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是一座四海知名的佛教古刹，1956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秋，关中地区暴雨，寺中“真身宝塔”西半壁坍塌，塔中一些佛象、佛经随之而下，或四处飘散，或被压在砖砾之中。在省人民政府、文化文物厅和西北大学有关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扶风县博物馆首先清理了现场的基础上，我们就法门寺的历史、佛像和佛经，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现简报如下。

    一  历史悠久的寺塔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它的历史在《广弘明集》、《法苑珠林》、《神州三宝录》、《佛祖统记》、《佛祖历代通载》等佛教典籍和《陕西通志》、《扶风县志》以及历代修建寺塔的碑文中累有记载。或云，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死后，笃信佛教的印度阿育王，在各地修建八万四千塔分葬佛骨，法门寺塔就是其中之一；或云，周初有个大轮王，役使鬼使神建造此塔。实际上，这一类说法，在初唐进已属“古老相传”，又具有迷信色彩，难以为信。

    据唐代《无忧王寺宝塔铭》，该塔建于东汉，北魏以前称“阿育王寺”，隋文帝开皇年间，改名“成实道场”，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名“法门寺”，此后还有“法云寺”、“无忧王寺”、“崇真寺”之称，但以法门寺闻名。在佛教盛行时期，谓寺塔中葬有佛指骨一节，又称真身宝塔，被视作圣地，成为善男信女的朝拜中心。唐中宗和韦后等曾下发入塔供养。这个藏头发的石匣盖1978年秋在塔基西南方向，地下一米深处发现，上有铭文曰：“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二月乙丑，朔十五日已卯，应天神龙皇帝、顺天翊皇后，各下发入塔，供养舍利。温王、长宁、安乐二公主，[成][国]崇国二夫人，亦各下发供养。囗[使][内]寺立囗妙威，都维那仙嘉，都维那无上。”次年，中宗还题《大圣宝塔碑》额，以示虔诚。古有每三十年开塔迎佛骨之说，所谓“开则岁谷稔而兵革息”有唐一代，糜费万金，兴师动众，大摘迷信活动，六迎佛骨于法门寺。如元和十四年，宪宗派人将佛骨迎入皇宫，又送进佛寺，吏民瞻奉舍施尤恐不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顶，灼臂以求供养者，迷信活动极其愚妄、狂热。刑部侍郎韩愈见此情景，深感愤慨和痛心，就写了《论佛骨表》，用大量史实论述不应崇佛，同时提出：“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感。”宪宗见此表怒曰：“愈人臣，狂敢尔，固不可赦。”欲处韩愈以死刑，经裴度、崔庠等求情劝说，虽免一死，却被贬岭南潮州。韩愈在赴潮州途中，写了《左迁蓝关示侄孙湘》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此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此属纪实之叹!

    五代时，后唐庄宗年间，秦王李茂贞连年增修寺宇，建有《重修法门寺塔庙记》，详细记载了法门寺的盛况。到宋代，法门寺仍受到人们的重视，今寺中尚存有杨延昭、张铎、索仁义等署名的刻石《法门寺浴灵异记》，记载了太平兴国年间两次暴雨，“伤害苗稼，盈以注壑，坏屋颓垣”，“唯浴室镬器”未受损失等事。又有刻石《重真寺买田庄记》，记载咸平六年，该寺买得田地庄园时，讲到了扶风县已有“水磨”之利。又有刻石《普通塔记》，记载了庆历年间，重真寺沙门智，为游方亡僧安葬而修建”“普通塔”。⑦宋微宗还手书“皇帝佛国”四字，额于山门。明正德历年间曾修寺塔，隆庆年间原四级木塔倒毁，万历年间修砖塔十三级。此后，又曾多次修建，今寺中尚保存有光绪十年《重修崇正镇法门寺碑》，1939年《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碑》和《重修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纪略》一书。都是研究法门寺历史的珍贵资料。

    1981年8月24日，一场大雨之后，寺塔西半边倒塌，藏于塔中的佛经，佛象等散落四周。目睹这一情景的法门寺文管所王志英同志和法门寺住持澄观，收集了塔中落下的佛经、佛像等珍贵文物。 

    在清理工作中，除了将倒下塔身的砖头集中护存外，还见到铜制塔顶，上铸有“明万历三十七年造”字样。塔顶内尚有一座一米高的舍利塔，已断成四截。塔中有一红绵包，内装各色小宝石、红白珊瑚、琥珀、珍珠、红玛瑙、粗石珠、空心木质细支(当为舍利)等佛教七珍。又有略作盾形的铜牌，中刻“万历三十五年七月造”，边刻“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地大震，佛象跌落，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重造，仍送上顶。”但是，史书中未关于这次地震的记载。可能是局部地方级别较小的地震，未引起史家的注意。

    今法门寺前殿在塔南，大殿在塔北，保存着佛教初入中国时，以塔作为寺院中心的建筑格局，但为明清时重建。清顺治十年9公元(1653年)所修钟楼虽已毁，但原洪钟尚存，地基可辩，是为著名的扶风八景之一。此外，传统戏《法门寺》的发生地也指这里，大殿前的通道上，今仍有宋巧姣向九千岁刘瑾申冤时跪过的石头，上有凹形膝盖印，吸引着众多的旅游者。

    现存的半壁残塔，塔身裂缝明显，倾斜有度，恐难久存，但仍破青天，刺云端。经仔细观察，高层的佛龛中，尚有经象压在边缘。肯定塔中还有文物遗存。据文献记载，塔之下还有地宫，藏释迦牟尼手指骨一节，“明隆庆中，塔崩，启其藏视之，深数丈，修制精工，金碧辉煌，水银为池，泛金船其上，内匣贮佛骨，旁金袈裟尚存。”又据参加过1939年维修塔寺的老人说曾见塔下有井，井下有物等等。为了抢救残塔中的文物，希望有关部门迅速落实保护法门寺工作计划。

    二、罕见的佛教经卷

    我们清理的经卷，计有宋刻《毗卢藏》，元刻《普宁藏》和《秘密经》、一九三九年的写经等，兹分述如下：

    (一)《毗卢藏》共十六残卷，千字文编号始天终平。经折装，版高二十三厘米，宽六十七厘米，经高二十九厘米。每版三十六行，折为六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行款雷同宋、元各藏，唯每版比它藏多刻六行。第二、三面之间，上有千字文号、经名(缩写)及卷次，下有版次及刻工名。纸张较厚，表面粗涩，烟水，入潢，呈黄褐色。字体近颜，刀法劲挺。卷首多有原文题记。如《大宝积经》卷十八(千字文编号“师八”)有刻经题记云：“福州众缘寄开元寺，雕经都会蔡俊臣、陈洵、陈靖、刘渐与证会住持沙门本明，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时政和壬辰岁十月囗日。劝缘沙门本悟题。”“天”字号也有类似刻经题记，唯时间为政和乙末(五年)，题记人是“行崇”。

    这是一条人所共知的题记。政和壬辰即政和二年(公元--一二年)，说明《毗卢藏》开雕时间至迟不能晚于此年，与中国佛教协会所编《中国佛教》所论正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该藏《大宝积经》卷三十《“火十”》第六版有修版题记，文曰：“嘉熙已亥，经司收净土文钱换六十斤。”“果四”的补版题心是“咸淳已巳，常住余利刊换。”这说明这批《毗卢藏》的印刷时间当在南宋咸淳五年(公元一二六九年)以后。

    在存世《毗卢藏》极微的情况下，这次发现不仅丰富我国的珍藏，并为佛藏刊印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二)《普宁藏》，计三百九十六卷，其中十一卷为全帙，余皆残损。千字文编号邕天终汉。经折装，版高二十四点七厘米，宽五十六厘米。每版三十行，折为五面，每面六行，行十七字。纸质细光，不洇水，呈淡褐色，似经压光、涂蜡。字体刚劲，刻印俱精。

    这批经卷中，发现有刻经题记十种，均出现在卷末，全以“藏经局”的出面，未署普宁寺住持之名。其时间在至元十五年到至元二十六年之间。如“律三”卷末的题记为：“大藏经局伏承嘉兴府路嘉兴县奉贤乡三十九都坡界刺史、泾东居奉佛弟子陈宥圭家眷等，舍助米壹拾伍硕，刊造《大般若经》壹卷。所集殊勋，祝献诸天三界，祈福荫  家庭吉庆，长幼又宁者，至元十六年八月囗日杭州路南山普宁寺住山释道安题。”“藏五”的刻经题记为：“杭州路南山普宁寺大藏经局伏承嘉兴路里汇村居奉佛弟子费道源施囗刊半卷。次承湖州路乌镇普静戒阁梨、蒋氏一娘、圆座丁囗圆山主囗径、沈大百七郎、金九道、丘四一公，息塘吴十五道、沈十七道姑共十员助宝钞壹拾陆贯贰百文刊造尊经壹卷，功德爷报四恩三有。至元十九年正月囗日住山释如一题。”至元二十六年的愿文为：“杭州路南山大普宁寺比丘崇礼尝闻：诸佛之心与众生心无异，良由众生舍本存末，一心之理，违背时长，展转沦胥，普未知觉。是以世尊垂愍，应迹中天，于无说中说三藏教，俾诸有识，咸获本心。切念崇礼宿乘何善，得产人伦，获预缁流，深生庆幸。其奈身虽入道，心想攀缘，念念迁移，那能久住，倏穿异趣，求救何门。幸逢刊藏因缘，躬刻尊经一卷，以斯胜利，投入释迦本师哲愿海中，等与众生，开佛知见，伏愿佛力加被，法所摄持，师友良明，善言策发，启创宿舍善种，圆威此世功勋，顿忘淫怒痴心，增长戒定慧力。然愿四生、六道、八难、三涂、多生、父母及亲冤，咸仗兹缘，成正觉。比丘崇礼谨题，至元二十六年十月囗日。大藏经局比丘明坚，杭州道南山大普宁寺住持比丘如贤题。”

    在这批残经中，发现刻工多人，其中姓名俱全者共六十二人(单字姓名均未收入)，他们是：

    子成、王祥、王圭、王春、王介、毛宜之、毛梓、方升、方广、叶子荣、朱思明、朱明俊、朱崇瑛、陈重荣、陈思、陈荣、汪吉、何之、何思明、张子良、沈崇因、沈友间、严崇仁、李用、郑澈、郑埜、松柏、松年、范永果、明成、明真、明园、明春、明福、明铨、林盛、林茂、赵乾、思义、俞未、俞崇祀、费政、费明、姜行、徐坚、徐玉、徐伯玉、徐松、徐永、徐逊、凌忠、翁康、比丘崇彬、章伸、章遇、谢权、黄宥、婺徐、虞忠、詹周、滕文。

    这些刻工中有二十八人曾参加了《碛砂藏》的刻印，详见右表：

    徐坚、王祥、何思明、赵坚都是元初刻经名匠，他们先刻《普宁藏》，十多年后再《碛砂藏》是完全可以现解的。

    印经题记如下：

    “窃以释迦应运，县华示现于前二千年；尊者集经，贝叶传持于后五百岁。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读诵受持，作众生搮月之指；解说书写，为像教济川之舟。亘三世以同遵，支千古而无对。耿光斯道，复有伟人。法喜伏睹宣授江淮等处总统佛智弘辩大师，古佛重来，宰官出现。提法门之正令，玉洁冰清；总释教之宏。纲，云行雨施。得诸佛之智慧，弘四辩而具八音，寅百法之宗乘，利十方而益三际。普使人天敬仰，广效树石流通。岐山法门，乃经之精舍；汴水兴国，又学法之招提；及故友得业洪福，实古邠弘教佛刹；三寺皆缺大藏，一心印施经文。言念在兹，食息靡懈。百法唯识，三处三十部以增添；四众齐心，二论二六时而讲演。琅函耀日，宝善施空，因果难量，切勋莫尽。遍刹海而弘宣真教，历尘劫而常转法轮。所集鸿因，恭祝皇帝万岁，仍期胜利，仰原太子千秋。祈国界四海晏安，福檀门千祥鼎至。师僧父母，咸悟上乘，思有含灵，同开觉藏。大德元年囗月囗日，古囗劝缘讲论沙门喜吉祥谨题，宣授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佛智弘辩大师讲经律论沙门苑吉祥谨施。”

    此外，在经卷末尾有贴手写愿文者，还有在经文背面涂有明代年号多起。如“鸟八”卷末贴有白麻手书的愿文：“扶风县饴原在城里北关街东孝男田润追荐伯父田琛、双魂赵氏、强宅田氏、父亲田琮。正统九年十一月初一日福藏经。”据此愿文可知这批经卷在明代曾被人作为追荐亡魂的寄托物。

    (三)《秘密经》，三十三残卷。千字文编号始丁终遵。经折装版高二十四厘米，版宽五十五厘米，每版三十行，每面六行，行十七字。纸质细软，韧性较差，洇水，色淡而泛白，左边框外刻有阴文数字。

    这部分经卷存有两条题记，其一是释维宙舍资刻经愿文：“杭州路观音净性寺住持住持维宙谨发诚心施中统钞叁锭，命工刊造大藏秘密经三卷。以斯功德，上报四思，下资三有，保扶色身轻利，法乐弥隆，进道修行，长叼佛庙者。大德十一年岁丁未良月日观音净性寺住持维宙题。”另一篇是管主八刻经题记：“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诸王覆护之恩，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岁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五十余藏，四大部经三十余部，《华严大经》一千余，经律论疏钞五百余部，《华严道场忏》百余部，《律济焰口施食仪轨》、《梁皇宝忏》、《藏经目录》诸杂经典不计其数。金银字节写《大华严》、《法华》等经计百卷。装严佛像金彩，供仅刊施佛象图本，斋共十万余僧，开连传法讲度。日逐自诵《大华严经》一百部。心愿未周，饮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西字大茂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以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各百囗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装囗若自伞盖三余件，经囗各千余部，散施土蕃等处，流通读诵。近囗-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逐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囗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击闽浙教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卷，管主八发心敬于都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式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相比腹里、五台、关西、四川、江南、云南、高丽等处大藏教典，悉令圆满。集斯片善，广大无为，回向真如囗。”

    上述维宙刻经原文，曾收入《碛砂经》。《秘密经》经板系管主八于大德年间杭州一带募资所刻。至正二十二年，管主八的儿子管辇真吃刺才把它“舍入平江路碛砂寺大藏经坊一处安顿”，这距刻板时间已六十年。

    (四)一九三九年维修持塔时有关人员的写经。如朱子桥手书石《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宋广静手书《妙法莲花经》，刘盈训手书《金刚般波罗密多经》，李秉鉴手书《佛说父母恩难报经》等。除上述经卷外，还有少量年代不明的散经和发霉、残破严重的经卷，有等进一步复修和研究。颇为遗憾的是，因为保管方面的原因，另有少量经养成未经整理。好在抢救法门寺珍贵文物的计划正在落实中，将还会有新发现，那时再一并研究。公之于众。

    三、佛像与装藏

    这次各清理出铜、石、泥佛造像五十一件，其中铜造像四十八件，石造像二件。这些造像基本上保存完好，仅个别缺首残指。造象中最大的高83.3厘米，最小的高15.5厘米。现将部分有确切记年和具有代表性简介如下。

    (一)唐代佛造像

    1.铜造佛像一尊，造像通高83.3厘米，螺髻，前额有白毫相，合目凝神，袈裟有园草文衣边，肩头饰荷花，衣边垂地，祖胸，腰系裙带，带上饰云纹，带下饰回形纹，两膝均饰变荷花，竽子纹地，两手合捧一钵，结跏趺坐，双手均带钏，下垂长穗。背隽刻有隶体铭：“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岁次已卯六月既望，江苏唐嵩、高长利、经春先、王遂生、刺欣庄、吴和浮，河南杜绍周、和鸣周、江西刘稚、湖北丁酿民，在长安市请得唐代造象，供奉于扶风法门寺真身塔，同发誓愿仰仗佛光，宏扬大法，同向在寺众生发菩提心，依最高乘法同登极乐世界。”

    2.泥塑佛像二件。通高5厘米，装于一铁皮木盒中，原似三件。盒盖面上中间竖刻“万家生佛”，下端横刻“敦煌唐佛”，右方竖刻“子桥委员长救济灾童纪念”，左方竖刻“武威童幼所长方炎率四百十三名灾童敬献”字样。

    (二)明代造像

    1.万历十五年造像。通高43.5厘米，宽23.5厘米，小螺旋发式，半合目，凝神，额上有小涡形白毫相，披袈裟，袒胸，胸正中、有“卍”宇，右手抬起前伸，左手略抬，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莲花座下有座，花尖朝上，佛后背下部有阴文：“万历十五年十一月造，扶风县保城里造，佛信士晃宗元张氏、出家僧妙逼、晁宗利成氏晁宗真杨、赵氏、男晁三安、宋仁党氏、晁长安、晁秦安、匠人薛添济。”。

    2.万历二十年造像。通高47.5厘米，宽26厘米。螺旋发，前额有白毫相，面方圆，左披袈裟，袒胸露右肘，胸前有“田”字，禅定式结跏趺坐于双层莲花座上，莲花座上有圈，座后有阴文：“万历二十年吉造佛一尊，信士晁宗利、晁宗真。”佛后下部有书有“民国十二八年升座”红字。

    3.万历二十七年造像，通高38.5厘米，宽20.5厘米。螺旋发式，额有白毫相，着袈裟，胸前有“卍”字，合目禅定式，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座下有圆座，背有阳文：“万历二十七年吉月造”。

    4.崇祯二年造像。通高44.5厘米，宽25厘米。螺髻。面方圆，袒露双乳，结跏趺坐于莲花高座上，右手曲放在右腿上，手心向下，左手平放在左腿上，手心向上。结跏趺坐于重层莲瓣上，上层莲瓣间饰以八个小坐佛，座下有三兽足底盘。前饰窃曲纹，前三花瓣上刻“千佛殿”三字，后无花瓣，刻有“大明崇祯二年春季造，信女阎氏、大男助权，孙男有人、金火匠刘正中”、并书有“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红字。

    除上述四尊造像外，尚有与之相似，但元记年铭文的造像二十二尊，有的胸前有“卍”字，大体说来，它们的基本特征是：螺旋发式，皆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面相方圆，有的披袈裟，有的是褒衣博带式大衣，绝大部分额前有白毫相，只是手势有所不同。可见它们与明历万年间造像基本相同，应是明代造像。

    (三)民国年间升座造像

    1.民国二十八年造像。通高33.3厘米。螺旋发式，束发髻，面稍清癯，合目凝神，披袈裟，前胸肌发达，袒右臂，右手置于右膝上，手心向下，左手放于左腹上，手心向上，小指及食指弹出，作说法式，结跏趺坐于上下莲花宝座上，座上棱正前面饰锯齿纹，座背铭文“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岁次已卯供奉于扶风县法门寺真身宝塔，佛弟子集藩东敬献”。

    2.菩萨造像，为三头六臂观音菩萨，通高34厘米，主象戴五尖镂孔冠，面丰圆，前额有圆钉白毫相，有耳饰，胸前挂璎珞，上四手分举左右，手中拿法器，下两手合捧一净水瓶，肩披飘带，结跏趺坐于双层莲花座上，座后刻铭文：“中华民国二十八年罗次已卯供奉于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佛弟子焦藩东敬献”。

    3.菩萨象，通高37厘米，宽25厘米，无底座，头戴五冠，高发髻，伞状三瓣花形芨，有珥，结跏趺坐。背刻：“中华民国念八年岁已卯供奉于法门寺真身宝塔，佛弟子路孝愉敬献”。

    4.观音菩萨。通高37.8厘米，宽19厘米，头戴五佛冠，有耳饰，右肩上有一净水瓶左肩上立一鸟，胸饰璎珞，臂绕飘带。上膝上有贴花，结跏趺坐于双层莲花座上，封底书有：“杭州张门吴氏送，民国二十八年升“红色大字”。

    5.观音菩萨。通高31.2厘米，戴变形五佛冠，高发髻，有耳饰，胸璎珞，左肩有鸟，右肩为净水瓶，结跏趺坐于双层莲花座上。封底书：“杨绍彭敬送，民国二十八年升座”。

    6.文殊菩萨。通高36厘米，头戴敬佛冠，有耳饰，身戴璎珞宝珠，两肩上物残，右手抬起，手残，左手放在左膝上，坐于狮子身上，右脚踩祥云，左脚踏于狮身上，狮头向右回首朝上，卧于长方形扁瓣莲花座上。底书有：“杨子功送，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

    民国年间升座的这批造像，均为民国二十八年重修真身宝塔时，由信徒们所敬献，造象背后均有红漆书字或刻字，记敬献时间，无铸造年代之记。但这批造像整个风格比较一致，多为装饰较繁缛的菩萨像。与有确切记年的明代造像不同。可能过批造像是同一时期同时造的。除以上六尊外，还有五尊风格一致，有敬献时间之记的造像，此不一一赘述。

    (四)不可辩明时代者

    1.石造像。通高34.5厘米，宽15.5厘米，小螺髻，额前有圆钉状白毫相，面部略带笑容，袒胸和右臂，斜披袈裟，右手平放在右膝上，手心向下，左手在右脚趾上，手心向上，右手饰钏，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上，花尖向上，下曾六角楼台形座。

    2.菩萨像。通高42厘米，宽20厘米，戴五尖镂孔冠，额前有一钉盖状白毫相。双手曲一胸前呈作揖状，袒右臂，左臂着衣，结跏趺坐于园角三角形双层莲花座上，后座无花瓣。

    3.供养人。通高36厘米，象高22厘米。头顶有髻，立于莲花座上，双手合捧一圆盘。

    以上三件，虽无确切记年，但从倒塔残墟清理出的《民国二十八年重修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纪略》中所见民国二十八年重修此塔时，从塔上请下造象照片里有此三件，真身宝塔自明万历年间重修至民国二十八年，其间并未修葺，故内原有造像起码应是明代或明代以前的。

    4.佛像。通高38厘米，宽20.5厘米。螺髻有高顶，着袈裟，袒双乳，双手捧一小钵，置于腿上，结跏趺坐于双层莲茶座上，花瓣饰以重鳞纹。

    5.文殊菩萨。通高28厘米。缺首，身披璎珞宝珠，横坐于卧狮之上，右手残，左脚踩祥云，卧狮之下置以长方形重莲座，狮头向左。

    (四)装藏

    在这次整理过程中，发现有的造像内藏有经卷，根据装藏方法和内部包含物可分为明代和民国装藏两类，现分叙如下。

    1.明代装藏。有一尊明代造像，通高49.2厘米，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座下有圈底，圈底上覆有一块厚3厘米的椭圆形木板，用三个铜钉铆之，周围再胶以黑色漆布。打开木板，表面一层左下方盖有麻丝，其余部分覆以棉花和纱布，棉花上有十多根香。取下棉花和麻丝，里面是两部明刻金刚经(经折装)和一个铜镜。同出的还有珍珠、玛瑙、松石、豌豆、绿豆、大麦、谷子、棉花籽等，最里面有十三角形红布袋，已残破，中有五谷、珍珠等物。我们认为，是属明代装藏，理由有三：第一，此佛像属明代造像，第二，发现经卷是明刻之金刚经(经折装)。第三，装藏方法与民国不同。

    2.民国装藏。在这批造像中，大部分是民国二十八年修葺真身宝塔时装藏的。一部分在塔倒塌时跌落受损，有些保存完好。据清理所见，装藏方法是：在造象内部填满檀木木屑，里面竖置数支(3—5支不等)用黄色绸缎卷裹的梵文经卷，还有金铂和一枚民国二十五年的银币，上有孙中山先生头像。银币置于一块方形的麻纸上，然后在底座部位以铁板焊封。

    装藏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探索明和民国时期佛教装藏问题提供了实例，而且为佛经和版本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联合调查组成员包括：西北大学历史系教师柏明、杨绳信、段浩然、戴南海古籍整理专业研究何远景、吴敏霞、李颖科、田旭东、扶风县博物馆刘连山、淮建邦、侯君永、王志英、李景华、周原考古队李永忠、法门寺澄观。

    对《法门寺调查简报》的两点补释

    周可兴

    《文博》1985年第6期刊登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和扶风县博物馆联合调查组撰写的《法门寺调查简报》一文。

    《简报》中称：“……有略作盾形的铜牌，中刻‘万历三十五年七月造’，边刻‘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地大震，佛象跌落，十二年二月初二日重造，仍送上顶’”。《简报》在引证铜版上所铸字样时，在“佛像跌落”前掉了一个“将”字，并批发“四月初七日”误为“二月初二日”。

    《简报》所谓“史书中未见关于这次地震的记载”，“可能是局部地方级别较小的地震，未引起史家的注意”的论断也不符合实际。据新编《中国地震目录》(顾功叙主编，地震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一书记载：1654年7月21日，即清顺治十一年六月八日夜半，在甘肃省天水附近发生了一次8级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1度。这次地震时到200公里以外的陕西省扶风，烈度仍达9～10度，使位于该县北门外的“景福宫圮”，垣宇倾颓，压死人畜。”另据《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竺可桢主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上册)一书授引《顺治扶风县志》和《雍正扶风县志》资料：“丑时地震自两面来，有声如雷，鸡犬皆惊，至日午，垣宇倾颓，压毙人畜。”

    以上史料表明，铜牌所记“地大震”的发震日期和地震情况都是比较确切的。亦证明铜牌上的“地大震”并非是“未引起史家注意”的“局部地方级别较小的地震。”

    法门寺塔第二次清理简报

    扶风县文化局    扶风县博物馆

    号称“关中塔庙始祖”的法门寺，位于扶风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镇，座北向南，南北长180米，东西宽51米，占地9180平方米。整个寺院为的四合院工，中央矗立释迦佛舍利“真身宝塔”，塔前是铜佛殿五间，后面大雄宝殿三间及东西耳房各一间，西边是鼓楼(1983年重建)，东边是钟楼基座和明成化八年铸造的铁洪钟一口。

    1981年秋，霪雨连绵。8月24日早九时、晚十九许，宝塔从裂缝处分两次向西南方坍崩约三分之二。佛像跌落，佛经飘散。宝塔坍崩后，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省文物局、宝鸡市文化局的关心指导下，从1982年4月至1985年6月30日，对塔坍废墟进行了第一次清理(见《文博》1985年6期)。1985年7月1日，省人民政府又决定，拆除残塔5至13层危险部分，保留其稳定部分，并责成扶风县博物馆对残塔上佛龛中留存和废墟中积压文物，随工进行彻底清理。这次共清出铜佛造像50尊，石佛像2尊，合计52尊。到目前为止，两次共清出铜佛像98尊，石佛造像3尊，泥拂像2尊，铜舍利塔1尊，共计104尊。分为唐、明民国时期造像，按其时代、质料、造像特点可分为36式。这批佛像有共同特征：螺旋发式，结跏趺坐，说法式或禅定式，且本部分有装藏。明代造像莲台下圈座，莲瓣尖向上，佛面相方圆，额前白毫相为窝状、圈状，大部分胸前有卍字；民国时造像莲台为正倒二层莲瓣，面相上方下圆，白毫相为钉状，衣纹装饰繁缛。

    现将第二次清理中有确切记年和具有代表性的佛像简述如下：

    一、造  像

    (一)明代佛像

    共四尊，造形特点基本相同，唯手势有别。

    甲  南无勇施佛：铜质，通高35.5厘米，重6.5公斤。螺旋发式，肉髻，额有圈状白毫相，左披袈裟，袒胸露右臂，带手镯，胸前有卍字，双乳丰满，结跏趺坐，两手参合，掌心向上，抬置腹前。三层三角形莲瓣宝座，下加圆角矩形圈座背有三竖行阴刻铭：“褒城王府淑人潘氏，南无勇施佛，万历元年造”。

    乙  南无留那佛：通高36厘米，重6.6公斤。右手指起拿一法器，左手掌心向上放右趾。背阴刻铭：襄陵王府，淑人任氏南无娑留那佛，万历元年造”。

    丙  南无善游步功德佛：通高35厘米，重6.5公斤，手势与乙相同，唯手拿法器不同。背铭：“襄陵*(外囗内王)府，恭人晁氏，南无善游步功德佛，万历元年造”。

    丁  南无宝莲囗善*(外囗内任)裟罗树王佛：通高35.3厘米，重6.52公斤，双手拿法器，抬于胸前，背有五竖行阴刻铭：“信士张佩雷氏，南无宝连囗善*(外囗内任)裟罗树王佛，万历元年造”。

    2.佛像

    铜质，通高47厘米，重11公斤，螺旋发式，无髻平顶。脸相方圆，额有白毫相，身着袈裟，袒胸，有卍字。结跏趺座，双手藏袖内，抱腹前，闭目凝神，作禅定式。二层莲瓣宝座，下加圈座，莲瓣间排列九个小佛像。两次共出此式佛像6尊，造形风格颇同，唯手势与发髻有别。

    3.佛像

    铜质，通高46厘米，重12.5公斤。螺旋发式，无髻平顶，额有白毫相，脸方圆，身着袈裟，袒胸有卍字，结跏趺坐，双手参合掌心向上，拇指内曲，平放右趾，作禅定式。二层莲瓣宝座下加圈座。背书“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红字。两次共出此式佛像5尊，形制完全相同。

    4.弥勒佛

    铜质，通体鎏金，高23.5厘米，重8.5公斤，平发头顶，额有钉状白毫相，两耳垂肩，咧嘴大笑，仰胸鼓腹，双乳丰满，披衣露肩，右腿曲蹲，左腿盘坐，右手掌佛珠，扣右膝，左手拿带状法器，放左膝，背书“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红字背面有5厘米见方的封口，当为明代上塔时装藏所用。

    以上各佛像，在民国二十八年修塔纪略的照片中均见。①

    5.菩萨

    铜质，通高36厘米，重5.5公斤，五尖镂孔佛冠，螺旋发式，乳头状髻顶，额有白毫相，身着袈裟，袒胸露乳，结跏趺坐，右手抬起拿一法器(已失)左手掌心向上放右趾。二层重瓣莲台下加圈座，上饰蔓草纹。

    (二)民国二十八年造像

    1.佛

    铜质，通高41.5厘米，重5公斤。螺髻尖顶，额有钉状白毫相，左披袈裟，露右臂双乳，结跏趺坐，右手扣右腿，左手掌心向上，平放右趾，闭目微笔。正倒二层莲瓣宝座，下加高圈座，首身断裂。背阴刻铭：“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岁次已卯朔日，供奉于扶风县法门寺真身宝塔，佛弟子焦藩东敬献。

    2.佛

    铜质，通高34.5厘米，重3公斤。螺髻，乳头状顶，钉状白毫相，左披袈裟，袒胸露右臂，双乳丰满，结跏趺坐，作说法式。正倒二层莲瓣宝座，背残。座后阴刻铭：“民国二十八岁次己卯六月既望，佛弟子丹徒唐嵩山娄拜素芳囗囗囗……”

    3.观音菩萨

    甲  铜质，通高41.5厘米，重9公斤。变形五尖佛冠，高发髻，钉状白毫相，有耳饰，胸佩缨络，左肩鹦鹉，右肩净水瓶，手带镯饰，臂绕飘带。结跏趺坐，双手抬起，作说法式。正倒二层莲瓣宝座，双膝、衣边、莲瓣有花方装饰。背阴刻铭：“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己卯，供奉于法门寺真身宝塔，愿为先母刘太夫人回向资福，佛弟子康寄遥敬献”。

    乙  通高41.5厘米，重5.5公斤，左肩一法器，右肩宝瓶，右手抬起拿一宝珠，左手掌心向外，立放左膝。背阴刻铭：“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岁次己卯，供奉于法门寺真身福塔，佛弟子朱庆澜敬献”。

    丙  通高41.5厘米，重9.5公斤，手势与乙相同，唯此佛右肩上装饰残缺。背铭：“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己卯供奉于法门寺真身宝塔，愿为生母王太夫人祝福，佛弟子张伯英敬献”。两次共出此式菩萨五尊，有铭文者四尊，造形风格相同，唯手势有别。

    (三)不可辨明时代者

    1.佛

    铜质，通高34.5厘米，重4.25公斤。螺髻小圆顶，额有圈状白毫相，着衣袒露双乳，结跏趺坐，双手参舍，抬于腹前，作禅定式。椭圆形多层莲瓣宝座，下加低圈座，衣边有花纹装饰。

    2.观音菩萨

    铜质，通高21.3厘米，重1.5公斤。头带天冠，圆髻，圈状白毫相，有耳饰，身着袈裟，袒胸，胸前饰以璎络花，右肩杨柳枝，左肩鹦鹉。半圆形座上卧一鳌，佛右腿曲踩鳌颈，左脚踩祥云。右手扣右膝，左手掌心向上放左膝，衣边有花纹装饰。鳌头向右，头顶宝瓶，尾顶一捆经书，前立一献珠巨龙。

    3.毗娄菩萨

    铜质，通体鎏金，高21厘米，重1公斤，五尖佛冠，高螺髻，有耳饰，带项链镶宝珠，上身袒露，带手镯。结跏趺坐，右手平放腹前，左手抬起，作说法式。正倒二层莲瓣宝座。

    4.带剑文殊菩萨

    铜质，通体鎏金，高17.6厘米，重0.8公斤，五尖佛冠，高螺髻，袒胸露乳，有耳饰，佩缨络镶宝珠，带手镯，左肩佩经书。共四手，上两手曲肘抬起，右手持剑，左手掌弓；下两手抬起于胸前，掌心相对，作说法式，结跏趺坐。正倒二层莲瓣宝座。3、4两菩萨，同出于塔11层巽面翅角梁下，距塔边1米处，造形别致，身形窕窍，装饰繁缛，又深藏塔体，民国二十八年修塔纪略佛像照片中无有，肯定为万历年间建塔以前所铸。

    除上述佛像外，余者造形特征基本类似，不再一一叙述。法门寺塔上发现的这批佛像，为研究我国明代、民国年间佛像铸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二、佛  经

    法门寺真身宝塔，珍藏朋大量佛经，为宋、元、清、民国四个时期的版本，西北大学、扶风博物馆联合调查组已将各时期的佛经从版式，刻经题记、刻工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文博》1985年6期)。现就第二次清塔时所出佛经简述如下：

    (一)《毗卢藏》

    这次共发现四残卷，12页，千字文编号始列终结，因残缺无经名，版式、纸质与上次相同。列表如下：

    (二)《普宁藏》

    这次共清出一百八十三卷。其中四卷全帙，千字文编号始元终竞，版式纸质与上次相同。这次在经卷末发现刻经题记四种，摘录于后。

    1.日二，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八十二

    大藏经局伏承平江府路吴江县乌镇北长扇优婆塞钱千六道人施财刊造大般经板半卷所集功德上荐先舅戴华公庵主钱七道人戴道明施财各刊四纸半所集良因各人上荐考妣神仪超登彼岸

    至元十五年二月  日南山普宁寺住山释  囗囗  题。

    2.暑六，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一百八十六

    大藏经局伏承陕西东路京兆府咸宁东开北坊街居奉佛弟子张裕同室人胡氏一宅筹谨施净财入局命工刊四大部经各刊二版以此功德上符号四恩三寡法界有情同登，己卯至元十六年二月

    日南山普宁寺住山释  道安  题

    3.云一    卷三百二十一

    与“生一”题记(《文博》85年6期9页倒数三行)内容相同。

    4.得八  佛说观童普贤菩萨行法经

    杭州路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局伏承湖州路乌程县德政乡钱村居奉佛女弟子丘廿六娘丘五娘共施净刊开尊经壹卷功德伏忏除罪瑕永生净土者  至元二十二年六月  日住囗山释  如志  题

    (三)清代《妙法莲华经》

    共七卷，手抄本，同装一封套，封套为硬纸外粘丝绸，外装精致。无千字文号和版号，经折装，版高二十点五厘米，宽三十九厘米，每版二十行，折为四面，面五行，行十七字。纸质细光，薄厚两种，呈深兰色，经压光，涂蜡。

    通观字体，为多抄写，铅粉为墨，凡“佛、菩萨”及其它佛名、经名等，均以金粉为墨，经卷内有错字的地方，贴黄纸片以更正，第一卷前，用金粉线描佛像三尊，塔形牌匾一尊，上书竖文两行：“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卷首有“妙法莲华经弘传序”，署名“终南山释，道宣述”。

    此经卷出于十一层巽面佛龛上40厘米塔体内，外用一单砖封藏，当为民国二十八年修塔时所贮，以卷首牌匾所写十六字观之，可能为宫庭之物，赐赠于法门寺。

    (四)特别版式的经卷

    在二次清理佛经中，我们发现一些特殊版式的经卷，其特点是：有些原来并非折装，现看到的折装，为上塔时所折叠，大部分每面折装处无宽疏行，无千字文编号，每版行数，字数不等，字体、纸质各异。这些佛经，版式有别于宋元各版，很值得重视与研究。现列表附后。

    除以上所述外，同时还清理出民国时期手抄经二百余卷及部分散经。法门寺塔上珍藏的这批佛经，为研究我国佛教史、雕版印刷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