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因其历史悠久和藏有“佛指舍利”而闻名遐迩，“法门寺塔”则是这座千年古刹的地望和象征。法门寺的珍宝因有“塔”而得以完整保存，又因“塔”之崩溃而重见天日。因此，研究法门寺的历史，“古塔”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关于法门寺唐代木塔的创建历史以及明代砖塔的修建始末，已有不少专家学者专题研究并著文阐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读之受益非浅。但是，这些文章虽然旁征博引，陈述备祥，但多是就其“塔”而论其“塔”，而将其置于明代社会大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则略显不足。本文拟从明代的“崇佛”风尚及建“塔”高潮等背景来阐述法门寺明代砖塔的修建、特征以及后来崩毁的原因，以管窥之见，求教于方家。

    一、法门寺明代砖塔修建的时代条件

    “宗教”是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结合体，理解和研究一个时代的宗教，必需从其社会背景入手。在研究法门寺塔的著述中，大多数文章均将明代法门寺塔的重建与唐代木塔的倒塌简单联系，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或个别现象加以论述，因此认为其“规模宏大”、“实属罕见”。其实，明代法门寺塔的修建，固然有唐代所修木塔于明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崩毁的直接原因，但同时也和明代“崇佛”甚至“佞佛”的时代条件密不可分，应是明代佛塔建造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代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封建专制制度的渐趋衰落与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使这个封建社会的后期王朝虽矛盾重重，又沿着其轨迹惯性发展着。这个时期的佛教，也和其社会一样，在历经了唐宋时期的高度发展以后，无论从教义理论还是组织实践上，均没有大的发展，但是，在其表面上“走下坡路”的同时，实际上在皇族的支持下，却沿着进一步本土化和“三教圆融”的方向继续发展着。

    明代的皇帝基本上都是崇佛的。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幼时家贫，曾入皇觉寺为僧，后参加红巾军起义，建立了明王朝。他在位期间，对佛教采取了整治和利用相结合的政策，使佛教成为明王朝加强统治的有力工具。明成祖朱棣(公元1360-1424年)，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后在和尚的支持下夺得帝位，因而，对佛教宠爱有加。他废除了太祖时对僧侣的诸多限制和约束，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仅北京一地，就“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对于扶持有功的僧人道衍，先授其“僧录司左善世”，后又拜“赞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赠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言与语，呼少师而不名”。①他还亲自为《法华经》御制序文，下诏礼部“行脚僧道，持斋受戒。恁他结坛讲法，有人阻挡，发口外为民”。遂之，永乐年间寺僧数额俱增。如果说明太祖、成祖时的崇佛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那么，其后的几位皇帝。虽然也从形式上沿着“崇佛”之道继续推进，而在实质上已失其本意，由“崇佛”而“佞佛”，以至造成了“僧伲蠹国”的局面。明英宗朱祁镇时，宠臣王振“建智化寺”，“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宏丽冠京都”。英宗还赐其号“天下第一丛林”。土木堡之变八年后，英宗复位，两个月内竟先后给八十余座寺院敕赐寺额。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僧人数千受封，僧侣俱增，京师一地：“游僧数万”。明武宗朱厚照最为“佞佛”，曾于一日内“度僧道四万人”。明神宗朱翊钧的母亲自号“九莲菩萨”，于“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②“楚王好细腰，城中尽饿死”，正是在这种来自上层的“崇佛”甚至“佞佛”的社会风尚推导之下，在寺院广建的过程中，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建造佛塔的高潮出现了(前两次分别出现在唐代和宋代)③。仅陕西渭水北原上，在距法门寺一、二百里的范围内，保存至今的明代佛塔就有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的泾阳“崇文宝塔”，④建于万历二十二年的三原“中王堡木塔”⑤，建于明万历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的咸阳“千佛铁塔”。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塔的建造年代与法门寺明代砖塔的建造年代十分接近或重合，均为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因此，可以说法门寺明塔的修建，既有自身的因素(前塔倒塌)，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因素。在上述古塔中，“崇文宝塔”的高度为79米，⑦而法门寺塔仅为46米，⑧其“工程浩大”也绝非“实属罕见”⑨。

    二、法门寺明代砖塔的时代特征和建筑上的缺憾

    明代所建佛塔，无论是外部装饰还是内部结构，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外观上，明代佛塔继承了宋代以八边形为主的建造风格，这较之唐代盛行的四方形塔有了更高的稳定性。塔面之装饰既不同于唐塔的简洁、古朴，也不同于宋塔的华丽、复杂。法门寺明塔，在各层的佛龛四周，已没有象宋塔那样复杂的棂窗、凭栏等装饰，只是在塔之第一层“檐下饰以砖刻垂爪柱、帐幔和斗拱、二龙戏珠、双凤朝阳、赤虎豹兽等图案”⑩“纹饰细腻华丽”，(11)这种局部细雕的建筑风格在“崇文宝塔”、“延安宝塔”上均有体现，与同期古塔比较，法门寺塔之精细，堪称上乘之作。此外，法门寺明塔八层以上的塔面，仅以青砖迭涩出檐，取消了斗拱等装饰，以及一层塔面上装饰的“八卦图案”等都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在内部结构及建造手法上，明代砖塔普通采用白灰作胶泥，青砖烧制规整、细密。特别是在塔的内部结构上，普通采用“壁内折上塔室式”，即以砖石等材料，将壁、塔梯、楼层综为一体，塔梯夹在塔壁之中盘旋而上，使塔的横向拉力增强，有效地防止了塔身的裂缝，作为一个时代古塔建筑的显著特征，泾阳的“崇文宝塔”、延安宝塔等明塔均采用了这种科学的建造方法。即便是以铁铸造的咸阳“千佛铁塔”，其内部结构亦是如此。令人遗憾的是，外观秀丽的法门寺塔，却在建造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砖与砖的连接上，法门寺塔除了外白层以石灰胶泥沾接外，内层却以烂砖石、黄土胶泥填充。(12)使得该塔与同期古塔建筑相经，坚固性大打折扣。在塔体结构上，法门寺塔既“不设楼梯，不供登览”(13)又非实心建筑，而是“单壁中空”(14)，这种在宋代即开始逐渐淘汰的厚壁中空式”建筑方法，成为法门寺塔后边来崩裂的隐患之一。

    法门寺明塔，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七月初八日始建，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建成，历时三年，这在古塔修建史上确属罕见。但将其放置于明代后期社会大背景之中，宏观地分析其原因，这又是一个没落腐败社会的缩影。

    法门寺明塔修建之初，完全靠民间募资。为了募集财物，在西蜀居士者，以虔诚之心，将铁链锁在自己的肩筋上，拖着它沿途行乞、募捐。里民扬禹臣、党万良等人也积极参主其事(15)，但建塔所用之物仍然捉襟见肘，“法门寺砖塔，头层已满，缺少二层砖灰，各自十方居士，各舍其财，共成圣事，谨告”；“四月初八日佛会，塔上使砖，缺少米面、砖灰、告自十方善男信女囗(疑为‘赶’字，笔者注)会进香，遂心各代布施，多忧劝缘，共成圣事……”(16)，这些置于塔内的砖刻铭记，无不倾诉着民间建塔之艰难。区区一层塔身竟然修了长达十年(17)，这不光与同期皇家建寺“动费钜万”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和同期的咸阳“千佛铁塔”相比亦令人叹息。“千佛铁塔”以生铁铸其塔体，又以砖石构其塔室、塔梯，整塔耗资当不低于法门寺塔之第一层，然而，在“南书房行走太监杜茂”捐资下，仅用了两年便完工了。(18)杜茂乃名不见经传的区区宦官，竟有如此实力，“官肥民瘦”，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现实不言而喻。

    法门寺明塔修建的过程中，正逢陕西连年灾荒。从明穆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至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陕西西部旱灾多达十四次，(19)“陕西大旱、饥民相食”、“岁大饥，人相食”(20)屡见史册。值得注意的是，灾荒连年的时候，也正是陕西诸多明塔的修建高潮时期。人们于艰难困苦之中，渴望得到神灵的佑护与赐福，而向神灵显示虔诚之心又因财力匮乏而举步唯艰。宗教尤如“鸦片”，虽能在特定条件下，起短期的“镇静”作用，于长期而言，却只能是挖肉补疮。神灵无法保佑饱受灾难的百姓，也无法挽救一个腐败的王朝，几十年后，正是被饥饿逼到死亡线上的陕西农民揭杆而起，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朱明王朝。前车之鉴，当永记之。

    三、法门寺明代砖塔崩塌的原因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离不开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法门寺塔的崩毁也是如此。如前文所述，法门寺塔在结构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财力之不济，在建筑材料上不能择优而用，只能在塔的外表使用新砖和白灰胶泥连接，内壁及塔体却用废石、烂砖黄土胶泥填充，使其坚固度大打折扣、旷日持久的修塔过程也使其整体性遭到破坏、因材料不足而建的“厚壁空心式”，缺乏横向拉力，极易造成崩裂。

    法门寺明代砖塔是在唐代木塔的地宫和基础上修建的。其地基“最深为2.90米，最浅为1.10米，”“塔基的正南弧槽横跨地宫的隧道部分，底槽与隧道外顶有数厘米厚的唐代基土未被挖动”(21)这显然是为保护唐代地宫不受损伤而采取的迁就措施。地基的深度不一，极易造成塔体受力的不均衡和裂缝。这构成了该塔崩溃的又一内因。

    法门寺明代砖塔自建成后，陕西曾多次地震，较大的地震有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眉县、周至地震“椅索皆动，层舍咋咋有声”。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八日地震，“地大震、佛像掉落”。民国九年(1920年)十一月初七地震，更使法门寺塔上的裂缝明显加大。(22)这些自然灾害使本来存在着建筑隐患的法门寺砖塔雪上加霜。

    在砖塔建成的三百余年中，有据可查的大规模维修，便是民国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39—1940)由著名慈善家朱子桥倡导的整修工程。时值抗战时期，“四方多故，道梗而难行，工疲于役，商困于市，劫火燎原”，物力亦不足(23)。因此，只采用了修修补补的方法，“换掉塔上剥落的砖块，用白灰糊去塔身的裂缝和砖缝”(24)无力从根本上修复宝塔。法门寺明塔建于灾害连年、民不聊生的明代后期，大修于战乱不已，民族危难的抗战阶段，既先天之不足，又后天之不济，空有其表，外强而中干。

    70年代初，笔者曾路过法门寺，目睹古塔已有明显倾斜之势。令人担忧的是，塔之西南不远，有一污水池，常年的污水侵蚀，无疑会加剧塔基的不均衡下沉，对古塔的崩塌，起了落井下石的作用。防微杜渐，当为文物保护之警钟。

    行文至此，仍有一事觉得不吐不快，这就是关于法门寺砖塔的高度问题。笔者曾留心各类书刊中关于法门寺塔的高度，相差甚远。不同的说法有：“八棱十三层，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高47米”；“修砖塔共十三级，高一百三十八尺(合46米)”(24)；“塔为八角形，十三层，楼阁式，高约45米”(25)；“现塔高84米，13层，雕檐刻拱”(26)；“为十三级八角楼阁式砖塔，高45米。1981年8月西半壁崩塌，现修复重建之塔，高84米”(27)。在上述高度中，45、46、47米比较接近，可视为推算或测量手段落后所致，但84米就相差太远了(这个高度已和全国公认的现存最高古塔河北定县“料敌塔”等高。(28)。此高度的始作俑者，当属《陕西名胜古迹》一书，后《中国古塔》又望文生义，编造出个新修塔高84米的神话。一座古塔，巍然存在，其高度之差竟有如此之大，望有关部门正之。

    注  释

    ①《明史·姚广孝传》

    ②以上参看《中国全史·中国明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参看《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600-602页。

    ④⑤⑦(26)《陕西名胜古迹》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编1981年版

    ⑥(18)《文博》1987年第6期

    ⑧⑩(13)(15)(19)(21)(24)《法门寺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⑨(11)(12)(16)(17)(18)(20)(22)《文博》93年第1期81-86页

    (14)《陕西省古建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19)《户县志》

    (23)见《文博》93年第1期81页：《陕西名胜词典》85年版247页

    (25)《陕西古建筑》陕西人民出版社92年版17页

    (27)《中国古塔》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50页。

    (28)《中国名塔》辽宁师大出版社，96年版73页。