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完整无损的玻璃器皿20件。这批玻璃器中除了一套茶托子是典型的中国器型，其余的很可能都是伊斯兰玻璃器，根据不同的装饰工艺，这批玻璃器可分为五类。
1.贴花盘口瓶1件 高21厘米，腹径16厘米，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形，底部有加工疤痕。盘口、细颈、鼓腹、圈足。肩部缠贴一道相同颜色的玻璃丝。腹部贴有四排装饰，第一排为8个深蓝色同心圆形饰，第二排为6个不规则五角星饰，第三排为6个莲芯样圆形饰，靠近底部的第四排为6个深蓝色水滴形装饰。
贴丝是将熔融的玻璃液拉成细丝，在玻璃丝冷却之前缠贴到器皿上圆形饰是先用模子压成形，然后趁热压贴在瓶身上。星状饰和水滴饰的工艺与圆形饰不同，是将熔融的一小团玻璃料挑到瓶身，在玻璃料冷却之前，用工具在瓶身上拔拉成所需要的纹饰。贴丝和贴花都属于热加工装饰工艺。地中海东岸的玻璃匠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便已熟练掌握这种工艺，他们特别喜欢在非常薄的器皿上缠贴多道同色或不同颜色的玻璃丝作为装饰。公元七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占领地中海东岸后，伊斯兰玻璃匠首先继承和发展的就是这种装饰工艺，除了生产与罗马玻璃很难区分的薄壁贴丝器皿外，还生产罗马玻璃中不常见到的贴花器皿。圆形饰是伊斯兰玻璃中最常见到的贴花，另外星状饰(六角形、五角形或三角形)也是比较流行的贴花。
国外博物馆收藏的伊斯兰玻璃器中，没有与法门寺出土的这件贴花盘口瓶完全相似的，但有几件玻璃瓶的器形或纹饰与这件贴花盘口瓶有一定的关系。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玻璃瓶高15.2厘米，器形与法门寺的盘口瓶相似，也是盘口、细颈、鼓腹，肩部缠贴一道玻璃丝，腹部有二排圆形贴花。该瓶据推测是公元8～9世纪地中海东岸的产品。①
西德柏林国家博物馆伊斯兰部收藏一件玻璃瓶，高14.3厘米，盘口、细颈、鼓腹，肩部贴丝、腹部贴圆形饰，据推测是公元6～7世纪的萨珊玻璃。②
日本板硝子株式会社藏有一件贴花玻璃瓶③，虽然器形较小，也没有盘口，但是腹部两种颜色的星状贴花与法门寺的盘口瓶上的贴花工艺是一样的。
美国纽约州康宁博物馆、西德杜塞尔多夫艺术博物馆和西德柏林国家博物馆伊斯兰部都藏有星状贴花的玻璃瓶，据推测，其造作年代和产地并不一致，这些收藏品都不是发掘品，年代和产地全靠推测，由于热加工装饰工艺在伊斯兰早斯的地中海东岸非常流行，一些人推测这批玻璃是地中海东岸伊斯兰早期的作品，或更早的东罗马玻璃。还有人根据这种盘口瓶颇有萨珊王朝银器的遗风，认为这种盘口瓶的产地应在伊朗，是萨珊晚期或伊斯兰早期的作品。法门寺的这件贴花盘口瓶虽然还不能证明这类玻璃的产地，但它是考古发掘出土品，与带纪年的器物共出，提供了年代的下限，即塔基的建造年代公元874年。笔者的意见倾向于该瓶产于公元8～9世纪的地中海东岸。
2.刻纹蓝玻璃盘六件 已发表的这件高2.3厘米，直径20.3厘米。深蓝色透明，平底稍向上凸，侈口。盘的口沿稍有差别，有的圆唇，有的平唇，盘的外底部有加工的铁棒疤痕。盘的内底刻有不同的纹饰，我们称这种玻璃装饰为刻纹(incised glass or scratch glass)是为了区别刻花玻璃。刻纹是用比玻璃硬的尖头材料，一般认为是用钻石，在成形冷却的玻璃表面浅浅地刻划出来的单线条纹饰。刻花是用不同规格的砂轮在玻璃表面切割打磨出来的纹饰。刻纹和刻花都属于冷加工装饰工艺。
六件玻璃盘都是以植物的枝、叶、花为主题的刻纹，但每件盘子的图案各异。艺术家熟练地运用了葡萄叶纹、葵花纹、枝条纹、绳索纹，和一些几何图案如菱形纹、十字纹、三角纹、正弦纹等，再加上密集的平行细斜线纹划出地纹，组成繁丽的图案。每幅图案一般可分为四个或八个小的图案单位。六件刻纹蓝玻璃盘中有二件在刻纹的基础上，一些主要线条又绘描金色，使得已经很华丽的盘子更加光彩夺目。
刻纹玻璃工艺也是伊斯兰玻璃匠从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工艺之一，在伊斯兰早期流行一时，但保存下来的完整无损的刻纹玻璃器皿非常罕见。国外博物馆收藏的多是破碎复原品和一些无法复原的残片。
卡尔·约翰·拉姆是伊斯兰玻璃研究的开拓者，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收集的刻纹玻璃都是残片，他推测这些刻纹玻璃产品产于9世纪的埃及或伊朗，它们的刻纹图案与法门寺出土的这六件刻纹盘的图案无一雷同，但以植物枝叶为主题，以密集的平行细斜纹为地纹的手法是一样的。④
美国纽约州康宁玻璃博物馆有一件刻纹玻璃瓶，高20.7厘米，浅绿色透明，腹部饰有刻纹，其图案中的绳索纹与法门寺盘子上的绳索纹是一样的。这件玻璃瓶被推测是9～10世纪的伊斯兰玻璃。⑤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39年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时曾发现一批玻璃残片，其中一件残破的刻纹玻璃盘(书后图21)与法门寺出土的刻纹玻璃盘最相似。⑥该盘深蓝色透明，直径28厘米，高1.5厘米，盘子的内底布满繁丽的刻纹图案，最外层的葵花纹、其次的绳索纹及其葡萄叶纹都极为相似，使人不得不承认，法门寺的刻纹玻璃盘与内沙布尔的玻璃盘属于同一来源。
此外，西德柏林国家博物馆伊斯兰部也收藏有一批来自伊朗内沙布尔的刻纹蓝玻璃残片，和一件破碎复原的刻纹蓝玻璃钵(书后图22)⑦。内沙布尔在九世纪以后是伊斯兰的重要玻璃制造中心之一，也是东西贸易的商业重镇。法门寺出土的这六件完整的刻纹蓝玻璃很可能是来自于伊朗高原的内沙布尔。
与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伊斯兰刻纹玻璃器相比，法门寺的这六件刻纹盘完整无损，图案华丽，特别是两件描金刻纹玻璃盘，填补了我们对伊斯兰玻璃认识的空白。这批刻纹玻璃盘是唐僖宗的供奉品，咸通十五年正月藏入地宫，地宫物帐上的记录，为这批艺术瑰宝增添了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3.印纹直桶杯一件 高8.4厘米，口径8.2厘米。无色透明。直口、尖唇、深腹，平底微上凸，外底部有粘棒疤痕，腹壁稍外鼓。壁面装饰五组花纹，每组中间为菱纹，菱纹内饰双环纹，菱纹上下各饰三组双环纹，两组花纹之间以两竖行扁联珠纹相隔。
从这件玻璃杯的纹饰来看，它是经过模制印花的，杯子的器形不太规整，腹壁稍外鼓，应当是在吹管挑起料泡，吹成较小的玻璃泡时放进楔子，印上纹饰后，脱离棋子继续吹大到现在的尺寸，之后将底部粘在铁棒上，从吹管上剪下杯子，进一步修整杯口。
桶形杯是伊斯兰玻璃的常见器型，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时，曾发现多件8～9世纪的桶形杯，但都是素面。我国稍晚的河北定县北宋五号塔基中也出土了两件素面的桶形杯。
模吹印花的技术，也是伊斯兰玻璃匠从罗马帝国同行继承下来的。和罗玛时期一样，他们的模子仍然是用粘土或木头制作的，不同的是伊斯兰的模吹玻璃器的器壁较厚，而且经常在脱离模子后继续一段无模吹制，底部也往往带有粘棒的疤痕。伊斯兰的模吹玻璃流行的时间比较长，早期和晚期都有。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件模吹直桶杯，高10.08厘米，腹部和底部印满蜂房状的六角形。⑧纹饰虽然与法门寺的这件直桶杯不同，但成形和装饰的工艺是一样的。
与法门寺的这件模吹玻璃杯十分相似的一件玻璃杯收在卡尔·约翰·拉姆的《近东中世纪玻璃和石雕器》一书中(书后图24)，高6.5厘米，直口、深腹，腹壁稍外鼓。腹壁模压的纹饰与法门寺直桶杯的纹饰也很相似，在菱形纹内有同心椭圆，菱纹外的上方饰三组同心椭圆，在每组花纹之间，以竖行的扁联珠纹相隔。不同的是拉姆的这件杯子，还用了“v”字纹和7个圆形组成的花朵纹，拉姆认为这件杯子产于9世纪的埃及或波斯。⑨
法门寺出土的这件模吹印花直桶杯为伊斯兰玻璃中的常见器形和纹饰，由于此类玻璃分布的地域广，流行的时间长，推测法门寺直桶杯的确切产地是很困难的，还有待于将来的工作。
4.釉彩玻璃盘1件 高2.7厘米，口径14.1厘米，底径11.8厘米，敞口，翻沿、圆唇、直壁，平底微凸起，底外壁有粘棒疤痕，玻璃为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盘内壁口沿处绘有12个黑色半圆弧纹，腹壁下部绘二周黑色弦纹，底部绘有黑色石榴纹。盘内壁除了黑色花纹外，施满不透明黄色作为地色。
釉料彩绘是玻璃装饰工艺的一种，一般采用易熔的玻璃配上适量的矿物颜料，研磨成细颗粒，加上粘合剂(松节油、松香、动物胶等)和填充料混合后，涂绘在玻璃制品的表面；绘上釉料的玻璃还需放入特定温度的窑室里加热，其温度既要保持颜料层的熔点温度又要低于被加工制品的软化点。绘制图案中的颜料与玻璃制品表面起结合和粘附作用，因此不易脱落。玻璃的彩绘与瓷器的彩绘工艺根接近。伊斯兰的釉彩玻璃是富有世界声誉的，特别是公元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生产的清真寺中用的巨大的釉彩灯，是伊斯兰中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一般认为伊斯兰釉彩玻璃的使用年代是公元12～15世纪，早于9世纪的釉彩玻璃很罕见。笔者仅在西德柏林国家博物馆伊斯兰部收藏的内沙布尔发掘品中发现了类似的釉彩玻璃，也是在无色透明的玻璃上涂上黄色作为地色，绘有黑色图案。
伊斯兰釉彩玻璃可能受到彩绘釉陶的影响，二者的工艺很相似，成品也有类似的效果。在伊朗的内沙布尔曾出土了一大批8～9世纪的彩绘釉陶⑩，其中一些在浅黄色的器身上绘有黑色图案，口沿处绘有一圈连珠纹、三角纹或半弧形纹(书后图25)，与法门寺的这件釉彩盘很相似，所以法门寺的釉彩玻璃盘的原产地很可能是伊朗的内沙布尔。
由于早于9世纪的釉彩玻璃很罕见，而9～11世纪的伊斯兰玻璃中常见的是金属光泽彩绘(lustre painting)(11)，所以人们看到法门寺的这件彩绘玻璃盘，自然会想到是否是金属光泽彩绘盘。
金属光泽彩绘与釉料彩绘相似，但不同的是金属光泽彩绘的颜料中用了一些特殊的金属氧化物，例如金、铜、银、铂或铋等。另一个不同是金属光泽彩绘玻璃是在还原焰里进行彩绘后再加热，大量的一氧化碳导致颜料中的金属游离出来形成一层很薄的膜，这层膜使我们看到金属光泽。伊斯兰金属光泽彩绘玻璃中一般采用金产生宝石红的颜色，用铂产生银色，用银产生草绿色，埃及的福斯塔特是9～11世纪的金属光泽彩绘玻璃的主要产地。
法门寺的彩绘玻璃盘与典型的伊斯兰金属光泽彩绘玻璃相比，颜料层厚，金属光泽不明显，所以，笔者认为它是釉料彩绘的可能性大。当然最后的确定还需要进一步检测这件盘的颜料中是否含有那些特殊的金属和是否形成了一层很薄的金属膜。
5.素面无纹饰的玻璃器皿9件 根据器型的不同又可分为四个品种。
①蓝色玻璃瓶1件。深蓝色透明，透明度好，器壁很薄。残破严重，尚未修复。从残片判断，其器型应是细颈、圜底的暖壶瓶胆形的瓶子。该瓶的残片已请中国建筑材料研究院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的史美光高级工程师做了化学成分测定(见下表)，为普通的钠钙玻璃，氧化镁和氧化钾的含量较高。
这种器型的瓶子在伊斯兰玻璃中并不陌生，德国杜尔塞多夫艺术博物馆、以色列耶路撒冷伊斯兰艺术研究所和美国洛杉矶汉斯·孔的收藏中都有深蓝色的胆形瓶。我国河北定县的北宋五号塔基中也出土过一件完整的这种器型的深蓝色玻璃瓶。
②蓝色玻璃盘4件。其中两件的蓝色较深，泛蓝紫色，可能是钴作为着色剂。另外两件的蓝色稍浅，不泛紫色，可能铜作为着色剂。4件盘高均为2.1～2.2厘米，口径都为16厘米。都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型，外底中心部有较大的粘棒痕迹。平底稍向上凸，盘的底部和壁部都比较厚重。4件盘的口沿稍有不同，有的为直口圆唇，有的为侈口平唇。
这四件玻璃盘的器型、颜色和大小都与同地宫出土的六件刻纹玻璃盘基本一致，可以肯定是同一玻璃产地的产品。这种素面的玻璃盘可以进一步加工成为刻纹玻璃盘，也可以作为成品使用。
③侈口圈足玻璃盘2件。其中1件高2.7厘米，口径18.5厘米，另1件高2.2厘米，口径15厘米。无色透明，稍泛蓝绿色，透明度好。侈口、斜直壁，口沿外翻卷成圆唇。底部的圈足不是将玻璃条趁热缠贴上去的，而是趁玻璃在可塑的状态下用钳子夹出来的。这2件玻璃盘的壁非常薄，透明度好，但存在数个大气泡，最大的气泡长2.5厘米，宽0.4厘米，厚度甚至超过了盘壁的一般厚度。
这种侈口圈足盘的器型比较简单，伊斯兰玻璃中有类似的器型，我国唐末宋初的瓷器中不乏这种器型，但玻璃器中还没有见到用钳子夹出圈足，上沿外翻卷成圆唇的作法。因此，这二件侈口圈足盘有必要进行成分的无损测试，以帮助确定其产地，暂时可归类于伊斯兰玻璃。
④淡黄直桶杯2件。其中1件完整，高4.8厘米，口径9.3厘米，另1件残破复原，高4.2厘米，口径9.0厘米。淡黄色透明，透明度好，有小气泡。无模吹制成形，质地较薄。直桶壁、深腹、平底，在内底上有用玻璃条缠贴的一个圆环。完整的那件杯子的内底圆环径5.4厘米，环条径粗0.4厘米。残破的杯子内底圆环径4.5，环条径粗0.7厘米。
直桶杯是伊斯兰玻璃中的常见器型，但在直桶杯的内底缠圆环的却不多见，而且这种杯子的用途很难推测。笔者仅在柏林国家博物馆伊斯兰部的库房中见过这种直桶杯的残片，他们的玻璃残片是来自伊朗内沙布尔的发掘品。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直桶杯残片做了成分测定(见配图)，其结果与蓝色玻璃瓶残片相似，为钠钙玻璃。如果我们将它们的测试结果与伊斯兰玻璃的最重要的生产中心埃及福斯塔特的玻璃相比，就会发现有较大的差别，福斯塔特产品中钾和镁的含量非常低，是用自然纯碱做助融剂制造的，而法门寺的这两件玻璃器的钾和镁的含量都比较高。布里尔博士曾研究过阿富汗、伊朗等地玻璃，发现其玻璃中的钾镁含量较高，这是由于远离地中海的内陆地区不易得到北非碱湖的自然纯碱，只好用当地某种植物的草木灰做为制造玻璃的助融剂(12)。已测试的法门寺玻璃残片就属于内陆地区用草木灰制造的玻璃。
总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18件伊斯兰玻璃器的器型、纹饰、工艺和化学成分，多可以在伊朗内沙布尔的产品中找到参照物，因此可以推测这批伊斯兰玻璃有可能是从内沙布尔输入中国的一批贡品或商品。
伊斯兰玻璃在历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罗马帝国衰亡时，欧洲进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公元七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占领了地中海东岸，拯救了已经衰败了的玻璃业，使罗马玻璃的精湛技术免于失传。在以后的八百年中，伊斯兰玻璃持续发展，并在十五世纪将玻璃制造的技术反传回意大利的威尼斯。众所同知，威尼斯是现代玻璃的直接祖先。
学术界早就认识到伊斯兰玻璃的重要性，但对其研究的进展很缓慢，这是有多种原因的。第一，现今世界各大博物馆所收藏的伊斯兰玻璃的数量虽然不少，但绝大多数是传世品，这种玻璃器本身提供不出重要信息。第二，根据历史记载，穆斯林世界的玻璃匠经常迁移，例如在开罗附近杰尼扎(Geniza)出土的文献中，提到了11～12世纪叙利亚的玻璃匠逃出连年战火的国家，来到埃及，人数之多可以与当地玻璃匠的人数相比。移居的匠人在新的地方自然要生产他们原来熟悉的产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不同的大陆上会有几种国际流行的玻璃器型和纹饰。这种历史事实使得我们寻找玻璃器的产地更加困难，第三，伊斯兰阿拉伯的贸易非常发达，玻璃器是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同时玻璃器又是装贮其它商品的很好的容器，因此伊斯兰玻璃分布在旧大陆的各个角落。此外，阿拉伯的海运发达，常常把半成品的玻璃料作为商品运到另一个地方去加工，在地中海土耳其的塞尔斯利马港口附近发现的11世纪的沉船上就装载了二吨玻璃料块和一吨准备回炉再生产的碎玻璃。这种情况给研究者追寻玻璃的产地更增加了困难。第四，伊斯兰玻璃的作坊遗址很少发现。古代瓷窑附近总是堆集着大量烧废了的瓷器和破碎的瓷片，但玻璃与陶瓷不同，废弃的玻璃器及加工剩下来的玻璃丝头都可以回炉重新制作，因此很难发现玻璃的窑址。
伊斯兰玻璃的研究主要还是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迄今为止，最主要的考古发掘有以下几次。1.1965年在对埃及福斯塔特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个没有扰乱的灰坑，内含二枚公元750年的钱币和一个年代在762～744之间的玻璃量杯残片。这样，这个灰坑出土的玻璃器就成为8世纪中叶的标准器物(13)。2.在伊拉克的萨马腊发现了下限为836年的器物(14)。撒马腊在巴格达北边，伊斯兰时期曾作过阿拔斯王朝萨拉森省的省城。3.美国、德国和日本都在伊朗高原发掘过，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玻璃器，但没有发现带纪年的器物(15)。4.1977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水下考古所在塞尔斯利马发掘了一条沉船(16)，沉船中发现了拜占廷二世的铜币和法梯米德的金币，还发现了三个年代大约是1025年的玻璃珐码，提供了沉船的准确年代。在沉船的生活舱中发现了80余件同时期的玻璃器皿，船上装载的货物是两吨熔好的玻璃料块和约一吨五万余片的废旧玻璃碎片，现已拼对出来的器皿已超过200件。这一重要发现，使研究者对11世纪中叶伊斯兰玻璃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国发现的伊斯兰玻璃除了法门寺地宫外，近几年在内蒙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公元1018年)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17)，在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塔身(公元1058年)发现1件刻花玻璃瓶(18)，在辽宁朝阳北塔的塔身(公元1032～1051，年)发现一件玻璃瓶中瓶(19)，都是比较典型的伊斯兰玻璃。除此之外，以前发现伊斯兰玻璃的地点还有河北定县五号塔基(公元976年)，安徽无为宋塔(公元1036年)，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公元1034年)和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联延毅墓(公元1019年)(20)。我国出土伊斯兰玻璃器的佛塔和墓葬都有明确的纪年，这是国外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品无法相比的。我国出土的这40余件伊斯兰玻璃器多是伊斯兰玻璃的精品。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刻花、模印、印压和描金等多种装饰工艺都可以在我国出土的伊斯兰玻璃中发现。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描金刻纹玻璃盘、釉彩玻璃盘和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高浮雕刻花盘都是稀世珍宝。由于我国出土的伊斯兰玻璃数量多，有可靠的年代和出土地点，多是精品，我国已经成为产地之外的最主要的伊斯兰玻璃发现地之一。遗憾的是国外对我国发现的伊斯兰玻璃还了解甚少。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发展，将会有不少伊斯兰艺术的学者来中国学习伊斯兰玻璃的标准器物，并将改变他们原来的一些概念。将来的伊斯兰玻璃史将不得不加上“中国的发现”这一重要章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注 释：
①Marilyn Jenkins，Islamic Glass,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Fall 1986，PP12～13。
②Journal of Glass Studies,Vol.8,1960，P132，No.17(No.1、65／64)。
③《古代ガラヱⅠレクション》，ずかけはまこ70周年，日本板硝子，1988年。
④Carl Johan Lamm，Mittelaterliche Glaser und Steinschnittarbeiten aus dem Nahen Osten,Berlin，1930，PPl39～140。
⑤Journal of Glass Studies,Vol.11，1969，P112,No.20(No.68.1.1)。
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文物编号为40、170、131。
⑦Jens Kroger，Islamische Kunst,Band 1，Glas，Mainz／Rhein，1984，P170。
⑧同注①，T16，No.13(N.64.241.2)。
⑨同注④，P68，Tafel18。
⑩Charles K.Wilkinson，Nishapur：Pottery of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New York，1978，P226。
(11)Harold Newman，An IUustrated Dictionary of Glass，Thames and Hudson，London。1977，P189。
(12)R.H.Brill，Thoughts on the glass of Central Asia with Analyses of Some Glasses from Afghanistan，Pro-ceeding of XV.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Glass Archaeometry,Moscow，1989，PP19—22。
(13)Pinder-Wilson etc：Glass Finds from Fustat：1964～71，Journal of Glass Studies，Vo1.15，1973，PPl2—30。
(14)Carl Johan Lamm:Das Glas von Samarra ，Berlin，1928。
(15)深井晋司：《べルシアのガフ°ス》，淡交社刊，1973年。
(16)Chris Hellier，Islamic Glass Vessels from the Deep，MINERVA，June，1990，Vo1，1，No.6
(1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1期4～28页。
(18)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等：《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年1期，83～119页。
(19)苗家生《辽宁朝阳北塔发现大批珍贵文物》，《光明日报》1989年11月23日。
(20)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4期413～4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