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懿宗、僖宗父子迎送法门寺佛骨，是有唐一代诸帝迎送法门寺佛骨规模最大的一次。①参与其事的僧俗颇多。剖析这些人，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揭开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的真实内幕，有助于弄清李唐天子热衷这一重要佛事活动的某些深层次内涵。
本文仅限1987年5月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以下简称《志文碑》)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以下简称《物帐碑》)所载僧俗，考释如下。
一
僧澈 《志文碑》称其为“内殿首座、左右街囗光大师、赐紫沙门臣僧澈”。《物帐碑》称其为“首座僧澈。”他参加了迎送法门寺佛骨全过程。
僧澈，《宋高僧传》卷六有其传记。其名有不同写法：1.僧澈。除上述二碑外，《唐语林》卷七《补遗》、《北梦琐言》卷六《田军容檄韦太尉》、《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二月条、《古今图书集成》第五〇五册《神异典·僧部纪事》均云僧澈。2.僧澈。载《宋高僧传》卷六《僧彻传》、《旧唐书》卷一七八《李蔚传》、《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和《佛祖统纪》卷四二、卷五一。3.僧撤。载《杜阳杂编》卷下《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
《宋高僧传·僧澈传》在叙其生平时说：“不知何许人也。”幼年聪慧，因慕悟达国师名僧知玄而师之。居长安法乾内寺。他“内外兼学，辞笔特高”。知玄“凡有新义别章，咸嘱付(僧)彻畅衍之”，“玄生常著《来藏经会释疏》二卷，命僧彻撰《法鉴》以照像，若《十翼》焉。《大无量奉经疏》二卷，僧彻著《法灯》，类章指焉。《胜鬘经疏》四卷，僧彻著《法苑》以错综，犹纬书焉。又《般若心经》、《金刚经》各有《疏义》”②深得知玄赏识，曾赋诗褒奖，《答僧澈》诗曰：“观君法苑思冲虚，使我员乘刃有余。若使龙光时可待，应怜僧肇论成初。五车外典知谁敌，九趣多才恐不如。萧寺讲轩横淡荡，帝乡云树正扶疏。几生曾得阇瑜意，今日堪将具叶书。一振微言冠千古，何人执卷问吾庐”③。每当天子诞辰，僧澈则升大明宫麟德殿法座讲谈，敕赐紫袈裟。懿宗在法会上亲为讚唄时，僧澈“则升台郎詠，宠锡锡繁博”，甚至特“造梅檀木讲座”赐给他④。福寿寺尼缮写大藏经、雕造真檀像千躯之事，均委托僧澈掌管。懿宗在三殿召集僧人、道士讲论时，僧澈“辞辩济亮”，恢张佛理，旁摄黄冠，当时号称“法将”。此外，僧澈“极多著述，碑颂歌诗”⑤，是一位佛学造诣较高、思维敏捷的文僧。他与一代文宗李商隐颇有交情。李商隐久慕知玄的佛学，与其过从甚密。“迨乎义山(李商隐)卧病，语僧录僧澈曰：“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临终寄书偈决别”⑥。李商隐在《五月六日—作十五夜忆往岁秋与(僧)澈师同宿知玄法师弟子僧彻》一诗中曰：“紫阁相逢处，丹*(上山中吅下厂)议宿时。隋蝉翻败叶，棲鸟定寒枝。万里飘流远，三年问讯迟。炎方忆初地，频梦碧琉璃”⑦。李商隐曾与僧澈同往一屋，一别三易春秋，还频频在梦中见到他，足见二人交情之笃。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时《志文碑》由僧澈撰写，并非偶然。
僧澈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恃懿宗对其宠信，“为人*(左廿右廿)结中禁(宦官)，京兆与一、二时相，皆因之(僧澈)大拜(官)”⑧。如贫穷时常依僧澈斋粥的常昭度，通过僧澈在宫中的斡旋，当上了僖宗朝宰相⑨。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起义军攻打长安，僖宗逃往蜀中，“其夕，(僧)彻内宿(宫中)。明日，仓黄与(道士)杜光庭先生扈从”⑩。
《物帐碑》称僧澈为“首座”。《大宋僧史略》卷中《讲经论道座》云：“首座之名，即上座也。居席之端，处僧之上，故曰也。”唐宣宗为酬僧辩章修寺之功。署其为三教首座，为首座之始。《杜阳杂编》卷下所记懿宗在长安安国寺设万人斋：“勑大德僧彻首为讲论”，就是僧澈为首座的来历。《志文碑》所说“内殿首座”，史无明确记载。从碑文看，是僧澈自称，或许他既有懿宗的勑“道为讲论”，又常于麟德殿讲论，故以内殿首座自居，或许懿宗另有“内殿首座”之封，待考。
《志文碑》所说僧澈为“左、右街净光大师”，则是指他的另外二个头衔：一是左、右衔僧录。即咸通十一年(870年)“续录两衔(即左、右街)僧事”(11)。既称续录，那末此前已录两街僧事也。其他记载也证实了此点。《唐摭言》卷七云，僧澈为“左街僧录”。《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云，中和二年(882年)僧澈尚任“左街僧录”。《佛祖统纪》卷五一云，宣宗时“僧彻充右街僧录”(《大宋僧史略》卷中《左右街僧录》、《佛祖统纪》卷四二《法运通塞志》，同书卷五一《历代会要志》，记载相同)。因此，《佛祖成代通载》卷十七云：国师知玄的“弟子僧彻，彻弟子觉晖，俱有重名，三世为僧统”。所为僧统，也称沙门统、都统等，唐以后改称左、右街僧录，掌管天下僧事(12)。日僧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云：“凡此唐国有僧录、僧正、监寺三种色，僧录统领天下诸寺，整理佛法”。此僧录，即左、右街僧录。由此观之，僧澈曾任左、右街僧录当属实。二是净光大师。他的这一称号，最早见于宣宗大中八年(854年)，载于《大宋僧史略》卷中《左右街僧录》。同书卷下《赐师号》又载懿宗咸通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右街憎彻赐净光大师》。至僖宗时，僧澈仍称净光大师(13)。
清澜《志文碑》载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迎真身者中有“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护送真身来法门寺者中，有“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物帐碑》载参与点验金银宝器衣物道具并真身、安置塔下石道内者中，也有“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说明清澜、彦楚参加了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的全部法事活动。
二碑所说清澜、彦楚的头衔，并非指他们均担任左、右衔僧录，而是指他们担任僧录之职，清澜任左街僧录，彦楚任右街僧录。因为“至唐元和、长庆间，始立僧录，录左、右街僧，亦无贰职。次有三教首座。照宗乾宁中，改首座为副僧录，得觉晖，副僧录自晖公始也”(14)。这说明他们不可能同时担任左、右街僧录一职，史书也未见这样的记载。
所谓左、右街，是指长安城以朱雀街为界，其东称左街，其西称右街。如会昌五年(845年)武宗“毁佛”敕令“上都(长安)左街留慈恩(寺)、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左忄右乔)严(寺)”(15)。
清澜在大中六年(852年)撰写《唐故朝议郎行内侍省宫闱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同府君墓志》时，头衔为“内供奉三教讲论引驾赐紫大德”(16)。从志文所述墓主同国政生平，及“清澜生沐眷私，殁恋无替，奉兄为记号，援笔铭曰”来看，清澜与宦官之家的墓主关系极为密切。
《佛祖统纪》卷四二《传运通塞志》云：咸通十一年懿宗“赐左街僧录清兰慧照大师”。这个，“清兰”，当即清澜。《大宗僧史略》卷中《左右街僧录》，此事于翌年，即咸通十二年(871年)。
《弘治徽州府志》卷一〇。《人物四·仙释》曰：“澜大德歙兴唐寺僧名清澜，性孤高，饱丛林九华杜荀鹤赠诗……世多传之。”《全唐诗外编下》《全唐诗续补遗》卷十四，载僧清澜《答杜鹤句诗一首。其小传曰：“清澜太(应为人)德，歙县兴唐寺僧。性孤高，与婺州僧贯休以诗文往还。精舍往往有澜所为碑”。诗则曰：“杜荀鹤赠诗云：祗恐为僧心不了，为僧心了总输僧。澜答诗云：如何即是僧心了，了得何心是了僧。”《舆地纪胜》卷二〇《江南东路·徽州·仙释神》所载杜诗相同。而《全唐诗》卷六九三杜荀鹤的《赠僧》诗，与前诗不尽相同：“利门名路两何筒，百岁风前短焰灯。祗恐为僧僧一作心不了，为僧得作心了总一作尽输僧。”《舆地纪胜》卷二〇《江南东路·徽州·仙释神》又载：应梦罗汉在歙县太平兴国寺。唐末寺僧清澜与婺州僧贯休游，休为画，十六梵僧像。相传国朝(宋)尝取入禁中。后梦歙僧十五、六辈求还，遂复以赐。汪内相诗，所谓祗应梦乞归*（上山中吅下厂）寺，要使邦人习气移。”我认为，此僧清澜可能就是《志文碑》和《物帐碑》所说的左街僧录清澜。理由是：1.二僧名字一样。2.时间吻合。清澜是唐末懿宗前后时僧，与其交游的僧贯休、杜荀鹤是同时代人。3.贯休是当时著名诗僧。并与清澜“以诗文往还。”杜荀鹤也是录时著名诗人。清澜不是无名之辈，而是与他们名声相差无几之文僧。4.清澜所撰《(同府君国政)墓志》，正好印证了“精舍往往有(清)澜所为碑”。5.清澜虽为歙县(今安徽歙县)兴唐寺僧，但他并不一定一直呆在该寺，正象僧贯休并未终老于婺州(至今浙江金华)，而是云游杭州、蜀川等地，清澜后至长安，就任左街僧录完全可能。
彦楚 《志文碑》和《物帐碑》记载表明彦楚参与了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的全部法事活动。当时彦楚任右街僧录。
大中五年(851年)，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僧录、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悟真，从西部边陲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入京城县安奏事，“两街大德及诸朝官赋诗赞美”他。其中有彦楚的一首诗。伯三七二〇曰：
“五言述瓜沙州僧，献款诗一首
右街崇先寺内讲论兼应制 大德彦楚乡邑虽然异，衔恩万国同。远朝来凤阙，归顺贺宸*(左耳右忽)。昌暑闻*(上炏中凵下马)啭，看花落晚红，辩清能整论，学富早成功。大教从西得，敷筵愿向东。今朝承圣旨，起坐沐天凤”(17)。
上述表明：当时彦楚是长安朱雀街以西(即右街)崇先寺的一位大德高僧，头衔是内讲论兼应制，即皇家内道场的名僧。彦楚所赋赞美悟真的这首诗的大意是：沙州与长安虽然不同，但你我心里存在浩荡皇恩天下都是一样的。你从遥远的沙州来到京城，在这花红曡啭的美好时光，朝觐天子，恭贺陛下的聪慧。祝愿你学富五车，早日成功。佛教从西方获得，愿向东方传布。今天秉承圣上的意旨，共同沐浴和煦的春风。
这是一首有一定艺术水平的立酬诗。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懿宗敕两街名僧八大明宫麟德殿讲论佛法，在赐其他名僧僧官及大师号时，赐“右街僧录彦楚明*(左禾中育右攵)大师”(18)。
重谦 《志文碑》载咸通十四年三月廿二日迎真身者中有“大师重谦”。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护送真身来法门寺者中无重谦。《物帐碑》亦未载他的名字。就是说，重谦只参与了迎真身，而未涉足其后的活动，原因待考。
所谓大师，最罕见于“后奉姚兴谓(鸠摩什罗曰大师”(19)。《释氏要览》卷上曰：“大师，师范也。大简小之言也。佛称三界大师者。《瑜珈论》云：‘能化导无量众生，令苦寂灭’。又云：‘摧灭邪秽外道，出现世间，故号大师’。若凡夫比丘，蒙敕赐号者”。即大师乃是能够教化芸芸众生，使之脱离苦海，战胜邪门外道的高僧。若是一般僧人，则由天子赐予大师号。据《大宋僧史略》卷下《赐师号》记载：“赐师号(唐)懿宗朝始也分明言禁大师”见《五运图》。这里所说，当就有一唐代而言也。咸通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懿宗赐诸离僧大师号，“重谦(号)青莲大师”。
咸通十二年五月，懿宗“幸安国寺，赐僧重谦、僧澈沈檀讲座二，各高二丈”(20)。重谦为安国寺僧无疑。他与僧澈一样受赐沈檀讲座，显示重谦是与僧澈名声、地位相埒这大师级名僧。
慧晖 《志文碑》载咸通十四年三月廿二日迎真身者中有“大师”“惠晖”。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护送真身来法门寺中有“大师”“慧晖”。《物帐碑》亦载“大师”“惠晖”。慧与惠同音，可互用，故慧晖与惠晖当为同一人。他参与了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的全部法事活动。
咸通十二年延庆节，参加宫廷内殿讲论的僧人有“右街幼章、慧晖、清远等四人”(21)。此处慧晖，即《志文碑》中慧晖。他是长安朱雀门街以西某寺大师级高僧。
可孚 《志文碑》载咸通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护送真身来法门寺者中有“大师”“可孚”。《物帐砷》载参与点验金银宝器衣物道具等并真身、安置柱塔下石道内者中，也有“大师”“可孚”。即可孚没有参与迎真身，却参与了其后一切法事活动。咸通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两街僧道赴内(大明宫)，柱麟德殿讲论，可孚赐紫”(22)。懿宗赐“可字(号)法智大师”(23)。
云颢 《志文碑》和《物帐碑》记载大师云颢参与了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的全部法事活动。咸通十一年延庆节，“左街云颢赐三慧大师”(24)。他是长安朱雀街以东某寺大师级高僧。大师号为懿宗所赐。
惠安皇太后 《物帐碑》载：“红罗裙衣二副，各五事；夹缬下盖二副，各三事。已上惠安皇太后施”。
《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传下》曰：“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僖宗皇帝之母也事阙”。《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曰：僖宗“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十四年七月十八日懿宗崩，二十日僖宗即位。八月“册圣母王氏为皇太后”。《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咸通十四年七月条曰：“八月丁未，(僖宗)追尊母王贵妃为皇太后……九月，有司上先太后*(左讠右盆)曰惠安。”《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传下》曰：“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亦失所来。咸通中，册号资妃，生普王。七年薨。十四年，(普)王即位，是为僖宗。追尊皇太后。”由此可见，惠安皇太后，乃懿宗王贵妃，僖宗之母，死于咸通七年(866年)。《物帐碑》所载惠安皇太后所施诸物，当是同年十二月诏送佛骨还法门寺时，以其母惠安皇太后名义敬献给佛祖的，意在为她祈求冥福。
立当指出的是，《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所载，昭宗“母曰惠安太后王氏”的记载是错误的。因为1.上述史实已证明惠安太后王氏是僖宗之母。2.从《新唐书》卷八二《十一宗诸子》所说“惠安皇后生僖宗皇帝，恭宪皇后生昭宗皇帝”，《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所说，文德元年(888年)四月昭宗“追谧圣母惠安太后曰恭献”，《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传》所说“懿宗恭宪皇后王氏……生寿王而卒。王立，是为昭宗，追号皇太后”来看，昭宗之母应为恭宪(或献)皇太后，而不是惠安皇太后。3.惠安皇后死于咸通七年，不可能在次年又生昭宗。造成史载失误之原因，或许二者均为懿宗皇后，并同姓王氏。
《新唐书》卷二〇八《田令孜传附杨复恭传》曰：“王瓖者，惠安太后弟，求节度使。帝(昭宗)问(杨)复恭(谏止)”。该书《校勘记》指出：“(一)王本书卷七七《恭宪皇后传》，王瓖乃恭宪太后弟。又据本书卷九《僖宗纪》、卷一〇《昭宗纪》，惠安太后为唐僖宗母，恭宪太后为唐昭宗母，王瓖求节度使在唐昭宗时，则此应作“恭宪太后弟”。我认为《校勘记》对。它也再次证明惠安皇太后是僖宗之母，昭宗之母是恭宪太后，而不是所谓“惠安太后”。
杨复恭 《物帐碑》载：“银白成香炉一枚并承铁，共重一百三两。银白成香合一具，重十五两半。以上供奉官杨复恭施。”《志文碑》未载杨复恭事。说明他没有直接参与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只是布施了银白成香炉等。
据《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恭传》记载，他出身宦官世家(25)。“以父，幼为宦者，入内侍省。知书，有学术，每监诸镇兵”。咸通九年(868年)，桂林戌卒反叛朝廷，杨复恭“监阵有功，自河阳监军入为宣徽使。咸通十年(其父)玄翼卒，(杨复恭)起复为枢密使”。从此至咸通十四年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他一直担任枢密使。
洪迈《容斋三笔》卷四《枢密称呼》曰：“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官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也。”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26)。“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宰)相也。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分卿寺之职，朝廷班行，备员而已”(27)。杨复恭在朝廷地位之高，不言而喻。
杨复恭在《物帐碑》里的头衔未用枢密使，而是供奉官。这一官职是侍奉天子的近臣，分为二类：一是指朝官。《唐会要》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曰：“供奉官左右散骑常侍、门下、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补阙、左右拾遗、通事舍人、在横班序”其中最高官左右散骑常侍是三品官，最低官左、右拾遗为从八品上阶，可见供奉官官品有高有低，这是上朝时作为供奉官的排班顺序。中书、门下两省供奉官上朝时东西对立，称为蛾眉班。杨复恭未担任过上述任何职务，他不属这种供奉官。二是指宦官。为皇宫天子侍从宦官。高宗永徽年间以后就设置了供奉官(28)。官品不高。也有较高的。如德宗时宦官李辅光，因功由白身升奚官局令，又升掖廷令，再升内常侍兼供奉官(29)。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奚官局令正八品下掖廷令从七品下，内常侍正五品下。供奉官内官(女官)有官品(30)，宦官似无官品，李辅光既任内常侍兼供奉官，则其供奉官的的官品大抵与内常侍相当。“安史之乱”后，随着宦官势力的澎胀，供奉官的权势也日益增大，“供奉官紫衣入侍，后军容使杨复恭俾具襕笏宣导，自复恭改作也”(31)。唐代官员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色，属高级官员。供奉官既以紫衣人侍天子，则杨复恭当为大宦官。
顺便提及，《志文碑》中咸通十四年三月廿二日诏供奉官李奉建等虔请真身。从迎送真身班子成员，除高僧外，就是各类宦官来看，李奉建可能是宦官。既然以他为首，显示其地位最高。不过，李奉建的地位肯定高不过杨复恭，因为杨是当时著名大宦官，唐书立有传记，而李奉建却名不见经传。
令狐綯 《志文碑》曰：咸通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护送真身来法门寺，“诏凤翔节度使令狐綯、监军使王景珣充修塔寺”。
新、旧唐书均有其传。家世儒秦。大和四年(830年)登进士第，历任弘文馆校书郎。右拾遗、中书舍人等职。大中四年(850年)任宰相，辅宣宗政十载，权倾一时。《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附令狐綯传》曰：“(咸通)十三年，(令狐綯)以本官为凤翔尹、凤翔陇节度使，进封赵国公，食邑三千户，卒。子滈，涣、驰沨”。此处之“卒”，从上下文视之，当指令狐綯死柱咸通十三年。误。因为如果此年他已仙逝，翌年僖宗送还真身时，就不可诏令令狐綯充修塔寺了。实际上，他在十三年后还活了一些年。
《新唐书》卷一六六《令狐綯传附令狐綯传》曰：“僖宗初，拜(令狐綯凤翔节度使)。乾符二所(875年)四月，以凤翔陇西节度使、枮校司徒、同平章事、上柱国、凉国公、食邑三千户令狐綯进封赵国公”(32)。《唐方镇年表》卷一《凤翔》曰：咸通“十三年令狐綯旧传十三年綯为凤翔节度使。十四年令狐綯乾符元年令狐綯二年令狐綯通鉴：乾符二年五月，以太傅令狐綯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三年令狐綯通鉴：八月，诏凤翔节度使令狐綯选兵守陕州、潼关。四年令狐綯新传：僖宗初拜凤翔节度使，顷之，就加同平章事，徒封赵，卒年七十八。五年令狐綯宝刻丛编：唐赠太尉中书令萧寽墓志令狐綯撰，王绎书，乾符五年。六年令狐綯郑数旧纪：乾符六年十二月，以太子宾客郑数枮校左仆射、凤翔尹，充凤翔节度使。”由上述可知，从咸通十三年至乾符六年，令狐綯一直担任凤翔陇(或曰陇西)节度使，《志文碑》所载其为凤翔节度使并不准确。
令狐綯与佛教密宗有所瓜葛。归安县天宁寺住大中元年(847年)重建唐武宗废毁的佛顶尊胜絫罗尼经幢，时任湖州刺史的令狐綯，捨钱助建，刻名于经幢。该经幢“下截刻心经，五面。捨钱男女(九十四人)姓名，三面，正书，径五分，后列湖州刺史令狐綯名(33)。
唐僖宗之所以诏令令狐綯“充修塔寺”，并非因他与释氏结缘，而是在于他身为凤翔节度使，是凤翔府最高长官。法门寺所在扶风，为其辖区：“凤翔陇节使治凤翔府，管凤翔府、陇州”，“凤翔府、隋扶凤郡，武德元年，改为岐州，领雍、陈仓、郿、虢、岐山、凤泉等六县。又割雍等三县置*川县……八年，改*川为扶风县”(34)，因此，令狐綯必须为天子在此作法事效劳。
顺便提及，《志文碑》所载与令狐綯一起充修塔寺的监军使王景珣，参与咸通十四年三月廿二日护送真身的凤翔观察判官元充，《物帐碑》所载参与点验金钱宝器衣物道具等并真身，安置于塔下石道内的“凤翔观察留后元充”，“凤翔监军使判官韦遂玫、张齐平迎送”，除监军使是皇帝派驻的宦官(35)外，都是凤翔节度使麾下的属官，为天子在此作法事效劳，理所当然。
刘处宏 《志文碑》称其为库家，《物帐碑》同。他参与了咸通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虔送真身来法门寺，并参与点验金银宝器衣物道具等并真身，安置于塔下石道内的法事活动。
新、旧唐书无刘处宏传。薛廷珪曾撰《授刘处宏通议大夫内侍省监充客省副使制》，曰：“敕内省华资，司实重任，宫朝之选，历代修难，我今得人，爰举茂典，具官刘处宏，水霜励操，松桂條腾芳，弄筆砚以饰躬，考诗书而励行，遂为端士。自*(外门内辟)亨衢，在公驰干事之名，衔命得使臣之体，辈流推许，达我听闻。宣示优恩，以旌條整。况方即序，垂译来庭，尤恩周敏之才，用副绥怀之旨。兼榮内省，仍进宗阶，敬佩宠光，往供乃职。可依制诰”(36)。
作者薛廷珪，生平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下《薛逢传附薛廷珪传》。他任知制诰在昭宗大顺初年，即大顺元年(890年)。上述制文就是他任知制诰后代天子起草的。
刘处宏参与虔送真身等活动时为库家，为宦官。新除的内侍省监，为内侍省长官，由宦官担任，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置。因此刘处宏当为宦官。这二个刘处宏应是同一人，新除官衔，是因干事有功而升迁之职。
二
参与迎送法门寺佛骨的僧俗甚多，其中有些人是一般人，仅因特殊因缘列入了《志文碑》和《物帐碑》，史笈没有记其生平，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他们的事迹弄得一清二楚。但他们的身份却很重要，剖析这些身份，有助于彻底搞清懿、僖二宗迎送真身的真相。
武功县百姓社头 《物帐碑》载“武功县百姓社头王宗、张文建、五仲真等一百廿人各自办衣装程粮往来舁真身佛塔”。
所谓社头，是百姓结社的首领。《大宋僧史略》卷下《结社法集》曰：“晋宋间有庐山慧远法师，化行浔阳，高士逸人，辐凑东林，皆愿结香火。时雷次宗炳、张全、刘遗民、周之等，共结白莲社……社之名始于此也。”又曰：“今之结社，共作福田，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澄，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唐代佛教兴盛，信佛百姓为更好地修行而结社。敦煌结社成风(37)。长安城里，有为迎送法门寺佛骨而成立的民间社。居民不分老幼，每十天出一文钱，聚资甚多，名曰迎真身社。武功县的社，与此相似。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地处地扶风、长安之间，迎送法门寺佛骨必经之地，说明武功百姓对佛骨的崇敬。从这些人“自办衣装程粮往来舁真身佛塔”来看，似乎他们又是奉官府征发而来。
来西头高品《志文碑》载迎真身者中有“高品彭延鲁”，虔送真身者中有“东头高品孙克政、齐询敬”、“西头高品彭延鲁”、“监寺使高品张敬全”。《物帐碑》载参与点验并安置诸物及真身者中，有“高品臣孙克政、臣齐询敬”、“西头高品彭延鲁”、“监寺高品张敬全”。
所谓高品，《续事始》曰：“晋用詹事府管掌宫事……高品、内养，或为长信府，或为长秋监”。这是有关高品的最早记载。元和十五年(820年)穆宗敕：“内侍省见管高品官、白身，都四千六百一十八人，除官员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宜每人加及粮半分”(38)。在《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提及此事时，明确指出这一千六百九十六人为高品。足见高品便是内侍省宦官中的官员。其官品较低，究竟几品，史载阙如。宋神宗定内侍商品为正九品。唐宋官制，有某些承袭关系，故估计唐内侍省高品大约也是正九品左右。唐玄宗时宠臣王毛仲瞧不起高品，“中官高品者，毛仲视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则挫辱如已之僮仆(39)。高品官*(左阝右皆)不高，权则不小，“内则参秉戎权，外则监临藩嶽”(40)，事例不胜枚举。
所谓东头高品，是指东内大明宫的高品。西头高品是指西内太极宫的高品。监寺使高品则是指充任监寺使的高品。监寺使亦称监寺。园仁在文宗时说“监寺限在一寺”(41)《志文碑》的“监寺使高品张敬全”，《物帐碑》的“监寺高晶张敬全”，乃是朝廷派遣宦官高品张敬全充任法门寺监寺官。承旨《志文碑》载迎真身者中有“承旨万鲁文”。护送真身者中有“承旨刘继*(左同右阝)”。《物帐碑》载参与点验并安置诸物及真身者中，有“承旨臣刘继*(左同右阝)”。
承旨有四种含义：1.秉承皇帝意志。如“武后方肆戮，胡元礼承旨，欲陷人死刑”(42)。武宗诏扬州监军取解酒令妓女十人进宫，监军请节度使于琮同办此事。于琮说：“监军自承旨，悰不奉诏书，不可擅预椒房事”(43)。2.独承密命的朝重臣的官名。肃宗“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榮，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妓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44)。如穆宗时元稹、文宗时路隋、武宗时白敏中、宣宗时张*(左衤右汤的右边)、懿宗时韦保衡等。3.内官。龙朔二年(662年)，高宗置“承旨五人，正五品”(45)。4.宦官。同国政墓志曰：其“男宣徽(徽之误——引者)承旨朝请将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曰景信”(46)。
万鲁文和刘继*(左同右阝)前面加的承旨，显系官名，而不是秉承天子旨意的承旨之意，不是独承密命的朝廷重臣，不是后宫女官的承旨，而是宦官，或许就是宣徽承旨之类的宦官。
库家 《志文碑》载迎佛骨者中有“库家齐询敬”，虔送真身者中有“东头高品孙克政、齐询敬、库家刘处宏。”可见库家齐询敬是东内大明宫商品，参与了迎送真身全过程。
唐代天子在皇宫设有内库、屯聚钱物，供某享用。玄宗时有大盈、琼林等库，懿宗时有延资库(47)。所谓库家，乃是掌管内库的宦官。开咸五年(840年)，宦官刘遵礼“赐绿，授将仕郎，掖庭局宫教博士”，“充宣徽库家，地密务殷，选清材称，举止有裕，阶资渐登”，后任宣徽南北院等职。其次子重允也担任过宣徽库家(48)。唐代官员六、七品穿绿衣。将仁郎和掖庭局宫教博士均为从九品下阶。宣徽库家与前二者大体相当，即其官品约为从九品上下阶，宣徽使是唐代宗大历末年设置的，由宦官任院使。“总领宫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效祀、朝会、宴餮、供帐之事，应内外进奉，悉枮视其名物”(49)。地位很高，与枢密使、观军容处置使、左右军十二卫权势相埒(50)。
齐询敬作为管理皇家库藏的宦官，之所以参与迎送真身，可能与护送和点验安置金银宝器诸衣物道具等有关。
内养 《志文碑》载参与虔送真身者中有“内养冯全璋”。《物帐碑》载参与点验并安置诸物及真身者中也有“内养冯全璋”，即他参与了迎真身以外的一切佛事活动。
本文论述高品时，从所引史笈已表明内养属内侍省宦官(51)。官品不高，但深受天子信任。唐后期诸帝经常派内养执行诛杀擅权宦官、犯罪朝臣等任务，仅懿宗时有令内养郭全穆赐宰相杨收自尽(52)，“差内养孟公度专往宣州，赐(崔雍)自尽”(53)等。
迎送真身是皇帝重视的重大法事活动，派内养与其事顺理成章。
大德 《志文碑》载虔送真身者中有“大德令真、志柔等”。《物志碑》载参与点验并安置诸物及真身者中，将令真、志柔列入“大师”中。他们是大师级的大德高僧。
《续事始》曰：“《晋书》赏讲经韦堂寺，朝臣及大德沙门4余人观听，于时有大德之日。”《释氏要览》卷上所载有所不同：“《智度论》云：梵语安檀陀，秦言大德。律中多呼佛为大德。《毗奈耶律》云：佛言从今日从小下苾*于长宿长宿处应唤大德。此方比丘若宣补者。《僧史略》云：即唐代宗大历六年四月五日，敕京城僧尼临坛大德各置十人，以为常式。此带临坛而有大德二字，此为始也。”元和年间以后，“京城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号。偈因势时，则得补署，遂以为头衔”(54)大德之号已滥。会昌二年(842年)，武宗“有敕停内 供奉大德，长安(左右)两街各廿员”(55)。次年六月，“每街停止十二员大德，功德使帖巡院，令简择大德，每街七人”(56)。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57)。《志文碑》中明确标明大德者，仅令真志柔二僧，其后有一等字，或许是省略了其余数十辈大德之名。而从《物帐碑》中将令真和志柔列入大师群里，则上述“大德僧数十辈”，或许既指二碑中的大德，也指大师，二者相加，则中笼统称为“大德僧数十辈”了。
右神策军营田兵马使 《物帐碑》载参与迎送真身者中，还有“右神策军营田兵马使孟可周”。
神策军原为边陲之军。《新唐书·兵志》曰：“初，歌舒翰破吐蕃临兆西之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安史之乱”中，神策军参与平叛，肃宗诏其部后号神策军。代宗时，其军寝盛，成事天事禁军，非它军能比，待遇也优于它军。贞元二年(286年)德宗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物帐碑》所载右神策军，即其中一支也。营田兵马使为神策军将领之一。早在大历四年(769年)，大宦官鱼朝恩“请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皆隶神策军。明年，复以兴平、武功、扶风、天兴隶之，朝廷不能遏”(58)。：“京(长安)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59)。法门寺所在的扶风，是神策军镇守屯营之地，皇帝在此举行迎送佛骨大法会，神策军不能不闻不问。孟可周当是奉神策军统师之命参与其事的。
三
咸通十四年三月廿二日懿宗迎真身，派遣的班子是，以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鲁、库家齐询敬和承旨万铬文等宦官，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重谦、云颢和慧晖等高僧组成的，没有文武大臣，标志这一活动的性质是佛事，而不是象传统的祭祀天地山川及列祖列宗等那样的吉礼。当然，它的出发点还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正如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托盘上錾刻的发愿文所示：“优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报，四海无波”。就是说，祝愿大唐天子万寿无疆，国祚绵延万代不绝，“万国衣冠拜冕旒”(60)。天下太平。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僖宗虔送真身，派遣的班子是，以东头高品孙克政、齐询敬、库家刘处宏、承旨刘继*(左同右阝)、西头高品彭延鲁和内养冯全璋等宦官，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清简、云颢、惠晖、可孚、怀敬、从建、文楚、文会，大德令真和志柔等高僧组成的，即对迎真身班子作部分调整：在宦官方面，减少了供奉官李奉建、承旨万鲁文二人，增加了东头高品限孙克政、库家刘处宏、承旨刘继*(左同右阝)、内养冯全璋四人：在高僧方面，减少了大师重谦一人，增加了大师清简、可孚、怀敬、从建、文楚、文会，大德令真、志柔等八人。班子扩大了。而牵头者地位却有所降低，因东头高品孙克政、齐询敬的官品比供奉官李奉建低。作佛事的性质仍旧。
从参与迎送真身的地方官民来讲，迎真身时，只有凤翔节度使派遣的属官观察判官元充和监军使王景珣前来护送。而虔送真身时，规格升高了——凤翔地区最高长官节度使令狐綯亲自出马，与监军使王景珣“充修塔寺”。“凤翔监军使判官韦遂玫、张齐果迎送”(61)。武功县百姓一百女人“往来舁真身佛塔”(62)，此外还有“真身使小判官周重海、刘处权、吕敬权、阎彦晖、张敬章”及、右神策军营田兵马使可周”(63)。已升任凤翔观察留后的元充，则参加了点验并巡置诸物及真身的佛事。可见，虔送真身时动员参与的地方官民比迎真身时人数更多。当然，参与虔送真身的宦官、高僧和地方军民比迎真身时多，与护送金银宝器衣物道具等并真身，还需点验、安置等法事繁重，需要更多的人力办事、监督有关。
虔送真身进，“肩舁陌上，粗备香楚，去岁徒众，万元一来。循路见者，顶别而已。人情寒暑，既已牢落，卅顶莹蹄，亦不复至”(64)。“导从威仪，十无其一，具体而已”，“所在香刹，诏令铲降，近甸百无一、二焉”，虽有京城耆耄士女“争送别，执手相谓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伏首于前，呜咽流涕”(65)，但与迎真身时，从扶风至长安三百里间沿途百姓膜拜顶礼，京城轰动，倾城出现，“宰相以下施财不可胜计，百姓兢为兢图以至失业”(66)的空前盛况相比，不蒂天壤之别。当时懿宗驾崩，正值国丧，吹打、旌旗和仪伏岂能过分火爆，人们对真身的虔信，大概也大不如往昔。
有唐一代近三个世纪盛极一时的迎送法门寺佛骨的佛事，至此落下惟幕。
注 释
①唐代诸帝迎送法门寺佛骨的次数，学术界有六次、七次和八次等说，参见《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人文杂志》1993年增刊、《法门寺与佛教》、《法门寺·序言》和《法门寺》等。
②《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
③《全唐诗》卷八二三。《宋高僧传》卷六《僧彻彻》所载此诗有四字不同：使为解，谁为难，疏为疎，瑜为拏。
④《宋高僧传》卷六《僧彻传》，《旧唐书》卷一七八《李蔚传》。
⑤《宋高僧传》卷六《僧彻传》。
⑥《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
⑦《全唐诗》卷五四一
⑧《北梦琐言》卷六
⑨《唐语林》卷七《补遗》、《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北梦琐言》卷六《田军容檄韦太尉》、《资治通鉴》卷二王六光启二年二月条、《古今图书集成》等五〇五册《神异典·僧部纪事》。
⑩此据《宋高僧传》卷六《僧彻传》。《大正藏》卷五四《大宋僧史略》卷中《左右街僧录》与此记载不同：“中和(黄)巢寇犯阙时，僧录云皓与道门威仪杜光庭执香炉案等，隋驾(僖宗)苍黄穿袜行”。
(12)《大宋僧史略》卷中《左右街僧录》
(13)《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
(14)《大宋僧史略》卷中《僧主副员》。同书同卷《左右街僧录》则云：“至文宗开成中，始立左、右街僧录。”
(15)《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16)(46)《唐代墓志汇编》第2297页
(1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唐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赐僧洪辩悟真等告身及赠悟真诗》
(18)《佛祖统纪》卷四二《法运通塞志》，同书卷王一《历代会要志》记载相同。《太宗僧史略》卷中《左右街僧录》整此事于咸通十于年。
(19)《续事始》。“什罗”当为(鸠摩)罗什之误。《大宋僧史略》卷下《续事始》。《赐师号》则认为“师号谓赐某大师也，远起梁武帝号安约法师”。
(20)《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咸通十二年五月
(21)(22)《大宋僧史略》卷下《赐僧紫衣》
(23)(24)《大宋僧史略》卷下《赐师号》
(25)杨复恭曾祖杨志廉为德宗朝神策军中尉，祖杨钦义为宣宗朝神策军中尉，父杨玄翼为懿宗枢密使，督杨玄价为河阳监军，叔玄寔为僖宗朝右军中尉。参见《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恭传》
(26)《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
(27)(31)(50)《唐语林》卷八《补遗》
(28)《梦溪笔谈》卷一《故事》曰：“东西头供奉官，本唐从官之名，身永徽以后，入主多居大明宫，别置从官，谓这东头供奉官。西内具员不废，则谓之两头供奉官。”
(29)《金石萃编》卷一〇六《李辅光碑》
(30)《旧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供奉八人，正七品。”
(32)《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33)《八琼石金石补正》卷四七《陈荣尊胜幢记》
(34)《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35)《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会昌四年八月条云“每军各有宦者为监(军)使”。
(36)《文苑英华》卷四一八
(37)参阅宁可郝春文《敦煌社色文书辑校》，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五)社邑文书。敦煌的社，除共同礼佛外，还有互助性质的社
(38)《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
(39)《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
(40)《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
(41)《续事始》认为承旨这设不始于肃宗，而始于宪宗。曰：“(唐)元和中，以(斡林)院长一人，别敕承旨学上，承旨自此始。”
(42)(43)(66)《唐语林》卷三《方正》
(4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45)《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
(47)《唐语林》卷三《赏誉》，《太平广记》卷二三七《同昌公主》
(48)《刘遵礼墓志》载《金石萃编》卷一一七
(49)《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十二》
(51)参阅《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部序》又如，宣宗时，刘全礼“内侍省内府局丞充内养”(《唐代墓志汇编》第2331页
(52)《全唐文》卷八四《赐杨收自尽敕》
(53)《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
(54)《因话录》卷四《角部》
(55)《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56)《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57)此据《说郛》卷六《杜阳杂编》而《唐代丛书》所载《杜阳杂编》卷下却曰：“(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百人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
(58)(59)《新唐书》卷五〇《兵志》
(60)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61)(62)(63)《物帐碑》
(64)《唐阙史》卷下
(65)《杜阳杂编》卷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