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法门寺与儒佛思想冲突的关系

    一、引   言

    历史的大风大雨，吹垮了多少次的佛塔拂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太平真君六年(446)第一次灭佛，毁掉了全国诸镇所有的佛经佛像佛寺，阮掉了所有的老少沙门。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建德三年(574)第二次灭佛，勒令全国僧尼二百余万还俗。所有的佛经佛像付之一矩。唐武宗李炎在会昌五年(845)，听信道土赵归真的谗言，下令消掉四千六百多座寺院。勒令二十六万五千个僧尼回家，所有的佛像改铸为农具，这是第三次灭佛。历史上第四次灭佛，是五代史上周世宗柴荣，他在公元955年(显德2年)发令毁佛，距离“会昌法难”一百一十年。他“尊儒灭佛”，一次废了三万零三百六十座佛寺，烧毁佛像，禁止人民出家。

    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所藉的理由，都与范缜(448—505)、韩愈(786—824)是一样的：佛教浪费国家太多的财政资源；佛教徒出自胡说异端，游手好闲；佛家无视于中国伦理，无君无父，伦理道丧。他们使用的方法也一模一样，就是“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原道》)。坚壁清野、彻底清算。可是，历史之神就是不按他们的路走，佛教至今仍然存在。

    陕西扶风法门寺，几经风雨，1981年陕西关中地区降了一场大雨，冲垮了法门寺“护国真身塔”的西壁塔基、等到1987年重建，却竟然在塔底基部发现了震动中外文化、艺术、考古、佛教界的庞大地宫。于是，埋葬了一千一百多年之久的佛门宝藏，再度重见天日。它为中国古文化放出异彩。

    二、法门寺兴变史迹

    法门寺，不管在文学的、宗教的、政治的衍变中，都有它的历史地位。但是追寻史料。它出现于世间，只到隋文帝杨坚。就语焉不详地到了尽头。通常的说法，是“魏周灭法，此寺久废”，为无可奈何之结论。  
  
    现在，仅从北周武帝灭佛，到“法门寺”的定名，分由几个方向讨论：   

    (一)北宋、志磐《佛祖统纪》说        

    《佛祖统纪》第39<隋文帝>条：

    开皇元年(581年)，帝初受禅，沙门昙延谒见。劝兴夏佛法。乃下诏“周武废寺”，咸兴修营，境内之人，任听出家。①

    这是法门寺重建的先期讯息。因为杨坚称帝距周武灭佛不过数年之久。更重要的是，杨坚幼时生于佛寺(同州般若尼寺)，在佛寺长大，与抚养人比丘尼智仙情同母子，所以等他入主君位，最急切的莫过亟报法乳之恩。况且，周武灭佛未久，佛教事物还未赶尽杀绝。杨坚便下令兴复。    

   《佛祖统纪》第39<隋文帝>条又说：

    [开皇]13年(593)，帝幸岐州②，搜于南山，逐兽入古窑中，忽失所在，但见满窑损[毁]佛像，沙门昙迁曰：“此周武毁法，故圣像多委沟壑。”帝乃下诏，诸有佛像碎身遗影者，所在官检送寺庄严③。    

    法门寺先迹，地在当时关中行政区的岐州，很明显在这次隋文帝出猎之时。被毁的遗址，已被发现。  

    但明代释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卷三)，却有不同的补充。

    它说：

    [开皇]13年春2月，诏营仁寿宫于陕西凤翔府④岐山之北。蜀王秀猎岐州之野，马突入一古窑，满窑皆是佛菩萨故像。帝闻，乃诏诸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检括，运至近寺，委官装饰。⑤《稽古略》所记，与《佛祖统纪》不同的是，在“开皇13年下，补‘春2月’，又易隋文帝之‘幸岐州’出猎，改为杨坚第四个儿子蜀王秀(后被废杀死)出猎。”如果是蜀王秀出猎。隋文帝便间接得到报告，再下诏“委官装饰”。在这之前，法门寺建于何时?毁于何时，已无从查考。

    (二)唐、道宣《广弘明集》说    

    《广弘明集》第17(佛德篇第3之3)所载“隋著作(郎)王邵《舍利感应记》”，是最早的建寺“缘起”。它说：“皇帝(杨坚)昔在潜龙(在北周、未即使前)，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在其后皇帝与沙门昙迁，各置舍利于掌中而数之，或少或多，并不能定。…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其后周氏(周武帝)灭佛法，隋室受命乃兴复之。皇帝每以钟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像焉!……皇帝以仁寿元年(601)6月13日，御仁寿宫之仁寿殿，本降生之日也。岁岁于此日深心永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故迎请诸大德沙门与论至道，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三十州同刻，10月15日正午入于铜函，一时起塔，诸沙门各以精勤，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⑥   

    这三十州，分别是“雍州仙游寺、岐州风泉寺(即法门寺)、苏州虎丘山寺……下从略)”

    道宣所记，颇有神话色彩，但隋文帝以舍利分天下三十州建塔供养却是事实。复建舍利塔，回归到杨坚最深心处的原因是，“皇帝每以神尼为曰：‘我兴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像焉。……’”这神尼智仙，便是他的养母(养杨坚到十三岁)，且称杨坚为“儿”。而且选定他的生日——仁寿元年6月13日到仁寿宫这一天，他希望藉此追报父母之恩。他不但在天下三十州建塔，又在塔内塑“神尼像”。

    这段史料同时记载于唐道世的《法苑珠林》第40卷，《释氏资鉴》卷5<大隋>条也引用。

    另外，道宣在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写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五·周岐州岐山南塔缘)条，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法门寺早期地理位置与史实。它说：

    扶风岐山南古塔者，在平原上，南下北高。东去武亭川十里；西去岐山县二十里，南去渭水三十里，北去岐山二十里……斯并在大山之北，南有小山、东西而列、中间大谷，南与北别，故号“岐山”……西北二十余里，有“凤泉”，泉在岐山之阳，极高显，即“周文时*(上狱下鸟)*(上族下鸟)(凤凰)鸣于岐山”，斯地是也。饮此泉水，故名“凤泉”。……且论置塔之根源：故隋高(文帝)美其地泉，乃就置塔，俯临目极。诚为虚迥。寺名久废，憎徒化往，人物全希。塔将颓废。余(道宣自称)往观焉。榛丛弥满，虽无“黍离”之实，深切“黍离”之悲。今平原上塔，俗谚曰：“阿育王寺”(即“无忧王寺”之译音)。乡号“柳泉”，取其北山之旧号耳。周魏以前，寺名“育王”(即“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灭法，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隋(文帝)朝置之，名“成实寺”(亦名“成实道场”)。大业5年(609)，僧不满五十人者，废之。此寺从废，[僧]入京师“宝昌寺”。其塔故地，仍为寺庄(为寺的地权)。唐运伊始，[隋)义宁2年(618唐初建国)，宝昌寺僧普贤，慨寺被废，没诸草莽，具状上请，于时特蒙大丞相见识昔曾经往，览表欣然，仍述本由，可名“法门寺”。……⑦这时“法门寺”由周魏以前的传说“阿育王寺”，到隋之“成实寺”，唐初建国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时，名称始定。

    下面又说：  

    ……自尔至今，……贞观5年(631)，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古老传云：“此塔三十年一闭(疑为一开)，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⑧法门寺之舍利塔，三十年一开，由此始，但可以想见，每一开放，当舍利送到王宫供养，过若干日送回寺塔后，必将再度封闭。这样形成了一种定例。    

    一亮闻之，以贞观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众聚，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开挖)，深一丈馀，获二古碑，并魏周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既出舍利(舍利经掘塔地下藏宝出现)，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⑨扶风法门寺的舍利塔，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建塔以来，到贞观5年，越过30年，被“请出”地宫，受到“无数千人”的瞻仰。唐道世的《法苑珠林》(卷38)与后周、义楚的《释氏六帖》卷21，也都有略同的记载，想是重录道宣的旧撰。

    (三)清初黄树縠辑《扶风县石刻记》说    

    为了精确查证这段记录的可靠性，我们再看台湾新文丰版《石刻史料新篇》、《扶风县石刻记》(上)“唐无忧王寺碑”碑文。这块碑埋在法门寺“大圣真身塔”内。全碑刻文如下：

    碑题：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    

    撰书人：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微事郎殿中待郎史内供奉、赐徘鱼袋、张彧撰。宏农杨播书。

    碑文曰：    

    夫万物混成……此寺大圣真身塔者，[印度]□伽摩王之系孙、阿育王之首□(疑骨字)也。噫!如来灭后，□应斯在。……或曰，华夏之中有五：即扶风得其一也。……祥异……往往间出，故风俗谓之“圣塚”焉。……隋开皇中(581—600)改为“成实道场”，仁寿末(604)右内史李敏修复之，赓其铭矣。贞观5年(631)2月15日……古所谓“三十年一开”，开则谷稔而兵戎息。自□□至[高宗)显庆五年(660)，盖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开发，即以其年2月8□(日)……奉迎护舍利…观其灵不可掩，坚不可磨……寸馀法身，等虚空而无尽……。大历13年(778)岁次戊午4月□丑朔(初一)25日立。刻字□秀。⑩这碑文所记，与上述诸典略同；在史实上应无虚诞之处。这块碑刻于公元778年，距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114年。碑因久经天灾战祸，中有碑文脱损，或模糊不清，但大致可以确定这段史实。

    (四)《扶风乡土志》说

    我们已由上节确定“法门寺”之信史，再来检核台北成文版《方志丛书》273册《扶风乡土志》。  
  
    《扶风乡土志》<法门寺>条有记：

    法门寺，在县北二十里祟正镇，唐时迎佛[舍利]处。又名

   “法云寺”。又名“无忧王寺”(阿育王寺)。又名“重真寺”。旧有木塔四层，相传葬佛指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故唐诸帝皆迎奉焉。[唐文宗·李昂)开成二年(873)，五色云现，近此寺，因改名“法云”，后仍旧。……(11)    

    《扶风乡土志》所记都是复述史料，但对“法门寺”的寺名有所增补。   

    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可见于史料寺名，依据上引诸书可见。    

    (1)阿育王寺：魏周以前传闻。

    (2)成实寺：(又名“成实道场”)，这一名称仅在仁寿到唐高祖武德初昙花一现。

    (3)法门寺：唐初由沙门普贤上疏，改为今名。

    (4)无忧王寺：根据魏周以前旧名，加以“印度阿育王分舍利八万四千到南瞻部洲各地之神话传说，延用至唐，朝野约俗方便传称。    

    (5)重真寺：寺名来源不明。似以“护骨真身塔”引申而来。

    (6)法云寺：因公元837年有五色云现于寺附近得名。

    (7)凤泉寺：因法门寺地在周文王“凤鸣岐山”的凤泉，以地名为名。    

    从唐以后，便没有更改寺名的变选纪录。

    有唐一代，自唐高祖李渊，承续杨坚的佛教信仰，尤其对佛教的感应，以及隋以前天竺来华的梵僧，到唐代玄奘、义净、王玄策，都曾赴印度迎经并带回极多舍利于，除了供养当代王朝分供各地佛塔，也有一些流落民间。据史料研究，法门寺的早期舍利子。应该由北周以前印度来华的梵僧带来，再赠与王朝，分建舍利塔以供，这就是“无忧王寺”或“护骨真身塔”的历史来源。不过在北魏、北周曾两度灭佛，寺毁塔倒，直到唐贞观5年(631)，新的塔寺重建、开掘，舍利再度出现。

    三、唐王室法门寺迎佛骨纪实

    唐代王朝从公元618年李渊[武德元年]，历经二十二代家族统治(含武则天)，到唐哀帝李祚天祐4年(907)结束，共计290年。这二十二位帝王，除短命如殇帝李重茂在位仅23天，20岁死亡；最后一位君王哀帝李祚，在位3年，被朱温纂位杀害，死年17岁。这两位皇帝，都不算成年，也谈不上什么信仰。

    其他二十位皇帝，除唐玄宗李隆基、唐武宗李炎，对佛教有明显的破坏外；而佛道均能兼容并信，如唐太宗李世民。其他十七位君主，护持佛教、信仰最笃的有高祖李渊、高宗李治、晚年的武则天、肃宗李亨、文宗李昂、德宗李适、宪宗李纯、懿宗李漼等。

     但从隋文帝发现“阿育王寺”废墟，唐太宗贞观，开塔出示舍利。正式迎佛骨(舍利)入宫廷的第一位君主，是高宗李治。现在依公元编年，分述七位君王迎佛骨史实。

    (一)唐高宗李治初迎佛骨

    (1)唐道宣《广弘明集》第15<佛德篇·第三>说：

    岐州、岐山南、岐山县北二十里法门寺塔，在平原上。古来三十年一度开，开必感应。  

    [唐高宗]显庆5年(660)，敕令僧智琮，往请有瑞令开蒙，光明照烛，道俗通见，乃掘出进内。

    龙朔2年(662)，还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节骨，长二寸许。其内孔方，色白光明。……(12)《广弘明集》文字太简略，从660年开塔，到662年还返故塔，约二年之久。但道宣在他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上)有稍详细的记载。他说：    

    [高宗]显庆4年(659)9月，内山僧智琮、弘静，见追入内，语及“育王塔”事，年岁久远，须假宏护……令造联(李治自称)等身阿育王像，馀者修补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开发，出佛舍利。以开福慧。……又下敕僧智琮、弘静，鸿炉给名“住会昌寺”(或“会昌寺”》……

    显庆五年(660)春3月。下敕取舍利，往东都(洛阳)供养。时周(《法苑珠林》卷38作西域)又献佛顶骨至京师，人或见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以龙朔二年(662)送还本塔。至2月15日奉敕令僧智琮、弘静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宫人等无数千人，共藏舍利子、石室掩之。三十年后，非余所知。……(道宣自述)(13)

    道宣在这两种书内记述的，时间上都是公元660年迎舍利，662年送回故塔封于石室之中，等待三十年后再开……。“唐无忧王寺碑”与道宣所记时间相同。与贞观5年(631)开塔相距刚好30年。但《佛祖统纪》与道宣所记则有差异。

    (2)《佛祖统纪》第39<高宗>条说：

    显庆5年(660)诏迎岐州法门寺护国真身塔、释迦佛指骨，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则天)施金函九重，命“宣律师”送还法门寺……(14)

    查《宋高憎传》<道宣传>称“法门寺”为“无忧王寺”，为“道宣奉敕送还故塔”。在时间上，《宋僧传》说“一及西明寺就”。查“西明寺”落成应为显庆3年(598)，可能是《宋僧传》简略。而《广弘明集》与《集神州感通录》却将“送舍利回法门寺”的沙门记为智琮(后书加弘静)，不知是不是道宣故意将自己“送舍利”谦省掉了。可能他们是一起奉敕前去的。

    (二)武则天二迎佛骨   

    在武则天建国为“周”的20年(685—705)中，她对佛教做了很多的事。在垂拱元年(685)，她作了《大唐新译三藏圣教序》；天授2年(691)4月，下令恢复“僧尼的位次，置于道士、女冠之前”。在唐代，王族姓“李”，对道教的“挂名教主”李耳、似乎有一份“血缘”之情，虽然李家也信仰佛教，可是在同一个场合排名上，一直是道士在比丘之前的。武则天非常反传统，可能也有野心消灭李家，于是就改变了这仲僧道伦理上的次序。    

    到证圣元年(695)5月，义净三藏游历天竺二十五年后返回洛阳，武后亲率百官在上东门外迎接。    

    据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文纲传>说：

    ——长安4年(704)，[文纲]奉敕往岐州无忧土寺迎舍利。(15)

    这段记载，在《新、旧唐书》中都没有落笔；事实上，经过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凡佛教事物，几乎虚无飘渺；他不仅“辟佛”，在．《旧唐书》，像佛教发生过的大事该录的。他都一笔带过。   

    文纲，是当时的高僧，中国南山律宗之祖道宣，是他的“法师”。在武后心目中、这位律宗第二代宗师，正是迎请舍利的适当人选。    

    《同书》又说：    

    景龙二载(708)，中宗(李显)孝和皇帝延[文纲]入内道场(宫内精舍)行道，送真身舍利往无忧王寺入塔。(16)

    也就在这同一年，文纲在乾陵宫为“内尼”(宫内精舍的尼众)授戒，又在宫巾“结夏”，为“二圣内尼”读《四分律》一遍。。我想这“二圣”应指武后与中宗李显。

     在唐代贞观以后，“法门寺”虽然得以“正名”，可是在朝廷及民间，还是把古名、今名、应景之名随缘交互使用的。在扶风，只要提起佛骨、真身塔，不管什么寺名，都是“法门寺”的别名。    

    这一年全国各地，在睿宗李旦的敕旨下，佛寺之兴建极多。

    (三)唐肃宗李亨三迎佛骨 

    公元708年，武后遣律宗高僧文纲送还佛舍利回法门寺。中间经过了唐中宗、睿宗4年、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天宝42年，到唐肃宗李亨，渡过安史大乱，即位不久，再度诏迎佛骨。这时距离中宗、景龙二年，已有四十八年之久。比之高宗显庆5年到武后长安4年之间42年的空档，还多了6年。在法门寺迎佛骨的初期有所谓“三十年一开”之说，显然没有到那样准确；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决定于王朝“遭遇困难”，或有“某一种喜庆”，才有诏迎佛骨的活动，藉以造成国家升平、人寿年丰的气氛。   

    《佛祖统纪》第40<肃宗>条说：  

    至德元载(756)12月……诏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入禁中。立道场，命沙门朝夕礼赞，赖五岳各建寺。……(17)在史料上聊聊数十字；而且没有迎还的记载。这次之诏迎佛骨可能是李亨在灵武即位后，还都长安不久，有庆祝光复旧都的意思。也可能所见的史料记录简略，而当时的场面，却非常盛大。这从以后宪宗、懿宗两次恭迎佛骨的描写中，可见其概貌。

    (四)唐德宗李适四迎佛骨    

    到扶风法门寺迎佛骨(舍利)，似成了唐王朝的定例。虽然没有像“大唐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文”及《法苑珠林》所说“三十年一开”，倒也相差不远。直到唐德宗、李适贞元6年(790)之诏迎佛骨，距肃宗至德元年，隔了44年。    
     (1)据《旧唐书》卷13<唐德宗贞元6年>条：  
  
    ——春正月戊辰朔(初一)，戊申(正月11日)大雪。二月戊辰朔(初一)。百僚会宴……。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寸馀。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2月初8日)诏送本寺。……(18)这一年之迎佛骨，在禁中只供养七天，便送回法门寺。但据《佛祖统纪》，稍有增益。   

    (2)《佛祖统纪》卷41<德宗>条说：    

    贞元6年(790)正月，诏迎凤翔法门寺释迎佛骨，入禁中供养，传至诸寺瞻礼。三月送佛骨归寺。(19)以上两书在时间上并无差异；仅岐州与凤翔地名之别，一是岐州在北魏设州，凤翔则于肃宗至德2年设府(宋仍旧)(20)，是古今地名之异；后者补叙曾“传至[京中]诸寺瞻礼”。

    (3)元、熙仲《释氏资鉴》七<德宗>条所说：   
 
    戊辰(贞元)4年(788)，京师地震36番，诏迎岐州“无忧王寺”佛骨舍利。入内庭供养。(21)这一条迎佛骨在时间上与前二书提前二年，尤其是肇因于“京师地震三十六番”。查《旧唐书》卷13<德宗下>贞元4年有记：“春正月庚戊朔(初一)……是日质明，含元殿前阶基栏槛坏损三十馀间，压死卫士十余人，京师地震。辛亥(初二)又震。壬子(初三)又震。……丁卯(18日)京师地震。戊辰(19日)又震。庚午(21日)又震。……癸酉(24日)京师地震。乙亥(26日)地震。壬午(2月初4)地震。甲申(2月初6日)又震。乙酉(2月初7日)又震。丙申(2月18日)又震。……甲寅(3月初6)地震。已未(3月11日)地震。……辛未(3月23日)地震。……丙寅(5月19日)地震。丁卯(5月20日)又震。……甲午(8月19日)京师地震，其声如雷。……”(22)统计这一年长安(关中地区)震了18次。比《释氏资鉴》所记少了18次。不过36次也极有可能。因为《旧唐书》所记是级数较高的震幅，余震就省略了。也正因地震不断，人心惶惶，才引动当局企图以迎供佛骨来消融人心的不稳。在事隔两年之后，才再诏迎佛骨。

    当时因为连续地震，达8个月之久，再加以复建工作约一年零2个月，经过这一阵天灾，终于不得不去法门寺请加佛骨了。

    (五)唐宪宗李纯五迎佛骨       

    在有关史料上，描写大场面迎接佛骨入宫供养的是在唐宪宗元和14年、公元819年，距第四次诏迎佛骨只有29年。
    (1)《旧唐书》卷15<唐宪元和14年>条：

    春正月，庚辰朔(初)，以东师宿野，不受朝贺。壬午(初3)后置仗内教坊于延政里。丁亥(初8)，徐州军破贼2万于金乡。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如不及。刑部街郎韩愈上疏，极陈其弊。癸已(正月14)，贬愈为潮州刺史……。(23)

    《旧唐书》的记载比较简约。而《佛祖统记》第41<宪宗>条、《佛祖历代通载》卷21均较《旧唐书》略同而丰。但《释氏资鉴》卷七，则有更详细的描写。    

    (2)元、熙仲《释氏资鉴》七、增记云：    

    元和13年(818)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迎之。……”明年(819)正月上遣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持香花，率众僧，以法乐，迎至京师，上(宪宗李纯)御安福门迎拜。……王公士庶，奔走膜拜，瞻奉施舍，恐惟弗及，有燃香臂顶供养者，…憧憧不绝。(文繁从略)(24)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卷21，与《资鉴》略同，但增叙了迎佛骨的先期史实及迎佛骨的人物杜英奇。但《佛祖统记》所记似统合了宋以前的史实，有再录的必要。

    (3)《佛祖统纪》卷42<宪宗>条说：    

    元和14年(819)—2月敕翰林学士张仲素撰《佛骨碑》。其略云：    

    “岐阳(岐山之阳)法门寺、鸣鸾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节。太宗时特[修]建寺宇，加以重塔。高宗迁之洛邑，天后荐以宝函。中宗纪之国史，肃宗奉之内殿，德宗礼之法官。据本传必三十年一开，则玉烛调，金镜朗，氛祲灭，稼穑丰”云云。24日奉佛骨还于旧塔。(25)    

    此间与《旧唐书》差异是送回佛骨时间较晚。也许《旧唐书》文间带过。又加了张仲素在同年2月间写的《佛骨碑》文。

    又，宋、本觉的《释氏通鉴》卷10<宪宗>条有记：“——乙亥(元和)14年：凤翔“法云寺”，有“护国真身塔”……云云。法门寺变成了“法云寺”。而元、觉岸《释氏稽古略》亦作“法云寺”。我怀疑他们引用稍晚的史料。事实上元和14年“法云寺”的寺名还没有发生。  
    
    据《佛祖统纪》卷42<文宗>条载：  

    [文宗·李昂](大和)9年，岐山法门寺佛骨塔“庆云见”。4月翰林学士李训，请罢长生殿内道场，沙汰僧尼伪滥者……(26)这一条是纪录这一年(834)4月以前，有一天发现法门寺附近上空，有五色彩去出现，所以被美称为“法云寺”(已见前文)。此说早于《扶风乡土志》开成2年(837)约三年之久。可能正式被美称为“法云寺”，至少在两年之后。
    (六)唐懿宗李漼六迎佛骨

    过了53年之后，到了晚唐镇藩割据，唐室行将危亡之际，唐懿宗李漼，又诏迎佛骨一次。这一次是唐室最后一次迎佛骨，也是最盛大的一次。

    (1)《旧唐书》卷19唐懿宗咸通14年(872)条：

    春正月丙寅朔(初一)，御史中丞韦蟾……3月，以新除大同军使芦简方为单于大都护；简方至岚州而卒。……自是沙陀侵掠代北诸军镇。庚午(3月5日)，初两街僧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是日天雨黄土遍地。4月8日，佛骨至京，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上(懿宗李漼)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出于京城诸寺，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制曰：“联以寡德，缴承鸿业，十有四年……爱育生灵，遂乃尊崇释教，至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今观覩之众，隘塞路岐……”6月，帝不豫……7月癸亥朔(1日)……戊辰(初6)疾大渐，庚午(初8)制立晋王伊为皇太子。辛已(19日)遗诏曰 ：“……无违朕志！”，是日崩于咸宁殿。圣寿41。15年2月葬于简陵……(27)

　　本条所记，没有“送还佛骨”日期，且懿宗死日，辛已为农历7月19日。但《释氏资鉴》卷8。<懿宗>条，记“18日死”，疑推算有误。   

    (2)《佛祖统纪》卷42与《旧唐书》本纪略同。但增记：

    ……三百里间，车马不绝。迎置“安国”、“崇化”二寺。令士庶瞻礼。12月如前礼迎佛骨，还凤翔法门寺。(28)这样一核对，可知佛舍利留在京中达八个月之久。可是《历代通载》与《释氏通鉴》<懿宗条>又有不同说法。

    (3)《佛祖历代通载》卷17<懿宗>条：

    咸通14年(873)3月……法门寺迎佛骨……另增记：“明年(874)4月(僖宗李俨已于懿宗死后次日即位，第2年，所谓咸通15年改元乾符)诏送佛骨归凤翔。都人耆耋释饯、皆呜咽流泪……(29)

    唐僖宗接他父亲的位才12岁。也在他即位后次年4月将佛骨送回凤翔。

    (4)《释氏通鉴》卷10<懿宗>条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七月帝(懿宗)崩，僖宗即位。明年4月，诏送佛骨，归于凤翔……(30)

    (5)再看《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2<唐代篇>：

    (僖宗□□□年诏归佛骨干法门条>：按《杜阳杂编》僖宗即位，诏归佛骨干法门寺……(31)

　　综观上述诸史料，加以商榷，唐懿宗873年农历7月19日(西历9月10日)死亡，接下来便是举行“国丧”，当年12月“送佛骨”回凤翔，似乎太急促。所以在僖宗即位后，次年4月较为合理。《佛祖统记》成书虽较早，但《唐书》没有明确记载送回佛骨时间。这“12月”似为推断之词。    

    法门寺佛骨，在唐王朝一代最后一次迎送、在京中羁延了一年之久，到次年4月被送回法门寺(无忧王寺或阿育王寺)，再加以封闭，应是公元874年间的事。到公元1987年，被封埋湮没达一千二百十二年之久。法门寺在这一千多年间，虽屡废屡兴，经过唐末及五代之乱，它似乎已被世人遗忘，其实，到明代也曾一度重见天日。  
 
    根据《扶风乡土志》<法门寺>条引述：    

    ——明武宗(朱厚起)正德2年(1507)重修，[明穆宗，朱载*(上后下土))隆庆中(1567—1572)、木塔崩，启藏视之，深数丈，修装精工，金碧辉煌，水银为池，泛金船其上，内匣贮佛骨傍，金袈裟尚存。[明神宗，朱翊钧)万历7年(1579)，里民杨禹臣，党万良策，：重建砖塔十三级。……(32)

　　可见佛骨塔之被开，是有史实根据，所幸其中的宝藏，并未遗失。直到1981年大雨把塔壁冲垮，隔了四百余年，再经重修、宝藏被发现……。

    《千年古都长安》一书(阿育王寺>条记载：在法门寺塔基发现地宫，所藏文物为唐咸通14年(873)封埋云云……(33)

　　在史料上可能没有精确求证。即使有“碑”为证(碑可能在懿宗死前刻就)，也有瑕疵。因为唐懿宗李漼在当年7月死亡，到次年2月方下葬简陵。这一地宫在874年被送回佛骨，再度封闭。才是合理的推论。    
   
    四、法门寺佛舍利引起的儒佛思想冲突
    
    “诏迎佛骨”，在唐代二百九十年的历史上，有六次之多，前后延续达二百一十四年之久。每次都动员丁庞大的人力与财力，也消耗了很多时间，可说是唐王朝例行的“盛事”；况且，也使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虽然也经过了“唐武宗会昌法难”，但很快又恢复旧观；佛教在唐代，可说是，“黄金岁月”，不管“台、禅、净、密”都得到学术上的重大成果，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些“卫道士”的反击。其中以《谰佛骨表》的韩愈为代表人物。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韩愈之前，佛教的传播也并非一帆风顺，全无波浪。现在就韩愈的前期史料，加以引述。

    (一)据《佛祖统纪》卷39<唐高祖>条：  

     ——武德8年(625)太史令傅奕(34)上疏曰：“佛在西域，言袄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窃食，易服以逃租赋。夫生死寿夭。出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于人主；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欢!”(35)

　　傅奕之排佛论点，除没有认定神灭之外，他与范缜《神灭论》所谓“浮屠害政，桑门蠹俗……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其流莫已，其病无限……”异曲同工。  

    《上书》又说：

    武德9年(626)傅奕七度上疏清除佛法，帝以其疏，付群臣杂议。大臣皆曰：“佛法兴自屡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沙门法琳撰《破邪论》，谓佛教彻万法之源。……(36)这详结束了唐代初期的排佛风波。  
  
    到唐中宗(李显)景龙□年，(707—709)左拾遗辛替否，又提出较为“消极”而“委宛”的排佛论，企图削弱佛教的形势。  

    (二)据《旧唐书》卷101<列传>51<辛替否传)说：

    景龙中(707—709)盛兴佛寺，公私疲匮。替否上书曰：“——今疆场危骇，仓廪空虚，卒输不充，士赏不及，而大建寺宇，广造宅第，伐木空山，不给栋梁；运土满路，不充墙壁；所谓‘佛’者，清净慈悲，体道以济物，不欲利以损人，不荣身以害教。今三时之月，掘山穿地，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荣身也。损命则不慈悲，荣身则不清净，宁佛者之心乎?……臣窃痛之。……今天下之寺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用度尚或过之。十分天下之财物，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沙门不能擐甲胄，寺塔膛足禳饥馑。……”帝不省。(37)

    辛替否的排佛，比傅奕和缓，在表面上指责佛教事物浪费国家资源，以佛法的内涵原不该如此；如果让佛教这样发展下去，唐朝的天下就没有了。何况沙门也不能挥戈御敌，寺院也不能消灭凶年。他在这里将佛教的文化价值完全否定了。  

    (三)《旧唐书》卷8<玄宗上>又有姚崇“诤言”：

    唐玄宗开元2年(714)，正月丙寅，紫薇令姚崇上言，“请检查天下僧尼以为滥还俗者，二万余人!(38)

　　这次果然达到了目的。也许当时出家的僧尼多，而份子又良莠不齐，才使这位中书令感到情况严重，要求玄宗下令，勒令“伪滥”者还俗。但“伪滥”的标准何在?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在历史上一些排佛人士所持的理由，都是大概念，也是在“佛教事物”膨胀过度上做文章，但背后最尖锐的“道统”因素，才是排佛的真正动力。  

    韩愈的上《谏佛骨表》是唐代排佛的代表作。这是唐宪元和14年迎佛骨当时发生的事。 
 
    (四)韩愈《谏佛骨表》(或论佛骨表》大意说：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流入中国……惟梁武在位48年，尽日一食止于果菜，后为侯景所逼，饿死薹城，国亦寻灭。……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佛骨舍利)，凶秽之余，岂可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39)

　　这篇《谏佛骨表》，认为佛违反儒家的：“道先王之法言，服先王之法服；与乎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只因为佛徒源自狄夷之人，佛舍利是枯朽之骨。……他已撇开前人攻击佛教“浪费国家资源”的理由，直接以民族主义，爱国热情来打动当局，但是他被贬到潮州了。   
 
    综析他们排佛的重要理由，可分下列诸端；  
  
    (1)佛教是异端，不合中国儒家的礼法；

    (2)佛教消耗了国家大量资源于发展寺庙；

    (3)僧侣可以免除兵役与国家税赋； 

    (4)有地位的僧侣可以获得国家的殊荣；   

    (5)佛教的因果，有时无法直接征验已经发生的事相。

    可是他们绝没有想到一千年甚至一万年以后，佛教事物已转化为这一国家的重要的文化资源与珍宝。在当时他们只看到佛教消极的一面，那是他们最重要的攻击藉口，直到韩愈，才毫无保留地坦露他对佛教这一侵犯儒家思想地盘的力量无法容忍。

    法门寺舍利塔，是代表佛教力量在唐代的一种象征，透过王室沼迎佛骨，使内心以“孔孟思想”为“道统”的人物，清楚地看到“佛教事物”发展得如何可怕，如何“祸国殃民”。因此，韩愈能以“迎佛骨”为口实，来愤然上书，开中国儒门辟佛的先鞭。    

    从“法门寺”，我们看到一些儒生内心中的阴影。而法门寺，也是佛教以宫殿事物招祸的引信。虽然，唐代王室对佛家采取护持的态度，但还是没能避免北宋以后更庞大的思想上的“辟佛”浪潮。

    五、《原道》对宋明儒辟佛思想发展的启示

    如果说韩愈的<论佛骨表>是中国道统“中古期”的保卫战尖兵，那么他的<原道>，便是定儒学于一尊的千古宣言。韩愈正如今天许多新儒学派大师一样，都企图把孔孟思想当“宗教”处理。

    《原道》(还有《原性》《原人》《原鬼》《原毁》)是韩愈为儒门重建道统的重要文献，也是在唐代王朝儒家向“佛老”宣战的战书；它深刻地影响到唐以后宋明理学的思想发展和意识型能。

    <原道>说：    

    博爱之谓仁……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吉有凶。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人者立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未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坷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这篇文章除了宣布“中国道统”应走之道，然后反佛老、定一尊；也暗示自己“继盂轲”而为道统之传人，以下就等待朱熹来绍隆道种了。

    既然“道统”要定于一尊，又对当时弥漫于王朝及社会民间的佛教信仰又如何处理呢？ 
 
    他说：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他的对待思想异己的办法，就是走秦始皇的路，走斩草除根、坚壁清野的路。在形式上，他是为孔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他忘了孔孟经书也曾被烧过。他在开历史的倒车呢!

    在公元八百年前后，这篇文章虽然对佛教没有造成实质的伤害；但是过了一百五十年，在柴荣手上，佛教遭遇到第四次“法难”，到公元1130年朱熹出生，“韩愈以是传之晦翁”，佛儒思想冲突，在历史的大幕上，才正式上演。

    六、结    论

    唐代王室法门寺“诏迎佛骨”，在佛教编年史上是大事，同时使佛教文化及学术都发展到高峰；也因此引起儒门卫道之士的痛心疾首，而连带牵动着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法门寺“护国真身塔”的兴废，波震着历史的脉博，并且千百年后与考古、历史、佛教、艺术发生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当时唐代李氏王朝及其子民所无法想像的，甚至重视中国道统、历史文化地位如韩愈，也没有想到他的《论佛骨表》会变得如此狼狈，如此短视与狭隘。在历史上，谁是?谁非?我看，还是留给历史自身去下结论吧!

    注  释    

    ①见《大正藏》第49册P359(中)。    

    ②《魏书》卷106(下)<志>7：“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11(487)年置岐州，领县8”。唐仍置岐州。

    ③见《大正藏》第49册P360(中)。   

    ④《读史方舆纪要》卷55<凤翔府>条：“禹贡雍州地。周曰‘歧州’。三国为‘扶风郡’。……唐仍旧岐州。至德初(756)改为凤翔郡。明年又升为‘府’。宋仍曰‘凤翔府’。”

    ⑤见《大正藏》第49册P808(下)。

    ⑥见《大正藏》第52册P213(中、下)。

    ⑦见《大正藏》第52册P406(中)。

    ⑧⑨见《大正藏》第52册P406(下)。

    ⑩见《石刻史料新篇》第23册(扶风县石刻记》上P5、6<唐无忧王寺碑>文，总P17213。

    (11)见台北成文版《方志丛书》《扶风乡土志》<法门寺>条。P144。

    (12)(13)见《大正藏》第52册P20、P406(下)、P407(中)。

    (14)见《大正藏》第49册P367(中)。

    (15)(16)见《大正藏》第50册P792(上)。

    (17)(19)见《大正藏》第49册P376(上)、P379(下)。

    (18)见台北开明版《二十五史》《旧唐书》卷13<贞元6年>条。总P3102。

    (20)见《读史方舆纪要》卷55P2411。

    (21)见《卍续藏》第132册P132(上)。    

    (22)见开明版《二十五史·旧唐书》卷13<德宗下>(贞元4年>条。总P3101。     
   
    (23)见开明版《二十五史·旧唐书》卷15<宪宗元和14年>条。总P3112。

    (24)见《卍字续藏》第132册P137(下)。  

    (25)(26)见《大正藏》第49册P382(上)、P385(中)。

    (27)见开明版《二十五史·旧唐书》卷19<懿宗14年>条，总P3137。

    (28)(29)见《大正藏》第49册P389(上)、P646(上)。

    (30)见《卍字续藏》第131册P982(上)。

    (31)见《卍字续藏》第133册P336(下)。

    (32)见台北成文版《方志丛书》《扶风乡土志》<法门寺>条，P145。

    (33)见台北远流1987版《千年古都长安》P198。    

    (34)《新唐书》卷107《旧唐书)卷79有传。

    (35)(36)见《大正藏》第49册P362(中、下)、P363(上)。    

    (37)见开明版《二十五史·旧唐书》卷101<列传>51<辛替否传>总P3385。

    (38)见上《同书》卷8(本纪)8<玄宗·上>总3081。    

    (39)见台北汉京版《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P354、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