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青龙寺遗址，正在建设成为青龙寺遗址公园，西安最大的唐文化园，以惠果、空海纪念堂、纪念碑为载体的中日密教友好交流中心和千株樱花观赏娱乐场地。西安市政府和佛教界对此进行精心策划，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些都值得赞叹，也让西安公民和国内外钟情于唐文化的朋友们为之高兴。然而，当人们读到惠果、空海的传记资料和有关青龙寺、唐密传承的历史记载，千里迢迢来到青龙寺遗址时，高兴、欣慰之余，也许有更多的伤感和悲哀!李商隐《登游乐原》诗云：“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幸，千载之后，人们面对怒放的樱花，依然和李商隐一样的感受。这是为什么?因为青龙寺遗址只有一个角落是青龙寺僧众的宗教活动场所，其余绝大部分都成为“文化”“娱乐”“观赏处所”。白云千载空悠悠，不见“青龙”现古原!可以说，青龙寺遗址的文化内涵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读了。
误读之一：青龙寺遗址是“市民观赏樱花的休闲娱乐场所”。娱乐休闲固然需要，然而，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更高层次的需求。仅仅把青龙寺遗址作为市民观赏樱花的休闲娱乐场所，这是精神家园的缺位。
误读之二：青龙寺遗址是受到保护的“唐文化遗址”。唐文化范围很广，虽可以涵盖唐密文化，却不能代替唐密文化。把青龙寺遗址仅仅作为保护唐文化的处所，忽视其作为宗教文化遗址、唐密祖庭的核心内涵，这是密教文化的缺位。
误读之三：青龙寺遗址是“中日历史文化名人的纪念场所”，寺院仅占据一小旮旯。青龙寺遗址不仅是中日历史文化名人的纪念场所，更是僧众进行宗教修持的场所。把历史文化名人的纪念作为主体，忽视现代僧人进行宗教修持和弘传的主体地位，这是僧众主体的缺位。
这不是笔者的偏爱，也不是自作多情，而是看到一些游客的乐游原游记后引发的共鸣。而且，就密教文化缺位而言，似乎某教授的《唐代佛教》最为典型。本来，身为历史学家，这位教授在学术上也有独特的贡献。“晚年对他的名著《中国通史》感到其中某些对佛教的批判不尽恰当，有点后悔，意欲重写。”并对周建人先生说：“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文化史。”周建人先生在双目失明时把这几句话用斗大的字写在纸上交给赵朴初老先生。而重庆某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唐代佛教·密宗》中，居然保留其中污蔑唐密祖师、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法师为“大民贼”“守财奴”的言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举两段说：
《资治通鉴》说：“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尊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不空为代表的僧寺，攘夺田产，浪费民财，与昏君奸官同样是大民贼。
不空，临死有遗书一首，处分本人财产，鄙吝的心情，与守财奴挣得一份家私，死时仔细分给妻妾子孙，唯恐有外人染指，没有什么不同。遗书中说，“其车牛、鄠县洨南庄并新买地及御宿川贴得稻地、街南菜园，吾并舍留当院文殊阁下道场转念师僧，永充粮用香油炭火等供养，并不得出院破用，外人一切不得遮拦及有侵夺。……汝等若依吾语是吾法子，若违吾命即非法缘，汝等须依吾此处分，恐后无凭，仍请三纲直岁徒众等著名为记。”财物田园一入僧人手中，到死也不肯分散给外人。佛教强调布施，说可以破悭吝，免饿鬼苦，其实僧徒最悭吝，富贵如不空，只知要别人布施给他，他却决不让外人来分润一些。
本来寺院经济虽依附封建王权，却属于僧众的集体财产，其中含有剥削的性质，但取诸十方，造福十方，无所非议，僧侣毕竟与掠夺民膏民脂的“大民贼”不同；而且不空把自己的少量遗物、财产留给所在道场，用作道场的供养，这是寺院集体经济的规矩，与“最悭吝”的吝啬鬼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位老教授的著作再版后，不仅保留对不空和尚和寺院经济的不恰当的批判，而且污蔑“僧徒最悭吝”，这在“文革”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人们不难理解，也情有可原(现代时髦语言称为“集体失语”“失去理智”，佛教称为“共业”)，而某出版社对这位教授“不尽恰当”“有点后悔”“意欲重写”的著作，在近年 (2008年)竟然原原本本重新出版、上网，广为流播，这不是对唐密和密宗祖师的误读和对读者的严重误导吗?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误读虽然与对青龙寺遗址的误读不是一回事，但在对密宗和密宗祖师、唐代宗教文化的误读上多少有某些联系，故笔者把它放在这里一起评说，是否妥当，请方家指正。
据资料记载：青龙寺，又名石佛寺，中国佛教密宗寺院。位于陕西西安市城南铁炉庙村北的乐游原上。唐时为长安城延兴门内新昌坊。前身为灵感寺，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唐武德四年(621)废。龙朔二年(662)城阳公主患病，苏州和尚法朗诵《观音经》祈佛保佑得愈，公主奏请立为观音寺。景云二年(711)改名青龙寺。唐会昌五年(845)禁佛时寺废。次年改为护国寺。大中九年(855)长安左右两街添置寺院八所，该寺恢复本名。北宋元祐元年(1086)以后寺院废毁，地面建筑荡然无存，殿宇遗址被埋没地下。青龙寺是唐代密宗大师惠果长期驻锡之地。日本真言宗祖师空海入唐，在此寺受学于惠果。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僧人辨弘，新罗僧人惠日、悟真也曾从惠果学习密宗教法，因此，青龙寺盛名远播海外。
对于这样一座闻名遐迩的中国密宗祖庭遗址，不是不可以建立成市民观赏樱花的娱乐场所，而是说，他主要和首先应该是宗教活动场所——人们(或宗教信仰者的)精神家园。敦煌变文有《孔子项托相问书》，载项托诘难孔丘的故事。项托有相随拥土作城，在内而座。夫子语小孩曰：“何不避车?”小儿答曰：“昔闻圣人有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从古至今，只闻车避城，岂闻城避车?”夫子当时无言而对，乃逐车避城下道。这虽然是一种寓言式的传说，其中却蕴藏一条深刻的哲理：分清尊卑、主次、体用，“只闻车避城，岂闻城避车?”对于青龙寺遗址的保护和重建而言，也有一个主次、体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能公园绕古寺，不能公园夺古寺；只能在保护和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的同时，建好遗址文化公园，这才是天经地义的硬道理。
也许人们会说，青龙寺已经1000多年成为废墟，不复存在了，有什么必要去保护废墟?龟甲上的甲骨文，对于占卜者只是一个工具，对于商人或许只是一味普通的药材，对于普通百姓或许就是一堆废物，而对于中华文明的见证来说，却是价值连城的无价珍宝。青龙寺遗址也是这样，虽然寺已久废，“潜龙勿用”，但它作为中华唐密的祖庭，是唐代历史文化独步世界的一个历史见证，其地位万世不可动摇。日本佛教徒之所以要建立惠果、空海纪念堂，固然有纪念惠果师生情谊和中日佛教“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友情的一面，他们更看重的是弘扬唐密文化这一点，是大唐帝国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侧面。
唐密是唐玄宗时期善无畏、金刚智把印度密法传到中国而建立的中国密教的一个宗派。印度密教正式传入中国始于唐玄宗时期。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藏三位印度密宗大师先后来到中国弘扬密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三大士”，中间经一行和惠果的发扬，形成唐密。善无畏把金刚界秘法传给中国的义林、玄超、一行三位弟子，义林传顺晓，顺晓再传最澄，最澄接受天台宗的传承，并结合密宗，回国后创日本密宗——台密；金刚智把胎藏界秘法传给不空，不空传惠果、惠朗，玄超又把金刚界传给惠果。惠果得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密法传承，回日本后在高野山创日本密宗——东密。台密、东密在日本传了一千多年，至今没有中断。日本没有传承印度晚期密教，而晚期密教出于中国西藏，不空三藏示寂之年，由公元774年入藏的莲花生等传至西藏，形成藏传佛教即俗称的藏密。所以印度早中晚期密教均在中国。虽然惠果以后，中国内地密教不显，而唐密经典、咒语、仪轨融入其他宗派中，如《药师法》《准提法》《孔雀明王法》《秽迹金刚法》《瑜伽焰口施食法》等流传至今，仍为佛教寺院广泛采用；藏密元代在宫廷传播，禁止流入民间，清末后又在内地传播；东密民国时期也回传中国，所以，完整的密教在中国。上世纪大勇、持松等法师和顾净缘、王弘愿等居士陆续东渡日本学修唐密，将密宗法宝传回中国，日本僧人也来中国传法于广州王弘愿，大勇后入藏学密不知所终；顾净缘居士曾传法给其女婿吴立民先生；持松法师也在武汉上海等地开坛传法，奠定了唐密弘扬基础……
可见，惠果、空海在青龙寺传密法，是唐密最兴盛、最光辉灿烂的时期；他们和唐密、青龙寺(以及法门寺、大兴善寺)在中国、世界佛教史上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这样的文化遗址，怎能仅以樱花、纪念堂(碑)及公园来解读呢?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密教的误读，视密教为“鬼神迷信”“藏独”“淫魔”“神秘主义”等，不一而足。对此，笔者不想作过多的辩驳，而只引用太虚大师和吴立民大德有关论述，并作简要的说明。
太虚大师鉴于历史上密法在宫廷流传之弊端，对复兴中密提出两条设想：
一是当学日密、藏密，纳于律仪教理建中密，即由有力比丘分子，以出家戒律为基础，以性相教理为轨范，而后饱参日密及藏密，同化而成一中密，实为当今唯一之急务，唯一之企图；
二是密宗寺当为一道区一寺之限制。
吴老进而提出：
以显密圆融为指导思想……融通唐密(包括东、台密)、藏密；
建立中国密宗总大本山体系，在汉族地区，密宗寺实行一道区一寺之限制。
太虚大师、吴老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点：1.融合唐密、日密、藏密而建立中密；2.以出家戒律为基础，由得力比丘和传承资格的大德阿阇梨在汉地弘扬弘传中密；3.建灾中国密宗大本山，并在有条件的道区适度(一道区一寺，即有限制地)弘扬密法。赵朴初大德在世时，吴老1998年曾报告朴老和中国佛教协会，朴老并批示中国佛协积极筹备，等条件成熟后再办，后因机缘未成熟而搁置下来。
吴老还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者说，现代科学与神秘主义，尽管在历史上已经历了许多论战、交流、渗透，但基本态势还是两条平行线，并没有达到高层次的结合，即内核层的融合。这两条平行线接轨的结合部，即我上述的，将是人体深层次的修养和人体科学的发展。这个人体大难点的突破，将是人类真正的文化革命和科学革命。”密宗讲“即身成佛”，虽然强调与大日如来、本师、本尊和护法神三密相应，要有上师传承教导，要有严格的次第和严密的仪轨，但最根本的是修人道，是调整身心、改善自身色身、呼吸、生理、心理功能，是与生命科学和人体科学密切相关，交相辉映的。顾净缘阿阇梨说：“日本谓修密教者，修天道也。吾则曰，修密教者，修人道也。此正唐密异于印密、东密、台密之真精神也。”当时“大兴善寺为护国译经道场，青龙寺为传法道场，法门寺为供养道场。所以，现在将三寺联成一片，合成整体，作为复兴唐密文化中心，是完全适宜的。”
总而言之，青龙寺的唐密祖庭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密宗的精华不是迷信，而是与人体科学接轨的利益众生的法门、信众的精神家园；青龙寺是新世纪中国和世界密教文化研究、弘扬、交流中心，这是青龙寺遗址必需保护、发扬光大的核心。换言之。青龙寺的“龙头”在唐密祖庭的复兴、建设和弘扬。如果说青龙寺自宋代至今一千多年是“潜龙勿用”，那么现在是“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之时。如此解读青龙寺，那么就应该由中国佛教协会会同西安市政府和青龙寺常住法师一起，加大青龙寺唐密祖庭建设的力度和重视程度(寺院至少应占遗址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寺院应建成中华唐密弘传、研究和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使遗址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们的精神家园、唐密祖庭、中外密教文化交流中心和观赏樱花的娱乐场所，使中华盛唐文化的瑰宝在世界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 作者简介：徐孙铭，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