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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高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 　　同志们!这些问题都是十年以前的事。十年以前的事，为什么现在又提出来呢?不是很奇怪吗?但是，这问题不得不提出来。因为高干会做了结论，除了几个未参加的，其余的大家都很清楚，对于路线搞清楚了。高干会以前许多人是盲目的，因为那时候人家把以刘志丹为首的路线叫“右倾取消主义”。 　　高干会做了正确的结论，把这个帽子抹掉了。但高干会后，仍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这个正确的结论，就不同意这个意见，说什么“不是路线斗争”等等，就到处讲。结果，使大家对这个问题发生了怀疑。没有到会的人说，“这个历史总结是不是有错误?是不是歪曲历史?是不是历史问题解决了?人事问题解决了?作风问题解决了?”就是说：西北局今天路线有错误。过去只有朱、郭是正确的，刘是错误的。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处来讲；一直到七大，还发生了很大的风波，还有说什么不敢开座谈会等等，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据，以混淆视听。因为这些问题，不得不座谈，所以有了这次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弄清是非，搞通我们的思想，克服分歧，以求达到团结。 　　座谈会开了三十六天，开得很好。开的方式，采取了“放手的民主，不集中”，使大家无论有什么都可以讲出来，只要不骂人，不发脾气，尽量的讲。开得结果，大家都认为高干会的结论是正确的。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一般的都有了自我批评与反省，检讨了自己从前怎样钻空子，怎样搞的不对，也认为是对的。正确的同志原来就知道这一回事，因为亲身参加了这个斗争，更清楚认识了历史斗争的过程。结果，使正确路线更加阐明，错误路线更加揭露，使党内团结更有保证。 　　我的讲话是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提出了几个问题，加以概括的说明。 　　一、历史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 　　有人提出：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企图想推翻历史的结论。他们提出了什么论据呢?其论据，郭洪涛提出四条。 　　一种说法是： 　　历史不公，朱未来以前，我的路线正确为主，错误是次要的……，不然为什么红军能扩大，苏区为什么能发展呢?这证明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还有一种说法： 　　他说，刘、高接到北方局的三万五千字的一封指示信，拍手叫好，并称“伟大”。还说：你们执行的还不是和北方路线一样?我们也执行这个，还不都是这指示里的一大堆。(这些都是他在党校支部讲话中讲的，记录上有，不是我捏造的。) 　　第三个论据是什么呢? 　　是闫家坬子会议，说刘、高到了闫家坬子，自己报告了几天。在党校也说过，“刘、高报告他自己如何是右倾取消主义，如何是富农路线，如何是逃跑路线，如何是机会主义。”讲的这些，那不是见鬼了吗?谁愿意给自己带上一个机会主义帽子?不是这样一回事!他说：“你们自己讲的，我们只是收集起来，把本子交给北方局，我并没有做坏事。” 　　第四个论据： 　　“王家湾会议，刘、高批评我们为富农路线，你们这是右倾”。 　　从这四个论据里看出，他们不敢公开的提出来，说高干会那时候路线“我不同意”。他不这样提，他是找这个同志谈一点，在这个会议上扯出来讲一些，又在那个会议上讲一些，这些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事实。我在下面会讲到的，他自己不讲，他说“不是事实，是钻空子。” 　　又有一种说法： 　　“过去有什么正确路线，西北红军搞起来，还不是糊里糊涂。什么政策，路线，我就不大懂。”同志们!怎么样就是盲目性?不自觉，乱干起来的?!那很难设想。何况你不自觉，会有人自觉的；还有人这样的主张：“高干会以后，我就不承认什么正确路线”。 　　还有人说： 　　“高干会是‘御用’的，中央走以后，陕北党会分家的。”就是说，中央是宗派主义，高干会是中央“御用”的高干会；现在中央在这里，不能展开争论，中央走后，可以展开争论。说“高岗不敢在七大以前召开历史座谈会，怕当选不上中央委员。”这个话，说这个历史里头有鬼，我脑子里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梦。还说“历史自然会给高干会的结论作总结的。”所谓高干会的历史，就是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抹掉，换了一顶帽子，给朱、郭带上“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们的总结，就是要解决这个东西，想再把这个帽子还给刘、高、张、习带上，来作为他们各方面活动的理论根据。 　　照这样说来，郭洪涛还这样说：“我们并没有完全执行北方局的指示，只是有不得当的。我们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群众工作是正确的，我们想，今天的中国革命主要是军事斗争，那么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北方局的指示，我们没有先全执行，相反的，刘、高拍手叫好，并连称“伟大”。那就是说，刘、高是错误了，变成了左倾机会主义，我们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过去你写的文章，说我们是右倾取消主义军事路线，你们是对的。那么现在又没有“什么路线”，那也很奇怪。 　　照你这样的说法，或者他们对，或者刘、高错，或者大家还是糊里糊涂，历史上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那么，高干会就不存在这问题。也就是说，高干会的结论是冤枉了好人，打击了好人，那不是中央御用的宗派主义吗?问题是这样的提出。 　　但历史实践证明：两条路线过去是存在过的，斗争是千真万确的。今天的分歧，实质上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红二团以前的路线斗争： 　　这里只简单扼要把几个关键地方讲一下，以及在关键地方双方的争论，提出来就可以证明这个东西，大家就可以清楚。琐碎历史的问题不讲，什么沟沟、渠渠、三道川啦、二道川啦，闫家坬子会议，大家就会说我们就不懂你们这些，大家感觉到麻烦。关于西北党的斗争史(或称西北革命斗争史，或称边区革命斗争史)也搞了几年，以李卓然为主编，现在已有了初稿，比较详细，且不讲他。现在就讲有没有路线斗争。 　　他们说：“西北党没有什么路线斗争。”我们看，在大革命后期反对陕甘边党委书记耿炳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这叫不叫路线斗争呢?反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这叫不叫斗争呢?那时刘志丹、邓小平在西安，刘伯坚作政治部主任。虽然这样，但我们不懂得拿枪，只害怕拿枪把冯玉祥搞垮怎么办。冯说：革命的左边来，跟总司令来，而我们就实行了这个东西。后来在郑州会议，来了一个叛变，便杀的一塌糊涂，这不是耿炳光的投降主义吗?我们也和他做了斗争。还有，反对李立三路线，以杜衡为代表的，是他们曾经要在陕北组织一个军，给赵伯平一个指示。当时，我也在那里工作，秀山也在那里。在这里组织一个军不成，为什么呢?因为有渭华暴动的失败，清涧暴动的失败，旬邑暴动的失败，整个的这几次暴动都失败了。怎么能够成呢?比如，一个驴子，你赶上它，到××路跟前，你吆喊一声“嘚*(左口有靠)!”他就回过来的(笑声)，何况一个人搞了三四次，所以感觉到那时没有把握，什么改成行动委员会，难道这不叫斗争吗?还有以后反对张文华、张资平、李庚的右倾。在三一年时，杨虎城入关，名义上说陕人治陕，这时农民经济稳定，因为二八年遭了最大的年馑，蒋、冯、闫战争在继续，国民党搞什么合作社，井惠渠……(未听清楚)；你们搞游击战争，就是土匪流寇，这不叫斗争是什么呢?在这个斗争中，陕西省委决定在桥山建立根据地做基础，以五个旅，王志远的一个旅，石子筠的一个旅，刘保堂的一个旅，这时还有秀山、贺晋年、习仲勋一个旅，冯钦哉一个旅，还有刘志丹利用一个旅的名义(苏雨生把刘志丹放出来，到陈国璋部下编了一个十一旅)。刘利用苏雨生和陈国璋的矛盾，编一个旅后，省委派了大批干部建立组织，在军队中活动，准备建立桥山根据地；建立好以后，准备几路暴动。以后被土匪高广仁打垮，但是部队还存在。假使不反对他们，就不能打游击战争。这事能不能成功?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叫反右不叫呢?在反帝同盟军以前，有些同志说“我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他把整个的人民斗争都不管，却把“我”字放在第一位，要把最小的距离，放在第一位，红彦同志就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人。 　　(一)红二团时代：三一年十月底成立反帝同盟军，到三二年二月改为陕甘工农游击队，到三二年十二月杜衡来改为红二团，三三年六月间，二十六军主力失败。就是说我们现在讲从三二年十一月到杜衡到达，到三三年七月，这时是不是路线斗争，我讲几件事。杜衡当时怎样的估计。杜衡及部分人主张，日本人打进来，九一八事件以后，杨虎城派人找我们。而我们说这是投机分子，因此以后他便和四方面军订立协定，便看不起我们，因我们只有二百来人。那时四方面军开去西安，离城只有五十里路，离的很近。另外他说四方面军联合共同来搞胡宗南，但是他们又说是军阀投机。在赵××、孙××在陕西省委当书记时，今天看来，他的主张比较明确，而杜衡他们犯了左的毛病，不主张和抗日这些军官联络，而主张打倒一切。张汉民、王泰吉、吴勉之，这些人都是比较进步的，过去和我们有关系，他们认为“勾结军阀”，说长说短，反对保护我们伤兵的、给我们送子弹的、配合我们作战的，并且反对民团夏老儿，反对给我们通风报信的，说我们是“勾结军阀”。这样模糊群众的认识，象这些例子多的很，在政治上打倒一切，不要说统一战线。 　　在群众运动中的过左政策，分中农的粮食。所谓发动五县人民到香山寺去分粮，周围老百姓都来分粮，结果分的没有了，杜衡便把中农的粮分了。恐怕与群众的情绪有关，结果把中农粮一分，中农便都跑了，结果使苏区搞垮。还有那时候要破除迷信，便火烧香山寺，使得很多老百姓都不满意。寺里边能驻一个师，进在山里头，都找不到，有很多漂亮的松柏树，结果都烧掉了，使得以后老百姓说，红军不好的很，对我们表示不满意。 　　在军事政策上是攻坚，打庙湾，打碉堡战。这次秀山挂花，曹盛荣打死，后来没有打开，有带彩的伤兵都杀掉。另外，还有这样的布置，要打通国际路线，这打通国际路线根据什么呢?自己有三百多人，要从耀县打到莫斯科(笑声)。自己就不估计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山里头老百姓对立起来，和同盟军没有搞好关系，一方面老百姓都不满意，另外，又不能立脚。要立脚是很困难的，不要说打到莫斯科，就打到边界也是很困难的。 　　他们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他们要在新字区、武字区、里马、高门建立根据地，这些地方是一块很大的平原；他们说这些地方人烟稠密，有党的工作。的确新字区、武字区是人烟稠密，可是离西安仅有二十多里地，人家的汽车每天到处开，你就不能立足，但他们说山地不能建立根据地。 　　杜衡对干部在组织上采取的是打击政策，红彦同志讲的是事实，但是有一点讲的不老实。首先就是打保安，队委决定志丹、红彦打保安，把部队打垮了。杜衡把我调回来，叫我去做特务工作，叫红彦他们四个人领导部队；他第一是先打击的我，以后便打击的他们四个人。这个问题，邵式平说是我把闫红彦、谢子长赶走了几次；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是杜衡先把我赶走了以后，又打闫红彦、杨重远、谢子长同志他们的，这是事实。这时张秀山、王世泰他们来了，他们是不是篡军?不是的。三〇年一开始搞军队的时候，他们就参加了军队(在三道川参加的)；有人说：“他们是三二年参加革命，说三〇年入伍是吹牛皮的”，这话讲的不对。他们参加的时候，谢子长同志不在，闫红彦同志也不在，他们自己搞的，收了黄二子的枪；以后张秀山同志到平凉工作。张秀山同志一贯的是在甘肃、宁夏军委工作，一贯的在那个地方当兵，搞兵运工作，曾搞过一个旅的暴动，这都是事实。他们回到红军来当营长、当团长，是全体战士选举他们当的；如果这是篡军的话，是全体战士选举他们篡的，是全体党员选举他们篡的。那样的选举他们篡军很好嘛!他们讲的那个不是事实。说杜衡是宗派主义，打击这些干部倒是真的。杜衡过去在陕西省委就是宗派主义，比如他打击贾拓夫、曹长清、焦维之，差不多没有不被他打倒过的，只有他老婆没有被他打击过。在杜衡这个左的主张、政策下面结果怎样呢?从三二年十二月到三三年六月，在南山就把二十六军的主力全军覆灭了。在杜衡错误的军事路线下，使汉南二十九军全部失败了，省委派去的几个委员杜润之、朱芬洲、陈清伦、李艮，结果在汉南全叫人家拿石头打死了。在杜衡错误的政策下面，王泰吉的耀县义勇军兵变失败了，整个省委被破坏了，逃出来的只有我一个人，贾拓夫找中央苏区去了。这不是偶然的事，就是我们没有把杜衡的错误路线战胜，特别是他参加了北方扩大会议，说北方党决定他当政治委员，决定他统一领导西北党的工作，把他那一套搬来就害死人。当时我们就承认了他，不承认他我们又讲不出很多的道理来，只感觉到他这一套行不通。他很会讲，很会写文章，我们讲不过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失败了。失败后把我调到陕西省委，以后又调到陇南去搞陆大昌，在北马关、广源搞兵暴工作，以配合四方面军的活动；把贾拓夫搞到吉福去，把焦维之搞到陇东去、结果叫人家把他的眼睛挖掉了，这是个很好的同志。总之杜衡把凡是不满意他自己的人，就把你分散开；最后到我们准备斗争他的那时候，那天敌人就把他和小张抓走了，他就叛变了。他叛变后把陕西党搞垮了，省委被破坏了，义勇军失败了，二十九军没有逃出一个人，二十六军失败了，曹盛荣也死了，只留下闫揆要部队里的几个党员。国民党在报纸上天天登，出布告说我们二十六军失败了，刘志丹死了……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右的情绪，就是以二黄兄弟为首的右倾。那时候渭华、照金还有游击队，义勇军由八百多人降到了七八十人；这时候应该是怎样想办法再干起来，二黄说不成，他说“省委被破坏了，华北抗日同盟军垮的很厉害。”他两人主张把枪压起来，当时过了半个多月，他们又说：整个党被破坏了，也不能搞，这样大的局面都失败了，象我们这几条枪还不会被人家打掉?还是压了枪吧，保存几个干部。我们设想杜衡叛变了，我们压了枪能不能保护几个干部呢?不能的!杜衡他是个头子，他知道你党员有哪些人，什么地方有组织，他会天天来破坏你(他到今天还在国民党调统局)。他把你捉到一个个都杀掉了，所以说压枪是不能的。陈家坡会议上，我们坚决的反对他这个右倾，我们要搞，不在平原搞，在山地搞。要搞，就要找些人，找些干部。这个不叫斗争这叫什么?!在红二团失败以后又恢复了，那时我们一方面检讨杜衡，一方面反对二黄。杜衡的失败，我们认为是左倾所致；郭洪涛到于家崖子时说是右倾的失败，他认为杜衡还不够左。我们检讨杜衡有这样几个问题： 　　1．选择地区建立根据地。 　　那时我们就研究，渭华平原虽然靠山但不能建立根据地。西庄兵暴打韩城、打宜川时，我们不懂得游击战，也不懂得建立根据地，结果搞光了，赵伯平也搞光了。旬邑许才生的暴动也失败了，以后我们就研究这是怎样一回事呢?我们就考虑是在武字区和四村塬建立根据地呢?还是在桥山建立根据地；在山地建立根据地呢?还是在平原呢?杜衡很喜欢在平原建立根据地。红彦同志也讲过这个问题，开会讨论，第一他就主张“打通国际路线”，我们不同意，我们说绥远我们没有红军；是不是我们在白军里的工作很好呢?也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光靠我们这几条枪怎能打通国际路线呢?第二，关于建立根据地，是在山上呢?还是平原呢?这时事实已经很明显，无疑的是要在山上。但是，原来山上有山主，民团、土匪、哥老会大爷，比如有著名的罗大爷、夏老幺、蔡老五等人，他们都是山主、民团、哥老会。平原去不成，人家国民党打，进山有山主，这怎么办呢?就发生了问题。杜衡说“打山主”，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山主就乱打一气，结果打的山里也不行，山外也是不行，因此杜衡就想打通国际路线。他在自首书上说：“我在打宜川的时候就动摇了”，这话是真的，是他的实话。以后我们觉得打山主不行，你打他们，他们和国民党一结合就要消灭你。因此，我们就看哪个山主不同，好一点，山主当中也有区别；我们就和他们交朋友，打是不行的，那时候交朋友叫拉拢拉拢，来来往往。我们一到了就拉拢李连成、翟老五、谭德山、罗大爷；我们和国民党打起仗来，他们给我们枪，给我们买子弹，在他们家里寄存伤兵。如果我们不和他们拉拢，过早的说他们是反动民团，一打，他们就会马上和我们对立起来；对立起来山里不能站，山外有国民党，那就不好办了。那时我们不懂统一战线，没有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只是懂得和他们拉拢拉拢。 　　那时在桥山建立根据地是对的，但是建立一个呢，还是建立几个呢?根据过去的经验，建立一个被人家搞掉了，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就在照金、马子庄、太儿塬、南梁这四个地方建立四个根据地；你搞掉一个，我们还有三个，不但他们搞不完，同时还可以互相策应，被搞掉的还可以恢复。这四个根据地在桥山的中段，以后民团也和我们的关系搞好了，这是关于建立根据地对地区的选择。 　　2．建立政权的问题。 　　建立政权，一开始是分配土地。开始分配土地老百姓不要，他们要我们把地主的契约烧掉。为什么呢?因为红军经常是时来时走，分了地老百姓也不敢要，所以老百姓要求把地主的契约烧掉就行了。分粮，他们也不敢要，那时我们扛着布袋给他们送去，他们不要，他们怕地主，又给地主送去，以后我们的根据地搞巩固了，再分给他们就要了。根据地巩固了以后我们怎样分配呢?分土地这件工作困难的很，因为桥山地多的很，那个地方是一片大森林，地质又好，荒地又多，开也开不完，所以我们的分法也不同。分川地不分山地，边境区不分，中心区分，中农、富农的地不分，地主的分，出租的富农也分；但老百姓都认为好的、自己劳动的地主，也分给他一些，因此他(指郭洪涛)就骂我们“与地主勾结”。因为那个地方地多的很，老百姓对分配土地的问题不大迫切，所以光分好地，坏地就不分，红军的家属分好地。边境地区不巩固，我们也不常在，老百姓说“你们分给我们，就是害了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地主就向他们收回，不饶恕他们。这是关于建立政权、分配土地问题。 　　3．经济建设问题。 　　那时有很多的粮库，粮食都是地下藏着。敌人时常窜进我们根据地来，他们拿根棍子到处敲敲，地下如果“嗵!嗵!”地响，他们就知道是空的，里面一定有埋藏的东西，就被他们挖出来了。这样逼得没有办法，于是就动员老百姓搬运粮食，把那个地下仓库变成流动仓库；敌人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时的经济政策就是搞一些粮食，这是主要的。搞粮食是外面去搞，比如从南梁搞进来，因为这个地区富庶一些。除此以外，还发了苏维埃的票子，成立了很多集市，保护小商人，打通小商人的关系，比如对张成志的打通，很多有关系的小商人来苏区。 　　4．对知识分子。 　　以后说从西安来的都是反革命，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从西安来，有组织关系，是党、团员；一些干部，他们来了那时我们都是叫他们先当兵去，在实际中去锻炼。 　　5．对军事上。 　　我看那时主要的是打游击战，也袭击过几个县城，比如袭击旬邑、三水、毛家沟门；打了几个胜仗，采取奇袭的办法，基本上这几个战斗袭击也是游击战。对地方游击队怎样搞呢?我们就分了很多的游击队，有合水、鄜县、保安、洛河川、庆阳、镇宁、三水、耀县、镇原、宜君等游击队都是这样。杜衡说要壮大红军，他把这些游击队都编到红军里边了，结果红军一失败就不好搞了。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乡土，如果在他们原来的每一个县里，老百姓就愿意，也好搞。以后又采取分几路的办法，共划分三路游击队，第一路是关中，第二路是庆阳、合水，第三路是安定、延安、安塞、保安；每一路有一个总指挥，一个政治委员，派干部到各路去，建立部队里的核心领导。郭洪涛同志说没有分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不对的。在历史上是有的，并且孔原在《火线》上还有文章批评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划分；如果没有，他批评的是什么呢?这都是郭洪涛同志钻空子。成立赤卫军，训练赤卫军，每个县所有的队长，都是经过训练的。开办了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同志当校长，我是政治委员，但实际上是由吴岱峰、马文瑞领导。因为我们在前线，校址在豹子川，在这个学校里培养了很多干部，陕北也送来了不少的干部在那里去培养。 　　军队内部关系，那时叫极端民主化。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我们有错误，就批评我们，打仗也得经士兵讨论。以后看这样不行，那时是因中央红军来了，说“你们要成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这样就搞错了，我记得我们吃过一次亏。他们说：“总指挥、总政委吃亏，那还了得!”弄得不得下台。 　　在军政关系上，军队对政权是重要的。习仲勋同志是主席，有一次部队正上操，他来了；刘志丹同志见他来了，就喊了一个“立正”，全体战士向他敬了一个礼，弄得习仲勋很难以为情的。习仲勋同志说：“老刘你怎么这样搞呢?这不是开我的玩笑吗?”志丹同志说：“不是的，我们自己的政权，我们应该尊重。” 　　官兵关系，那是我们不懂的当官的打人。在座的郭述申同志知道，我们这些人都参加抬伤兵。二十五军来了，我们看到他们把士兵打了几巴掌，感到很奇怪，说中央红军还打人?我们那时的军队非常团结。 　　不杀俘虏，为什么不杀俘虏呢?红彦同志知道。他在32年未走之前，我们在刘家崄打民团杀了六七个俘虏，在任家铺子把俘来的一个营副打死了，俘虏一个个的杀死了，因此引起老百姓的反感，说“军队见人就杀!”；民团见我们杀俘虏，恨死我们了，就更加顽固，和我们作对了。郭述申同志知道，打仗的时候抓来了很多俘虏，晚上叫我去活埋他们，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要活埋和杀这些人呢?杀了就能解决问题吗?相反的倒造成了恶果，所以以后就不杀俘虏了，我就讲了这一些，这都是事实。 　　关于怎样建军，到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根据地里需采取什么政策，什么原则，政权怎样建；军队里头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干部关系，对俘虏政策等就是这样。 　　对统一战线，对杂牌军队怎样呢?如同孙殿英的部下来和我们联络，是由南汉晨、葛仲云写信，经过党的关系(马文瑞三边工作派人送来)。我们说他既是抗日，同时又经过党的组织，我们可以设法和他们联络；但是说我们这是“勾结军阀”。另外吴勉之他是燕大学生，过去在台安当军长，大革命时的党员，过去和他关系也很好，他也很同情我们，又说我们是“军官路线”。许多事明明人家帮助我们，送子弹、送粮等，还说这是勾结人家。 　　对土匪、民团的政策：对土匪如果是老百姓最恨的，像杨谋之一类，我们就消灭他；但所有土匪要一齐消灭，那是不行的。 　　对会门的政策：在闫家坬子下面，毛家沟门一带，有许多信佛教的会门。怎么办?打?杀?但因为老百姓脑子里对他们印象很深，因此就在群众中留下坏的印象，在庙湾曾烧庙，老百姓真恨死你，所以这是不应该的。 　　对商人政策：保护小商人建立集市，允许小商人来往；而他们不允许，主张赤白对立。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杜衡把省委搞跨，二十六军失败，二十九军失败，义勇军的失败，断送了很多名干部。经过我们这样的方式和原则，恢复了根据地，建立了红军，建立了老三团，老四团，骑兵团；成立了陕甘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了干部；建立了特委组织，发展了地方党的工作；分配了土地，和群众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时郭洪涛回来(象他前天讲的)，这是我们建立根据地过程。在建立根据地时有没有斗争?有斗争，和黄家二兄弟的斗争。所谓反右，开陈家坡会议时他主张压枪，说不能干了，要干还要失败，发生右倾，遭到我们反对；到西庄子时，他又搞南北分家，全党斗争的结果，他又失败；以后他到外面活动，后来他又从西安跑回来，要建立陕西临时省委，叫王林、李杰夫、张文华、黄子文，还有不知道有些什么人来组织，叫我做头子。我一看不对头，就不准你出去，因为这些人过去参加过筹备会，同时一贯是反党，所以我们就不准你出去，也不准你组织临时省委。后来这是中心斗争的一条，还有我们派王井泉给孔原送信，他们是拥护扩大红军，这一次的指示信错是错，比较所有的还好一点；但是我们派人去，他们说：“刘、高是希特勒法西斯专政!”另外我们省委被破坏了，只剩下我一个，现在又出来了一个省委，我们怀疑。这时张慕陶跑到西安，被黄子文派通讯员捉住，那时黄还不是反革命的，还是党内问题。蔡子伟来前已知张慕陶的情况，说什么“联日反蒋”，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写过一个反右派宣言，反对成立临时省委，号召不要上右派的当，不要上张慕陶的当，郭洪涛对这个最清楚。到闫家坬子以后，这些人因为是反革命，就把他们关起来。在这中间，是真正反张慕陶，向这些人进行了好几次的斗争，但从来也没打他们，烧他们的屁股。因为张慕陶的一封信，我们还派人监视蔡子伟，这是恢复的时期。这时是一九三三年的冬天，郭洪涛在陕北工作怎么样?高干会上已讲的清清楚楚。我们说郭洪涛未回来前，陕北党已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已经开展了游击运动。陕北党有了长期斗争的历史，和群众有了联系，所有游击队主要干部，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六军派的。安定的枪、人全部是，清涧的白雪山，吴堡的马丕雄，神府的王兆相、杨文谟，这都是吧?所以我们说陕北党在二十六军领导下，直接在这几个人的帮助下搞起的，三零年刘志丹在那里搞，三一年山西的游击队过来，三二年大规模的搞，延安、宜川、安塞、吴堡、鄜县(编者注：1964年汉字改革时期，因“鄜”字生僻，经国务院批复，改为富县。)等地方到处搞，难道这不是事实吗?郭洪涛钻空子就在这里，把红军的行动，人民运动，红二十六军影响下的都不提，而说陕北根据地是他回来拿三条枪创造起来的(笑声)，否定了人家。啊呀，真高明!事实上陕北党已经开展了游击战争，领导群众斗争有长期斗争的历史。 　　郭洪涛是什么人?家里是小地主又是商人，十七岁上出来，到太原坐了六年监，以后到北平找到党的关系到陕北来负责，也难怪他。但这怎么样就比上刘志丹同志呢?你能创造红军吗?你能有正确的军事路线吗?你打过一枪放过一炮吗?(笑声)请问你经过军官学校吗?你懂得游击战争吗?参加过游击战吗?他三四年一月回来，三月里开了两个会议，(未回来前有一点补充：他说他在天津开了党团联席会，这个会是非法的、错误的，因为没有陕北一个领导同志参加，只有他，一个李铁轮，一个李华生。李华生根本不知道，李铁轮刚入党三个月，和这里毫无关系；另外是在陕北党被破坏后跑走了的一个，陕北党开除了的两个，一个是鲁贲，一个是崔运。他说这就是党团联席会议，我们说这怎么能叫做党团联席会?这里的党团员负责人马明方，马文瑞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会是非法的。)据他讲，说孔原同志分配他回陕北工作，他自己告诉马文瑞说组织上要他做组织部长。真正讲，崔田夫是老实人，真正陕北的政策、路线他今天也不懂，那时把他分配为书记，陕北所有同志都知道“掌柜是掌柜，掌不了柜的。”郭洪涛自己做组织部长，开了曹家坬和王家畔两次会，一回来就打人。奇怪!人家马明方是组织部长，马文瑞是团的书记，后来他回来把这两个人打的一塌糊涂。他提出什么理由?批评陕北党是“富农路线”、“机会主义”、“领导游击战争消极怠工”。他在一九三七年还编了一个陕北红军发展史，说他回来拿三条枪创造起来的，他怎么样搞暴动；其实人家这时已搞起清涧、安定、神府三个支队，吴堡也搞起抗日义勇军；人家领导了游击战争，我们派了大批干部，派了枪搞起来，陕北特委领导下搞起来。他说“消极怠工”，那么那些游击队是天上掉下来的?第二个说“不领导群众斗争”。当时清涧领导了几千农民，响水领导几千农民，恰恰都是派党员去的，你说这不是党领导的?完全是相反的。过去我们说笑话，说“听郭洪涛的话听反面”，他说没有反帝组织，这里有反帝同盟军；说没有士兵、党员少，没有县委，这里有几个县委，几千党员，开展了游击战争；说这里是富农路线，而我们分富农剩余的土地。简直牛头不对马嘴，就是说一切是他回来算起，历史就是我，我就是历史；郭洪涛是盘古，盘古就是郭洪涛，我是上帝，上帝即是我，一切从我开始。(笑声)这样就打击马明方为富农路线，说他动摇；这一次“七大”说马明方不敢出来，崔田夫?头掏出来的，还说他动摇，要审查；实际上当时党里头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这些人，真正是特委上有思想的领导同志，当然高长久、崔田民、崔田夫，他们比较幼稚。这是郭洪涛否定了陕北。 　　到了闫家坬子会议，我们说我们采取了那样的布置，恢复了党，恢复了政权，建立了根据地。而郭洪涛第一天来，就总结了一下，真是笑死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傻瓜。派了好多人都被杀了，我们天天找党，找中央，贾拓夫去中央苏区找中央没回来，曹盛荣叫人家杀了，王井泉没有下落，以后又派了两个没有回来。后来听说郭洪涛、谢子长回来，我就带了一个骑兵团跑到安定迎接。我们当时带了一个驳壳枪，九支长枪，背了大烟、元宝；回去又派刘约山接。这一下三支游击队会合起来，一百多人，五十几条烂枪，老谢总指挥，郭洪涛是政治委员，会合于南梁堡，时间是三〇年七月一日。第二天就开会，我们就讲：我们怎样怎样搞起来的部队，杜衡怎样断送党。郭洪涛当时对正确路线批评了一番。郭洪涛在党校说：谢子长当时做了一个报告，说谢子长冒充特派员。事实是你，而你凭什么这样搞?想一想，假使你是特委代表，我是省委代表，你是特委委员，我是省委委员，你是五十条枪的游击队政治委员，我是二十六军的政治委员，这你怎么能撤我的职?因此，你冒充中央特派委员，对不对?这真是“疙羝打了角装狗哩”，是假的。当一个党员，胡扯冒拉是不应该的。你说老谢冒充中央代表，报告了全国形势，事实正是你自己(孔原给我送来材料可证)。因此，你这人钻空子的事，太多了，能找一万件。 　　“说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和陕甘边党委是右倾取消机会主义，说我把这个东西整理了一下送给北方局”，我自己说我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你讲就是你讲，错就错，不应该给人家压上!以后王泰吉当总指挥，他说“不能”，这为什么不能?我们说根据地要建在山里头，他说是“梢山路线”，我们说打游击战，他说打阵地战、平原战……。北方局怎样指示你游击队打阵地战?游击战，我们说打不过时转移阵地，他说这是“逃跑路线”。我说富农的土地分多余的，他说这是“富农路线”，所有这些，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经验与失败》，给北方局报告了，这里边他是很巧妙的歪曲事实。审查孔原时，他对孔原说：“这些东西你就说是贾拓夫文章里边说的”。当时那个东西是有缺点的，那时省委杜衡领导也有缺点，但你是钻空子无根据，你总想把错误推托给人家。我们那时与孙殿英、民团、张汉民等来进行联络，(今天看来这是统一战线)你们说这是勾结军阀，军官路线。我们在武字区不能立足，敌人有八个团围剿，离西安只有一百二十里路的一个平原；我们游击队钻在窑里头的一个地窖子里，并且在那里吃饭，一个婆娘坐在那个地板上缝褥子，假使不要是这样来转移，不是被人家杀了吗?所以他就是给我们找岔子。于是留党察看，撤销职务，打刘志丹同志打的一塌糊涂；这样不管错误如何，(我相信我们也有错)但为什么给这样的处罚，有什么原则?真是岂有此理!这样一搞，同时撤了两个职。他说我把刘志丹拉拢了，刘是军委主席，他是参谋长。他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那时他钻空子，造谣、挑拨、离间多极了，对我们是采取这样的态度。 　　另外再看对黄子文、张文华、蔡子伟怎么样?恢复了他们的党籍，分配了工作，他有张慕陶的信，他说我们是法西斯专政。关于南北分家的材料多得很，我们有很多的根据把他们关起来，你把他们放了，恢复了党籍；要是说反对右派，张慕陶是右派，给你写信，你为什么不反他们，而把他们放了呢?另外你在陕北打击了马明方、马文瑞和其他的一些老干部，你把入团三个月的李铁轮代替了马文瑞，把马文瑞派在三边去当兵，说马明方动摇怕死，这是郭洪涛自己讲的。洪涛说这些人当时没有什么明确的反对他，那么为什么程子华打了一个电报说：“朱，郭说‘假使二十五军不来，刘、高这些人脑袋都要掉’”，那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且看下面的事实，洪涛同志说：“朱理治没回来之前，我的路线是正确的，不然红军怎么样发展起来的?苏区怎么样开展的?”你在闫家坬子虽然把我撤职，开除党籍，但还有志丹、杨森、杨琪、习仲勋、张邦英、张仲良、王世泰、马明方等这样一批坚强的干部，和陕北大多数的干部支持，没有被你搞下去，他们和你对立。你又说“我是陕北的创造者!”谁不知道你的底子，陕北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不是你的创造。你回来做了许多坏事，你开展了哪一个地方?游击战争怎么样?那时撤销了我的政委，决定叫老谢任政委，老谢在这一点上支持了你，他同意了你的意见。这时候红军到底怎么办呢?刘志丹不去，我也不去，怎么办呢?后来叫我当临时参谋长，王世泰带着老三团到陕北去，这就是所谓主力红军粉碎了一次围剿；打了四仗(张家圪台，邓家坬，榆口，井五台)，结果配合了陕北特击队。陕北游击队一百多人到南梁，当时有四五十条枪，到南梁后增加了一些。这次粉碎第一次围剿，应该是主力红军作主，完成了任务；大大的开展了游击运动，到处搞了好多游击队，镇压了群众的反水，成立了红一团，贺晋年为团长，马佩雄为政委。陕北在宋家河建立了第一个赤源(安定)革命委员会，把群众的情绪大大的提高了。是不是事实?这就是你创造的吗?请问你给红军打过一个仗吗?你坐在那里用你那一套政策，就能把天下搞下来吗?不是的!洪涛所以那样讲，因为他每一个问题都想钻空子。那时你还未来，你就能看见这些事吗? 　　关于反对立三路线。你在邓家坬搞集体农场，我就给志丹、秀山、仲勋写信，我说：“陕北和过去立三的路线差不多”。以后秀山、仲勋他们开会讨论了一下，给陕北特委写了一封信，说“立三路线在陕北复活了?”这样造成以后肃反说我们“是反革命”之根据。我们怎么样讲的“立三路线复活”呢?有四个根据：第一他说：“我们的力量等于井岳秀、冯钦哉之和”。我们看当时游击队只有五十多条枪，再加上我们给的一部分枪，顶多二百来条枪，就把以后所缴的枪加起，顶多也不过五百条枪，这就等于井、冯之和吗?第二说：“我们的红军已成为铁的红军”，这样就扩大我们的力量，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胡写一气。第三是左的肃反政策，乱杀人。第四是搞集体农场，不分土地，大家一块劳动、一块吃，搞搞社会主义，就是根据这样一些事实。 　　关于干部政策。他那时说马明方动摇，怕死等，我感觉到这是不对的，就写信公开的批评。那时陕北特委有《西北斗争》的一个刊物，陕甘边特委和二十六军的部队有一个《部队生活》，边区特委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刊物，我就在《布尔什维克》刊物上发表了这个东西。他就说：“党内斗争，那里有谁对领导机关这样的批评?”那时我调查清楚，他是陕北特委的组织部长，我是省委政治委员，他比我的职位还小，我可以这样斗争，于是我就在《布尔什维克》刊物上发表了文章。这说明红军的领导权，实际上他没有得到手里；在陕甘党打击了我一个人，但是还有许多的人没有受打击；马明方、张达志是反对他的，是对他有意见的，马文瑞也在内。但是以后马文瑞被他排挤走了，马明方当时也有些害怕，他的左倾路线在陕北特委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但下面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因为他要慢慢的酝酿一下，在军队里是根本没有占优势，以后斗争他有他的一套政策和主张。洪涛到究有些什么主张呢?对于政治形势他怎样讲的?他在《西北斗争》上写了一篇文章，叫“西北的政治危机和西北党的紧急任务”，和“五中全会”的那些东西差不了多少。在土地政策上，所谓集体农场，他说“不是我支持的!”在清涧搞了半年，范围那样大，难道你睡觉去了吗?老实讲，那天我和你当面也谈过，“老兄，你回来时是十七岁的小娃娃，坐了六年监，坐在南梁天天抄那个土地政策本本，但你还不知道土地政策怎么样分配?你的土地政策是：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侵犯了很多的中农利益。本来老百姓不满意平均分配土地，但有些地方是平均分配了土地，引起了老百姓的反对。 　　当时的肃反政策有三条，王达成传达的三条原则：第一，三个党员商量一下，就有杀人权，或三个赤卫队员商量一下，就有杀人权。第二，觉得可能反动者，就杀掉。请问你既怀疑，为什么要杀掉呢?第三，左比右好，这是这次会议上大家都这样的讲。对于干部，他说“朱理治未来之前，我没杀干部。”请问李光白是谁杀的?他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学生，很好的同志，那时一些新的陕北小调都是他编的；因为一个二毛子皮袄没有给你，骂了你一顿，你就把他杀了(会场听众发出惊异咂咂声)；但是你还告诉他们家里，南下做了工作，被国民党暗暗的活埋了。王士杰是五团团长，这是谁杀的?你还说我和老刘商量的把他杀了，后来你又说“看到张达志和杨琪他们的报告，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军事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当地总指挥部已经成立了，我和老刘知道这些人乡土观念很厉害，就把他们送到了后方；你在后方，我在前方，你怎么和我商量?你和我的影子商量过?这是你在党校这样讲，和我这样商量过。当然这个会议上你不敢这样讲，你说是八十一师、二十六军那里的人讲的，因为那两个干部也是二十六军派回来搞游击战争的，王士杰是重要的干部，还有其他的干部，这都是谁杀的?你应该想一想。还有杀干部的家属，这也很奇怪，难道真的不杀这些干部的家属，这些干部就不坚决吗?如那时把秀山(师政委)的父亲杀了，王兆相(师长)的父亲和毛凤相的父亲，乔钟灵的叔叔，杨林的父亲都杀了。他们的儿子都是革命的，非常坚决，至于说他们是富农就应该杀吗?其他人的父亲杀了还情有可原，而为什么把这些人杀了?同时把所有收猪毛的小商人，以及乡下的“半开门”(破鞋)和二流子，要饭吃的都杀光了。在清涧就杀了一千七八百人，这就是朱理治未来前，你未肃反吗?崔田民是保卫局的局长，也应该想一想，当然我们也曾反对过你这个政策。 　　现在讲一讲洪涛的干部政策……你在朱理治来时，就把我的党籍停止了，把黄子文等的党籍恢复了，这是很奇怪的，这是什么干部政策?并且说刘志丹、王世泰、张秀山、习仲勋、杨森怎么样怎么样，说老谢地主出身抽鸦片，和刘树清勾结，贪污腐败，当支部书记都不行，是一个样杆子。刘志丹怎么样，昨天大家都听了。说贺晋年政治上没有保障，把马明方派的当兵去了，你是特委的书记?在三四年六月，你提拔了王达成和高长久，你把人家挤兑走了，叫人家做兵运工作，他觉得在你那里站不住脚，就跑到二十六军；又说马文瑞动摇，开小差；说张达志是崔田夫拿镢头掏出来的，是动摇的；甚至还说马明方和绥德的肃反会有勾结。你这个人还有良心吗?这样的造谣。在一九三七年开苏区代表大会，你活动我和马明方把你选成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我们当然不选你，同时把这个话报告给了中央，因此你就说马明方和肃反会有勾结。你自己想一想，一个党员应该不应该这样讲?难道所有老干部都是坏的?但我们另外看一看你提拔了一些什么人?你说人家地主出身，请问你：王达成是不是地主出身?你排斥知识分子，他(王达成)是不是燕大的学生?至于说没有党的关系，你说王达成有没有党的关系?怎么一下就提拔在神府做特派“老张”?你的理由何在?用意何在?请问：你说习仲勋不好，把他关在监狱里，叫王生玉做陕甘苏边的主席，这个好不好?你自己问一问良心。你说人家历史不清，我再问：你提拔的这些人历史清楚吗?曹乃勋是延长人，家里是地主出身，三五年从榆林回来，说有问题；以后经老百姓报告，把他关在保卫局里，后来放出来介绍入党，以后就当了省委秘书长。我们说一个政治面貌不清、有反动嫌疑的人，就提拔他当秘书长?你不是曾说过“有反动嫌疑的人应该杀”，那么为什么不杀这个人呢?你的干部政策的原则在哪里?还有艾南楠(你的姐夫)，三四年不是党员(以后是不是党员我还不知道)，一下来了就当了财政部长。三七年边委后选名单上都是这些人，我和张秀山以及其他一大批干部都没有参加，你的干部政策的原则是什么?这是不是事实?还有高耀光，一个年轻的娃娃，什么也不懂，就做了粮食部长，你的干部政策对在哪里?老齐是挖炭出身，什么都不懂，就当了劳动部长，你的干部政策原则又在哪里?高长文是雇农，当劳动部长总比老齐恰当一点吧?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是举不完的，我现在只举这样的几个例子。你自己在西北局会议上也讲过：“不管什么人，凡是拥护我的，不管路线正确与否都提拔，反对我的就搞掉，”这是老实话。你的干部政策，可以叫王达成没党的关系做区委书记，这是事实吧?不是我造谣吧?还有在神府提拔非党员做连的指导员，人家说指导员要管支部工作，他说不是共产党员也可以管支部，(笑声)还有这样的提拔干部?王兆相去了，把王兆相派在夏老幺那里去当兵，做土匪工作，这是你的干部政策?你把这些人都搞出去，并且你说“我是创造苏区的头子”。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搞这一套?对张文华、黄子文又是那样的，这样搞我觉得只有一条道理，就是不把这些人搞下去，终究“小脑老孙”脑小，带不起王帽。把这些人压下去，把黄子文等搞起来，可以给你抬轿子。朱理治说：“陕北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刘、谢，只知道老孙。”(笑声)他们打仗那么多还不知道，就知道你“小脑老孙”?你参加过一次战斗吗?这是关于肃反政策。 　　至于战略上的争论，那真是可笑!他说：“我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我上面也说过了，你到底懂得什么战略?刘志丹和别人，歪好还住过两天军事学校，苏联的毛子也给讲过两天课，他们还放过几枪，甩过手榴弹，他们有正确的军事和正确的军事思想；而你从那里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给你造出来的正确军事路线吗?你自己心里做出的一个正确军事路线吗?(笑声)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你主张阵地战，平原战，你是正确的吗?不是的；到底是刘志丹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所谓周家崄会议，你主张打碉堡、打县城；我们和你在战略上有争论，反对你这个路线，要把陕甘打通，反对打阵地战；反对了你的战略打清涧瓦窑堡，你说延安不好打，有宝塔山，清凉山，有河，人家还有飞机大炮不好打，你主张打外面的碉堡。粉碎第一次围剿你根本没有管，红军垮了，第二次又是那样的主张，第三次你主张什么呢?你有正确的军事路线吗?刘志丹他们是正确的路线，他们是红军的主力。在玉家湾会议上，反对了你这样的主张，反对你，不要你做组织干部，但是我们还照顾了你，仍叫你做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常委，张秀山做组织部长。在这个问题上，认为我们不正确，同时在这个会议上批评我们是富农路线，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讲的；好在今天参加会议的这些人，今天还在，如果这些人都死了的话，这个历史问题就弄不清楚了，但是这些人都没有死了。 　　在闫家坬会议上，有很多的斗争，但是在领导机关里边主要的人还没有被驱逐出去，比如刘志丹、张秀山及以后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几个委员——马明方、张达志、崔田夫(他是没有什么本领的，在领导机关是没有办法掌握的)。这就是说，“在朱理治未来以前，我的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是发展的”，其实是他不知道人家是没有执行你的路线、你的政策，这时在领导机关里边正确的是占主要地位的，因此你没有办法反对。当时我们说：“你是立三路线”，假如没有陕北这些干部的抵抗，就没有红军的打延长，搞了五个游击队，打到靖边……。而你们是在家里坐看的，我们是搞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你那个政策是贯彻不下去的。我们把延长打开，把延川、安定的敌人也怕跑了，当时你老兄住在两个县之间，延川的敌人跑了以后，你老兄把延川那样大的柏树都烧的干干净净，大火半月未熄。 　　崔田民在安定县的肃反，把人杀的一塌糊涂，这是不是事实呢?我说你这个人最不老实。他说：“朱理治未来以前我的路线是正确的!”我说：正确的不是你的，而是陕北人民的功，是很多好的党员干部抵制了你这个错误路线而得来的，因此说功不是你的；如果根据你那一套去做，就会搞的干干净净。我们是反对了郭洪涛的错误路线与错误政策，我们坚决的进行了斗争。在这个会后，才胜利的粉碎了第二次围剿。第一次围剿，红军主力在我们手里掌握，他们根本不懂得怎样粉碎围剿(粉碎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在闫家坬会议廿天后，就休养去了)，时间的过程就是这样，以后他就更没有办法了。我就说郭洪涛同志他的几个理由，他说“我的路线是对的，我的工作还能开展，军事路线对，群众工作也是对的”；他说他的各种政策对，其实这个政策在领导机关改组以后就粉碎了。红军走到那里，把你这个路线带到那里，把你这个路线粉碎到那里。老兄你利用了很多不知道实际情况的人，你钻了空子。你说：“三万五千字的指示信，刘、高拍手叫好”，难道我们自己给自己戴机会主义的帽子吗?你造了这样一些谣，所以我今天要揭穿。这说明，在朱理治未来以前，我们和郭洪涛进行了反左反右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们没有采取党外的方式，只采取了党内的方式，比如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的时候，他老兄还是西北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我们的斗争是为的揭穿他的思想，他的路线是不行的，斗争的性质是这样的。以后北方局就派来了郭洪涛的大哥哥朱理治，朱理治来以后他对朱理治说：“你们不来，我就危险得很。”正如朱理治讲的，郭洪涛把我们画了一个花脸，那是真的。 　　我们和郭洪涛斗争以后，粉碎了第二次围剿，红军、苏区有很大的发展：所以占了六个县城，一直发展到廿一县，其余的县没有占；红军到了长武、韩城、白水，大关中，骑兵团，步兵团在那里牵制敌人。接着敌人就进行第三次围剿，闫锡山的军队，张学良的军队，马鸿逵的军队，杨虎城的军队，这许多军队都上来了。这时候在战略上需要建立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因此就提出一个方针，在三五年的六月，首先把闫锡山打垮，把北线的敌人给以创伤，我们这样就把闫锡山的常旅、马旅，打垮了一个，消灭了一个。 　　以后就到了文安驿，这时候朱理治就来了。第三次围剿，刚打了胜仗，三五年的七月就在延川文安驿开了一个会议。朱理治是在这个以前来的，他和郭洪涛在一起开了一个会。他们自己也讲：“他们商量了很久，郭洪涛给他供献了很多的材料，他们还开了扩大会议”。这个扩大会议也可以讲是合法的，也可以讲是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西北工作委员会的一些主要同志，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些主要同志没有参加，红军里面的将领没有参加。开了这个会以后，朱理治到了文安驿又开了一个会，所谓反对右倾取消机会主义。所谓文安驿会议，永坪扩大会议，军事会议，和两个省委联席会议的结论是什么呢?朱、郭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们都写了文章，写了决议案，提出了纲领，提出了政策。朱理治写的文章是：“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再就是郭洪涛署名写的“论扩大会议”，还写了扩大会议的决议，和粉碎三次围剿的决议，这个东西朱理治帮郭洪涛改了一下，郭洪涛还写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组织上的表现”，这个东西是在思想上的动员。 　　文安驿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对形势的估计是“两条道路的决战”，说“陕北不能决战，反对陕北的特殊论，完成并超过了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现在是争取全国胜利，进到和帝国主义直接决战时期”；力量的对比：“我们的力量已经超过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之和”，(笑声)也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加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还没有我们的力量大。发展的计划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都有文件)?以马栏为中心向东潼关发展(应该向北潼关发展还可以，但是他们要向东潼关发展)，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陇东发展，(本来保安是我们的苏区，以保安为中心还可以)和四方面军会合，和青海、新疆打通，会合新疆的伟大革命!这不是吹牛皮吗?(笑声)新疆到底有个什么伟大的革命苏区呢?军事路线，提出了新的军事行动方针，要肃清苏区的白点，要打瓦窑堡、打清涧、打延安。三七年到过延安的人都知道，延安的碉堡密密的，瓦窑堡有什么米粮山、文常山，还有一个不知叫什么山，这三个大山都有碉堡，在城外挖有一丈宽的沟壕，边上有的枣刺，里边有的水，城墙上也有碉堡；清涧有的起子山，同时住有一个旅的军队，瓦窑堡住一个团，延安住一个师。你们要消灭白点，这白点怎么能消灭了呢?并且要寸土不失，但是敌人走一步就是三尺五(笑声)。要打通国际路线，要全线出击，这样搞以后，刘志丹就讽刺了他们两句。刘志丹眼一斜，看了一下就说：“寡妇睡在半夜，不知梦见什么了!”(笑声)以后在党校审干的时候，朱理治找我谈，他说：“我给他碰了一个钉子，碰的很厉害”。是的，我有一匹好马，我被捕以后，被杨尚昆骑去了；我说“我这个马跑得很快，但是只能在永坪川跑，不能在文安驿石畔上跑，因为这个条件不成”，当然这个话讽刺的很厉害。第二天早上，朱理治找我到河畔上谈问题，他说“你在党内做了一些事情，只要你老大哥出来倡导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就一定能胜利”。我说：“我们这里是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这样一说，就搞得很尖锐了。 　　他们开的玩笑在那里呢?他们说“我在第三次围剿的时候动摇了，消极不打仗，不发动群众”，又说“我的力量超过了多少。”这个东西又从哪里来的呢?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文件上写的很清楚，在决议案上写的说：“这些机会主义者搞得一塌糊涂，在组织上表现了‘他们是什么，党内统治阶级的应声虫’”。这几句话怎么讲的呢?是郭洪涛的“组织上的表现”上写的。朱理治的文章怎么样写的呢?他说：“要粉碎三次围剿，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与右倾取消主义的观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把这个东西反对下去，就没有办法粉碎三次围剿”，并且说：“右倾取消机会主义，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是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在党内的同盟军和应声虫。” 　　有了这样的情况，不肃反怎么办呢?赞成他那一套主张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不赞成他那一套主张的，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党内统治阶级的应声虫。”这个斗争除了其他的外，郭洪涛又增加了一些：“要把部队里边的富农成分的党员都赶出去，清洗富农成分。”夏于瑞是三十军团的政治委员，把他也赶出去了，白炳勋也被赶出去了，说贺晋年也是富农成分，也要往出赶。本来有些很坚决的共产党员，也被赶出去了。当时在党的机关里边，红军里边，苏维埃政府里边，家庭是富农成分的都要往出赶，这是新增加的一条。还增加了一条查田运动，这是他新增加的两个东西。 　　这样的斗争，就搞得不得下台，弄得很凶。程子华曾经打电报：“一回来郭洪涛说，我和朱理治不来，他就危险的很”。我不赞成你这种主张，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采用你那种野蛮的手段来对付你的；我们是讲道理的，只是要你把道理讲通，如果讲不通就不干。这个斗争以后怎么办呢?结果我们就很危险；我们不赞成你的路线，你就说我们“是反革命，是右倾取消机会主义”，以后就进行肃反。 　　为什么肃反呢?因为我们不投降。所谓肃反，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结果发展的必然性。因为我们这些人的倔强，所以也不投降，不论是红军里边，党里边，苏维埃政府里边，所有的领导机关绝大多数是不妥协的。 　　郭洪涛他自己也讲：“我个人的品质是很恶劣的。”他前天不是这样讲的吗?这时候廿五军不来他也很难搞，因为他手里没有枪，就是廿五军来，他只有一千四百人，他怎么能打胜仗呢?这时候就不可设想：廿五军来了以后，他们五、六个人商量了一下，背地搞的一个名单。 　　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肃反呢?是在粉碎三次围剿，闫锡山被打垮，在一、二次围剿完全取得了胜利，敌人把瓦窑堡放弃。郭洪涛说：我打横山打的不好，说这里边有问题。我现在解释一下，把闫锡山打垮以后，就叫黄罗斌带一个团到稻草堡牵制敌人；贺晋年带了两个营爬城，结果没有把铁杆穿在竹筒子上弄好，半途就垮了下来；第二次又搞又挎了下来，第三次就被敌人发觉了。当时城外的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就是没有打好嘛?这就是反革命的阴谋吗?这就是打劳山取得两次围剿胜利以后，就进行肃反。廿五军来了，他们没有轻机枪，没有重机枪，当时我们有六十挺轻重机枪，朱理治写了一个条子，叫把轻重机枪给他们；当时我写了一个条子，叫把轻重机枪一律都给他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肃反的。这时候，军委的主席、副主席、总指挥、政委、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全部干部，都被驱逐出去，我们当时连屁也没有放。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肃反的。劳山战斗胜利以后，我打扫战场，郭述申同志在座，你说“打劳山战斗有鬼?”。很奇怪的，打劳山是什么人打的?是刘志丹、杨森、贺晋年打的，打的时候刘志丹在最前线，贺晋年把衣服脱了在西面打，我在东面打，这样把敌人消灭了。取得胜利的时候，廿五军才出来了，这叫有鬼吗?打死了一些什么人?谁消灭的敌人? 　　那时候听说中央红军到了×××一带(敌人叫毛泽东、朱德是朱毛)，说朱毛“残匪”到了×××一带。这时候鲁大昌、马鸿逵在后边尾追，北面是杜基，东面从平凉、环县一带，陇东也有敌人来。那时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在石门子那个地方提出来的。我们主张：迎接中央红军，把部队集合起来，迅速的出击，从正宁打到长武，正面派两个小团。他们认为：“这是反革命的阴谋，和杨虎城有关系，出卖苏区”。在高干会的时候，郭洪涛说：“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情。”郭洪涛在三七年写了一个西北革命发展史，(材料上说)在内部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消灭苏区内的敌人，取得胜利迎接中央，你是不是这样写的呢?我们说迎接中央红军，你说“是出卖苏区”，你们不是迎接中央红军。你们知道中央红军快要到达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肃反，你们就把我们捉起来了。你们知道中央红军快要来了，但是你们不等中央红军来解决问题，你们就把我们捉起来了，这是不是事实呢?我再问你：你写了信，有要抓刘志丹、杨森等七十八个人的名单，所谓三个人签了名，后来就推；有的说“郭洪涛写的”，有的说“戴季英写的”，有的说“朱理治写的”。 　　刘志丹在安塞，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刘志丹，还不知道有什么徐海东、程子华、聂鸿钧。当时叫把那个信送到保卫局，因为老百姓只知道刘志丹，就把这个信给了刘志丹。他把这个信看了以后，叫把信好好的封起来，给老高看一看，再谁也不要给看。我那时候在王家坪(即洛河川王家坪村)住，看以后交给聂鸿钧。刘志丹看了信以后，就骑快马从安塞一直跑到瓦窑堡。到了王家坪，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肃反的。他们对志丹自己回来怎样讲呢?他们说：这是反革命进一步的狡猾、进一步的阴谋，他看了信还不跑，叫我们相信他。你这样说有什么办法呢?志丹回来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志丹没有原则的话，如果他是反革命的话，他可以骑着快马到延安找王以哲去，谁敢挡呢?如果他再积极一些的话，他是军事主席，我是总政委，我们又在前方，俩个人来商量一下，把二十五军一千四百多人一下就搞掉了。志丹他为什么不这样搞呢?为什么他跑到瓦窑堡呢?据志丹同志讲，说郭洪涛派一个人叫他去谈话，把他叫到戴季英那里。朱理治讲他不知道，洪涛说他“保了志丹的警卫员，没有保志丹”，这说明志丹被捕他知道吧!为什么保志丹的警卫员不保志丹呢?还是志丹要紧?还是志丹的警卫员要紧呢?大家想一想。肃反是在洪涛把我们画成高俅、把他们画成林冲的条件下进行的，朱理治不是讲了嘛，说志丹怎样怎样，我怎样怎样，说习仲勋是第三党，这些人都是反革命，都画成了高俅。我们过去所谓右派——黄子文，蔡志伟，张文华，他们来了以后，把他们恢复了党籍，分配了工作，说他们把我们供出来，就把我们捉起来。当时证明张文华在西安自首了，但还不是反革命，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真的。我们把他关起来弄清楚了再讲，可是你放了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就吊就打，在二十五军没来以前，你们预先就把名单搞好了。你给我们画了花脸，你怎样能说志丹不是反革命等等?你想一想，你说“我动摇了，我对你很好”，同志们到底怎么样呢?我来讲几句。脚上带着八斤半的镣，手上带三斤五两的铐子，就是这样的软禁。一天二十四个钟头，大便一次，小便一次。每人这样一个砖砌的行行，给我搞了一个站不起来、坐不下去的地方住着。我身上的衣服都剥光了，我犯了什么罪，对我这样。我当时作了诗说“上绑麻绳下带镣，身上披着烂麻包，赤着脚片满院跑”。在冬天没有鞋穿，红铁锨烙、刀子刺，既然是怀疑，为什么天天晚上拷打呢?当时我听了鄂豫皖的讲话就头痛——“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教育”。还有这样的怀疑?还有这样的党内斗争?把这些人关起来，头都要杀掉吗?这正如郭洪涛，朱理治所讲的：“中央不来或者迟来，那就不可收拾了，这些人就完了”，这倒是老实话。他们在肃反问题上互推责任，你推我，我推你，总而言之，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肃反的。抓起来以后，就每人发了一份自首书。我没有什么自首的，所以发了以后就把它扯了，于是他们就用刀背砍，说：是“法西斯头子呀，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教育”。既然是怀疑，为什么还叫自首呢?说我们的主要领导者受了正确路线的制裁，必然不满，而形成反党、反人民、反苏维埃的政权；他们在部队里，在群众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要进行刻苦的解释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唤醒群众，才能消灭这些人，些后才能保证粉碎三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他消灭什么人呢?还不是这些人。他说是张秀山供的，这次在七大风波中又说张秀山是变节分子。我们被搞起来的这些人不讲就拷打，他说这是戴季英搞的。你是省委副书记，你就睡觉去了?你是个什么人，你是干什么的呢?你们预先开了名单，还说你不知道吗?把张秀山捉起来，四个人站在腿上压樻子，鼻子里灌辣水，打的死去活来，胡里胡涂四次；朱理治就向说：有名单在这里，你讲了不得活，不讲也不得活。张秀山说“是!是!是!都是我”。以后张秀山醒来说，你要杀就把我杀了，我认为是反革命；二十六军的创造不容易，像志丹这样的领袖千万不要这样。听了这话以后，郭洪涛说他动摇了一下，朱理治也说他动摇了一下，那么为什么郭洪涛在七大时又说张秀山是变节分子呢?你的用意何在呢? 　　当时肃反中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服从组织讲道理，接到你逮捕的信就回来进行原则的斗争；另外一种看到信以后就回去，把军队集合起来我来同你干，把朱郭都扣起来。因为你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就可以扣起来怀疑怀疑你。我们采取的是第一种态度，假使来取第二种态度，那损失会更大，事实证明第一种态度是好的。当然，也可能中央不来或迟来几天，我们这些人的脑袋就没有了。结果中央来了，这些人没有杀，红军也没有消灭。如果中央不来，就搞光了，迟来也就搞光了。但是他们在中央在瓦窑堡召集的会上，欺骗了中央，说没有这回事。郭洪涛在肃反解释书上说：我从来对肃反怎样正确，怎样正确，请问是谁供给的资料?肉体消灭是谁写的?请问谁说在下七湾习仲勋(苏维埃主席)、刘景范(军委主席)给反革命做报告，叫李景林把他们开除党籍的呢?你见了贾拓夫说“刘、高是反革命”，贾拓夫说“有没有证据”，你说“有证据”，你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博古同志到了保安接到一封信，是用省委名义写的，说刘、高是反革命。这信到底是什么人写的呢?我们被押起来，总不会说刘、高是反革命吧?到释放以后，郭洪涛又说“他从来没有杀这些人的心”，郭洪涛说“他同罗迈同志讲过”，罗迈同志说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这个信，我就不知道了，但事实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反肃的。我们看在内战时期所有对形势的估计，战略的主张，以及各种政策上都是针锋相对的，这个斗争一直发展到肃反。这到底是不是路线斗争呢?我们就很清楚了。郭洪涛还讲，他在党校小组会，他说“我在抗战时期什么路线都是博古、洛甫搞的，不是我的”。我看郭洪涛在内战时期是那样的路线，也很奇怪在抗战开始，一变就变成了“右”了。在抗战开始，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他无原则的提拔了许多干部当军事部长，象李仲英同志三四年冬才出来参加的部队，三五年就叫他当了军长。说刘志丹不能当军长，说李仲英是创造红军的头子，这也害了李仲英同志，背了个大包袱。那种干部政策，一直继续到现在还是这样。抗战时期洪涛同志怎么样呢?他自己写了文章的，他说边区政府不仅在形式上由苏维埃制度改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实质上也变成了一般的议会制度。就是说，我们不要无产阶级领导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他说边区要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不然就是割据，因此就把边区变成合股公司。什么县专、专员、巡回教师、电报局都来了，邮政局也取消了。我们成立群众团体时，要高钟祥做抗敌后援会主任，要呈请西安何绍南批准；结果批回来说“查该高钟祥历史复杂，耐难照准”；在呈请的表格上有高的履历，他曾任过苏维埃的主席，县委书记等，怎么能批准呢?我们的军队不能干涉政权，人家叫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成立群众团体，要何绍南同意赞成才行，他一辈子不同意怎么办?这是有文章为证的，是你自己写的嘛?土地失掉了多少呢?我在高干会时画了图的，葭芦县全部失掉了，鄜县，枸邑、横山、靖边、定边、陇东都失掉了，失了许多的地方，真是丧权辱国，这不是事实吗?内部地主纷纷起来收回土地，农民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谣传说，×××地方挖出一块石头，写着四个字“物归原主”，一切过去分的都要给地主，甚至有的共产党员也出来收回土地。他说这是博古，洛甫搞的，不是我的。好的就是你的，坏的就是人家的，这个文章是谁的呢?允许人家在边区建立反动据点，许多土匪特务闹的非常厉害；农民糊里糊涂，对党非常怨恨，党内的思想模糊。这情形一直到三八年五月以后，毛主席才出了布告纠正了，这叫路线斗争不叫呢?在学六大文件时，郭洪涛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这样说“过去没有路线斗争，过去就是糊里糊涂的搞”，这不是彼此利用叫什么呀?没有路线斗争，你怎么又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呢?既说是右倾机会主义，怎么又说没有路线斗争呢?这不是奇怪吗?同黄子文的斗争、同杜衡的斗争叫什么呢?我讲了这些事实大家就清楚了，到底历史上的争论是原则的争论，还是无原则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还是不是路线的争论?是为人民的争论，还是糊里糊涂的争论?大家就很清楚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高干会议的结论问题 　　高干会的结论，大家同意了的，这次大家又同意的。但是，高干会以后为什么还有一些问题呢?因为郭洪涛同志搞了歪风战线向党进攻，这是洪涛同志自己谈的。高干会以后，就是同歪风战线的斗争。高干会后边区内绝大多数，真正老实的，没有个人主义的同志是清楚的。边区内只有洪涛同志等很少数的同志，提出各色各样的意见。在路线上，他们是以宗派的立场来看历史问题，来看现在的问题。他们自己是宗派，他们以反宗派的口号在党内进行挑拨。他们的斗争方法是采取稳蔽的、两面派的手段，比如他同我谈，总是说“老兄你要好好的帮助我”他从来不说是路线错误。过去开高干会时，他说“老兄，党籍问题保留着吧!”我说“党籍问题是个形式问题，根本问题是你能不能觉悟，共产党员不共产党员还不是个名义!”另外他又采取两面派的手法，隐蔽斗争的方法。因为领导权不在他手里，他就采取运动战的方法，游击战的手段，他不敢来阵地战。在这次座谈会上，他又说“我知道错了，一定要把我的党籍保留定，无论如何我要改，我再不改就开除我的党籍”，他在防空洞里可以唱秦腔、唱二簧，可以唱什么片子，到太阳地就变成一把灰了，采取隐蔽的方法，非法的活动。有意见应该向党、向中央写报告，应向中共党校提出来。为什么不提呢?在这里讲是这样，在那里讲又是那样，采取非法的、无组织、无原则、无纪律的活动，用两面派的手段到处挑拨离间，提出历史问题，人事问题，某一个问题、某一个问题……其实质量是什么呢?企图路线一条两条，人事这样那样。谢子长怎样，闫红彦怎样，这个怎样，那个怎样，其目的企图推翻高干会的结论。这是他反对正确路线的新花样，并且向大家表示这个问题，说“我是对高岗有意见，我不是对其他什么人”。如果是高岗错了，全党都应该反对；如果高干会的路线是对的，就不应该曲解。高干会是在弼时、康生、陈云、总司令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直接指导之下召开的，结论是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对高干会的路线不满，就是说对中央的路线的不满，对党的路线的不满，你真大胆呀!对高干会怎样曲解呢?他说高干会是“御用”的。高干会是中共四个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书记处批准的，就叫御用会议?说现在有中央在，中央走了以后西北党要分家，实际上是一肚子气。现在这些干部都在嘛!三八年兰家坪会议上不选郭洪涛作中央委员，少奇同志那次也参加了。我当时说“这是生死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洛甫同志也没有做这个结论，只是批评郭洪涛同志，说他“小资产阶级的领袖欲很坏”。历史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事实，党内的原则需要搞清楚。为什么说是“御用”的呢?相反的倒是当时中央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时毛主席一再制止这个问题。又说“高干会是不民主的，火力太强”。什么叫民主?民主不是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意见?难道还是一个人的意见?这次新的党章，是由七大通过了叫民主呢?还是少奇同志起草党章以后不经怪大家看、一下就发下去叫民主呢?在高干会时，大家都站起来喊“要枪毙、要镇压”，因你杀的人太多了，太可恨了。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等中央红军来了就这样胡搞?”这就不叫民主吗?民主是大家的，不是一个人的。如果说洪涛同志是布什维克，就是民主?大家说你不对，你错了，你是机会主义，那就不叫民主吗?民主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还是代表你一个人的利益呢? 　　他给白如冰讲，“什么干部政策，还不是打击人，你在延长的处罚，就是高岗打击你”。那不是发了疯吗?人家知也不知道。他又说：“现在的干部政策，打得人爬也爬不起来，只说我打击了人，我们打死了谁呢?”你说你没有打死人，你究竟要打死多少人呢?你说高干会的火力怎样大，都是陕北人，何必那样厉害!陕北人就不应该批评吗?我们又不是封建集团。过去有这么一种同志，他说“算了吧!都是陕北人，我也搞不清楚你们的问题。”这种人认为，思想斗争可以马虎；他们主张一般的思想斗争，不主张具体的思想斗争；他们主张抽象的思想斗争，不主张命题的斗争、山头主义。一般的抽象的帽子，他戴上一句话也不说，如果要给他画像，他就赶快说“那不像样子”。思想斗争不画像嘛?你存在有这种思想嘛?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讲“我有脱离群众、打骂群众”，这不要紧，但是你说这个性质是军阀主义的，那就不可以的。你要具体的说什么样子，什么个人主义，什么宗派主义，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家，他就不可以了。你如果把刀子磨的很快，割掉那些非无产阶级意识，他总是掩护，赶快埋藏起来。我们把这些东西揭发出来，这就叫过火吗?思想问题可以马虎吗?他们不主张彻底的思想斗争，不主张挖根；他们主张剥皮，皮稍微剥一点不要紧，但是不要挖根。因此他们在思想斗争当中，在火力强的面前，就表示畏惧。这样讲一句，那样讲一句，他不是明确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不是有原则的。因此这些人对于陕北问题，他说“陕北里边争什么，还不是狗打架，管球他!”人家清算路线，清算历史，他说是“狗打架”，还说什么“霸王要纳粮，汉王也要纳粮，管球他，我是采取中间立场”。这还有什么中间立场?还不是嘴里讲中间立场，心里却说“都是陕北人，何苦呢?”他们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同情郭洪涛，认为不应该清算这个思想，实际上便是取消思想斗争。因为不弄清路线，就是无原则的团结。这种思想是害党害人的，也不能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进步，所以我们高干会就清算了这个路线，就是为了更好的团结。结论中央作了，中央还做了决定，我的报告全体通过，这次座谈会上大家又同意。当然高干会也有缺点，就是民主放开，大家很气愤，不能很镇静，以致这个一问“你到底怎么搞的”，那个也问“你到底怎么搞的”，这样一问问得你不得了。同时高干会对四中全会估计不正确，因为那时中共没有做结论，也只能那样估计；今天中央已经作了结论，再是那样估计就错了。高干会上还说刘志丹同志是朴素的唯物论者，那是瞎驴碰草垛，那样估计是错误的，因为志丹同志他一贯是自觉的。还有二十七军为什么不写?因为主要是写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和性质，所以许多问题未能一一说明。二十七军是在志丹亲手领导下，在陕北党与人民斗争的基础上创造起来的，不是郭洪涛领导创造的；这一点他过去欺骗了中央，也欺骗了人民。你应该想一想，这是对高干会的问题。 　　其次所谓历史问题没有解决，分歧意见也有一些。他们讲领袖问题，有的同志也和我谈过：应该是谢子长、闫红彦、刘志丹。因为这些历史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次七大的风波就闹的相当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分歧是说红军的前身问题。阎红彦说：山西游击队是红军唯一的前身。我在高干会结论上所写的，是以刘志丹的部队和阎红彦山西过来的游击队，二者都是反帝同盟军的基础，而阎红彦认为主流是后九天、晋西游击队到南梁堡，这是不妥当的。我看阎红彦同志在党校历史报告有夸大的地方，有不确实的地方，比如他说清涧兵暴是他领导的，这是错误的，没有这样的事。他以为审查他的人不清楚，可以骗过去。他还说后九天那一连都是共产党员，是他在那里搞的，这也不是事实。还有到下马关时，他去找高岗和张秀山，但是这些人不和他合作，这是错误的，也不是事实。后来我问他，他说这是笔记的错误。每一个关键都记错了，那就错的太多了。我们说到底红军主力在那里产生起来的，应该说是刘志丹，他从一九三0年就搞起，昨天阎红彦同志讲他和老谢、志丹在三道川失败，这话讲的不妥当，是不对的，我知道的很清楚。你说的“后九天的党是我去组织的”，在座的李立光、谭生彬也去了，谭是组织干事，李是宣传干事，赵得洛是书记；那里一个连都是党员，那里是你搞起来的?至于在三道川，有的同志讲“你不同意子长的意见，跟张天之去干”，你说你是张天之的人，因为你哥哥周维奇这样主张，你没有办法，所以老谢说还是你去比较妥当，因此你就到了下马关。为什么说高岗、张秀山不和你合作呢?以后你和张天之结合起来打徐团，又叫张天之把你的枪缴了，以后把你哥哥的枪也缴了。这时刘志丹在庆阳职田镇开展游击战争，老谢离开了部队，这个过程你没有讲清楚。是不是应以后九天黄龙山为主?就打上后九天是事实，那里究竟是党领导，还是英雄领导呢?功劳是谁?应该进一步问一句：以后省委领导下，很大的兵运工作，如邓宝珊部队的兵暴失败算不算?王子元一个旅，石子俊部队的兵暴算不算?两党兵暴，灵右的兵暴，这些兵暴算不算?难道只有你搞的就算。这些没有汇合在南梁，你就说“我怎样怎样”，你那历史写的非常不妥当。刘志丹在省委领导下，做了多少兵运工作!他自己在桥上搞了一个旅，我、秀山、杨成森大批人都在他里面，等他活动起来再搞。以后又失败了，我回来到蒙古找到赵伯平，搞了许多土匪，带到安定，你们过来二十几个人，是游击队。省委决定叫志丹做副主席，子长做总指挥，到南梁我当队委书记。到南梁这里有一个问题，邵式平同志说我把阎红彦长啦，短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那天讲有三种意见：一种主张枪毙，一种主张开除军籍，一种主张撤职，他自已材料上写了。高岗不同意，怎么说我打击了他呢?这根本不是事实。我过去不认识他，我只到后九天去过一次，听说周维奇是他哥哥，我便在延安活动了王维多把他救出来，是为了争取他哥哥。我没有见过他的面，怎么说我打击了他呢?当时我说不应该开除军籍，也不能枪毙，并且在每一个土匪里抽出枪给他，把土匪的枪减少，叫他再组织一个队，这不对吗?当然有人要投陈国璋，你是坚决反对了，因此你就说：“我来了，我的队伍为主”。前天你讲“我给刘志丹一支枪，慢慢的他又活动起来了”；刘志丹在那里搞了多少年，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暴动了多少次，又失败了多少次，你说是你给他几支枪慢慢搞起来的，你那几支枪怎么几天就搞起几百人、一两百支枪呢?怎么能够这样快?那不是奇怪吗?你又说他部队里面尽是土匪，怎么尽是土匪呢?韦长寿是党员，白光伍、石正才、刘景范、马福金、刘约山，这些算不算党员?好多党员，里面有党的组织，怎么能说都是土匪呢?你说队长也是土匪，队长杨培胜他是小商人出身，被土匪抢了，他很气愤，以后就参加了红军，选用小商人搞了洪老五，这怎么能说他是土匪呢?人家打开了合水寨子，组织了游击队，搞了很多活动；一直到廿五军来了以后，说这个人“筋断了”是国民党割断的，肃反时把他清洗出去了，现在在南泥湾。你还说贾生财是土匪，他办兵团是刘志丹派去的，以后国民党捉住杀了，把他的头挂在城墙上，你说这叫土匪吗?人家部队里面有党的组织奋斗了多少年，你的就是唯一的前身，人家就不叫前身，这难道是省委领导错了吗?只有你才是唯一的领导人吗?不是这样的，还有过去的黄子文，杨仲元，胡廷俊等，他们是怎样来的?就是你是唯一的前身，那些都不能算前身吗?到底应以刘志丹在桥山活动多年和多少次的暴动以及他和群众的联系，从他这个主流为基础，还是以阎红彦为唯一的基础?我们应从历史上看他们和群众的联系以及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来决定。我在结论上所写的是以两者为基础，这难道写错了吗?你以后缴刘志丹的枪缴对了吗?他不是土匪，你把他枪缴了，就不算他前身吗?那你说杜衡在南山失败了那又怎样解释呢?问题不能这样讲。你们对刘志丹估计错了，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没有通知他，就把他的党籍搞掉了，你亲自把他的枪下了，把他搞在一个窑里；我们去了，门口还站着卫兵；当然你说怕刘志丹自杀，志丹见了我们就哭，你这枪是缴得不对，是带有宗派性质。 　　还有历史上的问题，他讲过我“开小差”，说我“组织秘密队委”，还说“高岗没有做过队委书记，是他吹牛的”。以后我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参加队伍?”他说“我也记不起，这些问题我不大清楚”，应该老实一点。你到达××坬时，十九人叛变，把我绑起来，绑在一个梢沟里，是第四国际高朗亭救了我的命。高朗亭问我是不是老石杰的人，那时他搞起来了游击队。我看见里面有几个青年学生是四中的(因为我民国十八年在这里工作过，我知道)。我问他归哪里管，高朗亭说“归第四国际”，我说你们是什么番号，他说“西北总指挥”。我听了，我说这糟糕了，怎么找到了第四国际?以后他才说：过去领导他的常黎夫(边区政府秘书处长)，为了要搞枪搞游击队的事，把他的团籍停止了；他说第三国际革命，大概第四国际更革命，所以就说了一个第四国际，其实是他不懂得。以后我又问了一些情况，知道他们狡猾的很，我就骗他：我说我们那里有七八千红军，有六七个女看护，因为他受伤了，正在养伤，我给他做工作想骗他到边区来。我说你向韩城这些地方走，我就说追史巨傑，心里是追红军。追了两天没有追上，结果到了安条岑，队伍被包围了，一打就打散了；因为里面有很多土匪，我在那里天天扛伤兵，他们又不打人又不骂人，又碰到高朗亭，给我一个三号盒子枪。在木头沟一仗，把我搞到山底下，高朗亭和那些土匪都跑了，结果我晚上就到了沟门村，上张达元那里养伤。伤好以后就到庆阳，又跑到盘克、吴龙，阎红彦给我一枝套枪，叫我当兵去。我是队委书记，我什么话也没有讲，因为一讲你就动枪。你想想你过去的作风，什么党性，原则性就比较差一些。我就到三原当兵去了，我把我从国民党那里哗变过来的一营人，以及高朗亭给我的抢枪，我都告诉了你。你以后也派人去接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应该相信我吧!我是党的负责人，你就交给我一枝套抢枪，叫我去当兵，我到四村园当兵去了。以后所谓组织秘密队委是怎么回事呢?他在三村园，我在四村园，秘密队委是李艮组织的，这个组织是错误的，但是这个同志以后还是为了党牺牲了。李艮是因为你们骂他是杨虎城派来的奸细，所以李良走时便组织了一个秘密队委，不管他怎么样不好，他总是省委派来的，你们用那样的态度对付他也是不对的。以后我由四村园转到了黑牛蜗，知道金巨花、杨森、韦广平组织了秘密队委，韦是书记，叫我参加。我说你们这样搞是很危险的，被阎红彦知道了，你们都会要杀掉，于是我把这情形给省委报告了。以后浩如来了，他同意我的意见，这叫我组织秘密队委吗?应该老实些。阎红彦同志这两件事是搞的不好，给我一支枪，叫我当兵去。以后又给弼时讲，我从国民党那里把军队拉过来，你反说我带了一营人叛变，我被绑走了也是事实，你就不应该在弼时那里讲“高岗带了一营人叛变了”!你怎么讲这样一些无原则的话呢?另外阎红彦同志在反帝同盟军陕甘支队里搞了一年零一个月，难道在这一年零一个月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路线吗?就把这些路线除去，就能算形成了完整的路线吗?你自己也学了六大文件，你说你这个人过去是糊里糊涂的，你是糊里糊涂的，难道刘志丹也是糊里糊涂的吗?阎红彦同志对他个人估计过高，有许多地方不是事实，有许多无原则。但是他也有他的好处，他参加山西游击队，领导山西的一部分兵变，以后到陕北他当了十天到二十天的队长。黄子文动摇跑掉了，但是他坚决，打仗很英勇这都是事实。他反对了南北分家，这也是对的，他说要合拢起来，这也是对的，他反对死守吴顷园子和李庚的斗争，这都是他的好处。但是他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这阻碍了他的进步。他自己这样讲，他的致命伤就是这个东西。他不大守纪律，缺乏组织原则，在过去的时候作风是很蛮横的，这是他的缺点。他不能像刘志丹一贯的正确路线相比，也不能同王世泰、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马明方、张达志这些人比，我是最清楚的。他自己讲，“事情没伤着我的时候是自由主义，事情伤着我的时候是个人主义”；“我过去不懂得什么路线，大家是糊里糊涂的干，所以是谢、阎、刘这样排”。所以红彦同志他对历史的前身问题，手枪的问题，秘密队委的问题，叛变的问题，三大领袖的问题(刘、谢、阎)，这些问题郭洪涛说“红彦利用我，我也利用他。但是我主要是利用他”，这个问题值得非常的警惕。郭洪涛到底是不是路线宗派?纠缠不清，态度不明，他说我有时候支持他一下，那么这就不对了，不应该这样，事情总是有是非的。 　　第二，关于二十七军的问题。为什么不写二十七军呢?为什么高干会不提二十七军呢?这不是有宗派吗?高干会叫路线总结，一个是机会主义，一个不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换了一下。中央来了之后，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搞清楚了，但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还是带着的，高干会以后帽子给朱、郭带上了。二十六军是反革命封建集团等等，那些人都已经牺牲了，主要是以路线来说的。就算不写二十七军?是不是二十七军是你郭洪涛创造的?二十七军还是刘志丹同志亲自领导创造出来的。你去讲过一次话?开过多少会?你自己想想，那样的会钻空子。过去你给洛甫同志讲，“二十七军是你回来从三条枪创造起来的”，你怎么敢这样说?!人都还在。当然这次写整个历史的时候，应该把二十七军写进去，她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力量。 　　第三，为什么写刘志丹为代表，而不写谢子长呢?过去关于谢子长有个地方提到过，感觉到有些地方不便于写。这次大家都讲出来了，谢子长他做为一个完整路线的代表是不妥当的，比方收刘志丹的枪的问题，在杨家园子站起来积极讲话，这都是不对的。你叫杜衡打了，你又回来打这些人。他赞成了左的路线，这怎么写以刘、谢为代表反对杜衡、朱、郭的路线呢?他和朱、郭(应为他和郭洪涛)站在一起打击过刘志丹。同时在郭洪涛来后有十天到二十天的功夫，他便病了，以后就病故了。他没有反对过朱、郭的路线，而且是支持了他们的路线。老实说，如果没有老谢支持他，就是郭洪涛一个人，大家都叫他小脑，他也搞不起来。他是人民的领袖，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党应该尊重。他虽然是在那两个问题犯了错误，但是他过去在党的斗争中是好的，他参加了部队，陕甘游击队的领导，领导过清涧的暴动(那时有阎揆要、史唯然、没有红彦同志)。清涧的暴动，不是打的工农红军旗子，是为第六旅复仇。他领导清涧暴动的时候，是工农红军副总指挥，他参加过渭华暴动。一贯的活动是好的，群众叫他“谢青天”。他是人民的领袖，我们爱戴他。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路线代表也好，领袖也好，不仅是能够解决人民日常的利益，而且是能够代表人民最高的利益，能够看的远，路线站得稳。要从和人民的联系，要从他的事业看，是不是能够代表人民最高利益。不能说我和他有感情，就应该这样摆。郭洪涛说：老谢是领袖，如果老谢不死的话，那里挨得上刘志丹!(他在学校的发言是这样写的)我们说把他做为路线代表，不如刘志丹完整，高干会之后，所以写的是刘志丹，同时也不能写几十个。现在中央是以毛主席为代表，为什么不把少奇也写上?不能写那样一大堆。郭洪涛就是在这些地方挑。 　　关于取消子长县的问题，郭洪涛同志他给王若飞讲，“高岗有宗派，他把子长县也取消了”。这是他自己住在城里南山上取消的，他还说他去清涧了不知道，是我取消的。是你取消的，怎么说是我取消的呢? 　　再就是说不给子长修陵，子长的陵是第一个修的，在三八年九月就修了。他又说修的不如志丹的好，这就难说了。过去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大礼堂是陕公修的，窗子是那样的，现在又是这样的，进步了。过去我们到安塞修了一个大礼堂，那和现在杨家岭的大礼堂简直不能比。子长的陵是第一个修的，三九年开第二次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时候，说高岗对谢子长好，对刘志丹不好，所以在这个会上就决定给志丹修。现在又说志丹修的是新式的，比子长的好，这不是宗派吗?郭洪涛的名堂真是太多了!我们逼的没有办法，两次开会之后，林主席说再破五千万修。现在金融涨价，由三块到十八块，是不是可以迟一个时候，要修就修，这是宗派吗? 　　关于挂相片的问题。说为什么挂志丹和我的，不挂子长的。开始发现我的相片的时候，我就给李卓然同志说“不要这样搞”，要他给各书店写信，我亲自也到各书店铺去过，叫他们不要这样搞。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这样多，为什么要把我的挂出来呢?滑稽得很。过去练兵的时候，搞什么高岗刺杀手，这叫什么东西?我曾给报社、延安市委、的肖向荣、谭政都写过信，要他们不要这样搞。我这一脸麻子，画出来象个什么样子(笑声)?以后我也给景范讲过，谁的也不要挂。参议会大礼堂说是议长也在挂，这个名堂真是滑稽的很。 　　又说不给子长写传……志丹的传记我们写了没有?他们俩个都是领袖，现在柯仲平到处在找材料。难道我每天就是管这些事?张秀山同志说郭洪涛是无孔不入，大小孔他都能钻进(笑声)，真是这样的。 　　西北局的人事问题没有解决。上面我说过了，郭洪涛他对人说：他“过去没有把人打死，现在竟有人把人打死了”。李仲英说：“在部队改编的时候不提拔二十七军的”；又说高干会之后到现在，陕北没有一个一元化；他又说，“对于老干部现在是杀牛的办法。过去在内战的时候是开荒，现在荒开下了，粮食打下了，有了蒸馍干饭了，没有菜吃，所以现在要杀牛做菜吃”。他是一个老牛，他还写了一首诗，也不知道是谁帮他写的：“揭竿相从十数秋，桥山遍走垮阵游。昔日同甘又共苦，今何豆箕不相容?”“揭竿相从”就是说刘志丹和我有“十数秋”，这个大家都回答了他，你就没有揭竿，你是三四年冬出来的。“桥山遍走垮阵游”，你就没有在桥山上垮过一步。“昔日同甘又共苦”就是说过去在一起共过患难的。这是他写的诗，他还说干部有“红中”、“白板”、“发财”，“东、南、西、北风之分”。在宗派下面的是“红中”、“白板”、“发财”，另外就是东南西北风，“没有翻”(笑声)。又说新干部惠中权不应该提拔，黄静波不应该提拔，刘秉温不应该提拔，康天民也不应该提拔。说他们是新的，资格不够，没有受过战场法庭的严格检验。郭洪涛又说：在我领导下的干部吃不开了，受打击了，“老子吃不开了，儿子也吃不开了”。什么我的干部，你的干部，新娘后娘之分，就是说过去郭洪涛提拔的干部今天都受了打击，受排斥；有些同志一时的生活照顾不到，在招待所没有给他老婆吃饭，也是宗派主义。又说在高干会时表扬了一些人是不公道的，不应该表扬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说王世泰抽大烟、流氓，不应该表扬，霍维德、李景波不应该表扬，说高干会是以宗派反宗派。李仲英又说：“盲从为德，拍打为才，服从个人为资”。我们现在看看西北局有无此事，我们使用的干部政策不是以你是这个地区，我是那个地区，你是这个军队，我是那个军队的，不是这样的。这样提倒是一个小集团，倒是宗派。干部政策只有两种：一种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他能够担任这个工作；还要有德、有才能，是以给党有得，给人民有利益为前提的。当然是要照顾到老干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进步慢，就不要新干部进步，说你等着我，你不要进去，你进去把我的位子抢了怎么办?不能这样想。我们要看他能不能胜任，能不能把工作做好，对于人民有没有利?即使我做一个军长，坐在那里要人家来加冠，这有多少好处呢?想想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一出门就带着八、九个驳壳枪，这到底有多少好处?自己反省一下。一个革命军人，还有封建的意识，要想一想。郭洪涛提拔是害了你，三四年出来参加的部队，当排长，连长，营长，代理军长，一下就当军长。刘志丹都不能当军长，你比刘志丹还强?!人家提拔你是有目的的，是害了你?自己有嗜好，现在把大烟瘾丢了，在党校好好的提高一下，难道这叫做打击吗?在党校把你的理论学好，政策学好，这叫做打击吗?说你好的很，这对你个人，对党有什么好处?提拔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为标准，如果从个人关系方面来说，你是我的学生，我更应该提拔你了。我们不是从个人出发，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还有说对刘约山，追随十六年之久……自己要反省一下。要你当参谋处长，财经办事处副处长，贸易局长，但你都没搞好，林老、谢老批评你，说你不成。即使说我打了你一拳，也是应该的，你不成。只是说我老，应该摆在这里。你老是你老，你要给人民“老出”东西来!我们都是三十多的四十以上的人了，如果说你们都不要来，我们死了共产党就断根了。人家进步有能力，为什么不拿能力德性来比?他能够给人民办事办得好。惠中权不如谁?总是不比进步的，总是背着一个包袱。你过去参加了革命这是好的，但是今天有缺点。过去有功，也有缺点，功应该表扬，缺点应该改正。给党多做一点事。“我就是这样，老子什么也不怕”，你多说几个“老子”，这样对党有什么好处?不比进步的，不比有德性的，能给人民办事的。过去那个宗派提拔你，满足了你个人主义的欲望。今天不成要学习，要把个人主义的毛病取消一下，再提高一步。当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个人主义便感到了满足，但是一旦转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便不能满足个人主义的欲望了。这样，蹄蹄爪爪就都暴露出来了。我们拿事实来比，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不应该吗?三边王世泰不应该吗?陇东段德张不应该吗?关中的张德生不应该吗?张是榆林人，也没有参加过二十六军。二十六军的不应该，外面的也不应该，就是郭洪涛宗派主义下的应该。李景膺是那里来的呢?现在的高峰是哪里来的?白治民是那里的呢?整个的地委书记有几个是二十六军的?有没有一个?少奇同志几次的和我谈，叫我狠狠地调一批老干部去党校学习，再提拔一批新干部出来。那时调王世泰去学习，但是贺晋年他要去学习，张秀山也去学习了，黄罗斌也在学习。决定习仲勋也去学习的，调一大批干部去学习。 　　说没有一个一元化。现在有几个一元化?都是我的“嫡系”吗?白治民是哪里的?高峰是哪里的?李景膺、段德章、李合邦、关中的张德生，能不能说都是二十六军的呢?二十六军一个也没有。能不能这样讲?简直是毫无原则。他到处钻空子进行挑拨，对干部的提拔有宗派，我们拿这几个分区专员来看，陕北的有几个，陕甘的有几个。比如绥德的袁任远是广西七军来的，杨和亭、罗成德、张鹏图他们是哪里的呢?照你的看法二十六军不能做，外来的不能做，陕北的也不能做，就是你郭洪涛提拔的能做?再看县长、书记，绝大多数是陕北干部。军队方面，二十七军少是因调了一些人在党校学习，李宗贵、李仲英、贺吉祥，我们调他们学习的原因是为了提高他们一步，调其他人学习也是这个目的，而不是像一些人说是打击他们。张邦英、张秀山、黄罗斌等都调在党校学习，难道我们是为了打击他们吗?不是的，我上边讲过了，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他们。因此，我们说把调学习当作打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王世泰是二十六军的一个老同志，他当团长时你还没有参加部队。王世泰同志以后当了保安司令，部队达到八千多，他从来没有想保安部队是他的，不让编制。在留守兵团领导下，把他的部队编入留守部队，他没有说一句话。保安司令只编了一个旅，由贺晋年当旅长，他当三边地委书记。现在他一不是保安司令的旅长，二不是政委，今天派他到关中领导一个新的部队。文年生带了两个主力团出去了，留了一部分新战士由王世泰去领导。照那些人讲，这又不是打击了他吗?这些人总是处处进行挑拨。我们这样分配他的工作，是因为他军事才能强，对党对边区有好处，因此这样分配了他。我们的一切应从人民、党的利益着眼，这样看问题才是对的。 　　二是新老干部问题。我们看新知识分子干部，到底提拔了多少。有人说我们对新知识分子干部注意了，对老干部提拔培养不够。其实，在高干会后，我们是更多的注意了提拔培养老干部，大批的调到党校学习。当时也可能对个别干部注意不够，但这也不能就说是打击老干部，我们对一些老干部很早就注意了培养他们。比如刘约山调他住过马列学院，党校这不叫培养吗?难道党校是监狱吗?叫你到党校去提高理论，等局面开展好出去工作，这还叫不培养?这还叫打击吗?这样的讲法自己应该想一想。你完全不学理论，不学政策，不学路线，在那里摆老资格是不行的。我们提拔老干部，能不能单以资格老为标准?是不能的。在现在状况下，是否需要提拔新干部?是需要的。你说你老，那些新知识分子他们往前钻，他们进步很快。我们说你进步呀!我怎样办，我们不应该眼红妒忌他们，相反的我们应该帮助鼓励他们好好进步。新知识分子干部有朝气，他们在加速的向前进步，我么自己也应该努力赶上去，而不是眼红妒忌他们。当然被提拔的干部，应更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和建议，绝不能有一点骄傲摆架子。如果个别同志因提拔而骄傲起来，摆起架子，浪费等，我们是要严厉地纠正他。有些人因不提自己而发牢骚，实质上是一种地位观点。我们是要给人民谋利益，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益的，我们就这样办，如果对党对人民没有利益有损害，我们是不干的。但是还有一种人他不是这样去想，只要把他摆上去就对了，如果不照他这样办，不提拔他自己，他便发牢骚说怪话，这种人自己应该好好想一想。 　　三是干部表扬问题：表扬过的人也可能有缺点，未表扬的不能说不是好干部。我们表扬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是为了人民利益，为了推动工作。霍维德、李景波的表扬提拔，郭洪涛等人说“不应该表扬提拔他们”，李景波原来就是你的秘书长，霍维德原来就是苏维埃主席，你在时他便当关中专员，他现在是财政所副所长，怎么说提拔他快了呢?反正你老兄总是钻空子。比如刘刘秉温的提拔吧，你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不提拔刘秉温，这些人是宗派”。刘秉温是十几年的老苏维埃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给我们转来；我们提拔了他，但你又说我们提拔刘秉温是宗派。你是怎么样搞的，郭洪涛你老兄太不老实了。你说对李景波的表扬，是因为李景波在高干会上反对了你；实际上李景波是把你肮脏东西都反映出来了，因为他是你的秘书长，他知道你的底细。霍维德很早就不同意你的意见，他给洛甫写了很多信。这些干部有没有缺点，霍维德在害病当中肯定有一些缺点，我叫组织部去查看，但是也不是像他那样的夸大。 　　当然，今后表扬干部，应经过群众，应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配合起来，全面的了解干部。 　　根据上述各点，西北局是不存在宗派主义，但并不是说西北局的干部政策就无缺点。有缺点而且不少，不仅现在有缺点，将来还会有缺点，比如对个别环节的干部配备上，个别的使用提拔上，也有不少的缺点。但是，这是不是就叫宗派主义呢?是不能这样叫。有缺点我们是不否认，我们的提拔干部是有原则的，比如刘约山他追随我十六年之久，他是拥护我，照一些人讲我应该给他一个位置。那是不能的，我们配备干部是要以党、人民利益为前提。我们表扬干部是为了推动工作，表扬他的经验，不是给这一个人的表扬，把他抬到天上；受表扬的人也不要骄傲，是表扬你的经验、你的方法，为了推动工作。有人提出没有宗派，正是他自己有宗派；他拿宗派的立场，宗派的口号，来达到他的宗派目的。郭洪涛那一天也讲过，他说：“他现在还是进行宗派的活动”，他这句话真是千真万确。 　　关于领导方式和作风问题，有人提出西北局领导方式问题未解决。我们承认有许多毛病，但是我们基本上已解决了问题，在高干会后有进步。经过生产整风，和群众的关系有进步，党内民主作风有进步，指导方法上有调查研究的风气，党、政、军、民间的关系是有了大的进步，以及领导上一元化的建立都有很大的进步。不管别的，问题是人民说好。关于领导作风问题，西北局过去有过一次座谈会，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因此这个问题我就这里就不讲了。在这个问题上是还有很多缺点，比如还存在有强迫命令，自流现象，党的民主不够，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的残余，本位主义等缺点。 　　四是关于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的问题：有人说：“提张秀山、王世泰、习仲勋，不提阎红彦是不公平，是宗派”。张、王、习不是我提出的，而是经过各个组提出，后经主席团把名单搞出来的，这件事大家都清楚；就算是我提出来的，是不是宗派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比你强。还有人说：“高岗有山里山外的宗派”，“七大前不开历史座谈会，是高岗怕当不上中央委员”，“中央走后陕北党员分家”。并对张秀山、王世泰、习仲勋造了许多谣言：说他们“吸大烟”，说张秀山“变节”，说“习仲勋是个小娃娃，没有做过工作，糊里糊涂，吸大烟等”，这一切都是造谣挑拨；说：“王世泰是空中堡垒”等。这次历史座谈会上，有些同志讲的好：“你说人家是空中堡垒，你是炸弹、地雷吗?你不是别的，你才是一个空中气球?”(笑声)这句讲的很对。他们在七大开会当中，造成一个很大的风波。他们拿宗派的立场，用反宗派的口号，利用这些盲目的山头主义者，宗派和山头主义的思想相结合。毛主席提出：“我们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郭洪涛认为有空可钻，他企图发展山头，建立山头，进行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他说“你看两方面军，四方面军，有贺老总、徐向前领导在开山头会，就是我们这没有，刘志丹死了我们没有山(头)”。他企图想恢复一个山头，建立一个山头；他说毛主席还承认山头，毛主席说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最后达到消灭山头。这个山头本来不是好东西，我们党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山头，但是他老兄却想搞许多个人主义山头，小资产阶级山头，宗派山头。搞好这些山头，他好在这些山头里边转一转，打好游击。他从来不想方法消灭山头，他希望存在着许多山头，他好钻空子，实际上这叫破坏党的团结。因此这次风波：是郭洪涛为代表的宗派主义的残余，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回光返照”，他们反对正确路线的最后挣扎。他们企图在七大来搞一个鬼名堂，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边区的问题，而是全党的问题，他在正面不敢这样讲。郭洪涛上次也说过，“这次大风波，我在先就布置好了，我先把炸弹埋好，然后把门关上，在家里打麻将。”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手里拿着炸弹，对付国民党还是对付共产党?把这个炸弹安在共产党的营垒里边，还是安在国民党营垒里边?应该清楚的回答。郭洪涛这个炸弹使用的方向是错了，应该安在国民党营垒内，而不应该安在共产党营垒内。为什么你在七大这个期间搞这个东西，你的目的何在?在七大当中搞，这个性质就不是简单的。他自己说他造成了这个歪风阵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三、分歧的性质与根源 　　1、性质：是两种历史观的分歧。高干会是一种以人民为基础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陕甘红军，陕甘苏区，党员在这里头领导，当作发展的过程来看的历史观(集体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从大革命，清涧兵暴，渭华暴动，二团时代，南梁时代，到陕北陕甘汇合时代，是一个发展过程。在各个斗争当中，人民和党领导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区域，是集体唯物主义，不是个人主义的唯心主义，志丹在这中间的作用是相当大。另一种人是以个人作为基础的历史观(个人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如郭洪涛说：“我拿三枝枪暴动起来创造了陕北苏区，创造了二十七军……”我怎样怎样。阎红彦同志他那个历史自传，也是从个人出发，当然他和郭洪涛根本不同了，他有功也有过。郭洪涛说一切都是他创造的，因此把自己描写成盘古、上帝；我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我来了制造了历史，这种主观主义的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有两种检讨历史的态度：一种是总结历史，从历史斗争当中取得经验教训，教育人民教育党；一种是从历史当中贪功，为个人争功劳，我是怎样怎样。要摆位置，这是两种人，他们的目的不同，是两种思想方法的分歧，是无产与非无产的分歧。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为人民大众服务，一种是为个人服务。在组织上，一种是有原则性的，一种是无原则性的，采取宗派反党的活动，反对正确领导。郭洪涛上次也讲过，他造成了歪风阵线，向党进攻。 　　2、社会根据与历史根源：他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但是也有很多同志不同意这样的说，他们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家，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研究。小资产阶级，他主观上想革命是很好的；他这个人不一定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投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他表现出了一些什么呢?我只举一件事情：他对唐洪辰等人讲，“陕北红军比哪里的也多，中央却不给编一个师”，这不是闹宗派吗?红军还分陕北的，这里的那里的，它都是党的人民的。就是编上一个师，试问你能担负起这个职责吗?你和刘、贺、林这三位师长比嘛?你能担负起这个师长职位吗?你说这个话有什么好处?你挑拨陕北干部对中央不满，还有一些同志和郭洪涛有同感，说“不给陕北编军队”，这样的来闹。大家看这不叫宗派叫什么呢?造成党内的不团结。 　　三是宗派主义及个人主义者对党的危害：这些人从来不是把自己当作党的工具，而是把党的一切当作自己的工具；不是把人民作为他的上司，而是把他当作人民的老爷。一切为他服务，一切从我字出发，不管党和人民的利益。 　　四是一般的社会历史根源外，应区别以下几种人： 　　第一、极少数的人，以郭洪涛为代表的宗派主义思想的残余，他们对历史有成见。他们“吹、骗、装、打、钻”，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方式，进行挑拨离间；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山里山外进行活动。招兵买马、神通广大、呼风唤雨、生动活动，极其灵巧的利用一切机会，利用一切不满党的人，向党进攻。他的这些讲话，他的这些活动，不是从正面正式提出；他在这个场合巧妙的讲几句，在那个场合巧妙的讲几句，采取这样的手法来到处钻空子。他总的目的，企图想推翻党的正确领导，反对西北局现在的领导。朱、郭在以前讲“中央不办事，中央不主持公道”；还有个别的人也这样讲，当然他们和朱、郭不同。他们企图推翻现在的领导，这种活动是党的组织原则所不能允许，他们虽是极少数的几个人，但对党的危害却很大。 　　第二、一些人带有个人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同志，他们是宗派活动的市场，是雇主。有一些人，他的个人主义很浓厚，有一些人他的个人主义差一些，还有一些人因为他是山外的，他不知道情况，他有盲目性，他受了这些人的利用，上了这些人的当。思想方法上的盲目性，利用这样几种人。朱理治、郭洪涛是一类人，但朱理治在高干会后和郭洪涛不同，他没有这样搞。阎红彦同志个人主义比较厉害一些，还有一些有个人主义的，还有利用一些山里山外不满党的人，山外的主要利用盲目性。他们采用这样的手法，在七大这样挑。如何克服这种风气呢?如何克服这样看问题呢?思想上原则问题毫不退步，这是无产与非无产的斗争。无产阶级刀刃磨的非常快，割掉你这东西，你要用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就不可能。比如他想提拔非党员——如像黄子文、张文华、蔡子伟之类做为党的干部，建立这样的党，那就不成，思想上组织原则上不能让步。有些人也许会这样问：你是不是要保护人呢?毛主席提出要保护人，不打死人。是的，不像过去肃反，一个一个把脑袋杀掉，但是我们不能保护错误思想非法活动，要揭穿他们的企图。他们企图用保护好人的基调，来掩盖无原则反对有原则的斗争。他们说不要斗争，把组织上反对非法斗争当成不应该。我们说保护人，不是保护少数人的错误思想非法活动。 　　要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残余，特别是残余性的山头主义。说“刘志丹死了，这里应建立一个山头”，好多同志这样讲。你是哪个山头的，我是这个山头的，他总不能融化在这个总的山头里面。 　　还有对思想斗争，认为开一下会就解决了，把他简单化，看成很容易的，都是偏向。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十年，到今天没有解决，今天以后是不可以解决呢?那也不一定。毛主席讲的，不要垫高了枕头睡觉，高枕无忧，党内思想斗争不是那样容易。这种思想斗争，我看不仅是边区的问题，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其他边区以至全党范围恐怕也存在着。因此边区的同志也好，其他同志也好，都不要高枕无忧。但是我们对于这些人怎么办呢?洪涛同志也提出说他“在七大时候是搞了这样一个炸弹，造成歪风阵线向党进攻”，党籍能不能再保留一次呢?这个问题当然还是要交给中央处理。不过党籍不党籍这是个名义，问题是在自己能不能改，能不能下决心挖老根，能不能把自己品质思想意识彻底改造，这决定于自己。你的党籍就是保留了，你再搞，还不过是个形式?相反的就是不保存你的党籍，如果你自己是个布尔什维克，党还是要你，这要决定你自己的努力。我这样说以后，大家也许会说：“为什么把郭洪涛的错误，什么都端出来了呢?”同志们，不端是不成的啊!他天天给你钻空子，只得端。郭洪涛同志怎样讲呢?他说这次看吧，“我再在党的面前搞无原则活动，我就怎么怎么样!”他反省我们欢迎，他说他怎么拍，怎么吹，怎么偷，怎么搞歪风阵线，在七大造成大的风波……。他反省，我们对他这种态度是欢迎的，希望他能够兑现，真正改造自己，为老百姓做事。我们应该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在这个会议上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明，过后不要冷嘲热讽，或见而远之。应该很热烈帮助他，见他犯了毛病就告诉他，“洪涛，你怎么味道又不对呀!你不应该这样搞呀!” 　　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正如毛主席说的，推了车子总是怕翻了，小心谨慎，列宁也讲过，“战败之士易学习”。没有犯过错误的说，“我过去就没有错误”，岂不知自己过去犯了不少的错误。我们在渭华暴动时口号叫“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经过多少风波才慢慢摸索到正确的方法，骄傲就不得了，说我马列主义怎样怎样，那一定要栽跟头。应该虚心检讨自己有多少错误，毛主席淳淳教诲我们“戒骄戒躁”，多检查自己的缺点。 　　边区很多同志存在着很大盲目性，他们不知道到底真实情况怎么样，所以我们应向客观学习，要搜集论据加以分析。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郭洪涛说一套，阎红彦说一套，究竟哪是真理，哪是错误?我们要辨别一下。应该有立场，站稳人民的立场，学习的立场，不骄傲的立场。搜集论据，加以分析，比较、判明是非，不然事情未弄清楚，也不向客观学习，便乱扯一气，事情一定不会搞好。只有这样才能去掉盲目性，坚持原则性，只有这样才能全党团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干到底!(热烈鼓掌) 　　 高岗文集/薛骏富，白浩亭编辑.—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