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珠林》中所见的唐长安里坊与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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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都城空间各要素中,佛寺和里坊一样,在地志文献中既丰富又芜杂,时有材料失真、矛盾处,只有通过大量繁复的比对、甄别方有所得。关于唐代长安佛寺与里坊名称、方位的考订,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在传统史籍、碑刻文书、考古实证等多方面的研究基础上,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

    一直以来,由于《两京新记》等书的散佚,唐人对都城的系统记述缺失,研究都城长安城市地理者不得已以晚出的《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为最重要的依据。而在一些笔记小说当中,虽缺乏系统,却因不经意的笔触,对人物在长安活动的空间描述中,借助于丰富的情节和详赡的细节描写,生动具体地保留了关于都城内部格局、设施景观、地理环境的记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空间移动轨迹,以及各构成要素的相对位置等。一条来自《法苑珠林》的记载,将梦境的展开与唐代长安一角景观的展现相关联,其中的街坊格局、里宅佛寺,都真实地记录下来,随着主人公的行进路径的渐次呈现,随之揭开来唐时真实的都城景状。《法苑珠林校注》卷46《唐亲卫高法眼》记载:①

    唐雍州长安县高法眼,是隋代仆射高颎之玄孙。至龙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台叅选,日午还家,舍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顺义门,城内逢两骑马逐后。既出城,已渐近逼之。出城门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语骑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门,勿令此人入寺,恐难捉得。此人依语,驰走守门。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复至西街金城坊南门。道西有会昌寺,复加四马。骑更语前二乘马人云:急守会昌寺门。此人依语,走捉寺门。法眼怕急,便语乘马人云:汝是何人?敢遍于我。乘马人云:王遣我来取。法眼语云:何王遣来?乘马人云:阎罗王遣来。法眼既闻阎罗王使来,审知是鬼,即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头发。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两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闷绝,落马暴死。不觉既至大街要路,踟蹰之间,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瞋守街人何因聚众。守街人具述逗遛。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唤家人轝向舍……

    解读这段文字时,有以下若干标志性景观参照:

    一是义宁坊高宅

    二是化度寺

    三是子城西顺义门

    四是普光寺

    五是金城坊

    六是会昌寺

    这六处集中在子城之西部,长安外郭城西北一隅。借助图1《长安外郭城图》,来展现这个区域的平面布局,而从这些地点的方位和彼此关系,可以缕析当时人们在这里的活动轨迹。

    义宁坊,根据《长安志》卷10:

    次南义宁坊(本名熙光坊,义宁元年改)。

    南门之东,化度寺(本真寂寺,隋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宅。开皇三年,颎舍宅,奏立为寺。武德二年,改化度寺。寺中有无尽藏院,敬宗赐化度寺经院金字额,御跸数往观之。大中六年,改为崇福寺)。

    西北隅,积善尼寺(隋开皇十二年,高颎妻贺跋氏所立,其宅本贺跋氏之别第)。

    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所立)。

    东南隅,尚书右仆射戴至德宅。

    从上引《长安志》得知,化度寺是由真寂寺改名而来,时间在武德年间。《法苑珠林》记载的高家“舍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高家”,由此说明化度寺是与高宅同时并存的,而且两者相邻,位于义宁坊的东南角。而《长安志》则称高家捐舍为寺,坊内没有再记录有高宅,只说“东南隅,尚书右仆射戴至德宅”,与《法苑珠林》相抵牾。《两京新记》卷3于化度寺下有记载称:

    隋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宅。开皇三年,颎合宅奏立为寺。时有沙门信行,自山东来,颎立院以处之。乃撰《三阶集》卅余卷,大率以精苦忍辱为宗。言人有三等,贤、愚、中庸,今并教之,故以三阶为名。其化颇行,故为化度寺。

    《长安志》根据《两京新记》而作,所以承因《两京新记》的观点。比较《两京新记》与《法苑珠林》时,成书时间先后不应忽略。《法苑珠林》120卷,成于释道世之手,时间在唐高宗时期,按《四库总目提要》记载,“道世,字符恽,上都西明寺僧。是书成于高宗总章元年,朝散大夫、兰台侍郎陇西李俨为之序。”《两京新记》,为韦述撰就,晚在玄宗开元年间。所以,当以最早之《法苑珠林》所载为更可信之依据。抑或高颎并未以全宅捐作寺宇,而留宅之东一部分,毗邻寺院而居。一如《南史》卷30《何尚之传》所附《敬容传》:“尚之奉佛法,并建立塔寺。敬容又舍宅东为伽蓝。”

    子城西顺义门,即长安皇城西面靠南面的门。按《两京新记》卷1《皇城》②有记载:

    东面二门,南曰景风门,北曰延喜门。西面二门,南曰顺义门,北曰安福门。

    普光寺,在颁政坊,按《长安志》卷10:

    南门之东,龙兴寺(本普光寺,贞观五年,太子承干所立。神龙元年,两京及天下诸州并置中兴寺,遂改名此寺为中兴寺。又改为龙兴寺。西北隅本隋之惠云寺,有旧佛殿,寺内有郑法轮画)。

    《两京新记》卷3残卷只载其名龙兴寺而未记原名普光寺。《法苑珠林》称“道北是普光寺”,又因为该寺位于南门之东,那么,可以看出,高法眼出皇城顺义门之后,是沿着颁政坊南的坊间街道向西走的。

    会昌寺在金城坊,据载,“本汉博望苑之地。初移都,百姓分地,于尘土中见金聚,欲取便没。隋文帝曰:此取金城之兆,因以金城为坊名。隋释梵、法众二寺,大业七年废”,“西南隅,会昌寺(本隋海陵公贺若谊宅。义宁元年,义师入关,太宗顿兵于此。武德元年立为寺)”。③

    按照《法苑珠林》文字叙述的顺序,高法眼自子城出城西行的路线是沿着如下的顺序的:

    子城—顺义门—颁政坊—金城坊—义宁坊

    同样,从子城出发西行,使人不禁联想到《玄怪录》中的吴全素在梦境中所经历的出城路径。虽然吴全素所处的时代已经到了元和年间,但是两者在许多细节方面有着相同之处。该书卷9记载:

    吴全素,苏州人,举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长安永兴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卧,见二人白衣执简,若贡院引牓来召者,全素曰:“礼闱引试,分甲有期,何烦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随行,不觉过子城,出开远门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阔二尺已来……

    吴全素所走的路线,并没有明确说明,只是有过子城、开远门两处交代,从开远门出长安城。关于从开远门西出长安城的道路,辛德勇在《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④《<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⑤中,都有所论述。

    那么,为什么会认为吴全素与高法眼西出子城的路径相同,即他应该也是出子城顺义门,并极有可能也沿着颁政坊、金城坊、义宁坊南街,以此西行,走出开远门的?

    从内容上看,高法眼入子城是为了参选,吴全素是来参加礼部试的,一举一选,皆须入皇城有司,即尚书省吏部和礼部。按《旧唐书》卷4四《高宗纪》,龙朔二年“二月甲子,改京诸司及百官名。尚书省为中台,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法苑珠林》所载为龙朔三年事,在百司改名之后,故称尚书省为“中台”。举选之事原来均由吏部负责,分别以考功司负责举士,吏部司负责选官,直到开元二十四年(746),“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⑥,因为此后贡举由礼部掌管,所以,元和时期举孝廉的吴全素要参加礼部试,即《玄怪录》中所谓的“礼闱引试”。高法眼、吴全素举选程序都要在尚书省进行,所以他们都获准进出皇城。

    根据《长安志》卷7:“北曰安福门(西当外郭之开远门……)。也就是说,要出开远门,从子城西面的靠北的安福门出城,是直通开远门的路,即《营缮令》中所说的“当城门街”,在城内大小道路当中,是地位尤其重要的一类,所以,令文规定,由中央营缮机构将作监负责。那么,为什么高法眼选择了由顺义门出子城?而选择由顺义门出城,恰恰是由高法眼在皇城中的位置所决定的。按照程大昌《雍录》卷8《吏部选院》《礼部南院》,根据《唐六典》和《长安志》的记载,确定吏部选院和礼部选院皆在尚书省六曹治所之外,以其位于选曹之南,而称南曹。其位置可见图2《唐皇城诸司方位》⑦。

    根据图2可以看出,距离尚书省吏部、礼部选院最近的子城西门正是顺义门而不是安福门,所以,高法眼径直出了顺义门,而继续向西经由上述诸坊南端。那么,吴全素也同样应该选择从顺义门出子城,沿着高法眼经行道路(在哪里折向北行并不清楚),而最后从开远门出长安城。

    《法苑珠林》和《玄怪录》这两则材料,都基本上采取了相同的叙事模式,以超越人间社会的另一鬼神世界构建了似幻似真的人生际遇。虽为虚幻、夸饰的文学叙事,却有着鲜明的史传特色,忠实地反映着社会现实,即使是神鬼世界,其所折射的人间万象也是具象的、丰富的。陈寅恪先生的《〈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便依据《续玄怪录》中“辛公平上仙”的故事,揭开唐朝中叶后宦官专权下谋害皇帝的宫闱秘史,以考订官修史书所隐讳的事实,诚为信史。小说中两个主人公都经历着举选煎熬,内心世界感触会有着颇多的相似,与之相对应的外在世界也达成某种程度的契合,幻境中的景物也是虚实结合,幻中有实,诡异怪诞中透视的是真切的现实景象。作为唐代两部不同时期的著作,就小说传奇内容来看,两相对比研究,也是颇有价值的。而对于同一区域的都城地理环境和景观来说,也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了真实的内容。曾经被誉为“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的《长安志》,在司马光看来,“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倍。今韦氏之书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赡,旧都遗事,借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⑧。在与更早撰就的《法苑珠林》比对中,亦可举其疏漏与不实,通过比勘,更有助于发现问题,加深理解。

    *作者简介:牛来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①  《法苑珠林校注》卷46,《唐亲卫高法眼》,中华书局,2003年,第1413—1414页。

    ②  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卷1,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页。辑自《玉海》卷174。

    ③  《长安志》卷10。

    ④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54—156页。

    ⑤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22卷),第29—41页。

    ⑥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

    ⑦  见《唐两京城坊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⑧  《长安志》提要,四库全书本。



上图 长安外郭城图 下图 唐皇城诸司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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