给中国驻日内瓦徐领事的信中，对他自己在这一事态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颇为引人注意地说，“我希望，我现在和以前所撰写的一切对此有帮助。我只能认为，他们与我的所有谈话都是有目的的，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或者没有完全领会。”对斯诺在中美谈判中所起到的沟通作用，尽管基辛格后来贬低其重要性，但他也承认，“无论如何，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很有趣，它使我们了解到这位中国领导人在1970年12月的想法。它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在考虑总统访问的问题，而当时在我们双方的意见交换中，还从未正式表示过这种想法。”恰好在进行中国之行前，尼克松向国会提交了他的年度报告，对斯诺的作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的报道证实了我们已获得的秘密信号，即中国对我访华很感兴趣。”美国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当时并不知情，他仍是根据过去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作出反应。4月29日，他在伦敦的电视讲话中宣布，对尼克松的邀请，像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所报道的，是“很不正式的”，他不相信这是个“严肃的邀请”。(26) 　　7月9日，基辛格经由巴基斯坦赴北京，开始进行一次历史性的旅行。他在中国停留了两天，其间与周恩来会谈的时间达17个小时，这是两位外交领导人第一次会面，以后他们还将多次进行这种冗长的谈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这位老练、精明、讲究实际的代表对周恩来的个人评价，与“友好的美国人”斯诺的评价如出一辙。“温文有礼、十分耐心、极为聪明、思维敏锐。”基辛格后来如此评价周恩来，“在我们的讨论中，他始终宽容大度、通情达理，不回避两国新关系的本质问题，仿佛不存在任何敏感的选择。”中美两国“将寻求在70年代初恢复正常关系，这是国际局势的内在要求。它的迅速发生和自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总理的杰出人格和非凡的洞察力”。7月15日，尼克松发表了激动人心的电视讲话，通报了即将去中国的旅行，他宣称，“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与，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实质上，这一切正是斯诺在10年前就试图向其他美国领导人传递的信息。(27) 　　4月份，洛伊丝和埃德驱车前往意大利地中海沿岸那不勒斯以北的斯珀隆加，休息一段时间，这是他们极其需要的。在返家途中，他们拜访了奥利弗·克拉布一家。奥利弗是位政治科学家，是斯诺多年的老朋友奥利弗·柯乐博的儿子，是中国通和美国的外交官，此时正在佛罗伦萨的锡拉丘兹大学任教。他回忆了斯诺对健康问题的关注，斯诺偶尔流露出来的“忧郁”，以及斯诺所特有的那种热情、亲切、“活跃”的性格。回到瑞士后，埃德发现，随着与中国关系的迅猛发展，他现在已经越来越出名。他收到了潮水般涌来的电话和信件，要求分享他对中国问题的专门知识、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与中国独一无二的联系，看来人人都想访问中国，并错误地期待埃德能够帮助他们去那里。人们“蜂拥而至”，回家后他写信告诉毛泽东，“他们以为我和北京政府的签证部门有‘热线’联系”。应斯诺的请求，8月份，兰登书屋和格罗夫出版社以前的编辑，对埃德有深厚感情的朋友玛丽·希思科特来到埃辛斯，帮助埃德完成他的著作。因踝骨骨折，她到来时拄着拐杖，一直住到12月，当时，斯诺的疾病已使他不可能再完成该书。尽管埃德很不舒服，忍受着严重的背痛——他认为那是由腰部风湿痛造成的，但是，他们3人仍尽力工作。洛伊丝身体内也潜伏着厉害的肝炎，但她仍专心致志地撰写她的著作，而玛丽和埃德则忙于斯诺的书。10月份，斯诺写信告诉兰登书屋的约翰·西蒙，“由于患病，我的著作进展很不顺利。我以前从不了解腰部风湿痛是怎么回事，”他继续说，“但我的病已使我不能移动。”他坐在打字机前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然后至少需要休息1个小时，“即使那样干，也违反了医生的嘱咐。”为了恢复体力和情绪，埃德独自前往摩洛哥海滨沙滩度过了10天，享受那里的阳光和温暖。他回来时看上去皮肤晒黑了，但是，对于斯诺夫妇来说，在即将到来的寒冷而令人痛苦的冬季，他们两人的身体状况都将日见衰退。(28) 　　斯诺作为先行者，开拓了与中国沟通的途径，他的地位现在得到了公认，他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但他恰于此时身患重病，心中充满了苦涩之感。在越南战争时期，当美国犯错误时，他感到自己受到了背叛。他曾经认为，美国可以充当世界的解放力量，当他最终抛弃了这种信念时，他在1970年5月写信告诉欧文·拉铁摩尔，称他以前曾认为美国是个例外，但这种看法只是“幻想”。“美帝国主义”，他告诉拉铁摩尔，恰恰是特别危险的，“因为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除了自由，他们不想把其他东西带给别的地方”。1971年3月，斯诺从中国回来后，他“十分秘密地”致函自由派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把自己在北京所获知的，有关尼克松就他访华一事与中国人进行秘密接触的情况告诉他。“人们认为，正当有关中国的辩论在美国变得日趋激烈的时候，尼克松或许正在通过这一类的巧妙行动，试图把握有关中国的问题。”斯诺还对这位即将在1972年总统选举中成为尼克松对手的人谈到，“我希望你能第一个去中国。”斯诺在12月向马海德吐露，“我以前从未想到尼克松会向毛泽东提议共同进餐。”当斯诺在《生活》杂志发表有关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文章时，他显然在日内瓦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似乎把这一即将到来的事件放在一种奇怪的对抗性环境中加以考察。“现在，某些人认为，由于毛泽东主动提议与尼克松握手，他准备得到华尔街和五角大楼的‘接纳’。但是他们忘记了，”他指出，“1945年，毛泽东曾在谈判时与蒋介石握过手，也曾在谈话时与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握过手。按照上述说法，他们该被置于何地?”在埃德去世前两周，尼克松给他寄去了一封简短的信，承认了该记者“杰出的一生和卓越的成就”，洛伊丝·斯诺后来写道，“我们没有回信，他也没有再来信。”埃德去世几个星期后，洛伊丝写信告诉他们的朋友查尔斯·霍根，“尼克松的信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我藐视他，不给他回信，他只配得到这样的对待。”(29) 　　斯诺对尼克松即将与中国人会晤一事，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此时，他以前所持有的那种并非毫无根据的政治敌意和破灭的幻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对这些事态发展的看法，使他难以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历史意义。1971年7月，他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谈到了即将进行的总统旅行，斯诺坚持认为，中国人将从“实力地位”出发来处理这件事。随着“在国内进行的大清洗可靠地加强了他的地位”，毛泽东把“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冒险看做大屠杀”，并认为，“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美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都遇到了麻烦”，埃德写道。“现在，如果中国有机会收复台湾，实现毛泽东统一国家的最终目标，并在中国的辽阔疆域、伟大成就和巨大潜力得到承认的基础上，使中国有机会被接纳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为什么不进行尝试呢?”特别是考虑到苏联人来自北方的威胁。(30) 　　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斯诺在他最后的评价中，既表示了有限度的赞赏，又提出了告诫。“亲密无间看来还很遥远，两国之间的近期关系必将矛盾重重，不断进行调整和斗争。”“一个更现实的世界已经初露端倪”，他继续分析，但是“当人们的幻想破灭时，一般人的幻想——以为将会出现一个各种意识形态和睦相处的，中国不再崇尚革命手段的世界——只能再次加深人们的苦难”。斯诺重申了自己的信念，认为世界必将发生持续的革命变革，毛泽东的中国将成为这一变革的主要领导者，他还指出，“如果世界上不再发生由革命所引起的变革，中国的亲密朋友不再是革命国家，对北京来说，这样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像美国一样，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希望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就必须丢掉幻想。”(31) 　　实际上，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越战后时代的来临，表明美国放弃了在亚洲的干涉主义政策，而对中国来说，它意味着革命后时代的来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周恩来主持了对美国开放的谈判，并率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政策，不久，它将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周恩来“是个建设者，而不是诗人”，斯诺在把他与毛泽东作比较时写道。1971年7月，周恩来在同基辛格会谈时，颇为意外地向基辛格解释了文化革命，他或许就此发出了自己的某些信号。正像基辛格对这个奇特事件所做的描述：“周恩来看上去风度优雅，但显然掩盖不住他内心的苦闷，他指出，中国左右为难，既担心官僚主义化的危险，又恐惧过分的意识形态热情。”这种热情已经危及到50年来的斗争果实。“他曾怀疑这种激烈措施的必要性，但是毛泽东更聪明；他的眼光敏锐，可以洞察未来。”基辛格评论道，“在回首往事时，如果周恩来不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否定文化革命，并指出它已经结束，我怀疑他是否能够提出这一论点。”(32) 　　用斯诺的话来说，作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知己”，周恩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这位美国记者也陷入到同样的困境中，因为他是毛泽东所欣赏的传记作者。在毛泽东刚刚担任中共领导人的时候，斯诺便第一次采访和报道了中国革命；他成为中国革命最有效的宣传者，并在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亲眼目睹了毛泽东主义最辉煌时期的最后阶段。斯诺在红色中国的所有经历都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相关，或许，这两位杰出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气质和性格方面的巨大差异，都折射在斯诺的头脑里，有助于解释因对中国革命所承担的义务而困扰着他的怀疑和内心冲突。1969年7月，埃德在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对这一切进行了坦率的总结，当时，没有人理会他重返中国的请求，在文化革命的疯狂政治气氛中，他似乎受到了怀疑。为了寻求毛泽东对他访问中国的帮助，斯诺表白他是真正的朋友，他受到了委屈和伤害，同时，他强调和重申了他过去对毛泽东的事业，甚至对毛泽东崇拜的贡献。“我希望你没有忘记，多年来我一直坚定地支持你的伟大领导，”他告诉伟大的舵手，“很遗憾，我意外地发现，自己不被允许去了解你，同你谈话，从而也不能帮助世界充分了解一个像列宁那样的革命者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有所帮助。”现在，当他自己的生命之火逐渐衰竭的时候，毛泽东共产主义的“斯诺时代”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如果超越直接的政治考虑、个性和冷战策略的角度，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显然是斯诺的胜利，尽管是又苦又甜的胜利，并证明了他的正确。在30年代，他始终认为，一个独立、统一和强大的中国，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是重要的，而当时华盛顿所采取的中立政策符合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得到西方的同情和关注，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和其他许多撰述中，一直注意刻画共产党人的形象，指出他们既是爱国者，也是革命者。1949年，在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斯诺曾写道，“从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不愿意使中国的民族利益服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他后来在《复始之旅》和《今日红色中国》等著作中将重申这一观点。如果美国“彻底抛弃干涉主义政策，那么，历史就可能沿着现在已具备一切必要前提的方向发展。中国将会成为第一个不听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共产党统治的大国”。与此一致，在冷战年代里，他敦促美国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缓和紧张关系。他知道，大国能够干预中国事务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无论是俄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例外。他坚持，对于太平洋两岸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来说，缓和紧张关系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我们成为了朋友，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尼克松以后将宣称。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斯诺倾向于淡化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障碍，尽管他并没有忽视这些障碍。“从历史经历、现有的社会或政治制度以及彼此冲突的国家利益来看，”1963年，斯诺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决不能证明双方发生大战或彼此持续强烈仇恨是合理的。”但是斯诺始终认为——即使这种看法常常与他对毛泽东观点的赞成相抵触——真正的人类解放，最终有赖于人民完全掌握经济和政治的权力。斯诺对理想社会的看法，很可能来自战时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理想和原则，以及工合所体现的那种个人与集体的权利、利益和责任的结合。(34) 　　1971年11月下旬，斯诺作了检查，确诊患了胰腺癌，并已扩散到肝脏。洛伊丝当时也因传染性肝炎而住院。在身体仍很虚弱，没有完全复元的情况下，她返回家中，因为埃德准备在12月中旬到洛桑的一家医院动大手术。折磨人的手术和手术后的折磨都无法制止疾病的致命进展。埃德最终了解到了自己的病情，但他力图否认全部事实。“埃德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洛伊丝在12月底告诉霍华德·斯诺夫妇，“但我想他现在还不清楚其严重程度。”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患了癌症，她又说。斯诺谈论着他的康复，谈论着他的工作和计划。他原定作为《生活》杂志和意大利《时代周刊》的记者，在报道尼克松访华的新闻媒介汇集中国之前，提前到达那里，现在这一计划不得不推迟，接着又取消了。在他生命的最后这几个月，他就这样又回到了舞台中央，受到了美国舆论主流和保守的美国大众传媒的追求和欢迎，恰如他在其创作巅峰岁月与《邮报》的关系。“你拥有许多崇拜者，其中也包括我。”1971年7月，《生活》杂志总编拉尔夫·格雷夫斯写信告诉埃德。“如果你所撰写的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报道不能发表在《生活》杂志上，”格雷夫斯在9月份告诉埃德，“我将深感失望。”(35) 　　12月底，埃德回到家中，他仍然表示自己能够康复，并继续撰写他的著作。1月初，他写信告诉兰登书屋的约翰·西蒙，说他因“胰腺炎及其并发症”动了手术，大夫“向我保证，只要继续进行适当的休息，恢复抵抗力，再经过一个月左右，我的健康状况就可以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水平”。那个月晚些时候，他写信告诉周总理，“此时不能在中国，当然让我深感沮丧，但我以后或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对斯诺的化疗没有取得效果，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36) 　　在这种情况下，与斯诺一生紧密相关的两位中国领导人以告别的行动，表达了他们与斯诺的友谊和对他的尊敬，现在，这种感情已经超越了政治利益的任何进一步考虑。斯诺也对洛伊丝口授了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向最“亲爱的朋友”表达了最后的问候。在埃德手术后，一俟洛伊丝获悉医生对斯诺病情的悲观预测，她就给北京的马海德发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斯诺的病情，并随信附上医疗报告的副本。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下，并出于对中国医疗保健制度的信任，她以为可以出现“奇迹”，她恳求，“是否有什么办法?我曾说过，如果真的出现危险，我就去中国。天啊，当这个可怕的东西在埃德身体里发展的时候，我们正是在中国!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你对此如何考虑?”根据洛伊丝的通报和请求，北京在1月下旬迅速派出一支医疗队，其中既有医学专家，也有护士，以帮助那位身患重病的记者。(37) 　　最后几个星期的情况，由洛伊丝·斯诺动人地记载在她所撰写的有关埃德最后病况的书中。“我边看书边流泪，”宋庆龄后来写信告诉洛伊丝，“仿佛每一页都出现我们亲爱的埃德的面孔。”鉴于斯诺的病情十分严重，身体十分虚弱，难以执行最初的把他送往北京照料和治疗的计划，因此，中国医疗队把斯诺的家改造成一所临时医院，大大减轻了家人的负担，并从医疗上和人道上，尽力使斯诺舒适并尊严地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们：“使埃德不再感到忧虑和痛苦”，斯诺去世后，洛伊丝写信告诉查尔斯·霍根。36年前，马海德医生曾与斯诺一起，经过艰难跋涉进入红色中国，现在，他又作为中国医疗队的一员来到这里。斯诺开始变得意识不清，但在黄华来看望他时，他回光返照，最后一次清醒过来，黄华现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第一任大使。当黄华和马海德站在他的床边时，斯诺戏谑地称这是三个“土匪”的重聚。不久，斯诺就陷入到最后的昏迷状态，并在中国医疗小组在场的情况下，于1972年2月15日安详地去世，这一天正是中国阴历的新年。不到三天后，尼克松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面。由于斯诺不能亲自前去报道这一事件，来自日内瓦的外交电报建议尼克松“浏览一下”斯诺的作品，因为，在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人们“很可能会提到斯诺的名字”。(38) 　　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打来了唁电，世界各地的政界显要和朋友们也表示哀悼，进行了温情的回忆。在日内瓦、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和纽约的联合国小教堂都举行了追悼会。在斯诺夫妇结婚后曾经居住过一段时间的斯尼登村贮木场，老朋友们在那里聚会，回顾和缅怀往事。以前，斯诺曾就他死后如何处理自己的“后事”留下了简要的遗言和指示。这些指示被人们一再引用，它浓缩了他那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反映了他与美国和中国的双重联系纽带： 　　请将前面所提到的那位“证人”火化。然后，如果你们不反对，请让人把部分骨灰送到北京，并告诉他们我热爱中国，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在世时一直希望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哈得孙河畔，河水将由此流入大西洋，流到欧洲，流到人类所居住的一切地方，我感到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个地方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为了完整地实现这些遗愿，斯诺的骨灰一部分埋在斯尼登村贮木场一位朋友家的花园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哈得孙河，一部分埋在北京大学美丽校园中未名湖畔的小山坡上。这里是前燕京大学所在地，他曾在那里任教，喜欢沿着宁静的湖边散步。(39)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回忆，斯诺总是尽心竭力地进行新闻报道。而玛丽·希思科特在谈到他时指出，埃德承认，“世界上生活着几十亿普通人，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应该受到尊重。”贝特兰或许最出色地概括了他这位老朋友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激进主义者，一个理性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写给洛伊丝和孩子们的信里说。1969年，斯诺在致霍华德的信中，从更为个人的角度，对自己一生的努力进行了评价：“我日益认识到，自己实现不了在学习和写作方面的所有愿望，我知道，在这短短的一生中，我很可能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40) 　　自从埃德去世后，洛伊丝·斯诺继续住在埃森斯的家中，她常去美国看望家人和朋友，并曾几次返回中国旅行，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以后，她再没有去过中国。埃德死后的最初几年，她发表有关中国的演讲和文章，撰写她自己有关埃德最后一次旅行的著作；1981年，她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中国》一书，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9年埃德有关中国的作品。克里斯和西安仍旧住在瑞士。他们现在都在日内瓦从事译员的工作。 　　如果斯诺在世，他会怎样看待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呢?中国已经失去了主张平等和妇女解放的光环，毛主席的形象也严重褪色，而美国人最后却深受毛泽东革命观点的吸引。斯诺以前思想上的疑惑很可能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包括他对思想转变的怀疑，他经常谈到的有关独裁政治制度陷阱的想法，他对无条件信仰经典著作、崇拜非凡领袖的怀疑。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与斯诺关系极为密切的那个革命偶像，其统治恰好完整而集中地体现了这些特点。对1989年6月的天安门事件，洛伊丝·斯诺、克里斯托弗和西安都感到痛苦和愤怒，它或许向我们传达了某种重要信息。但是，斯诺还是会欢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更大开放，欢迎它生气勃勃的经济进步，尽管他会以困惑的眼光看待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目标及由此所派生出来的丑恶的社会现象。斯诺在1968年访问香港时，看到那里充满活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推测，如果中国大陆能够找到某种“方法”，既能吸取香港人“利己的”赚钱动力和毛泽东力图“改造人”的思想动力的长处，又能避免其不足，那么，“没有人能够超过由此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斯诺将强调谨慎处理复杂、互利，但常常使人神经紧张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随时存在的激起冷战的危险性，从美国人那方面来看，危险在于煽动反共倾向，而从中国人那方面来看，危险则在于煽动仍然很普遍的美帝国主义概念，戴维·香博最近对中国的专职“美国问题观察家”进行的研究，以充分的文件资料证实了后一个问题。正像《感伤的帝国主义者》一文的作者所说，尽管1972年后美国“重新得到了”中国，但是“危险却依然存在，如同以往处于这种关系时那样，美国的过高希望和过多幻想，只能带来危险的绝望、幻灭和敌意”。斯诺很可能将会赞成《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尼克拉斯·D·克里斯托弗在1993年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意图抱怀疑态度(就像它对我们的态度一样)，而不要陷入敌对状态。我们应该与中国保持对话，但口气并不一定总是很热情。”克里斯托弗又说，中国“不是恶棍。它不是像伊拉克或利比亚那样的叛逆国家，而更像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邻国眼中的巨人。……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它的经济奇迹，那么，均势的重新调整将成为今后几十年中最重要的，或许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在较早时期，即在中美两国关系处于更广泛敌对的阶段，斯诺就一直提醒他的同胞注意这种现实。(41) 　　但是在中国以外，斯诺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他在报道这个狂暴而难以驾驭的，穷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富人的世界时，文笔生动，扣人心弦，充满了同情心。他始终坚信，他能够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像他所向往的那样。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承担起记者的相应责任，试图如实地报道事情的真相。“在我看来，某件作品是否有价值，将由它自身来证明。”1964年，斯诺在致一位中国记者的信中写道，“如果结果表明，它对增进人类的知识只有微小的贡献，我相信，也只有在促进世界上占人类绝大多数的穷人和受压迫者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42) 　　然而，这件事情绝不会那样简单，也不可能那样简单。他所期待的革命事业和解放力量常常令人失望，数量太少，或者由于自身的原因，常常大量产生新的弊病。几十年来，超级大国的竞争和干涉主义，冷战和热战，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军备竞赛，等等，都粉碎了斯诺对新的世界秩序的设想——一个文明、进步、民主的美国可以同一个更温和的、领导着东方集团“兄弟”国家的苏联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以适应在世界上的穷人地区进行根本变革的需要。1970年，当斯诺在中国得知，毛泽东打算会见他，而不是由他晋见毛泽东时，他感到，毛泽东完全是个“民主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掌权者”。实质上，斯诺可以提出建议，但由其他人负责处理。(43) 　　斯诺的头脑中总是交织着希望与绝望，信仰与幻灭，或许他的思想是一面镜子，折射着他所看到的20世纪：前所未有的进步与难以形容的恐怖，惊人的前进与令人沮丧的倒退。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斯诺指出，人类已经来到“一个转折点，他将与其史前史告别，当人们最终不得不开始表现出人的举止时，人类的童年时代便真正宣告终结”。斯诺在《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探讨了这个主题，他认为，世界必将成熟起来，从“民族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演变为“联邦制世界政府的更先进概念”。但是，在斯诺一生中最暗淡的时刻，他感到，“人类童年的终结”即使能够实现，也是很遥远的事情。1959年，他在致贝特兰的信中指出，只有“思想幼稚的人”，才看不到“人类的普遍愚昧、自私、胆怯和极端不开化，看不到人类是一种可怜的生物，只有团结合作，同心协力，并仅仅为恐惧所迫，它才能够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才有可能主动表现出高尚、爱心和理性，尽管这只是一种个人的举止”。(44) 　　在一个没有注明日期的未完稿上，斯诺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很可能是他在写作《复始之旅》一书时撰写并保存下来的，在这个稿子上，他认真思考了这个没有达到他最初期望的世界： 　　我知道，我在战后的严重幻灭，是因为我仍在幻想战争将开创一个新世界，幻想我们能够得到放松和休息，享受艰苦劳动和努力工作的果实，享受坦率的预言得以实现的乐趣。我自己确实得到了放松和休息。我痛恨陷入新的困境，不想受到新问题的打扰。我已经忘记了10亿人仍然对他们的贫困状况感到不满，无数种压迫仍在继续。我感到很满意，但世界上其他人却并非如此。我希望和平，但其他人却并不希望。我相信，人类在相互关系和国际事务方面能够表现出新的行为举止，但其他人却并不这样想。历史如此沉重地制约着他们，以至于他们不可能和我们的看法一致。究竟谁在制约着他们，谁能制约他们，使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思考问题?……人类缺乏想象力；不可能被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影响。看看我们是怎样忘记了迈丹尼克的事情吧，我们不会记住它，也不会从中吸取任何教训。(45) 　　我们现在的时代，尽管人类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但人类仍因日益加剧的民族主义，种族、部族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冲突而伤痕累累。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则使之更趋严重。世界上普遍缺少人权，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这种状况证实了斯诺的忧郁思想，即人类应该团结合作，同心协力，人类迫切需要像他所呼吁的那样“结束童年”。根据1994年联合国有关人类发展的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10亿人所支配的财富，是最贫穷的10亿人的60倍”。它警告说，“除非人们每天都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否则这个世界绝不会太平。”“地球上人类安全的新需求，”它进一步指出，“要求世界各国彼此之间建立一种更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以便进入一个发展合作的新时代。”正像布鲁斯·厄克特最近就全球性警察行动和维护和平问题所作的评论，“总有一天，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相互依赖性，将会使我们面临某种选择：或者倒退到混乱状态，或者建立一个以法律为依据的全球社会。”斯诺所展望的前景，即人民的地位得到提高，民族获得解放，并由此构成一个非军事化的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集体安全的、平等的、和平的国际秩序，仍然是我们这个世界正在追求的目标。(46)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