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国，通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渗透和交融而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质，我们称为中国佛教。中国佛教立足本土文化，相对印度佛教，具有独立的体系和特征，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于东汉永平11年的白马寺，位于河南洛阳，是中国最早、最著名的城市寺院之一。随着历史发展，城市寺院不断增多，且以西安和南京最为集中，是佛教在中国传承和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场所。既然有名震华宇的中国四大佛教圣山，为什么不能成就中国佛教圣城呢?因此，我们提出中国佛教圣城的概念，并期望在中国找到契合这一概念的城市，我们认为西安是最能承担这一盛名的城市。
西安，古称长安，誉为被“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大约于公元前12世纪由周文王建立，先后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1140年之久，被称为13朝古都(一说17朝)。中国最鼎盛的四个王朝“周、秦、汉、唐”，均定都西安。
中国佛教与西安有不解之缘。与其他宗教一样，佛教也同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形势相联系。依仗西安历史上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在隋唐鼎盛时期，西安一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城市。西安作为佛教中国化的首站，也是中国佛教祖庭和寺庙的集中地，比对世界其他宗教的圣城观念，我们应该研究西安成为中国佛教圣城的可能性及其文化价值。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城市之间的竞争在文化上的表现愈来愈明显，甚至一些城市以历史人物，或以历史故事的渊源而自称“圣城”，让“圣城”这一概念逐渐失去神圣性。圣城是因“圣”得名，我们纵观世界上著名的圣城，无不与宗教相联系，是其独特宗教历史文化的积淀，具有至上的神圣性和崇高性。耶路撒冷，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发源地，是三教共同的圣城；麦加，作为穆罕默德的诞生地，是伊斯兰教的第一圣城……分析这些城市取得圣城地位的原因，比对西安之于中国佛教的相似性，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证明西安独具作为“中国佛教圣城”的资源，满足具备圣城的主要条件。
一、独特的地理——神奇的自然造化
自然胜地常成为宗教圣地，这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大宗教的神圣场所，其自然景观一般都具有非凡的气质。其中以山林圣地居多，因为山是人类接近神祇最自然途径，被赋予了神性。水域在某些宗教中也具有格外重要的地位，印度教的至圣之地在恒河，就与教义中洁净仪式有关。根据原始宗教万物有灵观念，各种自然景物都可能被认为是神灵的化身，并可能结合传说升华而成为圣地。下面我们对西安特有的自然资源做一个宗教性的梳理。
(一)神秘的北纬30°区域——耶路撒冷、麦加和西安
《神秘的北纬30度》是美国作家詹姆士·伯斯特的作品，书中总结出北纬30°附近不可思议的神秘所在，比如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死亡三角百慕大、中东北海、雅鲁藏布大峡谷、喜马拉雅山等，中国的许多文明遗迹，如天柱山、神农架、三星堆、河姆渡等都在北纬30度上。
这条纬线上，产生了上古文明——青铜文明，同时几乎囊括所有著名宗教的诞生地。耶路撒冷的地理坐标是北纬31度47分，东经35度13分，位于犹大山地南部的高原；麦加地理坐标是北纬21度25分，东经39度49分位处群山之间，海拔277公尺，距离红海大约80公里。对佛教而言，相传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古兰毗尼国，亦称“临儿国”，在今尼泊尔靠近印度北方邦边境地区的罗美德，位于西经13°28′—13°51′、北纬28°52′—29°14′，包括我国的佛教四大名山以及布达拉宫等都在这一纬度附近。
我们再来看西安，西安地理坐标是北纬34度16分，东经108度54分!
西安与耶路撒冷、麦加以及释迦牟尼诞生地的近纬度现象，即都在神秘北纬30°附近，我们不用去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未解根源，但这里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西安在地球上的坐标位置标示了它的神秘性。
(二)圣城的自然共性——傍依深山幽谷之灵
宗教自产生就与自然山林有不解之缘。自然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因对其崇拜对象的神化而发展出更为抽象的自然神崇拜，形成天体之神、万物之神、四季之神、气象之神等。深山幽谷是最能体现自然造化神奇神秘和神圣的一面，最能引发人的宗教情感。耶路撒冷有汲沦谷、欣嫩子谷和泰罗普河谷在城南交叉。麦加，则坐落在群山环抱，层峦起伏，景色壮丽的沙特阿拉伯西部赛拉特山区一条狭窄的山谷里。
这些著名的宗教圣城，无不靠山，这不是偶然的。有山的城市不一定是圣城，但圣城一定而且应该有灵山，或高耸，或幽深。
佛教与山的关联更是如此。“自古名山僧占多”，高山密林的清幽之境似乎更契合佛教精神，得到特别的强调：峨嵋、普陀、九华和五台，这四大名山成为教内外著名的圣山。
古都西安坐于巍巍秦岭之下，西安与秦岭，就搭上了圣城与灵山的关联。因为秦岭，西安自然地位独一无二、脱颖而出，同时，特有的地理资源和地貌为佐证西安作为圣城提供了标示的自然符号，总结如下：
1．中国龙脉，教传象征
秦岭山脉在中国版图正中心位置，西起甘肃，东到河南，是中国自西向东最高的一座山脉，也是唯一呈东西走向的山脉，和黄河并称为中华民族的父亲山、母亲河，尊为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国的龙脉。这一特殊的地理特征，一方面在中国风水学上表现出非凡的意义，圣城的落座，即是龙之发脉。另一方面，龙脉由西向东的指向，正是佛法由西域向东方传播的方向，似乎是冥冥中的自然指引。
2．南北分界，佛法圆融
秦岭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也是渭河与嘉陵江、汉水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动物区系划分在此为古北界和东洋界，两类截然不同的动物在这里交会、融合，山间多横谷，褶皱紧密，山体硕大，谷地窄小，神异深邃，拥有珍贵动物和植物。
这一自然特色状况，在两个方面和佛教契合：一是南北过渡的特性位置，印射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从而产生博大精深的中国佛教文化；二是南北的分界，展示的不是截然的区别，而是融汇的繁盛物种，这正好与佛法圆融相通。所以，在圣城自然资源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中，不可忽视。
3．气候屏障，金刚护法
横亘东西的秦岭，是南北气候天然的屏障，既阻止冬季冷空气南下，也拦截夏季东南季风的北上。秦岭是中国东部地区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其南、北在气候、河流、植被、土壤、农业生产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同时，这座博大精深的山脉养育出两条具有非凡意义的河流：秦岭北部是渭河——黄河最大的一级支流；南部是汉江——长江最大的一级支流。因为有秦岭的气候屏障和水源滋养，才会有八百里秦川的和顺，13朝古都的繁荣。中华民族最引以为骄傲的古代文明，得益于这样一座朴实无华而神秘深沉的山脉。如果把八百里秦川的富庶表征为中国佛教的博大，秦岭正好可以用来象征佛教圣城的护法。
西安背倚秦岭，北依渭水，依山傍水，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众关之中，易守难攻，的确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上风上水的宝地，最近有人研究秦岭群山的轮廓，呈现天然卧佛群的奇观，提出“盛世佛出”的概念，是促成西安作为中国佛教圣城的又一补充元素，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超凡的人——圣人与祖师
耶路撒冷何以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亚伯拉罕宗教(或称“三大天启宗教”)的圣地，对基督教来说，根据《圣经》记载，这里是耶稣生活、布道、殉难和复活的地方；对伊斯兰教来说，在于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地点。麦加之所以名震寰宇，是因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就诞生在这里并于此创立和传播伊斯兰教。可见，圣地是因为圣人而成就其灵魂的。
耶稣之于基督教，穆罕默德之于伊斯兰教，都有着至上的地位，都是信徒心中的圣人。因为这个城市和他们诞生或传教的特殊关系，而注入特别的神圣性。在一系列传说、历史遗迹、文物和典籍记载等形成的文化体系里，这个城市于是有了神圣的灵魂，升华为神性的圣地，我们称之为圣城。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而西安既不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也不是释迦牟尼亲自的传道所，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类比，去理解其于中国佛教的神圣性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佛教区别与其他宗教的特殊性。一般而言，基督教认为，耶稣本身即是道；佛教则认为释迦本身不是道，道需要个人的修证。基督教与佛教都有信仰创教者的元素，双方都认为创教者具备了独特的资格而宣说教法。但在佛教方面，由于佛陀推崇理性，佛教徒对创教者的信仰显得含蓄，基督教等则强调信仰的必要性，标显对创教者本人的崇拜。可见，对于佛教，其神圣性更在于佛法的传播和证悟，而不是对佛陀权威的崇拜。这样，传法布道、取经译经的历代高僧就是彰显道法神圣的载体，就是圣城文化的人脉资源。
玄奘法师(602—664)，名陈袆，河南洛州缑氏人。十三岁出家。武德元年，与哥哥同入长安。武德五年，受具戒后再入长安。在贞观三年离开长安，踏上西行求法的征途，誓言“西行一步而死，不愿东退一步而生”，历经艰险，抵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竺。经十七年，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组织译经，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丰富了中华古代文化，并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典籍，世称“新译”。曾编译《成唯识论》，论证“我”(主体)、“法”不过是“识”的变现，都非真实存在，只有破除“我执”“法执”，才能达到“成佛”境界。所撰又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鸠摩罗什(344—413)，简称罗什，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识，于是备受瞩目和赞叹。在东晋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派人迎至长安(今陕西西安石井阿福泉欢乐谷)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率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74部，384卷。由于译文非常简洁明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广为流传，对于佛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所介绍之中观宗学说，为后世三论宗之渊源。佛教成实师、天台宗，均由其所译经论而创立。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时称“四圣”。
善导(613—681)，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唐朝专弘净土法门的一代高僧，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被尊为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念佛时，常有光明随口而出，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善导撰有不少佛学著作，现存《观无量寿佛经疏》《往生礼赞偈》《净土法事赞》《般舟赞》《观念法门》5部9卷，为净土宗创立的重要依据。对后世影响很大，对发扬光大净土宗，起了重要作用。《观经四贴疏》于8世纪时传入日本，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弟子有怀感等。后来，日本高僧法然，即依此创立了日本的净土宗，善导与昙鸾、道绰被日本净土宗尊为三祖，称善导为高祖。
空海是日本“入唐八大家”之一，受法于现西安青龙寺。拜密宗大师惠果为师，学习密宗真谛。后回日本创立真言宗，成为开创“东密”的祖师。因此青龙寺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寺，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祖庭。
……
这些超凡的法界人物，皆行迹感天，皆成就斐然，使得西安成为佛教圣城并有了丰富的人文依托，具备了圣城必备的灵魂质素。
三、名寺与圣物——不可替代的历史与佛教文化积淀
圣城离不开历史的积淀，离不开一代一代的传承，只有在长期的历史和宗教文化的发展中，才逐渐奠定其崇高的基因。西安是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是“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集大成的地方，又以这里为源泉向日本等亚洲国家传播，因此，这里拥有众多的寺庙，也潜藏和供奉着稀有的佛教圣物，这些名寺和圣物，正是今天我们考察西安作为圣城的最直接的精神文化载体。
(一)祖庭云集 名寺众多
汉传佛教的八大祖庭，其中有六个在古长安。它们分别是：法相宗祖庭——慈恩寺；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华严宗祖庭——华严寺；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律宗祖庭——诤业寺；三论宗祖庭——草堂寺。与以法门寺为代表的一系列名寺，诸如荐福寺、卧龙寺、广仁寺、青龙寺、罔极寺、感业寺、兴教寺、仙游寺、悟真寺等组合成为西安圣城的寺庙群落。
(二)庄严圣物 信仰中心
佛经上记载，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统一印度，建立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之后，阿育王开始推广佛教。传说阿育王在世界各地建造佛塔，其中中国分布有19座，西安法门寺佛塔，即是其中之一。北魏时，已有史籍记载官方正式在当地开塔礼瞻佛祖舍利；隋朝仁寿年间，也有过类似的祭拜活动；唐朝建立后，这一供有真身舍利的寺庙定名为“法门寺”，成为著名的皇家寺庙。80年代，因为珍稀圣物——佛指舍利和秘色瓷的出土，法门寺在新时期迎来了黄金时代的重光。佛指舍利以其无可比拟的珍贵和意义，被政府特定为国家特一级文物，对佛教而言是最为庄严殊胜的圣物，是引领信仰的重心，为西安成为圣城奠定了别处不能企及的信仰基础。
正如黄心川教授所言：“事实上，长安佛教已经在中国佛教界开始崛起，以法门寺合十塔为中心的舍利崇拜，和以大雁塔与慈恩寺玄奘法师为中心的西安佛教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陕西佛教复兴的两大根本支柱，也是当代长安佛教最重要的气象。未来的陕西佛教与长安佛教将围绕着这两大中心而进一步拓展，最终将长安佛教的气势再现人间。”
四、促进西安成为“中国佛教圣城”的文化价值
在长达两千年的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土地上形成了许多著名的道场，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圣地。对心灵的慰藉、社会的和谐、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发展都以其中心的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功能。佛教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应当有一个城市中心——中国佛教圣城。通过以上分析，推举西安作为中国佛教圣城，在文化方面具有积极的价值。
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方式，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文明离不开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在社会发展中保持着无可比拟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今世界，如何在更广泛的视野，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展示本民族文化力量和个性风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漫长的人类文明之路，中华文化有着许多创新和领先的辉煌，也在与世界各民族的不断交流、学习中丰富和发展着自己。方立天先生在谈到长安佛教于中国的意义时说，“佛教有大功于中国……隋唐长安佛教兴盛时期，拥有数以百计的寺院和数以万计的中外僧人，大量多姿多彩的佛教文化活动，足以表明长安是富有中国佛教文化特色的城市。佛教流布，是隋唐时代的一个重大现象，大量外国僧人云集长安，带来了中外文化交流，也促使了经济繁荣，进而推动了长安成为屹立在东方的国际性大都市。”可见，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兴旺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和文化交流重心的确立，功不可没!而当前，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格局中，促成一个中国佛教的朝圣中心，在世界文化多元的体系里，能够产生一个中华文化重音符。
结语
西安，无论是作为佛教内部的弘法利生的神圣追求，还是城市文明的传扬和提高，抑或地方旅游经济品质提升，都需要对西安固有的佛教文化资源特色作特别的强调。
目前，经济的繁荣带动文化的持续热力，西安有了回复当年长安佛教的契机。西安佛教的盛衰，正是中国佛教盛衰的缩影。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在寺庙规模实力上，西安佛教是集中体现和传承中国佛教的城市化中心，是影响中国佛教的代表，完全具备“中国佛教圣城”之实。
然而，尽管西安的“中国佛教圣城”地位是其自身的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所决定，但是，要让这一概念被普遍接受，还需要做一系列诸如策划、宣传和建设等大量的工作，需要政府和民间有序的互动和不断的支持。其实，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伴随佛教世俗化、民间化以及与政治经济结合的过程，正所谓佛法不离世间法。在西安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应该确认和强调西安的佛教圣城概念，在佛教内部，形成一个弘法的中心；在文化领域，增进中华文化在全球领域的标示性；在经济领域，整合西安的佛教旅游资源，更好地为西安的旅游经济服务。
*作者简介：梁胜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佛学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