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佛教文学研究，就是将唐代长安在佛教文化影响下文学中出现的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纳入研究的范畴。这包括文人士大夫受佛教影响而创作的作品，也包括佛教界僧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或者记载了佛教界的某些活动，或者阐发了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和感悟。在传统文学的研究中，对这部分作品的关注和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史料价值

    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研究文学作品的第一意义就在于通过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这是一种将社会生活置于客体的研究。于平在其《明清小说外围论·前言》中说道：“客体论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消费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文化过程。这个过程浸润着社会思潮，反映着社会面貌，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社会问题。”①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研究唐代长安佛教文学有利于考察佛教对唐代长安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长安佛教文学内容丰富，根据不同的体裁主要分为诗歌、散文、佛经翻译文学、记传及其他。诗歌包括佛寺诗、禅茶诗、僧俗赠答诗、佛理诗及反佛诗等。佛寺诗就是与佛寺相关的文字。这类作品大多出于文人士大夫之手。佛寺诗有一部分是应制类的，据统计，“传世的士大夫应制游览佛寺诗有五十多首”。②佛寺诗另外还包括住寺、题寺、游寺等多层次内容，《全唐诗》中还保存有唐高宗李治的两首佛寺诗，分别为《谒大慈恩寺》及《谒慈恩寺题奘法师房》，这些作品充分反映出当时佛寺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研究诗歌中的禅茶诗、僧俗赠答诗、佛理诗及反佛诗可对当时佛教文化对文人思想的影响作一管窥。唐代是一个诗歌鼎盛的时代，凡事多用诗歌表达，留存下来的这些作品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它们从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佛教文化在长安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从政治研究的角度看，研究唐代长安佛教文学有利于考察唐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长安佛教文学包括的第二大类是散文，此时的散文概而言之，主要包括具有往来赠答性质的诏、令、敕、制、书、记、序、赞、疏、表、启、奏、碑、铭等及带有辩论性质的散文作品。如果说长安佛教文学中诗歌部分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那么，散文部分却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及其紧密的联系。散文中诏、令、敕、制四种形式主要出自统治者之手，属朝廷公文，用来发布朝廷命令，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唐代几乎每位皇帝都会用这些文体扶持或贬抑佛教的发展。朝廷也运用疏、序、书、记、赞等其他形式与佛教往来，表明他们对佛教的态度。君王之外关于佛教的文章种类驳杂，内容主要集中在：释者是否拜君亲的争论、反佛与护教、僧俗往来、经文序等，这些作品多能反映出当时国家对待佛教的态度及举措。

    从宗教研究的角度看，对唐代长安佛教文学的研究有利于考察唐代长安佛教发展的基本情况。虽然唐代长安已经是佛教义理广泛传播之地，具有净土宗、三论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真言宗、唯识宗等众多宗派，但通过对当时出现的大量佛教诗歌的研究可以发现，从义理方面影响文学的主要还是南方的禅宗，“由于盛唐的富庶和安定，给士人提供了宽绰的物质基础，盛唐诗人比起魏晋诗人来，在佛禅文化上走得更深更远。禅宗在影响士人的生活内容、生存方式乃至人生态度的前提下，进入诗的内核，而成为诗的内容和机趣。”③唐代长安还出现了大量翻译文学，这些作品不仅包括依据原典翻译出来的佛经作品，还包括对经文的注疏及讲记、释疑。当时出现的记传作品成书的有道宣的《续高僧传》，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有关玄奘法师个人的记传作品也最多，有冥详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1卷，慧立本、彦悰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道宣《续高僧传》卷4《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智升《开元释教录》卷8《玄奘传》，道世《法苑珠林玄奘传》，道宣《大唐内典玄奘传》，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1《玄奘传》。这些文学作品都是研究当时佛教的重要资料。

    另外，对唐代长安佛教文学的研究有利于考察唐代与国外宗教的往来情况。唐代有众多外国僧人来华学习佛教知识，他们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也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外来僧人的主要代表有日僧空海、辨正，西域僧利涉，瓜沙僧悟真等。他们创作的诗歌或思乡，如辨正《在唐忆奉乡》；或赠答，如悟真《辞谢长安诸僧》，空海《青龙寺留别义操阇梨》；或护教，如利涉《讥韦玎吟以韦字为韵》。

    当时也有许多僧人从长安走出去，远赴西域求取佛法，唐代义净就留下了“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焉知前者难?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若不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这样的诗偈。玄奘法师就是西去求法中的杰出代表，他曾亲自对自己的求法经历做了总结，由他口述，弟子辩机整理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这些文学作品对研究当时的宗教交往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佛教与文学的关系看，研究唐代长安佛教文学有利于考察佛教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佛教自传入中原以来对中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唐代随着佛教在西京长安传播的日益扩大，佛教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也日渐显著。文学中表现佛教生活作品的数量增多。佛教义理、音乐、壁画都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文学价值

    研究唐代长安佛教文学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唐代虽设有东西二京，然西京是政权的主要所在，文人士大夫云集此地，有不得前来者，心向往之，这里又是当时文学创作的重镇，佛教文化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现了大量佛教文学作品，但目前学界对这一部分作品的关注度依然有所欠缺，缺乏系统的论述。研究唐代长安佛教文学，旨在解决以下问题：

　　(一)唐代长安佛教文学的定义、内涵、代表作家、代表作品

    有关长安文学的研究在步入21世纪以后虽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遗憾的是如何界定这一名词，学界仍未形成统一认识，唐代长安佛教文学的研究，如果能给该名词一个比较合适的定义，并对其内涵进行说明，具体指出其涵盖范围内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将会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做出一定贡献。

　　(二)长安佛教文学的类型

    对长安僧人的文学作品、文人的佛教文学作品、佛寺文学的研究构成了长安佛教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唐代长安城中生活着为数不少的僧人，按照其主要职能可分为：译经僧、辩论僧、讲经僧和诗文僧，他们或多或少都参与到了当时的文学活动中。唐代长安的佛经翻译场面极为宏大，出现了众多以翻译佛经为主要职能的僧人——译经僧，唐三藏法师玄奘、义净都是当时长安译经僧中的佼佼者。译经僧的译经活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学活动，译出的这些经典从语言形式到内容风格都对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辩论僧是唐代社会三教论衡中出现的语言犀利善于辩论的僧人，以慧净、法琳为主要代表。辩论僧的论辩风格深刻影响了唐代的散文创作。讲经僧是面向大众传播佛法的僧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讲经僧的讲经方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直接影响了唐代的俗讲。长安城中专门从事诗文写作的僧人几乎没有，这被认为是僧人不务正业的表现，诗歌方面仅以广宣及无可为代表，文章记传方面有辩机根据玄奘法师口述西游经历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及慧立、彦悰的《大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文学成就最高。僧人们的译经、讲经、辩论及诗文创作都将成为唐代长安佛教文学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佛教东传后，较早接受佛教的就是文人，两晋之后有成就的作家均对佛教表现出浓厚兴趣，如谢灵运、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佛教因素直接、间接地反映在其创作中。佛教内容涵盖了如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文学体裁。有些直接表达信仰，如赞颂佛、菩萨，赞颂净土，宣扬佛理等等。有些题材关涉到佛教，如表现与僧人交往、抒写居留或游历寺庙的观感类作品。还有一类作品，观念、感情、意境上深具佛教色彩。文人为什么会接受佛教，他们的佛教文学作品有何特点，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就成了该课题研究的又一主要内容。
    中国佛教有八个宗派，其中六个宗派的祖庭都在长安。汉魏以来，宣经布道的域外高僧多数通过长安来弘法，位于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既是中西文化汇流处，更是佛教传播中心。长安佛教寺院根植在政治与经济双重优势的帝都，是高僧讲经论道、僧侣栖息弘法之地。长安佛寺的文学，量多质多，启迪性强，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三)长安佛教文学与长安文化的交互影响

    文学不是游离于文化之外的东西，它隶属于文化，同时也折射着文化。因此，研究文学可以引入文化研究模式。长安佛教文学深受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义理、壁画、音乐都对文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陈允吉先生在其《唐音佛教辩思录》④中收录的《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等文章中已做了深入探讨，但对此问题进行系统化的讨论仍是十分有必要的。

    反过来，探讨文学对文化的反作用力也是本部分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唐代长安逐渐分化出众多宗派，各派义理各有侧重，但是渗透进文学中最多的却只有禅宗思想，当社会上的文人们大都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禅宗思想的时候，文学便对社会的整体审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因此影响了大众对佛教思想的接受，佛教其他宗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逐渐衰落。

　　(四)长安佛教文学的美学意蕴和特征

    唐代长安佛教文学数量多，内容丰富，是唐代文学构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长安佛教文学美学意蕴和特征的分析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长安文学的特点，而长期以来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在学界依然处于相对较弱的地步。长安佛教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与唐代江南佛教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表现出恢宏刚毅、悠远简淡、神秘奇幻相结合的美学意蕴。

    三、当代价值

    研究唐代长安佛教文学是一种基于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视野下的地域性研究，该课题对长安的文学文化研究有所贡献，有利于构建“长安学”。

    “长安学”就是把历史上的长安(以今天的陕西西安为主，包括秦中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最早正式提出“长安学”的时间是2006年，据西安晚报2006年6月11日《“长安学”研究》一文：“(西安)市社科院已经组建成立‘长安学研究所’，正式提出‘长安学’学科概念，对古今长安的文化历史等开展系统研究。”

    对长安历史文化的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长安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黄河流域文化文明发展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是“中华文化的原创基地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土壤，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家园。”⑤黑格尔在充分比较了四大文明古国文化的兴衰后指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⑥这道出了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在屡屡遭遇社会政治变迁及异族文化入侵后却从未间断过的延续性特点，同时也表明了黄河流域的文化在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大厦中的重要作用。

    2008年10月9日，华商报以《国内学者聚焦“长安学”》为题，对“中国第三届长安雅集大型文化活动”进行了报道，文中特别指出：“陕西省文史馆馆长李炳武先生认为，盛世文化是长安学研究的核心所在，时代关怀是长安学研究的特点，而开放包容、创新进取则是长安学研究所必须秉持的精神。”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先生认为，把长安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内涵之丰富，非浅尝辄止所能涵盖。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认为，长安学的研究现状存在“三不少三不多”，即：史料梳理和文物考证不少，但对其中文化内涵作探幽析微的开掘尚不多；古代长安文化的论述不少，对近现代尤其是当代长安文化的研究尚不多；从典籍文化资料着手研究长安文化的不少，以坊间生活中的文化留存，尤其是以当下鲜活的社会文化心理为对象切入长安文化深层次的研究还不多。

    “长安学”的概念已经确立，其重要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但构筑这一大厦还需要诸多研究者付出艰辛的努力，“唐代长安佛教文学研究”只不过是其中的只砖片瓦而已。

    研究唐代长安佛教文学，可以对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

    20世纪以来，民族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近代涌入的民主政治思潮为我国政治体制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70年代以后出现的市场经济思潮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模式的思考与重建，“随着现代化世界历史潮流产生，东西方文化狭路相逢，各种碰撞、渗透和冲突迫使中华民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就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过程。”⑦

    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其实早在唐代长安就曾经是一个极其尖锐的话题，主要表现在唐代社会对佛教的态度上。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艰难传播，对自身的教义规则已经做了一定的调整，以适应中土民众。隋唐时期，佛教被统治阶级及众多文人士大夫发扬光大，在此期间有些文士万分惶恐，担心在佛教的冲击下儒家文化将会被赶出思想统治地位，文坛上反佛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甚至有决绝如韩愈者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韩愈《原道》)将佛教赶尽杀绝以绝后患，韩愈的这种态度与当今有些学者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的态度何其相似!然而，事实证明佛教文化的传入并未取代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它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自觉地发生异化，主动吸收着本土的儒教思想及老庄思想，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禅学，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唐代佛教文学中。对佛教与文学有着深入研究的孙昌武先生在《禅思与诗情》代序《禅的文学性质》中谈到：“在世界各主要宗教之中，佛教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学传统。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与发展中，更形成了辉煌璀璨的佛教文化。禅宗是中国人在接受、消化了外来佛教的基础上，在中国思想文化土壤上创立起来的完全中国化的佛教。中国禅宗文化更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色。它的浓厚的文学性质就是这种特色之一。”⑧在佛教这种异族文化融入中华民族文化血液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自身也作出了调整，韩愈深受佛教中佛法传承的“法嗣”观念影响，从而确立了儒教的“道统”观念，在儒学的重建上，韩愈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建立起了“新儒学”中的“人性论”，从而开启了宋代儒学——理学的蓬勃发展局面。无论是禅学还是理学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构成中的一部分。这一文化现象，可为当代的文化研究者提供一个鲜活的发展案例。

    研究唐代长安佛教文学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及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佛教艺术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与中国文化结合后产生的禅宗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大诗人王维笔下具有禅意的山水诗歌，成为宗教文学堂庑中永恒的经典。

    禅意仍然是当代评价文学作品最高境界的一个标准。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作品有的直接以“禅”命名，如《贾平凹禅思美文》《禅思抱散》，有些作品虽然并未以“禅”名之，但读者却从其中读出了浓浓的禅意，这方面的评论不在少数，石杰在《贾平凹创作中的禅的超越》⑨中说道：“文学不是禅，然而它在寻求生命真谛的过程中，却常常产生与禅相似的超越，这在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笔下有着充分的表现。”何轩在《论贾平凹美文中的禅味》⑩中谈到：“阅读贾平凹的散文大系，一股禅宗味扑面而来……正是这些禅境、禅理、禅趣与禅语的水乳交融、相互激荡，生成了贾平凹美文的独特神韵。”王玉宝《庄禅文化精神的现代遭遇——<废都>与贾平凹的文化心态》(11)一文中对其小说中的禅意如此解读：“《废都》是作者自我抒遣、自我救赎的笔记文本，它是贾平凹从传统文化中禀承的庄禅文化精神，在当代中国商品化社会中孕育开放的一朵恶之花”。

    同样是禅学，同样面临着时代崛起的社会大背景，然而当它深入到文人浮躁的内心，通过文学创作表现出来却有所不同，唐代佛禅文学表现出来的是悠远淡泊和对功利的超越，当代文学创作继承了这一点，但同时在文学中又有一种心灵难以承受之“空”的精神体验，这是一个对当代文学创作及研究均具有启示意义的一点。

    唐代长安佛教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大气包容、高华空灵、诗意栖居、积极入世、存在而又超越的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值得大力弘扬的，有利于在当代建立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利于构建新时代的人文精神。

    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也是一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解读，因为“在中国古人那里，作诗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有着复杂意义的文化活动；要做一个好的诗人，首要的条件并不是看他掌握了多少艺术写作方面的技巧，而是修身到了何种境界，是否具有 “原道”“征圣”“宗经”的本领。古人之所以把“诗三百”称之为“经”，就因为看到了它里面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功能。”(12)

    叶朗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就是倡善、平等、爱、愉悦，“这些内容，体现了当今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极富现代意蕴。这些内容，既是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13)这几个方面内容充分体现在唐代长安佛教文学中，特别是体现在王维的诗歌创作中，这种生态意识可以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提供重要借鉴。

    *作者简介：吴言生，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教授；王早娟，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①  于平：《明清小说外围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②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M]，陕西，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③  王志清：《盛唐生态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④  陈允吉：《佛教辩思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⑤  肖云儒：《长安文化与长安学》[A]，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年。

    ⑥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⑦  黄新亚：《长安文化与现代化》[J]，《读书》，1986年第12期。

    ⑧  孙昌武：《禅思与诗情》[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⑨  石杰：《贾平凹创作中的禅的超越》[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⑩  何轩：《论贾平凹美文中的禅味》[J]，《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1)  王玉宝：《庄禅文化精神的现代遭遇——<废都>与贾平凹的文化心态》[J]，《洛阳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12)  赵敏俐：《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如何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从<中国历史文学史>说开去》[J]，《江汉论坛》，2002年第11期。

    (13)  叶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J]，《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